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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了30年集裝箱道路運輸的李勇,早就下定決心不干這行了。去年,他創辦的這家物流公司有35輛沃爾沃集裝箱卡車(下稱集卡)已到報廢年限,李勇堅決不再買車。「買了也是虧,市場太亂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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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恢復了平靜,但集卡運輸業的深層矛盾並未得到實質性解決。東方IC |
令李勇卻步的集卡運輸市場,終於到了一個轉折點。
4月,正值集裝箱運輸的旺季,在全球第一集裝箱大港的上海,幾千名集裝箱卡車司機集體要求取消行業內長期存在的各種不合理收費。至4月23日,上海市出台政策,對有關收費行為作出規範。
平靜只是表面上恢復了,集卡運輸業的深層矛盾尚未得到實質性解決。
在集裝箱行業的產業鏈條上,碼頭、船公司強勢依舊,同處產業鏈下游的堆場,在此次利益調整中被推向了生存困境。
司機的抗爭
狹窄的上海寶山區湄星路上,塵土飛揚。從蕰川路向西,一直到星星村,在數公里長的街面上,佈滿了與集裝箱產業相關的大小建築。
堆砌了五六層集裝箱的堆場,襯托得路邊的小店更顯低矮,那些都是為集卡司機服務的雜貨店、小吃店、汽配店、輪胎店、廢品廠。小店的後面是沒掛牌子的停車場,每個停車場都停著數以百計的集卡。
據上海市交通運輸行業協會國際集裝箱運輸專業委員會介紹,上海擁有集卡近3萬輛。
由於外來車輛很少主動備案,一說上海實有集卡四五萬輛,分屬幾千家公司。
相關公司中,貨代、運輸、堆場一條龍服務的規模企業,居較高層次,其下是從幾輛車到幾十輛車的小公司,佔市場份額六成以上;再下是數萬名個體司機,以河南最多,山東次之,江蘇、安徽又次之。
個體分為有車掛靠的司機和無車的駕駛員,前者或者把車包給公司,每月出車,一次性領取報酬,或按每次出車算錢,一箱賺200元左右。駕駛員每月領取4000元工資。
在浦西,集卡司機大量集中在楊行鎮、顧村鎮一帶。在浦東,司機們則主要集中在高橋鎮凌橋、高東鎮。僅凌橋一帶,就聚集著四五千輛集卡。
「車子沒法開了。從上海跑一趟無錫,運價800元,光油錢就700多元,提箱費100多元,跑一趟還得賠飯錢。」住在水產路附近的河南司機老馬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老馬2003年來上海開集卡。他說,2004年,從上海跑江蘇江陰,油價3元/升,運價1100多元;現在油價7.67元/升,運價1200元。前兩年,老馬為公司開車,工資4000元,外快還能賺2000多元,現在要保住4000元收入都難。
同樣感到做不下去的,還有中小規模的公司。
2010年10月,上海一些中小型集卡老闆醞釀成立自己的協會。他們在一份倡議書中稱:「我們是物流這個產業鏈中最重要的一環,也是最弱勢的群體……我們應該團結起來。」
倡議提出,要改善生存環境,先要和不合理收費展開協商和鬥爭,再要成立運輸協會,統一基本運費標準。協會壯大時,通過合理合法的手段調整運價,最後,聯合城市交通管理局、陸管處(指上海市陸上運輸管理處)等,跟船公司、碼頭、堆場等談判。
今年早些時候,上海集卡司機中人數最多的河南周口司機,已對當地車輛年檢捆綁營業稅的做法提出了異議。
據瞭解,周口市的車輛營業稅按年徵收,貨車每噸每月65元,如果不足額交納,車管所就不辦理車輛年審手續。周口事件導致大量貨車停運,事後周口取消了該做法。
4月下旬,集卡司機再次提出申訴。此前半個月,在相關物流信息網「一拼通」上,司機們已發出信號。
司機們的主要訴求,集中於油價上漲、運費太低,要求取消或降低調箱門費、打單費、燃油附加費等。
運價15年不漲反跌
提出申訴的參與者,多為外地中小公司的老闆和個體司機。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集卡運輸業逐步國退民進,現在基本上是私企的天下。
李勇回憶說,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集卡運輸的黃金年代。那時,要想進入市場,必須有上海市陸管處發放的集裝箱道路運輸許可證,條件之一是擁有15輛集卡,獲准進入市場的多為大型國企。
由於車少貨多,司機們地位很高。德威集裝箱運輸有限公司總經理吳惠群說:「那時集卡司機很牛,送貨到門點,接貨方都要請吃飯,不吃飯就不開車。」
從1990年末至2003年,集裝箱運輸市場逐步向民營資本開放。上海先後新建了寶山、羅涇、外高橋等新港區,還宣佈要建設上海國際航運中心。
河南周口沈丘人謝文珍在1993年來到了上海,他創辦的企業成為最早一批取得合法營運資格的外省市運輸企業,多年後在上海貨運界創出了「阿鬍子」的品牌。
「1996年時車隊和堆場都比較少,供不應求,柴油0.87元/升,人工工資只有幾百元。上海有很多暴發戶都拚命想投資這個行業。」吳惠群說。
黃金時代在2003年結束了。隨著許可證制度放開,准入門檻大大降低。小公司和掛靠性質的運輸經營者大批湧現,迅速顛覆了原有市場生態。
從2003年到2007年,上海從事集裝箱道路運輸的企業及車輛,迅猛增長了約1倍。大量外地集卡湧入,緩解了上海口岸集裝箱運力不足的矛盾,也帶來一系列問題。運價在競爭中越來越低,市場上出現「一口價」,即把本該由貨主或船公司承擔的費用也全部打包進運費。
吳惠群回憶稱,2001年,從上海運箱子到蕭山,運價是3400元;到了十年後的2011年,運價反而降到了2000元,有的公司甚至報出1900元的價格。
2000年加盟德威公司時,吳惠群一度靠加強駕駛員管理,提高服務質量贏得市場;2003年以後,他發現這種方式行不通了,對駕駛員管得嚴了,他就跑。
現在,德威公司的100輛車中,有20輛車因招不到駕駛員而空置。
一些曾如日中天的國企和合資企業,如陸海英之傑、華安、國集等,陸續退出集裝箱道路運輸市場。
一位國企負責人抱怨說:「他們(指外來個體司機)養路費不交,保險不買,甚至出現套牌車,很多司機既是經營者,又是駕駛者,從成本上拚命壓低,國企車隊無法與之競爭。」李勇管理的35台集卡車隊,最多時一年虧損了300萬元。
上海市交通運輸行業協會國際集裝箱運輸專業委員會一工作人員對財新《新世紀》記者稱:「國企越來越少,已買的車就像股票一樣套住了,只能扛下 去。有的國企能活到現在,是依靠長期穩定的客戶源,以及門檻較高的危險品、化學品運輸等業務。有的國企只能依靠向外來車輛收取掛靠費來維持。」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國際貿易量大幅下滑,國際海運業遭受前所未有的衝擊,部分國際海運企業為攬取貨源,惡性殺價,有些航線甚至出現了「零運價」和「負運價」。
在產業鏈下游的集卡運輸業,競爭形勢愈演愈烈。
2010年5月,全國集裝箱道路運輸行業協會聯繫會議第五次會議稱,現行配套法律法規的不健全,以及缺乏科學完善的行業規範和行業標準,導致目前道路集裝箱行業發展相對滯後,進而制約整個物流產業鏈的發展。
一個沒有議價權的行業
一邊是競爭導致的運價15年來不漲反跌,一邊是油價、押金以及名目繁多的雜費構成的高營運成本,兩相夾擊,令集卡企業生存艱難。
2011年4月6日,國家發改委宣佈,汽柴油價格每噸提高500元和400元——這已是2002年以來成品油價格的第25次調整。不斷攀高的油價,考驗著中國經濟的承受能力,交通運輸業等基礎性行業首當其衝。
