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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幫網尹飛的曾經理想：做窮人的銀行家

i黑馬導語：

今天貸幫網的一篇文章引起極大關註，文章開頭說：“(尹飛)曾想走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路。他曾希望自己能像尤努斯一樣做一家為農民服務的銀行。”今天黑馬哥就來說一說這位“窮人的銀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以及他的自傳。

穆罕默德·尤努斯，1940年6月28日生於孟加拉國吉大港的一個寶石加工場主的家庭。這位標準的“富二代”沒有選擇自己過上豪奢的生活，相反，他目睹孟加拉國的愚昧和貧窮，從小立下為可憐的同胞們做事的理想。1976年，尤努斯走出了第一步，他拿出27美元借給村子里42個制作竹凳子的農婦。這一點點錢，使得這些窮苦的農婦們買上原材料，做起生意，擺脫貧困。1983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創立了格萊瑉銀行，專註於向最窮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額貸款。他的目標是：幫助窮人實現個體創業，從而使他們永遠地擺脫貧困生活。
 

格萊瑉銀行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貸款額很低，通常只有數十美元至數百美元;

第二，主要面向那些生活水平低下的窮困者;

第三，貸款者之中有96%是婦女;

第四，格萊瑉貸款無擔保抵押物、法律文件、團體擔保或連帶責任。

當然，格萊瑉銀行具有一系列制度安排來確保貸款的收回，實際上格萊瑉的還款率高達99.89%，壞賬率極低。格萊瑉具體的制度創新包括每周還款制度、五人小組制度、違約限貸制度等。通過要求貸款者每周償還一定數額的貸款，一方面可以減輕貸款者最後一次性還款的壓力，同時也有利於監督貸款者的現金流狀況。五人小組制度是一項創新，根本要旨在通過群體的監督力量來規範貸款的用途和確保還款。每個新加入的格萊瑉成員必須先組成一個五人小組，然後才能貸款。小組如果能按時還款，累計到一定的份額，小組的信用額度就會增加，組員們能借到更多的錢。當小組中有成員不能或不願還貸的時候，別的成員就會幫助她(雖然不承擔連帶責任)。如果小組自己無法解決問題，這個小組在今後的幾年里，就沒有資格申請更大額的貸款了，甚至會被停止貸款。這其實是加上了一道熟人社會的道德保險杠。那些成員不會輕易違約，因為這個小組對於她來說，是她最最重要的社交圈子，那些組員是她最親密的夥伴。一旦違約，那麽她在村里的信用也會受損，很難再生活下去。

尤怒斯堅信，借貸是一項基本的人權，他提出了簡單而充滿智慧的解決貧困的方案：為窮人提供適合他們的貸款，教給他們幾個有效的財務原則，然後，他們就可以自己幫助自己。

尤努斯的理論被實踐證實了，格萊瑉銀行已經向240萬個孟加拉農村家庭提供了38億美元的貸款。今天，有250多個機構在將近100個國家里基於格萊瑉模式運作著，而格萊瑉銀行領導著這個以小額貸款消除貧困的席卷全球的運動。

下面，黑馬哥摘選了尤努斯的自傳《窮人的銀行家》里的一部分，尤努斯如何一步步實現他的理想。

“在喬布拉村，我召集當地農夫與佃農開了一個會。我提出做一項試驗，我們都加入一個名為“新時代”(Nabajub)三方共享農莊的新型農業合作社。土地擁有者的貢獻是，讓合作社在旱季使用他們的土地，佃農的貢獻是他們的勞動力，而我的貢獻是，提供運作深管井所需的燃料費用、高產稻的種子費用、肥料費用、殺蟲劑費用和實用技術知識。作為交換，這三方中的每一方(農夫，佃農和我本人)，各分享收成的三分之一。

一開始，村民們對我的提議持懷疑態度。管井者操作者與農夫之間積怨甚深，互不信任，所以他們根本聽不進我的計劃。有人爭辯說，付給我三分之一的收成太多了。盡管我主動提出由我來承擔所有可能的損失，我的提議還是沒能引起他們的興趣。

在一周以後的第二次會議上，我終於讓他們相信：他們什麽也不會損失。他們事先不必付任何費用，就能得到灌溉用水、肥料、種子和殺蟲劑，而只需同意將他們收成的三分之一給我。窮苦的佃農們熱情地歡迎我的提議，那些日子過得相對好一些的農夫們則勉強同意一試。

