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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好的，不是逃過股市大崩盤 大病初癒 陳忠瑞感悟微笑人生

平安證券逃過一劫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46464&time=2011-04-09&cl=115&page=all

　　4月6日，湖南勝景山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景山河）二次過會被否。這家此前備受造假質疑的黃酒企業，終止步於創業板咫尺之外，成為繼寧波立立電子、蘇州恆久後，中國證券史上第三家「募集資金到位、但IPO最終被否」的擬上市公司。

　　監管錘音落處，幾家憂愁幾家慶幸。早在2010年10月，勝景山河IPO已獲發審委通過，但到12月17日即將登陸深交所的前夜，有媒體發文稱 其招股書披露不實，涉嫌虛增銷售收入等情況，監管緊急叫停，公司申請暫緩上市。作為保薦機構的平安證券，及旗下籤字保薦人林輝，也由此被強烈質疑其履行保 薦責任的操守和能力。

　　事實上，在勝景山河之前，立立電子和蘇州恆久的否決事件，已經暴露了投資者與投行業界對當前保薦權責理解的巨大偏差。勝景山河因媒體監督而被緊急叫停上市程序，無論於投資者，抑或眾矢之的的保薦機構，均寄望監管給出明確指引。

　　如今，證監會通過會後事項審核，表明對勝景山河銷售收入造假的指責不成立，但在關聯方及客戶信息等的披露上存在重大遺漏。勝景山河上市由此作罷，將面臨退還募集資金及股息的處置。

　　另一方面，證監會的公告強調中介自查發現有關問題，保薦機構平安證券的保薦業務以及保薦人工作暫不受影響。但何以這家公司此前能夠順利通過層層審核，獲得上市資格？如果當時沒有媒體監督，勝景山河是否就如常上市，誰應為實際存在的相關披露問題負責？

　　在勝景山河上市暫緩之後，平安證券董事長楊宇翔曾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對上市公司好壞的判斷，「原則上不是證監會判斷的，也不是保薦機構判斷的，是市場判斷的，我們的責任，歸根到底，就是如實披露。」

　　此言為勝景山河二次過會被否公告做注，尤其耐人尋味。

臨門失手的IPO

　　早在2010年10月27日，勝景山河IPO申請即獲發審委通過。當年11月26日，證監會給予了公司上市批文。四日後，公司刊登招股意向書，最終以每股34.2元發行1700萬股，募集資金5.81億元。

　　在進入上市程序前，這家公司名不見經傳。前身為成立於2003年的湖南古越樓台生物科技發展有限公司，2008年經過淨資產折股整體變更為勝景山河。

　　招股書稱公司2009年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6億元，淨利潤2964萬元。但有媒體通過實地調查稱，在勝景山河的主要銷售地超市，難見其產品蹤 影，對其高定價與低品牌知名度的矛盾，也提出疑義。此外，公司三股東蔣學如與董事長姚勝存在親屬關係，也使勝景山河IPO陷入「陰謀論」。

　　相關報導在勝景山河上市前夜發出，直接導致其上市暫緩，監管介入，要求勝景山河及其保薦機構平安證券核查，並第一時間進行信息披露，再根據結果做出是否恢復上市的決定。

　　相關各方亦積極活動，力求最圓滿的結果。接近湖南證監局的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地方政府希望增加本地上市公司數目，也出面為勝景山河及保薦機構與監管部門溝通和協調。平安證券一位高層則表示，會循例向監管部門做必要解釋。

　　4月6日，中國證監會對自2010年12月暫緩上市的勝景山河，進行首發會後事項審核。當天下午，證監會相關負責人在媒體見面會上透露，中介機 構審核報告顯示，勝景山河銷售收入確認符合會計準則的規定；存貨是真實的；相關用水用電指標符合行業情況和公司實際情況，不存在外購黃酒勾兌的情形，否認 了輿論普遍質疑的虛增收入、虛構存貨等問題。而蔣學如與姚勝存在親屬關係雖然屬實，但與這次沒過會不存在直接關係。

　　但核查報告也表明，勝景山河的存貨金額大，存放在防空洞的原酒佔期末公司資產總額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且未實施盤點，會計師也沒有實施現場監督存貨盤點等審計程序，僅採取估算防空洞容積的方法測算儲酒數量，違反了註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的相關規定。

　　而且，勝景山河的招股說明書未按要求披露相關信息。遺漏披露的信息包括：公司主要客戶岳陽明明德商貿公司和湖南勝景存在關聯關係；公司客戶平江漢昌建築、輝輪貿易、誠德商貿等三家公司2008年採購額均超過第五大客戶採購額但未披露等。

　　勝景山河二次過會因此被否，將按照發行價並加算銀行同期存款利息，將募集款項還給證券持有人。證監會同時指出，後續將對勝景山河保薦機構是否「勤勉盡責」進一步瞭解，如存在疏漏，將依法處理。

　　而對平安證券而言，數名業界人士將這一結果解讀為已安全脫身。

平安無事？

　　「披露不充分，那就是中介機構的能力不行。」一位自稱在清明小長假前得知目前處理結果的投行業人士指出，「頂多是警告處分。」他相信，在2010年獲得最多保薦項目的平安證券，在勝景山河項目風波上，已經得到了從尷尬高點向下走的最好台階。

　　證監會的公告特別強調了，這次核查報告來自中介自查結果。平安證券總裁薛榮年也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上述遺漏的信息披露是平安證券自查的結果，「如果是自己查出來的，就不是我們的責任」。

　　他表示，這些信息遺漏主要是因為統計口徑存在差異造成的。2008年，平安證券為勝景山河項目做盡職調查時，企業並沒有主動告訴保薦機構相關客戶信息。因此，在統計客戶時，平安證券按經銷商統計，遺漏的三家公司恰屬於集體採購。

　　這一解釋至少目前未受證監會質疑或反對。薛榮年說，目前平安證券沒有收到證監會處罰的通知，保薦業務和保薦人工作正常。他也強調，無論平安證券 還是其他保薦公司，每年被否的項目很多。只要是通過證監會正常審核程序被否的，而不是通過稽查、立案被否，相信對保薦機構和保薦人沒有影響。而此次教訓， 「適宜內部消化、總結」。

