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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解析上海踩踏事故四大誘因：預案、臺階、信息、日常

預案：地鐵有沒有甩站？

“當人群密度達到一定極限時，就會由於擁擠過度導致人員之間互相影響，甚至引發推擠及被動移動。這種情況下一旦出現人員跌倒，人群將來不及反應，造成踩踏。”這段關於踩踏的標準描述來自於一篇引用率頗高的論文（《公共場所踩踏事故分析》孫超，吳宗之），文章說：目前國內外對於人員擁擠的判別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但有規定指出景區、景點內達到1㎡/人、室外達到0.75㎡/人，即要立即啟動應急預案。

國家行政學院鐘開斌教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上海的踩踏事件他今天一直在關註。他認為應當從活動前的風險防控、活動中的防控措施、活動之外的公共安全教育現狀來反思這個事件。

“首先，要考察大型活動的風險評估是否到位。”鐘開斌說：“尤其是上海跨年這樣的事情，需要考慮敏感時間、敏感地點、敏感人群對應的風險。具體來說要考察單位時間內人流數量、人員結構如何組成等問題。應急預案是依據風險評估來制作的。”

“我們如果對事發現場畫幾個圈來表示，最外層的一圈要考慮的是活動周邊道路交通的問題。這包括地鐵過站是否甩站通過，沿線公交是否封站等措施。我記得往年上海跨年地鐵都是甩站通過，今年好像沒有看到這樣的信息。”

“往里面一個圈是關鍵路口、臨近道路（相對核心區域來說）的人流控制問題，這包括人員是否要切割分片等具體措施。再往里面一個圈才是核心現場即活動舉辦地點的管控，要考慮在核心區域的人群究竟是一千一千地進入，還是完全就是敞開的進入。”

臺階：忽視臺階是造成擠踏事件原因

複旦大學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騰五曉也認為應當針對特定問題訂制預案，“比如踩踏的預案，現在來看，陳毅廣場是臺階式的，如果人流擁擠，毫無疑問是有可能發生踩踏事故的。”

南方周末記者查閱多篇文獻發現，包括前述論文在內的多篇論文均提到“公眾聚集場所疏散走道的路面設計不當也是造成群體性擠踏事件的重要原因。路面不平、摩擦系數小或使用臺階、斜坡不僅會降低人群行進的速度 , 而且會因為某個個體行進速度的被迫降低或摔倒引發‘ 多米諾骨牌 ’效應。”

“一般來說，大型活動的預案還包括哪些事情誰來做，可能發生什麽情況（踩踏，爆炸，燃放煙花爆竹等），如何應對等。”騰五曉認為：“在制定預案的時候應該分析各種情況，我們可能預防不了有人會大吼一聲，有人會發代金券，但可以預計這些事情會發生怎樣的影響。” 騰曉五認為陳毅廣場式的臺階在每個地方都是存在的，“這里並不是要求每個地方都是平的，要說臺階本身有太多的問題，那不正確。在平常的時候，這樣的臺階是極好的景觀，但是當人員太多的時候，那麽臺階就是個問題，是個安全隱患。如果我們在做預案的時候考慮到臺階的存在，比如說我們可以把臺階地區隔離起來，或者通過保安來隔離人流。”騰曉五的傾向是安全事故是可以通過人為預案來預防，即便發生安全事故也可以把傷害降到最小。

信息：溝通不暢加劇事故

鐘開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從我目前了解到的情況來看，上海跨年活動的信息發布存在問題。”

“一般大型活動舉辦之前，無論是通過網絡還是通過其他媒體渠道，清晰完整地發布活動內容、活動範圍、安全提醒等信息是十分必要的。上海這次跨年的活動，給我個人的感覺是信息提示不到位，事前預警沒有做好。到底在外灘要舉辦什麽活動，有哪些內容，沒有事先明確，也沒有註意事項。活動舉辦者與市民之間的溝通存在問題。”

在他看來，在活動進行的過程中，人群已經有發生擁擠的趨勢，此時可以通過必要的高音喇叭或者廣播、短信、網絡等任何能起到作用的媒體對人群進行疏導（但最終未能實現）。

日常：全民公共安全教育亟待普及

“在無秩序的情況下，人群漫無目的時是很容易亂的。”騰五曉認為，大型活動的主辦者是主要責任人，是安全管理的第一責任人。“簡單來說，安全是一個常抓不怠的一個東西。你放松了，就必定會導致事故。安全是一個精細化的管理。所有的安全問題都是安全管理部門管理不到位的反映。反過來，我們要反思安全管理部門是否管理到位。我們要分析安全部門是否有應急預案，這是第一，第二點是要追問這個預案是否考慮到了各種情況，第三是要看看預案是否在執行過程中得到落實。”

“就像交通規則，如果一個人如果今天闖紅燈了，你覺得沒問題，但是10個人，100個人都去闖紅燈，那事故無疑會發生。我們要反思的是上海的安全管理部門是否做到了萬無一失。”

鐘開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根據國家《大型群眾性活動安全管理條例》規定，大型活動需要經過嚴格審批並配備一定標準的安全措施，法條寫得很清楚。“不過上海外灘跨年的踩踏事件可能並不像奧運會、世博會那樣，每天人員有多少是相對固定且方便預計的。外灘的人群是自發聚集的。”

在踩踏事故發生之後需要反思的是舉辦方（不論是企業還是其他機構）安排的警力、救護車誌願者到底夠不夠等問題。“當然剛剛列舉的都是‘他救’措施”，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應急救援包括“自救”，“互救”，和“他救”。“‘他救’的主體是政府、活動舉辦方等，上海的外灘踩踏事件反映了普通市民的欠缺自救能力的事實。事故發生之後，‘他救’往往不及‘自救’來得快。”

“從目前掌握的信息來看，外灘踩踏事件的親歷者在遇到公共安全事件的時候表現得心理高度緊張，這可能源於他們之前所接受的公共安全教育不夠。”鐘開斌介紹，網上有一項數據能說明問題，在美國，掌握心肺複蘇技術培訓的人就有7000萬，相當於全美總人口的1/3。而在我國，接受初級急救培訓的人口比例還很少，普及率不高。

“我們去日本考察，發現他們從幼兒園開始分不同階段對學生進行地震、火災、交通事故、大型活動等公共安全教育，德國則是從小學開始組織學生參加救援誌願者‘童子軍’，不僅讓他們學習公共安全知識，還讓他們親身參與實踐。反觀我國，每每發生校車事故、人員踩踏事件的時候才會臨時想起公共安全教育的重要。”鐘開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