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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諾獎得主席勒：美股價高，擔心可能下調

10月14日本週一，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與另兩位經濟學家Eugene Fama和Lars Hansen共同獲得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當天稍早，在耶魯大學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席勒曾明確提到對美股有所擔心：

股市定價太高了。我擔心可能下調。

與盈利相比，美股目前是這五年多里價格最高的，這會讓它們面對損失不堪一擊。

以下圖表展示的是1900年以來美股的週期性調整後市盈率（CAPE），由席勒提供數據，從1881年開始統計。

同樣內容的圖，換個小清新版：

擔心歸擔心，從上圖還是可以發現，今年9月的市盈率還是比危機前的巔峰期——2007年5月的27.5倍低。

而市盈率的最高紀錄是1999年12月的44.2倍。

所以，席勒在提到最近的CAPE時也說：

我認為不應該把它看作警報。

可能應該在多樣化的投資組合裡投資些股票。

諾獎得主Shiller建議畢業生：放棄谷歌，去擁抱高盛吧！

當你有機會入職谷歌或者高盛的時候，你會選擇谷歌還是高盛？

不用再糾結了，諾貝爾獎得主Robert Shiller已經給出了建議：高盛。

在名為「高盛VS谷歌：職業生涯選擇華爾街還是硅谷？」的辯論中，Shiller建議有抱負且對金融感興趣的年輕畢業生應該選擇高盛而非谷歌。

Shiller稱：「當你選擇學習金融專業的時候，你是在學習如何推動事物的發展。這種發展將是大規模的，且是可持續的。」

「這種大規模推動事物發展的影響比你進入谷歌工作，然後設計出一些小程序更加重要。」

Shiller認為，金融在支撐著所有有價值的事情。他解釋稱：

「我們需要工程師的數量比金融人士要多。但是，我們需要金融人士為工程師提供研究的資金。」

「任何重要的人類活動都需要金融支持。」

「你獨自一人無法為這個世界貢獻出偉大的成果。」

當然，Shiller的觀點也遭到了反對。

Singularity University研究發明副校長Vivek Wadhwa稱，谷歌已經給了他們足夠的經費，並且正致力於研究具有「開創性的」技術，比如自動駕駛汽車和浮動無線網絡(floating wireless networks)等。

Wadhwa反問道：「你們真的願意讓自己的孩子進入金融領域，『虛構』(cooking up)出一個金融系統，然後再去管理它嗎？真的願意讓孩子們去製造更多的泡沫？」

然而，Shiller在演講開始之際就間接的打消了Wadhwa的擔憂。他開玩笑稱：

「我的假設是，我的講話不是針對那些想掙很多錢的學生。」

「任何借出資金，然後要求償還的人都顯得貪婪。你永遠不會像特蕾莎嬤嬤那樣受到愛戴。但是，你在內心知道自己是一個好人。」

諾獎得主席勒論美國樓股 名人堂

1. 2000年3月科網股狂熱之巔，納指鏟上6,000點時，席勒出版Irrational Exuberances一書，甘冒財演、群眾譏笑，直言股票估值高得離譜，泡沫爆破時日而已。And the rest is history。
2. 2005年-2007年時，席勒屢次在傳媒大聲疾呼，美國樓市泡沫將會爆破，然後禍連實體經濟、股市及整個金融體系。當時又被人笑到面黃，後來雷曼爆炸火燒連營，除了證明很多事情，不是不報，只是時辰未到外，也再次顯示出其｢非一般書生｣的地位。

對於所謂股市泡沫論，席勒跟週中寫過的馬克斯一樣，認為言之尚早。他的分析工具，是自家發明「經調整周期性後的市盈率」(cyclically adjusted price-earnings ratio, 簡稱CAPE)，計法是股價除以過去十年按通脹調整後的平均盈利。在訪問中，席勒指現時股市CAPE約25倍，高於平均的16倍，不過卻未高到要逃離股票；如果數字到了28倍，則股票開始不吸引。

他的另一指標：估值對信心指數(valuation-confidenceindex，分機構投資者、信人投資者兩種，指數即認為現時估值合理的人數百份比)，在2000年泡沫爆破前僅為27，海嘯後雖已經累積一定升幅，但個人投資者的估值對信心指數，時至今日尚為56，而且尚未見有以往泡沫時的行為。

諾獎得主Shiller：美股有崩盤前兆

盡管美股現在並不便宜，但上周美股股市仍再創新高，周五標普500指數收在歷史高位2007點。

衡量估值高低的一個常用指標是Robert Shiller發明的周期調整市盈率（CAPE，Cyclically Adjusted Price Earnings Ratio），即用股價除以10年收益均值。諾獎得主、耶魯大學的Shiller教授的研究表明，用周期調整市盈率預測股市未來走勢，能解釋30%的統計相關性。

Shiller教授上周末接受英國財經媒體THIS IS MONEY采訪時表示，“截止昨天美股的CAPE是26.3，追溯至1881年以來，歷史上只有三次出現過比這高的情況。”

Shiller教授稱，“其中第一次是1929年大崩盤前，第二次是2000年我稱之為千禧年泡沫破裂之前，第三次是2007年金融危機之前。”

Shiller教授表示，每次當CAPE達到了這些高度，市場就可能會崩潰，盡管目前的歷史樣本只有三次，還不夠多，但依然值得大家警覺。

市場早晚需要去泡沫，或以崩盤的形式完成或也存在另外一種情況，就是企業盈利持續告訴增長，但股價維持不變或緩慢增長，不過按美股現在的勢頭似乎這樣的可能性並不高。

諾獎遺珠：那些未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無冕之王”