對我來說這是一段艱難的日子。夜里我經常睡不著覺，總擔憂會出什麽岔子。每周二的晚上，我都去走訪那些農夫，並和我指定的四個學生“小組負責人”和我的十三人顧問小組一起正式開會，討論肥料、灌溉、技術、儲藏、運輸和銷售等各類問題。

頭一年的努力以成功而告結束。農夫們很高興：他們根本沒花一分錢，還獲得了很高的收成。然而，由於一些農夫沒有按承諾將收成的三分之一給我，我賠了13000塔卡。但我還是很高興。我們設法在從未在旱季有過產出的地方收成了莊稼，這些土地長滿了綠油油的稻子。沒有什麽如同農夫們收割稻谷的景色這樣美麗，這景象溫暖了我的心。

但我還是有一些憂慮。三方共享試驗的成功突出了一個我以前未曾重視的問題。一旦稻子收割，就需要勞動力來把稻米從幹穗上脫粒。把這種不用腦子、讓人厭煩的工作交給最廉價的勞力：那些走投無路、瀕臨乞討的赤貧婦女。這些窮苦的婦女一連幾個小時用雙腳將稻米脫粒，緊抓她們面前墻上窄小的墻檐，以使自己保持直立。25到30個婦女整天持續這種不停扭曲的動作，用她們的雙腳扭纏著稻穗，來將稻子脫粒。清晨，她們會飛跑去上工，搶占靠墻比較舒服一點兒的位置。一種多麽可怕的生活呀——投入你全身的重量，用你的赤腳，一天十小時做著枯燥疲倦的動作，只掙40分錢!這些婦女中許多是守寡的，離婚的，或是被遺棄還帶著需要撫養的孩子的，她們窮得連佃農都當不上。她們沒有土地，沒有財產，沒有任何希望。她們是窮人中最窮的。我看得很清楚，一個農夫越富有，他從我的三方分享農作的試驗中所得的越多;一個工人越窮，得到的收入就越少。“我們怎麽會因為你的三方共享農作感到高興呢?”一個婦女對我說,“幹幾周的脫粒之後，我們就失業了，也就再沒有什麽可指望的了。”她說得對。如果有經濟來源去買脫粒機自己操作的話，一個婦女從同樣的工作中至少能掙四倍的工錢。

隨著對喬布拉村貧困狀況研究的深入，我越來越認識到，將赤貧的窮人與勉強為生的農夫加以區分是很重要的。國際上一些鄉村開發規劃總是將重點放在農夫和地主身上，而在孟加拉，總人口的半數以上都夠不上勉強為生的農夫的水平。在我研究喬布拉村時，政府官僚們與社會科學家們還沒有闡明“窮人”到底是指哪些人。當時,“窮人”可能有許多含義。對一些人來說，這個詞指失業者，文盲，沒有土地的人，或是無家可歸的人。對另一些人來說,“窮人”是指那些不能使他或她的家人全年吃飽飯的人。還有另一些人認為，“窮人”是住在茅屋頂的爛房子里的人，營養不良，或是沒送他或她的孩子去上學的人。這種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大大地破壞了我們為消除貧困的努力。舉個例子，大多數對窮人的定義都將婦女與兒童排除在外。我從工作中發現，使用有關“窮人”的三個廣義界定來描述孟加拉的狀況是很有用的1995年，救助最窮人咨詢小組(CGAP，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est)與小額貸款高峰運動委員會終於將“窮人”定義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者”，將“最窮人”定義為那些“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者中的下半部分”：

1.人口最底層的20%(“鐵桿窮人”/絕對的窮人);

2.人口最底層的35%;

3.人口底層的50%。

在貧窮的各個界定範疇里，我經常以地區、職業、宗教、種族背景、性別、年齡等等做一些子分類。職業或地區的分類可能不像收入標準那樣可以量化，但它幫助我們建立一種認識貧窮的多維矩陣。

