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夏斌系國務院參事。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授權華爾街見聞轉載。
■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我們既不必過度悲觀，同樣也不能盲目樂觀。正確的態度應是謹慎樂觀：從趨勢看是樂觀的，但這是建立在對當前形勢的正確判斷及政府采取恰當的調控技術基礎上。
■政府要有作為且會作為，要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間的關系。這里，關鍵不取決於調控方向、口號、用詞的辯證思維和描述，也不取決於經濟學上泛泛的理論討論，而是取決於能不能對轉折時期的經濟形勢有個冷靜、客觀的判斷，取決於對“三期疊加”中三個“現象特征”之間是如何影響，以及某種調控技術的選擇又是如何加重或者減弱某一“現象特征”做到心知肚明。面對這些複雜的細節，要實施正確的調控技術，涉及方方面面內容，確實形勢錯綜複雜，充滿不確定性。細節決定成敗。對此，政府已做了大量的政策安排。
■近幾年經濟增速適度下行既然是必然的，因此貨幣政策調控的邊界不應是“逆調周期”，而應首先穩住整個金融體系。其次，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重要的是調控中的技術細節。當前貨幣調控除要關註結構、定向微調外，在總量指標上，功夫要下在社會融資總量上，而不是下在貨幣供應M2上。
如何判斷當前的經濟形勢？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困難、微妙的調整轉折時期。
GDP從2010年一季度以來，已連續18個季度增長率減速，長達4年多時間，而且此趨勢目前尚未穩住；大規模的改革重新啟動，經濟中出現了一些新的、好的發展勢頭，但遠不足以形成能完全替代過去增長的動能，改革紅利的釋放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經濟中過去多年積累的問題與風險正在逐步暴露，也在開始著手解決，但是進程與最終效果如何，現在還難以過早下結論；作為當前經濟中關鍵變量的房市(價格與銷售量)下跌與刺激房市政策重新啟動已同時開始，情況錯綜複雜，穩增長和穩經濟的壓力很大。在此情境下如何分析形勢？
筆者認為，“三期疊加”的表述是對當前經濟現象最為形象的概括與描述，即“經濟增速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但是，“三期疊加”的表述僅僅是對中國當前經濟“現象特征”的表象描述。至於“換擋”換到哪個擋位？會意味著什麽？“調整陣痛”表現在哪些方面？會陣痛到何種程度？前期的問題要消化，消化多少？又會意味著什麽？以及更重要的，這三者不同的動態變化相互之間又是如何互相制約與影響的？最後會對經濟大勢起什麽樣決定性作用？以上“現象特征”的表象描述並不能清楚回答全部問題，需要進一步分析。
因此，自然仁者見仁，對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會容易作出截然相反的兩種判斷：一是過度的悲觀論，動輒斷言中國經濟“要衰退”、“硬著陸”和“崩潰”等；另一種是盲目樂觀論，看不到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真實困境，只是簡單地根據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歷史平均增速的數據進行外推，斷言增速“築底”之後還會年複一年持續過去那樣的高速增長。
不必過度悲觀
當前中國經濟確實正處於較為困難、微妙的轉折時期，但是筆者認為對此不必過度悲觀的理由是：
1.經濟增速下行是經濟內在邏輯發展調整的結果，適度調整有利於中國經濟能持續健康地增長。盡管經調整經濟增速在下行，但是，第一，產業、需求、區域、收入分配等結構指標出現較好的轉折勢頭，資源環境成本消耗在減少。第二，即使經濟增速在適當下行，但中國在世界前五大經濟體中若能保持6.5%-7%的速度，相對而言，仍是絕對的高速增長。這樣一種中高速增長意味著對自身存在問題的逐步解決提供了進一步的財力支撐。第三，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東西部和城鄉間的差距、逐步崛起的大國消費市場以及充裕的勞動力市場等要素，配之於目前的適度調整，可以相信，中國經濟仍存在持續較長時期中高速增長的潛力和空間。
