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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拉登們

拉登的堂弟與我在酒吧里又喝又跳，喝到半酣，他對我說：“奧薩馬就是看不慣這樣的生活，巴不得我們都過跟他一樣的日子。我偏要喝酒、跳舞、聽流行樂、看電影、下棋。這等於告訴他‘我不怕你’，我們不是軍人，這樣的方式就是我們最好的反恐辦法——你記住，我們普通人最好的反恐辦法，就是照常過我們想過的生活”。

近日，中國實德集團曾經和本·拉登家族合作的消息，在國內引發了不小的轟動。

作為一名“老非洲”，我曾在非洲許多國家工作生活過，並且從事過不同的行業，先後接觸過多個本·拉登家族的成員。說實話，一開始接觸時，心里還是有些惴惴不安的，但很快便發現其實並沒有什麽可怕的。實際上，本·拉登家族枝繁葉茂，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財團之一，搞恐怖活動的奧薩馬·本·拉登是這個家族里的另類。

做倒爺的拉登

我曾譏笑他“連水泥的小便宜都想占還自稱大老板”。他正色道，本·拉登家族就是因為不會輕易放棄任何一個碰上的小機會，才能發大財的。

第一次和“拉登”接觸是在北非國家阿爾及利亞，大約是2002-2003年的事。

當時，我以首席翻譯兼秘書的身份為浙江某大型民營建築集團駐當地辦事處工作，該辦事處正負責兩個當地大型住房營建項目，每天都需要大量水泥。那時，阿爾及利亞的經濟模式酷似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是所謂雙軌制，水泥供應分“計劃內”和“計劃外”。前者的價錢只有後者1/6、甚至1/10，但要憑批文自己去位於阿爾及爾市郊的水泥廠大門口提貨，後者則要到黑市上去買，甚至靠進口。

阿爾及利亞剛剛經歷了反恐內戰，街上不時有軍警和裝甲車，我們的工地有武裝憲兵保護。即便如此，其中一個工地還是遭到恐怖武裝夜襲，當地一家“釘子戶”因男主人是警察而慘遭滅門。全家十多口僅幸存兩人——男主人執勤未歸，一個小孩子因躲到床下未被發現幸免。戰後的阿爾及利亞正處在百廢待興的建設熱潮期，同時動工的大型項目實在太多，“計劃內”水泥一時間處於“有計劃、無水泥”的尷尬階段，我們的工地也不例外。盡管住房部的水泥批文印章齊全，並且是每天都可按定量領取的循環批文，但去水泥廠十次倒會有六七次撲空。不是不賣，是真的沒貨。

就是在這種尷尬中，“阿爾及爾·拉登”與我在水泥廠提貨處門口撞上。

這位“拉登”自稱是奧薩馬·本·拉登的兄弟。熟悉他的人說，他倆其實不過是堂兄弟，而且阿拉伯人家族規模大得出奇，可以稱作兄弟的親戚，怕是沒有幾千也有幾百。不過，他說自己有一段時間常和本·拉登見面。這或許不假，他保存著和拉登的合影。合影里的拉登很年輕，雖也有大胡子，額頭上卻幾乎沒有皺紋。

說“撞”，是因為他那天本來是去水泥廠辦別的事，因為瞥見我們那張循環批文才有興趣屈尊過來搭訕的。順便說一下，那家水泥廠差不多是阿爾及利亞唯一一家大型水泥廠，在中國平淡無奇的夕陽產業，在彼時的阿爾及利亞，卻是不折不扣的“戰略企業”，地位相當高。

他提了一個對我們頗有吸引力的合作建議：我們把循環批文轉讓給他，他負責按天如數供應我們水泥，而且每噸額外再給回扣。對這樣的交易條件，我們公司的總代表將信將疑，但“計劃外”水泥又實在用不起，只能先試試看了。為保險起見，批文仍舊放在我們這里，但拉登需要時打一個電話必須隨叫隨到，至於回扣，則被我方照“計劃內”價格又折成了水泥。