如同在未知的水域設立航標一樣，對於貧困的界定必須是明確而毫無含混的。一種不準確的界定與根本沒有界定一樣糟糕。在我對窮人的定義里，我將三方共享農作規劃中的那些脫粒的婦女包括進去，把那些做竹凳的婦女包括進去，把那些不得不借每月甚至每周10%利息的高利貸的小商販包括進去。我還要把其他一些人包括進去，諸如那些靠編制籃子、睡席的微薄收入依然難以為生，而不得不經常乞討的人們。這些人絕對毫無機會改進其經濟基礎，他們深陷在貧困之中。

在喬布拉村的深管井經歷使我將註意力集中到了沒有土地的窮人身上。很快，我開始探討：一個減輕貧困的規劃究竟是否應該允許非窮人搭車——窮人很快就會被那些日子好一些的非窮人擠出去的。在世界發展的過程中，如果某個規劃將窮人與非窮人混在一起，除非在一開始就設立一些保護性措施，否則非窮人總會把窮人趕走，不那麽窮的人會把更窮一些的人趕走。那麽，非窮人就會攫走所有那些以扶貧為名義所做努力中的實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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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幫網尹飛：堅持不兜底，公司死掉也願做第一個踐行者

文：許妙成
 

他曾想走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路。

尹飛曾希望自己能像尤努斯一樣做一家為農民服務的銀行。這家專註於農村城鎮化小微金服的P2P平臺“貸幫網”如今正在面臨著被一筆高達1280萬元的逾期拖垮的風險。

然而令整個行業震驚的是，尹飛對投資人做出了堅持“不兜底”的表態。尹飛已將這個案子向公安局報案，但8月份報案，3個月過去了公安局至今還未立案。尹飛和貸幫網的“不兜底”也意味著，在他們希望走完法律程序之前，此次投資項目所有的損失將由事關此事的500名投資者個人承擔。

在討論尹飛和貸幫網“不兜底”的立場之前，我們來看看這家公司的發展。事實上，《創業家》早在2011年就采訪過這家至今已經6年的公司，曾撰寫《村里來的年輕人——對一個鄉村小額信貸組織的觀察》一文對貸幫網的農村小額信貸服務進行報道。
 

做一家為農民服務的銀行

尹飛是江蘇人，像貸幫的大多數員工一樣，也出生於農村。1992年，16歲的尹考上清華大學，但未能進入報考的計算機系，被調配在水利系。他不去聽課，甚至不參加考試。他自學計算機。他被學校勸退。尹前往深圳，加入張樹新創辦的電子商務公司瀛海威。互聯網泡沫破滅，尹應聘進入深圳市商業銀行籌建網上銀行。2002年，26歲的尹因為成績突出被提拔為“行內最年輕的正科級幹部”。尹發現網上銀行盡管熱鬧一時，但遠非銀行的主流業務。他開始自學金融、財務，如願介入中小企業貸款業務。2006年，平安保險收購深圳商業銀行，尹被新來的分管中小企業信貸的副行長看中，成為其秘書。尹設計了無須抵押和擔保公司的小企業信貸方案，終因銀行“抵押文化強大”無法推行。尹很沮喪。

這一年，尤努斯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讓尹相信自己是對的：“人家根本沒有抵押物，做了30年，幫助了那麽多窮人，風險控制得又好，不良率2%以下。我們則是500萬元以下的貸款基本不做。”在銀行新一輪的提拔中，尹落選了。雙重失望導致他2007年6月辭職。

尹飛希望自己能像尤努斯一樣做一家為農民服務的銀行。在中國，他不可能獲得牌照。他可以註冊小額貸款公司，但是既沒有那麽多錢(2000萬元註冊資本金)又不想受限制(不能跨地域經營)。他不想犯法。

2007年11月，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尹稱自己受到了啟發：他可以像阿里巴巴一樣做一個中介平臺，為放貸人和借款人撮合交易，而個人借貸，是合法的，並且，不需要審批。這就是目前貸幫使用的P2P(Point2Point)模式。

接著，尹出現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雲南等地，搜集不同類型農村的資料，了解農民的借貸需求。他選擇湖北大別山區一個距縣城60多公里的村子進行放貸試驗。他假裝成一個“有組織”的人。半年後，十幾筆貸款如期收回，只有一筆拖了幾天。他證實了尤努斯的說法：窮人是有信用的。