2.前期經濟的“超級繁榮”確實在銀行體系內積累了一些問題與風險，但目前的銀行體系同時已有所準備。2014年三季度末，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12.93%，近250%左右的撥備覆蓋率，2.9%的貸款撥備率，意味著銀行體系已準備了不良貸款翻番增長的消化能力。
3.中國政府持有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30萬億人民幣的優質國有凈資產，這是中國經濟防範經濟大震蕩的本線和巨大的財力保障，也是美國危機後美、日等國政府羨慕不已的政府調控資源。
4.同時，改革速度在加快，在逐步釋放改革紅利、推動當期增長中，又在邊際或增量上抑制和減弱了產生過去泡沫和不良資產的制度因素(如規範地方政府融資行為等)。
5.更為重要也是最主要的，中國政府對當前經濟中的系統性風險是心中有數的，是居安思危的，並且已悄悄開始了逐步化解風險的行動。其實縱觀歷史，釀成一國經濟發生危機或“崩盤”的最大風險往往不是其他，而是首先來自於政府對風險喪失警惕、持有“這次不一樣”、“我國不一樣”的僥幸判斷和認識。如2007年次貸危機前的美國政府和美聯儲，錯誤認為當時的世界經濟不平衡是可以持續下去的，美國經濟問題不大，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息，才產生了百年一遇的大危機。可以說，中國政府自危機以來對系統性風險並無麻痹大意和樂觀，“三期疊加”的判斷、主動積極的調整與深化改革，這是對中國經濟不必過度悲觀的最基礎因素。
也不能盲目樂觀
1.現在有些人分析宏觀形勢往往只是糾結於GDP增速多半個百分點或少半個百分點及其對就業、物價等的影響，以為這就是宏觀經濟分析的全部內容。看不到經濟增速在連續的上升和持續的下行時期，同樣變動半個百分點增速是具有完全不同的重要意義，看不到今天的經濟是基於昨天經濟運行的持續性影響籠罩之下。具體說，中國2009年以來巨額的貨幣投放還在對當下經濟的運行帶來深刻的影響。若以貨幣供應量M2衡量，2008年 底47.5萬億元，2013年末110.6萬億元。2009年-2013年5年內貨幣供應高達63萬億元，竟超過1949年以來前59年47萬億元的貨幣供應。如此之多的貨幣已經在各個行業、領域中鋪開了數以萬計、幾十萬計的項目投資，形成了金融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一系列錯綜複雜的債權債務長鏈條。其中，絕大多數項目仍在建設之中，遠未達到投資回報期。
現在，當國際需求萎縮、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市場規模縮減，企業銷售收入和利潤減少，有些企業還不了貸款本金與利息，其結果，必然會產生一些瀕臨破產倒閉企業，這是自然的，若不破產倒閉才是不合乎市場經濟的情理。同時，只要有部分企業破產倒閉，就會開始引起銀行對同類項目的謹慎放貸，或同類企業本身也會減少新的投資欲望，結果，全社會貸款規模收縮。其效應再經企業間上下遊的連續發酵與傳染，就有可能帶來債務緊縮螺旋形沖擊，形成整個經濟的內生收縮，產生新一輪企業的生存危機。2014年8月的統計數據已表明，當期的貨幣供應和社會融資余額增速幾乎沒變，但工業增加值降幅嚇人，已降到2009年初來的單月最低點，僅6.9%的增長，微觀企業感到日子越來越難過。這些周期現象正如龐巴維克的迂回生產理論和哈耶克的信用周期理論所指出的，曾經的由過度貨幣供應所引起的經濟“超級繁榮”最終必然會以經濟的大震蕩或危機來收場，從而才可能開始一個新的經濟循環。
今天，當我國經濟增速下行時，如果看不到曾經的“超級繁榮”和貨幣超量發行對以後的影響，看不到當經濟增速過快下行時曾經高杠桿下形成的企業債務鏈的斷裂和系統性風險蔓延的必然性，以及未做好“防患於未然”的一系列政策準備，仍是如同往常，分析經濟的軌跡僅僅關註當期GDP增速與就業、物價的簡單彈性比例關系計算，那是非常危險的。在當前，從中國經濟、社會穩定出發，若要聚焦討論經濟增速問題，關註的重點除了由就業所引起的社會穩定問題外，不是其他，恰恰應是如何防止一系列債權債務鏈斷裂現象的蔓延，這是當務之急，這是大局。
2.不能不看到當今實體經濟表面還未出現嚴重的震蕩或大批企業破產倒閉的危機現象，恰恰是與現象背後隱藏的一系列非正常的經濟行為相關，在掩蓋著或拖延著問題的解決，如高利貸、龐氏融資、貸款交稅、商品交換與償債中的“以物易物”、僵屍企業的無效率存續、對互聯互保問題的幹涉與救助以及地方政府的隱性擔保等等。
