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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家買《紐時》 左丁山

節慾—資本家最優秀的品格特質 土著

香港再不是「李家城」 李嘉誠，從「超人」到「萬惡的資本家」

在香港的騰飛期，李嘉誠白手起家創立了一個龐大商業帝國，成為憑藉自己的奮鬥實現「香港夢」的典型代表，深受敬仰。但隨著香港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拉大，掌控著港島經濟命脈並且深深影響公共政策的財團廣受抨擊，李嘉誠首當其衝。

李嘉誠們與香港，曾經互相成就，現在卻開始彼此折磨。更糟糕的是，就在這個多年被稱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地方，這種折磨，還看不到盡頭。

華人首富的一舉一動，萬眾矚目。更何況，最近一兩個月來，85歲的李嘉誠罕見地動作頻頻，不僅事涉數百億資產跨洋變動，而且關係到是否要撤離其發家與繁榮之地：香港。

1940年從廣東潮州逃難到香港的李嘉誠，白手起家創立了一個旗下公司市值約1萬億港元的商業王國。愛他的人，視其為「超人」；而討厭他的人，則將他稱為「奸商」、「吸血鬼」、「萬惡的資本家」。

他曾經堅稱「愛國、愛港，永不遷冊」（香港人將公司遷移註冊地簡稱為「遷冊」），但2013年7月底，李旗下和記黃埔發佈公告出售百佳超市——百佳陪伴了香港人40年，是他們最為熟悉的超市。不過，10月18日，和黃再次公告暫停出售。

10月9日，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實業已將香港嘉湖銀座商場，以58.5億港元的總價整體出售；國慶長假前，李旗下的另一家上市公司電能實業宣佈，拆售旗下的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在內地，他以60億元人民幣的底價叫賣其在上海陸家嘴開發的首個寫字樓項目「東方匯經OFC」，同時宣佈拋售位於廣州的西城都薈廣場。

故事的另一面，則是李家在歐洲的頻頻收購：

從2000年至今，李家父子佈局「購買英國」——他們已經或者即將控制英國天然氣近三成的市場，約四分之一的電力分銷市場，以及約5%的供水市場。此外，港口、機場與金融市場業務也在李氏收購範圍之內。

在歐洲大陸上，李嘉誠還分別以13億歐元和97億港元的巨額出資，拿下了奧地利3G通訊業務，以及荷蘭最大廢物轉化能源公司AVR35%的股權。據不完全統計，自2010年以來，長和系總共在香港和中國內地以外完成了11筆收購，涉及金額約1868億港元。這其中，歐洲地區佔比高達96.75%。

根據李家旗下主要平台和記黃埔2010年中報，公司息稅前利潤中來自香港的部分佔到了36%，總額高達65.5億港元；到2013年中報，香港資產貢獻的利潤卻只佔其中的17%，總額下降到49.8億元。

一買一賣，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又意味著什麼？

180度轉彎

作為一代「香港夢」的代表，李嘉誠曾是萬人敬仰的偶像。

李嘉誠12歲跟隨父親逃避戰亂，來到香港。此後，他打過工，跑過堂，靠塑膠花生意發家，打造了一個市值約1萬億港元、分支機構遍佈53個國家、關聯公司超過90家、擁有逾23萬僱員的巨型商業王國。

「那個年代，香港是來者不拒——李嘉誠、包玉剛等，就是在這時候來的香港。」中原地產創始人施永青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施祖籍寧波，3歲時來到香港，現在是地產界領袖之一。二戰後的這些新移民，支撐起了香港經濟的騰飛。

這一代企業家與香港之間，互相成就了彼此。也正因如此，他們與香港之間的感情異常深厚。

就在2012年8月的中期業績會上，李嘉誠還表白說：「我對這片土地有特別的感情，自己身為中國人，永遠都是中國人。我絕對不會從香港撤資，我說話很少那麼堅定。」

但僅僅一年之後，李就開始售賣香港資產。是什麼原因，使他出現了180度的大拐彎？

2013年初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罷工事件，被普遍認為是一根導火索。據港媒報導，3月28日，一批葵湧貨櫃碼頭外判商工人（非正式工人），不滿工資15年來有減無增，發起罷工，前後歷時40天，成為香港二戰後最長的一次工人運動。

世界上最大的這個私營貨櫃碼頭，隸屬和記黃埔港口集團，碼頭工人大多受僱於外判商——從某種程度上說，李嘉誠並不是工人們的直接僱傭方，也非談判對象。然而，工人們卻將矛頭直接指向了他。他們在位於中環的長實總部門前拉起橫幅：「全球華人首富，剝削工人致富」；「養起李，養不起家」。並將李嘉誠的大頭像畫成青面獠牙的「吸血鬼」模樣，五一勞動節時，甚至在門前舉行為李嘉誠「招魂」的儀式。

不僅如此，罷工工人們還前往李嘉誠位於深水灣的私人住所示威。並且發起「罷買行動」，在李嘉誠旗下商舖「屈臣氏」、「豐澤」、「百佳」等門前堵塞行人，呼籲市民罷買長和系的所有商品。更有學生志願者越過保安人員，進入長江中心7樓舉行董事會的會議室。

長江中心自此之後封閉底層通道，只剩一個狹窄的通道作為入口。這種情形，至今依然沒變——2013年10月15日，南方週末記者在長實集團門前看到，每個門口都有兩個保安把守，需要亮牌才能進出。

「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施永青說，他也經常參加各種遊行示威，但大家都會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表達訴求，而這一次，工人們似乎有些「過」了，「爭取權益可以，但不能搞人身攻擊」。

而李嘉誠的副手霍建寧更是對媒體直指，這是「『文革』的搞法」。

外界很難知曉這一事件對李嘉誠的真正影響，只能看到一個顯著的變化是，他一改20年來的習慣，罕見地缺席了2013年的中期業績會。

過去，李嘉誠在集團發佈中期業績和全年業績，以及週年股東會時，都會見傳媒。《信報》的一位財經編輯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是全港大事，其盛況甚至超過新特首就職。記者會召開前幾天，媒體就需向集團的公關預約，憑預約獲得媒體標誌貼，才能有資格去電梯口排隊。

