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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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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的去世，使他本人和與他密不可分的“新加坡模式”再度成為中國民眾熱議的話題。值得註意的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的官方微博3月24日發表評論說：“李光耀去世，中國是否學習新加坡模式再次成為熱點……實踐證明，通向成功的路不止一條，這世界上沒有一套就靈的模式，中國需要的是‘中國模式’。”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的去世，使他本人和與他密不可分的“新加坡模式”再度成為中國民眾熱議的話題。值得註意的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的官方微博3月24日發表評論說：“李光耀去世，中國是否學習新加坡模式再次成為熱點……實踐證明，通向成功的路不止一條，這世界上沒有一套就靈的模式，中國需要的是‘中國模式’。”

與此同時，自李光耀去世後這幾天，無論社交媒體還是傳統媒體，中國輿論出現了不少緬懷的情緒，這其中潛在而不可言說的主要因素，就因為他真實、有根可尋的華人血統。

李光耀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他的那套“新加坡模式”究竟是怎麽回事，由他一手開創的新加坡對華政策當前處於什麽狀況，可以初步“蓋棺定論”了嗎？

“我一貫認為馬基雅維利是正確的”

“在被崇敬和被恐懼之間，我一貫認為馬基雅維利是正確的。如果沒有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沒有意義。”李光耀在1997年出版的回憶錄里這樣寫道。

仔細閱讀李光耀的著作的話，可以發現其內心的真實思想。

“在被崇敬和被恐懼之間，我一貫認為馬基雅維利是正確的。如果沒有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沒有意義。”李光耀在1997年出版的回憶錄里這樣寫道。李光耀所推崇的這位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曾經說：“為了達到一個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在現代政治學中，馬基雅維利是極端現實主義、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同義詞。

在1965年8月9日的上午，馬來西亞國會在沒有新加坡議員參加的情況下，以126票對0票將新加坡逐出馬來西亞聯邦。當天下午，新加坡“被獨立”了。

“如果不獨立的話，當時兩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種族沖突幾乎是一觸即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高級研究學者胡逸山對南方周末記者稱。當時新加坡200萬人口，五分之一勞動力失業，四分之一沒有像樣的住所，一半人是文盲。淡水完全依賴馬來西亞供應。最關鍵的是，恰如著名政治學者貝淡寧在他的作品《城市的精神》中描述的那樣，當時的新加坡人甚至沒有像樣的國家認同，族群矛盾尖銳。

在後來的二十多年時間里，圍繞著新加坡的生存，李光耀采用了極富有爭議的做法，後來媒體習慣地稱之為“新加坡模式”。胡逸山將其政策內核總結為“實用主義思維”，這種思維很難說能夠為所有人接受，但是李光耀自有其辦法。他認為新加坡獨立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發展經濟，支持新加坡人享有良好的物質生活。“這是培養強烈的愛國熱情和關愛他人行為的必要條件。”貝淡寧在書中寫道。

為達目的，李光耀施行了鐵腕政策，他使用了各種手段鎮壓工運、左翼勢力，為吸引外資鋪平了道路。

李光耀本人並不諱言自己在工人權利和引進外資兩者之間的立場：“如果他們（外資）剝削我們的勞動力，為什麽不呢？……我們要學會如何為他們工作，這是我們從前從來沒學過的東西。”李光耀說。從1965年到1990年，新加坡GDP的增速達到每年8%，最終實現了“從第三世界邁向第一世界”。

伴隨經濟發展的是一系列嚴厲的政治集權。在脫離英國統治之後，新加坡引入並建立了被稱為“威斯敏斯特民主體系”的英式政治體系。在人民行動黨的漫長執政黨歲月當中，“威斯敏斯特體系”成為新加坡政治體制的外殼，但實際上徒有其表——“威斯敏斯特體制的特點是議會約束王權。如果把人民行動黨作為王權，把新加坡議會當做英國議會。那我們看到的是（新加坡）議會約束不了王權。”北京改革發展研究會理事鄧聿文對南方周末記者稱。

在另一方面，李光耀律師出身，精通法律。人民行動黨在議會當中通過制定各種法律，實現了“政治壟斷”。有趣的是，新加坡的“法治”，恰恰是被《赫芬頓郵報》等西方報紙所認定的李光耀的遺產之一。但在究竟是“法治”還是“法制”的問題上，其實還有很大商榷空間。

為了讓新加坡存在並獲得發展，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動黨本身還創建了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精英管理體系，用他本人的話來說：“新加坡實施賢能政治。這些人（賢能）就是通過自己的品德、才幹和辛苦工作而脫穎而出的。”在李光耀看來，數百萬新加坡人的福祉需要寄托在“300個重要人物身上”。

李光耀甚至公開稱，“（人的平等）是最不可能的事情”，一群人當中的少部分天才會決定未來的發展”，這種典型的優越感貫穿了李光耀的一生。但同時他又清醒地認識到，社會的發展既需要高效廉潔的政府，也需要後天的公平。新加坡實施的高儲蓄政策、住房以及醫療保健政策，亦在李光耀時期得以成型。新加坡政府將這些政策統稱為“物資福利”。