3.更重要的也是必須要看到的是，迄今為止，中國經濟在增速下行過程中之所以還能保持經濟較為穩定的態勢，恰恰不是政府在盲目樂觀、在任其市場發展，而是居安思危，考慮到“三期疊加”因素，在防範系統性風險爆發的思維下，瞻前顧後，統籌考慮，已經主動出擊，一邊全面深化改革，一邊在貨幣調控、投資、房地產等領域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幹預政策。可以說，如果沒有一定的政策幹預，也許更大的問題早已出現了。
因此，作為簡短結論，我們既不必過度悲觀，同樣也不能盲目樂觀。正確的態度應是謹慎樂觀：從趨勢看是樂觀的，但這是建立在對當前形勢的正確判斷及政府采取恰當的調控技術基礎上。
什麽是底線思維？如何底線思維？
謹慎樂觀是有條件的。當前的中國經濟，如果任其市場自然發展，政府不去作為，經濟硬著陸是必然的。但是若一味采取總量刺激政策，忽視深化改革與結構調整，不準備忍痛付出代價，那只是拖延系統性風險爆發的時間而已，其結果同樣是危險的。怎麽辦？不能走極端，要走中間道路。而兩者之間的“度”又怎麽把握？換句話說，政府要有作為，又不過度作為，如何基於底線思維有作為且會作為？
何謂底線思維？美國政府盡管不用“底線思維”這個詞，但是在危機中其貨幣政策的底線意圖同樣是非常明確的，就是圍繞影響社會穩定的就業率目標。至於圍繞實現底線目標的貨幣政策手段，在學術理論上是對還是錯，其溢出效應對他國是利還是弊，美國政府與美聯儲從來是不管不問，不在乎的。
於中國國情而言，底線思維可以在回答“三期疊加”現象描述背後的疑問中展現：
經濟增速換擋期，換擋意味著什麽？意味著增速要下來。我們能容忍下到什麽地步？底線在哪？筆者認為：一在穩就業，穩住社會能容忍的較低的失業率；二是穩風險，在經濟增速下降中允許一些企業破產出清，但不能引致傳染以致最終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兩者說到底，均為確保社會的穩定。
結構調整陣痛期，調整意味著什麽？意味要深化改革。要改革必然直面風險暴露並帶來陣痛。那麽，改革速度怎麽掌握？底線在哪？底線在“部分陣痛”可以，但不能因陣痛加劇而引致“生命危險”，也就是不能引發國家的全局性、系統性風險。譬如資本賬戶開放改革，當國內諸條件不成熟，且資產泡沫風險猶在，如果一下子完全打開資本流動大門會引起中國經濟的混亂，那麽該項改革只能是“部分陣痛”，漸進推進。又譬如土地制度改革，在其他財稅改革和條件還未充分準備前提下，土地使用權轉讓收益短期內若全歸農民，會引起中國經濟甚至是社會極大的混亂，則易徐圖進之，不能冒失求快。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消化意味著什麽？意味著要付出代價。面對由前期貨幣政策刺激起來的畸形的超級繁榮，遺留下了長期過剩的產能和僵屍企業，就要淘汰破產，要市場出清，相應地銀行要減記資產，全社會的資產負債表要縮水。此底線是什麽？全國的資產負債表可以縮水，金融可以去杠桿，企業可以破產，但是不能對當前的經濟增長從而對就業有劇烈的沖擊，也不能因部分企業債務問題連鎖引發全國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和經濟危機。換句話說，對業已存在的風險，只能用時間換空間，力爭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去慢慢消化，而不能用危機式的、休克式的方式去消化。
歸納以上所說，說到底，底線思維是什麽？是政府在實施各種調控技術中，必須牢牢確保就業穩定和不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大局。這既是出於對經濟的考慮，同樣也是出於對社會和政治大局穩定的考慮。若確實能做到這二者，GDP增速再低一點，改革步伐再快一點，並不可怕。從這個角度考慮，底線思維其實又並不是一種新思維，而是30多年改革開放積累的寶貴經驗的另一種表述：“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
因此，在今天國民經濟遇到重大困難與轉折時期，政府應是毫不隱晦，直面坦承，處理好改革(結構調整)、發展(經濟增速)、穩定(經濟與社會風險)三者間的平衡關系，這是關鍵。理論家也不應簡單地拿書本理論分析當今中國經濟，市場人士也不宜簡單地用外國分析數據套用當今的中國經濟。
基於底線思維的宏觀調控技術討論