　　自勝景山河項目被暫緩即已封口的保薦人林輝，4月7日也再次表示拒絕回應有關勝景山河二次過會被否一事，稱「一切以公司公告為準」。

　　但這並不意味著平安證券可以「一笑而過」。此前，平安證券以極高的運作效率，在中小板、創業板兩板的急速擴容中異軍突起，2010年以19.93億元保薦承銷收入，成為內地最能賺錢的投行；承銷公司38家，亦排名業內第一。

　　但在勝景山河暫緩上市之後，即有媒體統計稱，平安證券過往保薦的企業，逾30%在上市後出現業績「變臉」。而從2010年1月1日後上市的新股 中，股票價格低於發行價的公司，由平安證券保薦的數目，也位居榜首。其保薦承銷的盈利水平，與公司上市後表現，大相逕庭。即便此次以「自查」過關，仍留下 「話柄」：事實上，當前查出的問題，差點就在平安證券保薦人眼皮底下輕鬆溜過。

　　平安證券投行部門的一名負責人曾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平安證券在保薦和承銷IPO項目時，「就像一個流水線一樣」，效率極高，項目周轉速度明顯快於對手。在這條流水線上，內控安排很大程度決定了這家券商的保薦風格和特點。

　　以內核流程來說，一般投行程序，是由項目組向獨立的質量控制部門（下稱質控部）提出內部審核（下稱內核）申請，質控部做內核預審並向項目組提出修訂意見，收集回覆，再提交內核委員會對項目進行最後的內部評審。

　　而平安證券投行部一名內核委員坦言，質控和內核部門本應獨立於業務部門之外，甚至不應隸屬於投行部，而應該隸屬公司投行委員會，但在實際操作 中，出於專業性的考慮，擔心缺乏業務經驗的質控和內核人員「審不出問題」，而且「平安（證券）的模式就不可能專門養幾個人，不干活（不直接創造利潤）」。 因此，三分之二的質控和內核人員仍來自投行核心業務骨幹，只是在有項目利益衝突時，必須作出一定的迴避安排。

　　由於項目組、質控和內核人員有相當的交叉性，內核流程也自然提前，在做預審決定和最後評審前，各方溝通更為及時和便利。接近平安證券投行的人士也透露，其核心團隊基本上都在平安呆了十年，中層業務骨幹進入平安五年以上，內部凝聚力較強，形成信息共享、資源共享的機制。

　　這在一定程度上縮短平安證券的項目週期，但風險不言而喻。上述內核委員表示，理順項目和人員風險控制將是新一年平安證券要解決的要務，這其中就包括將質控、內審和項目組有效隔離。

模糊的保薦邊界

　　可以預料的是，即便監管否決勝景山河上市，平安證券吸取教訓、加強內控，市場對當前保薦制度和市場改革方向的疑慮並不能就此消弭。從立立電子、 蘇州恆久到勝景山河，以及中小板、創業板上爭論不休的上市前超高市盈率，高額超募，上市後跌破發行價、盈利下降，都充分表明，在保薦人的權利和責任界定 上，市場認識和監管要求，實則存在較大差距。

　　數位與財新《新世紀》記者交談的證券公司高管，包括平安證券的競爭對手，也並不認同對平安證券等保薦機構進行簡單的「貼牌」，視之為毫無職業道義的牟利者，保薦人和保薦機構主觀惡意的造假，在當前激勵和監管架構下，既不合算，亦不容易實現。

　　中國的保薦人制度從2004年開始實施，報考保薦人資格者必須滿足從事證券發行承銷、收購兼併、固定收益等投資銀行相關業務兩年以上，並且已取得證券從業資格的條件，申請保薦代表人的個人則需要具備三年以上投資銀行業務經歷的條件。

　　可以說，保薦人行業門檻並不低，且身份公開。而證監會實行保薦人制度的目的，就是將券商投行業務的責任細化到具體的保薦人身上，若保薦人在保薦 企業時嚴重失職，面臨處罰措施包括12個月不受理保薦代表人保薦的項目、監管談話和污點記錄，嚴重者可能會被撤銷保薦人資格、市場禁止。

　　這在客觀上強化了保薦人的重要性，保薦人逐漸分化成為券商裡的優勢團體，站在整個食物鏈的最上游，收入豐厚，包括保薦人津貼、工資、項目簽字 費、獎金、保薦費提成等。如國信、平安、招商等幾家南方券商，保薦人津貼均在每月5萬至6萬元左右。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保薦人主觀惡意的短期行為的意願。

　　不過，在現行制度下，保薦人的責任並沒有與其權利完全對等。一名從事多年投行業務的券商總裁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保薦人的作用就是保證披 露信息正確、真實，為市場提供明確的判斷依據。保薦人也應該判斷企業持續經營的方向，和預警一定的變化因素，但並不為企業的必然盈利和持續盈利負責。楊宇 翔亦表示，作為保薦人，應該確保的是按照正確的原則、程序、方法去做項目，如此即「沒有瑕疵」。

　　但現行證券發行機制實行保薦和審核「雙保險」，削弱了這種「按章辦事」的正義性。保薦人事實上並不為向市場確保準確真實的信息披露負責，而是向審核機制的需要負責。

　　一名資深保薦代表指出，現行審核制度僅需要看書面的東西，這容易造成一種取向，就是投行儘可能地、想盡一切辦法地讓所有書面的、能夠看到的東西 都符合要求，但並沒有強有效的機制對事實本質作出規管。「當書面上所有東西做得很乾淨時，投行也不需要擔責任，所以就毫不猶豫地往上推項目。」

　　在此背景下，僅將保薦成果推給「市場用腳投票」的邏輯，並不完善。而監管在責任追究上「雷聲大、雨點小」，威懾力不足，也多受詬病。如處罰措施往往定性至個體保薦人，而當事人所在的保薦機構並沒有因此而受到處罰。

　　有投行負責人表示，根據《證券法》的規定，對保薦機構的處罰包括暫停、撤銷其保薦、承銷業務的許可三個月至六個月，這對保薦機構是「毀滅性的」，這或是一直擔心市場和行業過度震盪的證監會「手太軟」的真正原因。

　　現在審核和監管體系的弊端，從平安證券在勝景山河項目上涉險過關，可見一斑。

手機代工慘澹經營 它卻逆勢交出獲利成績 陳世惠魔鬼大改造 華冠逃過虧損命運

香港银行如何逃过地产大熊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d5d75d01017zg1.html

