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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個十條， 右一個十條」，連總理溫家寶也表示，國策難影響市場，跟正常市場由黨領導的中心思想有點偏差，這代表前者力量膨脹，還是後者留力？將會是決定投資者食「鮑 魚餐」抑或「鹹魚白菜」的重要因素。 市場短期波動，今周有目共睹，認為是暴風巨浪前奏的，可能已跳船，覺得會雨過天青的，卻正是天降甘霖。 物 價飆升「潮語」抗議 筆者跟內地好友討論國家大事，多次涉及物價飆升，當然這幫豬朋狗友，沒有幾個是到市場買菜煮飯的宅男。所謂深受通脹之 苦，實情只是埋怨給家中「老闆」的家用有升沒跌。 不過，自從十一黃金周後，物價齊齊暴漲，中港兩地，沒有人感覺不到。內地最近流行的「潮 語」：蒜你狠、薑（將）你軍、糖高宗、油你漲、玉米瘋、蘋（憑）甚麼、辣翻天、藥（要）你苦、棉裏藏針、煤（眉）飛色（有色）舞等，每個背後都是民間對這 次全面價格升溫的「有聲抗議」。 友人高談闊論，認為中央是始作俑者，筆者明白這些「阿媽是女人」的道理，在市場裏跑來跑去的資金，來源不就 是中央兩年前的救市巨資。不過，由政府「好心」演變成「民怨」，那才是大問題。再者，中央真的出手改變物價飆升時間和手段，會否影響國家經濟發展，也是重 點。 友人黑亮的眼光瞄一下手上拿着的一根快燒完的香煙，淡淡說：「老兄，你們香港人就是不明白國家，這次漲價其實不是壞事，柴米油鹽，這些 都是我們8億農民生產出來的，一直都說農民苦，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賣得便宜沒得賺，假如這次漲價為他們帶來直接收入增加，農民補貼對政府財政壓力自然緩和 了，你說黨怎樣算這一條數呢？」 筆者沒有經歷過土法煉鋼，不明農業社會的經濟理論和實踐，但假如中央的考慮真的以8億農民為先，這次出手的 時間和力度，會快和狠嗎？ 因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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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icai.com/news/2011/01/664766.html
然而，在这貌似经年未变的景象背后，农民工的主体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据最新统计，中国目前大约有2.3亿至2.4亿农民工，80后农民工群体占一半左右，90后有4000多万人。
这些年轻的面孔使春运不再那么沉重，他们和城市中的年轻人一样，喜欢时尚、崇尚自我，他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没有那么多的顾虑，留或者不留在城市中，都是选择。
将梦想进行到底
在上海火车站售票处，记者碰到一脸焦虑的安徽小伙子李潇，他正发愁没有买到票，无法回家，不过很快他就释然了，“就不回家了，去温州朋友家玩”。
寒冷的冬日里，发型时尚的李潇依然穿着单夹克，里面仅有一件白色的薄针织衫。他刚满21岁，属于“90后”，已经在上海打工两年了，现在在一家民企做工，一个月拿2500元。
“即使住在上海的郊区马陆，每个月光开销就是工资的一半。上海这边生活成本太高了，吃穿住用行，到处都很花钱，这点工资，根本呆不下去。”李潇抱怨道。
但当记者问他是否还会回来，李潇很坚定地说：“还会回来，我不会种田，也不愿种田，在家也没事做，大城市机会多，而且我也习惯城市生活了。”
2010年年初，国务院在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一号文件要求各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名词。新生代农民工，也被称为农民工“二代”，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他们的户口本上的户口性质一栏写着“农业”二字，却早已适应城市的生活。
与父辈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思想开放、思维活跃，不愿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 天”，即使没有把握，也是毫不犹豫地奔向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意 味着梦想与机会，他们开始同那些从小在城市生活的城里人一样，习惯出门就能看到钢筋水泥构筑的高大楼房，习惯了喧闹、繁华、车水马龙和不夜天。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告诉记者，上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目标是赚钱回家，城市生活是农村生活逻辑的延续：寻生计、挣钱在老家建房、回家娶老婆。而新生代农民工打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融入城市，寻找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追求更完美的人生。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组织的一次调查结果也显示，只有18.4%的80后农民工是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而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门技术”和“在家乡没意思”的人占了大多数。
在上海安装公司做消防器材安装的黄昌燕有更长远的目标：“上一代农民工打工主要就是为了赚钱回家，我们则盼望在城市安家落户。上一代是与本村人攀比，我们这一代与城里人比。”
的确，他一个月近5000元的收入能让他在上海过得还不错，他来上海六年了，以前是在一家电子厂做，现在经熟人介绍进了安装公司。24岁的他告诉记者：“上海挺好的，熟人多，机会也多，不想回家，连老婆也要在上海找。”