基於上述底線思維的思考，如何把握宏觀調控技術？筆者在2014年6月間撰文：“當前的經濟困局與應急對策”，談及四部分內容：一、當前經濟走勢關鍵看房市；二、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勢；三、系統性風險的引發、傳遞及後果；四、非常時期的非常對策，提出了政策建議16條。今天，筆者依然堅持文中的基本觀點，即面對當前經濟處於困難、微妙的轉折時期，政府要有作為且會作為，要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間的關系。這里，關鍵不取決於調控方向、口號、用詞的辯證思維和描述，也不取決於經濟學上泛泛的理論討論，而是取決於能不能對轉折時期的經濟形勢有個冷靜、客觀的判斷，取決於對“三期疊加”中三個“現象特征”之間是如何影響以及某種調控技術的選擇又是如何加重或者減弱某一“現象特征”做到心知肚明。面對這些複雜的細節，要實施正確的調控技術，涉及方方面面內容，確實形勢錯綜複雜，充滿不確實性。細節決定成敗。對此，政府已做了大量的政策安排。在此，筆者僅從個人認識出發，選擇若幹重要領域中的某些關鍵和重點細節作進一步的探討。
1.關於經濟增速與就業問題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問題，學術界尚存諸多探討爭議，仍需進一步根據實踐加以研究。但筆者認為，一個簡明的道理是：預測短期增長(如2015年)，絕不能用過去超貨幣供應刺激下“超級繁榮”時期的歷史平均增速數據作簡單外推，也不能在基於歷史數據簡單外推基礎上對中國未來10年、20年的系列預測數據中去尋找2015年的預測值，因為那是中國歷史上難以再出現的“超級繁榮”特殊時期的歷史數據。據此預測未來僅僅是一種可能性，不能無視預測期內外環境已發生的巨大變化。如前文所述，經濟運行具有歷史延續性。“路徑依賴”意味著今天的預測能否變成明天的現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今天的現實問題、矛盾以及系統性風險隱患因素是如何解決的。解決速度的快與慢、不同的解決方法與軌跡，將決定明天不同的命運。
筆者認為，2015年經濟增速必須穩定在一定的水平範圍，堅持穩定就業和防範系統風險的底線。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要刺激拉高經濟增速，並不意味著不能容忍2015年的增速相對於2014年仍會有少許的下行，並不意味著穩就業的壓力只能在提高經濟增速上釋放。
經各種數據推測，明年的經濟增速保持在7%左右較妥，這也是多方機構能接受的預測值。7%的速度可能仍會存在來自於高校畢業生的結構性就業壓力。但是，追求更高的速度，一是不現實，二是會積累新的風險。在穩就業問題上，應直接著眼於“穩增長就是穩就業”這一目標，在這方面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首先，從總體趨勢看，2015年後全國新增勞動力總量步入拐點，新增就業壓力明顯減弱。與此同時，近年來數據顯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同為一個百分點的增長，對就業的貢獻完全不一樣。因此進一步加快簡政放權、減稅優惠、支持新經濟業態、鼓勵自我創業，還可以進一步擴大就業。
第二，在嚴厲打擊一些高校謊報假就業統計數據的同時，針對前幾年拼命擴招，學科設置趕時髦，專業設置供需不合理的教訓，財政可撥付一筆臨時經費，鼓勵已畢業或將畢業大學生“返校”回爐，改變求職方向，一則為國家培養緊缺的操作性技術人才，二則可以暫時延緩大學生就業壓力。與此同時，要認真檢查落實國務院對大學生自主創新各項優惠政策的落實，要讓每個大學畢業生對此有全面的了解，鼓勵大學畢業生自主創新。在財政上全面落實對全社會包括對大學生的職業培訓、失業救助等政策。
第三，結合社會救助政策，再通過一定的政策支持，鼓勵企事業單位在困難時期，對職工可停薪、減薪但不停職，齊心協力共度難關，穩定社會，服從經濟結構調整的大局。
2.關於投資問題
