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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劄記160324通敵(一) 通敵行為的結構

讀書劄記160324

通敵(一) 通敵行為的結構

掌門執筆

《通敵Collaboration》(2005) 蔔正民Timothy Brook

作者是 多倫多大學中國史教授,專長 明史和 日本侵華戰爭史. 蔔教授自從《維梅爾的帽子》一書叫好又叫座, 無論在學界和閱讀界都炙手可熱,人氣十足. 《看得見的城市》的導讀作者 蔣竹山教授甚至稱許 蔔氏的全球史視野更在 史景遷之上. 在“現役”歷史學家當中,我最推崇英國的 達爾文和加拿大的 蔔正民.

何謂〈Collaboration〉?

據作者說這字沒有對等的中譯詞, 其字義為 “非一般的合作”,暗含若幹貶義. 但這字的意義在當代生出突變, 事緣1940年德國軍事侵占法國, “法奸” 貝當Philippe Petain元帥在Montoire火車站歷史性會晤 希特拉之後, 發表著名的投降宣言： “兩國之間已經在構想合作Collaboration”. 於是這字自此時起解作一種特定的合作形式—「通敵合作」.*** (以下簡稱為 “通敵”)

戰後法國政府對通敵者進行了政治清算; 而史學界則對通敵行為進行了學術研究. 當代西方史學重視實証,力求避免情感訴求和道德立場扭曲敘事. 相比法國,中國人清算通敵者(他的名字是「漢奸 」.)自必不遺餘力; 但根據作者的說法,中國史學界卻沒有對 “通敵行為” 進行過實証研究, 原因很簡單….. (蔔教授豈有不知, “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自古中國人治史是為了服務政治,而不是認知真相.*** 此所以中國人易於接受一切主義, 唯獨實証主義除外.)

法國史家先對「通敵合作」給出了定義. 一個平民在淪陷區生活,必須遵從占領方的諸多規定. 這個人無論行為上如何與敵合作, 甚至是衷心順服的,也不叫做通敵者. 叫得上通敵的人必須擁有權力, 在占領方指導下參與政治管理, 而不論其動機之公私善惡.****

因此有資格通敵的人大多數是菁英階層, 其實他們一向是全國及地方上的直接管治者或具影響力人士, 這番只不過是 “歷事二朝” 而矣. 他們落得 “民族奸徒” 的罵名, 皆因合作的對象—異族占領方最終沒能建立永久性政權. “歸義” 與 “通敵” 無非成王敗寇.

根據這個定義,「通敵者」不必然是貪婪腐化之徒, 其動機亦不必然是自利自利的.*** 舉其顯例, 佛教「紅卍字會」(職能相當於紅十字會.) 由地方菁英統籌, 在各城市的淪初期提供緊急賑濟, 建立難民營,清理街道和葬殮死者, 是極其重要的慈善組織. 很明顯,主事人必須主動地與日軍緊密合作以維持營運, 按定義,他們是通敵者.

還有一種身份奇怪的 “通敵者”, 南京淪陷時,城中有一小群西方專業人士未及撤離,成立了一個叫「國際委員會」的組織, 以其超然身份意圖敦促日軍按照國際戰爭法保護平民,使日軍很頭疼. 他們必須以委婉的姿態與日軍合作,藉此取得資源和影響力, 按定義,他們也是通敵者.

端正了定義,才可以用較平實的眼光和廣寬的視野看待千差百異的通敵者和通敵行為, 盡量避開民族主義和道德主義的掣肘.*** (本書並非抱持 “道德中性” 的立場, 相反,作者明白地譴責侵略者的暴行; 但在學術上則全然實証取徑,方法嚴謹,十足專業.)

本書的副題《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和地方菁英》點出了占領者和通敵者的垂直權力構造和雙向互動關係.*** 開首即討論

〈通敵行為的結構〉.