但贺雪峰认为这部分幸运的新生代农民工最多只占整个群体的10%，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想融入城市，其实只是“和城市谈了个奢侈的恋爱”，年轻的时候还好，但到了该成家的时候，收入与在城市生活的基本条件相差较大，“最后结果就是虽然不甘心，但只能回去”。
但同时贺雪峰提出，“当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想回去的时候，能否回得去？我们现在支付不起让他们在城市扎根实现体面生活的社会成本，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他们‘进退自如’。”
回家：中西部崛起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决定在上海将梦想进行到底。
在上海金山守强窗帘厂打工的河南人小杨告诉记者，她准备回家了。“我们窗帘厂人手很紧，老板跟我说过完年后，一定要早点回来，最好再带几个小姐妹回来。”小杨说。
不过她跟老板直说：“我爸妈在老家已经给我找了份工作，在家附近打工他们也放心，而且现在老家工资也和上海没什么差别了。”
“招工难问题一直存在，从2009年就开始了。”浙江省宁海县恒宁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他们工厂主要做玩具装配及灯具。
“我们一直在涨工资，2008年的时候一个普工2000元左右，2009年涨到2500元，去年已经涨到3000元了，但还是招不到人，”他无奈地说，“我们这种工作，比较费眼睛，本来是有年龄限制的，18~35岁，现在我们40多岁的也要，因为实在招不到人。”
合肥市职业介绍中心副主任徐先芳这两天也为招工忙得焦头烂额，她带着32家用工需求量大且急的企业，赴阜阳参加大型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这样做是利用春节前外出务工农村劳动者集中返乡的有利时机，拿出重要岗位招揽人才，为春节后企业开工生产做好人才储备。”
徐先芳告诉记者，随着《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安徽工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去年算是打基础，到处都在搞基建，修路、修厂房，明年开始企业就要入驻了，三年内安徽的用工可能会有一个井喷。”
另外，安徽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相比，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政府的支持。去年起，安徽的合肥、蚌埠、阜阳等10多个地市成立了省会城市劳务合作圈，协调解决各地市招工难问题。
随后不久，安徽省政府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意见的通知，采用各种措施，鼓励企业就近招工，农民工就近就业。
据徐先芳介绍说，在安徽很多地市，专门给农民工居住的蓝领公寓正在大规模建设中，届时将低价提供给企业，以供农民工居住。
在贺雪峰看来，农民工转移现象在近几年内还将凸显，“农民工到沿海地方打工，一年只有春节才能回家，一家人相聚时间太短，如果资本能逐渐向中西部转移，农民工既可以打工赚钱，又兼顾家庭，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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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璞玉計畫﹂過程歷經十一年，至今卻還懸宕未決，該開發的未開發，該保護的也未能妥善保護，演變至今成為雙輸的局面，政府實在難辭其咎。 撰文‧燕珍宜 日前，總統馬英九前往新竹生醫園區剪綵，兩派民眾聚集示威，支持與反對各據一方，為的是新竹縣竹北地區、緊鄰新竹高鐵站的都市開發計畫──「台灣知識經濟 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俗稱「璞玉計畫」）。 位於新竹高鐵站附近的「璞玉田」，是傳統客家農民的聚集地。整個璞玉計畫，涵蓋面積高達四四七公頃的非都市用地，其中私人土地三八二．五公頃，占八成五以 上，牽涉二千三百多戶、超過八千多位居民受到影響。但當地三千多位農民居然多數支持璞玉計畫，與大埔農民誓死反對很不一樣。 二○○九年璞玉計畫委託政大民調中心抽樣調查，有九○％地主支持；去年縣府重做意願調查，也有八一％地主繳回區段徵收同意書，支持比率均跨越都更門檻。 農民未被保護 多數地主同意 卻遲未執行灌溉水渠邊，一位戴著斗笠、正在清洗著剛採收的韭菜農郭中天解釋，「種田是辛苦而沒有前途的行業，一年辛苦的結果，收入只有十幾萬元而已，怎麼 養活一家子，太辛苦了。」因此，許多已無力耕種的老農只有選擇休耕一途。 務農難以為生，而璞玉計畫採「區段徵收」方式進行，與「一般徵收」政府只補償地主現金不同，「區段徵收」地主可以領取約四成左右的抵價地。璞玉計畫的推 動，雖然尚未定案，但田中處處可見﹁一坪六萬元以上﹂的出售招牌。不過，這地區農地公告現值一坪只有四千五百元。 農民土地被徵收後的利益有多驚人？一甲地約二九三四坪，如果一坪賣六萬元，那就是一億七千六百多萬元，就算徵收之後只能領取四成土地，也有七千多萬元。因 此，七十二歲的老農民呂芳德才會在璞玉計畫的說明會上激動地說，「為了後代的子孫，我一定要璞玉計畫實現、能夠徵收。」姑且不論農地如何被哄抬，同為新竹 高鐵站附近的「竹北縣治三期區段徵收配餘地」公開標售案，新竹縣地政處處長鄭福生表示，日前已標出一坪八十萬元天價。 大部分農民地主贊成璞玉計畫，理由昭然若揭，因為農民地主是受益者。璞玉計畫前召集人、交通大學教授林健正解釋，區段徵收與一般徵收不同，區段徵收對地主 有利，而居民會全力抗爭，主要是為了爭取提高抵價地的價值。 事實上，反對璞玉計畫者有四：一、佃農，地不是自己的，徵收後，什麼都得不到。二、有屋無地者，只有地上建築物權，只能得到建築物補償金。三、純一般住 戶，只有小透天或是公寓，如果徵收後，配回的土地不夠蓋房子。四、非法經營的工廠，工廠得關門，並得不到任何補償。 因受苗栗大埔怪手強硬徵收農田事件影響，政府對於徵收農地更為謹慎。新竹縣縣長邱鏡淳表示，現階段正努力整合反對意見，對璞玉計畫的弱勢者也有安置方案， 將佃農和有屋無地者列為安置對象，必要時興建社會住宅支應。至於想要繼續務農者，縣府也設置農業專區，縣政府並於今年進行農民務農意願調查，結果只有一人 有意願，申請面積為○．