【《证券市场周刊》特约作者枯荣】

“二战”至今，香港楼市出现过三次较大幅度的波动，与之密切相关的香港银行业的兴衰成败各不相同。

1965年-1968年，第一次房地产熊市，华资银行从此走向衰落，仅有永隆、道亨等少数存活较久。在缺乏贷存比、资本充足率限制、单一客户贷款比例限制、流动性限制等必要的行业监管条件下，华资银行的经营毫无稳健性可言。

如廖创兴银行在1960年的存款总额为1.09亿港币，但在房地产上的投资和贷款就高达8200万港元，加上家族控股又经营房地产，内部关联交易频繁。此 次洗牌，只有汇丰、渣打等少数外资银行获益，其中汇丰获益最大，一举吞并恒生等本地华资银行，几乎垄断了香港银行业（市场占有率超过40%）。

在1981年-1984年的第二轮房地产熊市中，香港也有一批银行无法幸免。如历史悠久的华资银行恒隆银行因为在房地产上投入了太多的资金，危机袭来导致措手不及，迅速被挤兑，短短几个月便到了濒临倒闭的地步。

但在更为惨烈的第三轮房地产熊市（1998年-2003年）中，香港银行业反而未见太多伤害。据统计，1996年香港银行发放的贷款及垫款中，按揭贷款占 25.8%，建筑业及物业发展贷款占20.3%，房地产类贷款占比高达45%以上，这个数据不可谓之不高。如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末，中国主要 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为9.35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0.5%。

但高房地产贷款占比的香港银行业并无大恙，主要由于监管严密，银行业自身又已逐步建立起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由此看来，充足的资本和相对谨慎的贷款政策是保证银行业能平稳渡过危机的关键因素。

高额信贷支撑房地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香港住宅楼宇售价指数从1998年的最高峰117.1点，下跌至2003年最低谷61.6点，跌幅高达47%。写字楼售价跌幅更大，从1997年高峰时期大幅下跌67.8%。

提及1998年-2003年的香港房地产熊市，就不得不提到从1984年-1985年开始的房地产市场狂潮，这一轮繁荣时期维持了13年左右，房价涨幅累计超过9倍。

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期的高通胀时期后，通胀压力逐步减轻。1985年后香港楼宇按揭利率逐步降低至10%左右。1987年股灾后进一步降息 至6.5%左右，为多年的最低水平。同时，由于竞争的加剧，银行将贷款期限放宽至20年，很多银行还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条件。这些都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提供 了良好的资金基础。　　

1984年-1997年，香港房地产市场终于经过10多年的上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此时，香港股市的构成已经逐步转变为以金融股和房地产股为主，因此房地产市场的极度繁荣也带动了金融业的繁荣，从而将股市不断推高。两者的相互强化，使得这一轮牛市持续时间和力度都空前绝后。这也为后面的大熊市埋下了伏笔。

1998年-2003年的房地产熊市一般认为是由于亚洲金融风暴所致。但实际上，任何泡沫在到达顶峰时，都有那么一根针在等待它。

亚洲金融危机的演变不必多言，总之，到1997年底，实际上香港房地产市场已经岌岌可危。1998年1月，各区的大型住宅售价已经较1997年高峰时期下 跌了30%，很多地区甚至回到了1994年高峰期的水平。1998年底，大型住宅售价已经比高峰时期回落了50%。在价格迅猛下跌的猛烈冲击下，各大房地 产商醒悟过来，展开了激烈的降价促销战。

资本充足和谨慎贷款

为什么前两次香港房地产熊市中发生的银行危机这次却并未发生呢？香港银行在经济与地产萧条时期仍屹立不倒的缘由可能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港府于1986年再推出新版的《银行业条例》，并且参照了当时刚刚酝酿推出的《巴塞尔协议》中对银行的监管规定。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资本充足率及流动资产比率的最低要求。在政府的推动下，香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很早就达到了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要求。1994年底香港本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17.5%，已经远远超过了8%的国际标准。

另外，《银行业条例》还对贷款、投资方向比例进行了严格限制，例如不能购入或持有超过本身实收资本加储备25%的地产权益等。这就有效隔离了银行业在股票及房地产方面的投机风险。

二是香港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牛市中摒弃了以前长期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对银行在住宅抵押贷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指引和管控。

1991年11月香港政府就宣布鉴于楼价急升令银行风险增加考虑，提高按揭成数最高不能超过楼价的七成。1994年在房地产市场更加炙热的背景下，港府再 度宣布调控措施，规定银行对地产及按揭贷款的比例不能超过总贷款的40%。在政府的指引和管控下，各大银行也纷纷跟随采取风险控制的措施。

三是经过几次经济周期和银行危机的考验，香港银行已建立起有效的风控体系。

例如1994年香港所有注册在案的银行贷存比仅有74%。汇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14.4%，恒生银行更高达25.2%，贷存比仅有46%。2003年汇丰银行接近2万亿港元的总资产中，客户贷款仅有8150亿港元，占39.5%，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10.3%。

业绩重回暖

从恒生银行、东亚银行及永隆银行等香港本地银行来看，在1999年-2003年期间，其业绩虽停滞不前，但也未出现大幅倒退。到2004年已经基本恢复到历史最高的水平。

例如恒生银行1998年净利润出现了27%的下滑，至68亿港元，而1999年-2003年，恒生银行的净利润分别为：83亿、100亿、101亿、99 亿、95亿港元。徘徊不前但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滑。由于保持了极高的派息率（几乎将全部盈利用于派息），其净资产回报率仍维持很高的水平。从1999年 的17%提升至2003年的23%。

在此期间，恒生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保持在11%以上，资本充足率保持在13%以上。净息差也的确随着市场利率的下降和市场化，趋于下降——2003年净息差为2.28%，相对于2002年的2.46%，继续下跌18个基点。

但其呆坏账并没有出现大幅恶化，相反却保持在非常平稳的水平。2002年恒生银行的坏账率为2.7%，2003年为2.3%，反而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恒生银行的坏账拨备相对于国内目前的拨备水平是偏低的。例如拨贷比在2003年仅有1.10%，拨备覆盖率仅有48.3%。

我的感想：

    对银行这种高财务杠杆的企业来说，经营稳健是最可贵的品质。香港银行业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遗憾的是，我没有听到过国内哪家银行是以稳健闻名的。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有银行能够做到资本充足率上升、贷款增幅反而下降，相信它会成为稳健的价值投资者首选的投资对象。如果一手融资，一手加快放贷，这样的银行，不看也罢！