為何需要「代理人」角色的通敵者,而不是由占領方自己直接組織治理班子呢？答案很單純,直接治理成本過高,尤其在地方層次.*** 在現代之前,就算是建制成熟的國家,無論是否異族統治, 莫不在地方層次釋放權力,讓在地菁英代行治理. 明清兩朝,專制政治大熟, 但縣級以下,仍是由地方自治居多.***

法國的通敵合作形式與中國的有著結構上的差異, 法國的作法是「自上而下」的, 由 貝當的 “維琪政府”以原有制度和人手繼續治理, 只不過要 “配合” 納粹德國的戰爭需求,供應資源以換取安全. 所以整個淪法國大體上維持著社會和經濟穩定, 相對來說較為 “太平無事”.

中國的情況就惡劣得多了. 中國絕不投降,政府遷往四川, 淪陷地區行政制度全面瓦解. 頑強的軍事抵抗造成戰火連天, 使得各地基建毀壞,社會經濟崩潰. 因而日本人的作法只能是「自下而上」, 先在縣級層次重建秩序, 然後上溯至省級管理.***

綜合傳統和當前的地方狀況,加上治理滿洲和臺灣的經驗, 日本軍方早為之計,成立了「特務局」. 該局的工作是大軍所到之處,緊貼跟進, 首要任務是穩定地方治安,避免人口繼續流失(華中城鎮人口被占領時約莫流失一半.); 進而恢復社會和經濟秩序,這才能收取稅款; 最後是組織地方「自治政府」, 達成 “共存共榮” 之大業.***

本書是對特務局人員和地方通敵者互動行為的研究, 史源來自當年特務機關的業務報告(部分尚存於日本自衛隊東京檔案室.), 特務人員的日記和回憶錄, 淪區倖存者的見聞錄, 通敵者的供辭,與及 滯留外籍人士的回憶錄等等. 作者選取了資料較為備足的五個華中城鎮作為研究對象,重塑占領初期的地方政治互動, 直到縣政府成立,特務人員退場為止. 這是一部

〈日本特務的歷史〉.

其實我們對「特務機關」和「漢奸」的職能知之甚少,誤解良多.

首先是特務局的功能, 它並不是用來打擊抗日地下組織的情治單位( 反而是他的 “下線合作者”經常成為地下組織的暗殺對象.); 而是用來促進和恢復地方社會經濟秩序的多面推手.*** 它的職能不是鎮壓和榨取,而是懷柔和扶植; 它不搞破壞, 搞的是“建設”.

在鎮江案例中,特務局為了促使全城最大型的工廠— 一間麵粉廠復工, 說服軍方交出早前搜刮所得的六萬擔穀物.

其次,特務局雖然隸屬軍隊(在戰區,一切都隸屬軍隊.),由軍官統率, 但它的人手編制卻全自 “民間” 借調. 特務人員絕大部分來自超大型經濟體「南滿株式會社」, 先決條件是具備書寫能力,並且精通漢語, 這保証曾接受過基本教育.*** 他們在滿洲先接受作業培訓, 編組成數人一組的「宣撫班」, 緊隨占領軍腳步進駐華中各省大城鎮,特別是縣城. 顧名思義,他們的工作是宣傳和安撫, 身份角色是「大東亞主義」(教條是反西方列強殖民主義,東亞諸民族 “共存共榮”.)傳教士, 雙手是不沾鮮血的.*** 他們是公關 “專門家”, 負責攏絡地方菁英, 籌組城市「自治委員會」, 最後過渡至「(偽)縣政府」, 便功成身退.

最後,容易混淆 特務局和「憲兵隊」, 其實兩者的職能大不相同,只是工作上特務局很大程度上仰賴憲兵隊的協作. 憲兵是軍隊中的警察,職能管束軍隊紀律, 在占領區維持軍紀是個棘手問題,憲兵的角色因此很吃重. 而宣撫班的人員並無軍銜,一般軍人並不賣他們的賬, 於是每逢軍人(大規模)違紀侵犯百姓,自治委員會便向宣撫班求救, 而宣撫班只得向憲兵隊求救….. 一般當然是無效終了.

有關特務和通敵者(廣義的漢奸.) 的 “精彩”個案另文再述.

