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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談股論金,侃天侃地之:中國向何處去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portal.php?mod=view&aid=1627

本帖最後由 晗晨 於 2015-3-15 22:14 編輯

格隆談股論金,侃天侃地之:中國向何處
作者:格隆
一、國家
“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標題來自60年代湖南的一個高中生,他叫楊小凱——格隆大學十年經濟學研讀下來最敬仰的經濟學家之一,也是格隆看來,華人圈里唯一能配得上“經濟學大家”稱呼的人,沒有之一(BTW,如果您希望讀點貨真價實的經濟學,格隆力薦兩個人:楊小凱——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華人,海外則是哈耶克——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小凱文章的背景是:祖國山河一片紅,“社會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只是一個高中生的楊小凱卻對革命的血腥表示懷疑,寫了一篇冷靜獨立思考國家和民族未來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從法蘭西革命入手,張揚民主、質疑革命、廢除常備軍等一系列主張。在當時一片盲從和癲狂之中,這樣的觀點非常紮眼,高中生楊小凱由此被判入獄,並在洞庭湖邊陰暗潮濕的獄中度過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十年(請在格隆匯網站參閱格隆撰寫的文章《大家小凱》)。

不出意外,兩會結束後采訪滿面春風走出人民大會堂代表的記者,基本會得到很相似的回答:“這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務實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催人奮進的大會。大會指明了方向,我恨不得插翅飛回家鄉,立即開始我們的建設事業”。在兩會盛大召開,全國一片和諧,上上下下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大背景下,格隆一介布衣,既沒有小凱那樣學富五車的學識,也沒有他那樣高瞻遠矚的分析框架,仍不自量力,鬥膽把“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憂患式大標題借用,一是出於對小凱這位具有屈原一樣情懷和才氣,對新中國政治經濟有著驚人預見分析卻從頭到尾被中國主流社會排擠在邊緣的大家的緬懷祭奠,另一方面則完全是一種對這塊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守土有責”的鄉土責任情懷:

當我們從此必須告別雙位數的GDP增長,當過往高速增長掩蓋下的矛盾開始暴露,當我們發現我們一手造成的霧霾和河流汙染已經不再能換來財富,當我們整個社會“未富先老”、社保資金捉襟見肘而被迫把退休時間推後五年,當顯示我們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一個觸目驚心的水平,當我們擁有嚇人的13億人口卻竟然一直在討論一個經濟學理論里根本不應存在的課題“內需不足”……

我相信,再樂觀的研究者也能發現:捆在我們身上,阻礙我們創造財富的繩索在勒緊,而不是放松。

唱贊歌總是容易的。但,一片喧囂繁華之下,有點更獨立冷靜的思考和聲音,總不是壞事?

中國過往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讓我們誤以為很多事是理所當然,甚至讓不少中國人產生了一種病態的自信與自尊。當世界都在談論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正在重新崛起的時候,中國人應該以怎樣的目光看待自己並且審視身邊的世界,才能與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和諧相處,並獲得足夠的尊重?我們的自信如何不演化成盲目自大,不演化成閉目塞聽,我們的自尊又如何遠離那些狹隘的民族主義?我們是否具備足夠的反省精神,可以更加客觀地認識自己,並把握整個世界經濟社會的潮流,這些決定了未來中國的演進節奏與方向。

勤勞樸實的中國人從來不缺創造財富的激情與思路,只要把捆在財富創造上的繩索放松!

問題是:有哪些繩索?