往年發佈會上，真正涉及長和系公司的問題其實鳳毛麟角，大多數都是詢問李嘉誠對香港各種事情的看法，比如樓價會不會漲，比如該不該修第三條機場跑道。這種感覺，就好像迷茫的人們求萬能的神明指點明路。以至於港人都戲稱，其一年三次的記者會就猶如一年三次的「港情咨文」。

然而，李嘉誠2013年卻缺席了這一盛會。

直至9月17日，李嘉誠突然出現在一個傳媒飯局上。據香港《明報》報導，該飯局原本是長實執行董事趙國雄邀約的傳媒午宴，臨近結束時臨時加座，打著藍色領帶的李嘉誠現身，滿臉笑容，和媒體聊了一個多小時，「無所不可問，無所不可談」。

但在這次聊天中，在座媒體人卻感受到，李超人對香港現狀處處表現出悲觀。

談到香港當下正熱的「佔領中環」運動時，李嘉誠大搖其頭，稱這只會傷害香港經濟，激化社會情緒，他以「好靚的玻璃」比喻香港，「看著好靚，但不小心打爛它也好容易」。

對於撤資傳聞，他依然回應說不會遷冊，不過，這次又加了半句：「但生意規模大小會隨香港及世界的政治和經濟情況而作出決定，股東的利益，我也要負起絕對的責任。」

據《明報》報導，不知是否出於有意，臨走拍照時，李嘉誠還展示了一雙黑色的筆，上面刻著：「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傲。」出自《管子·乘馬》的這句話，前總理溫家寶曾在2005年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經濟界和農業界聯組會上引用過。

「李家城」的焦慮

早在多年以前，李嘉誠就曾婉轉表示：若是香港人真的不喜歡他在香港投資，他可以把資金投到別的地方。

儘管那次後他立即表示十分愛港，不會撤資，但在過往多年中，他曾經多次重新調整投資重心。但不管如何調整，香港始終是李家的重地。李嘉誠從塑膠花發家，隨後涉足地產，並不斷擴張到金融等各行各業。

如今，香港人的生活已經與李超人緊緊地綁在了一起——賣家電的豐澤電器屬於他，藥房屈臣氏屬於他，把營業廳開在街頭的「3」品牌運營商屬於他，賣百貨的超市百佳屬於他。如果住在香港島和南丫島，你用的電也屬於他，房子也很可能是他開發的——多年來，香港一直流傳著一組數字，說李家旗下公司開發了香港1/7的住宅單位。

「李嘉誠，名副其實，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一名小學生曾在作文中如此戲稱。2010年，一個叫龐一鳴的香港青年，決心要對抗一下這種局面，他租住破舊的老房子，騎自行車出門，去街角士多店買東西。可是，最後他發現，總不能不用電燈和電話，甚至連常喝的屈臣氏礦泉水也屬於李家。

如此高度壟斷，漸漸引起香港人反感。

「我不喜歡他。」在位於中環的一個金店裡，80後店員阿鏗直言不諱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的理由很簡單，幹什麼都沒得選，「你知道這種感覺多難受嗎？」

在這種反感背後，是香港社會貧富差距的變化。

在香港，一方面是以李嘉誠為首的各大家族賺得盆滿缽滿，另一方面，卻是驚人的貧窮。2012年，香港反映貧富差距的實際基尼係數高達0.537，創40年來新高。這一數字甚至超過了中非共和國。很難想像，這個亞洲最發達的經濟體內，還有10萬人只能住在用鐵絲網紮成的「籠屋」。

在一些香港人看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騰飛期已經遠去了。那時大家差得不遠，社會像一顆大橄欖。只要賣力工作，總能回報豐盛。而現在，隨著工業北上，政府對金融房產的大力扶植，底層人越來越像乾巴巴的鹹魚，受畸高的房價傾軋——香港是零售商舖租金全球排名第二高的城市；居住成本第三高的亞洲城市；置業成本第四高的國際都市。

要命的是，港人不但在感受著香港社會內部的落差，還得接受外部落差。

2003年，香港與內地簽署CEPA協議，放開「自由行」。此後，每年四倍於香港人口的內地遊客便蜂擁而至。曾經，他們是香港人眼中的「阿燦」、表叔，但是現在，他們是出手闊綽的「土豪」，買LV和黃金，就如同買白菜。

2013年，號稱要「複製一個香港」的上海自由貿易區掛牌，也讓港人迫切感受到壓力。過去的幾週裡，香港政商各界都在討論這一話題。「上海的3年時間表，就是香港的deadline，還剩下3年時間去改善提升」，有業界專家在一次研討會上如此結論。

這讓很多港人大受刺激。港陸落差、生存空間擁擠、公共服務滯後……最後被簡化為對外來人群的敵意，比如排斥內地人、排斥菲律賓人。這在香港這個歷史悠久的多元化社會中，極為罕見。

「別看香港這十年來經濟好像一直在發展，其實是在倒退。」施永青說，「這種倒退，既有地位上，也有觀念上的。」

焦慮和失落的情緒瀰漫在港島的每一個角落，港人試圖尋找癥結所在。

2010年，一本名為《地產霸權》的書引起了香港社會的廣泛關注。依據這本書的論述，現時的香港社會，基本被六大家族——長和系的李嘉誠家族、新鴻基的郭氏家族、恆基兆業的李兆基家族、新世界的鄭裕彤家族以及九龍倉的包氏和吳氏家族（現任主席為包玉剛的女婿吳光正）和中電集團的嘉道理家族所操縱。在香港經濟起飛的時候，他們依靠自身的聰明和冒險精神，抓住機會壟斷了香港的地產市場。

作者潘慧嫻曾經擔任新鴻基地產集團創辦人郭得勝的私人助手長達八年，其後加入了另一個大發展商嘉裡建設。其依託公開的經濟數據和自己的切身經歷，將十幾年來港人熟悉的大小事件串聯在一起，描繪了一幅觸目驚心的超級寡頭壟斷經濟命脈的景象。香港民眾似乎在一夜之間找到了問題的癥結，「地產霸權」四個字成為了高頻詞彙，屢屢被民眾引用。

而作為六大家族之首的李氏家族，更是成為了眾矢之的。許多港人堅信，香港社會的「淪陷」，作為既得利益者，李嘉誠肩負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李氏力場」