對於集裝箱運輸業,無論國企、私企,均無補貼。持續上升的油價讓上海多家物流公司的負責人連稱「受不了」。
上海一家頗具規模的私營物流公司負責人稱,目前油費在公司總體成本中已佔50%以上,而按單車來算,要佔運價的55%-60%。
另一家國有集裝箱運輸企業的高管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他所在的公司擁有102輛集卡,前三個月油費已達608萬元,相當於2003年全年的油費。去年該公司營業收入8230萬元,利潤只有3萬元。
面對因壟斷而強勢的港口碼頭和船公司,集卡公司與司機毫無議價能力。2008年,上海、深圳等全國12家運輸協會一度醞釀,試行集裝箱運輸運價與油品價格聯動機制,實際根本執行不了。
前述集裝箱運輸專業委員會工作人員稱:「原來的價格都做不到,你漲價,還不是自己找死? 」
在油價與競爭之外,集卡運輸業面臨諸多行業潛規則,進口押箱即屬其一。
在海運物流的各個環節,集卡運輸與堆場、碼頭、船公司、貨主、報關公司相互銜接,處於產業鏈下游。在中國,要想從事集卡運輸,須向船公司繳納抵押支票,因為集裝箱箱體成本較高,若在運輸過程中污損,船公司可用押箱支票直接劃走費用。
此外,船公司還要求集卡公司簽署放箱協議時,繳納5萬至10萬元的集裝箱使用押金。
如此,陸上運輸承運人每承運一隻進口集裝箱,實際要繳納兩次押金,所支付的押金往往超出集裝箱本身的價值。上海交運系統一位資深人士認為,這是船公司壟斷經營下的「霸王條款」。
曾有業內人士統計過,整個上海運輸企業,有數以億計的資金沉澱在押金上。
「我們公司在十多家船公司,押金達200多萬元,你只能接受。」一位私營企業的總經理這樣說。
此外,集卡在整個運輸環節還面臨各種或明或暗的雜費。在集裝箱出口運輸中,運輸公司需從船代公司拿到設備交接單,才能提取空箱,這要繳納打單費,或稱設備管理費。該費用在境外並不收取。
2000年後,部分船公司每一批次箱子收取10元-50元打單費。2010年,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達2905萬標準箱,船公司的打單費高達數億元。
運輸車隊拿到交接單同時,也拿到船公司提供的鉛封,同樣要交封條費(又稱封子費、鉛封費),成本一兩元,卻要收10元-50元。
集卡到堆場提箱,要繳納提箱費。1996年交通部規定,20英呎小箱費用為49.50元,40英呎大箱為74.30元。現在該項費用已漲至小箱61元,大箱89元。堆場實收可達70元、95元。若晚上提箱,還要收夜間操作費:小箱5元-10元,大箱10元-20元。
集卡進港,若運載兩個小箱,就涉及調箱門費,這被司機稱為「霸王收費」。
集卡在裝貨時,一般兩箱的車門一朝車頭,一朝車尾,兩箱都能裝貨。而按港區規定,出口箱進場箱門一律朝後,這就要求開門朝向車頭的箱子調過來,港區要收取50元。
集卡到指定堆場還箱,若有污損,要收壞污箱費。有企業反映,該費用收費隨意,從幾千元到上萬元,運輸企業壓力很大。
此外,集卡還面臨著港區疏港費及船公司集裝箱超期使用費的壓力。上述費用本應由貨主支付,但有時也轉移到集卡身上。
上海市交通運輸行業協會國際集裝箱運輸專業委員會張國榮認為,在整個物流環節中,港口和船公司處於壟斷地位,上述或明或暗的費用,把行業成本抬上去。以前,這些費用含在運費裡,現在都是另外收取,轉移到車隊身上。
一傢俬營物流公司負責人將集卡運輸業比做「後娘養的孩子」,經常成為嚴格執法的對象。
以超重為例,交警罰款200元-500元;被運管抓住,第一次罰2000元,第二次罰5000元-1萬元;被路政抓住則要罰5000元-3萬元。在高速公路上拋錨,拖車費是1000元,通往洋山港的東海大橋上3000元。
對集卡的審車,交警每年年檢一次,300多元;運管部門年檢兩次,1000多元;上海海關年檢一次,280元。若到松江、閔行海關拉貨,也要分別年檢。
下一張「多米諾骨牌」
4月23日,上海建交委、發改委、物價局、交通局,聯合下發了《關於規範本市集裝箱運輸服務有關收費行為的意見》(下稱《意見》)。
《意見》內容包括:取消堆場自設的燃油附加費、夜間操作費;港區調箱門費由50元/箱次降低為20元/箱次;汽車裝卸搬移費和施封費,應由相關收費標準嚴格執行;船公司的打單費,推薦暫按10元/單執行;不得將打單費、施封費等向集裝箱道路運輸企業轉移等。
上海政府的上述意見出台之後,4月27日,財新《新世紀》記者在一家運輸車隊看到,上海航華國際船務代理有限公司4月26日開出的打單費仍為 25元,封條費25元;上海聯東地中海國際船舶代理有限公司27日的設備管理費為40元。這種做法讓一些物流企業不滿:「政府應該對打單費進行成本調查, 船公司應受約束。」
《意見》也動了堆場的「奶酪」,引起堆場的不滿。
「這種處理結果是治標不治本,應該統籌考慮整個物流行業的情況。事情表面恢復了平靜,但車隊並沒有得到太多實惠,堆場的利益卻被犧牲了。」一位堆場公司負責人稱。
在物流產業鏈條中,堆場與集卡一樣處於產業鏈條的下端。2004年以來,堆場也取消了許可證准入,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堆存費一再下降。
到2008年金融危機時,上海國際港務集團開始對大型客戶提供堆放空箱優惠,導致上海其他各大堆場的堆存費也跟著降價。2009年下半年市場逐步復甦後,價格也未能回升。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小箱的堆存費是1美元/天,現在是0.30元人民幣/天;而堆存成本是3元人民幣/天,發改委規定的堆存費是4元人民幣/天。外高橋一帶的堆場,成了全世界集裝箱的免費大餐。」一位國企堆場負責人說。
《意見》取消了燃油附加費和夜間操作費,讓不少堆場壓力備增。李勇稱:「我的四個堆場佔地400多畝,一年的利潤900萬元。這兩項費用取消 後,一年要少收入1200萬元,馬上就要虧損了。」一些堆場企業提出,要麼取消夜間作業,要麼裁員50%。目前上海堆場行業從業人員有五六千人。
《意見》中提到,汽車裝卸搬移費和施封費應按相關收費標準嚴格執行。關於裝卸搬移費,1996年交通部規定,小箱為49.50元,大箱為74.30元。2004年上海重申了這一標準。
上海市交通運輸行業協會國際集裝箱倉儲專業委員會部分會員對此稱,「1996年外高橋港區附近的土地還沒大量開發,2000年毛地地價為每畝 10萬元-15萬元,現在是120萬元;1996年的人力成本為每月500元,現在是7000元;1996年,油價是0.70元,現在是7.67元,你讓 我們執行15年前的價格,我們怎樣做?」
4月25日,集裝箱倉儲專業委員會召開了全體會議,會議認為,取消上述費用可能導致堆場無法生存,造成新的社會問題;建議近期政府對夜間作業費全額補貼,對燃油漲價部分補貼,免徵實施補助期內的營業稅。
一位堆場負責人稱,政府出台規範收費問題的文件之後,還沒有解決行業根本性問題。建議政府制定集卡運價、上下車費、堆存費等最低保護價,同時禁 止船公司代收上下車費等各種費用;在集裝箱運輸,港區、船公司、貨代、運輸、堆場五大環節中,惟獨港區和堆場執行的是政府指導價,上下游企業均執行市場 價,對堆場不公平,建議讓堆場價格市場化;船公司必須承擔集裝箱堆存費用,必須取消打單費、封子費,對集卡運輸企業的押金等。
此外,會議認為,政府應該設立嚴格的集卡、堆場經營資質審查機制,淘汰一些不具備經營資質,扶持正規合法經營的企業。
「如果沒有切實的措施,集卡的今天,也許就是堆場的明天。」上述堆場負責人如是說。
現在,硝煙四起,決戰到來,誰能最終贏得印度市場十億消費者?