二、家鄉
今年春節期間,格隆回了一趟位於長江漢水之濱江漢平原的家鄉。這里古屬楚國核心腹地,民風淳樸,家鄉人都有極強的家鄉歸屬感與家族榮譽感,有千年歷史的古城墻和護城河則在悄無聲息陳述著這塊土地曾演繹過的兵戈與輝煌。

但這次回家鄉,明顯感受到了父老一種揮之不去的迷茫。所有的土地(農地、菜園、池塘)都已被廉價征用,村民則被集中遷移到專門的“還建村”。每家每戶按照一個壯勞力每月發放300元的補貼(實際值發放150元)——大哥告訴我,這是全家唯一的貨幣收入,但這些錢去買農村原本根本不用花錢的糧食和蔬菜都不夠,就更不談其他那些什麽一輩子都沒聽過的“物業管理費”之類的了(大哥怎麽也想不通,住自己的屋子,還要給別人交錢)。過去土地家庭承包制的時候,心里總還有些想法和盼頭,會想方設法多生產,以圖下一年能承包更多的地,或者擴大其他農副業規模。現在,想都不要想了。

父親告訴我,江漢平原角角落落現在都是這樣。

大哥憂心忡忡問我這個見過世面的“文化人”:這叫怎麽個事?以後你侄子他們吃什麽?

我本來想給他解釋一下按馬克思的理論,這叫“既無法進行簡單再生產,更無法進行擴大再生產”,但想了想還是放棄了這個迂腐的嘗試,只是苦笑著告訴他:讓侄子去沿海打工吧。勤快一點,至少能填飽肚子。大哥對這種背井離鄉的建議反應很激烈:村里那麽多年輕人,不是你侄子一個,文化又不高,都去打工?就為了填個肚子?孫子輩誰管?那日子還有個什麽盼頭?

頓了頓,神情又黯淡下來:嗯,也只能這樣了。你見過世面,幫他們尋點工作吧。

抽空去拜會了原來家鄉的中學校長。格隆當初算是學校的驕傲之一,因此滿頭白發的校長對我的到來顯出了由衷的高興。雜七雜八拉了很多家常話,記得最清楚的一段話是校長的慨嘆:哎,這麽大一塊土地啊,這麽多伢,這些年真正走出去的就你一個,就你一個啊!你讀書那陣還有大城市的知青當老師,那素質沒得說。現在根本留不住人了,稍微有點水平的老師都去城里了。這個樣子,你讓這些伢們怎麽考得上大學?怎麽考得上嘛?!

格隆無言以對。村里那些給自己帶來無數快樂的兒時玩伴全在務農,這是悲哀的事實。這次回來也遇到好幾個,但也僅限於點點頭寒暄幾句,然後就躲我一樣的走開。我能看得出艱難歲月在他們額頭和身上刻下的深刻痕跡。我自己也曾經一遍遍想過關於自己的假設:我是怎麽考上大學的?有多少是天分和勤奮?又有多少是幸運?一旦喪失了求學這條路,農村孩子還有多少所謂的希望?農村的家庭又有多少所謂的希望?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對淳樸的中國農民不算什麽,但機會的不平等則會侵蝕農村家庭單元的根基。

離開老校長家,格隆在家鄉這塊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獨自晃蕩了一圈。街道比過往農村的泥土路幹凈整潔了很多,但兒時洋溢在家鄉父老臉上的那種愉悅和奔頭明顯沒有了,多的更多是匆匆步履和掩飾不住的惶惑。這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楚地?我的家鄉?

記得格隆大學畢業那年離開家鄉,父老鄉親送行。讀過小學(這在我們當地算高學歷了,所以父親有機會擔當公社書記一職)的老父送了我四個字:俯仰無愧。我知道這是對他兒子的莫大期許,但更令我難忘的是臨上車前老父把我獨自拉到一邊的另外一句囑托:幺兒,出門萬般難。扛不下去了你就回來。沒人會瞧不起你。家里有地,餓不死人的!

這句話讓我在顛簸的長途汽車上一路淚眼模糊。

想到路遙小說《人生》中主人公高加林跪在家鄉黃土地上熱淚盈眶的那聲吶喊:我的親人!