壟斷，成為火力最集中的一個靶子。

以超市為例，全球許多國際品牌如家樂福、沃爾瑪，獨獨放棄香港，原因無他，香港市場早已被兩家巨頭——李嘉誠的百佳和香港置地旗下惠康超市所壟斷。據研究機構Euromonitor的資料，截至2012年，百佳和惠康共佔本港超市73%市場份額，其中百佳市佔率33.1%。

這兩家連鎖超市能成為龍頭，天時地利便是與從事地產的母公司關係密切——這兩家超市都開在「兄弟」公司物業中。

因此，這些連鎖超市不但在空間上壟斷黃金舖位，而且對新進入者設置門檻，就連實力不差的老手也很難斗得過那些超級財團。

反壟斷，成為港人的普遍要求。但香港在這方面卻動作遲緩，成為少數在這一問題上落後於國際慣例的經濟體系。

早在1993年的殖民地時代，香港立法局就已經開始討論這一公平競爭政策，但直至2008年，政府才終於發表競爭立法建議的諮詢文件。直2012年6月，才通過《競爭條例》，這一進程，落後於許多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成員，也落後於內地。

不少香港人認為，這是因為隨著賣地收入成為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原本應該中立的政府，變得分外傾向商界。而這些大財團，也依仗著自身財力，對公共政策的走向，起著決定性作用。

持這種看法的港人並非沒有依據，比如長期以來，政府不願主動監管一手樓銷售。直至今日，香港地產商在賣樓過程中仍只需進行「自我規管」。

另一個讓香港底層民眾大為不滿的現象是，多家工會長期努力爭取最低工資立法，但進展緩慢。最低工資的規定已在其他華人地區實行多年，中國內地也於2003年底通過《最低工資規定》。但直至2010年11月，香港立法會才通過最低工資立法，確定香港的最低時薪為28港元，兩年後，因民眾不滿才又調至30港元。

而對於與最低工資配合的標準工時，港府也遲遲沒有討論。如此種種，讓許多港人認為香港財團們綁架了政府，間接或者直接干預了不利於既得利益集團政策的出台。

《地產霸權》一書中引述《南華早報》在2010年3月的一篇文章指出，六大地產商的董事，在政府各個法定諮詢組織裡擔任總共54個職位，比1998年時的16個有大幅上升，也就是說，地產商在政府法定機構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而一些醜聞，加劇了公眾的猜疑。例如，前地政署署長梁展文曾參與政府和某大地產商補地價的談判，退休後又加入該地產集團接受高薪厚職，因此數次被立法會傳喚解釋此事。雖然最終梁展文放棄了這份職務，但坊間的諸多懷疑並未消散。

事涉李嘉誠的一樁醜聞，則讓民眾對官商之間的利益糾葛充滿疑慮。1999年，香港特區政府在沒有公開招標的情況下，就把如今稱作數碼港的一塊珍貴地皮批給李澤楷的電訊盈科，當時承諾用這塊地皮發展高科技產業，但最終它卻變成了一片昂貴的海景豪宅。

「最近十多年來，香港社會對富豪的看法有很大變化。十幾年前坐出租車和司機講起李嘉誠，十個有九個會豎起大拇指，稱他做『李超人』；今天要是坐出租車和司機討論『誠哥』近日的事蹟，我保證十個裡頭有十個會一聽到他的名字就立刻大罵『官商勾結』，甚至叫他為『奸商』。」在《地產霸權》一書的導讀中，梁文道如此寫道。

在香港，甚至流傳著一個「李氏力場」的惡搞說法——香港市民虛構說，李嘉誠設立能阻擋熱帶氣旋吹襲香港的力場，保護香港不受颱風正面吹襲，即使有颱風襲港，都只會在週末或朝九晚五以外時段出現。

因為按照港府有關規定，如果天文台掛出8號風球，所有打工仔是不用上班的，但如果取下，則要在兩小時內到公司報到。可是，自2004年以來，市民發現，許多颱風襲港，都「過門而不入」，或者掛的風球並不相稱。

天文台隸屬前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因此一些港人認為其偏重商界，罔顧香港市民安全。他們遂將怒火發在全港最大的老闆李嘉誠身上，因而得出此惡搞名稱。甚至有網民製作出Flash遊戲——只要開啟「李氏力場」，便能彈走颱風，以防止恆生指數下跌。無線電視劇集《沖上雲霄II》中，張智霖飾演的飛機師有一句台詞廣為流傳，調侃的正是「李氏力場」——「你不知道香港有堵牆保護嗎？」

政府正在越來越強勢

不過，2012年後，這堵保護牆似乎開始失靈。

這一年3月，依照基本法，香港換屆，梁振英當選。

而李嘉誠支持的卻是梁的對手、同為建制派（愛國愛黨）的唐英年。特首選舉期間，李嘉誠公開表示，不熟悉梁振英，「就像做生意一樣，不會支持不熟悉的人」。選舉當日，即便明知梁振英已勝算在握，李仍然將票投向了唐英年。

一位熟悉當地政治的學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唐英年是標準的世家子弟，而梁振英則算是平民出身，其父是一名警員。兩人迥異的背景，使得他們背後的支持者完全不同。

梁當選後，在2012年5月的長和系股東大會後會見傳媒時，李嘉誠指梁振英最重要是思考如何服務港人，創造安居樂業的環境，捍衛核心價值；他強調，核心價值包括法治和自由，一定要遵守基本法。對於土地政策，李嘉誠稱，如果推倒樓價，並不符合港人利益，認為土地政策要得體、有心，顧及整體港人願望。

然而，話音剛落，2013年2月，梁振英便推出了香港有史以來最嚴酷的樓市調控政策：非港人購入工商和住宅物業，需要繳納15%的額外印花稅和雙倍印花稅。港媒將此稱為「雙辣招」。

梁振英數十年的好友，在香港特首選舉中傾力支持他的香港恆隆地產主席陳啟宗，在一個研討會上揚言，梁振英上台後，香港將會變得更平等，而大地產商今後再不能吃「大茶飯」了（香港人形容一本萬利的大生意叫做「大茶飯」）。