諾貝爾經濟學獎被認為是世界經濟學領域的最高獎項。自1969年以來，已經有70多位經濟學家摘取了諾獎桂冠。

盡管獲獎者都是經過層層嚴格評選最後勝出，但在群星璀璨的經濟學界，難免有些學者與諾貝爾經濟學獎擦肩而過。比如，2012年Lionel McKenzie辭世時，這位一般均衡的創立者竟然還沒有獲得瑞典的獎勵。

最近幾年，瑞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似乎偏重技術和應用路線，使得一些經濟學領域的基礎性和開拓性貢獻者遲遲不能獲獎。今年，梯若爾（Jean Tirole）作為理論派大師獲此殊榮，也提醒我們關註經濟學世界里其他的“無冕之王”，期待他們不要等得太久：

Dale Jorgenson ，哈佛大學。喬根森(Dale Jorgenson)系統地闡述了以資本服務的租金價格為基礎的新古典投資理論，以及從增加投資中物化的新技術方面解釋了生產率的變動。1971年，他因為投資的計量經濟學模型而獲得美國經濟學會的克拉克獎。他還擔任過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和世界計量經濟學會會長。

RobertJ.Barro，哈佛大學。巴羅（RobertJ.Barro）是一位高產並具開拓性的經濟學家，他在宏觀經濟學、增長理論和貨幣理論等諸多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巴羅早年是非均衡宏觀經濟學領域的領頭人，隨後投入到轟轟烈烈的理性預期革命中，成為理性預期學派的奠基者之一。後來，他的興趣轉向增長研究。在公共財政領域，他還提出了著名的巴羅－李嘉圖等價定理。

Paul M.Romer，紐約大學。羅默(Paul Romer)是新增長理論最重要的創建者。在羅默 1983 年的博士論文中，發表在 1986 年的《政治經濟學期刊》（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上，提出了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探討了糾正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局限性的一些可能途徑的論文，重新激起了經濟學界對經濟增長理論的興趣。

Stephen A.Ross，麻省理工學院。斯蒂芬•羅斯(StephenA.Ross)是當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金融學家之一，研究過經濟與金融領域的多個重大課題，在套利定價理論、期權定價理論、利率的期限結構、代理理論等方面均作出過突出貢獻，發表了近百篇經濟與金融方面的論文，出版了四部教材。他的關於風險和套利的思想已成為許多投資公司的基本投資理念。

Peter C.B.Phillips，耶魯大學。Peter C. B. Phillips目前擔任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和統計系教授、奧克蘭大學傑出校友暨經濟學客座教授、約克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等職務。Phillips教授同時還是國際頂尖學術雜誌《計量經濟學理論》的主編，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理論計量經濟學、金融計量經濟學、時間序列和面板數據計量經濟學，並長年從事應用宏觀經濟學方面的研究。Phillips教授在計量經濟學多個領域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並在當今世界計量經濟學界享有盛譽。

Jerry A.Hausman，麻省理工學院。Hausman先後畢業於美國布朗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為計量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Jerry A. Hausman教授是世界上最傑出的計量經濟學家之一，計量經濟學中耳熟能詳的“Hausman Test”就是他首先提出來的；Hausman教授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通訊和電信產業經濟學家，同時也在消費者行為、公司行為、公共政策等應用經濟學領域發表了大量的論文。Jerry A. Hausman教授所獲的各種學術獎項和榮譽難以計數，其中包括1980年獲得計量經濟學會授予的弗里茨獎章以及1985年的克拉克獎。

ANDREU MAS-COLELL，哈佛大學。1944年生，西班牙人，在西班牙完成大學教育，1972年獲得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1972-1981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系任教，擔任經濟學和數學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1979年晉升為數學和經濟學正教授。1981年轉入哈佛經濟系做正教授，1988年晉升為講座教授(Louis Berkman Professor of Economics)，1995年他被西班牙Universitat Pompeu Fabra挖走，現為該校經濟學教授。1993年擔任經濟計量學會主席。

Jean Tirole，法國圖盧茲大學，今年剛剛獲得諾貝爾獎。縱觀Tirole 20多年學術生涯中所作出的貢獻，足令任何經濟學家瞠目：300多篇高水平論文，11部專著，內容涉及經濟學的任何重要領域———從宏觀經濟學到產業組織理論，從博弈論到激勵理論，到國際金融，再到經濟學與心理學的交叉研究，梯若爾都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智慧的光芒和熱量灑向經濟學每一個研究領域。梯若爾縱橫馳騁，盡情揮灑，激情所至，堪稱天下無敵。

Whitney Newey，麻省理工學院。Newey教授目前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主任，他曾經擔任國際頂尖學術雜誌Econometrica聯合主編，研究專註於理論經濟學領域，對計量經濟學理論，特別是一般矩估計（GMM）和廣義經驗似然檢驗（GEL）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值得一提的是，Whitney Newey 的博士生導師是大名鼎鼎的Jerry A. Hausman。

Oliver S. Hart，哈佛大學。Hart教授的研究領域是契約理論、企業理論、公司金融和法律經濟學，他是不完全契約理論和企業的產權理論的開創者之一，並且至今仍是該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他與Grossman以及與Moore的論文奠定了當代企業理論的基礎，並為企業理論確立了一個基於契約理論的分析框架。他的《企業、契約與金融結構》已是企業理論的經典教科書。（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原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經濟金融網”，作者為經濟金融網記者董金鵬