但現在我已無土地可跪。舉目望去全是土地被征後還建的粗糙樓房和不平整的水泥路面,那條過去承載了我兒時無數美好記憶的那條河流散發著難聞的臭氣。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社會在飛速發展,我不知道這種變化對我的家鄉父老是好還是壞,微如草芥的他們只能接受和順從。

但我看得出,他們不開心。那種“家里有地,餓不死人”的底氣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任人擺布的迷惑和對未來無從把握的擔憂和恐懼——他們在喪失創造財富的能力,哪怕那種財富僅夠溫飽。

我深愛這片土地,深愛這片土地上的父老。我只是不太明白,為何我的鄉親那樣的勤扒苦做,最後還是只能勉強度日而已?

中國幾千年以來一直都是一個農耕社會,農民幾乎承載了這塊土地發展所需要的所有苦難與成本——即使是建國後依然如此: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完成原始積累的方式是赤裸裸的掠奪,中國則是通過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來把利潤從農業隱性轉移到工業,變相實現工業的原始積累。所以8億農民的財富創造與財富分配始終是從屬與依附於工業的。

今年年初家族族長號召族人捐資修祖墳,格隆立即響應——這樣做,是希望無論未來自己走到哪里,無論自己有朝一日老去是否葉落歸根,我都能在內心知道自己來自哪塊土地,自己的根在哪里。家族血脈才是這個星球上所有角落、所有生物真正的紐帶。不要和我扯組織比爹娘更親這種鬼話:在我簡單的思維里,爹娘永遠是我這個世上最親的人。

沒有了家鄉,沒有了根系,財富與夢想追逐的意義何在?

微斯人,吾誰與歸?
微斯鄉,魂歸何處?

三、財富
上周市場討論得最多的一個話題是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置換:很多朋友認為這是中國QE的開始,未來中國經濟、中國股市從此將走上紅紅火火的康莊大道。不少朋友也紛紛就這個問題與格隆探討:QE了,印錢了,這麽大事情,格隆你怎麽一點也不點評一下?!

不是格隆擺譜不談,只是覺得全市場為這麽一個戰術性的小修補動作而吸食毒品一樣的high起來,實在沒有必要(也可以看出市場是多麽渴望上漲,多麽渴望財富啊)。所謂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置換,包含兩個內容:一是主體置換。以前債務主體是地方融資平臺(比如城投公司),現在改為地方政府,兒子的債老子還,貌似提高了債信,實則既未換湯,也未換藥。二是期限置換,把迫在眉睫的還款展期,短期債務長期化。

有用嗎?當然,地方政府還款壓力減輕了,融資成本降低了,可以繼續融資上項目了,銀行貸款壞賬壓力也減輕了。但,本質上仍然是個朝三暮四、寅吃卯糧的金融時間遊戲,朝三暮四或者朝四暮三都是七顆棗,一個戰術修補動作而已,沒有解決經濟生產力的本質問題,更沒有解決中國向哪去的問題。

從經濟學角度看,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體制的優劣,其實就取決於兩點:

1、它如何創造財富;
2、它如何分配財富;——打砸搶也是分配的一種

以上兩者相互制約,互為因果循環。沒有完美的機制與社會,但如果一個社會的相關機制能夠保證增量財富被源源不斷被創造出來,並用合理的分配方式保證這種增量財富創造過程不被中斷和扭曲,這個社會就基本會是一個符合“帕累托最優”的社會。在經濟學者來看,撇開財富創造和分配機制去談主義,是很扯的事情。

拉美是最生動的案例。

中國人多,所以對幾乎哪個國家或地區都會有截然不同的意見,惟獨拉美除外。拉美幾乎是中國主流以及非非主流視野里都不屑一顧的地區。在中國人的概念里,拉美這個名詞不比非洲高多少。那里滋生著幾乎一切資本主義的毒瘤,貧富分化,社會動蕩,政治獨裁,經濟畸形發展……拉美人在獨立以後,瞎折騰了200多年,還是處於第三世界,多數人的生活堪稱貧困。