陳啟宗的恆隆地產，在香港地產界排名前三，但卻是同業中的異類，至今已經連續10年沒有在香港買地開發，而是隔一段時間便看市場走勢，小批出售此前開發的豪宅。

陳的言論，一度在香港引發軒然大波。梁振英的樓市辣招，被認為是向香港地產業界富豪開刀，因為香港幾大富豪都是靠地產起家。

辣招出台後，香港樓市進入冰封狀態。施永青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半年內，中原地產在港的住宅市場交易量跌了將近一半，而他旗下的另一個地產中介公司，利嘉閣，則陷入了虧損邊緣。

李嘉誠同樣成為受害者，2013年2月，為規避買家印花稅及額外印花稅，長實將位於葵湧的雍澄軒酒店房間分拆出售，引來港府調查，最終已經售罄的項目被迫取消，長實為此損失慘重，不但要退還投資者資金，還要支付利息，並賠償每個買家律師費等共1萬港元。

然而，梁振英的舉措還不止於樓市，在其他領域也頻繁出手，比如關閉內地孕婦赴港產子的大門、發佈限購奶粉令，以及倣傚內地的住房限購令，實行「港人港地」——屆時興建的住宅首次出售及其後30年的轉售對象，都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

「香港政府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勢。」施永青說。

香港曾連續18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經濟學家弗裡德曼曾將其譽為「自由經濟制度的堡壘」。但在2006年，他去世前一個月，卻在《華爾街日報》上寫了一篇文章，題為《香港模式的夭摺》。事情的緣起，是時任香港特首的曾蔭權在一個公開場合表示，香港政府將不再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這一政策由曾在仕途上的第一個貴人、香港前財政司司長夏鼎基提出，曾被寫入香港中學教科書。

但在高樓價、高失業率、貧富差別加大的香港社會，不少港人認為，當香港逐漸為大地產商的跨行業壟斷付出沉重代價時，港府卻以此逃避責任。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全面改革」口號的梁振英當選。而他上台後，也正在力圖改變這一狀況。

2012年10月，梁振英出席立法會首次大會時就曾公開表示，市場不是萬能的，失效例子很多，「本港過去積極不干預政策含糊不清，亦有矛盾的概念，大市場小政府不能滿足需求」。

從重商到仇商

「這很危險。」施永青說。這是香港當前的另一派批評之聲，認為港府是在迎合近兩年來持續發酵的民粹情緒。

李嘉誠的舉動，正是發生在香港變化的背景之中。

「我很理解李嘉誠為什麼要這麼做。」施永青說。他自稱與李嘉誠並無交情，但作為同是商場中人，他很理解。

據港媒報導，施永青從2012年開始，就拋售了至少7項物業，套現逾5億港元。和李嘉誠一樣，他對香港樓市並不看好。在專欄文章中，他甚至預言，2013年下半年香港樓市將會跌去兩成。

10月15日，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施再次強調這一觀點，他說，如果不是太太勸說，他可能還會拋售更多物業。

對香港的未來，這位地產界的風雲人物疑慮重重。「現時香港每天都在吵架，什麼問題，都開始泛政治化。」施永青說，香港現在有一股左翼思潮，只強調勞動的功能，否定投資的作用，甚至將投資邪惡化，「商人投入資金建設社會彷彿還要做罪人」。

他慨嘆香港已從「重商」轉變為「仇商」，「我們的意見領袖，簡單地把社會問題用階級矛盾的方式去解決，把矛頭引向社會的富裕階層，這是個非常壞的苗頭。」

在香港，現在已經有輿論提出向富人徵收累進稅。在更早之前，多個社會團體甚至呼籲港府專門設立一個「李嘉誠稅」。

坊間傳言，李嘉誠對自己的形象在工潮中被醜化感到非常痛心。施永青認為，此言非虛，「人終歸是有感情的，特別是像李嘉誠那麼在乎名譽的人」。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鄭宏泰對此也頗為贊同，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李嘉誠作為華人首富，金錢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了，「贏了很多錢，卻輸了尊敬，一定不是他願意看到的」。

在他看來，李嘉誠不可能不在乎自己的名聲和評價，「我相信，晚上寧靜下來的時候，他一定會想一想這個問題——畢竟，他已經85歲了。」

“我在等死，不是開玩笑” 作家張賢亮，資本家張賢亮

2013年秋天，張賢亮把自傳片斷交給南方周末發表。

2014年春天，他豁達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在等死，不是開玩笑，我現在是肺癌晚期，如果我明年這時候還活著，我再給你寫東西。”

2014年9月27日，張賢亮辭世。

2014年9月30日上午10點，銀川殯儀館最大的悼念大廳里，擁擠著據說1500人。電子橫幅的大字“沈痛悼念張賢亮同誌”下，輪番播放張賢亮在各種場合的照片。張賢亮躺在鮮花中，身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寧夏文聯黨組書記兼主席鄭歌平在致悼詞時這樣開頭。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正偉、白立忱送的花圈擺在吊唁廳右邊的最前面。

與張賢亮的巨大知名度相比，媒體對寧夏的認知成為笑談。CCTV新聞頻道播報張賢亮追悼會消息，把“銀川鎮北堡西部影城”讀成“銀川鎮，北堡西部影城”，隨後做了更正。騰訊娛樂的新聞標題幹脆把追悼會挪到了“西寧市殯儀館”。十多年前，當地的報紙就在連續討論“寧夏在哪里”，因為很多信件地址寫的是“甘肅省寧夏”。

按說張賢亮和電影界關系密切，他的《牧馬人》、《肖爾布拉克》、《黑炮事件》等9部小說改編成電影，張藝謀的《紅高粱》等從張賢亮的鎮北堡西部影城走向世界，但電影界幾乎對張賢亮的離世沒有反應。

告別大廳外的花圈足夠多，“備極哀榮”。作家楊爭光看了網上的現場照片後疑惑，“這是在八寶山嗎？共和國如泣的歌者走了，應該有萬人誌哀的場面。”門口右邊第一個花圈的落款“賢妻馮劍華”。頭發花白、這天著深色衣服、身材依然挺拔的馮劍華，站在接受慰問的家屬行列首位，她旁邊站著濃眉高個的80後兒子張公輔。

