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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登上皇明高階領導大位，先當黃 鳴祕書，這是集團內部直上青雲的捷徑，但這條路可不好走，不僅要進得工廠、上得商場，還得有二十四小時待命的戰鬥體力，才能雀屏中選。 這些青年軍，平均年齡不到三十歲，卻極受黃鳴信任，賦予重任。 撰文‧羅弘旭 企業中，難得有民主式的討論空間，但在皇明集團中，卻把民主討論形式的聯席會議作為公司的最高決策機構，而促成這種聯席會議誕生的，卻是本來可以擁有獨裁 權力的董事長黃鳴，他選擇把權力下放，讓一群平均年齡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有發揮空間。黃鳴，不僅以伯樂的姿態相馬，更試著從這些人中培育出千里馬。 皇明的最高決策機構稱為「部長聯席會議」，由公司三十位部長共同組成，這三十位部長對公司的運作和重大議題進行討論，得出結論之後，再交給執行單位進行具 體工作，但黃鳴並不出席部長會議，也不干預會議的決策過程。 這種決策的制度，來自黃鳴對自己獨裁管理的反省：「我管理公司一段時間後，發覺業績開始下滑，想說是不是自己太獨裁，於是交棒給總裁。」但交棒之後，發覺 業績也只是短暫回升，並沒辦法持續成長，黃鳴覺得，這還是管理階層獨裁獨斷的問題，「所以才有部長會議，讓管理層集體決策，讓他們感覺到當家作主，大大增 加了公司的成長力道。」 祕書職位成﹁終南捷徑﹂ 但部長人選如何培養？集團之中，有個號稱﹁終南捷徑﹂的位子，就是黃鳴的祕書。但與企業老闆習慣用女祕書相反，黃鳴專門任用男祕書，主要原因不在能力，而 是跟著黃鳴，工作量會相當大，從早上七時到晚上十時，有時候還得徹夜加班，女祕書體力無法負荷，所以都由男祕書負責。 但黃鳴不喜歡把用熟的人一直放在身邊，在祕書位置上磨練一到二年後，就會外放到事業單位歷練，過去五年中，黃鳴一共培養出三位部長，有目前擔任集團稽核部 長的楊學敏和專案部長段占斌，還有全權負責蔚來城行銷的陳玉鑫，他們的共同特色，除了高學歷之外，就是年輕，段占斌擔任黃鳴祕書時候二十六歲，陳玉鑫任祕 書時候更只有二十三歲。 為了網羅人才，黃鳴向來主動出擊，每年年底，都會主動到大陸的前一百大重點大學演講和舉辦求才說明會，陳玉鑫說：「在學校只知道有個做熱水器的皇明公司， 但聽過他演講之後，才對公司有更深瞭解，願意遠從東北來這裡工作。」不過要擔任董事長祕書，並不是應徵時就知道自己是否有機會，畢業於中國哈爾濱理工大學 的陳玉鑫，進入集團之後，並無法立刻進入辦公室享受白領生活的待遇，他得跟工廠作業員和基層業務一樣，從最入門的工作開始做起。 每位新人進入集團的前三個月，得先到第一線銷售單位歷練，從推銷產品到安裝熱水器，全都要能包辦，之後三個月下到工廠實作，熟悉生產線上的流程，這就是黃 鳴給這些未來精英的第一堂課：「零距離戰略，貼近消費者，也貼近你的產品。」陳玉鑫笑著說：「所以不管是裝熱水器或到生產線加班都難不倒我。」歷練半年 後，集團內部還會有內部招聘會，各事業部門根據新進員工表現分發單位，表現好，才有機會成為「黃鳴幹訓班」的重點培育對象。 皇明品牌副總監周春玲，形容黃鳴訓練皇明集團部長的方式有三步驟，第一步是手拉著手教你做，第二步是看著你做，第三步是放手不管。周春玲說：「他要帶著你 做事的時候，真的就是跟你拚到底，我們加班熬夜，大家都撐不住了，只有黃鳴一個人還挺著。」釘緊客戶需求創造傲人成績陳玉鑫形容黃鳴帶人的態度是：「充分 信任屬下，放手讓你做，給你很大空間。」親自受過黃鳴教導的陳玉鑫和周春玲都有犯錯的紀錄，但黃鳴仍然讓他們繼續去嘗試，周春玲說：「他也沒特別責怪我， 只是讓我去出席類似場合，多見識別人怎麼處理會議。」被外派到蔚來城擔任總監之後，陳玉鑫不時會接到黃鳴的關切電話，陳玉鑫苦笑著說：「每天晚上要等到他 打來之後才能休息。」跟著黃鳴二年，以客戶的需求為需求已是陳玉鑫的生活習慣，每天準時往工地跑二趟，了解施工最新進度成為陳玉鑫必備的功課。「董事長吩 咐，要我把自己當成客戶需求總監、客戶監工總監。」而也正因為這樣的態度，即使蔚來城預售平均售價比鄰近建案貴一倍，還是迅速完售。 | ||||||