李光耀自認為對新加坡治理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多種族主義”。在獨立後華人占總人口四分之三的情況下，李光耀強行推廣英語作為“教育語言”，“母語”作為第二語言。他對此政策的解釋是：只有使用英語而不是漢語，才能維持以非漢語為母語的族群的認同感，否則可能“引發種族暴亂”。

最終，賢能政治、物資福利和多種族主義構成了人民行動黨認定的新加坡“3M核心價值觀”（這三個詞語的英文縮寫的第一個字母都是M），從而從無到有地構建了新加坡的國家認同。

與此同時，李光耀自身也因為他的善於權謀、聰明才智以及極度的自信聞名於世。在他去世的當天，英國《衛報》對他的評價是“極權的實用主義者”。

李光耀自己並不否認這一點，“我得幹點臟活，比如不經審判就把人關起來，”2010年9月，李光耀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這樣說。這或許是暗示1963年自己動用安全部隊逮捕多名社會活動家，在無審判和指控的情況下將他們關押3個多月的事實。但是李光耀隨後對《紐約時報》記者分辯道：“我不敢說我做過的事情都是對的，但是我敢說我每次做的時候都出於高尚的目的。”

這與500年前的馬基雅維利的名言幾乎一模一樣。但是李光耀或許是過去50年里世界上唯一敢於如此張揚的政治家。

靠中國增進利益和影響力

鄧聿文認為，中國在經濟發展上確實從新加坡受益，但是在社會建設上能夠學到的東西“很少很少”。因為新加坡的“威斯敏斯特”民主政治體制根本與中國國情不符，無法複制。反過來，他認為新加坡在兩國交流當中所獲得的利益要多於中國所得到的利益。

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江雨對南方周末記者稱，除了經濟成功和血統之外，中國人關註李光耀的原因還有新加坡與中國的緊密經濟聯系這個原因。李光耀得到共和國五代領導人的接見，並和其中大多數保持比較好的私交，這讓李光耀本人在中國具有相當大的知名度。

新加坡與中國在外交和經濟上的接近，始於1978年鄧小平對這個國家的訪問，從而開始了中國向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學習經濟建設的時代。胡逸山形容新加坡的經濟政策是“政府導向和開放的市場經濟政策組合”。

鄧聿文認為，中國在經濟發展上確實從新加坡受益，但是在社會建設上能夠學到的東西“很少很少”。因為新加坡的“威斯敏斯特”民主政治體制根本與中國國情不符，無法複制。反過來，他認為新加坡在兩國交流當中所獲得的利益要多於中國所得到的利益。

他的例子是1994年始建的蘇州工業園區。這個由中國和新加坡聯合共建的工業園區在某種意義上複制了新加坡當年的“裕廊計劃”，但是規模卻比“裕廊計劃”大很多。僅僅是中新合作區面積就多達80平方公里，超過新加坡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一強。

鄧聿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把新加坡發展經驗移植到中國，如果成功了，就有推廣價值。”隨後，新加坡在中國大連和營口等地的工業園區也與中方進行了較好合作。

新加坡長期位於海外對華投資的前五名。到2013年，新加坡成為對華最大投資國。2014年中國成為新加坡最大貿易夥伴國。

別了，李光耀！

他在思想深處屬於那個已經過去了的時代，當然也不可能不影響他一手締造的“新加坡模式”。

李光耀塑造了新加坡，他和新加坡捆綁在了一起。

然而，改變已經悄然出現了。2011年新加坡大選，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在阿裕尼集選區被反對黨工人黨擊敗。這是自1988年新加坡設立集選區制度以來人民行動黨首次丟失這一選區，也使人民行動黨在議會中的席位比例從66.6%下降到60.14%左右。

實際上，李光耀對於人民行動黨的這次失敗負有重要責任。在選舉前他用一貫自信的口吻說，如果選民投票給工人黨，就會用“5年的時間懺悔”。此舉得罪了年輕的選民，同時也意味著，李光耀的行事風格已經漸漸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

同年出版的李光耀的回憶錄當中，他又抱怨少數族群難以融入新加坡社會。這個說法引發了少數族裔的抗議，以至於最後李顯龍不得不公開說明：李光耀的態度不代表新加坡政府。2011年選舉後，李光耀的影響力明顯下降。

這些情況說明，他在思想深處屬於那個已經過去了的時代，當然也不可能不影響他一手締造的“新加坡模式”。

不滿則求變。李光耀自己就說過，他死後10到15年，新加坡會大變。學者胡逸山和鄧聿文一致認為，後李光耀時代既會發生改變，又會保留一些原有的李光耀色彩。

胡逸山認為，新加坡“嚴格來說是一個民主國家”，“已經出現了公民社會的雛形……將來會以穩健的步伐邁向公民社會”。

鄧聿文表示：“在世界範圍內第三波甚至是第四波民主化潮流的沖擊下，新加坡會出現政治體制上的改變。”而在離開新加坡多年之後，貝淡寧也觀察到新加坡政府嚴密幹預社會生活的做法“在過去15年中已經有了松動”，取消了對口香糖的禁令就是其中一例。

外交上，新加坡仍舊會帶有濃厚的李氏風格，即走實用主義路線，在大國之間尋求平衡。不過，新加坡失去了李光耀這樣具有全球視野和敏銳判斷力的政治家，同時也就失去了他個人與大國領導人所建立的良好私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