又,本書是嚴謹的專業著作, 若無在下的水平—啃悶書的本事,不可輕易閱讀—因為當真相當沈悶！

演說1604通敵

演說1604通敵
講者：掌門

《通敵Collaboration》(2005) 蔔正民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這字沒有對等的中譯詞, 其字義為 “非一般的合作”,暗含貶義. 這字的意義在當代生出突變, 事緣1940年德國軍事侵占法國, “法奸” 貝當Philippe Petain元帥在Montoire火車站歷史性會晤 希特拉之後, 發表著名的投降宣言： “兩國之間已經在構想合作Collaboration”. 這字自此時起解作一種特定的合作形式—「通敵合作」.*** (以下簡稱為 “通敵”)

戰後法國政府對通敵者進行了政治清算; 而史學界則對通敵行為進行了學術研究. 當代西方史學重視實証,力求避免情感訴求和道德立場扭曲敘事. 法國史家先對「通敵合作」給出了定義. 一個平民在淪陷區生活,必須遵從占領方的諸多規定, 這人無論行為上如何與敵合作, 甚至是衷心順服的,也不叫做通敵者. 叫得上通敵的人必須擁有權力, 在占領方指導下參與政治管理, 而不論其動機之公私善惡.***

本書的副題《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和地方菁英》點出了占領者和通敵者的垂直權力構造和雙向互動關係.***
〈通敵行為的結構〉
為何需要「代理人」角色的通敵者,而不是由占領方自己直接組織治理班子呢？答案很單純,直接治理成本過高,尤其在地方層次.***
法國的通敵合作形式與中國的有著結構上的差異, 法國的作法是「自上而下」的, 由 貝當的 “維琪政府”以原有制度和人手繼續治理, 只不過要 “配合” 納粹德國的戰爭需求,供應資源以換取安全. 所以整個淪法國大體上維持著社會和經濟穩定.
中國的情況就惡劣得多了. 中國絕不投降,政府遷往四川, 淪陷地區行政制度全面瓦解. 頑強的軍事抵抗造成戰火連天,各地基建毀壞,社會經濟崩潰. 因而日本人的作法只能是「自下而上」, 先在縣級層次重建秩序,然後上溯至省級管理.***

綜合傳統和當前的地方狀況,加上治理滿洲和臺灣的經驗, 日本軍方早為之計,成立了「特務局」. 該局的工作是大軍所到之處,緊貼跟進, 首要任務穩定地方治安,避免人口繼續流失(華中城鎮人口被占領時約莫流失一半.); 進而恢復社會和經濟秩序,這才能收取稅款; 最後是組織地方「自治政府」, 達成 “共存共榮” 大業.***

本書是對特務局人員和地方通敵者互動行為的研究, 史源來自特務局的業務報告(部分尚存於日本自衛隊東京檔案室.), 特務人員的日記和回憶錄, 淪區倖存者的見聞錄, 通敵者的供辭,與及 滯留外籍人士的回憶錄等等.

我們對「特務機關」和「漢奸」的職能誤解良多. 首先是特務局的功能, 它並不是打擊抗日地下組織的情治單位, 而是促進和恢復地方社會經濟秩序的多面推手.*** 它的職能不是鎮壓和榨取,而是懷柔和扶植; 它不搞破壞, 搞的是“建設”.

其次,特務局雖然隸屬軍隊(在戰區,一切都隸屬軍隊.),由軍官統率, 但它的人手編制卻全自 “民間” 借調. 特務人員絕大部分來自超大型經濟體「南滿株式會社」, 具備書寫能力,並且精通漢語.*** 他們在滿洲先接受作業培訓, 編組成數人一組的「宣撫班」, 緊隨占領軍腳步進駐華中各省大城鎮,特別是縣城. 顧名思義,他們的工作是宣傳和安撫, 身份角色是「大東亞主義」(教條是反西方殖民主義,東亞諸民族 “共存共榮”.)傳教士, 雙手是不沾鮮血的.*** 他們是公關 “專門家”, 負責攏絡地方菁英, 籌組城市「自治委員會」, 最後過渡至「(偽)縣政府」.