新晉諾獎得主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麽？

關於新晉諾獎得主梯若爾的報道沸沸揚揚，但他的研究對中國來說到底到底意味著什麽呢？

華爾街見聞曾提到，梯若爾在三大領域做出過卓越的貢獻，其中之一便是壟斷行業的競爭問題。他是新規制經濟學的開拓者，創建了新規制經濟學理論框架的構建，並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學術領導者地位。

20世紀80年代，世界各地在電信、電力、鐵路、煤氣、自來水等自然壟斷產業中掀起了“管制改革”的浪潮，放松管制、引入競爭、產權私有，由壟斷走向競爭已成為世界各地自然壟斷產業市場化改革的主導趨勢。

傳統的規制方法由於忽略了規制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而使得它們無法提供正當的激勵。梯若爾和拉豐開始探索將信息經濟學與激勵理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應用於壟斷行業的規制理論的道路。

在批判傳統規制理論的基礎上，他們創建了一個關於激勵性規制的一般框架，結合了公共經濟學與產業組織理論的基本思想以及信息經濟學與機制設計理論的基本方法，成功地解決了不對稱信息下的規制問題。

當前，中國正在著力推進國企改革，試圖通過混合所有制引入社會資本，激發國企活力。在煤炭資源稅改革落定之後，新電改或是下一塊攻克的頑石。

據新華社報道，近日，新的深化電力體制改革方案已起草完成，並遞交到國務院。方案將允許民營資本進入配電和售電領域，其中，發電計劃、電價、配電側和售電側等環節都有望放開。

配電側放開，新增的配電網，要允許社會資本進入；成立售電公司，允許民間資本進入。

政府以及市場都寄希望於這場改革能夠在售電側強化競爭機制，形成市場化的售電新機制。

實際上，美國德州早在12年前就進行過類似的電力改革實驗，與中國一樣，德州也是希望通過售電側的改革、引入獨立售電公司來增強市場競爭，降低零售電價和工商業用戶的電價。

但事實卻是，沒有跡象顯示電價明顯降低。獨立售電公司進入市場後，也沒有看到售電市場的競爭性得到了增強。這與改革的初衷大相徑庭。

至於為何改革無效？今天的諾獎得主梯若爾以及另一位學者Joskow在2006年發表的文章論證，售電側市場，完全競爭的體制有可能比壟斷體制更加無效率。此外，當競爭不完全時，即便引入了獨立售電公司，其也會釘住傳統壟斷售電公司的定價機制，最終使電價無法下降。

他們認為，在沒有安裝智能電表的情況下，市場信息不完全，社會次優選擇和壟斷市場均衡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市場競爭化改革反而降低了整個市場的效率。

而當用戶安裝了智能電表，讓零售商掌握每個用戶實時的用電信息，但是由於交易費用的存在阻礙了消費者對電價做出反應的話，市場競爭則比壟斷更能夠導引向有效率的價格機制。

除此以外，售電側的競爭化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例如，當供電出現短缺，電網管理者需要決定優先供電次序和斷電策略時，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的供電商有強烈的經濟動機虛報用電量。

至於引入獨立的供電商能增強市場競爭性這一假設，在梯若爾和Joskow看來也並不一定成立。據南方能源觀察：

根據Joskow和Tirole的理論推導，如果引入獨立供電商後，市場真能實現完全競爭化，那麽電價機制會趨向於單一電價（價格方差為零）而非階梯電價；相反，在一個非完全競爭的市場，管制下的傳統供電公司制定的階梯電價，就會影響獨立供電公司的電價機制——使其更傾向於采用階梯電價。

改革後，改革地區的傳統供電公司的階梯價格機制並未改變。而被引入用於增加競爭的獨立供電商雖然在改革元年采用了單一電價，但很快就改變為階梯電價，並且其階梯電價與傳統供電公司的階梯電價類似。這暗示了引入獨立供電商可能並沒有讓市場競爭性得到提升。

因此，總體而言，根據目前的數據和分析，並未找到售電側改革引入了競爭、降低了電價和提高了效率的證據。相反，這些證據指向的是售電側的價格更高、更可能存在合謀壟斷的問題。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以下文章來自南方能源觀察：

從2002年1月1日德州的零售改革到今天已經有十二年了。十二年來，85%的工商業用戶至少一次變更了其所屬的售電公司，40%的居民用戶也從傳統售電公司轉向了獨立售電公司。在美國，只有德克薩斯州實現了大量用戶轉向獨立售電公司的預期效果。東部其他一些也推進了售電側改革的州，並沒有成氣候的獨立售電公司及其產業出現。

然而，十二年的實踐中，並沒有明顯的證據證明售電側的改革降低了零售電價和工商業用戶的電價。獨立售電公司進入市場後，也沒有看到售電市場的競爭性得到了增強。這與改革的初衷大相徑庭。究竟是什麽樣的原因造成了這樣的情況？從德州市場設計和改革歷程中我們能得到什麽經驗和教訓? 引進獨立供電商就能增加市場競爭、降低供電價格和提高效率嗎？這一系列的問題等待著我們的分析。

一、德克薩斯州的售電側市場化改革歷程

德州電力改革的基石是德州7號法案。該法案於1999年由當時的州長，後來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簽署生效。該法案的內容不只涉及到銷售市場改革，更對整個電力市場改革的制度變遷做了詳盡的安排，其中包括了對電力市場結構的設計、零售價格管制和競爭激勵等設計。針對整個市場從垂直壟斷的結構向零售市場化的制度變遷，該法案特別做了一些設計使這個制度變遷過程平滑化，也使各利益方比較容易接受該制度變遷。但這些平滑設計為售電側的企業提供了很多投機空間，降低了市場的效益。