由於語言的優勢，這個隨叫隨到的差事大多由我擔任。那時我還不會開車，拉登等得不耐煩了，就會開著他那輛特別改裝過的“高爾夫”跑過來接我，一來二去很快就混熟了。

這位拉登自吹是做大買賣的。這點看來並不假，他曾帶我驅車開過阿爾及爾海濱大街上空神秘的高架橋，這些俗稱“將軍橋”的高架橋一頭連著碼頭，另一頭通向某些軍事禁區，據說是方便軍方高層走私用的特殊通道，閑人免入，外國人更免談。他和我其實都是外國人，卻能開著私家車在這樣的通道上一路暢通無阻。那里是欣賞阿爾及爾海景最理想的角度。

我曾譏笑他“連水泥的小便宜都想占還自稱大老板”。他正色道，本·拉登家族就是因為不會輕易放棄任何一個碰上的小機會，才能發大財的，“何況你們這筆生意也並不算很小”。他還反問：“你們中國不是有一句跟泰山有關的諺語，是說這個道理的。我聽了記不住，你難道也記不住麽？”他自稱在迪拜聽某個中國人對他說的，大約是“泰山不捐霄壤所以成其高”吧？

我們這筆生意為何不算小？照他的說法，他有辦法從“將軍通道”搞到數量充足、價錢只比“計劃價”高一點點的“計劃外水泥”。但按照他和軍方的君子協定，這些水泥他們是不能直接拿出去賣的，“否則就會倒黴”，於是他寧可倒貼一點，把這些“問題水泥”和我們的批文交換，接下來他就能堂而皇之地把“批文水泥”拿去市場上賣高價了。對他而言，批文上每天的限額不過是一根橡皮筋，除了總數和單價，其它一切都是有彈性的。照他的說法，中國公司當時拿下許多阿爾及利亞部委的大型工程，手中捏著的循環批文最多，最需要水泥，卻又最沒把握按時拿到。他從我們這些中國人手里賺到不少，當然“主要是救了你們的急”。

不管主觀如何，這位拉登客觀上的確救了我們兩個大工地的急，整個工程期間每天定量的水泥從沒斷檔過，這在當地簡直是一個奇跡。

大多數拉登是反恐的

“你聽著，沒有哪個做買賣的喜歡恐怖主義，奧薩馬是個瘋子，”他卻一點不覺得這個玩笑很好笑：“其實我們兄弟大多都是贊同反恐的”。

混得很熟以後，拉登常和我聊法國老歌、老電影，甚至他的艷遇（他的妻子是法國人）。這和我腦海中的本·拉登標準像著實相差得太遠。此外，相處一年多，我從沒見他穿過阿拉伯長袍，要麽西服革履，要麽一身休閑裝。

他告訴我：“你以後如果有機會看到更多‘拉登’就會發現，大多數‘拉登’都是像我這樣的世俗派——喝酒、聽音樂，有的還娶西方女人，有些人一輩子沒回過吉達（拉登家族的故鄉）”。他還說，奧薩馬年輕時也抽煙喝酒，後來才戒掉的，也不知是真是假。

至於長袍，他卻表示，其實是很愛穿的，理由是不熱、透氣且可以防曬，很適合當地天氣。在家他幾乎都穿長袍，出門不穿是因為每天都要和政府機關（尤其將軍們）打交道，怕招惹嫌疑。畢竟，當時的安全形勢緊張，反恐十分堅決的阿爾及利亞軍方對長袍有些不感冒。

2012年冬天，阿爾及爾下了一場大雪。這在當地是難得一遇的景象，我們正在住處門口踩雪玩，他突然開著“高爾夫”飛馳而來，一把將我拖上車：“這里有什麽好看，阿特拉斯山和撒哈拉沙漠的雪景才壯觀呢。”