〈真相消失於歷史〉
「Truth disappears with history. 」是 加拿大(斯里蘭卡裔)小說家Michael Ondaatje在其名著《Running in the Family》中的金句, 意指在歷史敘事中因為敘述者種種利益或意識形態立場而導致偏離真相.***

本書的末章「真相消失於歷史中的四種方式」屬歷史哲學,探討中國人書寫 “通敵者歷史” 的意識形態困難. 壓倒一切的是民族主義情懷; 其次是政治立場; 第三是人道主義義憤; 最後是道德批判.**** 這四種心理偏差使中國人不能,甚或不敢書寫真相, 在中國人的日本侵略敘事中,日軍必然是殘暴的,漢奸必然是邪惡的,遊擊隊必然是正義的…..

其實這四者也是所有歷史敘事的共同 “魔障”, 作者認為在於前三者,只要清楚知道作者的 “利益立場”, 便可進行解構,評論家和讀者都易於調整認知;*** 唯獨道德批判深植文化內核,很難廓清拔除.
但更困擾的卻是,道德批判確有其人文價值, 人類需要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對道德觀念進行整固及再批判.*** 於是歷史敘事與道德批判糾結不清, 史家並非自然科學家,工作時極難 “置身於事外”.

(似乎是某部電影的情節) 「日本軍官進入南京金陵女子學院索要婦女,以充實新成立的慰安所. 」*** 這段敘事的字面意義完全正確. 然而這是 “真相”嗎? 這是真相,但卻不是真相的全部.
這起中外關註的「金陵女子學院事件」發生於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之後. 城中原本的100萬人口,城破時估計最少仍有25萬人, 日軍連日炮轟,很多建築物毀壞,難民人數增至約4萬人. 由於各所大學已隨政府撤走,最大的難民營遂設在南京大學校園; 而金陵女子學院校園則成為一所婦女(和兒童)難民營,由美國傳教士 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主持.

根據「國際委員會」主席 德國商人John Rabe的現場記述, 事件的真相是這樣的：12月26日日本軍官進入 金陵女子學院女難民營 索要婦女,以充實新成立的慰安所,魏特琳拒不交人. 正不可開交之際,一名「紅卍字會」執事從容進前, 以親切的口吻向在場女難民發言勸說, 出人意表地,有相當數量的年輕難民女子站了出來,毫無蹙容地隨他離去. 魏特琳為之目瞪口呆！ 顯然這些女子原本就是妓女,現時只不過是重新就業.

據作者考証,這位執事先生極有可能就是「自治委員會」的要角—江湖人物王承典. 自委會此刻剛成立了三間慰安所,事件可以合理地解讀為深知城中虛實的王典鼓動日本軍官前往女難民營尋找妓女以足實慰安所. 再看深一層,自委會的當前要務是恢復城中秩序, 成立慰安所可以滿足士兵的性需求,減低他們強姦民女的機會. 這對軍部、自委會和市政事務都有好處, 因而得到順利執行. 這才是合理的歷史重構, 但在 “三必原則”重力場扭曲下,真相消失於歷史.***

〈通敵者〉
「紅卍字會」的職能相當於「紅十字會」,由城市菁英統籌, 淪初期在各處城鎮提供緊急社會服務,是極其重要的慈善組織. 南京的紅卍字會由向有“老善人” 之稱的富商 陶錫三主持. 因應沈重事責, 該會會員人數迅速擴充至六百人, 並且不畏譏評,與日方通力合作,以維持賬濟服務. 該會的骨幹人士也因這重幹係,很快被特務機關 “賞識” ,“提拔” 進「南京自治會」,成為正牌漢奸. 光復後,紅卍會因涉嫌通敵遭到解散, 其重大貢獻全遭忽視抹殺.*** 陶錫三曾出任自治會主席,「漢奸罪」成立, 被 “輕判” 入獄兩年,年邁死於獄中.

