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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史玉柱喊“出局”的王石: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710/157300.shtml

被史玉柱喊“出局”的王石: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王石王石

被史玉柱喊“出局”的王石: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當然不是說農民就不能控制財富,但是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基因,最好就離它遠一點。

文 | 王石

萬科股權爭奪進入白熱化階段,吸引了各方關註。7月10日淩晨,巨人網絡董事長史玉柱發微博稱,他有一個最佳和稀泥收場方案:兩個大股東想辦法穩住管理層。王石退出董事會,擔任終身名譽董事長,每年收取一定戰略咨詢費。

史玉柱微博原文如下:

萬科風波,話題敏感,不宜評論,但大嘴巴忍不住想噴幾句。

各方訴求:

1.華潤,希望萬科未來穩定發展,不滿王石作風,對萬科業績滿意;

2.寶能,希望萬科穩定發展,增加在董事會的話語權,其罷免全體董事提案是策略,未必是真實想法,估計只想罷免王石;

3.王石,萬科的締造者,對萬科感情最深,個性張揚而得罪太多人。估計當下王石也覺得位置不保,只是體面還是狼狽離開的問題;

4.萬科高管,對王石感情深厚,不少人與其共進退。他們是萬科優秀文化的載體,出色管理的操盤者。這場風波使其知名度大增。如果集體出走再造新的萬科,對萬科是災難,對個人是幸事,會有大把人給錢投資,包括我這個堅決不做房地產的人。

5.萬科員工,希望萬科穩定發展,不希望大股東空降管理層。

綜合各方訴求,我覺得最佳和稀泥收場方案:兩個大股東想辦法穩住管理層。王石退出董事會,擔任終身名譽董事長,每年收取一定戰略咨詢費。由兩個大股東、管理層、獨董組成新的董事會。

萬科的合夥人制度脫胎於阿里,很科學,董事長、總裁由合夥人集體商議推薦,董事會考核批準。這樣,華潤、寶能、王石、管理層、員工、中小股東,皆大歡喜。

去年7月寶能第一次舉牌萬科,到現在,時間整整過去了一年。而萬科事件發酵至今,涉及到的各方,都背負了重重壓力。而如果各方都不能以萬科利益最大化為考慮,那麽,一年來的拉鋸戰再持續下去,最終,恐怕誰都難以成為真正的贏家。

王石曾經寫過一本書《王石說》,副標題是“我的成功是別人不再需要我”,現在來看似乎要一語成讖。

以下就是創業家&i黑馬在王石署名出版的書籍《王石說:我的成功是別人不再需要我》(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中的摘錄,在這里,王石講述了當年為何放棄40%萬科股份,並坦言“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20多年來,我的三次關鍵放棄

在2005年的時候,我的年薪加獎金,一共是60萬元。在微博上談到這個問題,有朋友驚詫於這個數字,當然,驚訝的人是涇渭分明的兩派。一邊認為,60萬元是天價,我只能表示,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房地產公司的董事長,年薪加獎金這個數目是合理的。另一邊認為,王石怎麽可能只拿年薪加獎金,而且還只是60萬元——這個問題,早在1988年就討論過。

實際上,1988年公司的凈資產是人民幣1 300萬,我名下占40%,價值500萬元,當然,我知道的次日就放棄了。因為當時我並沒有把握好,有不知所措的成分在。因為如果這些是國家的錢,你通過貪汙、瀆職等弄到自己口袋里,你的價值觀會為你做出清晰明了的選擇。

但是這些錢,突然是你自己的了,是合法的,你可以隨意花,可以花天酒地,可以買房子,甚至像我們開玩笑那樣說,可以買兩輛車,開一輛拉一輛。當然,並不等於我們擁有了財富就一定會這樣,但是在那一刻,我就是不清楚,我是否有能力把握這筆錢。因為沒有信心能把握住它,就只能放棄它,放棄它就不會有那麽多包袱。

以我現在的身份,無論到哪里演講或者參加活動,既不帶保鏢,也不帶秘書。因為我沒有不安全感。試想當年那沸沸揚揚的500萬元我要是拿了,我不雇保鏢,我得給我的女兒雇保鏢,因為也許不會打劫我,但或許會去打劫她。所以我就幹脆很清楚地告訴大家,不需要打我的主意,我的錢就那麽多,而且多數我都捐出去。

而這個捐出去,算是我的第二次放棄。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考慮到,你的能力,你創造的財富,你和社會的關系。這些都是互動的,當然你還有你的嗜好,因為以你的能力把企業做大了,可以投入一些錢在自己的興趣愛好上。雖然我說2005年我的年薪是60萬元,但是作為三口之家,有父母要贍養,另外還拿出錢進行公益活動,所剩不多。

於是這麽多年下來,很多人都會質疑我的那些探險所需要的錢是哪兒來的。我會很坦率地說,公司不為此出一分錢,都是我自己出錢的。另外,登山活動確實很花錢,而且不是你一個人去“獨孤求敗”,你要組織探險隊,但組織探險隊,年輕人他們在經濟上是有壓力的,是負擔不起的,所以除了自己的錢自己出,還得負責為他們籌集錢,怎麽籌集?我只好“賣身”,做廣告。

我從2001年開始每年都做廣告,這些廣告收入,除了做些公益活動外,就是把其中一些支持給這些隊員,我也已經放棄了這方面的收入。這是我的第二次放棄,每次談到這點時,我心里都感到非常輕松。

第三次是對萬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放棄。即從1993年開始,從一個多元化的企業轉向做房地產,在房地產方面又專門做住宅。當時計劃用五年時間來完成轉型“瘦身計劃”,即把房地產作為萬科的主營業務。