張賢亮的“原罪”

1980年，經過22年勞改和勞教，從西湖農場回到銀川的張賢亮，跟比他小十來歲的散文組編輯馮劍華做了《朔方》的同事，兩人最終結婚。張賢亮見到未來嶽丈時鞠了一躬，這深得馮劍華父親的心：“此子面相不凡，不愧是大家庭出身，將來必有大出息。”婚禮並不浪漫，在單位會議室舉辦，馮劍華親手縫了一紅一綠兩床緞面被子。他們搬到偏遠的一間小房間，每天擠公共汽車上班。

演員朱時茂送了花圈，他的花圈旁邊是賈平凹的。《靈與肉》是婚後張賢亮寫的第一部小說，一夜成名，次年，兒子張公輔出生，小說隨後被導演謝晉拍成了電影《牧馬人》，朱時茂因在電影中扮演剛平反的知識分子許靈均而成名。

那年44歲的張賢亮給馮劍華的印象是，因為長期“改造”人變得格外謙卑，在編輯部逢人就叫老師。他去北京等地出差回來，總會帶些煙茶等小禮物送人，馮劍華不以為然：“為什麽總是你送別人禮物，別人怎麽不送你？”

她感覺他總對政治風浪有一種怕。一次“清除精神汙染”，張賢亮的一篇小說受到批判，深夜，馮劍華發現張賢亮輾轉反側，她說：“怕什麽？你是城墻頭上的麻雀，見過陣仗的人，大不了把你打回農場，我帶著孩子跟你去！”張賢亮這才稍稍安下心來。

馮劍華是根正苗紅的紅五類，父親是煤礦工，她初中畢業留在礦上當了工人，後來又穿上當時最被艷羨的軍裝，1974年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上了複旦大學中文系，同學中有作家梁曉聲。畢業後，馮劍華回銀川進了《朔方》編輯部。

與妻子新時代的“紅色貴族”身份相反，張賢亮有“原罪”的舊官僚資本家累及整個家族，爺爺是民國外交官；父親從哈佛商學院畢業回國後棄政從商，死於1948年；母親也在美國留學過。

黑洞洞的槍口， 不是意識流，是非虛構

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送的花圈排列在中國作協主席鐵凝、黨組書記李冰等人的附近。1985年，張賢亮的長篇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巴金主編的《收獲》雜誌刊登，引起軒然大波，他對性描寫禁區的大膽突破，也讓一些老作家不安，據《收獲》雜誌的葉開回憶，冰心就給巴金寫信讓他“管一管”。

正和馮驥才在美國訪問的張賢亮，得知國內又開始批他。美國的好友勸他趁機申請政治避難。張賢亮又一次體驗到“無法控制的一絲心肌的顫動”。他在國外發表“愛國主義”聲明給國內同仁和“組織上”傳遞信號。回國後證明又是一場“虛驚”。

還有另一種怕深植張賢亮的內心。張賢亮曾幾乎餓死，那增加了他生活的勇氣；另一次，他被“陪殺場”、“假槍斃”，留下的創傷是終生的。“他時常做同樣的噩夢，夢見被拉去槍斃了。”馮劍華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黑洞洞的槍口不時出現在他筆下，讀者以為是意識流手法，馮劍華認為那是非虛構。

1980年代末，大墻文學的另一個代表人物叢維熙給張賢亮打電話征集簽名，馮劍華接了電話，代為答應。後來，有人準備批判張賢亮，馮劍華把責任攬了過來：“名是我讓簽的，張賢亮不知道。”這一年，張賢亮最花心思字斟句酌寫成的長篇小說《習慣死亡》發表，馮劍華那時就認定，這是張賢亮的“巔峰之作”。

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代表組織出席了追悼會，他擁抱了馮劍華。幾年前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1980年代卷，李敬澤曾系統地閱讀了張賢亮的作品，認為張是被低估的作家，部分因為“他對於小說家的身份和成就不特別在意”。

張賢亮幾篇有名的小說最後都加上了“愛國主義”尾巴。《靈與肉》結尾，許靈均謝絕從美國回來的父親接他一家去美國，而留在了勞改農場學校；《習慣死亡》則在結尾讓主人公從美國回到中國西部那片荒原，並且回到最初的那個女人那里，小說最後有番對話：

“你看，我都成了這副樣子了，你還來找我幹啥？”

“也許這就是我的愛國主義吧。”

李敬澤認為，張賢亮最被忽視的就是《習慣死亡》。他不同意把張賢亮作品里的“愛國主義”歸結為簡單的政治正確，“他複雜得多，從來不做簡單的選擇題”，“僅僅從文本敘述去揣度他的選擇，會忽略他的作品與現世選擇的混雜、曖昧與精神上的疑難。他是在與所處的時代思想互動走在最前列的作家。”

勞改農場里的 《資本論》筆記

余秋雨送的花圈擺在吊唁廳的入口處。他也是曾到訪西部影視城的眾多名流之一。自從小說被拍成電影、獲得各種文學獎項，馮劍華發現，張賢亮在勞改隊養成的謙卑很快消失了。

張賢亮的張揚、健談逐漸顯現，常能主導談話的方向和氣氛，跟郭德綱、余秋雨在一起神聊，他談鋒的機智和詼諧一點不遜色，在某些官場交往中他也談笑風生，跟領導拍肩搭背就像對待兄弟。

馮劍華認為還是環境給予人的“身份感”更重要。“要是一天到晚讓人呵斥、打罵，你怎麽能神采飛揚起來？”

鄧小平南巡之後，年近花甲的張賢亮也決定下海。1993年他購買有二十來戶牧羊人棲居的古城墻和戈壁灘來建西部影城，跟二十多戶牧民一一交涉，拿出了當時積攢的全部存款。

“多虧了他二十多年勞改生涯中跟農民打交道的經驗，他既了解農民質樸的一面，也了解農民狡猾的一面，最後勸這些牧民搬走了，搬遷費也給得高。”張賢亮也曾在小說中寫道，“我”歷練出了一種“狡猾”。