自美國危機後2009年以來的5年間，中國GDP中三駕馬車各自的貢獻率和拉動作用呈明顯分化。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除2010年情況稍好外，其余年份均為負值。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是先升後降，未能持續獨當一面。因此投資自然成為穩增長的關鍵。但投資對GDP的貢獻率和拉動變動波幅較大。2009年和2010年投資貢獻率分別為87.6%和52.9%，分別拉動增長8.1個和5.5個百分點；2011和2012年投資貢獻率和拉動有所緩和，消費未能拉動GDP增速保持上升，更使得2013年經濟增速必須靠投資重新發力。這說明，消費主導型經濟是我們必須堅持的長期的努力轉型方向。但是，眼前要堅持底線思維，維持一定的穩定增長速度，則投資仍是穩增長的關鍵，必須保持一定的投資增速。
問題是如何穩住投資？今後房地產投資的刺激只能是要求房地產需求回歸消費屬性而不是重燃投機屬性，在逐步建立長效制度框架下，通過“去行政化”、扶持改善性民生需求等政策調整挖掘新的增長動力，這是邊界，“刺激”絕不能重燃房市投機之火。在制造業投資，其增長動力最終只能通過市場來解決。政府要有所作為，也只是通過政策法規去實施企業重組，削減過剩產能的繼續增長。由此，投資中剩下可作為的只能在基礎設施投資上動腦筋。
基礎設施投資從總體說，政府要有所作為，也能有所作為，但需會有所作為。中國目前一方面還存在相當大的基礎設施建設空間，另一方面又是一個資金相對富裕的國家。從現象看，需求與供給是完全能平衡的。但實際存在的問題是：①加快簡政放權，歡迎社會資本加入，形成新的增長動力，然而迄今進展仍然緩慢。②規範地方政府融資行為後，盡管允許發地方債，但要有思想準備，今後幾年，地方融資規模從總量上肯定不是放大而是在縮小。③可以通過發政策性金融債擴大基建，但國開行是準財政信用，不能沒有制約，不能不講投資回報和效益，預計明年不可能一味擴大籌資規模。
因此，進一步思考如何加快投資中基礎設施投資這一重點，關鍵不是有沒有投資空間和項目的問題，而是有沒有資金、如何籌集資金的問題。為此，2015年的政策發力應重點著眼於：第一，鑒於政策性銀行發債或由中央銀行再貸款給政策性銀行實質均為國家信用，是在實施放水貨幣政策，其政策力度是有限的。為此，首先，應用好現有的國家財力，加強預算管理，學會盤活用好臨時閑置的巨額財政存款。如果全年財政預算中由此產生某些月份暫時的支大於收狀況，應該向改革要資金，鼓勵財政向央行發行改革開放以來幾乎討論已30年仍尚未解決的真正意義上的“短期國庫券”，以解決財政臨時收支缺口。第二，在加快國有企業有進有退戰略布局下，從推進混合所有制中的國有股減持中找資金，同時通過國企改革助推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重大轉變。第三，把從上述財政預算和國有資本預算中騰挪出來的資金，不只是以國有名義進行簡單的全額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而是部分選擇有投資回報、微利的項目，以貼息、補貼、PPP、基金等各種方式，充分發揮杠桿作用，引導、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進入基礎設施建設。第四，各級政府要以過去30多年來吸引外資的那種創新精神與積極性，從政策等各個方面大力支持組織國內的PE資金，加快松綁自己手腳的各種思想束縛和制度限制。
3.關於房地產市場問題
當前，首先要明確當前房地產政策調整的目的和意圖。
目前房市政策的某些調整確實有配合刺激投資、穩定增長的短期目的，但是，同時目前出臺的任何一項房市調整政策，應是和過去“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碎片化的逆周期政策又不完全一樣，它既有上述穩增長的短期意義，又是銜接中國房市長效機制建設的方向，是針對長期以來長效制度體系不完善的逐步補充與糾正，是長期意義上的制度建設。
那麽，長效機制制度的方向是什麽？對此，迄今社會上可能仍有不同意見。筆者一貫堅持若幹年來始終不變的觀點，即中國房市要健康發展，必須要把中國房地產市場引向以消費品為主導的發展方向，而不是朝金融資產的方向引導。政府調控房市的目標是要“管制度”，而不是“管房價”(制度建好了，房價自然不用擔心)。在這個問題上，中國要學德國、新加坡，不能學經濟運行以金融市場為主導背景下的美國、英國。要鼓勵居民買房是為了“住”，而不是像買股票目的是為了“賣”，不是投機囤積待價而沽。而且要讓市場明白，當前政府對房市政策的某些改變，客觀上存在穩房價和逆周期的效果，但又不能僅僅理解為是簡單的調控房價和逆周期調控，而是在擇機尋找出臺銜接未來房市長效機制下的制度(如取消行政限購)，也是未來長效制度體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當房市下跌、市場認為從調控房價需要調某項制度但與長效機制目標發生沖突時，從改革與轉型大局出發，政府不應也不會再葉公好龍，選擇有違於長效機制目標的臨時性碎片化政策。因此，市場應明了，盡管房地產市場投資在目前整個投資中“四兩撥千斤”，但我們不能指望在房市長效機制所指向的制度之外，把穩經濟增長的寶全押在房市政策的調整上。
