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香港的怪獸家長為了在傳統名校求得一席位，不惜領洗皈依主耶穌基督。在近日這春夏之交的時份(這是共匪替1989年那一件事件的稱呼)，不少香港天主教的神父、修女和愛好公義的虔誠信徒竟然當現任媚共派代言人湯漢樞機主教冇到積極支持622民主公投抗共的大業。作為一個唯利是圖有奶便是娘之輩，筆者無法理解共匪、販民乃至宗教界別人仕高義。但筆者僅希望由歷史抽取一件小事，去告訴這些為了學位而領洗的怪獸家長，原來做穌哥的信徒其實有機會面對他們所不能預計的政治風險。
關於基督教(Christianity)傳入中國的歷史可粗略以鴉片戰爭為界分為兩大時期。而在前鴉片戰爭時代中，據說第一個到達中國傳教並建立教會是耶穌十二門徒之一聖多默(Thomas the Apostle)。不過這段期間基督教正式具規模傳入中國主要有三個時期，分別是唐朝的景教(Nestorian Church)、元代、和明末清初兩代進入中國的天主教，而今天筆者且集中淺談發生在清朝的「中國禮儀之爭」。
在明末清初兩代進入中國傳教的教士有兩派，其一是以利瑪竇(Matteo Ricci)為首的耶穌會(Jesuit)，另一派則以方濟會(Franciscans)和道明會(Dominican)傳教士為主。前者主攻朝廷士大夫等知識份子，後者則以一般平民百姓為對象。本來同信一個主耶穌應該彼此相愛，但現實中卻因為爭奪在中國傳教的主導權卻彼此勢不兩立。另一方面作為外來異教，中國本土以儒、道、釋三教為主流的思想亦猜忌排斥這群西洋番僧。當年利瑪竇有感於明代中國乃當年環球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為了討好文化基礎遠較當年歐洲深厚的天朝，決定主張禮儀本地化以儒家思想包裝天主教。明清兩代耶穌會士不但精通西洋奇技，亦熟讀儒家孔孟之學，以一身儒服出入朝廷甚至成為朝廷命官。明清兩代皇帝愛惜耶穌會士的西洋科技智識，亦多次勸退彈劾這些番僧的倡議。豈料在大清康熙年間道明會士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竟向當時教宗克勉十一世(Clemens XI)打耶穌會士小報告，指斥他們認同和容許中國天主教徒尊孔祭祖乃拜邪神的異端。於是教宗克勉十一世頒禁令不許中國天主教徒尊孔祭祖。當年大清康熙盛勢猶如當今之美帝，豈會把政經實力連阿拉伯人也不如的歐洲人放在眼中？！不過康熙本著留有餘地回書羅馬天主教廷曰：「眾西洋人，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竇規矩，斷不准在中國住，必逐回去。」可以當年教宗自命受命於全能的天主必須捍衛聖統(Canon)斷然拒絕康熙「一番善意」。康熙一怒之下決定禁教：「覽此條約，只可說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等人無一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條約，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欽此。」之後基督教不但在中國的傳教中止，當時不少中國天主教徒亦因為這些無聊的「禮儀之爭」殉教，可謂求仁得仁。但如此犠牲以萬計生命是否值得，這還是只有穌哥才知道！
表面上「中國禮儀之爭」是有關宗教思想的問題，後來天主教再次傳入中國後亦確認教徒尊孔祭祖沒有違法教義，但實際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國五千年來以儒家體係為基礎的體制在東亞互爭領導地位的寫照。耶穌會士和方濟道明會士之爭亦正好是今天不論天主教教廷、香港天主教乃至其他基督教派系中媚共反共兩派之爭的縮影。雖然近年天主教和個別基督教派系也有進行禮儀本化，但骨子裡認為自己擁有絕對真理的看法亦基本上沒有動搖。「中國禮儀之爭」正正是近代基督教傳入中國時所出現的種種波折中的深層次原因。西方基督教第四波傳入中國始於鴉片戰爭後滿清敗於列強後被迫開禁，雖然基督教之後在中國的發展蓬勃，但由於同時和西方殖民主義關係糾纏不清，這亦是1949年共匪一統中原後對基督教徒進行血腥清洗的藉口。
有空再談近代共匪和基督教(特別是羅馬教廷)近半個世紀的血涙史，好讓各位希望領洗求學位的怪獸家長明白當今基督教派在本土政治運動中的動機和那未來可能不可避免的刦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