史蒂文-科恩逃過刑事起訴

對於這位堪稱「投資界的阿姆斯特朗」，SAC資本創始人史蒂文-科恩來說，7月的運氣真是挺好。據《華爾街日報》消息，據匿名人士透露，科恩將不會因內幕交易，受到任何刑事訴訟的指控。

（相關文章：《華爾街見聞》:史蒂文-科恩：投資界的阿姆斯特朗？）

所有人都知道科恩是政府大規模打擊內幕交易的終極目標。在前SAC資產管理經理Mathew Martoma內幕交易案的調查中，科恩被認定為是「資產管理經理A」。在該案件中，Martoma給資產管理經理A遞消息，然後A很快將股票賣掉。

比如，在7月22日，在首席交易員給Martoma打電話10分鐘後，Martoma給資產管理經理A於下午1:22:34發了一條短信，「如果可能，今天做更多。」暗示A賣掉更多Elan 的預托證券（ADR）。在1:22:50，A回消息，「我們已經做了2.3。」之後Martoma回覆，「我的感覺是今天是最佳的一天，如果有可能，繼續多做。」在收到消息後，A賣掉了額外的220萬美元的預托證券。

可儘管科恩被牽連，但他並未被起訴。而且科恩很有信心，認為自己的行為正當。同時，Martoma已拒絕和政府及調查員合作，拒絕認罪。他定於11月入獄。

根據內幕交易的訴訟時效，如果政府要對此案件提起額外訴訟的話，他們必須在7月中旬前進行，屆時將是本案開始遭到懷疑五週年。

逃過一劫 大資管公司免於“系統重要性”標簽

這回，第五代股民能逃過厄運嗎？

香港如何逃過“股災”從港股A股化到A股港股化

7月6日到7月8日，港股暴跌，一天即完成了A股三周30%的跌幅。

三天之後，政府未出一手，市場自身迅速反應，這場因A股暴跌和希臘危機而引發的“港股風暴”得以迅速平息。

這場“風暴”，正是開放中的中國資本市場與國際資本市場融合過程中的“預演”。

2015年7月22日，中國首家合資券商——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金）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文件，擬募資10億美元（約合77.5億港元），並最快於9月上市。這意味著在近一個月的A股“救市風暴”之後，港股市場已經迅速完成調整，並開始承擔起包括市場化融資在內的各項市場功能。

與此同時，經歷多次金融危機的香港股市，在這一輪A股“杠桿牛市”中的表現也贏得了各方的贊譽：從早期投資者對市場熱點的審慎估值，到後期指數暴跌期間市場各方的冷靜應對與操作，均體現出國際化證券市場成熟的市場心態與管理規範。

身處A股“杠桿牛市”漩渦中心的投資者們不知道的是，在這一成熟的市場機制背後，香港市場中的本土和國際投資者們，也曾為A股資金所帶來的市場變化而“大吃一驚”。

隨著滬港通所帶來的“市場互通”效應，大規模南下的A股資金在資本來源多元化的香港股市中形成了一股異軍突起的資本效應，以至於在港股市場中迅速流行起一個新術語：港A股。

“所謂港A股，大致對應的是具有A股炒作概念的香港上市股票，比如互聯網+、環保能源、影視傳媒等等。”招銀國際（香港）投資董事鄭磊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

在最近剛剛完成港股A股化研究專著的鄭磊看來，在過去幾個月中讓香港本土投資者也“看不懂”的股市行情，是一波典型的“港A股行情”。

這場內地投資者在港股的“遭遇”，正是開放中的中國資本市場與國際資本市場融合過程中的“預演”：其間所呈現的不同市場結構與機制下投資者理念與風格的碰撞，以及港股市場機制在其中的應對與調整經驗，對中國金融與資本市場未來的改革路徑選擇有著深遠的影響。

飛來的大時代

扣除了金融和石油石化兩大權重板塊後，A股平均價格竟比H股要貴120%。

複活節長假後的第一天（4月8日），此前近5個月不慍不火的恒生指數突然跳空高開近千點，同時港股交易額一舉創下了2500億港元的歷史記錄。之後恒指連續8日上漲，連續6日交易額超過2000億元，一舉突破28000點高位。

“港股大時代仿佛重臨！”投資銀行家溫天納在專欄文章中驚呼，並認為此次行情的啟動，跟3月底中國證監會突然開放沒有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的公募資金參與港股通，“變相開放萬億規模資金南下”的市場預期有關。

但在鄭磊看來，這一波行情是內地散戶投資者和前期進入港股市場的機構“先頭部隊”所共同推動的“搶籌行情”。

“監管政策放開後，內地機構的港股基金都還沒來得及募集發行，哪來什麽正規軍？”鄭磊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正是在機構基金大規模南下的預期下，先期進入港股市場的各路資金，紛紛開始前期的“搶籌布局”——而這恰恰是一種典型的A股市場投資風格。

此時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正被另一個問題所困擾：安信研究團隊發現自滬港通開通半年之內，AH股之間溢價從“幾乎可以忽略”突然暴升到超過40%，而在扣除了金融和石油石化兩大權重板塊後，A股平均價格竟比H股要貴120%。

在反複思考這一反常現象之後，高善文提出了一個假設，那就是在A股市場股票供應受限的情況下，A股投資者更多地把股票看成一種“籌碼”，追求的是轉手交易中的“相對價值”；同時他也指出，在港股市場中“很顯然沒有這樣的博弈環境和博弈文化”。

對於高善文的這一理解，有近20年港股投資經驗的愛股說首席執行官鄒峻體會更深，“港股市場中的中小股票非常缺乏流動性，一旦搶籌拉高沒有接盤，跌起來根本沒有底。”愛股說是一家從事證券市場分析的財經網站。

實際上，“沒有籌碼博弈文化”，是港股投資者在無數慘痛的“被做空”經歷後，漸漸形成審慎投資心態。這種心態使得港股市場中的散戶也形成了註重基本面、追捧藍籌股和長期持股的“機構式風格”。

然而，隨著市場互通，A股資金大規模湧入，“杠桿牛市”漲至中途的A股投資者尋找“價格窪地”的激情，卻讓已經習慣於審慎投資的港股市場投資者大吃一驚。

“香港投資者都有留意A股的表現，也略為了解A股的風格。”香港匯業證券策略分析師岑智勇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他們在今年三四月份的港股市場股票中發現類似A股的股價走勢時，“還是感覺吃了一驚，需要時間去適應”。