九一平方公尺。 事實上，歷時十一年的璞玉計畫，早在二○○九年底內政部營建署大會就已經原則通過。但因局部調整計畫位址，因此又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並經新竹縣都市計 畫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璞玉計畫促進會理事長曾金榮表示，「目前大家提出的都是舊陳情意見，既然內政部大會已經決議通過，舊的陳情意見就不應該再舊調重 彈。但是，政府卻在沒有新的陳情意見下，擅自又重回到專案小組會議，重新來過，完全無視之前大會的決議。」 產業未被保護 開發案通過 卻有泡沫疑慮反對璞玉計畫者，除了主張農地徵收傷害農民權益外，更質疑竹北產業開發的泡沫危機。 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世新大學社研所副教授蔡培慧表示，「這些年來，全台灣到處都在搞『科學園區』，但卻一個接著一個變泡沫，竹北的未來，是不是像政客所 畫出來的那麼美麗？誰也不知道。」實地走訪新竹高鐵站，步出場站後映入眼簾的，是一棟棟現代感十足的高大建築。高鐵通車後，半小時車程讓新竹成為大台北的 一日生活圈。可是，轉個彎，不過短短三分鐘車程，就如同進入時光隧道回到幾十年前，放眼望去有老屋、低層住宅，稻田中矗立著工廠。 林健正表示，緊鄰新竹高鐵站的農業特定區，住宅、工廠交錯在農田裡，生活、工業與農業相互干擾，汙水排放汙染農田，已面臨都市嚴重失序與快速發展的壓力。 事實上，竹北市是台灣少數人口正成長的城市，在過去十年內，竹北每年增加五千人，預計十年內可達二十萬人口的規模。新竹高鐵場站周邊的「非都市土地」，正 面臨人口成長壓力，處於待開發城市經常面臨的尷尬期。 曾參與新市鎮開發案的中華大學建築系教授林明則點出問題癥結：當老農逐漸凋零，緊鄰都會的周邊還有多少願意從事農作的人口？如果要繼續維持農業用途，又該 如何防止濫建、搶建以及違規使用，以維持名副其實的農業用途？ 農村悲歌，與其說是建商、地方政府掠奪良田，還不如說是農委會遲遲未制訂遊戲規則，謹慎評估台灣所需要的農產數量、種類，指定最低必須保留的「良田」面 積，如同國家公園一般，不允許開發他用，才能避免良田不斷變成工業區、科學園區和綜合開發區。 璞玉計畫經新竹縣政府、交通大學與台大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共同規畫，並由行政院核定為國家重大建設計畫，歷經十一年，至今卻還懸宕未決。該開發的未開發， 該保護的也未能妥善保護，成為雙輸的局面，政府實在難辭其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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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業型小額信貸公司出現爆髮式發展時，公益型小額信貸機構卻舉步維艱，既突破不了政策法規的桎梏，也難以找到可以持續的商業模式
五一假期剛過，陳凱峰收到一個壞消息，「我開網」即將停運。
我開網是一家幫助中國貧困人口的國際小額信貸機構。5年前由兩位美國女孩魏可欣和孟康妮創辦，並搭建了一個類似Facebook社交網絡的P2P小額貸款網絡平台（person to person，個人對個人）。
陳凱峰也被P2P公益小額信貸的理念所吸引，加入並成為我開網上海分會副會長。「我加入的理由很簡單：那麼多外國人在幫助中國邊遠地區的窮人，為什麼中國人不幫中國人？」
我開網的進展曾一度令人鼓舞，至今為止，已為近千名每天生活費不足1.25美元的中國貧困農牧民提供超過50萬美金的貸款，幫助他們創造改變貧窮命運的機會。不少借鑑我開網經驗的P2P商業信貸網站，也在中國取得突破性發展。
但是，2012年5月2日，我開網官網突然宣佈停運，因為募資困難。
事實上，我開網的生存困境，只是公益型小額貸款機構在中國步履蹣跚的典型樣本。在商業型小額信貸公司出現爆髮式發展的大好局面時，公益型小額信貸機構卻遭遇困境。
「農民的Facebook」
「他們拿到貸款後第一次做小生意，剛開始才幾千，後來就變成幾萬了，確實能看出變化，生意越做越大，生活也越來越好。」
趙秀芹是內蒙古赤峰大板鎮百興嘎查（村）一名牧民，也是一名受益於小額信貸的老客戶。趙和老伴在當地做農機修理生意，急需一台砂輪機，在我開網提交申請人情況和貸款需求後，幾名資助人關注了趙的信息。
不久，趙秀芹就從我開網獲得4000元小額貸款，買了一台砂輪機。
「在小額信貸連續幾年的幫助下，修理部生意越做越好，已經能夠負擔我們老兩口的生活開支。」趙秀芹說。
像趙秀芹這樣原來生活在貧困線以下，5年間通過不斷向「我開」貸款而改變生活面貌的小額業主有961名。由於貸款數額極低和缺乏抵押物資，我開網可能是他們借得到錢的唯一希望。
2007年，受到「窮人銀行家」之稱的尤努斯啟發，兩位美國女孩魏可欣和孟康妮，在中國創辦一家小額信貸機構「我開網」，希望能成為一家貸款給貧困農民的「窮人銀行」。
兩位美國女孩採用的方法與尤努斯略有不同——把互聯網的社交網絡理念引入小額貸款模式並加以創新。其終極目標是讓「我開網」能成為真正的貸款者與借 貸人之間直接交流的網絡社區，可以像Facebook或者Twitter一樣，給雙方帶來意想不到的作用。也有人因此把社交網絡結合小額信貸的模式稱為 「農民的Facebook」。
不過目前這還只是個夢想。因為貧困農民無法上網，「我開網」具體運營模式是：地區合作機構（四川省儀隴縣鄉村發展協會和內蒙古昭烏達婦女可持續發展 協會）對當地需要貸款的貧困農牧民進行評估，並篩選貸款申請者，在我開網站上公佈他們的信息，看到信息的資助人選擇申請者並捐獻無抵押貸款。
雖然是捐獻，但是這些給農民做小生意的錢並不是免費贈送的。貸款要每個月分期償還，在一年左右還清，一旦一筆貸款收回則立即拿去幫助另一個需求者。
陳凱峰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開網的小額貸款是健康的，貸款大多能收回來，壞賬少於2%，循環非常良好。」
楊高是我開網的捐贈人。這位美國波音公司的飛機工程師，在2008年從全美公共廣播（NPR）無意中聽到一則關於「我開」的新聞之後，前後用信用卡支付了300美金，幫助了十幾個中國農民。
楊高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我開」最吸引他的地方是「自己的錢可以直接落實到受益人手裡，如果通過民政渠道走的話，一層一層剝削，到最後拿到手裡的不知道還有多少」。