本文由騰訊科技(微信ID:qqtech)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 。
3月的一天中午,中國手機ODM公司海派在印度諾伊達的新建廠區門口,二三十名當地來求職的年輕人圍堵在此,久久不願散去。盡管工廠已明確告知暫停招工,但這些年輕人仍然堅持蹲守,只為獲得一個優先錄用的機會。
兩周前,海派在當地招收了首批員工,月薪500元人民幣起(約合5000印度盧比),這在印度勞工領域已經是一份不錯的收入。“上次招工時,一大批人圍過來,大門口路都走不通,警察都來了。”海派印度負責人王秀春告訴騰訊科技。
早在四年前,中國手機產業開始越過東南亞,包括品牌商、代工商、零件配套商(電池、充電器)、包裝商、材料供應商等等,紛紛開進印度,受到當地勞工的歡迎。
從1995年引進三星電子以來,印度手機行業已好久未見如此大規模招聘景象。現在,大量印度年輕人聚集在諾伊達、金奈和孟買等地工廠中,為來自中國的雇主打工。
中國手機已經從整個產業鏈上改變印度手機行業版圖。這包括兩種方式,一種是OPPO、vivo和金立的模式,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內循環,供應商多數為長久生意夥伴,相互之間幫襯一起打市場;另一種是手機ODM代工模式,包括中國的聞尚、財富之舟和與德等,與臺灣的富士康、美國的偉創力類同,代工產品貼牌進入印度。
海派是後一種類型中新晉成員,2016年3月開始興建,至今年6月,海派在諾伊達的新工廠將投入生產,年設計產能1500萬臺,首批客戶有中國小米和印度Micromax。
那些在國內實力雄厚的ODM廠商,比如聞泰、龍旗和天龍等等公司,在印度調研一番後,考慮到中國和印度複雜的客戶關系,名義上退出了印度,實則通過一些隱晦形式進駐印度。比如,目前月出貨量達100萬臺的聞尚,其老板與聞泰老板是兄弟關系。
“目前在印度設廠的手機相關企業近百家,未來3-5年,手機核心部件廠商也將逐步向印度遷移,印度手機產業鏈已經初具雛形。”在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秘書長楊述成看來,印度很可能成為繼中國之後新型產業制造基地。
圖片來源:手機報
當然,這後面可能仍然都是中國投資人的身影,“市場上是中國人自己之間的競爭。”穿梭在印度的手機圈內人已經意識到如此局面。財富之舟印度工廠負責人李格、聞尚印度負責人姚進基等認為,中國企業在印度合作才能共贏。
“國內市場早就飽和了,印度成為手機行業必爭之地。”海派印度負責人王秀春並不懼怕中國人在印度的短兵相接。“印度市場容量非常大,13億人口,智能手機普及率30%,市場整體月出貨量才2000萬~3000萬臺,還存在巨大缺口,而且客戶群體不一樣,影響不會太大。”聞尚印度負責人姚進基則表示。
當然,印度是否能成為中國之外最大的市場,對中國手機行業而言,短期來看當地宏觀經濟數據的影響很重要,比如人均可支配收入、4G網絡用戶等等;長遠來看,還受制於印度人的政治文化、情感偏好、思維習慣等等,這些因素發揮著更長遠影響力,給前來淘金的中國公司帶來更多變數。
投資建廠的落地難題
曾經紛擁而入的中國手機廠商們本有可能聚集一起,在印度構成一個中國產業新區。
2016年,中國兩家房地產廠商萬達和華夏幸福在印度接觸過一些手機產業鏈公司。他們設想通過吸引手機相關公司入駐,在印度市場打造出一個樣板產業園。過去一年時間,萬達、華夏幸福先後與哈里亞納邦簽了購地開發協議。
圖片來源:手機報
不過,兩件事打亂了部署。一,萬達所購地拆遷過程中遇到當地居民抗議;印度土地私有,由政府代征仍然引起很大反彈;二,中資小企業到印度,寧願選擇租賃廠房求“短平快”,不願入駐產業園區,像OPPO、vivo等大公司,可以自己與印度邦政府談投資。海倫堡地產投資副總監宋林立認為,在印度投資,各黨派、政府機構相互牽扯的大環境之下,不是莫迪政府出臺一個鼓勵制造業發展的政策就能立竿見影。
最終,同在哈里亞那邦的金立、聞尚等,選擇自己解決建廠問題,沒有進駐由萬達所建產業新城。
對中國人而言,印度很多方面可能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這點海派印度負責人王秀春印象尤其深刻。海派屬於航天科工集團,響應國家“一帶一路”政策,2016年3月來到印度。當時,海派進駐諾伊達較早,王秀春沒有先例可借鑒,凡事得自己摸索。
註冊公司是第一個困難。在“中國註冊公司,辦法律文書,辦財務,部門有一個很明確文件講清楚,一般研讀完就搞明白了。”王秀春說,印度卻沒有成文辦事規則,搞清楚有哪些優惠政策都很難。
印度莫迪上任總理之後,招商引資,大力發展經濟,拉動GDP,想要發展“印度制造”,但是印度28個邦都有自己的首長、法律,邦與邦之間還有稅。手機建廠的外商註冊辦法,邦里沒有明確條文,主管部門也不明所以。
“你要一步步地去問,走到哪兒算哪兒。”王秀春說,“問個路,印度三個人可能答案都不同。”王秀春對印度人發散性思維與中國人求標準答案的思維區別很煩惱。
第二個困難是找廠房。國內工業廠房都很標準、清晰,但印度2萬平方米以上承重設計、內部結構達到中國標準的極少,這是一些公司購地建廠的內因。
王秀春在印度的工作推進遠達不到他的進度要求。一邊找廠房、一邊註冊公司,耗去了半年時間。廠房建成之後做工人培訓,全套資料從國內找來翻譯。印度求職人員雖多,但是像國內那樣的熟練技工卻難找。
海派訂了一些基本選人標準。第一考慮男員工,不要女員工,避免晚上加班;第二,學歷至少高中以上,能說一些英語;第三,在Micromax、LAVA、Intex手機公司工作過優先,可以減少培訓,工資可以從之前的600百元人民幣上漲到1千塊;最後,年齡不要超過30歲,年齡小有培養潛力,沒有工作經驗的都是500元人民幣月薪起,人均工資大概1100元-1200元全包。