什麽叫主營業務呢,就是你的經營規模要達到收入的80%,或者你的利潤來源達到70%以上,這兩個指標實際上只要有一個達到了,那個業務就算你的主營業務。實際上,這個“瘦身計劃”我們用了八年的時間,到2001年才完成。

期間一直在不斷地放棄、放棄、放棄,長達八年的放棄歷程,很痛苦,但也奠定了萬科非常明確的行業目標。我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麽,目標之外的,無論多麽誘人或者不舍,都要放棄。

第一次和第二次放棄是和我個人的成長密切關系的,第三次放棄確定了萬科的一個成長。在這些放棄的過程中,我們會失去很多機會。你會發現很多有經驗的,非常非常好的公司,非主營業務幾倍地高於主營業務。為什麽?股市好,他把錢投到股市上去,很快就能賺錢,因為股市在牛市的時候傻瓜都能賺錢,更何況上市公司,他們用籌集的錢投入股市,賺錢會更容易。

但是我們發現,到了2008年,很多很優秀的企業突然經營虧損了,因為股市連續幾個月“跳水”,而他們把資金都挪動到非主營業務上去了,非主營業務不但不賺錢,還大量虧錢,主營業務自然會受到影響。

一個很有錢又能抵得住誘惑的公司,太難找了。萬科現在是什麽情況呢?一直在減、減、減,偏離主心骨的東西果斷放棄,於是到2008年,按照國際標準統計的數字,萬科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住宅開發公司了。

放下,對我來講意味著什麽?可能有很多層的含義,但我回顧這20來年所走的路,很確定,這三次放下都是我人生中的關鍵事件。

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1989年,當時正值中美國際政治關系的“蜜月期”,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以下簡稱CBS)來中國進行訪問。美國大使館就介紹說,深圳有一位企業家很值得采訪。因為1988年萬科剛進行企業股份化改造,開始公開發行股票,這在國內企業界算是一件大事。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剛下完暴雨,深圳道路都被水淹了,CBS攝制組還是趟著水,扛著機器來到公司。有意思的是,她問了第一個問題後,采訪就卡殼了——當然這個問題後來不斷地被各個媒體問起,我也在不停地重複回答,但那次的情景想起來至今令人莞爾。

後來知道那是個很著名的主持人,她的問題也是開門見山、單刀直入:“你擁有的財富是多少?”我說,我是拿工資的,很容易算。那還是在1989年,我並非繞彎子、賣關子,都是實事求是地回答。但這種實事求是讓這位經驗豐富的主持人問不下去了。

因為按照西方的價值觀,成功企業家最重要的標誌就是擁有多少財富。1988年萬科進行股份化改造時,公司凈資產是人民幣1 300萬元,當時分到我名下的是總資產的40%,相當於500萬元,但是第二天我就放棄了這筆錢。所以我只拿工資這個事情,讓她很是驚愕,也無法理解。

當然,幾十年過去了,即使現在談到我只拿工資,依舊會有人表示驚訝。為什麽公司明確規定屬於你的錢,你還放棄呢?

我想,同時代生長起來的本土企業家,也許更能理解我放棄的原因。實際上,東方人跟西方人對於成功的價值標準是不一樣的,中國的傳統就是君子不曰利。我給你創造財富,但是把錢看得很輕,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傳統思想。

另一方面,這與高尚其實沒有太密切的關系。我也喜歡錢,因為創業是需要錢的。但為什麽我還要放棄呢?因為財富和我的野心是矛盾的。有人會舉出李嘉誠、沃倫·巴菲特、比爾·蓋茨來例證。但我不是李嘉誠,不是沃倫·巴菲特,更不是比爾·蓋茨,我們所處的社會體制也是不同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通常情況下可能是通過你合法賺取財富的多少來評價能力,看你是不是創業英雄,是不是被大家敬仰。但在中國傳統社會不盡如是,在新中國的社會背景下更不是。我們的傳統思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都窮沒問題,但是你一個人突然很有錢,那就一定會有麻煩。

顯然,這些財富和我尋求的安全角度是不一致的,甚至可能阻礙事業向更大更強的方向發展。另外,我們是從沒有錢這樣過來的,改革開放給了我們擁有財富的機會,我當時並不能確定,我突然很有錢之後能不能控制短時間暴富的心態變化,你的家族會怎麽來分配,在這些都不清楚的時候,我是有些膽怯的。

說來也比較有意思,我曾經查過家譜,希望我的家族祖上有地主出身的,因為地主是具備控制財富的能力的。但我查了三十多代,我們家族全是農民。當然不是說農民就不能控制財富,但是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基因,最好就離它遠一點。這在現在聽起來有些唯心主義,但是對於已經創立的財富,作為一個公司的職業經理人的時候,你就得很謹慎。

當然還有一點,我很自信,即使我不控制這個公司,憑我的能力,作為一個職業經理人,我也能在這個公司做管理,並且把公司管理得很好。我並不熱衷於擁有如何巨大的財富,我的“野心”是要做大事。而大事和大錢顯然不是一個概念,甚至是相悖的。

另一方面,個人創業、做個人的公司其實是更能彰顯“野心”,為什麽當時一定要在國營體制下來做?實際上這是資源的一個權衡,在中國,要在商界有一番作為,國營資源是非常重要的。民營資源非常有限,做大到一定程度就很難再擴張了,這就是擠出效應,資源就這麽多,如果國營資源占得多,民營資源自然就少了。

所以萬科現在雖然是股份公司,但最大的股東還是國有,這個和國家的體制是有關系的,因為它的體制是以國家壟斷為前提的,所以盡管民營企業在解決就業問題、稅收問題上的貢獻很大,但是在資源分配上,總是會受到很多的限制。

所以說,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本文大部分內容摘自《王石說:我的成功是別人不再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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