讓楊高感到興奮的是，不少貧困農民確實改變了命運，「他們拿到貸款後第一次做小生意，剛開始才幾千，後來就變成幾萬了，確實能看出變化，生意越做越大，生活也越來越好。」
現在，雖然我開網停運，但其創始人魏可欣承諾：截止到目前所捐助的貸款本金，繼續幫助四川和內蒙古的小額信貸客戶。
不可持續的生意
貸幫網CEO尹飛說，「通過大眾募集捐款的方式來支持公益小額信貸，其運營模式具有不可持續性。」
很黑色幽默的是，我開網小貸幫助農民走出貧困命運的同時，自身卻陷入停運困境的命運。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到，募資困難成了我開網運營維艱的最大障礙，陷入斷糧困境。
我開網之前99%的資金均來自美國和香港。與孟加拉等南亞國家民眾認可小額信貸相反，在美國，小額信貸的慈善性質並未廣泛認可。對他們來說，信貸是獲利的商業，因此他們很難理解我開網的捐助模式。
此外，外國公民對中國貧困人口的狀況缺乏瞭解——中國仍有2億每天生活費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數量。而隨著中國整體經濟強勁增長，也讓許多外國人拒絕再向中國捐款。
我開網也把募資轉向國內，並於2011年與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合作，取得公募資格，在中國接受人民幣捐款。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一位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介紹：「我們給我開網提供了一個公募平台，開了一個支付寶的賬號，並設了一個我開專項基金。」
但我開網從國內募集的資金仍然少得可憐。人口基金會上述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透露：「募款非常少，全部數據要結完賬才能知道，目前給了儀隴縣是4800元。」
正因如此，我開網5年下來募資成本高昂。不僅要舉辦各項活動為外國公民講解項目，還要負擔美國和國內的機構運營支出，承擔網絡系統的開發和維護。
另一方面，我開網也缺乏明確的商業模式來產生足夠的利潤，以維持各種運營開支。比如，貸款人支付的利息以及捐款人讚助的活動經費，大多留給了四川和內蒙古的兩家合作機構。
「作為合作機構，我開網做得非常好，但是做得很艱難。」四川省儀隴縣鄉村發展協會秘書長高向軍對南方週末記者介紹道，扶貧的小額信貸成本非常高。
除服務成本外，小貸機構還要承擔服務對象的風險成本，貸款收取的利息僅夠勉強維持生存，更不用提盈利了。高向軍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貧困農民完全處在一個非常動盪的游離狀態，一旦宏觀經濟發生改變，最先倒下的就是他們。」
拮据的狀況，讓我開網不得不一再壓縮人工支出。陳凱峰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開能維持到現在的原因是全球17個分會的志願者隊伍都不拿工資，為了那 份熱情。」前CEO魏可欣一共募集到65萬美金，也沒有任何工資。雖然按照美國職業籌款人的規定，10%-15%的佣金是合法所得。
與我開同時申請公募資格的貸幫網CEO尹飛表示，「我開網對中國農村建設作出的貢獻值得肯定，我開的表面原因是資金募集不夠，但原因是深層次的。雖然它拿到了公募資格，但是通過大眾募集捐款的方式來支持公益小額信貸，其運營模式具有不可持續性。」
未知的未來
為解決公益小貸機構募資難的問題，白澄宇呼籲政府成立批發基金。
一群志願者仍在尋找我開網項目持續下去的機會。陳凱峰就表示：「我開上海分會暫時還不受影響，我們在尋找『我開』繼續辦下去的可能性。」
但不得不承認一個殘酷的現實：公益型小額信貸機構（包括NGO）已經從2003年鼎盛時期的三百多家萎縮到目前不足一百家，而且仍有進一步萎縮趨勢。
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秘書長白澄宇對南方週末記者指出：「中國小額信貸之所以發展緩慢主要就是政策上有許多瓶頸解決不了。比如說：金融政策沒有放開市 場，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槓桿受限制，小貸公司從銀行融資的資金成本非常高等等。此外，中國現在整個金融市場是這些低收入貧困人口缺少金融服務，中小企業也缺 少金融服務。」
小貸機構不能吸儲，這也是造成小貸機構募資困難的重要原因。白澄宇呼籲政府能重視小額信貸，他建議道：「首先，政府要制定有效的符合小貸機構發展的 金融政策，給他們發展的前途，條件成熟時改製為小貸公司或村鎮銀行；其次，國家應採取實質性政策，要求有關銀行必須提供扶貧的小額信貸資金，如果銀行做不 了，可以委託這些真正做小額信貸的機構去投放。」
為解決公益小貸機構募資難的問題，白澄宇呼籲政府成立批發基金，「我們現在致力於促成中國真正的公益小額信貸的批發基金項目。希望政府能建立一個專門針對貧困弱勢群體的批發基金，只要符合篩選條件的小貸機構都可以申請批發基金，用於小額信貸。」
一位志願者不無傷感地在我開網微博留言：「看到我開關閉了，這是一個讓人心碎的時刻，但我開的理念已經在中國紮根，消除貧困的夢想，還會激勵更多人堅守下去！」
第一組樣本 從田裡拔出腳，變成一個商人
第二篇 安徽樅陽：貨郎走天下（2）
布匹利潤在50%以上
當錢橋區的吳福貴外出賣布受挫，白雲區的張文龍挑雞蛋四處販賣時，在義津豐樂小學教書的殷愛法從學校離職，開始在義津老街上擺攤賣布。
1983年初，殷愛法作這個決定時，得益於哥哥曾經做過挑貨郎，走街串巷獲得的商業信息。「那時候，義津老街的整條街上，除了原來的商戶，很少有個 體擺攤戶，經常擺攤的也就三四個人。」擺攤主要銷售布匹、棉紗、毛線，以及針頭線腦、肥皂等小百貨。「那時候商品緊缺，尤其是布匹，利潤基本上在50%以 上。」
肚子能吃飽了，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穿衣問題。1983年底，樅陽縣內布票停用，結束了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憑票購布的歷史，也意味著布匹買賣可以私人自由進行，義津老街的布匹銷售成了最熱門的生意。