“印度人動作慢,能偷懶就偷懶,流水線開不了那麽快,只能開到70%,效率低、技能低造成材料報廢多。一個月給他開1千塊錢工資,說實話,相當於國內工作標準給他開了2千塊錢。”王秀春說,一起算下來,在印度投一個工廠,比國內同樣面積工廠成本至少要高一倍。
坐鎮vivo印度工廠的支月朗的遭遇比王秀春好不了多少。盡管印度生產線不是新進的高難度工藝,只是把國內的一些設備平移過來,加上人工便宜,降低了零配件進口關稅,但在印度開工廠並不比國內便宜。
”印度的東西質量不好,想長遠發展的工廠都從國內拉物資,成本因此攀升。”支月朗告訴騰訊科技。
印度為了引進更多手機廠商到國內直接投資,還提升了整機進口關稅。整機加征大概13.5%關稅,意味著1千塊錢銷售收入要加135元人民幣稅,但進口零配件則免稅。下一步,王秀春打算建一個大工業園,把手機、配件和更上遊的材料都引進來。
“中國手機產業鏈在往印度轉移,早來、晚來,我估計大家都得來。”王秀春說。
現在,印度廢除500元、1000元舊鈔的影響逐漸結束,印度制造業全面回暖,財富之舟月出貨量達100多萬臺,另一家公司聞尚同樣生意好轉。“聞尚在印度十幾位中國人管理近2000人印度工廠,門口飄著五星紅旗,工廠月出貨100萬臺手機。” 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秘書長楊述成告訴騰訊科技。
聞尚2016年出貨量750萬臺,其中6成供中方品牌,4成供印度品牌。客戶之一是從非洲轉戰印度的中國公司傳音控股。傳音總部在中國深圳,目前旗下擁有TECNO、itel、Infinix三個手機品牌。2016年,傳音功能機出貨量逆勢而上,增幅超過100%。從純粹出貨量來說,傳音已經進入全球Top 5,印度成為該公司下一個全力開拓的市場。
印度本土廠商的迷途
中國手機公司在印度開疆拓土,並未遭遇到本土廠商的有力抵抗。
印度本土最大的手機公司Micromax,在離德里機場約30分鐘車程的一幢獨立的藍色幕墻包裹的大樓里。地下一層,一小半是餐廳,另一大半是產品測試區,基本都由黃色面孔的中國人占據,他們三三兩兩地圍在一起,鼓搗著桌子上的手機整機和零配件;個別由Micromax當地員工把控的測試房間,大門上貼著“非請莫入、本地員工專屬”含義的英文告示。
盡管印度本地廠商發展已有很多年,但與中國手機相比,從資金實力、科研水平、加工工藝和人才儲備等方面來比較,都處於下風。消費者低下的購買力,將印度手機廠商引向了苛求低價的桎梏。印度手機廠商不斷壓價的結果,導致有實力的大廠不願接單,報價更低的小廠搶去生意卻最做越差。
2016年,受中國手機品牌商猛烈市場沖擊影響,Micromax市場份額急跌出前五名。
去年,Micromax曾嘗試與中國規模居前的ODM廠商聞泰公司合作,看中其在中國給小米和魅族設計的千元機成功案例。無奈首次嘗試,操作不圓熟,這款手機銷售沒有打開局面。此後,和聞泰的合作便終止。
Micromax眼下正與中興下面的興飛公司合作兩款手機。但這些手機公司並不能獲得充足資源支持,處境會很艱難。Micromax要改變現狀,需要加大魄力打造爆款。
但是問題在於,公司內部有四名聯合創始人,內耗嚴重;每年2000萬臺出貨量里,有一半功能機。功能機利潤日薄,智能手機確定是未來趨勢,公司戰略卻不能忍痛強行砍去功能機以便起集中兵力於智能機。機海戰術實施過程中,總有幾款手機因品質拉低品牌形象;再加上設計、制造工藝落後,資金實力不強,吸引不到人才去改變。慢慢形成惡性循環。
印度本土另外一些手機廠商Intex、Lava和Karbonn等基本都是中低端品牌路線,與中方公司合作。Intex手機負責人Ishita Bansal告訴騰訊科技,其父親Sunil Bansal作為Intex創始人之一,有著十多年來往德里和深圳的經驗。Lava則與中國禾苗公司進行代工合作,Karbonn現在的代工商里也有聞尚。
Intex手機負責人Ishita Bansal
遭到中國手機公司猛烈的正面沖擊之後,印度手機紛紛升級供應商。這一輪中國手機進駐印度導致一個結果,前幾年中國的山寨小廠在國內被清掃一遍後,在印度沒有逃過再被清掃一遍的命運。
事實上,OV等國內公司實際上瞄準的是三星、蘋果,已經不把這些本土公司當作競爭對手。這些公司接下來將受到另一家中國公司傳音更猛烈的沖擊。傳音占領非洲大多數手機市場之後,於去年強勢進入印度,功能機和智能機一起做,聲勢兇猛,從Intex挖走高管,手機價位對印度本地產品很有沖擊力,目前月銷過100萬臺,去年整體銷售過1000萬臺。
一位曾給 Micromax供應多年功能機方案的深圳人士告訴騰訊科技,Micromax處於等死狀態。“歷史是重演的,Micromax沒有創新求變的魄力和技術,會走中國康佳等國產手機品牌老路。”該人士在德里附近古爾岡開了兩家中國人賓館“燈塔”,平時消息最為靈通。他通過來往中轉的中印手機圈朋友了解到,印度手機廠商升級了代工商之後,整體仍然不容樂觀。
“印度當地品牌都在找中國品牌合作,以求生存。不這樣,會死得很快。”海派印度負責人王秀春說。
文化融合焦慮
3月27日,印度發生了一起引起印度中方手機圈普遍關註的大事:OPPO在印度諾伊達的工廠,因為一位中方員工未能尊重印度員工文化習慣,最終引發了長達9小時的印方員工罷工對抗,引發警察出動。這件事導致緊鄰的海派工廠也放了假,免遭池魚之殃。
海派一位員工甚至擔心,中國廠商在印度的“一個大市場可能就此結束。”
印度市場上還有不少韓國、美國和臺灣地區公司,萬一此涉及民族情緒的事情被別有用心人利用,對中方公司非常不利。類似事情曾經發生過。更早一段時間,富士康的印度手機品牌Infocus,推出了一個貶低中國的戶外廣告,引起圈內人士一片憤慨。最終富士康換上老酷派人孟誌赟接手,撤換了原有一拔負責人。
中國和印度,最近十幾年發展速度都很快,因為地緣關系、歷史因素和民族情緒、文化隔閡等原因,印度消費者對中國品牌的態度比較特殊。相比中國產品,印度人更容易接受韓國、日本公司產品。在印度的大街上,省油的日本鈴本兩廂小車,占八成以上;韓國的空調,也走進眾多當地人家中。但是,中國華為的電信設備、中國地鐵項目等,都在印度開展不順利。OV品牌,當地很多人甚至以為是韓國產品。