格隆提醒一下諸位,拉美多數國家獨立的時間與美國差不多,但最後的發展差距是雲泥之間。歷史書會告訴你拉美的落後是因為帝國主義的掠奪,這個用腳趾頭都能想明白是瞎掰。

很明顯,這個產生了玻利瓦爾、切格瓦拉、馬拉多納等諸多堪稱偉人的地區,一直沒有找到財富創造的阿里巴巴之門。原因何在?從經濟學角度看其實遠沒有那麽複雜:拉美與美國的差距在於,它沒有形成良好的財富再生體制。

換句時髦的話:它缺乏一種財富創造和積累上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另一個生動的案例是我們的近鄰緬甸。你能想象,二戰後亞洲人均GDP最高的國家是緬甸嗎?但今天,軍政府治下的緬甸人均GDP還不到二戰結束時的一半。

財富創造本質上不是個問題。“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其實創造財富是人類天性,根本無需通過頒發“先進生產工作者”、“標兵”之類的證書去督促和引導,你只需確定一件事就好了:誰創造的財富歸誰所有,或者大部分歸其所有。78年以前,中國農村生產力接近崩潰,蕭條與饑餓遍布整個農村,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在一個冬夜集聚在一個破敗的農家茅屋,通過按血手印分田到戶的方式輕松解決了當時從中央到地方無人能解決的,中國農民沒有糧食吃的“天大的問題”。

小崗村農民的做法其實與大名鼎鼎的新制度經濟學鼻祖,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的理論沒有太大區別:如果交易費用為零,而且產權界定是清晰的,則企業乃至國家的存在都沒有太大意義,財富會遵循自己的路徑生產出來。

簡而言之,財富的核心邏輯其實就是尊重產權。如果任何人創造的財富隨時會被拿走,沒有人會努力去創造增量財富,而是處心積慮考慮怎麽瓜分存量財富。這種財富創造和分配邏輯會導致歷史陷入一種無休止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循環——我們的歷史就是這樣一遍一遍輪回的。所以格隆從來不認為歷史書上那些農民起義值得肯定。恰恰相反,他們是生產力與社會財富實實在在的破壞者。當然,為生活所迫,官逼民反,他們自身並無對錯。但如果跳出這種所謂的階級鬥爭窠臼,站在歷史的全局高度,我們可以輕松發現:類似項羽一把火燒掉600里阿房宮的痛快,是一種赤裸裸的財富毀滅與惡性輪回。

最近格隆看到過這麽一個標題:某某省道被釘子戶“腰斬”。內容沒有打開細讀,但從標題的遣詞造句已經可以看出作者異常鮮明的偏向性——我想問的是:我的房子,不愛拆就不給拆,有什麽不對?

撇開公有私有的載體——財產——去談論公有私有的優劣是很扯的一件事。財富私有,權利公有,基本是經濟學研究案例中財富創造的最優路徑與方向。無恒產者無恒心。很多人在討論中國房屋土地年限只有70年,70年後怎麽辦?網上有言論是肯定不能無償給予,否則就私有制了:他們忘了,中國數千年的歷史,甚至一直到58年,除了人民公社後,我們的土地一直都是私有的——這絲毫沒有影響中國的強大與財富創造能力——實際上,我們遠沒有達到我們祖先曾經達到過的輝煌:中國有幾個朝代能像漢朝一樣喊出: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又有幾個人知道,其實到了我們認為積貧積弱的嘉慶、道光年間,中國的GDP還有世界的1/3?!

其實有很多一看,用常識都知道有問題的認識誤區,但我們習以為常——我們是否已經失去了反省和質疑的能力?

四、內需
現在回到財富分配的另一個環節:中國內需不足。

這是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詞,但很少有人想過,這個詞聽起來有沒有一點不對勁?