2009年春節前，尹回到深圳，邀請過去的銀行領導、商界好友開了一個研討會。尹宣告自己的扶貧試驗成功：小額信貸能夠幫助窮人，同時也能賺錢。他列出有可能出資共襄其事者的名單，一共40個人，借拜年之機逐一試探。這是尹飛第一次尋找投資，7個人響應，籌款30多萬元。

尹飛聘請程序員開發網絡平臺，註冊公司，招聘員工。
 

連年虧損，被迫轉型做互聯網P2P

貸幫網做農村小額信貸6年以來，完成了貸款大概5,6千筆。尹飛向i黑馬透露“早期的時候整個管理體系不夠完善，壞賬率高些。累計到今天，小額信貸業務大概有400多筆壞賬，大概400多萬”。

然而，真正讓尹飛最頭疼的，而且直接迫使貸幫從原來的農村小額信貸業務轉型做互聯網P2P的不是風險控制，而是成本控制。

“主要是管理成本太高了，這在世界範圍內都是個問題。做農村小額信貸主要是交通成本，管理跨度太大了。比如同樣是500萬的貸款，有的機構只要做一個客戶，如果我們做5萬元錢的貸款，就要做100筆，就有100個客戶，管理起來的成本非常高”，在電話里尹飛這樣向i黑馬述說著自己的無奈。

尹飛坦承，貸幫支持農村金融的模式，兩年多前其實就已經破產。“我借了一些錢在撐著。”他無奈地表示，“當初規劃，創業三年之內應該有戰略投資進入，執行結果是一直沒有戰略投資，想了很多辦法，堅持了六年。”

尹飛透露貸幫網在轉型做互聯網P2P之前總共累計獲得過800萬元的投資，但一直未能吸引戰略性投資。6年過去了，貸幫網未能融到A輪投資。

農村業務一直在虧錢，尹飛最後做出了妥協。2013年，貸幫新成立了一個法人公司，專門做互聯網P2P業務。新成立的公司單獨財務核算，把原來虧損、負債還留在老的公司，原來的公司在業務模式上成了新公司的合作單位。並且拿到了新的300萬天使投資。

這才有了後來的前海租賃的逾期賬款之事。
 

風控不嚴，前海租賃的1280萬元逾期賬款

當i黑馬向尹飛問及貸幫網是如何做風控時，尹飛是這樣描述的：

“原來做農村小額信貸的時候是采用一些很傳統的方法，對借款人的一些情況、家庭情況進行調查、分析和了解。互聯網業務成立後，由於不涉及線下業務，風控的重點就從對線下業務的調查了解，變成了對機構的調查和了解，根據機構的信息進行打分，再下判斷，最後決定給這些公司多少額度。”

“因為我們開放的額度都很小，所以對機構並沒有什麽抵押措施。我們對機構有一套打分體系，就是用這個打分體系在做，所以不是抵押。早期的時候對機構信用進行評估，現在增加了保證金措施，額度在10%和20%都有，視不同的機構而言”。

貸幫網現在大概有10幾家合作機構，除了前海租賃的1280萬元外，貸款余額大概在6000萬元左右。

最近兩年，貸幫接受合作機構的委托，將批量債權掛在網站上，流轉給貸幫的投資人，而貸幫居中向兩頭各收取年化1 .2%的費用，後來這個比例又提高到1.5% 。這種模式下，貸幫不需要主動去尋找項目，甚至不需要對每一筆債權進行單獨審核，只需針對合作機構進行風控把關即可。

前海融資租賃(天津)有限公司(下稱前海公司)是貸幫網新模式下合作的第二家機構。據投資人介紹，2013年10月開始，前海公司在貸幫網站上陸續發布了上百個優選債項目，將其持有的債權流轉給貸幫投資人。然而，從今年5月20日起，貸幫網上的前海公司優選債項目便出現大面積逾期，至今仍有1280多萬資金未歸還投資人。

尹飛說道“前海公司沒有跑路，業務還在正常運轉。他們公司的老板，也就是實際控制人，把這個責任推說是他們公司總經理的個人行為，不是公司行為。總經理呢，他就只表態會繼續追這個錢，但是並不去說明這個事情是公司的還是個人的，他只說會努力去追錢。但是他現在也沒錢，也沒還，幾個月下來什麽錢也沒還”。