文化焦慮甚至會滲透到具體公司管理。財富之舟之前曾出現過印度人在管理過程中拉幫結派,形成印度人自己小團體,對抗來自中國的管理層成員,後來中方不得不全部撤換調整。
品牌商OPPO、vivo大手筆的市場操作,加價包廣告牌,買地、贊助板球出手數十億等等樹立起來的土豪形象也需要些許改變。改變方法之一是增強創新、技術等內涵,美國、日本等公司正是憑此最終征服了印度民眾。騰訊科技接觸到當地業內人士,偶爾能聽到他們提及OPPO的創新,這或許是一個好的開端。
如果莫迪政府連任,對中國公司也會是利好消息。對在印度鋪開的中國手機產業而言,印度開放的大方針能否能繼續很關鍵。
從國內政策來看,一位業內人士告訴騰訊科技,國內推出“一帶一路”,走出國門是大方向,但是2017年初以來,國內資金外溢現象加劇後,從外經貿委到發改委等相關部門都加強了資金出海管控,短期對中國手機產業登陸印度是一種制約。
但長期來看,很多中國手機公司都已定下繼續西進的計劃。2016年9月,金立新工廠選址印度,占地面積50英畝,計劃年產能為3000萬部手機;OPPO在大諾伊達廠區的設計產能是年產5000萬臺,同樣埋著西進伏筆。未來,最重要的競爭,仍然要看中國手機與韓國、日本和美國產業鏈上的綜合實力較量。
就像任何其他前沿科技一樣,機器人領域具有巨大的潛力,但也在走向大規模應用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阻力。
本文系GGV紀源資本(微信ID:GGVCapital),作者李宏瑋。
沒有任何其他科技能像機器人一樣能贏得我們目不轉睛的關註。機器人總是出現在我們的想象世界之中——無論是一個機器人承擔體力勞動、人類可以自由的進行思考和創作的世界,亦或是一個機器人超過人類智能的反烏托邦的未來。目前為止,機器人主要還停留在科幻小說之中,但是科技的拐點已經來到了,自動化的機器人很快將大規模存在於我們的工作與生活之中。
作為一名關註前沿科技公司的投資人,我看到機器人進入主流市場的時機經過醞釀已經成熟:低造價感應器、開源機器人軟件、3D打印、人工智能的爆發,還有社會對“智能”機器的逐漸接受。加之資本向機器人領域的創紀錄的投資和世界範圍內對自動化科技日益增長的需求,具有全球思維的創業者現在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建立顛覆性的機器人公司的風口。
機器人投資近來很火,我已經有超過30年建造與投資自動化設備的經驗了。20年前,作為一個無線通訊與控制系統專業畢業的學生,我設計了自己的第一架無人機。過去的十多年,作為一名風險投資人我致力於投資那些有機融合了中國最先進制造能力和美國的市場營銷與設計的前沿科技公司。最令我心潮澎湃的一次智能硬件投資經歷是我在2013年見到了胡華智。他是一名航天科學家和夢想家,也是億航的創始人。他帶領億航創造出了第一架載人無人機,成功試航飛行20分鐘。一年多以前,在優步開始從卡內基梅隆國家機器人工程中心挖來一支團隊投入自動駕駛研發的同時,我投資了億航。今年夏天,我見證了他們第一次載人飛行測試。
風險投資流入機器人領域
根據CB Insights的數據,2015年,風投機構一共向全球機器人公司投資5.87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2016年,投資金額有可能將再度被刷新。在機器人領域之外的另一個風險投資熱點是人工智能科技。人工智能科技可以為自動化的機器人提供“思考”的能力。僅在2016年第二季度,風險投資人在人工智能公司累計投資超過10億美元。當美國投資人關註機器人領域的創業公司的同時,中國國內的資本早已習慣於投資硬件公司。中國投資人見證過包括華為、小米和AAC在內的硬件公司獨角獸在國際舞臺的巨大成功,他們急切的想要投資中國和世界範圍內的小一代機器人硬件公司。
中國市場需求:前所未有的機會
在GGV紀源資本,我們認為以下兩個機器人領域中的細分領域極有前景:工業機器人和服務機器人。目前,中國是創業公司解決這兩個市場痛點的最有潛力的市場。創造下一代機器人,特別是在工廠中與人類協同合作的機器人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進入中國的大規模生產和服務行業。
全球工業機器人產業已經發展成熟,為全球生產貢獻了超過80%的機器人。工業機器人大多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工作,並且在美國、日本和歐洲已被廣泛使用。中國政府積極支持自動化進程,相信機器人可以幫助中國公司擁有更大競爭力。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經濟,但平均每一萬名制造工人只擁有36臺機器人。與中國相比,德國每萬制造工人平均擁有292臺機器人,日本擁有314臺,韓國擁有478臺。2015年,中國購買了全球市場中28%的制造機器人,在未來,中國在國際機器人市場中還將購買更多機器人以平衡不斷上漲的人工成本。包括Kuka, Fanuc, Yaskawa 和ABB在內的大型公司將競爭巨大的中國市場。新興的創業公司諸如Grabit, Rethink, 和 Life Robotics也將加入這場競爭,分一杯羹。
執行設定好的功能的服務機器人將在中國的餐廳、賓館、辦公室、醫院和家庭中逐漸出現。這也是對創業公司來說千載難逢的巨大機會。隨著人力成本的不斷提高,餐廳和酒店都熱衷於使用服務機器人來提高長期利潤。服務機器人可以在建築物內送貨、送餐、送包裹,提供從送貨車到家門的上門服務,也可以提供就餐服務,幫醫院的病人送藥,從倉庫收貨,擔任前臺,逗孩子開心,等等。盡管在早期階段,包括Fetch, Savioke和Keenon在內的創業公司已經生產處了商用服務機器人,在未來的5-10年,更多的公司將出現在服務機器人領域,甚至有出現“獨角獸”公司的可能。
機器人投資:回報如何?