南京淪陷時,城中有二十多位自願留下的西方人士,大部分是美國人和德國人. 他們成立了一個叫「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組織, 按照國際法將部分城區劃為中立地帶,雙方戰鬥人員不得進入, 但平民則獲邀入內尋求保護. 國委會接管了難民區市政,使占領軍很頭疼, 但該會必須以委婉的姿態與日軍合作,以取得資源和權力, 按定義,他們也是通敵者. 西人數目極少,只擔任領導和交涉工作, 實務由紅卍會的人負責. 他們和紅卍會及自委會的人因工作關係都很熟悉, 留下的紀錄是 “南京漢奸史” 的可靠史源.

在淪陷的南京城, 圍繞著市政管理權和權力正當性展開了多元博弈. 南京是中華民國的首都,日本非常重視其地位, 很想在這裡扶植一個反國民黨的(或者起碼是反蔣介石的) “中國政權”, 然後作為 交涉及操控的對象, 以求盡早結束這場代價高昂的戰爭.***
獨特的「國際委員會」的存在使事態複雜化, 它具有國際認受性,日本尤其忌憚德美兩國, 故而對國委會的主事者尚算禮待. 另外,國委會在安全區很受支持,市政要靠他們才能運作, 領占軍也不得不賣他們的賬.

由於南京地位特殊,軍方設置了名為「特務機關」的部門執行一般 “宣撫班” 的作業. 特務機關對國委會非常不爽,因為他們的任務是建立地方“秩序”, 而這一任務現時卻由西人一手包攬. 更諷刺的是,特務機關的宣傳說詞是把中國人從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來,但眼前的中國人卻跑去尋求西人的保護.

特務機關的對策是盡快成立具代表性的地方權力機構,以取代國委會的地位和職能.*** 最先出籠的是 1938年1月1日正式露面,名為「南京自治會」的名副其實的漢奸組織. 自治會由陶錫三擔任會長, 另有六名委員,其中四人曾留學日本. 餘下兩人,一個是副會長孫叔榮, 能說流利日語, 是特務機關制衡陶錫三的棋子. 此外又有五名顧問, 多是陶氏的友好和紅卍會人士,地方出身,看來是實幹派.

占領軍祭出鐵腕, 勒令國委會向自治會移交全部資源和權力,不容爭辯. 次日, 日軍連同自治會進入安全區, 辨識國軍士兵,執行處決.***( 日軍的理據,也是「南京大屠殺」的理據, 是國軍並未投降,雙方一直處於作戰狀態, 因而有權殺人.***)
自治會資源少,聲望低; 國委會則資源多,聲望高; 但占領軍泰山壓頂,說了算數. 最後國委會委曲求全,交出權力, 易名「國際賑濟委員會」,以逃過強制解散的命運. 自治會則自知沒有能力單獨處理難民區, 於是會中的實幹派轉為與國委會串謀合作, 雙方的共同語言是 “不能信任日本人.”  促成串謀的是國委會負責糧食供應的美國人Charlie Riggs與自治會顧問王典和許傳音. 原先爭權的兩會秘密達成共識,攜手解決各項民生難題.( 最棘手的是糧食和煤炭供應.)

根據西人史源, 王許是完全不同的人種類型. 王典拍賣商出身,是典型投機份子,一心想發財,投向孫叔榮. 這人是個江湖人物,手段靈活,有膽色, 對解決前線工作困難很有辧法,甚得西人賞識. 維新政府成立得居高職,一年後人間蒸發.
許傳音則是陶錫三的好友,家境富裕,伊利諾大學博士. 他是紅卍會對國委會和日本大使館的聯絡員,安全區房屋組組長, 占領早期南京城跨團體網絡的編織者. 他在維新政府成立時退出政壇,沒去當強意義的漢奸. 戰後在東京法庭上用紅卍會的紀錄(至4月底收殮屍體42,000具.) 指証華中方面軍總司令 松井石根大將犯有戰爭罪行. 松井「甲級戰犯」罪名成立,判處死刑.