有媒體報道稱當時前海公司用的銀行賬號是他們公司總經理的個人賬號。i黑馬再核實此事是，尹飛說：“對，當時我們具體負責的總經理就接受了這麽一個做法，他接受了對方公司發來的函，函中要求改變一個賬號，他就接受了嘛，這個也在總經理的一個權限範圍之內。這個事情後來追究起來是有些瑕疵，或者說有一些紕漏的。後來我知道後，也很不滿，這麽做是不對的。但是，當時已經這麽做了”。

正是尹飛口中的這個“瑕疵”間接地導致了這筆高達千萬的逾期賬款。而相關具體崗位人也在處理這件事情中辭職。

“就是被詐騙了嘛，對方提供了虛假信息，從我們這邊詐騙了1000多萬的資金，投放到一個我們完全不知情的項目上。然後這個項目就造成了逾期”。尹飛認為此事是“詐騙”。

尹也在采訪中，坦承：“我們對自己的風控不嚴，管理不善，一直都是承認的，這個都沒有什麽問題。我們承認自己的這個方面的不足，也認為我們是要承擔責任的，沒有推卸過這方面的責任。但是，最後這個要落實到數字上，要承擔多少責任，投資人就關心著你賠多少錢，他們要求全額賠。那我們認為這個至少不是全額賠。大概是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分歧”。

那麽，債權業務機構逾期無法回購債權，P2P平臺是否應該對投資人“兜底”剛性支付呢?平臺作為撮合放負的責任應該有多大?
 

堅持“不兜底”，寧願做行業第一個犧牲者

如此，貸幫網在此件事情的處理上有兩個選擇。

一是先行墊付償還投資人的本金，然後再走法律程序向前海租賃索賠。這就是俗稱的“兜底”，也叫剛性兌付。最知名的案例就是2014年10月紅嶺創投事件。中國一家比較大的網貸平臺紅嶺創投為惡意逾期的廣州紙業墊付了一個億的投資還款。

第二種就是走法律程序，和投資者一起面對融資逾期方，及前海租賃。

貸幫選擇了後者。尹飛的解釋是：

“很多人說這個事情上貸幫是有責任的，我從來沒有說這個事情是沒有責任的，問題是要負多大的責任。如果一個公司只有管理責任，就要對這個事情的全部損失都賠償起來的話，那實際上就變成了剛性支付。那我們P2P公司就變成一個銀行，一個存款公司了。P2P實際上只是有點像投資管理機構，還有人說是信息撮合機構。總之，它不是一個存款機構。只有存款類的機構，即銀行，不管你發生什麽事情，哪怕銀行著火了，哪怕你銀行的貸款全部爛掉了，儲戶都可以把錢要回去。”

“作為一個投資管理公司也好，證券股票市場也好，或者其他非存款機構，都不應該做剛性支付。現在行業內並沒有哪家業務發展正常的公司願意選擇不剛性支付，那是因為他們怕公司會受負面影響，業務可能會因此停滯不前，所以他們往往選擇了忍氣吞聲把這件事情扛掉。”

“所以這個事情，我不是說沒有責任，貸幫絕對有責任，問題就在於有多少責任?問題就在於沒有法律條文，又沒有以前行業內已經有過的判例。所以，我寧願把這個事情成為一個案例，走一下法律程序，讓法律判一下。我覺得這樣的話，至少也可以給行業留下一個依據吧。”

但是，尹飛自己透露，即使這件事情最終的裁決是貸幫網負全責，貸幫網也不會就此而倒閉，事實上貸幫網的業務現在也仍在運轉。

尹飛告訴i黑馬，“從從業務的維持角度沒什麽問題，業務都是能維持的。但是從發展的角度來講，出了這個事情對公司的打擊是非常大的。因為我們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前，我們的整體規模就做到了1個億。如果按照同行的發展情況來說，實際上是我們這個時候已經走上了2，3個億。但是因為受這個事情的影響，現在我們還基本維持在1個億的規模上。就是發展受到了影響”。

事實上，尹飛選擇通過走法律程序解決此事的方法並沒有他想的那麽容易，這個案子從貸幫8月份報案以來，整整3個月過去了，至今還未立案。

“我也想知道為什麽現在還沒有立案”尹飛說。

他告訴i黑馬的是，“我明天還要去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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