4月8日後的短短六個交易日內，在南下資金將帶來交易量暴增的市場預期下，港交所股價從190港元沖破300港元關口，市值高達2570億港元，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交易所。

港股市場中的交易機制，使得這些“港A股”概念股不是像A股市場中那樣在漲停板機制下緩緩上升，而是一步到位地跳到了令本土投資者望而生畏的高位。

與此同時，來自全球市場的更多金融資本正馬不停蹄地奔向港股市場：就在4月末到5月初時，香港金管局連續12次註入700億港元應對熱錢流入，隨後港股市場再創下新高，一些小盤股股價連續翻倍。

“這意味著各路投機資本進入香港市場，開始了短期的投機性炒作。”鄭磊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在此後的市場行情中，內地投資者在搶籌，而更多的投機資本在“坐轎”。

此時香港電視臺開始重播電視連續劇《大時代》，在這部1992年首播的電視劇中，鄭少秋所飾演的丁蟹，屢屢在港股熊市中借拋空恒生指數期貨而獲取暴利。電視劇播出時往往恰逢股市暴跌，因此而被港人戲稱為“丁蟹效應”。

博弈“定價權”

這一波“港A股”行情中，大規模南下的內地資金，像在A股中一樣，試圖對中小盤股產生影響。

就在港人驚呼“丁蟹效應”即將重現之際，無懼風險的“內地大媽”們卻幾乎擠爆了香港券商的大門：在4月上旬恒生指數暴漲帶來的財富效應下，4月底到5月中旬的指數回調成為了更多內地投資者湧入“抄底”的時機。

此時熟悉港股市場波動規律的香港本土市場研究者們已經感覺到了風險。“（內地股民）對國際機構投資者的估值模型及圖表毫不關心，未來環球金融大鱷與中國大媽之比拼，雖未作戰，筆者已經可以看出，大媽們的處境甚為不妙。”5月18日溫天納在其專欄文章中發出警示。

山雨欲來，但對見慣大風大浪的國際機構投資者，只是一次短期價格波動，要想對沖風險，只需在股指期貨或權證等衍生工具做出相應動作。

作為這些大型機構投資者在衍生品市場操作中的“對手盤”，港股市場中長期存在著相當規模的套利型對沖資本，開放的市場保證了他們隨時可以展開對賭式博殺。

一場港股定價權的博弈由此展開：

以國際機構投資者集中持有的大盤藍籌成份股為核心，形成了最具市場定價權的“核心市場”，同時這些藍籌成份股所發行的各類權證等衍生工具，也占據了衍生品市場的絕大部分份額。

而在這一波“港A股”行情中，大規模南下的內地資金，則像在A股中追漲殺跌和熱炒中小盤一樣，對中小盤股產生了影響。

就在“港A股”行情啟動的4月份，申萬宏源證券在其研究報告中指出，隨著中國資本輸出時代的到來，港股市場中長期存在大幅折價的小盤股將經歷“估值修複”階段，並最終向A股小盤股的價格靠攏——從某種意義而言，這可以視為A股投資者在市場互通機制下，為爭奪港股市場中的定價話語權而做出的嘗試。

然而“南下資金”首先遭遇到市場本身的考驗：5月20日，深具“港A股”環保新能源概念的漢能薄膜股價盤中暴跌，短短半天股價腰斬之後被迫宣布盤中停牌，隨即陷入香港證監部門的調查之中。

這令港股投資者對“港A股”概念更加疑慮重重，許多前期暴漲的中小型股票也先後暴跌。

港股投資者們這一審慎甚至“保守”的投資理念，使得A股指數再度飆漲近千點的5、6月間，恒生指數漲幅也始終未超出前期高點。

5月26日，恒生指數在三天小長假後再度沖高至28249點，隨即提前進入了長達一個月的下滑調整階段。A股則在短短半個月內沖上5178點高位後，開始了長達近一個月的“崩盤式下跌”。

驚魂三日港股自救

就在這一天，港股市場的“自我修複”能力得以體現：在恒生指數創下空前跌幅的同時，預感市場“見底”的各路投資者紛紛入市接盤。

就在A股市場於6月15日開始恐慌性的暴跌之際，已經提前進入回調階段的港股市場並未被打亂節奏，恒生指數反而回升了近600點。而在6月25日之後，隨著上證指數近300點的單日暴跌，港股市場隨即以遠超A股的下跌幅度，開始了新的“尋底之旅”。

而在此後近兩周的下跌過程中，7月6日至8日的暴跌，不但令見慣了股市大幅振蕩的港股投資者驚心動魄，而且與A股市場形成了明顯的互動。

7月6日，恒指盤中大跌1314點，所有股票平均跌幅達12%，許多小盤股暴跌30%以上。“A股三周跌30%，港股用一天就完成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深圳某投資公司董事長稱。7月6日的大跌已經將4月以來的“港A股”行情漲幅幾乎全部抹平。

與此同時，A股市場中正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多空對決”：在“國家隊”力挺金融、石油等權重股時，空方卻在期指和前期超漲的小型股票上一路打壓，出現了“開盤千股漲停，跌盤千股跌停”的市場奇觀。

由於在杠桿融資模式下，面臨下跌補倉壓力的投資者無法賣出跌停板股票套現，被迫拋售港股以補交A股保證金，使得港股市場中的“港A股”概念股大幅下跌。

而此前一天希臘公投結果顯示歐元區危機再度加劇，由於港股市場是全球最早反映公投效應的市場之一，因此也吸引了大量對沖風險的全球資本及看空A股的套利資金加入了市場做空的行列。

從7月7日開始，內地監管層對做空期指的限制，加上大規模跌停和停牌企業使A股市場流動性進一步緊縮，急需套現的A股投資者們繼續拋售港股，並通過港股市場做空國企指數和A股ETF以對沖風險。

在當天A股市場銀行板塊全線飄紅的護盤背景下，港股市場中的中資金融和券商股卻遭到了大規模拋售，與此同時港股沽空金額達150億港元，南方A50指數及港交所、中國平安等股票名列沽空前列。

大規模的拋空壓力，不但令恒生指數於當日盤中暴跌，更在次日以跳空低開400點的方式，再度暴跌至22836點的盤中低位。

也就在這一天，港股市場的“自我修複”能力開始得以體現：在恒生指數創下空前跌幅的同時，預感市場“見底”的各路投資者紛紛入市接盤，在創下了2300億港元成交額的同時，一舉將恒生指數從23000點以下拉升至收盤時的24411點。