勞改隊既有和張賢亮一樣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也有沒多少文化的刑事犯，和他們二十多年的共處，讓他在《我的菩提樹》等書中對知識分子的人性有透徹的洞察：那些人“把嘴當×賣”。馮劍華觀察，張賢亮對知識分子人性弱點的判斷，到老年也沒有改變。這也促使他設法擺脫這種弱點。

“我搞文學純粹是陰差陽錯，如果不是1949年解放，我早就是跨國資本家了，怎麽可能寫小說？開玩笑！”1998年，南方周末記者第一次在銀川拜訪張賢亮的時候，他開懷大笑。

馮劍華看過丈夫在勞改農場讀《資本論》的筆記，她認為那一定程度上是張賢亮商業活動的理論指導。

“我爸爸惟一的敵人是平庸”

吊唁廳門口有個哭成淚人的人——農民書法家牛爾惠，他守了三天靈，腿都跪瘸了。聽過張賢亮講課的回族文學愛好者馬克從寧夏中衛騎摩托車一百多公里來吊唁，牛爾惠又陪他一起跪。

牛爾惠的父親過去被打成右派。牛爾惠中學畢業後四處流浪打工，遇到了張賢亮，人生從此改變：從擺攤賣字到搬進影視城里的四合院“都督府”，做了張賢亮練書法的“書童”。夜里，跟張賢亮陪練書法的時候最安靜，但張賢亮思緒有時難以回到幾案，幹脆坐下來抽煙，說他看了不快的新聞想罵娘。牛爾惠入選了幾本全國書法名家辭典，當上了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手，也成了影視城里有房有車族。在“知恩堂”，牛爾惠把父親的照片和張賢亮的照片並列掛上。影視城的三百多個員工大多是像牛爾惠這樣的農民。

“別看他外面很風光，其實晚年的張賢亮很孤獨。不管別人怎麽評價，我從他身上體會到了溫情和慈愛。”2007年獲得魯迅文學獎的銀川文聯主席郭文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張賢亮自己給員工講管理，也請不同的老師來講，郭文斌也曾受邀來講過“尋找安詳”。

10年前張賢亮從寧夏文聯主席的位置退休，搬到影視城，郭文斌就是他在銀川的一二知己，從那時起，他發現張賢亮的註意力轉移到傳統文化上，也默默地做慈善。張賢亮每年給醫療機構捐款一百多萬元，幫助看不起病的人。後來，他從一家福利院領養了一個女兒毛毛。

馮劍華的印象中，辦企業之初，張賢亮更多的壓力是怕企業虧損。20年經營後，鎮北堡西部影視城已是5A級景區，被評為中國文化產業的示範基地。

張公輔在悼詞中平靜講述父親留給他的精神遺產：“我敬愛的爸爸是一名戰士，惟一的敵人是平庸。”他還要繼續父親在最後幾年開始的幫助病人的“救生工程”。曾跟父親的友人韓美林學畫，畢業於四川美院動漫專業的張公輔，準備以後去學現代管理課程。

大動物、小動物

張賢亮在小說中預言“作者”死於肺病，因為抽煙的緣故，預言應驗了，只不過不是小說中的65歲，而是78歲，算長壽了。

張賢亮住在北京的醫院，拒絕手術。2014年9月17日，他出院要回鎮北堡的家，救護車十幾個小時從北京開到銀川，路過山西，到了忻州，他讓停車，吃一碗山西刀削面再上路。

9月27日上午，兒子張公輔還想送父親去醫院，張賢亮說：“你能不能幹脆點？”他不同意搶救。下午兩點，昏迷了四個小時後，張賢亮辭世。

“他是大動物，我們是小動物。”很多人可能關註張賢亮的傳奇經歷、他的創業和財富，但李敬澤認為，真正的財富是張賢亮的文學作品。某種意義上，李敬澤同意張賢亮的驕傲，他曾說：“我的時代還不配讀我的作品。”

兩年前，張賢亮給馮劍華在影視城不遠處買了一戶農家院落，她特別喜歡那里的簡樸生活，在院子里種了吃不完的瓜和菜。

結婚34年，馮劍華體驗到了和張賢亮做夫妻的幸福，也經歷了痛苦與磨難。“他給我的幸福我接受，給我的痛苦我也接受。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只不過難處不同或沒有明顯表現出來罷了。”

悼詞最後，張公輔說，他父親交代，碑文寫上這句話：

“他來了，又走了。”

9月30日下午三點左右，遺體火化後，幹燥的銀川下了一陣雨。晚上，出席完葬禮回到自家陽臺上的郭文斌，看到賀蘭山頂出現了美麗的晚霞。

[此博文通過手機撰寫(手機訪問sina.cn)] 三個“產業資本家”朋友 xuyk的博客

    我有這麽三個搞實體經濟的老板朋友，他們都做些股票，算是“產業資本進入股市”，於是乎，我稱他們是“產業資本家”。

    第一個，是紡織品貿易商。他起先自己炒股，虧得只剩下5萬元；後來請人打理，且贏且投入；現在總資產接近100萬元，贏利超過150%。前幾天，他要把大部分股票變現轉出來，說有個訂單需要籌集資金。其實原因，一是，他看到股票資產增大，感覺到了這筆股票錢的分量，遂將其視為生意上的用資來源；二是，他感到目前股市風險日益增大，唯恐調整襲來致使贏利大幅縮水，與其“坐以待斃”，還不如把股票錢用在生意上。

    第二個，是紡織品制造商。以前，他於2007年瘋牛之尾入市，當時算他敏感度超強，逃得早，差點沒虧本，只抓到了一丁點盈利；後來，每次談及此事，心有余悸。時隔7年，如今眼看股市如火如荼，他再也按捺不住了，於去年9月份又請人打理股票，現在總的贏利大約為80%，比較可觀。前幾天，他突然要求清空全部股票，說是工廠要增加一個重要項目，需要籌集資金。其實主要原因，一是，他看到股票贏利數目已經較大，也覺滿意；二是，感到股市風險越來越大，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還是趕快落袋為妙，這錢正好可以投入到新項目上去。

    上述這兩位朋友我曾多次對他們說：股票投資是個長期項目，必須要用長期富裕資金投入，這樣才能享受複利增長，隨著時間的延長就能取得較好收益。他們滿口答應：“是哦！是哦！肯定的啦！肯定的啦！”然而，面對當前的浮贏和風險，他們根深蒂固的習慣於做實體經營的思維及觀念暴露無遺，把做股票只是當作一樁普通商品買賣而已，盡管不算貪婪；至於長期投資的思想觀念，則根本就沒有絲毫建立起來過。這很可理解。沒辦法！