德州是美國唯一的從消費側改革開始進行電改的州。其他實施了電改的州，其電力市場改革都是從發電輸電側開始，即以廠網分離為出發點，只有德州是先從配售分離開始的。

1.1市場結構和價格管制

 從市場結構和售電公司體制而言，7號法案規定了不同的售電主體的認定、資質管理和價格管制辦法；也規定了躉售市場交易中，售電公司如何支付服務費用、輸電費用並向消費者提供上述信息。根據7號法案規定，獨立售電公司不擁有發電設備，而原來屬於垂直壟斷的傳統供電公司仍然被允許在市場中存在。但對這兩種公司的電價管制政策不一樣，亦即存在價格雙軌制度。就電力市場的主體而言，除了原來傳統的售電公司和獨立售電公司之外，七號法案還允許“合作社”式市場主體的存在，亦即超過兩個用電戶可以聯合起來直接到躉售市場上購電。對合作社而言，好處是降低了流通環節的成本，風險是其需要面對躉售市場上的價格波動風險。原有的市屬的或者集體所有制的公用事業公司都被定義為合作社。

在規範了市場結構和定義了各個主體後，七號法案對價格的形成和管制機制也做了規定。德州的零售價格並不是實時價格，消費者並不直接面對躉售市場價格波動。法案規定，獨立售電公司最多能有兩次調價機會，而對傳統售電公司的調價規定則更為嚴格，這就是價格管制的雙軌制。傳統公用事業公司所屬的供電公司在2007年1月1日之前，價格被釘在了2002年1月1日改革執行時所設定的水平。除非傳統售電公司能夠證明這個價格下，其已經損失了40%的用戶或者說天然氣價格導致成本上升，否則不允許調價。但獨立用電公司則被允許每年調價兩次，可以調高也可以調低，調整的依據也是天然氣的價格。對合作社而言，由於其直接面對躉售市場，其必須自行承受躉售市場的價格波動。在上述三種市場主體外，七號法案還允許代理商（boxer）的存在。這類企業整合多家售電公司或合作社，整體到躉售市場中議價和競拍。通過整體性的議價和調節模式，降低進價吸引合作並通過吃入價差獲利。

德州售電側價格管制的另一大特點就是根據天然氣價格決定售電價格上漲與否及相應漲幅。根據此規定，當天然氣價格改變時，售電公司就可以向能源管理局申請調整電價。

1.2 平滑制度變遷的相關設計

 七號法案的另一特點，是對市場從一種制度過渡到另外一種制度時，設計了一系列關切各方利益的平滑設計。這與該法案討論和形成的過程中，納入了多方利益主體有關。這些利益主體不僅包括了原有售電公司，還包括了潛在投資者或潛在的通過市場化改革能夠獲利公司的代表以及不同用戶的代表和消費者權益的代表、環保代表等。

在一系列平滑制度變遷設計中，最重要的就是關於擱置成本的估算與平攤的安排。擱置成本是指因為制度變遷導致的資產估價變化造成的成本。例如，在原有垂直壟斷體系下，某公司為了保證供電的穩定購置的核電廠和煤電廠，其估值在10億美元。在改革後，由於發電價格形成的變化，這些發電資產估價產生了變化，變為了6億美元。那麽改革前後的估價差異，亦即4億美元，就是該公司因為制度變遷而產生的擱置成本。由於該公司購買這些資產時並未被告知改革即將發生，因此估值差距由誰來承擔就是一個必須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根據多方協調，最後該成本的大部分由用戶來承擔。實際操作中，以資產的折舊周期（一般為20至30年）進行折算。由於每月對每個用戶造成的電價波動有限，因此很容易獲得用戶同意由其承擔大部分成本。

另一個值得關註的平滑制度變遷是對電價變化的凍結和燃油加價的制度設計。德州從改革前到改革中和改革後有一系列的價格調整。七號法案規定，2002年1月1日起，德州實施零售市場開放競爭。州政府在1999年9月1日開始就要求公用事業公司凍結電費波動。但到了2001年，州政府又允許公用事業單位向用戶征收燃料附加費。允許加征燃料附加費的解釋是企業可以對未來可能的燃料價格變化提前征收一部分作為定金。這一附加費在2002年1月1日改革開始時自動終止。而七號法案進一步規定，2002年1月1日的電價被人為地在1999年12月31日的電價上減去六分錢。法案制定者聲稱，這是為了保護消費者的利益。

二、 德克薩斯州的售電側市場化改革的效果

 2.1 售電側改革一定能夠增加競爭、降低電價和提高效率麽？

為什麽要推進售電側市場競爭化？最初級的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壟斷會造成無效率，所以開放競爭以後就能提高效率和降低電價。然而，這一結論的成立依賴於一系列條件：首先，信息要完全，亦即供給方和消費側要有關於每一時刻的個體消費行為的信息；然而，在智能電表和智能電網實現之前，各方只能知道一個月或者每天一個消費者的用電情況。第二個是交易費用為零，然而對一般用戶而言，就算其看到價格波動，也缺乏即時反應的能力。

