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評論：撥開經濟悲觀論的霧霾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99728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經濟下滑是人口趨勢等因素造成的，是供給端的問題，不能用需求端的刺激政策去解決。
蔡昉刊登於《求是》雜誌上的文章《撥開中國經濟悲觀論的霧霾》從新的角度闡述了如今中國經濟的問題所在，作者為中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他從人口紅利角度解釋了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速之源。
以下為文章內容：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年均達9.8%，其中“十一五”期間高達11.2%，取得了世界獨一無二的發展成就。但進入“十二五”以來，國內生產總值（GDP）未能實現兩位數增長，2011年為9.2%，2012年和2013年皆為7.7%。按照國際標準，雖然這個增長速度仍是鶴立雞群，但在國內外分析家中產生了經濟悲觀情緒。一些國際上的觀察家關於中國經濟將要“撞墻”，乃至泡沫即將破裂的預言不絕如縷。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盡管得以改善，但仍成為唱衰中國經濟的素材。國內一些經濟分析人士也受到增長速度減緩等現象的影響，陷入經濟悲觀論。
這一輪“中國經濟崩潰論”是以往“狼來了”謊言的重複，還是會不幸而言中？關於增長速度的悲觀情緒是否如實反映了中國經濟的現實？通過科學分析正確回答這些問題，不僅關乎對於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信心，更影響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從而影響政策手段選擇的恰當與否。
一、中國經濟正常進入換擋期
國際經驗表明，高速增長的經濟體終究要經歷一個減速的過程，進入常規增長階段。有學者在分析多國歷史數據後發現，以一個特定的人均收入水平為拐點，年均增長率從之前的平均6.8%下降到之後的平均3.3%。分別看不同的國家可以得出結論，減速本身是發展階段變化的自然結果，但是，在換擋期采取的應對之策，卻決定一個國家從高速增長進入較低速度但更可持續的增長，還是一路減速至長期經濟停滯。正是在後一情景下，某些一度經歷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經濟目前正在經歷這樣一個自然減速的過程，亦稱增長速度換擋期。在過去36年時間里，在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於經濟增長制度條件的同時，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人口撫養比穩步降低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人口紅利。這個人口紅利表現為：
第一，較低且不斷降低的人口撫養比有利於實現高儲蓄率，保證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本積累，同時勞動力充分供給阻止了資本報酬遞減，保持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巨大貢獻份額；第二，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以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為載體的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作出了貢獻；第三，農業剩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到非農產業，意味著資源實現了重新配置，推動了生產率的迅速提高。根據筆者的測算，在1982—2010年期間的GDP增長中，資本投入的貢獻率為71%，勞動投入的貢獻率為7.5%，人力資本貢獻率為4.5%，人口撫養比貢獻率為7.4%，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為9.6%。
多年來，中國人口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逐年減慢，並於2010年達到峰值，此後開始絕對減少。而人口撫養比則由下降轉為提高。人口結構的這種根本性變化，首先表現為普通勞動者的短缺和工資持續上漲，制造業生產成本大幅度提高，傳統比較優勢趨於喪失。更重要的是，由於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已經發生，投資回報率顯著降低。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逐漸減少，也將減緩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從而縮小了生產率提高的空間。因此，可以預期中國將經歷一個經濟增長速度減慢的過程。
一個經濟體的增長率取決於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的因素。從供給方面來看，生產要素的供給能力和生產率的提高速度，決定GDP的潛在增長率。而從需求方面來看，出口、消費和投資需求決定了該經濟體是否能夠在其潛在供給能力上實現增長。由於人口因素的影響涉及勞動力供給、資本回報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因此，2010年以後的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必然導致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根據我們的估算，GDP的潛在增長率，即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速度可以維持的正常增長速度，正在從1995—2010年這15年的平均10.3%，下降到“十二五”時期的平均7.6%，到“十三五”時期還將下降。
由此可以得出三個重要的結論。第一，過去兩年中國實現了7.7%的增長速度，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所必然導致的供給方面因素變化的結果，而不是需求方面的短期沖擊結果。第二，目前的中國經濟增長率，只要能夠保持在7%—7.5%之間，就是在其自身潛在供給能力上實現的增長，不會造成嚴重的就業壓力。第三，人口因素變化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說明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以來依靠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
二、正確的應對之策至關重要
我們說建立在“崩潰論”基礎上對於中國經濟的悲觀認識是有害無益的，是因為這樣的錯誤認識會妨礙我們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
大多數悲觀論都把中國經濟減速歸結為需求方面的原因。其中廣為流行的說法是，中國以往的增長過分依賴外部需求，不僅應對全球經濟的不平衡負責，還導致自身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因此，持這類觀點的學者一般建議人民幣進一步升值，以及提高國內需求對GDP的貢獻份額。與此邏輯上相連的政策建議是，既然短期內不可能提高國內消費需求，那麽，通過刺激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進一步擴大投資規模，則是拉動內需的有效手段。由於這類政策建議錯把經濟增長減速歸結為需求方面的因素，而不顧潛在增長能力下降的供給方面因素，一旦轉變為實際政策，就有可能造成中國經濟的進一步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
