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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按照地方債務的甄別工作要求，省級部門應該在1月5日之前就已經把地方債的甄別結果上報財政部，但結果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有觀點認為，這可能是最後一次把存量債務認定為地方債的機會。因此，融資平臺可能會傾向於多報賬。這樣的結果就有可能大大比2013年的時候審計結果要多。請問樓部長，地方債規模是不是出現了一個“激增”，區域性地方債務的危機會不會出現？

樓繼偉：2013年審計署公開了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的地方債務審計情況，地方負有直接償還責任的債務10.9萬億。我們又對這次審計後一年半以來地方的存量債務做了一次統計，確實如你所說，“正在審核”，你的心理摸得很準。但是審計的時候，各地是不是盡量搞得少點？這次甄別工作布置後，他們是不是就多報一點？所以，他們報完以後，我們還要再審核，審核的過程還沒有結束。結束之後，我們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這是第一。

第二，地方債的問題是一個客觀現實。預算法在修訂之前，地方是不得舉債的，而事實就產生了這麽多。那麽，必須開前門、堵後門，同時還要防止出現系統性風險。開前門，大家已經知道了，今年的預算是6000億地方債。後門的問題，就是歷史形成的這些債務，我們必須正視它們，逐步消化解決。

樓繼偉表示，地方債務從總體上看，風險是可控的。一些局部地區債務比例過高。

記者：我們國家個人所得稅征收政策會不會有所改變，會不會減輕個人所得稅負擔來刺激消費？

樓繼偉：總體來說，個人所得稅面臨著稅制不合理的問題。

第一，我國分類征收個人所得稅，有11個分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對此進行改革，改成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實際就是綜合所得稅制。這樣的稅制比較科學，簡單地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並不公平。我曾經回答過，個人收入5000元一個月，日子可以過得不錯，如果有撫養、有贍養，那麽日子就很艱難。因此，最根本來說應該是改稅制。

第二，在現有情況下，能不能有一些改進呢？比如我們前年年底提出的職業年金和企業年金EET的政策。也就是說，在繳存職業年金和企業年金的時候，免征個人所得稅；在投資的時候，投資收益免征個人所得稅；在給付的時候，繳納個人所得稅。這是一個延遲納稅的政策。那麽，在現有的個人所得稅制框架之下，給予一定的鼓勵，鼓勵增加養老保險今後的保障程度，當然同時也有利於當期的消費。

記者：今年許多省份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一次提出了壓縮“三公”經費，個別省份的削減幅度甚至達到30%以上。現在問題來了，削減掉也就是說節省出這部分的錢都去哪兒了？是不是也應該公開具體的去向，接受人民的監督？

樓繼偉：全國的情況我們不是很清楚，因為中央是代編地方預算，地方預算由他們自己編，我們代編是匯總他們的預算，因此細節不在匯總範圍內。

中央財政去年“三公”經費是71億多，比前年減了8億，今年的預算是按照不多於去年來安排的。至於中央減下來的8個億，收回總預算平衡，這是一個財政上的常識，沒有說收回的錢用到什麽地方，收回總預算，平衡在各個方面。

記者：全國人大發言人傅瑩提出，2020年努力要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財政部的報告里也提出來，國務院已經提交了時間表的建議。我想請問樓部長，這個時間表具體是怎麽樣的？另外，從現在到2020年還有5年的時間，我們要做哪些準備工作，稅收法定有沒有可能提前落實呢？

樓繼偉：目前的18個稅種中，有3個是由全國人大立法來實施的，其他是根據198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國務院的授權，在改革期間可以由國務院訂立條例，修改稅收政策。目前是按照這個規定做的。三中全會要求，要貫徹稅收法定原則，時間表總體上來說是要求在2020年基本完成所有的改革任務，或者說最重要的改革任務全都完成。那麽，稅收法定是一項重要改革任務，按我的理解，在2020年以前應當完成。財政部只是提出了一個時間的建議，但主導不是在財政部，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我們提出一個建議，請他們考慮哪些是成熟的，哪些是放在前面的，哪些是放在後面的。

記者：去年連續三次上調燃油稅。我的問題是在全面實行稅收法定之前，財政部是否還是可以比較隨意的去增加稅種或者提高稅率呢？

樓繼偉：首先，我對你的提法不太認同，不是財政部隨意，財政部是和稅務總局共同研究，也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見，征求有關部門的意見，最後報國務院批準同意之後才出臺政策的。那麽，1985年的授權到目前為止仍有效，所以不是隨意。

第二，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是有時間表的。我們在時間表的框架之下，依法開展工作。比如兩個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其中有一些項目也授權給國務院了，可以制定一些政策，類似於近期剛剛出臺的對小型微利企業的企業所得稅減半征收的政策，就是國務院出臺的政策，也是人大授權的。但是，按照已經出臺的稅法，我們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備案。在沒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的，或者全國人大確定的那些稅法，到目前為止仍舊授權國務院，不是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