為此，在取消行政性限購政策的同時，當前如何長短利益結合，進行房市政策的進一步調整？
①國家應按照“住有所居”的要求，起碼以國務院條例的形式而不是以央行部門規章的形式，根據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和居民未來收入增長前景，對首套自住型購房明確首付比例、優惠利率(財政可貼息)的法律性硬約束標準。例如，可測算未來中國經濟20年增長中一對大學畢業中產階層夫婦20年的收入增長狀況，倒算確定20年按揭貸款時可承擔的首付比例。如此測算，首付比例肯定大大下降，勢必進一步提前釋放和滿足一大批剛性需求。此舉短期內明顯利好房市，長期看也不會累積新的泡沫。同時，廢除首付比例作為央行的調控工具，以可以隨意修改的部門規章軟約束“文件”進行臨時性調控的做法。
②對暫時無能力購買第一套住房的居民應大力鼓勵租房。但國家應出臺鼓勵房屋租賃的優惠政策，更應出臺重點傾向房客的租房管理規定，在租金、稅收、合同約束內容等重要問題上予以明確的指導。這項工作恰恰是近幾年來房市長效機制建設中最為薄弱和被忽視的內容。
③對當前巨額的棚戶區改造資金的使用，應根據各地住房庫存狀況，實事求是，靈活掌握，不搞一刀切，絕不為今後留下新隱患。允許棚改資金在市場上購房或經適當改裝後作為棚改安置房或保障房提供，也可采取貨幣化安置和租金補貼等形式。同時對各種形式的“經適房”、“軍改房”等既市場化又非市場化的住房給以規範。
④短期內為防止取消限購政策後可能重燃投機炒房熱(事實上此預期在減弱)，可策略性地根據時機，依據未來房產稅制度的基本內容，對第一、第二套和第三套(抑或第四套？可仔細測算)，提前公布未來對不同的基本住房消費、改善性住房消費、投資與投機等房屋功能將采取輕重不同的稅收政策原則。例如，結合人均居住面積，對基本住房消費基本免稅，改善性住房消費征輕稅，投資性住房征較高的稅，純投機炒房高征嚴厲重稅。並同時提前公布，房產稅的詳細細則內容待具體研究後公布。
4.關於貨幣政策問題
面對經濟增速下行，貨幣政策調控的邊界在哪里？是否一定要完全體現逆周期調控的目的，將經濟“下行”硬調控為“上行”？筆者認為，近幾年經濟增速適度下行既然是必然的，因此貨幣政策調控的邊界不應是“逆調周期”，而應是：
首先，一定要穩住整個金融體系。只要金融體系是基本穩定的，就能確保整個經濟運行基本穩定，不會硬著陸，這是底線，也是任何一國政治、經濟、社會運行的必需。當美國爆發了百年一遇大危機後，無奈的選擇、首先的出路也是給金融體系盡快註入流動性，穩定整個金融體系。但是，他們是“馬後炮”，我們要當“馬前卒”。
確保金融體系的充足流動性，客觀上會起到一定的逆周期調控目的，但是要註意，目前宏觀經濟的調控不能完全指望貨幣政策。基於歷史發展而來的當今中國經濟既然已是“三期疊加”，則調低經濟增速，加快結構調整與改革，消化前期歷史遺留下來的房市泡沫、僵屍企業、產能過剩和地方債務風險等問題三者中，哪一個都指向、都要求關閉破產一些企業，都需要通過穩健貨幣政策來營造中性適度的金融貨幣環境，都需要有其他宏觀政策的配合，因此在發揮貨幣政策作用時絕不能一味片面追求寬松的貨幣政策。
其次，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重要的不是貨幣政策口號、用詞的描述與解釋，而是調控中的技術細節。在技術細節上，當前貨幣調控除要關註結構、定向微調外，在總量指標上，功夫要下在社會融資總量上，而不是下在貨幣供應M2上。調控中不要太在乎M2多增長半個百分點還是少增長半點百分點的目標。為什麽？M2是表示銀行系統的負債，而與實體經濟直接相關的是金融、銀行系統的資產方，是由貸款、股票、債券、票據等所構成的社會融資總量指標。但是這一指標近幾年增幅波動太大，很不穩定、不穩健。社會融資量的季度增量，2011年四季度環比增長48%，2012年四季度環節只增長2.4%，2013年四季度又增長12%。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該指標背後的各項融資活動是被央行、發改委、證監會政策所左右，各自步調不一，缺乏有效的部際協調。建議明年應由國務院或國務院授權央行統一加以協調，提高整個宏觀的調控水平與效率。