    第三個，是紡織品助劑經營商。他入市時間5年有余，熊市途中，陸陸續續地不斷投入長期富裕資金，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現在贏利200%多，獲利可觀。面對當前形勢，他依然滿倉持股，不但做好了陪同調整的準備，而且還備好了一些富裕資金，伺機增倉。昨天，他跟我說，他是把股票作為一項長期配置資產，讓它長期占據著，這就像買了房子，不會因為房價波動而經常賣出買進的，但最終總會增值。他還說：“買股票就好比與別人合夥開公司，你總不能把合夥資金抽進抽出的吧？要有個長期性才行。”他顯然基本上懂得了股票投資的本質所在，並且還形成了自己的投資方法。不簡單！

    我周圍涉足股市的“產業資本家”不少，但真能懂得並踐行投資的也只有這“第三個”朋友，其余的統統都只不過是在投機而已。

被史玉柱喊“出局”的王石：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王石 2016-07-10 22:16

文 | 王石

萬科股權爭奪進入白熱化階段，吸引了各方關註。7月10日淩晨，巨人網絡董事長史玉柱發微博稱，他有一個最佳和稀泥收場方案：兩個大股東想辦法穩住管理層。王石退出董事會，擔任終身名譽董事長，每年收取一定戰略咨詢費。

史玉柱微博原文如下：

萬科風波，話題敏感，不宜評論，但大嘴巴忍不住想噴幾句。

各方訴求：

1．華潤，希望萬科未來穩定發展，不滿王石作風，對萬科業績滿意；

2．寶能，希望萬科穩定發展，增加在董事會的話語權，其罷免全體董事提案是策略，未必是真實想法，估計只想罷免王石；

3．王石，萬科的締造者，對萬科感情最深，個性張揚而得罪太多人。估計當下王石也覺得位置不保，只是體面還是狼狽離開的問題；

4．萬科高管，對王石感情深厚，不少人與其共進退。他們是萬科優秀文化的載體，出色管理的操盤者。這場風波使其知名度大增。如果集體出走再造新的萬科，對萬科是災難，對個人是幸事，會有大把人給錢投資，包括我這個堅決不做房地產的人。

5．萬科員工，希望萬科穩定發展，不希望大股東空降管理層。

綜合各方訴求，我覺得最佳和稀泥收場方案：兩個大股東想辦法穩住管理層。王石退出董事會，擔任終身名譽董事長，每年收取一定戰略咨詢費。由兩個大股東、管理層、獨董組成新的董事會。

萬科的合夥人制度脫胎於阿里，很科學，董事長、總裁由合夥人集體商議推薦，董事會考核批準。這樣，華潤、寶能、王石、管理層、員工、中小股東，皆大歡喜。

去年7月寶能第一次舉牌萬科，到現在，時間整整過去了一年。而萬科事件發酵至今，涉及到的各方，都背負了重重壓力。而如果各方都不能以萬科利益最大化為考慮，那麽，一年來的拉鋸戰再持續下去，最終，恐怕誰都難以成為真正的贏家。

王石曾經寫過一本書《王石說》，副標題是“我的成功是別人不再需要我”，現在來看似乎要一語成讖。

以下就是創業家&i黑馬在王石署名出版的書籍《王石說：我的成功是別人不再需要我》（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中的摘錄，在這里，王石講述了當年為何放棄40%萬科股份，並坦言“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20多年來，我的三次關鍵放棄

在2005年的時候，我的年薪加獎金，一共是60萬元。在微博上談到這個問題，有朋友驚詫於這個數字，當然，驚訝的人是涇渭分明的兩派。一邊認為，60萬元是天價，我只能表示，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房地產公司的董事長，年薪加獎金這個數目是合理的。另一邊認為，王石怎麽可能只拿年薪加獎金，而且還只是60萬元——這個問題，早在1988年就討論過。

實際上，1988年公司的凈資產是人民幣1　300萬，我名下占40%，價值500萬元，當然，我知道的次日就放棄了。因為當時我並沒有把握好，有不知所措的成分在。因為如果這些是國家的錢，你通過貪汙、瀆職等弄到自己口袋里，你的價值觀會為你做出清晰明了的選擇。

但是這些錢，突然是你自己的了，是合法的，你可以隨意花，可以花天酒地，可以買房子，甚至像我們開玩笑那樣說，可以買兩輛車，開一輛拉一輛。當然，並不等於我們擁有了財富就一定會這樣，但是在那一刻，我就是不清楚，我是否有能力把握這筆錢。因為沒有信心能把握住它，就只能放棄它，放棄它就不會有那麽多包袱。

以我現在的身份，無論到哪里演講或者參加活動，既不帶保鏢，也不帶秘書。因為我沒有不安全感。試想當年那沸沸揚揚的500萬元我要是拿了，我不雇保鏢，我得給我的女兒雇保鏢，因為也許不會打劫我，但或許會去打劫她。所以我就幹脆很清楚地告訴大家，不需要打我的主意，我的錢就那麽多，而且多數我都捐出去。

而這個捐出去，算是我的第二次放棄。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考慮到，你的能力，你創造的財富，你和社會的關系。這些都是互動的，當然你還有你的嗜好，因為以你的能力把企業做大了，可以投入一些錢在自己的興趣愛好上。雖然我說2005年我的年薪是60萬元，但是作為三口之家，有父母要贍養，另外還拿出錢進行公益活動，所剩不多。

於是這麽多年下來，很多人都會質疑我的那些探險所需要的錢是哪兒來的。我會很坦率地說，公司不為此出一分錢，都是我自己出錢的。另外，登山活動確實很花錢，而且不是你一個人去“獨孤求敗”，你要組織探險隊，但組織探險隊，年輕人他們在經濟上是有壓力的，是負擔不起的，所以除了自己的錢自己出，還得負責為他們籌集錢，怎麽籌集？我只好“賣身”，做廣告。

