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全體市民發放物價補貼，是三亞市2012-2016年重點民生工程規劃中的項目之一，並不像有人想像的財政結餘了一大筆錢，然後「腦袋一熱，就發給百姓了」。
「因為三亞比其他一般三線城市的物價高很多，所以給大家發『紅包』，作為一個心理安慰。」
2010年，三亞，一對漁民夫婦打魚回家經過破爛的吊腳樓，遠處是超過3萬/平方米的豪華海景房。 （CFP/圖）
海南三亞再次成為輿論焦點，不過與旅遊無關。
2014年5月，三亞市財政計劃將2.2億多元的資金作為物價補貼發放給全市約64萬名市民，被稱為「全民紅包」。「紅包」的發放對象為具有三亞本地戶籍的城鄉居民，以及交足6個月醫保的非本地戶籍在職人員和靈活就業人員，上半年一次性360元。
這已經是三亞第五年發放紅包，從2010年到2014年，已經累計向居民發放價格補貼超13億元。
沒有「紅包」的地方，人們在議論，三亞是否已經進入了「全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時代？三亞的大多數本地人抱怨更多的則是，有個金額不大的紅包固然比沒有好，但是誰來給飛漲的物價埋單呢？
緣起
三亞市財政局總會計師劉錫安這幾天「肩上的擔子很重」，到訪他辦公室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記者，問的好多都是「遠遠超出他能力範圍」的問題。他也不明白為什麼從2010年下半年就開始開展的一項例行工作，在第五個年頭引來了如此之多的關注，其中既有叫好，又有質疑。
劉錫安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向全體市民發放物價補貼，是三亞市2012-2016年重點民生工程規劃中的項目之一，每年的財政預算也依此制定，再經人大通過。所以這並不像有人想像的財政結餘了一大筆錢，然後「腦袋一熱，就發給百姓了」。
最早的實踐來自對文件的落實，而非三亞人的想像。
2010年，由於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較快，國務院曾發文，要求各地區根據實際情況，對優撫對象、城鄉低保對象、農村五保供養對象等群體發放價格臨時補貼，建立補貼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人民日報》曾報導，截至2011年底，全國31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已建立了聯動機制。
海南省物價局數據顯示，2014年全省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漲幅已連續3個月超過3%，將啟動物價聯動機制，發放價格臨時補貼，直至全省CPI月同比漲幅連續3個月回落到3%以內，才會中止。
國家統計局三亞調查隊統計數據則顯示，物價增幅最高的是三亞：2014年一季度，三亞市CPI同比累計上漲3.8%，比全省同期高0.5個百分點，比全國同期高1.5個百分點，食品和居住是主要推手。
而向全民發補貼，被認為是三亞市財政的工作亮點和創新。
「人大開會的時候，有人大代表就提出，物價不斷升高，又有價格調節基金，為什麼不給大家發補貼呢？」劉錫安回憶說。海南省的文件還規定，未建立價格調節基金的市縣，由市縣財政預算安排資金。加之在近期的八項規定下，「三公」經費壓縮出來三千多萬，也對補貼資金頗有幫助。
「價調基金」全稱為「價格調節基金」，1980年代設立，旨在調控價格、穩定市場、補貼職工。在三亞，價調基金的部分資金來自向外來遊客收取的門票、住宿費。來三亞的每一個遊客，在每晚的住宿費之外還要依飯店級別，被收取2元至11元不等的價調基金。
旅遊帶動了三亞的發展，人均補貼金額也逐年提高。每半年的補貼額從180元，漲到255元、300元、360元。「其實一開始很多人並不在意，因為錢不多。但補貼在慢慢上漲，申報人數也多起來。從最初的51萬，漲到了後來的62萬。」劉錫安說。
現在，每到要發補貼的4、5月，三亞市民就會密切關注相關動向。
在一次群眾路線學習教育活動中，劉錫安還得到了這樣的反饋：「要明確申報和發放物價補貼的時間，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了。」
全民分紅還是物價補貼
在金融危機影響下，新加坡、香港、澳門都採取過類似的舉措，其目的是刺激經濟復甦。瑞士和科威特等國也曾向全民派利作為福利。
在高物價面前，三亞的普惠措施還是引起了爭議。
武漢大學經濟學系副主任趙偉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補貼是好事，但是應當修正一下自己的對象。以同樣的標準，將財政資金給那些並不太缺乏支付力的人，肯定不是最好的辦法。」
三亞市財政所遇到的專家批評也多來自此。
劉錫安解釋，採取普惠的辦法，是希望「大家都有歸屬感」。
「外來的低收入者拿了，本地人不拿，他會怎麼想？我們希望不光是本地人認同三亞，全民都有認同。」來自幹部、人大代表以及領到補貼的百姓的積極反饋，讓三亞市堅定了決心。
幾乎在同時，距三亞70公里的陵水縣啟動物價補貼聯動機制，向具有本縣戶籍的農業人口每人一次性補貼800元，非農業人口每人補貼600元，總額達2.63億元，對象為全縣34萬多人。這個補貼額度更大的舉措，稀釋了部分對三亞的關注，但在全國其他省市以及海南的其他城市，類似的全民補貼，仍然鮮見。
