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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MFI首席经济学家江勋、首席战略学家柯挺、研究员金淳筠、研究员李想，来自公众号MFI金融研究 这是一个特殊的节日，端午节、父亲节、夏至日前后相续，我们来谈一下比资本市场更重要的事情。 是的，万历以降，华夏文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熊市。王阳明之后，我们的灵魂世界存在一个巨大的跳空缺口。 有清一代，朴学浩繁，亦是结案陈词。清末明初静安先生一代，则斜阳一抹了。此后的百年沉浮，无非是从“托古改制”到“托梦改制”。这是一个精神弑父的过程。1978年是一个历史拐点，神权政治走向世俗，经济形式上拥抱西化，实则国家制度不断复古。 无论是产权制度（两册制与公共产权租赁制）、财政制度（一条鞭法与分税制）、文官制度（二元制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都有大量明代中后期的影子。及至今日，不断膨胀的利益集团同样考验着帝国的控制力。今天，中国的领导人正努力向这个千古的治理难题发起冲击。 不同在于，我们的方向更像是从清代向明代穿越，我们的航船是恢弘时光中的逆回行驶。我们提中华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也是这个含义。 不过，前提在于，我们的灵魂世界是否能修复这一跳空缺口？ 中国人的生活长期的被一组矛盾撕裂：精神虚脱与物质膨胀、精神爱国与物质叛国。以至于，改革开放30年所创造的伟大历史，我们竟并不能确定这是否是
一种文明？如果是，我们又该定义成什么文明？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如果世俗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不能发育出适宜于这一文明的意识形态和治理结构，
那么，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文艺复兴？ 远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当代乃至后当代，文明，而对整体来说，只是太阳能非线性积累之下，人类社会演化出的不同稳态控制结构，而对个体来说，是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创造性。因此，文明就是两种不同话语的冲突构成的，这个世界也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的文明。 如果统一到资本积累的框架，中国文明属于东方合伙制文明，而西方则是公司制文明。中国历代是一个庞大的合伙制国家，合伙制与宗法制是一体两面，适合
于中国多元杂居大一统的地理生态。但合伙制的弊病在于流动性差，退出机制匮乏，从而一轮又一轮被“既得利益集团膨胀——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这组矛盾攻破，
重建，再攻破，再重建，最后西方公司制文明的强大组织能力彻底瓦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崩溃不是产出能力的崩溃，而是组织能力的崩溃，明清的覆亡清晰的说明了
这一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显然创造了人类的奇迹，我们显然也拥有了极其繁荣的现代公司。然而，在相当多领域，比如作为市场经济起源的农村、作为市场经济奠
基者的乡镇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导者的国有企业，现代公司只是一张皮。这些组织并非有限责任，所有权与经营权并未分离，其资产流动性亦很低，而实质上更接
近于合伙制。在温州、在潮汕、在福建、在央企、在诸多红顶资本，我们都看到中国传统宗族的顽强复兴。 这就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狂飙突进，同时也是中国宗法制重生的过程。这是一明一暗并行的两条线。换句话说，中国重建和崛起的历程，同时也是中国贵族重建和崛起的历程。可以说，我们正处于共和国第一代古典贵族的成长期。当然，贵族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 因此，中国当下改革的难关正在于，如何面对共和国第一代贵族。是毁灭之，还是改造之。 在传统中国的合伙制治理中，一般都只能通过残酷的政治清洗，来强行出清。从务实而非民粹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则更需要后者。原因是，在长波衰退背景下的残酷的民族竞争中，既需要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又需要创造性来获得系统稳定的可持续性。 在上一轮长波衰退中（6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就使用了政治出清的办法，代价是治理系统接近崩溃。而现在的条件已经不允许新中国出现第二次底线博弈，因为我们已经是全球开放经济中的第二大经济体。 因此，中国不但需要承认利益集团，也需要控制利益集团来帮助中国实现科技和人文的创新，国家和社会的迭代，财富和地位的代际转移。这是一项异常艰苦的工程，成王败寇。 合伙制本身就是混合所有制，因此混改在原理上是说不通的。更接近其归宿的词语是“赎买”。按照最小阻力原则，我们顺理成章的走向了资本市场的复兴。 理论上，我们既需要主板市场的资产赎买来稳定贵族（即我们说的XPO），又需要创业板的的泡沫来消耗贵族。这就是主板和创业板必须协同前行，而不可能某一个单兵突进的原因。我们把它形容为“肉体”和“灵魂”之关系。 然而，资本市场是一道捷径，也会是一场羊入虎口的危险游戏。 改革派所能支付的成本，远远不足以填补利益集团的要价及汹涌套利盘的胃口。“肉体”迅速膨胀到我们能闻到一些改革的焦臭。相反，通过“克强不可能三
角”的作用机制，股票绑架钞票和经济的一面日益狰狞，那便是“存款逆流”与“消费抑制”。陡峭的利率曲线也告诉我们，暴露于美联储加息通道中的中国股市过
早的泡沫化，提升了中国的金融风险。 一个负责任和聪明的政府是应当意识到这些并进行主动控制的，有很多备选方案，紧缩货币，监管硬化，供给扩大。不惜再牺牲一些经济增速。钞票、股票和GDP同步调整，这便是尾部风险的来源。 股市中期调整，等价于这一问题：资本市场还是不是贵族改革计划的最小阻力项？没有哪个国家通过资本市场去改革并取得成功，但是不撞南墙无人回头。 那么，为了让资本市场的计划不至于失控，改革者将意识到，须先实施另一项计划，即彻底控制金融系统。金融重组（混改与反腐）就是本轮改革的锦州。显然，资本市场这个最小阻力项上面不远就是一个强大的阻力项。 金融这个选项之后，将进入另一个更强阻力的选项：实施财产税改革。同样，要彻底实施财税改革，改革者将需先实施另一项更困难的计划，即我们需要对资产进行确权。 然而我们将面临另一道千古难题：如果绝大部分资产都被统治者自己有持有（D产），那么统治者如何向自己征收财产税？ 很显然，我们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必将实施保守性的混改方案，在实质性赎买、回收及进一步做大国有资产的时候，甚至辅以严刑峻法，这当然严重削弱了贵族集团的资产和控制力，其负面作用则是削弱了未来财产税的税基。 在此过程中，我们还见到了官僚系统及国有企业的消极怠工，这实际上已经是动员能力显著下降的症候。 要找到与贵族集团和谐相处的方式，也许还不是时候。 这种方式，也许需要我们对庚深蒂固的合伙制文明进行一定的公司化改造，才能得到。所幸我们正进入一个互联网时代，作为利润核算单位的宗族，可能会逐渐被生产集团所取代。这为一个古老帝国提供了扁平化治理的可能，而贵族集团将有可能参与到区域或领域自治之中。 因此，除了资本市场的复兴，我们还迫切的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我们认为，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人文还是神教，民主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那里，已经一网打尽。我们迫切的需要从传统文明中发
掘出它的现代性，发掘出士大夫精神，发掘出共和国第一代贵族真正的贵族精神。我们迫切的需要在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育出有说服力的中国文明。 这是今天我们纪念屈原的意义，屈原是中国人精神意义上永远的父亲。无论他是否是一个弯男，我们都需要正视灵魂甚至那个巨大的跳空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