在家家會紡紗織布的錢橋區，吳福貴在1981年包產到戶前，只有一套冬裝和一套夏裝，沒有換季衣服。那時候，大人一般穿藍色或者黑色老咔嘰布，土布 做裡兒。給小孩買棉衣的外面布料是洋布，需要憑布票購買，一般是一人一年6尺的定量。那時最常見的情形：一套衣服，老大穿過，縫縫補補給老二穿；老二換了 新衣服，舊衣服再縫縫補補給老三穿。許多衣服都像是家裡的傳家寶。
但到1983年以後，只要家裡攢點閒錢，社員們都會到義津老街，給家人添點換季衣裳。
義津老街的裁縫朱朝貴記得，1983年，他已經開始單干，帶著2名學徒，從蘇州、杭州、常熟等地進貨，一邊賣布，一邊做衣服。
那時做衣服，一套衣服，需要一丈多布。做一套滌綸，光布料都需要13元左右，一般人做不起，只做上衣的比較多。最好賣的是一種叫做「的確良」的化纖布料，大家都搶著買來做衣服。
商販活躍老街新生
義津老街很快興盛起來。
裁縫朱朝貴說，原來全義津50多名裁縫組成的合作社散了攤子，很多下設的門市部紛紛成立個體戶。
老街商戶陳秀蘭從1981年開始在街上賣早點，到1983年時，老街各種商戶超過200家，服裝、鞋子、雞蛋、魚、米、山芋等農副產品應有盡有，「沒有買不到的東西，也沒有賣不掉的東西。」
此時老街上，各種個體戶也紛紛成立，租用老街門面經營各種商品，還有人在沿街空地擺地攤，銷售土特產和農具，吸引了遠近幾百里地的客商，比如：遠在 菜子湖對面的桐城縣孔城鎮人都來義津進貨；還有廬江的商戶，也都通過水路過來；有時也能見到從南京、上海來的客商。每天人流量超過2000人。
棄文從商的殷愛法從1984年開始，經熟人介紹承包了義津區勞動服務公司(集體性質)。他幾乎跑遍了南京、上海、徐州、宿遷、淮陰、紹興等周邊鄉鎮 企業發達的地區，組織緊俏商品的貨源，然後承包鄰近一些區、縣的百貨大樓櫃檯，讓當地百貨公司幫助銷售商品，利潤由他和百貨公司七三分成。
再後來，殷愛法積累了資本，在義津老街買了房，更花了5.9萬元在紹興柯橋鎮的中國紡織城買了個13平方米的門面房。義津有150多人之後跟隨殷愛法遠走柯橋。
張文龍在賣雞蛋之餘，開始販賣煤油票、糧票、布票、糖票；再後來，開始收廢品，賣小鴨、賣毛線。到1984年，他自己總結出了生意規律：1月2月賣雞蛋；3月4月販賣小鴨；5月6月賣蚊帳；7月8月賣毛線；8月9月賣膠鞋。
張文龍後來涉入樅陽縣城承包建築工程，並盤下縣城邊的一塊土地，自建了巨龍賓館。
義津老街上還有幾十名商戶，先後去了安慶市繼續做小商品生意，並形成了現在以縣名命名的市場——樅陽門市場。
去蕪湖賣布失敗的吳福貴，乾脆留在家裡種那1.4畝水田和0.2畝旱地，年純收入約1000元。
這些農村走出來的小販，經歷過那個時代，雖各有各的不同，結局和貧富不一，但都一樣精彩。
樣本意義
安徽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鋒地。20世紀70年代末，在時任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下，安徽率先探索實行包產到戶，小崗村一舉成名。安徽民間一時有「要吃米找萬里」之說。
樅陽縣，屬安慶市，為清末民初安徽省會所轄地，地處長江北岸，承徽人經商傳統，歷來為商賈云集之地，「揚帆繫纜，車馬往來」。沿水路在此出發，後200公里可至九江，前180公里可抵蕪湖，再100公里就到了南京。
然而中國即將進入改革開放之際，從樅陽縣內的義津鎮觀察，商業實屬已近凋敝。以吳福貴、張文龍、殷愛法為典型的一批當地農民，由此發端，借助長江中 下游通達的水運條件，外出各地做起了小販，推銷自織的土布和雞蛋等農副產品。在國家全面掌握資源、需要憑票購物的年代，他們嘗試尋求個體商業的空間和自身 生活的改善。
這批小販不但成為農業大省安徽較早外出謀生的農民工，樅陽義津鎮也因為他們的帶動，恢復了往昔的商業繁榮。
鳴謝樅陽縣委宣傳部、檔案局、縣史志辦。（未完待續）
第二組樣本 摘農帽做工人
第四篇 山東桓台：揮瓦刀斬窮根（1）
「瓦刀一揮除窮根」
1979年1月2日，桓台縣委傳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
1980年春天，荊家鎮東孫村黨支部副書記孫樹福帶領上百個建築工匠，不再偷偷摸摸，而是大張旗鼓地開進了省城濟南。
他打聽到濟南電子局要蓋樓房，而一家國營建築公司擔心三年建不成。「俺保證一年建成交付使用。如誤一天，我承擔法律責任！」孫樹福向電子局的領導拍了胸脯。可這支建築隊當時除了人手一把瓦刀、錘子外，連根腳手架都沒有。
東孫人的施工進度令對方大吃一驚：不到五個月，完成了主體工程，次年4月18日，工程高質量地全面竣工交付使用。
濟南電子局除了贈送他們錦旗外，還獎給他們一台大彩電。這項全優工程，打響了東孫的品牌。
這一年，桓台縣新陳公社也組織了480人進城搞建築，一年收入86.4萬元，平均每人1800元，後來《淄博日報》對此進行了報導，標題是「瓦刀一揮除窮根」。
但孫樹福和伊若新開始在建築行業賺錢的時候，桓台大多數農民還在遲疑。
20世紀80年代已經開了頭，但是「左」的思維依然禁錮著桓台人的思想，導致了農民對建築業持觀望態度，「村看村，戶看戶，很擔心政策會退回到以前。」
直到1982年，政策的暖風吹遍，桓台縣邢家公社實行包產到戶。
伊若新家裡人均分到了1.5畝土地，但因為入社是貧農，沒能分到任何生產工具。「工分多的家庭折價分到了馬車、牛或別的東西，我也只能眼饞。」
其實，後諸葛村的人更加羨慕這個30歲出頭的年輕人。
這一年，邢家公社建築隊搖身變為鎮建築公司，伊若新被委任為第一任總經理。
幾代貧農坐上凱迪拉克
這時候的建築公司還是土裡土氣的。一位公務員曾對縣建築總公司經理李佑書說，他們「遠看像要飯的，近看像收破爛的，仔細一看原來是搞基建的」。
但是搞基建的人越來越令人刮目相看。
1983年，邢家公社前離大隊僅建築業就收入80.3萬元，全村人均639元，成為全縣的「建築村」；起鳳公社建築業收入960萬元，人均200 元，全社出現了96個萬元戶，66戶主要靠建築業；荊家公社東孫大隊，15個光棍漢都進了建築隊，每人每年收入不下兩千元，到1983年他們都娶上了媳 婦，而且有十幾人蓋上了磚瓦到頂的新房。
到了1994年，伊若新斥資上千萬建起了生活小區，三級工以上資質的工人住上了100平方米的樓房，這在當時是副縣長以上幹部才能享受的待遇。伊若新本人和他手下的施工隊長們則住上了別墅。
伊若新回憶，那時候鄉鎮幹部一年收入也就五六千元，而建築公司裡大部分農民工的年收入已經上萬元了。上溯幾代都是貧農的伊若新還坐上了凱迪拉克轎車，他跟相濡以沫的妻子說，「結婚時只有牛車坐，現在你也享受一下國家領導人的待遇吧。」
桓台縣建築總公司首任經理李佑書形容由農民工起家、後來擔任邢家鎮副鎮長的伊若新：「進了建築門，成了幸福人。」