「全部都發，就不好叫補貼了，有點類似國外社會分紅的理念，」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研究員、財政研究室主任楊志勇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三亞的紅包跟港澳台那邊發的紅包不一樣，港澳是算下來以後，財政有盈餘了開始發。三亞這個，年中發，以物價補貼的名義，又有點扭扭捏捏的意思。」
不少專家主張用減稅這種補貼於流通和銷售環節的做法來調節物價，但是楊志勇分析，1994年稅制改革以後，對減免稅的規定非常嚴格，三亞基本沒什麼權力（減免稅）。
在間接補貼並不理想，直接補貼又可得民心的情況下，三亞選擇了後者。
「直接補貼信息更為對稱，財政資金利用效率更高，」劉錫安說，「有的生產者拿了大量補貼但是實際降低的價格卻很少，這就造成了補貼的浪費。因為你不知道他的實際成本是多少，把錢發到消費者手上，這是最直接的。」
趙偉也對直接補貼的效率予以肯定。「補人頭」還是「補磚頭」的問題，曾在對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房補貼上引起討論，在趙看來，其結論可以直接適用於生活物價補貼。「『跑冒滴漏』的現象會少一些，也不會出現資金被挪用或者補貼不到位的問題。」
「手中有糧，心裡不慌。」其實無論政府怎麼補貼，最重要的還是財政負擔得起。
三亞市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13年地方公共財政收入67.5億元，增長16.6%。連續多年來，三亞財政收入保持兩位數的增長，且保持著盈餘。與省會海口市相比，財政收入略少的三亞，戶籍人口僅為前者的三分之一。這決定了三亞在民生投入上有更大的空間，以2013年為例，三亞的民生支出總計超過50億元，佔公共財政收入的比重超過70%。
由於三亞的普惠補貼屬於五年長遠規劃，政策延續性得到保障。唯一令劉錫安擔心的是，萬一財力下降，而人口基數上升太快，這樣的舉措就難以為繼。「那時，在補貼的口徑和標準上就可能進行調整。」
一位要求匿名的海口市物價局工作人員透露，該市物價補貼也即將發放。可他同時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以海口的財力，「恐怕沒有辦法讓人人都能拿到」。
2014年，三亞市財政計劃將2.2億多的資金作為物價補貼發放給全市約64萬名市民。 （東方IC/圖）
「紅包只是心理安慰」
海南的國際旅遊島建設，肇始於2010年1月4日，國務院發佈的《關於推進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在省政府的規劃中，三亞就是「排頭兵」。
「國際旅遊島」撬動了旅遊，也推高了物價。而在物價方面，三亞也成了「排頭兵」。
「本地的水果本來價格便宜，最便宜的時候香蕉8毛木瓜5毛每斤。」在三亞某學校工作了7年的李彥說，當時三亞整體物價水平比較適中，「自從國際旅遊島建設以來，物價飛漲，蔬菜水果都貴得要命。特別是到了冬天的旅遊高峰期，物價漲幅特別高」。
據《三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綜述》披露，2008年、2009年，「物價漲幅趨緩」、「價格指數漲跌互現」分別成為當年物價水平的描述；「入境遊客人數不足」、「旅遊外匯收入同比下降」則被列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到了2010年、2011年，不僅「物價漲幅偏高」、「物價漲幅持續偏高」取代了前兩年的物價描述，而且入境遊客量及創匯收入已經不在主要問題之列，而超過預期的物價上漲成了新問題——接待境外遊客人數告別負增長，完成了30.6%和27.2%的增幅。
市民們只能在博客上感慨，在海南人最熟悉的老爸茶館裡，再也吃不到3塊錢一碗的抱羅粉了。現在，能見到牛肉的抱羅粉輕易就要價十幾元。當地一名公務員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本地人在過年的時候甚至買不到多少年貨。「好在，現在過年已經不如以前那樣非大辦不可了。」
在三亞，價格是剛性的，一旦漲上去就很難下來。這導致即便在一些看上去CPI不怎麼高的月份，由於物價的絕對值已經很高，給人們生活造成的負擔一直存在。
蜂擁而至的各路炒房團，對物價的貢獻也不小，李彥的同事陸虹說，「2008年以前甚至更早時，三亞的房價也就是幾千元一平米，而現在的房價要到幾萬元一平米，一般人根本無法承受。」根據全國房產市場數據中心的統計，截至2014年4月，三亞平均房價達19334元/平方米，位列北京、上海、深圳、廈門之後，排名全國第五。
實際上，幾乎佔到全年一半時間的旅遊旺季，實際物價水平可能根本無法進入完整統計：旺季期間的黑車、高價房、高價菜總是以各種形式存在著。
相較之下，補貼的作用幾乎可被忽略。三亞市委宣傳部的一位官員也說，「其實不是個多大的事兒，因為三亞比其他一般三線城市的物價高很多，所以給大家發『紅包』，作為一個心理安慰。」
漲幅不夠的工資面對不斷上揚的物價，往往讓李彥和陸虹這樣的工薪階層感到無奈，他們也只能把這裡的好空氣和好景色作為心理慰藉。
（應受訪者要求，李彥、陸虹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