4月24日自治會解散, 3月30日「維新政府」登場, 陶錫三轉任閒職, 紅卍會和國委會完全失去市政權. 三會的歷史角色終結,並且輕易地為後世所遺忘, 但若非他們緊密合作,南京人很難捱得過三八年一二月情勢嚴峻的冬天.

讀書劄記160331通敵(二) 博弈南京

石頭城上望天低,吳楚眼空無物.

讀書劄記160331

通敵(二) 博弈南京

掌門執筆

本書的末章「真相消失於歷史中的四種方式」屬歷史哲學,探討中國人書寫 “通敵者歷史” 的意識形態困難. 壓倒一切的是民族主義情懷; 其次是政治立場; 第三是人道主義義憤; 最後是道德批判.**** 這四種心理偏差使中國人不能,甚或不敢書寫真相, 在中國人的日本侵略敘事中,日軍必然是殘暴的,漢奸必然是邪惡的,遊擊隊必然是正義的…… 然而,「真相」必然是……不那麼 “必然”的.

其實這四者也是所有歷史敘事的共同 “魔障”, 作者認為在於前三者,只要清楚知道作者的 “利益立場”, 便可進行解構,評論家和讀者都易於調整認知;*** 唯獨道德批判深植文化內核, 所有人都不免受蔽,很難廓清拔除.

但更困擾的卻是,道德批判確有其人文價值, 人類需要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對道德觀念進行整固及再批判.*** 於是歷史敘事與道德批判糾結不清, 史家並非自然科學家,工作時極難 “置身於事外”.

(且容我慣性擦鞋,蔔教授此書確實做到鑑証史實時最大限度地不受道德見解帶偏, 但敘事時又能對行動者進行明確的道德針貶,此偶像之所以為偶像也！)

「Truth disappears with history. 」是 加拿大(斯里蘭卡裔)小說家Michael Ondaatje在其名著《Running in the Family》中的金句, 意指在歷史敘事中因為敘述者種種利益或意識形態立場而導致偏離真相.***

〈真相消失於歷史〉

(似乎是某部電影的情節) 「日本軍官進入南京金陵女子學院索要婦女,以充實新成立的慰安所. 」*** 這段敘事的字面意義完全正確. 然而這是 “真相”嗎? 這是真相,但卻不是真相的全部.

這起中外關註的「金陵女子學院事件」發生於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之後. 城中原本的100萬人口,隨著戰局發展和國民政府撤走,到11月只剩下一半, 城破時人口再降,但估計最少仍有25萬人.

日軍連日炮轟,很多建築物毀壞, 城內難民人數增至約4萬人. 由於各所大學已隨政府撤走,最大的難民營遂設在南京大學校園; 而金陵女子學院校園則成為一所婦女(和兒童)難民營,由美國傳教士 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主持. 魏氏留下的日記是南京淪陷史的重要一手史源,內中確切記載了日軍的諸多暴行.

根據「國際委員會」主席 德國商人John Rabe的現場記述, 事件的真相是這樣的：(12月26日)日本軍官進入 金陵女子學院女難民營 索要婦女,以充實新成立的慰安所,魏特琳拒不交人. 事情不只是這樣…..

正不可開交之際,一名「紅卍字會」執事從容進前, 以親切的口吻向在場女難民發言勸說, 出人意表地,有相當數量的年輕難民女子站了出來,毫無蹙容地隨他離去. 魏特琳為之目瞪口呆！ 顯然這些女子原本就是妓女,現時只不過是重新就業.

據作者考証,這位執事先生極有可能就是漢奸組織「自治委員會」的要角—江湖人物王承典. 自委會此刻剛成立了三間慰安所, 那麼事件可以合理地解讀為深知城中虛實的王典鼓動日本軍官前往女難民營尋找妓女,以備足慰安所的人力資源.

再看深一層,自委會的當前要務是恢復城中秩序, 成立慰安所可以滿足士兵的性需求,減低他們強姦民女的機會. 這對軍部、自委會和市政事務都有好處, 因而得到順利執行,如此而矣. 這才是合理的歷史重構, 但在 “三必原則”重力場扭曲下,真相消失於歷史.***

那麼 紅卍字會、自治委員會和國際委員會都是些甚麼堂口呢? 按前文給出的定義,它們都是〈通敵者〉.