（原桓台縣委宣傳部幹部王發昌對此文有特殊貢獻，特此感謝）
樣本意義
桓台縣位於山東半島中部，魯中山區和魯北平原的結合地帶，屬淄博市所轄。桓台農業生產發達，自晚清以來，素有「山東不壓桓」的美譽。
建築業是桓台縣的傳統副業。至1937年，桓台縣在國內外設立的營造廠達140多家，其中在濟南有70多家，建築工人5000餘人，一度形成了坐鎮濟南府，涉足國內18個省、市及海外的壯闊局面。
「文革」後至1978年，建築業遭受重大打擊。大批世代相傳的工匠，被迫放下瓦刀，扛起鋤頭，從事單一的農業生產。
在政策的重壓之下，以伊若新、孫樹福等為代表的桓台人渴望改變窘迫的生活，他們自20世紀60年代起就冒險零星外出從事建築業。到1978年前後，全縣各公社幾乎都成立了建築隊。
20世紀80年代初期，建築工人中的先行者紛紛成為建築公司的帶頭人，帶領更多農民工外出。人數最多時，桓台縣從事建築的人員達到5萬名。其中尤以伊若新最為傳奇。父母早亡、四處借糧維生的他，憑藉一身建築本領，開上了凱迪拉克轎車，做到了桓台縣邢家鎮的副鎮長。
如今，桓台已經位列國家百強縣，其中作為桓台人第一大經濟支柱的建築業功不可沒。
1985年8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視察桓台之後，為他的祖籍地題詞「建築之鄉」。（未完待續）
白菜幫子一片片地剝落，手持白菜之人毫不猶豫地「痛下殺手」。不一會，白菜就被剝的所剩無幾了。而旁邊站著賣白菜的人，心跳隨之撲撲加快。因為剝落的菜幫子只有一個出路，就是倒掉。
這是白菜收購商在田間收購白菜。這樣的場景，只是白菜收割季尋常一天的開始。
「早上4點半就有人來收白菜了。」一位村民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趕早的村民，收購商或許每斤能多給0.01元到0.05元，「不過這種情況很少」。
又是一年的山東芹菜、山楂、白菜及河南山藥等農產品嚴重滯銷……滯銷陰影常年盤桓在各地田間地頭。
「中國的農產品更像是股票市場，」長期研究農業的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樊明說，「只要現在小農經濟不改變，農產品價格的劇烈波動從根本上都是解決不了的。」
賣不完的白菜
村民李正斌慶幸今年自己的白菜賣得比較早。提前賣完後，就種上小麥，剩下的就是去打工賺錢。不過即使如此，一斤白菜也僅僅賣了0.08元~0.1元。種了2.2畝白菜的他，今年白菜淨收入780元。
王莊，山東泰安肥城一個盛產白菜的普通鄉鎮，白菜的收購價格低得超出人們的想像。
村民說，種一畝白菜的成本，不算人工費用，就需要400多塊錢。化肥240元，灌溉用水150元，農藥差不多得20塊錢，種子得10元多。
如果一畝地產出萬餘斤的白菜，要是施肥、灌溉方面做不到位的話，產量和品質又會下降。市場給出的收購價就會進一步降到0.04~0.05元。
這還不包括人工費用，種植白菜已經成了虧本買賣。
一個村民給本報記者算了一筆賬，他家6口人共種了五畝地，三茬作物種下來，一年也才5000多塊錢的收入。「不過今年種的白菜算是白忙活了，還不如去打工呢，一天都60塊錢。」
村民王景田對本報記者抱怨道：「（價格）都是胡弄咧，沒辦法呀。」
菜農為了打撈前期已經投入的「沉沒成本」，不論收購商給出的價格有多低，都會賣。「不然的話，爛在地裡多可惜呀，所以現在是能賣多少就賣多少。」王景田最終接受了0.04元的市場議定價格。
家裡有農用車的農民不甘心4分錢的收購價，也不甘心蔬菜賣不出去，就自己開著農用三輪車去城市蔬菜批發市場，這樣就不得不額外增加支出。
「今天早上凌晨一點半從家裡開著農用三輪車出發，差不多兩點四十分到批發市場。一般3點的時候就有人來批發蔬菜了。」肥城市桃園鎮的農民章東陽說，「路上的油錢得30元，拉了1000多斤菜，入場費花了6元。」
一般下午兩點的時候，章東陽就開始收工，將賣不完的蔬菜拉回去，明天接著賣。
不過即使是處於中間環節的收購商日子也過得並不舒坦。解培榮，一位從事蔬菜收購的農民告訴本報記者，當地的交通也算方便，但是收購商都不敢去拉白菜，主要是由於全國的菜價都不高，地方上收的白菜是0.04~0.05元，但是從地頭到菜市場中間的運費、油費、過路費、入場費諸多環節加起來，每斤白菜成本價都已經達到一毛多了，而市場價也就在0.15元上下浮動。這樣的話，蔬菜收購商也沒有動力去收購了。
所以，王莊的大白菜之所以滯銷，收購商又之所以不願意去收購，看起來好像是因為交通不便導致的物流問題，但背後的根本原因還是大白菜供過於求，把收購價格壓得過低，使收購商缺乏大規模組織起來的足夠動力。
「憑感覺種菜」
明年還種白菜嗎？村民高法金撓撓頭，略作思考後說：「還得種呀。誰知道明年白菜是什麼行情呢？」不過隨後他又補充道，明年種的就會少一些。「來年都改成種小麥、玉米，白菜乾脆不種了。」章東陽同樣說道。
「以前我們莊上2000多畝地都種白菜，現在有500畝地改種其他作物了」、「看到行情不好，連水都很少澆了」、「誰會將家裡面所有的地都種成白菜，要是都賠了怎麼辦？」記者隨機在地頭採訪了四五位收割白菜的農民，都做出了類似表示。
「明年即使一塊錢一斤我都不種白菜了。」姓郝的一位農婦對記者賭氣抱怨道。由於識字不多，也不會上網，當地村民很難通過什麼有效渠道去瞭解市場信息，對需求做出正確預判。不過，不種白菜又能種什麼呢？一畝地就得種三茬作物，要不就閒置了。三茬的作物，又不能被一種作物完全替代。盛產土豆、白菜的王莊，種植其他作物，在
自然條件以及技術上又達不到。
一位來自桃園的農民夫婦說：「種菜都是憑感覺，誰會知道明年市場行情到底怎麼樣呢？」解培榮也說：「老農民誰會尋思這事呢？只有等到市場檢驗的時候，賠錢了再毀，掙錢了就再擴大規模唄。」
惆悵的「大年」
山東滯銷的還不僅僅是白菜，與以山楂聞名的山東臨沂市平邑縣天寶山相隔不遠的王家莊，農民郭勳正在為遭遇「大年」又缺少收購商前來收購的山楂而犯愁。
郭勳種了2畝山楂。由於施肥、灌溉、噴灑農藥等諸多種植環節及時，每畝能產7000斤。不過產量因地因人而異，如果照顧不好，畝產四千斤都是有可能的。
施肥細緻的郭細數，肥料包括從復合肥到有機肥再到尿素，花了300元上下，而且今年遭遇乾旱，灌溉所需用水也頗可觀，到了140元左右，再加上大概500元的農業支出，算下來兩畝地需要1880元。
山楂在自然條件下的存儲，從採摘之初可達到明年2月份。即使是存於冷庫，也必須在5月天氣轉熱之前盡快銷出，否則出庫就容易變質。採摘時，一個勞動力每天80元的人工費用，一日三餐，額外還得再加上一包香煙，每天的進展才500斤上下。存儲時還要因水分蒸發、果實破皮毀壞等造成15%至20%的自然損耗。