就像任何其他前沿科技一樣,機器人領域具有巨大的潛力,但也在走向大規模應用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阻力。在工業領域,推斷機器人領域的潛在回報相對容易,因為機器人已經在制造業中被使用了很長時間了。要判斷一個機器人公司是不是一筆好的投資,工廠所有者只要比較現有的勞務成本和使用機器人所節省的成本與提高的產能之間的關系即可。投資人也可以從類似的模型出發判斷一家工業機器人的盈利潛力。
在最近出現的服務型機器人領域,計算未來回報相對來說較為複雜。對包括自動家具和玩具在內的消費類服務機器人來說,產品必須具有大眾市場吸引力、價格較低且功能明確。目前來說,大多消費類服務機器人還木能滿足這三點要求。對於商用服務機器人來說,這些機器人的使用場景包括辦公室、倉庫、醫院和商店等。這個領域的機器人的投資回報相對來說較為容易計算。如果一臺服務型機器人能夠降低人工成本,幫助工人們提高生產能力,或者增加新的服務吸引到更多消費者,這類公司的金錢價值相對來說就比較容易衡量。
全球協作
下一個獨角獸公司會在哪里出現呢?最成功的機器人公司最有可能將具有全球化基因,融合了中國、美國、以色列、德國和日本的各方力量。由於機器人其實就是硬件、傳感器和軟件的技術結合,中國創業公司在制造和供應鏈方面的豐富經驗能夠幫助他們在全球範圍內取得成功。但是中國的創業公司只有通過與美國或者以色列的工程、市場和銷售人才合作,加上來自世界領先的機器人市場——日本和德國的幫助,才能真正占領全球市場。這對美國的機器人公司來說也是一樣的:他們也需要從公司創立之初就建立全球思維。第一家機器人獨角獸公司無論來自什麽地方,都將在全球範圍內建立運營體系。GGV紀源資本機器投資了機器人公司Vincross。Vincross雖然來自北京,但他們在美國也擁有一支團隊。
機器人領域具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創業公司如果抓住機會將在科技的底層拐點到來的初期占領市場份額。下一代工業和新興服務機器人將需要昂貴的傳感器、雷達、3D打印、語言和圖像處理技術、照相機和人工智能軟件等。由於成本相對較高,只有提供的服務足夠好,也就是性價比足夠高的時候才能真正走向廣泛應用。如果創業者和投資人在目前集中註意力制造和投資這些核心技術進行布局,在下一個十年到來之前,我們或許就能看到成千上百萬的新機器人出現在我們生活的各個維度之中了。
Prime用戶的快速增長和雲計算業務的強勁表現幫助亞馬遜公司在去年四季度重回盈利,終結了此前多個季度的虧損勢頭。
亞馬遜股價在盤後大漲12%。四季度,亞馬遜盈利2.14億美元。
四季度,亞馬遜Prime用戶數量同比大增53%。Prime是亞馬遜推出的一項服務。用戶只需支付99美元,就可以享受一年內無限次2天速遞服務及使用即時流媒體服務。Prime用戶被視為亞馬遜最有價值的客戶,因為他們往往在亞馬遜上消費更多。
不過,亞馬遜的本次盈利可能很短命。亞馬遜預計,其今年一季度的盈利狀況將在盈利5000萬美元和虧損4.5億美元之間。
亞馬遜公司激進投資的做法讓不少投資者感到不滿。
Standard & Poor’s Capital IQ分析師Tuna Amobi表示,投資者將四季度的盈利看作是亞馬遜公司的轉型。投資者認為,亞馬遜將轉向更關註盈利,更溫和開支型的公司。
亞馬遜財務主管Tom Szkutak表示,亞馬遜的雲服務以及第三方交易市場也幫助推高了公司的利潤率。下季度,亞馬遜將把愈發重要的雲服務作為一個獨立的項目進行財務報告。
去年,亞馬遜和北美電子商務增長率之間的差距正縮小至5年新低。
盡管亞馬遜CEO Jeff Bezos斥巨資投資無人機等快速交貨系統,但亞馬遜的增長正在放緩。據市場研究公司EMarketer Inc, 2014年,亞馬遜北美地區的銷售上升23%,而同期,加拿大和美國的電子商務市場增長16%。
7%的差距創下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2011年,亞馬遜北美業務增長41%,遠高於當時電子商務市場17%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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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1日的《南方周末》“自由談”,首次披露了新任江蘇省委書記李強的“約法四章”,那是李強書記在8月7日“縣委書記工作講壇”總結講話時提出的。
事後,我特意查看各報刊網絡,確實有報道該項活動的消息,但就是找不到李強“約法四章”的蹤影。也就是說,“約法四章”在會後並沒有得到有效傳播。好在,還是有聽會人員記了下來!否則,除了在主、分會場參會聆聽的,其他一幹眾人都有可能錯過省委書記的這番妙論。
沒錯,我們在報道重大活動時,都有按“通稿”刊發的習慣,但這並不妨礙記者們以不同的視角,嗅覺靈敏地理一理、挖一挖、想一想,寫出類似“省委書記為啥提這些”(我謂之“與官場套路說再見”)的清新之文,不求“高大全”,而是不錯過任何有料有趣的精彩。
(作者為無錫市工商局副局長)
即便希臘和歐盟在2月最終達成了短期援助協議,但是市場對於歐元區解體的擔憂卻並未減少。路透最新調查顯示,投資者對歐元區未來12個月內解體的預期創2年新高。
一項名為Sentix歐元區解體指數(Euro Break-up Index (EBI))創2013年3月以來最高,有38%的受訪者認為未來12個月內歐元區存在解體風險,遠高於1月調查時的24.3%。該數據峰值出現在2012年7月,當時正值歐債危機最高峰。
調查同時顯示,預期希臘12個月內離開歐元區的比例從22.5%上升至37.1%。
Sentix高級分析師Sebastian Wanke認為,新的短期救助協議並不能令市場信服,未來幾個月內希臘退出歐元區這個話題預計將持續發酵。
本次調查是在2015年2月26日至28日進行,有980位散戶和機構投資者參與,其中大部分受訪者來自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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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在暴風體育戰略發布會上,暴風集團CEO馮鑫宣布發布暴風體育,據了解,暴風體育將聯手MP&Silva、光大證券,著力於體育版權、內容、互聯網服務和VR領域,共同構建暴風體育產業新生態。
同時,暴風體育發布了暴風體育超級手機APP,暴風體育官網,暴風影音體育頻道等一系列的體育服務入口。據悉,在內容方面,暴風已獲得2016-2017賽季中超聯賽新媒體轉播權,並成為2016-2017賽季CBA聯賽官方合作夥伴、中國男籃國家隊官方贊助商以及中國女籃官方VR視頻合作夥伴。
這是暴風科技“搶占”風口,布局體育產業的又一動作。