此時A股市場中由於1300多家上市企業的停牌，已經令股指和成交數據嚴重失真，無法真實反映出市場投資者對後市的預期。

7月9日，隨著A股企穩，前日盤中“收複失地”的港股出現了報複性大反彈，港交所股價當天大漲近15%，一些短期做空資金紛紛離場，“港股風暴”轉眼就已經平息。

7月15日，上證指數下跌118.79點，兩市再現“千股跌停”的場景。此時已經恢複市場穩定的港股市場則充分體現出了“機構市”的運作特點：在港股沽空總額高達116億港元的情況下，恒生指數僅微跌0.26%。顯示出機構投資者們在保持倉位穩定的同時，充分利用沽空（融券做空）等衍生工具對沖短期的市場波動風險。

未完的序幕

只有投資者通過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成長，分享相應股價上漲和分紅收益，才能稱之為“投資”。

因“港A股”行情所引發的市場波動雖然已經平息，但對市場各方參與者，更多的反思與改變仍在繼續。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在香港交易所網站發布文章，對中港兩地股市市場結構與運作機制進行了深入分析，在指出A股投資者結構過於同質化容易引發市場“羊群效應”的同時，也對長期在多元化市場主體博弈下，港股市場所形成的投資風格和監管理念進行了分析。

花旗中國研究部主管兼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則認為，相比起市場中對“港股A股化”的擔憂而言，他認為A股通過與國際接軌、改善投資者結構以及更加市場化方向的“港股化”改革，更是中央政府和監管層所希望看到的發展趨勢。

“中國股市暴跌的根本教訓是，為了確保股市穩定，上市股票必須具備高質量。”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寫道。

相對於註重盈利分析和基本面的港股市場，李稻葵認為A股虧損的上市公司和即使盈利也不分紅的習慣，讓中國投資者“把股市當成了賭場”。

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則在其後的反思中，提出A股的漲跌停板制度和融資所帶來的杠桿交易模式“不兼容”，並提出了廢除漲跌停板制度及嚴格管理上市公司停牌請求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建議。

與此同時，在市場互通機制下仍將繼續進入港股市場的A股投資者，也為港股市場帶來了新的結構變化。

“未來港股市場上很可能出現兩個陣營。”鄭磊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其中一個仍是以歐美機構投資者為中心的“價值投資”陣營，而且會有一些內地投資者和機構因認同他們的理念而加盟。

另一個則是以“港A股”為代表的中小型港股，鄭磊認為隨著A股投資者所帶來的充裕流動性，這些因為缺乏大型機構關註而常常陷入流動性危機的中小型股票，還會繼續走出極具A股炒作風格的“港A股”行情。

隨著兩大陣營的分化，不同理念和風格的投資者群體將借助港股市場中豐富的杠桿和做空工具，繼續展開爭奪市場相對優勢和話語權的博弈。

對於剛剛試水港股的內地投資者，過去近三個月的“港A股”行情，應該為他們帶來在不同市場結構下對自身投資理念的反思。

比如在流動性充裕的A股市場中，投資者們常常熱衷於追捧各類缺乏現實盈利基礎的“長期成長”概念，而在資本流動更加自由的港股市場中，這類被機構分析師們戲稱為“詩和遠方”或“市夢率”的成長概念股，常常在缺乏流動性支撐的現實場景中陷入暴跌。

“投資股票當然要賺錢，但賺錢的來源卻不一樣。”一位投資者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在他看來“一塊錢買了股票，兩塊錢賣給下家”式的操作，賺的是交易對手的錢，只能稱之為“博弈”。只有投資者通過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成長，分享相應股價上漲和分紅收益時，才能稱之為“投資”。

離小行星只有“一根頭發絲”的距離 地球剛剛逃過一劫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道，天文學家稱上周末地球有驚無險地逃過一劫——一顆比藍鯨大的小行星在地球和月球之間呼嘯而過，從天文學角度來看，這顆小行星與地球只距離“一根頭發”。

這顆小行星與地球擦肩而過，與地球的距離還不到5萬英里(約合8萬公里)。而僅僅一天前，巴西的天文學家才發現這顆被命名為“2016 QA2”的小行星。

上周六，巴西Sonear天文臺的天文學家發現了2016 QA2，它是由小行星中心(Minor Planet Center)命名的， 估計其大小為80英尺到180英尺之間(25米到55米) 。像它這樣大小的物體如果撞上地球，肯定會在局部範圍內造成顯著損害，但不足以消滅人類文明。

相比較而言，造成希克蘇魯伯隕石坑的小行星——人們普遍認為這一撞擊導致恐龍滅絕，其寬度大約為6.2英里(10公里)。

1908年，一顆小行星在俄羅斯西伯利亞森林的通古斯河附近墜落並引發大爆炸，引發大火並將數千平方英里的西伯利亞森林夷為平地。這顆小行星的寬度被認為約為200英尺至620英尺寬(60米至190米)。

2013年2月15日，一顆大小約65英尺(20米)的小行星在車里雅賓斯克上空爆炸，沖擊波震碎幾千塊玻璃，造成1200人受傷。

而據太空網的數據，一顆小行星的寬度需要超過0.6英里(1公里)，才擁有消滅人類的力量。

印度央行行長拉詹卸任印度是如何逃過金融危機的？

印度央行前行長拉詹。（視覺中國/圖）

在印度央行行長拉詹三年任期中，他帶領印度成功逃過了金融危機，穩定了匯率，並吸引大批外資流入。隨著印度加快金融改革，中國企業也開始大舉投資印度。

拉詹向印度版支付寶Paytm等11家企業頒發了支付牌照，“直接從政策層面改變了印度互聯網金融的生態結構，也極大提振了包括中國投資者在內的外國風險投資者對於持續投資印度的信心”。

2016年9月5日，這一天對於印度央行來說，不僅僅是新的一周開始，更因為拉格拉邁·拉詹（Raghuram Rajan）的離開，從而開啟了新行長帕特爾(Urjit Patel)的時代。

三年前，在歐債危機導致國際資本迅速流出印度，盧比急劇貶值的時刻，拉詹臨危受命成為印度央行行長，開始執掌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度的金融權杖。