本來正常年份可以在9月中旬收穫的山楂，因為乾旱，推遲了一個月成熟。而處於「大年」時期的果樹，收穫喜人之外，是收購價跌至每斤1元。去年這個價格還在1.8元左右。
收購商姚嘉，正忙碌著招呼果農裝載發往安徽阜陽的山楂。他說，一般的山楂在王家村收購價是一元錢，到550公里外的阜陽之後，每斤就需要額外增加0.2~0.3元的成本，要再加上0.1元的利潤，賣給批發市場才能有利可圖。
不過由於汽車載貨量小，跑一趟下來也就能賺500~600元錢，山楂成熟這一季能運輸30多趟。而阜陽那邊聯繫好的客戶，大概一個星期左右才能將運去的山楂消化完。
比白菜更複雜的，是山楂品種以及成熟時間的差異也相應影響著果農。姚嘉對本報記者說，由於山西部分山楂品種較山東成熟早上十到十五天，再加上價格便宜，便可以搶灘登陸市場。山東山楂的滯銷部分便是受此影響。
而且，不像蔬菜的一年一種，果樹的種植週期可長達5~7年，小農戶在預測幾年以後的事情上非常容易失準。
此外，今年還是果農眼中的大年，山楂樹比以往產量明顯要高出許多，但需求卻不旺。許多村民歸因於全球金融危機。「去年很平常的山楂一斤都可以賣到1.4~1.5元，質量最好的能夠賣到2.6元。今年山楂即使賣到1元錢，也只有零星商販前來收購，而且收購量也不是很大。」王家村的一位村民對記者反映。
更有精明商販會從周邊鄉鎮中收購0.5~0.6元的山楂再集中運往上海、浙江、江蘇等地，導致收購價格低的山楂先行充斥市場。
再加上只有七八里長的山路因年久失修而顛簸曲折。一些收購的商販都不怎麼願意來，收購價格自然就降了下來。
這些都使王家村同樣的山楂即使價格比去年低，還是很少有商販問津。不過王家村村民也承認，隔壁天寶鄉好的山楂還是能夠賣到1.8元。
難以預測的市場週期
從滯銷的蔬果中，不少農民已經明顯感覺到市場供需週期是決定他們一年成果的關鍵。但由於對市場信息的預判不足，以及自然條件和傳統慣性的驅使，農戶們仍然無法打亂原來的作物耕種安排。
實際上，滯銷當前，山東各地政府也採取了不少措施，如在網上發佈供應信息，組織人員拓寬銷售渠道，增加銷售量，還建立了「農超對接」，讓農戶對城市超市、便利店進行農產品直供等，以此緩解滯銷和低價給農戶帶來的壓力。
樊明告訴本報記者，農產品的滯銷和低價，一個原因就是小農經濟下，農民對於收集信息、處理信息的能力有限。農民每年在決定種植什麼東西的時候，更多受到當前價格的引導。不像一些農業發達國家一是規模經營，二是專業化。每年各種農產品的產量相對可以被預期。
就算是農協發揮作用也是有限。因為農產品價格是以國內市場決定的，農協或者農業組織也不可能有定價權。因此希望通過協會來解決也是不現實的。只有現階段的農民不斷擴大規模，形成專業化的生產，農產品的價格才比較容易穩定下來。實際上，各地的農民們已經在絞盡腦汁各出奇招來對付農產品的滯銷。比如同樣還是果農的姚嘉家裡種植的300多棵山楂樹
，就由於他的技術高超，可以讓每棵樹每年的產量能夠保持在50斤左右，避免果樹大小年帶來的供需失衡。
而郭勳的獨生子郭潤，現在則正想著怎麼通過電子商務淘寶來對外銷售山楂。
樊明說，農產品上「淘寶」，這對那些會使用電子商務的農民來說會得到益處，但當一種農產品出現嚴重的供不應求，或者供過於求時，農民作為一個整體來說，依舊沒有解決問題。
無論是姚嘉還是郭潤，都正在試圖運用更多的農業或者信息技術來改善自己的生產和銷售，這個過程能夠讓農產品市場更加透明化和高效。但是在小農經濟的大背景下，農產品供需的不確定性更是一種常態。
就算是在市場明顯出現供需失衡時，政府通過「農超對接」或者「愛心蔬果」來讓市民購買一些滯銷農產品，但從根本上不能解決，農民在做生產抉擇時，由於不可避免的投機性所導致的市場波動問題，樊明說。
在此之前，王莊的大白菜和王家村的山楂，依然只能伴隨頗為叵測的市場週期，繼續迎接大小年的考驗。
1.MBA可能是一種障礙。
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這可能是幾世紀的誤導。知識不是力量，如同汽油不是動力。能否產生力量，關鍵看你是什麼人，開的是什麼車。在這方面，知識遠不如權力甚至美貌來得更為直接。糟糕的是，過多、過早的理論學習會成為一種本能天性的障礙，而潺弱的天性無法駕馭龐大的知識。就好比剛過了兒童期，便只會戴著有色眼鏡看世界一樣。
以我本人的經歷為明證：公司開業之初曾考慮過「客戶開發模式」，後來決定在寫字樓、車輛、 CI等方面進行投資包裝，樹立專業公司的形象，同時僱傭十餘名銷售人員進行「掃樓」，直接進入中高端市場 (合夥人當中有兩位具備多年的客戶資源)。一年半之後，我們意識到了當初的決策有問題，或者說運行一段時間後出現隱患未及時調整。再深入剖析，發現我們似乎違背了商人 「 量入為出 」 的基本原則，以及缺乏對市場反應的敏銳嗅覺，不能應時而變。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總之面對問題時，我們(至少我 )傾向於用別人教給我們的理論框架分析問題，分析得越透澈越放心，結果可能離本象越遠。我現在相信，任何偉大的決策不會是分析調研的結果。調研再充分，最後的一剎那還是靠直覺。就好比1945年陰霾的日子裡艾森豪威爾決定是否登陸，或者李建軍描述的孟良崮之戰一樣 (真是一篇好文章)。
讓我擔心的是，長年精於企管理論學習的我們，是否正逐步被戴上一幅眼鏡，而逐步放棄自己的商業本能，或喜歡總結理論，在抽象為理論的過程中忽略了事實的全貌。理論學家和實踐學家本來就是兩路人，我們讀很多企業家的自傳像韋爾奇，他們的概括邏輯能力都偏弱，不是嗎?
2.學做一個農民。
幾年前的我，對農民企業家多少有些不屑一顧。現在倒覺得，在中國的民營經濟發展的萌芽階段，先富起來的很可能是農民。有點誇張，不過至少農民種莊稼，懂得一份耕耘一份收穫，辦企業非常務實，少些浮躁，心態懂得知足，耐力比較持久。而我們這些城裡的 「精英人士」呢?看看我們每天接觸的那些傳媒時尚，口口相傳的故事，宣揚的英雄傳奇，不是一夜入主董事會身價八億的楊瀾，就是因與金正日私人關係良好成為新一州創辦人的 **，或者是那些比我們還小十歲的模特明星。
沒錯，這些東西影響了我。當我去年創辦公司時，曾預想通過兩、三年的經營走上壯大與致富。現在我明白了，這個時間表要大大延長，也許五年，也許十年。我沒有準備。我知道了，靠借貸、吸引投資、特殊的ZF關係發家會很快，但只有少數人能夠那樣，不是我們，我們多數人只能像農民這樣，一份耕耘，一份收穫，甚至要先學會，只耕耘，不收穫。所 以我在向農民學習，學習他們的老實、踏實、務實，無論將來是自己創業還是打工。農民播種時要深耕細作，搞經營也一樣。想想以前在企業做 marketing的時候，方案雖然漂亮，但是否真的有效?