在人口紅利消失、制造業比較優勢減弱，從而供給因素制約投資需求的情況下，刺激性政策除了通過補貼等方式保護落後產能，並不會對競爭性的實體經濟產生推動作用。由於基礎設施需求是由實體經濟派生出來的，在實體經濟沒有更大投資需求的情況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求也是不足的。所以，刺激性政策除了制造新的產能過剩之外，只會把流動性引向房地產、股市、海外資產等，最終推動經濟泡沫。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泡沫經濟破裂以及此後的長期經濟停滯就是一個例證。
因此，針對經濟增長減速的政策應對，第一步是使實際增長速度與潛在增長率相適應。宏觀經濟學中所謂的“奧肯定律”表明，實際增長速度低於潛在增長率的部分，對應著一定幅度的周期性失業，2012年和2013年中國實現了7.7%的增長速度，與潛在增長率是相符的，沒有出現明顯的周期性就業問題。例如，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保持在4.1%的水平，而調查失業率大體保持在不高於5%的水平。根據測算，由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構成的自然失業率目前大約為4.1%，不高於5%的調查失業率則意味著，周期性失業率最多不會超過一個百分點。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是典型的結構性失業現象，而結構性失業不能靠總量刺激政策來解決。
可見，近年來政府確定的7.5%的GDP增長目標，由於與潛在增長率是相符的，因而也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增長速度，並不意味著將導致長期的經濟增長停滯。實際上，過去兩年中央政府沒有尋求高於預期目標的增長速度，沒有采取短期刺激政策，減少了政府對直接經濟活動的幹預，緩解了產能過剩的進一步加劇，避免了經濟泡沫的形成，為改革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固然，宏觀經濟受到需求方面因素沖擊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應對經濟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有其用武之地，但是，在選擇恰當政策手段時，區分長期的結構性因素和短期的沖擊因素至關重要。
三、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
人口紅利消失導致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意味著以往的增長源泉已經式微，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從勞動力和資本投入驅動型，轉向主要依靠創新和生產率提高驅動型。
一般來說，發達經濟體處在技術創新的前沿，經濟運行的體制和機制也比較成熟，實現每一個百分點的GDP增長，都來自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所以，它們不可能有很快的經濟增長速度。最終，中國經濟也會到達這個階段。但在這之前，通過消除制約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的制度性障礙，在一定時期里仍可取得較快的增長速度。換句話說，雖然不應尋求超越潛在增長率的實際增長速度，但是潛在增長率本身是可以提高的，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更快的增長速度，就是獲得改革紅利的過程。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改革任務與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存在一種替代關系，為了推動改革必然要犧牲增長速度。有的媒體甚至稱中國的改革是“抑制增長型”的。誠然，在當前全面改革正在積極推進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率出現較大的下行壓力，與過往10%的增長率相比顯然是降低了。不過，中國長期可持續增長，可以通過改革獲得新的增長動力和源泉。改革並不必然抑制經濟增長，反而應該成為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新源泉。
抑制潛在增長率的制度性障礙，包括戶籍制度對勞動力供給潛力的制約、現行投融資體制對投資效率改進的制約，以及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遇到的融資瓶頸導致的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制約等。通過推進改革拆除這些制度障礙，可以立竿見影地提高潛在增長率。例如，我們的測算表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間，每年把勞動參與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把潛在增長率提高0.88個百分點，如果年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把潛在增長率提高0.99個百分點。而通過生育政策調整把總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則可以在2030年之後顯示效果，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大約10%—15%。
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和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改起，旨在破除制約市場主體活力和要素優化配置的障礙。從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約束條件看，能夠顯著提高潛在增長率的領域，恰好就是這樣一些具有優先地位、需要重點突破的改革領域。例如，戶籍制度改革，目標便是通過推動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建立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體制和機制。由於目前農民工就業已經占到城市總就業的35%，這項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進而增加整體勞動力供給，並同時提高勞動者的技能，達到延長人口紅利的效果。又如，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制訂負面清單和下放審批權等改革，鼓勵更多非公有企業進入競爭性行業，通過建立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機制，同樣能達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目標。此外，通過教育體制改革和完善職工培訓制度，保持人力資本持續提高，為未來日益加速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準備必要的技能型工人，將增進中國經濟的創新驅動力。這些改革，無疑都在創造制度紅利，顯著提高中國近期、中期和長期的潛在增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