當拉詹出人意料地離開印度央行時，他已經為印度積累了歷史最高數量的外匯儲備，通脹率從兩位數降低到了個位數，盧比的匯率相對穩定，股票指數漲幅近50%。

這樣一位傳奇且備受矚目的央行行長，為什麽沒能連任？中國在印度的投資者們怎樣評價拉詹的業績？印度央行行長的變動，會給印度帶來哪些沖擊，給中國在印度的投資帶來哪些影響？

搖滾明星般的央行行長

2013年9月4日，拉詹正式上任印度央行行長。某種程度上，央行行長或許可以理解為最有權勢的“基金經理”，拉詹就此成為印度的金融守護者。

與大多數金融從業者經歷一樣，拉詹在成為央行行長之前，已經被媒體形容為擁有“搖滾明星”般人氣的“研究員”。

1963年拉詹出生在印度欽奈的婆羅門家庭，在印度外交部就職的父親給了拉詹上等社會的生活，並讓他進入印度最好的大學——印度理工學院接受教育。2003年，拉詹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經濟學家。2005年，在市場沈醉於牛市和衍生品盛宴時，拉詹發表論文，警告市場將要崩盤，這為拉詹贏得了“金融危機預言家”的聲譽。

2012年初，拉詹接到一個意外的電話。隨後，他的命運軌跡從美國轉回印度，身份從經濟學家變身為當時印度總理辛格的顧問，一年後，拉詹被正式任命為印度央行行長。

2013年9月4日坐在央行行長辦公室中的拉詹，絕對無心欣賞窗外孟買港口的景色，也沒有興致感慨百年前在這里迎來第一艘英國商船，之後又在這里迎來最後一任英國副王蒙巴頓。此刻填滿拉詹頭腦的是無數冰冷而殘酷的數字，幾十天里，盧比兌美元的匯率從51急劇貶值到68；當年印度的GDP增速為4.4%，為2009年以來最低；銀行的壞賬率持續攀升，通貨膨脹率攀升到讓人坐如針氈的近10%；孟買SENSEX股票指數8月份繼續下跌3.75%到18619點，已經是連續第三個月下跌；外匯儲備急劇縮減，這是1991年以來印度面臨的最大的金融危機。

“我在印度的6年時間里，最危險的時刻就是2013年。那時候，由於歐債危機導致全球市場動蕩，再加上美國的加息預期，外資紛紛避險，熱錢迅速流出新興市場，首當其沖的就是印度。”特變電工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印度區總經理陳曉明對南方周末說，“當時印度盧比急劇貶值，我記得一些中資企業，因為簽訂了盧比計價的合同，結果發現盧比貶值後是虧損的，就不得不放棄項目執行。”

拉詹果斷出手，2013年9月20日，拉詹宣布加息，將印度的基準利率從7.25%提高到7.5%，這是2011年以來的首次加息，也大大超出市場預期，此前，彭博社調查的36位經濟學家預計拉詹將維持利率不變，拉詹對媒體說，他擔任央行行長這個職務，本來就不是為了爭取選票或者在Facebook上集“贊”的。隨後，在拉詹上任的第二個月，10月29日，拉詹第二次加息，把印度的基準利率從7.5%上調到7.75%。

“除此之外，拉詹還推出一系列政策管控資本外流。包括限制黃金消費，推出紙黃金、黃金券等辦法，以避免黃金消耗外匯儲備；調整出口補貼，鼓勵醫藥等行業出口以換取外匯。”陳曉明回憶說。

在拉詹上任的2013年9月份，市場最終以上漲回應，孟買SENSEX股票指數當月反彈4.08%到19379點，一舉收複了3個月的跌幅。

“拉詹當時的措施成功控制並扭轉了局面，在國內和國際上都為印度經濟起飛營造了良好的基礎環境。印度甚至有輿論認為應該提名拉詹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我認為，拉詹對於印度經濟進入後面的快速增長周期居功至偉。”竺道投資創始人王超對南方周末說。

穩定匯率

特變電工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印度區總經理陳曉明堅信，印度的房地產牛市就在不遠的將來。

拉詹控制住2013年的失速局面之後，通脹、匯率、外匯儲備指標不斷向好，而隨著莫迪政府推動的開放政策，以及拉詹對印度央行及金融體系的改革，印度在2015年前後進入了高速發展期，2014年，修改了GDP計算方法後，印度GDP增速達到7.3%，2015年印度GDP增速達到7.5%。

為了進一步刺激經濟，拉詹的政策轉向寬松。2015年1月15日，拉詹宣布降息，這是印度央行在2013年加息以來的首次政策拐點，此後，又在3月份、6月份連續降息，當時的背景是，全球資本市場一片景氣，中國也處於降息寬松的通道中，中國的資本市場處於牛市。

但是，在中國發生股災之後，拉詹做出果斷選擇，在9月份加大寬松力度，一次性降息50個基點。這樣，在維持印度經濟增速繼續高增長，避免受到外部影響的同時，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外資流入。孟買SENSEX指數在2015年8月大幅度下跌6.51%之後，在9-10月份得以小幅度上漲。

“拉詹2015年以來啟動了5次降息，釋放流動性，這樣，把央行的基準利率從2014年的8%下調到現在的6.5%，這對許多企業來說，不僅僅是建築工程領域，包括工業領域，服務業領域，市場上一下子感覺到流動性增強，印度這段時間經濟表現很強。”陳曉明說。

“同時，金融機構對於房地產企業的融資也趨於寬松，對於在印度投資的海外公司，融資更容易了，比如2015年推出了大額可轉讓同業定期存單(NCD)，這類新的金融工具，能使外國投資者資金成本下降很多。再比如，對外部借款ECD的容忍程度也寬松多了。”陳曉明介紹說。

“但是，雖然不斷寬松，印度地產並沒有出現情況，相反還處於調整期。”陳曉明說。

一方面，印度的利率的傳導機制出現失效。這些年，雖然印度基礎利率從8%降到6.5%，但是，實際利率並沒有下降。

房地產企業項目融資成本高達12%，資信評級差一點的要高達14%-15%。由於有太高的不良資產，壞賬率高企，導致銀行惜貸。很多企業得不到擔保機構、私募基金貸款，利率很高，市場上某些個別畸形的夾層融資利率最高達到36%。