實際上，2006年，電力經濟學和產業組織理論的兩位重要學者Joskow和Tirole就曾經發表文章論證了兩個問題：一、售電側市場，完全競爭的體制有可能比壟斷體制更加無效率；二、當競爭不完全時，即便引入了獨立售電公司，其也會釘住傳統壟斷售電公司的定價機制，最終使電價無法下降。在這篇重要的理論著作中，兩位經濟學家指出，當沒有智能電表、供求雙方只能通過傳統電表知道每個月的用電總量而無法獲知自己在峰谷時段的具體用電狀況時，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將會把售電電價導引向平均躉售價格，但壟斷的市場結構能把售電價格導引向固定月租加用電量電價機制，而後者比前者更有效率。

更進一步，他們論證了，在這樣一個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社會次優選擇和壟斷市場均衡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市場競爭化改革反而降低了整個市場的效率。Joskow和Tirole指出，當用戶安裝了智能電表，讓零售商掌握每個用戶實時的用電信息，但是由於交易費用的存在阻礙了消費者對電價做出反應的話，市場競爭則比壟斷更能夠導引向有效率的價格機制。

總之，即便從理論上而言，完全競爭市場是否比壟斷更有效率，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其答案取決於許多前提條件。實際上，除了上面所分析的，由於信息不完全造成壟斷更有效率的案例外，售電側的競爭化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例如，當供電出現短缺，電網管理者需要決定優先供電次序和斷電策略時，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的供電商有強烈的經濟動機虛報用電量。

2.2 德州售電側改革是否增加了競爭、降低了電價和提高了效率？

在改革實施十年後的2013年，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的兩位學者Puller和West用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分析方法，較為嚴謹地初步比較了德克薩斯州電改前後，改革地區和非改革地區不同體制供電公司的利潤和電價策略。初步的分析結果顯示，人們“引進競爭，降低因壟斷而過高的供電公司利潤，更有效地制定售電價格”的希望沒有實現。被人們寄予厚望的“競爭促效率”無有力證據支撐。

圖1：不同地區各種供電公司的利潤(source: Puller and West,2013)

Puller和West首先比較了改革與非改革地區不同體制供電公司的利潤，這里的利潤指的是售電公司收取的邊際價格減去其邊際成本。人們認為改革前的壟斷讓供電公司享有了過高的不當利潤，改革帶來的競爭能夠降低供電公司的利潤。

我們看到，改革前，改革地區的傳統壟斷供電公司與非改革地區的傳統壟斷供電公司有變化趨勢相同的利潤曲線；改革區的傳統壟斷公司比非改革區的利潤略高。改革後，改革地區的傳統供電公司利潤不僅仍然比非改革地區壟斷企業高，而且利潤差距逐漸拉大。而改革地區為加強競爭引進獨立售電公司並沒有改變售電公司利潤高企的現象。事實上，大部分獨立售電公司的利潤曲線緊貼改革地區的傳統售電公司。亦即，改革地區的市場中，並未出現人們所期望的“競爭降低供電商利潤”的現象；相反的，引入獨立售電公司帶來的可能是獨立售電公司以釘住傳統售電公司電價形式的“合謀壟斷”。有趣的是，改革地區的最低電價者利潤曲線與非改革地區的壟斷供電商利潤曲線相合。“每月最低電價提供者”並非同一家公司，實際上其往往是剛剛進入市場、需要吸引其他公司用戶的獨立售電公司。

圖二：獨立供電商的引入與市場競爭(source: Puller and West,2013)

除了降低電價，人們還寄希望於引入獨立供電商增強市場競爭性。根據Joskow和Tirole的理論推導，如果引入獨立供電商後，市場真能實現完全競爭化，那麽電價機制會趨向於單一電價（價格方差為零）而非階梯電價；相反，在一個非完全競爭的市場，管制下的傳統供電公司制定的階梯電價，就會影響獨立供電公司的電價機制——使其更傾向於采用階梯電價。

改革後，改革地區的傳統供電公司的階梯價格機制並未改變。而被引入用於增加競爭的獨立供電商雖然在改革元年采用了單一電價，但很快就改變為階梯電價，並且其階梯電價與傳統供電公司的階梯電價類似。這暗示了引入獨立供電商可能並沒有讓市場競爭性得到提升。

因此，總體而言，根據目前的數據和分析，並未找到售電側改革引入了競爭、降低了電價和提高了效率的證據。相反，這些證據指向的是售電側的價格更高、更可能存在合謀壟斷的問題。

三、 改革的陣痛與反思

3.1 制度設計造成的無效率 

德州售電側改革實踐的過程中有一系列的教訓和陣痛。最顯著的就是擱置成本的核算和平攤。首先，由政府核算的擱置成本誤差很大，曾經有一個案例，德州政府核定的資產價值只有3億，但第二個月這部分資產在市場中以8億美金售出。如果按照德州政府核定的擱置成本平攤電價，用電戶要多承擔5億美金。同時，從公平性的角度，擱置成本是否應當由用戶承擔，也極具爭議。這不僅涉及到福利重分配效益的問題，還影響到整體市場的投資效率問題。許多擱置成本的產生，實際上是在原有管制體系下，企業的策略性無效率的投資。企業當時進行這些投資的目的就是擡高管制結構下的電價，從而享有更豐厚的利潤。擱置成本分攤制度，實際上就是部分甚至全部的讓企業仍然享有這些策略性投資帶來的過高利潤，而這些過高利潤是通過用戶分擔實現的，這本身就會擡高電價，造成不公平，更會影響整體經濟發展的動力。

而另一個嚴重影響市場效率、提供投機機會的制度設計漏洞，就是調價依據天然氣價格的管制制度安排。從2002年到2010年的八年時間內，天然氣價格不斷上漲，企業以此為由漲價七次，無一次降價。但與此同時，它們在躉售市場中則更多從煤電、核電等廉價供電的供給方購買電力，通過這一策略享有很高利潤。這極大地刺激了汙染嚴重但是比較便宜的機組發電能力投資。