第三，在當前經濟轉折的微妙時期，既然央行已經發出明確的穩健貨幣政策的信號，因此在操作上，一是市場信號一定要明確，預期要清晰，不能發生讓市場、機構去猜央行意圖的混亂現象，影響銀行中長期貸款的發放和經濟增長大局。二是既然講穩健貨幣政策，就要講政策細節的實施結果，最終是應看實體經濟層面可得的資金量狀況。而社會融資余額月均增速，2009年約30.2%，“四萬億”之後的逐步下降是正常的，到了2013年月均已降到20.3%。進入2014年前10個月月均增長又降到15.8%，這降速是否有過快過大之憂？在市場出清機制未落實，存在地方政府和房企較高融資能力的擠壓，難怪出現在穩健貨幣政策的口號下，民營小企業融資仍不穩健，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始終得不到很好解決的現象。
最後，貨幣政策的調控同時要有準備，要與其他政府部門緊密配合，做好房市和經濟增速如果出現“斷崖式”下跌的政策儲備。只有做好了防意外準備，才能從容有備，真正去實現經濟軟著陸。
5.關於市場出清問題
筆者之所以在今年3月北大一論壇發言時強調，經濟結構調整要堅持市場出清原則，是因為市場出清問題是我們今天在講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中講得最少、做得最差、政策最不配套的一項工作，直接影響了深化改革的效果，影響了經濟步入正常發展軌道的進程。應該認識到，我們既然已容忍經濟增速的下行，又承認當今的時期特征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那麽理應必須承認，市場出清是該市場邏輯的必然和後續。而且，在經濟增速與周期下行時期，要真心降低全社會融資成本，關鍵就是要打破“八個瓶子七個蓋”的局面，要關閉破產一些企業，才能優化配置社會資金，才能真正降低融資成本。目前面臨著一部分民企、中小和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人們試圖從多成立一些民營銀行中找出路，方向是對的，但民營銀行的經營動力也是利潤第一。在“現存的市場”運行下，銀行已難以尋找到大批既安全又有高回報的可貸項目。因此政府如果沒有其他的特殊制度安排，新增設的民營銀行並不能成為解決當前民營、中小及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主要制度安排。特別需要指出並予以關註的，曾經在經濟增速上升時期發生的、一度被人贊譽並大力推廣的企業間“互聯互保”經驗，當時確實發揮了擴大信貸杠桿力的作用，部分解決了小企業的資金問題。今天，當經濟增速進入下行時期，曾經的企業“互聯互保”又恰恰成了收縮企業信貸的杠桿，已引起連續、成片的債務鏈糾紛。
為此，為了在經濟增速換擋、結構調整陣痛期，不至於出現因部分企業資不抵債、債務鏈中斷而波及更多的企業特別是互聯互保中小企業，必須采取以下對策：
①要對一些確已資不抵債的企業(包括房地產企業)，堅決實施關閉破產，沖銷股東權益和銀行債權。
②對地方債存量風險問題，財政部已提出初步方案(財政部43號文)，表明了中央財政“不兜底”的態度，這同時意味著2015年相關地方政府要做好變賣地方國有資產還債的一系列準備，相關銀行、債權人要做好沖銷壞賬的準備。
③對覆蓋面較廣的互聯互保中小企業，債權債務鏈複雜(類似過去的“三角債”)，但牽連的企業並非都是壞企業。對此，應由國務院有關部門盡快出面協調與指導，各地方政府、銀行及相關債權人加快磋商，籌建臨時資金池，梳理錯綜複雜的債務鏈，隔離好企業、較好企業與差企業，以最大幅度降低被牽連的企業數量。
④當前的輿論不應片面突出“一片救”、“政府救”的聲音(包括理財中的“剛性兌付”問題)，而應宣傳市場紀律，宣傳市場解決債務鏈的經驗，宣傳一些企業在關閉破產或“關停並轉”過程中如何安排好職工利益、穩定社會的經驗，宣傳依法處理理財產品糾紛的經驗。
6.關於城鎮化問題
加快城鎮化進程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項重大戰略，同時加快城鎮化進程，是改革和發展的結果，是工業化和農業產業化的伴隨物，是一項長期的工作任務。同時，近期內如果能快馬加鞭，盡可能加快推進這項工作，對擴大短期內的投資與消費，釋放“三期疊加”時期經濟工作中的矛盾與壓力，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因此，在落實關於城鎮化規劃的進程中，國務院可以一定的行政指令約束各級地方政府，在2015年全面推行戶籍制度改革，關鍵是要求公布承諾農民工市民化諸要求的進程時間。