從買房人的角度，同樣不堪高利率的重負。印度對於資信評級很嚴格，普通人無法從銀行貸到款，高收入人群即便能貸款，也不願承擔高達10%的利率成本。

“在印度，買房人首付最低可以做到5%，平均在25%。3年前，印度房貸利率是9.9%，現在市場上房屋按揭貸款利率還是9.4%-9.5%，並沒有隨著央行降息而下降。”陳曉明說，“印度中產階級群體薄弱，穩定就業的人群不夠龐大，使得貸款買房的市場並不景氣。”

另一方面，庫存過剩。尤其是首都經濟圈，房地產企業仍然大面積存在現金流問題，大量項目延期。2007-2012年房地產開發企業過於樂觀、盲目開發，挪用項目融到的資金來購置土地，從而導致當前的困局。

“但是，拉詹對印度房地產最大的幫助，就是穩定了盧比的匯率。”陳曉明說。

對於在印度的海外房地產投資者來說，最關註的莫過於盧比的匯率。因為，印度從1973年有記錄以來，盧比年度貶值率6.5%，這給外國投資人帶來很多匯兌損失。

但拉詹任央行行長的這3年以來，盧比匯率恢複了穩定。盧比兌美元變動範圍維持在60-68之間。相比起來，同時期，這幾年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巴西貨幣、俄羅斯貨幣，包括人民幣，都出現了很大幅度的貶值。

這項舉措在很大程度上安撫了海外投資人，越來越多的中國資本已經發現印度房地產市場對資金的饑渴。

“中國的複星集團剛剛設立了投資印度地產的基金。”陳曉明說，“目前海外投資者在印度可以獲得非常好的交易條件。印度的房地產價格，包括土地價格，從2016年起，都有下降趨勢，這在印度歷史上也是罕見。這個狀況頂多維持1年，不會持續太長。最近很多中國資本恰是看到了這樣的抄底機遇。”

利用互聯網電商銷售，中國產品大規模登陸印度，尤其是中國手機品牌異軍突起，中國手機品牌在印度市場的占有率從2014年的13.9%躥升到目前超過20%。（視覺中國/圖）

中國加大投資印度

除了在市場上博弈，用加息降息等手段來使印度獲得最大利益，拉詹也同時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推動印度金融體系改革方面。

在2013年9月5日，走進印度央行辦公室的第一天，拉詹就公布了一攬子舉措，包括放開銀行開設分行、新設網點的審批，發放新一輪銀行牌照，鼓勵外資銀行以全資子公司形式在印度開展經營。

“拉詹上臺之後一直主張要對印度陳舊的金融體系做現代化的改革，其中包括統一支付體系的建立、借貸與授信系統的革新。拉詹這種堅持專業主義導向，堅持開放心態、勇於打破陳規的做法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對於其繼任者帕特爾的選擇就是最好的例證。我們在日常操作中國對印投資的案例中，也可以在央行驗資、外資報備等流程中明顯感覺到辦事效率與作風的變化。”竺道投資創始人王超對南方周末說。

對中國投資者來說，最直接的影響在於，拉詹向印度版支付寶Paytm等11家企業頒發了支付牌照，“直接從政策層面改變了印度互聯網金融的生態結構，也極大提振了包括中國投資者在內的外國風險投資者對於持續投資印度的信心。”王超說。

印度央行對阿里投資的Paytm頒發了支付牌照，成為中印互聯網投資層面的關鍵節點。由於阿里的進入，越來越多的中國互聯網企業與資本開始關註印度，窺伺投資機會；印度一側的創業者在見識到Paytm的成功之後，也開始重新認識中國資本與創新經濟，渴望與中國資本、中國經驗和中國資源產生更多連接。

“2015年是中國互聯網資本進入印度的元年。”王超說。阿里巴巴入股了印度創業型企業Paytm和Snapdeal；騰訊投資了印度醫療信息提供商Practo；百度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設立了辦事處，入股了印度最大折扣購物網站Mydala.com。

目前印度的投資者格局中，最大的是美元基金，2015年在印度的十大投資者，前5名全是美元基金，比如紅杉資本、老虎基金、Accel Partners等。其次是印度本土基金，再次是軟銀等深耕印度市場多年的日本企業，中國企業則是剛剛起步，但發展勢頭很猛。

2009年就開始駐印度工作的王超，恰是看到了這樣的趨勢，與合夥人一起辭去了原來的工作，創立了竺道。他們2014年開始組建團隊，2015年正式推出線上新媒體平臺“竺道”，2016年初完成天使輪融資。 隨著拉詹推動印度金融體系現代化，互聯網支付的普及，商品得以更便捷地進入印度市場，此前，由於銷售渠道的阻礙，中國產品很難全面進入印度市場。但目前，利用互聯網電商銷售，中國產品大規模登陸印度，尤其是中國手機品牌異軍突起，在印度市場的占有率從2014年的13.9%躥升到目前超過20%。

拉詹退場

像拉詹這樣的技術官員，無論印度國內還是國外的市場，都對他有期待，並希望他留任下一屆。然而，遺憾的是，拉詹宣布辭職，印度政府選擇臨時換將。

這種情況確實超出了國際投資者的心理預期。但這是印度國內政治紛爭的結果。拉詹是一名學者，是市場博弈的高手，但並不是政治鬥爭的能人。

同時，拉詹的優勢也恰是拉詹的劣勢。作為前IMF首席經濟學家，在獨立自主意識很強的印度社會，容易勾起此前被外國人統治的回憶。一些印度政治家抨擊他是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的經濟代理工具，使得拉詹在印度推動改革困難重重。

未來，印度的金融命運的主導權已經不在拉詹手中，但是，令他焦慮的風險警報並沒有消除。首當其沖的問題就是通貨膨脹。2016年8月3日印度通過了全國統一商品稅法改革（GST），從2017年下半年開始實施，由於改為針對消費端收稅，因此市場普遍預期此法案將導致印度通脹率上升。

除此之外，2016年9-11月有很多外國投資的債券到期，印度將面臨240億美元的外資流出，這些流出會導致市場上流動性收緊。

新任印度央行行長帕特爾2013年就開始當副行長，也是耶魯大學畢業，同樣屬於技術官員，是央行控制通脹政策方案的小組組長，也是政策起草人。他能否應付新的複雜局面呢？

“我們希望能有一個良好的經商環境，印度有個更好的宏觀經濟局面。”陳曉明說，“從外國投資者的角度，我們還是希望有個更加寬松的環境，少些監管，多些靈活性，更容易的融資渠道，能推出創新型的融資金融工具，用來吸引外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