5月24日,上海浸鑫投資基金宣布已經完成對國際體育媒體服務公司MP&Silva 65%股份的收購。上海浸鑫投資基金是由暴風科技全資子公司暴風投資,與光大證券全資子公司光大資本聯合發起成立的基金。
繼收購國際體育媒體服務公司MP&Silva 進軍體育產業之後,6月3日,暴風集團公告稱,與關聯方暴風鑫匯(天津)企業管理合夥企業等4家企業擬共同出資人民幣1億元設立暴風體育(北京)有限責任公司。
在中國公司猛投全球體育產業的背景之下,暴風集團的一系列舉動給已經熱鬧的局面再添一把火。
對此,暴風集團CEO、暴風體育董事長馮鑫表示:“暴風是中國體育的新來者,希望成為中國體育的連接者。”
“互聯網將是點燃中國體育產業的火種,就像互聯網已經徹底改變了購物、資訊、娛樂、社交等等行業一樣,互聯網也將通過連接的力量,重構世界體育產業。暴風希望連接體育的內容和服務,讓體育從單向的播放觀看到參與互動和社群,連接人和體育,通過互聯網電視、投影、VR等新技術的驅動力,讓人和體育更接近、發生更高頻的關系。”馮鑫說道。
除了計劃通過暴風體育App的不斷叠代完善用戶社區互動,撬動用戶熱情,通過連接建立暴風體育App的不可替代性,馮鑫所指的連接或許還有海外體育市場與中國體育市場的對接。這似乎是暴風體育聘任MP&Silva的聯合創始人安德烈•拉德里紮尼為暴風體育國際業務總裁,負責暴風體育海外業務的開拓的原因之一。
關於暴風體育將以何種舉動進軍國際市場,安德烈•拉德里紮尼表示:“第一步我們希望將MP&Silva的資源進行整合,會將MP&Silva的合作方、內容以及技術進行引入,其中內容包括VR。第二步我們希望走出國門,到國際上市場尋找一下是否有像中國市場上所體現出來的、可以開展的APP還有VR方面的業務。”
因此,不難想見,VR體育的新體驗以及多樣化的商業模式將會成為暴風體育未來銜接兩個市場的關鍵環節。
對於進軍國際市場的時間表,安德烈•拉德里紮尼粗略估計在未來兩到三年能夠逐漸看到成果。
據了解,MP&Silva是全球頂級體育賽事經營的頭籌,特別是在足球領域,擁有幾乎所有的頂級足球賽事的版權經營權利。MP&Silva的業務範圍覆蓋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90多個全球賽事產權,每年超過一萬小時的播放時長並有超過30個賽事權利機構合作夥伴、200多個全球電視客戶以及40多種工作語言的國際化團隊。
而關於在短時間內暴風集團能夠與MP&Silva達成合作一事,馮鑫坦言:“中國、互聯網、VR這三個關鍵詞讓我們有了很大的共鳴。”
從3月30日起,中國移動浙江公司啟動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即4G的試商用體驗。杭州 B1快速公交車上的乘客,可率先免費體驗到這一服務。
據稱,乘客使用智能手機、iPad、筆記本電腦等移動終端上網,網速比3G快數倍乃至十倍以上。
此時,距離3G牌照在中國發放不到兩年。當下的3G盛宴中,獲益者是採用了國外主導標準的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其中,中國聯通採用 WCDMA(寬度碼分多址)標準,中國電信採用CDMA2000標準,他們均擁有比較成熟的網絡。而三大運營商中的老大、承載著發展「中國版3G」重任的 中國移動,搞的是TD-SCDMA(時分同步碼分多址)標準。儘管這是國際電信聯盟批准的三個3G標準之一,但商業應用網絡至今未能搭建完善。中國移動處 於市場份額被蠶食、高端客戶逐漸流失的窘境。
這種情況之下,中國移動迫切希望將其主推的TD-LTE(時分長期演進)版「中國版4G」規模化商業應用,以收復失地。而工信部的疑慮、廣電的 掣肘、央企的利益糾葛、消費者的接受程度等諸多因素,都在影響其商業進程。
中國版4G
移動通信行業始終在追求更快的速度、更高的帶寬,以承載更多的服務。因為研發4G技術而獲得2011年度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的東南大學教授尤肖 虎曾公開表示,4G才是真正的無線寬帶技術,「用4G手機下載一部電影,只需要10秒鐘。」
2004年,以高通、愛立信3G技術為代表的WCDMA陣營,提出LTE-FDD(頻分雙工長期演進)標準。大唐移動LTE產品總工程師蔡月民 告訴財新記者,當時大唐提出,這個新的4G標準需要體現TDD(時分雙工)特色。
TDD採用單個頻率在不同時間實現雙向傳輸數據,而FDD採用一對頻率。蔡月民說,既然中國人提出要把TDD寫進去,歐洲人就照著FDD的形式 稍微改了改,但是與TDD兼容性比較差,所以大唐、中國移動等公司一起提出了中國自己的TD-LTE標準。當然,TD-LTE是中國的習慣叫法,國際上還 是叫LTE-TDD。
與FDD相比,TDD不需要成對的頻率,在傳輸數據業務時具有頻率利用率高的特點,其缺點之一是需要更好的同步。工信部電信研究院傳輸部總工程 師董曉魯告訴財新記者,要每一刻大家都發、大家都收,有的基站在發、有的基站在收的話,肯定會出問題。
2010年10月,國際電信聯盟在重慶舉行的會議上,中國提交的改進版TD-LTE 被確定為4G國際標準之一。
工信部電信研究院林輝研究員告訴財新記者,2011年底完成的TD-LTE第一階段規模試驗效果超過預期。50個小區真實加載接通率達到 95%,掉線率低於4%,多家芯片終端都能支持每個小區超過200個用戶同時在線。
在2012年2月底的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中國移動倡導成立的TD-LTE全球發展聯盟宣佈,到2014年全球TD-LTE基站將達到50萬 個,覆蓋人口超過20億。這一聯盟中,包括歐洲沃達豐、日本軟銀、美國Clearwire、印度Bharti等運營商。
中國移動總裁李躍在此次會議上還透露,若深圳、杭州等城市的TD-LTE試商用順利,將在2013年推動大規模建設及試商用。
飢渴的中國移動
「好多人都覺得,中國人在4G上會比較激進。」飛思卡爾網絡媒體部業務發展副總監曲大健對財新記者說。他是中國移動TD-SCDMA用戶之一, 手機通話時有週期性中斷,說十幾分鐘就停。
2012年全國「兩會」,中國移動前董事長王建宙在其提交的一份提案中承認,中國移動建立的TD-SCDMA網絡已經覆蓋至全國各市縣,用戶總 數超過2000萬戶,但產業基礎薄弱,在技術和產品成熟度上仍有一定差距。
眼見著自己的3G不成熟,中國移動急於跨越到4G,以速度優勢搶回用戶。據東方證券預測,若中國移動遲至2014年才開始商用TD-LTE,屆 時中國聯通將積累2.26億3G用戶。
在4G商業應用進度上,與TD-LTE競爭的LTE-FDD已經領先。目前,該標準已在歐洲、日本和北美等地正式商用兩年,擁有超過1100萬 用戶。
中國移動之所以對TD-LTE寄予厚望,原因之一是不再像搞TD-SCDMA那樣獨自發展,而是走了國際化道路。除了中國移動、大唐、華為、中 興等國內企業,阿爾卡特-朗訊、諾基亞、西門子等國外企業均有介入。