我從2001年開始每年都做廣告，這些廣告收入，除了做些公益活動外，就是把其中一些支持給這些隊員，我也已經放棄了這方面的收入。這是我的第二次放棄，每次談到這點時，我心里都感到非常輕松。

第三次是對萬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放棄。即從1993年開始，從一個多元化的企業轉向做房地產，在房地產方面又專門做住宅。當時計劃用五年時間來完成轉型“瘦身計劃”，即把房地產作為萬科的主營業務。

什麽叫主營業務呢，就是你的經營規模要達到收入的80%，或者你的利潤來源達到70%以上，這兩個指標實際上只要有一個達到了，那個業務就算你的主營業務。實際上，這個“瘦身計劃”我們用了八年的時間，到2001年才完成。

期間一直在不斷地放棄、放棄、放棄，長達八年的放棄歷程，很痛苦，但也奠定了萬科非常明確的行業目標。我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麽，目標之外的，無論多麽誘人或者不舍，都要放棄。

第一次和第二次放棄是和我個人的成長密切關系的，第三次放棄確定了萬科的一個成長。在這些放棄的過程中，我們會失去很多機會。你會發現很多有經驗的，非常非常好的公司，非主營業務幾倍地高於主營業務。為什麽？股市好，他把錢投到股市上去，很快就能賺錢，因為股市在牛市的時候傻瓜都能賺錢，更何況上市公司，他們用籌集的錢投入股市，賺錢會更容易。

但是我們發現，到了2008年，很多很優秀的企業突然經營虧損了，因為股市連續幾個月“跳水”，而他們把資金都挪動到非主營業務上去了，非主營業務不但不賺錢，還大量虧錢，主營業務自然會受到影響。

一個很有錢又能抵得住誘惑的公司，太難找了。萬科現在是什麽情況呢？一直在減、減、減，偏離主心骨的東西果斷放棄，於是到2008年，按照國際標準統計的數字，萬科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住宅開發公司了。

放下，對我來講意味著什麽？可能有很多層的含義，但我回顧這20來年所走的路，很確定，這三次放下都是我人生中的關鍵事件。

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1989年，當時正值中美國際政治關系的“蜜月期”，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以下簡稱CBS）來中國進行訪問。美國大使館就介紹說，深圳有一位企業家很值得采訪。因為1988年萬科剛進行企業股份化改造，開始公開發行股票，這在國內企業界算是一件大事。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剛下完暴雨，深圳道路都被水淹了，CBS攝制組還是趟著水，扛著機器來到公司。有意思的是，她問了第一個問題後，采訪就卡殼了——當然這個問題後來不斷地被各個媒體問起，我也在不停地重複回答，但那次的情景想起來至今令人莞爾。

後來知道那是個很著名的主持人，她的問題也是開門見山、單刀直入:“你擁有的財富是多少？”我說，我是拿工資的，很容易算。那還是在1989年，我並非繞彎子、賣關子，都是實事求是地回答。但這種實事求是讓這位經驗豐富的主持人問不下去了。

因為按照西方的價值觀，成功企業家最重要的標誌就是擁有多少財富。1988年萬科進行股份化改造時，公司凈資產是人民幣1　300萬元，當時分到我名下的是總資產的40%，相當於500萬元，但是第二天我就放棄了這筆錢。所以我只拿工資這個事情，讓她很是驚愕，也無法理解。

當然，幾十年過去了，即使現在談到我只拿工資，依舊會有人表示驚訝。為什麽公司明確規定屬於你的錢，你還放棄呢？

我想，同時代生長起來的本土企業家，也許更能理解我放棄的原因。實際上，東方人跟西方人對於成功的價值標準是不一樣的，中國的傳統就是君子不曰利。我給你創造財富，但是把錢看得很輕，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傳統思想。

另一方面，這與高尚其實沒有太密切的關系。我也喜歡錢，因為創業是需要錢的。但為什麽我還要放棄呢？因為財富和我的野心是矛盾的。有人會舉出李嘉誠、沃倫·巴菲特、比爾·蓋茨來例證。但我不是李嘉誠，不是沃倫·巴菲特，更不是比爾·蓋茨，我們所處的社會體制也是不同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通常情況下可能是通過你合法賺取財富的多少來評價能力，看你是不是創業英雄，是不是被大家敬仰。但在中國傳統社會不盡如是，在新中國的社會背景下更不是。我們的傳統思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都窮沒問題，但是你一個人突然很有錢，那就一定會有麻煩。

顯然，這些財富和我尋求的安全角度是不一致的，甚至可能阻礙事業向更大更強的方向發展。另外，我們是從沒有錢這樣過來的，改革開放給了我們擁有財富的機會，我當時並不能確定，我突然很有錢之後能不能控制短時間暴富的心態變化，你的家族會怎麽來分配，在這些都不清楚的時候，我是有些膽怯的。

說來也比較有意思，我曾經查過家譜，希望我的家族祖上有地主出身的，因為地主是具備控制財富的能力的。但我查了三十多代，我們家族全是農民。當然不是說農民就不能控制財富，但是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基因，最好就離它遠一點。這在現在聽起來有些唯心主義，但是對於已經創立的財富，作為一個公司的職業經理人的時候，你就得很謹慎。

當然還有一點，我很自信，即使我不控制這個公司，憑我的能力，作為一個職業經理人，我也能在這個公司做管理，並且把公司管理得很好。我並不熱衷於擁有如何巨大的財富，我的“野心”是要做大事。而大事和大錢顯然不是一個概念，甚至是相悖的。

另一方面，個人創業、做個人的公司其實是更能彰顯“野心”，為什麽當時一定要在國營體制下來做？實際上這是資源的一個權衡，在中國，要在商界有一番作為，國營資源是非常重要的。民營資源非常有限，做大到一定程度就很難再擴張了，這就是擠出效應，資源就這麽多，如果國營資源占得多，民營資源自然就少了。

所以萬科現在雖然是股份公司，但最大的股東還是國有，這個和國家的體制是有關系的，因為它的體制是以國家壟斷為前提的，所以盡管民營企業在解決就業問題、稅收問題上的貢獻很大，但是在資源分配上，總是會受到很多的限制。

所以說，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本文大部分內容摘自《王石說：我的成功是別人不再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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