第三，改革市場並沒有呈現更加競爭化的態勢，相反出現了合謀的跡象。通過合謀，雙方都享有了更豐厚的利潤。相類似的情形出現在臺灣的油氣市場。臺灣的油氣市場改革是通過引入臺塑，希望臺塑與原有的國有壟斷企業中油形成競爭。但實際上，臺塑進入市場後，就將其價格釘住中油的價格，根本沒有競爭，通過釘住中油價格策略，臺塑享有了高額的利潤。這一系列的證據都驗證了Joskow和Tirole在2006年理論分析中的推論。

3.2 改革陣痛

在德州電改剛剛開始的那些年，管制、運營和核算系統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造成了許多損失和不便，也造成了民怨。首先，德州電網運營中心ERCOT數次錯誤核算用電量和價格，在發電成本每兆瓦1美金時錯誤核算為1萬5千塊美金每兆瓦，並以錯誤價格出清，造成消費者很大損失。此外，ERCOT還經歷了數次無預警的系統崩潰，導致電力交易終止。而還有消費者賬單錯誤的問題則持續了很長時間。圖中呈現了改革前後的投訴量，可以看到改革後的投訴量達到了改革前的3-8倍。

圖三：改革前後消費者的投訴量（source：TCAP,2014）

四、總結

從德克薩斯州的售電側改革實踐和學術分析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一些結論、經驗和教訓：

第一，在售電側市場，引入獨立售電公司並不一定增加售電市場的競爭性；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也不一定比壟斷的市場結構更有效、帶來更低的售電價格。

第二，改革推進的過程中，為了照顧各方利益，必須有一系列的平滑過渡設計。然而這些設計大多給市場合謀、投機等策略性行為帶來了空間，對市場穩定造成風險，降低了市場的效率，擡高了電價，並帶來較為顯著的負面政治後果。

第三，就德州的實踐而言，售電側改革沒有有效地降低電價。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有三個：一是天然氣的價格上漲和價格管制機制釘住天然氣價格的設計不合理；二是可能存在的獨立售電公司和傳統售電公司的合謀；三是由於沒有智能電表等原因所造成的競爭市場比壟斷市場效率更低。

不理解新諾獎理論？ 理解夜總會就行了

法國經濟學家Jean Tirole因其對市場力量和監管，以及壟斷的分析獲得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Tirole的理論增強了人們對定價的理解：提供免費產品作誘餌，通過轉化機制，將一個市場轉移到另一個市場，進而挖掘出盈利點。如夜總會允許女人免費進入，因為女人越多，夜總會就能從男人那獲得更多利潤。

根據諾貝爾獎官網，Tirole的貢獻來自確定不對稱信息和監管套利的成本。Tirole認為，假定私人市場中只有完全競爭和壟斷兩種形態是不對的。

傳統來說，競爭法對壓低價格進行了規範，因為將價格設定在成本線下方是擠走競爭對手的方式之一。然而，不是每個市場都是這樣的；這種情況下，應該質疑對價格進行限制的做法。

報紙行業。免費送報紙可以獲得讀者，隨後能吸引新的廣告商，將生產發放報紙的成本覆蓋掉。

新媒體。新媒體給用戶提供免費內容，吸引足夠多關註，隨後可以獲得廣告收入。整體看，媒體行業幾近完全競爭，這使得價格降至盈虧平衡點下方，廣告補貼成為利潤驅動。搜索引擎、社交媒體也都類似。

銀行業服務。銀行給客戶免費服務或積分，因為隨後商家會支付銀行付出的這部分成本。

夜總會。夜總會允許女人免費進入，因為女人多了之後，夜總會可以從收入更高的男人那里獲取更多的利潤。

Tirole的研究工作有助於理解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中的企業定價。雙邊市場隨處可見，所提供的產品是誘餌，通過轉化機制，將一個市場轉移到另一個市場上，進而挖掘出價格潛力，而新市場是在原有市場基礎上的。Tirole增強了人們對某些平臺的認識，這些平臺包括兩方參與者，他們之間聯系緊密，比如上述報紙行業中，讀者和廣告各成一方。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道，“如果你沒有為此付出，那麽你是產品中的一部分（if you’re not paying for it, you are the product）”在這里非常適用。這種不對稱性只有在一方沒有意識到對另一方價值時，或是一方不願意將其對另一方的價值“貨幣化”時，為中介平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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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獎之後 書商好忙

新科諾貝爾文學獎作家一夜紙貴。

出版界的諾獎生意：押寶 布局還是撞大運？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020/146926.html

i黑馬：每逢諾獎“放榜”，掌握獲獎作家版權的出版社，無異於“高中”。但“高中”並不等於就此發達——諾獎這門生意，並沒有它看上去那麽好做。

 

秘魯作家略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他的德文版小說正在法蘭克福書展上亮相。諾獎公布時，恰好擁有諾獎得主作品的出版社都有點像是“撿著了”，但是，這並不是“押寶”得來的，也不全憑運氣，更多得靠出版社的經營。 （東方IC/圖）

 

2014年10月9日，諾貝爾文學獎公布當晚，99讀書人編輯彭倫在朋友圈發了一條信息：“哇，莫迪亞諾，太好了！”

 

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編輯留言恭喜——實際上是同喜：99讀書人早買了帕特里克·莫迪亞諾9本書的版權，上海譯文則剛在7月出版了莫迪亞諾的《緩刑》。

