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內學界和業界對於我國經濟改革中面臨的問題存在三大誤區——有質量的增長意味著放慢經濟增速、把投資等同於產能過剩以及認為既然政府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低，政府就不應該做投資。”5月14日，林毅夫在參加由複旦大學經濟學院舉辦的“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轉型和升級”論壇時說道。

林毅夫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性，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誤區一：有質量的增長=放慢經濟增速

但不容忽視的是，伴隨著經濟的增長出現很多問題，例如環境壓力增大，霧霾問題突出。林毅夫指出，目前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認識，大家認為霧霾這麽嚴重，都是因為我國經濟增長太快，因為過去增長不講求質量，用高速度犧牲了增長的質量，所以現在要有質量的增長，把增長速度降下來。

對於這一說法，林毅夫認為，環境壓力的增加跟經濟的發展確實相關，但是跟增長速度本身可能並不直接相關。

舉例而言，一個最好的對比是中國與印度。1979年，中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按當時計價為182美元，印度是227美元，比中國高出25%。而2014年時，根據IMF提供的數據，中國的人均GDP是7572美元，印度是1628美元，不足中國的四分之一。

“過去這36年，中國平均每年經濟增速為9.7%，印度每年的增長是5.7%，明顯比我們慢，但並沒有看到他們經濟發展的質量比我們好。從各種指標來看，印度的霧霾比中國還嚴重，所以說中國的霧霾與高經濟增速並無必然聯系。”林毅夫說道。

通常，一個國家發展要經歷三個階段，即低收入階段、中等收入階段以及高收入階段。林毅夫認為，正是由於我國目前處於第二階段，產業結構以制造業為主導致了環境壓力的增加。

當國家處於中等收入階段時，例如德國、英國、美國等都曾經面臨嚴重的環境問題，因為制造業階段生產特性是能源使用密度高，而且排放的密度高，只有盡快進入高收入階段，產業結構變成以服務業為主，才能更好的改善環境。

“不可能說我只要每天都有APEC藍，其他都不要。如果降低目前經濟增長速度，結果只會使我們在制造業階段停留的時間更長。我們應該在可以發展的前提之下，盡量快速的發展。”林毅夫說道。

誤區二：投資=產能過剩

“很多人把我國目前的產能過程歸結為發展模式錯誤，指出我們過去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導致產能過剩，所以現在要轉變為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我認為這個轉變要適時而為。我並不反對消費的重要性，但是以消費拉動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林毅夫說道：“如果收入水平沒有持續提高卻一味鼓勵消費，只會減少儲蓄增加借貸，發達國家之所以出現金融危機，就是因為消費過度造成的。“

因此，林毅夫認為，要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增長，而只有通過投資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才能使勞動生產力水平得到提高，進而增加收入、刺激消費。但他同時強調，只有有效的投資，才能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如果繼續投資於過剩產業，毫無疑問會導致產能過剩。“如果是投資於產業升級、完善基礎設施、環境治理等方面，這樣的投資怎麽會過剩呢?“

誤區三：政府不應該做投資因為投資回報率低

目前部分學者提出一個觀點，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政府不應該用積極的財政對策，應該讓市場自己調節。並且指出，2008年以後政府投資基礎設施的回報率一般都比產業投資回報率低，所以得出一個結論，既然政府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低，政府就不應該做投資。

對於這一觀點，林毅夫認為存在明顯的問題。基礎設施投資與一般的產業投資在投資回報周期、折舊率方面都不同;此外，基礎設施的投資有很多是外部性、社會性的收益，這不是產業投資中可以直接得到的收益。“民營經濟可能因為基礎設施回報率低，不願投資，如果這時候政府也不投資，只會讓基礎設施建設出現瓶頸，影響經濟發展。”

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其實是政府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的好時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4年10月份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表示，經濟下行的時候，政府可以用財政來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短期內可以啟動需求，創造穩定就業;長期來看，可以給經濟增長創造更好的環境，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我發現國內學界還有不少人認為政府的投資回報低，所以不應該政府來做。我認為這是誤區。我們仍然有很好的經濟增長潛力和投資的機會。”林毅夫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