來看看這場火燒起來的路徑—先是山東省前副省長黃勝落馬，後是皇明太陽能主動申請了中止上市，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繫讓媒體看到了「機會」。於是，和往常一樣，各種傳言開始登上報導，但和以往不同的是，黃鳴沉默了一段時間後，終於「憤怒」了。
7月17日黃鳴發表博文《一位父親忍無可忍的憤怒》稱，他的女兒根本沒有結婚也和黃勝不是兒女親家，她還是一個在澳大利亞讀書的學生；次日，黃鳴又回
擊了《南方週末》的一則報導，稱報導說的「坊間傳聞黃鳴與黃勝關係密切，以發展『太陽谷』名義低於市價1/3圈得大幅土地
」也不屬實。隨後，黃鳴針對騰訊網的專題，又要求和馬化騰公開對話。
黃鳴選擇回擊在於他覺得如果事情再發展下去，他將極有可能成為一個委屈的倒霉蛋—他稱雖然和黃勝確實有私交，但自己花出了更高的成本才得到了太陽谷的地，並還和開發區的官員為此鬧了矛盾。
坦白說，我們現在也難以保證黃鳴真的就沒有任何問題，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確實近乎所有的媒體在報導中都沒有過硬的證據，甚至連基本的調查都沒有，只用一個「據傳」就主導了整篇的報導。判斷一家企業或者企業家確實太隨意了。
作為一家明星企業，與屬地裡任職的高官認識甚至關係密切其實都是正常的事情。你不太可能做大企業而從來不和官員打交道。這些交道並不全是權錢交易。但現在很糟糕的地方是，在大部分人的思維定式裡都認為只存在一種交往模式，而媒體則更是利用了這種思維定式。
雖然作為一個技術型企業相對資源型企業來說其企業運營的透明度相對較高，媒體當然同樣可以質疑，但質疑是建立在調查和採訪基礎之上的，如果完全以猜測—罔顧事實核實這個環節，那麼很有可能缺少思考和理性判斷，而最終流於情緒化。
同黃鳴類似，此前家具公司達芬奇也在情緒化的報導中哭訴無門。當時我們嘲笑一個新加坡的堂堂董事長怎麼會花那麼高額的代價去找一家小小的皮包公司擺平
這個事情。但實際上這個新加坡人當時可能真的是走投無路了，一丁點更好的選擇都沒有擺在她面前—她也被媒體的強勢擴散造成的影響嚇到了。
強勢的媒體通常會用「據傳」或「可能」這樣的字眼保護自己，這點不同則很容易被公眾輕易略過。更何況，這裡面可能還不僅僅是報導公正的問題，在很多媒體眼中，這可能意味著利益。
FT中文網此前刊登了中國安邦集團研究總部（一家獨立的智庫機構）的報告稱，當中國的企業上市以後，董事長很有可能面臨破產。因為他們要遭遇一些不能明說的費用，其中就有一種給財經媒體的公關費。這種費用已經從一兩百萬元上漲到如今的近千萬元。
而且，這筆公關費很難走賬，大部分則由公司董事長找親戚朋友借錢來墊付。創業板的開啟讓很多媒體找到了盈利之道，甚至被稱為一種百年不遇的黃金時代。
為了不被保薦人在任何犄角旮旯裡搜出負面新聞來，大部分企業都會自掏腰包，滿足媒體（無論大小）「給錢則終止負面報導」的要求。
財經公關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其中很多是媒體人離職創辦或者是現在的媒體高管的親屬創辦，在目前很多涉及IPO的報導，其出發點就不良，打著監督企業的口號而已。
長此以往，最終毀掉的是媒體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