 

莫迪亞諾當然算爆冷。“據說到最後，他已經從博彩公司的名單里被去掉了；2008年法國作家剛得了諾獎，按照慣例，不可能很快又給法國作家。”上海文藝出版社國際部主任張翔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也很意外。

 

當當網上莫迪亞諾的書，在諾獎頒出一小時後宣告斷貨——非暢銷的外國文學，通常的印數也就幾千冊。“萬能的淘寶”上，莫迪亞諾作品也紛紛被掛牌：預售無現貨。

 

緊接著，99讀書人的官方微博公布：將陸續推出莫迪亞諾的9本作品。

 

“這次算給他們撿著了。”圈內外都有人不無酸意地表達羨慕。

 

每逢諾獎“放榜”，掌握獲獎作家版權的出版社，無異於“高中”。但“高中”並不等於就此發達——諾獎這門生意，並沒有它看上去那麽好做。

 

版權戰：買定離手

 

彭倫已經很多年不預測諾獎了，反正“每年都比較意外”。

 

莫迪亞諾9本書的版權，99讀書人是在六年間陸續拿下的。2006年，先跟代理莫迪亞諾的迦利瑪出版社買下四本書的版權。看中的原因：故事性很強。

 

每本的版權授權費只有幾百歐元。“那時的外國文學市場不像現在這樣競爭激烈，除了幾家老牌的出版社和幾家民營出版公司，做外國文學的不多。”彭倫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

 

2008年，四本書中的《暗店街》和《夜巡》合為一本，《星形廣場》和《環城大道》合為一本，99讀書人與上海三聯出版社合作出版。

 

“兩本書無論裝幀還是營銷，都比較欠缺。”彭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兩本書的銷量僅有四五千冊。

 

2010年，99讀書人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青春咖啡館》。彭倫是這本書的編輯，他覺得“故事有商業潛力”：女主人公童年不幸，她的單親母親是舞女，她自己長大後嫁給一個她不愛的男人，結局是跳樓自殺。

 

《青春咖啡館》出版當年，獲得了傅雷翻譯出版獎，“加印兩次，印了2萬本，2013年賣光了”。直到諾獎公布前，這本書一直缺貨——如果沒有得獎，誰知道什麽時候會再次加印？

 

莫迪亞諾得獎當晚，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青春咖啡館》加印5萬冊；2005年出版的莫迪亞諾小說《夜半撞車》，也加印7萬冊。

 

上海文藝出版社則將在11月初和99讀書人聯合推出莫迪亞諾最著名的作品《暗店街》，起印5萬冊。

 

上海譯文的行動最猛，決定為他們得到珍貴版權的《緩刑》和《地平線》分別加印9萬冊，10月下旬出爐——2014年7月出版的《緩刑》和2012年出版的《地平線》，首印都是五六千冊。

 

按照國際出版業慣例，最初購買莫迪亞諾版權的99讀書人有版權優先權。但2010年莫迪亞諾新作《地平線》問世後，彭倫覺得：沒什麽新意，加上當時已有多部作品版權，就沒再買。

 

上海譯文趁機買下了《地平線》的版權。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輯吳洪回憶：“過程不太困難，也沒別人買；正好《緩刑》在國內的版權到期，就把兩本一起買了。”版權費提高了一些，但仍然“不算很高”。

 

“整個外國文學出版，版權是最重要也是最激烈的一環。”吳洪正在密切關註莫迪亞諾新作，他預料版權爭搶將會相當激烈，版權費也會非常高——可能會是5倍乃至10倍的增長。

 

2008年赫塔·米勒獲諾獎前，中國很多出版界人士甚至都對她一無所知，也沒有誰擁有米勒的版權。版權爭奪後來演變成了一場拍賣會：任何出版社均可報價，價高者得。

 

米勒當時的版權代理人蔡鴻君要求出版社把全部作品打包拿下。最後“奪標成功”的是鳳凰聯動，業內猜測，“那次的版權費可能接近20萬歐元”。

 

上海譯文給《緩刑》和《地平行》一次性加印9萬冊，是個不小的數字。2008年上海譯文出版了當年諾獎得主勒克萊齊奧的三本作品，“其中兩本總印數也就一兩萬冊，到現在還剩一點庫存。”吳洪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

 

吳洪最早看到莫迪亞諾是1984年。1978年《暗店街》獲得法國龔古爾文學獎，1984《外國文藝》第一次發表了莫迪亞諾的《暗店街》。開篇一句“我的過去一片朦朧……”被王小波用在了小說《萬壽寺》里。

 

“莫迪亞諾在國內的知名度肯定比勒克萊齊奧高。”吳洪說，他看好莫迪亞克的銷售前景，也是受了過去兩年諾獎出版盛況的鼓舞。2012年的莫言，最好的作品賣出超過百萬，2013年的愛麗絲·門羅，一本《逃離》賣了七十多萬冊。

 

“我們也挺關註莫迪亞諾的銷量。”譯林出版社副社長袁楠心情複雜，她的關切和錯失的機會有關。

 

早在1994年，譯林就出版了《暗店街》——99讀書人要出的新版《暗店街》，用的就是當年譯林的譯本。“當時是作為法國當代文學出的，賣得一般。”袁楠說，版權期限一到，譯林沒再續約。

 

銷售戰：帕慕克·門羅·正面教材

 