「紅卍字會」的職能相當於「紅十字會」,由城市菁英統籌, 淪陷初期在各處城鎮提供緊急社會服務,是極其重要的慈善組織. 南京的紅卍字會由向有“老善人” 之稱的富商 陶錫三(東京政法大學畢業.)主持. 因應沈重事責, 該會會員人數迅速擴充至六百人, 並且不畏譏評,與日方通力合作(例如乞求調運糧食.),以維持賬濟服務. 由於主事者必須迎合日方意旨, 按定義,他們必然是通敵者.

該會的骨幹人士也因這重幹係,很快被特務機關 “賞識” ,“提拔” 進「南京自治會」, 接掌市政,成為正牌漢奸. 光復後,紅卍會因涉嫌通敵遭到解散, 其重大貢獻全遭忽視抹殺.*** 陶錫三因出任自治會主席,「漢奸罪」成立, 被 “輕判” 入獄兩年,年邁死於獄中.

南京淪陷時,城中有二十多位自願留下的西方人士,大部分是美國人和德國人. 他們成立了一個叫「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組織, 按照國際法將部分城區劃為中立地帶,雙方戰鬥人員不得進入, 但平民則獲邀入內尋求保護. 國委會接管了難民區市政,使占領軍很頭疼, 但他們必須以委婉的姿態與日軍合作,以取得資源和權力, 按定義,他們也是通敵者.(幸好他們不是中國人,不會成為漢奸.)

西人數目極少,只擔任領導和交涉工作, 實務由紅卍會的人負責. 他們和紅卍會及自委會的人因工作都很熟悉, 留下的紀錄是 “南京漢奸史” 的可靠史源.

〈京城博弈〉

在淪陷的南京城, 圍繞著市政管理權和權力正當性展開了多元博弈.

南京是中華民國的首都,日本非常重視其地位, 很想在這裡扶植一個反國民黨的(或者起碼是反蔣介石的) “中國政權”, 然後作為 交涉及操控的對象, 以求盡早結束這場代價高昂的戰爭.***

獨特的「國際委員會」的存在使事態複雜化, 它具有國際認受性,日本尤其忌憚德美兩國, 故而對國委會的主事者尚算禮待, 他們和日本大使館也很熟絡.( 雖然軍方經常不賣大使館的賬.) 另外,國委會在安全區很受支持,市政要靠他們才能運作, 領占軍也不得不賣他們的賬.

由於南京地位特殊,軍方設置了名為「特務機關」的部門執行一般 “宣撫班” 的作業. 特務機關對國委會非常不爽,因為他們的任務是建立地方“秩序”, 而這一任務現時卻由西人一手包攬. 更諷刺的是,特務機關的宣傳說詞是把中國人從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來,但眼前的中國人卻跑去尋求西人的保護.

特務機關的對策是盡快成立具代表性的地方權力機構,以取代國委會的地位和職能.*** 最先出籠的是 1938年1月1日正式露面,名為「南京自治會」的名副其實的漢奸組織.

南京不愧為人材薈萃之地,就連漢奸也一樣. 自治會由陶錫三擔任會長, 另有六名委員,其中四人曾留學日本. 餘下兩人,一個是副會長孫叔榮, 能說流利日語, 是特務機關制衡陶錫三的棋子; 另一個是前警務人員,也是個黑社會份子. 此外又有五名顧問, 多是陶氏的友好和紅卍會人士,地方出身,看來是實幹派.