由此，去主動暴露一些地方在教育、醫療、養老公共產品不足的問題，暴露一些地方的財力不足問題，倒逼加快簡政放權、吸引更多社會資本進入服務領域的投資，倒逼加快財稅與轉移支付的改革。財稅制度是國家經濟運行中最基礎性的制度，積累的問題錯綜複雜，我們不可能指望在某一天對其有個徹底梳理之後即刻全面調整，因為經濟的日常運行不能中斷。而財稅制度中的土地財政問題恰恰又是當前被扭曲的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其影響既廣且複雜，如果抓住其在短期內欲徹底改革，難度高、震蕩大，將引起投資增速直速下降。恰恰此時如果抓住戶籍制度這一看似局部性的改革，短期內能釋放強制性儲蓄，提升消費，中期內能提升投資。而暴露的問題主要是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是公共品建設中國家財力如何挖潛與分布的問題，以及市場與政府職權邊界中簡政放權的改革問題，這一切正是目前改革規劃在急需推動的。
7.關於“走出去”問題
如何在全球範圍內消化始於美國危機後全球救助策略大背景下中國過多的貨幣存量和過多的產能，已成為宏觀政策選擇中不可或缺的思考。這一思維如果在美國危機後的2008年底提出還不易為國人理解的話，閉幕不久的北京APEC會議傳遞了亞太經濟一體化的明確信號，亞投行、互聯互通、絲路基金……等一系列決策，其信號已非常清晰。追求進一步的亞太經濟一體化，不僅有利於消化國內產能和實現外匯儲備多元化，而且可以促進亞太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這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促進世界經濟平衡發展中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內外共贏的正確抉擇。不僅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同時具有中國大國外交和國際地緣政治上的長遠意義。
在鼓勵“走出去”問題上，政府已有諸多的政策與制度安排，作為補充，筆者認為，要進一步做好這項工作應進一步關註：
①面對巨額外匯儲備已成為負擔與壓力之時，可以動用國家資金(央行和財政資金)，更重要的是應動員民間資金。在此方面，除需配合資本賬戶有關規定之外，應徹底放開企業、加快放開自然人的本幣與外幣自由跨境直接投資、PE投資中的各種行政限制。這有利於培育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和提高國民福利，同時有利於減輕國內的貨幣供應壓力。
②除20國基礎設施銀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外，應“兩條腿走路”，盡可能繞開意識形態、地緣政治因素對我戰略實施的負面影響，充分發揮市場力量，鼓勵民間及國內金融機構與境外機構合資成立各類中外合資銀行、基金等銀行、非銀行機構，去實施“一路一帶”和亞太經濟一體化戰略。
③鼓勵企業“走出去”，更應鼓勵人民幣走出去，這是中國“走出去”戰略與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相結合的另一層面的長期思考。鼓勵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所持人民幣到境外貸款與投資，除同樣能起到消化國內過多產能外，還有助於逐步追求和形成擴大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空間，逐步提高中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財富再分配能力這一人民幣國際化的根本目的。在短期內，擴大人民幣國際結算中的在途資金規模、在全球形成多個離岸市場中的人民幣滯留，本身均有助於部分沖減國內貨幣供應的壓力。因此，在今後資本賬戶逐步開放過程中，主管部門應更多選擇以人民幣國際化為主要載體的通道，加快通道建設(包括上海自貿區和滬港通等)，逐步放大通道“額度”，減輕外幣大進大出的不可控壓力，增加中國央行在利用人民幣實施資本賬戶開放中的調控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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