的確，阿特拉斯山的雪景十分迷人，撒哈拉沙漠被皚皚白雪覆蓋的景象更令我嘆為觀止。我們一來一回，足足用了一整天時間，這是我和他單獨相處最長的一次。在途中，他談到當初如何與阿爾及利亞結緣。

“我父親當年常帶我來阿特拉斯山的高幹溫泉度假村度假，從那時起我就喜歡上了這里。”他還指指點點，告訴我某個鐵軌延伸的遠方，就是那座被他形容得天堂一般的溫泉度假村。

然而，彼時那里在我眼中，卻不過是一片殘垣斷壁。對此他長嘆道，內戰一爆發，度假村就荒廢了，“都是恐怖主義惹的禍”。歸途路過一座大型軍營，他說是阿爾及利亞最精銳的第一師駐地，離大門很近的那座獨立的屋子是師部。本來師部不應該放大門口的，因恐怖武裝氣焰太囂張，師長一怒之下就把師部搬到最前沿，表示決一死戰，“其實這位師長以前沒那麽勇敢，都是給逼到這樣的”。

“反恐？你們拉登家也希望反恐麽？”我半開玩笑道。

“你聽著，沒有哪個做買賣的喜歡恐怖主義，奧薩馬是個瘋子，”他卻一點不覺得這個玩笑很好笑：“其實我們兄弟大多都是贊同反恐的。”

這種反恐論調此後他又念叨過多次。齋月中某一天，剛剛經歷過一整天水米不進和數小時馬拉松談判的我情緒有些不高，傍晚見到他，又聽他這般絮叨，就忍不住搶白：“反恐？你怎麽反，倒騰水泥反恐麽？”

他默不作聲，午夜時分又開車過來，他知道我習慣夜間工作：“跟我喝酒去。”

在公開場合，阿爾及利亞是禁酒的，除了個別隱蔽得很深的酒類專賣店和少數涉外餐館，大多數超市、商店和普通餐館是沒有酒賣的，但酒吧一條街例外。那里不但有酒，而且入夜後很多酒吧都把生意做到露天，還有樂隊和歌手助興。

拉登顯然是這里的常客，他又喝又跳，無所禁忌。喝到半酣，他才道：“奧薩馬就是看不慣這樣的生活，巴不得我們都過跟他一樣的日子。我偏要喝酒、跳舞、聽流行樂、看電影、下棋。這等於告訴他‘我不怕你’，我們不是軍人，這樣的方式就是我們最好的反恐辦法——你記住，我們普通人最好的反恐辦法，就是照常過我們想過的生活”。

我很欣賞他這番話，並且一直銘記至今。

交往久了，他也坦言，在龐大的拉登家族里，自己只是個小兄弟，做的不過是小買賣。他還預言，我今後在別的非洲國家也會遇到其他本·拉登家族的兄弟。後來，在貝寧、多哥、馬里和布基納法索，我果然都遇到了本·拉登家族投資的企業，有些還有過合作。

宰羊節過後不久，另一家和“拉登”合作的中國企業——來自西南省份的某國企被不知什麽人參了一本，讓國內主管部門“修理”了一番。我們雖是民營企業，總公司也不免擔心因小失大，加上項目進展已度過水泥用量最大的階段，便順勢和拉登好合好散，互道珍重了。不久，我因故提前中斷合同回國，他聞訊後趕來送別，送我5盒袖珍版阿拉伯文《可蘭經》，還有一套非常精美的女性飾物，說是送我太太的。這套飾物我太太非常喜歡，卻從未公開戴過，因為她一直找不到一套適合搭配的衣服。

直到2007年移民加拿大之前，我和他都保持著聯系。大約2004年的樣子他突然被當成走私犯抓了起來，但沒過幾天又沒事人般被放了，照樣做他的“大買賣”（以及倒騰水泥這類不算太大的買賣）。回國開會時聽熟悉他的朋友說，他被抓是因為和他關系非同尋常的某個阿爾及利亞將軍倒臺了。他那麽快被放出來而且毫發無損，究竟是何原因，就著實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