占領軍立即祭出鐵腕, 勒令國委會向自治會移交全部資源和權力,不容爭辯. 次日, 日軍連同自治會進入安全區, 辨識國軍士兵,執行處決.***( 日軍的理據,也是「南京大屠殺」的理據, 是國軍並未投降,雙方一直處於作戰狀態, 因而有權殺人.***)

自治會資源少,聲望低; 國委會則資源多,聲望高; 但占領軍泰山壓頂,說了算數. 最後國委會委曲求全,交出權力, 易名「國際賑濟委員會」,以逃過強制解散的命運. 自治會則自知沒有能力單獨處理難民區, 於是會中的實幹派轉為與國委會串謀合作, 雙方的共同語言是 “不能信任日本人.” 促成串謀的是國委會負責糧食供應的美國人Charlie Riggs與自治會顧問王典和許傳音. 原先爭權的兩會秘密達成共識,攜手解決各項民生難題.( 最棘手的是糧食和煤炭供應.)

〈千古功罪有誰知〉

根據西人史源, 王許是完全不同的人種類型. 王承典拍賣商出身,是典型投機份子,一心想發財,投向孫叔榮. 這人是個江湖人物,手段靈活,有膽色, 對解決前線工作困難很有辧法,甚得西人賞識. 德國大使館的人說只有他敢頂撞日本人, “這事情只能這樣辦,不爽大可槍斃我.” 維新政府成立得居高職,一年後人間蒸發, 亂世江湖嘛.

許傳音是陶錫三的好友,家境富裕,伊利諾大學博士. 他是紅卍會對國委會和日本大使館的聯絡員,安全區房屋組組長, 占領早期南京城跨團體網絡的編織者. 他在維新政府成立時退出政壇,沒去當強意義的漢奸. 戰後在東京法庭上用紅卍會的紀錄(至4月底收殮屍體42,000具.) 指控華中方面軍總司令 松井石根大將犯有戰爭罪行. 松井「甲級戰犯」罪名成立,判處死刑.

4月24日自治會解散, 3月30日「維新政府」登場, 陶錫三轉任閒職, 紅卍會和國委會完全失去市政權. 三會的歷史角色終結,並且輕易地為後世所遺忘, 但若非他們緊密合作,南京人很難捱得過三八年一二月情勢嚴峻的冬天.

《通敵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2005) 蔔正民Timothy Brook

特朗普再發推特怒懟媒體，卻閉口不談“通敵”真相

當地時間15日早晨，美國總統特朗普連發6條推文，譴責美國情報機構非法將信息泄漏給媒體，以此回應有關其團隊在總統競選前後與俄羅斯“密切往來”的報道。

特朗普在推文中重申，有關“他和俄羅斯有聯系”的指控都是民主黨的陰謀，後者將信息故意泄露給媒體，為的是分散大眾對希拉里在競選中所犯下錯誤的註意力。

7點剛過的一條推文中這樣寫道：“這種有關俄羅斯的一派胡言只不過是想為了掩蓋希拉里·克林頓失敗競選中的許多錯誤而已。”

幾分鐘後，特朗普又發推說，“情報機構(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將信息非法地透露給了日薄西山的《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就和俄羅斯一樣。”

特朗普認為，“真正的醜聞是機密信息像分糖果一樣被情報機構非法泄漏了出去，”而這種做法“實在太不美國了!”。

《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兩家媒體報道了俄羅斯外交官和特朗普政府高級官員、國家安全顧問弗林之間的“密會”。涉嫌“通敵”的弗林已於當地時間周一深夜辭職。

周三，多家媒體繼續跟蹤報道稱，在競選期間和競選結束後，俄羅斯情報人員與特朗普競選團隊成員、特朗普商業帝國中的成員保持著更為廣泛的聯系。

另有報道稱，美國情報和執法機構已經獲得電話記錄等，顯示特朗普團隊和競選助手在選舉日的前一年內多次與俄羅斯官員通電話。

事實上，特朗普並未對該事件做出正面回應。《紐約時報》分析認為，白宮和特朗普似乎采取了同一種應對策略：將外界的關註點從對事件本身轉移到對情報機構泄露了敏感信息上。

而特朗普也一如既往地否認他在有關俄羅斯的政策上“妥協”了。“克里米亞是在奧巴馬當政時期被俄羅斯占領的，奧巴馬對俄羅斯太過“溫柔”了嗎?”他發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