中國有全球第二的GDP,有13億人,竟然內需不足?
這個在經濟學理論看來是一個完全不可能存在的悖論。

我們轉向另一個經濟學名詞:基尼系數(見下面示意圖),就基本能明白內需不足的根源。

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是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勞倫茨曲線所定義的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是國際上通用來考察一國居民收入公平與否的分析指標。其具體含義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圖中A)所占的比例(A/A+B)。基尼系數最大為“1”, 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占有了;最小等於“0”,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基尼系數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數越大,顯示社會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大於這一數值就說明收入分配進入危險不平均區,社會容易出現動蕩。

中國基尼系數從1984年開始一路攀升, 2007年上升為0.498(北京師範大學課題組的數據),而聯合國數據曾估測2011年中國基尼系數或突破0.5(中國國家統計局基尼公布的中國基尼系數2014年為0.469,2013年為0.473,但被普遍質疑偏低)。由於部分群體隱性福利的存在,中國實際收入的差距只會比以上數據更高。中國基尼系數高於所有發達國家(如日本2011基尼系數為0.27,德國為0.3左右,美國略高,為0.45左右)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

一般基尼系數在0.2之下叫“高度平等”,0.2到0.4叫“低度的不平等”,0.4被視為基尼系數的“警戒線”,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少部分人占有了社會多數財富——在經濟學上,這種情況會導致典型的拉美啞鈴社會結構:中產階級無法產生,龐大群體陷於解決基本溫飽需求,內需始終是一場夢中花水中月。

五、中國夢與中國結

回到中國夢。

楊小凱的理論邏輯體系其實是非常靠近“制度經濟學派”的。在他的理論中透露著大量的制度思考與智慧,也滲透著他對中國命運的深切關註——這實際是小凱個人的中國夢。小凱的研究從不為政府背書或者歌功頌德,而是自始至終以完全獨立得近乎不受人待見的角度真正思考著中國之命運。他始終關註著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遷,並早早提出了諸多現在看來仍很前衛但必然要發生的改革建議,如開放戶籍制度、破除行業壟斷、允許土地自由流轉等等。而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關於憲政的研究則貫穿了他生命的最後十年。

小凱將經濟學家沃森的“Curse To TheLate Comer”,即“對後來者的詛咒”,置放在中國百年經濟史里研究並提出“後發劣勢”理論。簡而言之,就是落後國家由於模仿的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在沒有好的憲政制度的條件下,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這種沒有制度提升的模仿帶來的沾沾自喜,會使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從而產生一種“壞資本主義”:其特征是官商勾結,權貴群體壟斷政治,從而導致嚴重的貪汙腐化。這種情形下經濟增長本身不會帶來社會穩定,反而會激化社會沖突——當年在林毅夫的與楊小凱之間曾經爆發震動學界的“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的爭論。

俱往矣。對林毅夫與楊小凱而言,贊美也罷,質疑也罷,都是期望自己的祖國有一個美好的未來。這很像中國過年傳統懸掛的美麗吉祥中國結。中國結是中國特有的民間手工編結裝飾品,中國結的特點是:那麽多造型獨特、絢麗多彩、內涵豐富的圖案,其實每一個結從頭到尾都是用一根線編結而成:找準繩頭,按照可循的邏輯與路徑,我們可以編織出我們夢想的美麗圖案——腰間雙綺帶,夢為同心結。

否則,就是一團盤根錯節的亂麻。
六、那年三月,那年藏區
閑拉雜侃N多。不是我想說什麽,就能說什麽的。您看懂當看懂,沒懂就當一無邏輯的雜文好了。但春天確定是可以隨意去放肆的好季節。繼去年邀請未果後,好友貢去乎嘉措活佛又發來信息,他目前已升任拉撲楞寺堪布,並再次邀請我三月去看藏地桃花,格隆慚愧答應。恰好格隆匯會員蘇琨兄發來他二月在甘南藏區的行行攝攝,深切打動了我,格隆特意挑選他照片中一張拉撲楞寺全景圖分享於此。

這是格隆第一次發現藏地寺廟也能夠拍攝得如此有人間煙火氣息!

是的,除了家國,除了故鄉,除了股市,還有春天——放下股票,去看桃花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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