至少我沒有做過銷售，去一線品嚐一下建立關係的艱難，也就不能形成對客戶真實的體驗，再漂亮的方案恐怕也經不起推敲。這樣個人發展會十分受限。我現在相信 「實踐出真知」。一個理財投資專家，假如他自己從未炒股，家庭帳目亦不十分清楚，那千萬別相信他;一個SH心理學家，假如他不能妥善處理自己與家人同事的關係，他的書也不要買。 (可惜現在SH上這樣的專家、作家、學家太多了)。如果我現在回到企業去做營銷，我會認真地補上銷售這一課，至少要大大加強與客戶的直接接觸;如果我去做人力資源，我會把許多時間花在與人的交流上，真正去瞭解他們所思所想;如果我去做企業戰略 ……如果我不能對企業的內在情況、市場情況與競爭對手有直觀體驗，我還是不要做的好。我在向農民學習，還包括他們的憂患意識。
從我出生到從清華畢業，我其實沒遇到過生存的危機，沒有品嚐過從不被人尊重的逆境中崛起，甚至在高考時都沒有 「拚命過」，孤注一擲地全心投入。而這種從底層環境鍛鍊造就的內驅力非常重要。因此上帝非常公正，他給了掙扎於底層的人一種自發向上求生拚搏的意志，同時也給了那些背景優越的人太多的退路，讓他們在退路中糜爛了自己的潛力。
3.走出陽春白雪的陷阱行業沒有貴賤之分，工作沒有高低之分。
不幸的是，在我創業的時候，我對此的認識很侷限，認為自己的方向必然是搞些諮詢或新產品開發等。我從來沒有想嘗試與人合夥開一家汽車修理廠或家政服務公司等。當然理由很充分，前者才能發揮我在理論方面的優勢與經驗。其實所有的行業都是一樣的，經營都不容易，但一定有錢可賺(否則它為什麼會存在?)。
所以，一家 IT軟件公司未必比一家餐館高雅，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未必比一家生產打火機的廠家牛B，或者換句話說，一個從事投資銀行業務的合夥人未必比一家經營洗腳桑拿的老闆更有前途。相反，正是大批良好背景智商較高的人都去陽春白雪了，所有在那些下里巴人的行業裡競爭會少一些，管理的優勢可能會凸顯一些。舉兩位成功人士為證：我在新華社的前任領導現在在深圳跟人合夥做牙刷，做了很多品牌牙膏的 OEM(附贈牙刷)，據說還開發了許多採用新材料、造型新穎的產品;一位以前學美術的朋友在通州開了一家汽修廠，做得不錯又買了二十畝地。
以前沒有經營「下里巴人」的另一個理論支持是：這些行業接觸的人檔次太低，無法對話。而現在對此的感受也今非昔比。幹任何行業，你都需要面對並征服一些與你生活背景不同的群體。如果我選擇干餐飲，我會面對眾多從農村招工的姑娘小夥，培訓他們的確不易;但是我選擇了干房地產策劃，卻要面對一群號稱北京最油的 「油條子」們聚集的開發商，適應這些人的交際方式向他們要錢又談何容易!正是都不容易，方顯英雄本色。我的那位曾是畫家的汽修廠老闆，現在可以輕鬆在外面應付客戶而不需內部管理，一度他的廠子出現危機卻有幾名鐵桿員工堅持要留下來陪他;而我們公司呢，公司一倒，員工早已準備好下家，臨走前還不記追索欠下的佣金。與他相比我們是失敗的。
差別在於能力、涵養、待人、留人。無論這件事業是雅是俗，是曲是難，是苦是累，都沒有幹不好的事業，只有幹不好事業的人。而且這種做人、待人再做事的能力需要從基層培養。
4.加入創業的隊伍
說一年半的血淚家史太誇張了，我所遭遇的這一些經歷對於很多經商多年的人來說根本算不上什麼。雖然這段經歷是失敗的，讓我痛苦過，但我還是要感激它，它讓我從童話的二十七年中猛醒了一下，我拋棄了那幅眼鏡，過得更真實。無論下一步如何選擇，這段經歷都很有營養。
在此也特別想鼓勵那些骨子裡埋藏著創業衝動的同學，去試試吧，打一輩子工可能會讓你在兩鬢斑白的一天抑制不住的後悔。如果我們再理智地算一筆帳，會發現打工風險也很高。我們以十年為期。假如我們確定十年後，只有10%的小企業會生存並壯大下來，作為股東的你自然會擁有較一般人高得多的收益;如果你選擇了在一家大企業集團打工，十年後你有多大可能達到 top management並獲取相當的收益?能上去的人比例也非常低。
自己創業每天身先士卒，廢寢忘食，但打工也一樣勞心勞力，壓力叢生，除非你很知足一個較低的 offer。小企業會倒閉，大企業會裁員，裁員可能還在其次(相信同學們都有抗裁員的硬功夫)，關鍵是當你四十多歲以後，如果你未能升到理想的高管位置，結果會怎樣?中國改革開放時間還短，在外企和民企中尚未有應付員工老齡化的經驗。不過不可想像這些公司會養著一大批四五十歲的高工資的員工甚至中層。
中國最大的一個競爭優勢便是人力資本便宜，二十歲的年輕畢業生大批供應前赴後繼，這一點與國外不同。我相信再過十年，新聞媒體最熱衷的話題之一便是外企民企中高資歷大齡員工的 「下崗分流」問題。打工是職業生涯中最容易選擇的一種。但一般來說最容易的往往也最危險。多數人(包括我 )喜歡知難而退，避重就輕，最後一步步把自己送入危險的絕境。所以，還是那句話，如果你骨子裡有創業的衝動，趁年輕，試一下吧!畢竟我們班七十多個同學時裡，創業的只有三個，比例不高。
照「移民打分法」，我也設計了一個創業打分表，可以自檢一下，供大家一樂。
有利創業的加分條件：
(1)無論做什麼，總能兢兢業業把本職工作幹好。+20分
(2)做工作時容易從中發現一些興趣。+10分
(3)大多數時不對工資或其他方面抱怨，滿足於工作中取得一些成果。+10分
(4)對不同性格的人有較強的包容度。+15分
(5)曾獨立把一件別人看似不可能或難辦的事(無論多小)辦成辦好。+15分
(6)認真考慮過如何與一些不好相處的領導或同事如何相處，並付諸實施。+15分
(7)長年如一日的侍奉過一名老人。+10分
(8)擁有一批真心喜歡你敬佩你的朋友。+15分
(9) 曾誠心誠意地向別人道過歉。+5分
(10)不太受媒體的影響，比如一些流行的觀點等。+10分
不利創業的減分條件：
(1)在一個崗位幹一段時間，就會發現許多問題，覺得這個工作不值得幹不去。-20分
(2)對同事間分配的不平很憤怒，極大挫傷了工作情緒。-15分
(3)老闆不把工資提到相應的幅度，就缺乏工作動力。-10分
(4)喜歡時尚，熱衷名牌，動心於廣告的魅力並成為它的犧牲者。-10分
(5)對自己最親近的人如父母、夫妻的一些缺點老是看著刺眼，遇到類似的問題時總會吵架。- 10分
(6)對自己的孩子、侄子等缺乏耐心。-5分
(7)對流行的「對自己好一點」、 「率性而為」等觀點非常認同。-10分
(8)從沒有某種長期的、比較鮮明的愛好。-10分
上述表格是隨意編的，不必當真。不過我倒相信大家分數都不會低。不是因為我們學習了MBA課程，而是因為我們有過共同的從千軍萬馬中衝刺獨木橋的成功經歷，因為我們共同的不輕易服輸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