董曉魯說,TD-LTE集成了一些TD-SCDMA的技術,只能說中國在主推,不能說是主導,因為大部分技術專利還是國外的。當然,中國不可能 什麼技術都自己從頭開始弄,肯定要借鑑國外技術,只是在產業話語權上,要比GSM、CDMA2000大一些。
有業內人士稱,中國版3G,或TD-SCDMA也不能說失敗,因為沒有它,中國在TD-LTE上面不會有那麼多話語權。而且,中國移動後期採購 的TD-SCDMA設備都可以升級為TD-LTE,投資不會浪費。在杭州的4G試商用中,中國移動就是在現有的3G基站設備裡增加少量板卡,然後升級軟 件。
2011年底,中國移動與蘋果公司關於iPhone手機支持TD-SCDMA標準的努力以失敗告終。其結果是,中國移動的iPhone用戶上 網,只能通過網絡速度低下的2G網絡,而且許多功能受到限制。相比之下,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都先後推出了提供3G服務的iPhone手機套餐。
在4G問題上,蘋果公司對中國移動的態度明顯不一樣。不用中國移動提出要求,蘋果公司已經準備在下一代手機中支持LTE,其中也包括TD- LTE。另據曲大健瞭解,軟銀在日本建立的網絡,將使日本成為首個可以利用iPhone使用TD-LTE服務的國家。
有業內人士分析,作為競爭對手,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其實不願看到中國移動的TD-LTE迅速商業化。而從用戶角度,如果TD-LTE收費仍按流 量計費,速度快意味著流量高、費用高,很多用戶在短時間內不容易接受。
兩大挑戰:基站和終端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工信部部長苗圩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TD-LTE還需經過大規模試驗和試商用過程,發放4G牌照或許還得兩到三年時間。
苗圩指出,目前TD-LTE發展面臨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基站密度,二是終端。他同時表示,將用三年時間,使TD-SCDMA基站增加到40萬個 左右,為3G向4G過渡打下基礎。
業內人士稱,這兩大問題很大程度與政府決策有關。德國電信諮詢公司中國區高級顧問譚炎明認為,當初就是為了等TD-SCDMA成熟,中國3G牌 照遲遲不發,最後把TD-SCDMA拖死了。因此,4G牌照發放宜早不宜晚。
譚炎明稱,從技術角度看TDD與FDD不相伯仲,但產業鏈成熟程度和商業化進程確實差了一兩年。國外已經在商用,而TDD近期看不到商用的氣 息。商用必須有牌照,如果中國4G牌照還需要兩三年,必將使二者差距越拉越大。
商用進度的不確定性,也影響了終端芯片廠商的積極性。「終端商都是不見兔子不撒鷹。」和君諮詢集團合夥人許寧對財新記者說。
曲大健也介紹,TD終端這塊,做的企業不多,沒有商業化,而且一線廠商多在觀望,擔心太早進來反而賺不到錢。他舉例說,很多人問他,能不能弄 28納米的TD-LTE芯片,因為做得小,性能才會高,但又擔心成品率不穩定,砸進去1000萬美元後市場也沒有起來。
基站密度還與頻譜分配有關。目前,中國TD-LTE規模試驗頻段為2570-2620兆赫茲。業內普遍認為這一頻段較高、傳輸性能太差,對基站 密度要求太高,呼籲劃分更優質的頻譜。
業內曾有傳言工信部將把小靈通的1900兆赫茲頻譜給TD-LTE,但至今沒有官方正式消息。對於廣電在模擬電視改數字電視後空出來的 464-798兆赫茲優質低頻頻譜,業內則基本不抱幻想。
在2007年世界無線電大會上,國際電信聯盟正式確定四個頻段,用於支撐未來移動通信系統的需要。其中,698-806兆赫茲就是過去用於模擬 電視的,3400-3600兆赫茲與目前衛星電視信號所使用的C波段有所重合。
中國代表團在這個決議上籤了字。但財新記者採訪到的一些專家表示,雖然中國代表團做出了承諾,但回來以後廣電部門並不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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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十日,北京中國農業大學,一群六十歲的老人,圓了一場與中國女子國家代表隊友誼賽的夢。台灣的無惑橄欖球俱樂部,由超過五十歲的橄欖球愛好者組成,我們雖然已年華老去、時光不再,但如果有機會能與實力堅強的年輕人同場競技,那也是我們的榮耀與驕傲。 中 國農業大學一向是大陸培訓橄欖球的重點基地,他們的男子隊拿過無數的冠軍,球員更不乏遠走英國、澳洲打球的球員,而女子隊則是中國國家隊的核心班底。我們 的體力與身體狀況,確定無法與年輕男子隊對抗,但如果是女子隊又如何呢?在好奇與玩興的驅使下,我不顧一切、排除萬難,買了兩張直飛北京的機票,只為了見 識一下與女子國家代表隊同場對抗的感覺。 雖然實際的比賽與預期有差距,她們亞運的國家代表隊正選隊員大部分在養傷,未能上場,上場的都是 一、二年級培訓中的球員;再加上她們習慣打的是七人制比賽,所以球員不夠,因此補了七、八個男子隊員下場,湊成十五人與我們比賽。但男子隊員只防守,不進 攻,由女隊員負責進攻,就這樣成全了一場讓我畢生難忘的比賽。 這是一場展現速度、註解速度與證實速度決定勝負的比賽。 事前我們就知道大陸的女子國家橄欖球培訓隊是以田徑培訓隊為班底的比賽,聽說她們的百米速度都在十三秒以內,對她們的速度我們早有準備。但是就算如此,上場後,對她們所展現的速度,我們仍有束手無策之嘆。 她們進攻時,她們儘可能的把陣線拉開,用長傳讓每個人都有展現速度的機會,而當一對一時,她們會全力衝刺,用速度擺脫我們的防守,如果我們不能在她們接球時,準確的擒抱(TACKLE拓克路),一旦讓她們邁開步伐,跑出速度,我們就無力阻止其得分。 我有三次一對一防守的經驗,三次我都努力的飛身掃抱,但一次撲空,另兩次只是抓到對方的腳跟,面對年輕,再加上速度,我只能勉強盡力了。 我深知速度在運動中的重要,有了速度,不論任何運動都擁有優勢。受限於體型,我的百米不夠快,但我擁有瞬間加速度(START),從靜止到全速開跑極快,所以我也算擁有速度的優勢。只是面對年輕的女選手,我只能欣賞她們的背影。 在工作上,我則一向用速度取勝。在快速變動的商業社會中,我一向追逐更快、更好。做同樣的事,我要比別人早做完;用同樣的時間,我要比別人做得更好;同時啟動學習,我要比別人更早學會、比別人學得更深刻;推出新產品,我要求先發制人……,這些都是速度的力量。 自北京的這一場球,我重新見證速度,只不過我是速度的受害者,或許我該學習的是,當一個人不再擁有速度時,我們還有什麼可以依賴的能力?(附註:這場球在對方「禮貌」下,雙方各進六個球,平手結束) 何飛鵬部落格:feipengho.pixnet.netPOPO原創:www.popo.tw/users/feipengh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