暢銷的一個鐵律是：諾獎公布時，作家的作品正好在市面上有售。“諾貝爾的新聞效應也就是一兩個月。”張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01年《鋼琴教師》獲得了戛納評審團大獎，那時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原著小說的版權已經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手里，很便宜，“500還是800美元”，但總編韓敬群認為時機還不到，“當時的出版環境，這類書也就5000到8000冊的市場。”

 

2004年，耶利內克獲諾貝爾獎，北京十月文藝趁勢推出，“賣了11萬冊，創了當時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銷售的記錄。”韓敬群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譯林是多麗絲·萊辛和愛麗絲·門羅在中國的主要出版社。萊辛得獎前，譯林已經出過《金色筆記》，“賣了幾千本”，得獎後，原書加上諾貝爾授獎詞和領獎詞，做成了典藏本，出版已是一年後，印了一萬多冊。“萊辛我們打平已經很好了。”袁楠一面惋惜，一面又覺得，“其實還是成功，因為對提升品牌很重要”。

 

吳洪的經驗是：“作家得獎前你已經獲得了版權，肯定賺錢。如果等他獲獎後，再去拿版權，就不見得賺錢。”

 

按照版權協議，《赫塔·米勒全集》要10萬套起印，版權期限5年。購買版權後，還要翻譯、出版……買得越多，出版周期越長，等到推出，往往已是半年或一年後——黃金時機已過。

 

“到目前為止，《赫塔·米勒全集》已經開始贏利。”2014年10月，鳳凰聯動總裁張小波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此時已是購買版權的第6年。

 

但時機並非暢銷的惟一硬道理。

 

勒克萊齊奧2008年獲得諾獎時，市面上有售的是他的《烏拉尼亞》和《訴訟筆錄》——可讀性都不強，讀者一窩蜂買來，反而敗壞了胃口。《訴訟筆錄》總印數過5萬。2012年出版的《逃之書》和《偶遇》，印數都在一兩萬之間，沒有加印。彭倫至今替勒克萊齊奧惋惜：“假如是《流浪的星星》，可能銷量不一樣。”

 

據人民文學社出版社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的數字，勒克萊齊奧的14種書，發貨量約9萬冊（註：發貨包括已售出、在途和在架），每種不到一萬冊，並不理想。

 

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顯然是正面教材。2006年帕慕克獲得諾獎時，他最有名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剛好在中國出版，根據京東圖書顯示的數據，它至今累計賣出了40萬冊。

 

張翔分析帕慕克在中國暢銷的原因：“整個框架比較感性，如果有很多政治批判，或者相對理性思維，在中國銷售可能會弱一點。”

 

帕慕克的記錄8年後被門羅打破。《逃離》70多萬冊的銷量讓它成了“可能是2000年以來所有諾獎作家中賣得最好的一本”，新經典文化外國文學總編輯黎遙大吃一驚，他原本設想，五年版權期內，能賣到10萬本就挺好了。

 

相比帕慕克，門羅的小說在文本上又更有優勢：大部分篇幅只有幾十頁。暢不暢銷，“不一定是文學水準，還是看風格、題材。”韓敬群總結。

 

布局戰：遲早有一塊雲彩下雨到你們家

 

即使再不濟，近10年，大部分諾獎得主的單本作品，銷量也都在一萬以上，按照外國文學的普遍行情，足夠冠上“暢銷”二字。“得了諾獎是比沒有得的好些。”張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都是買了以後撞上諾獎了。”袁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譯林2002年出版庫切的小說《恥》，2003年庫切得了諾貝爾，幾個月就賣出了近7萬冊。

 

諾獎實際上不是平白無故“撞上”的。袁楠把譯林出的外國文學作品稱作“產品線”，這條產品線上有門羅、卡爾維諾、卡佛、朱利安·巴恩斯的多部作品，還包括菲利浦·羅斯的31部作品，“即使不得獎，這些人也有很大的傳播價值”。

 

“出版社是在做整個外國文學的出版布局，競爭的就是眼光、布局能力，只要有好的布局，遲早會有一塊雲彩下雨到你們家。”韓敬群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耶利內克的《鋼琴教師》就是“布局”的結果，它原本是“曾經轟動的20世紀外國女性小說叢書”系列中的一本。

 

這個系列里，還有專家選的意大利作家達契婭·馬拉伊尼的小說《惶惑的年代》，“估計國內沒幾個人知道她，但她這些年一直在諾獎名單里”。

 

“過去很多出版社可能一個作家只賣一兩本書，賣得不好就不做了。現在說到某個作家，業內人士就會想到他是哪個出版社的。”彭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99讀書人的“產品線”也很長，其招牌“短經典”系列至今出了近50種各國的短篇小說，不僅囊括了卡佛這樣讀者耳熟能詳的作家，也有大量生僻名字，比如“非洲最重要新生代作家”、尼日利亞的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

 

“短經典是賺錢的。”彭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過賺不了多少，像我們這樣的民營出版公司，還跟國營出版社合作、分利潤。”

 

在張翔眼里，“全民追諾獎”的時代，隨著1980年代全民讀書熱的消逝，早就翻篇了。

 

近10年來，幾乎所有的諾獎作品，在獲獎的三個月後就開始滑向波谷，成為“過季商品”，逐漸趨於平穩。

 

“某種程度來說，諾貝爾獎是一個‘屌絲獎’，就是屌絲都知道。”張翔回想起一本老版的波普爾的哲學書，版權頁赫然印著：1987年，第二版，印數20萬。

 

“哲學書尚且如此，更不用提文學。”張翔很感慨，“現在印書，三年做5000本了不起了。圖書市場的萎縮幅度，就是只剩一個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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