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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银行系”累进式并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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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深发展是平安多年来构建银行系梦想的重要里程碑。在平安金融集团的三大支柱——保险、银行和资产管理中,银行系的构建可谓路漫漫。

在上世纪90年代分业经营的政策下,马明哲将平安信托预设为集团下最佳的银行收购对接口。然而,当时并无合适的银行可购。直至2003年,平安才以平安信托名义收购了小到不能再小的福建亚洲银行。

2005年的广发行竞购再次点燃了马明哲的“三驾马车”(保险、银行、投资)构想。马宣称,平安集团不仅要有保险的大轮子,还要有银行的大轮子,两个大轮子要并驾齐驱,平安必须完成这场轮子革命。次年,在多方博弈之下,广发行的西瓜丢了,平安随手捡到了深商行的芝麻。

平安集团总经理张子欣对本报记者称:“通过3年改革,证明了平安能够管理好一家银行,这不是保险公司在管理银行,而是专业的银行人士在管理银行。银行、保险之间的交叉销售还创造了信用卡首年发卡百万张的奇迹。”

然而,平安银行毕竟只是一家在城商行基础上起步的区域性银行,欲要所谋者大,只能再收购。2009年6月,中国平安达成了和深发展的新恋情。

1 “平深恋不是30天闪婚”

6 月12日,在深发展(000001.SZ)与中国平安(02318.HK,601318.SH)双双停牌一周之后,中国平安发布了与深发展达成《股份认购 协议》和《股份购买协议》的公告。而在之前,面对中国平安、中国人寿、国开行等可能竞购者的猜测,深发展和相关各方始终讳莫如深。

又一周之 后(6月19日),中国平安首席金融执行官、平安银行行长理查德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首次披露:“我们是从5月初和深发展展开细节性谈判的。其间并没 有第三方参与竞标。尽管谈得很快,很顺利,但平深恋不是30天闪婚(从5月初到6月初),双方的实质性接触从年初就已开始。”

理查德是主持此次收购的三个负责人之一。另两人为中国平安执行董事、总经理张子欣和中国平安资产管理(香港)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善学。平安聘请的强大中介团队中,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胡祖六也在其中。

“ 深发展是平安有机会投资的最后一家全国性银行了。”平安高层团队显然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所以谈判进度非常快。先和美国新桥投资谈,接着又跟深发展的高管 谈。到了6月初,谈判进入具体的技术层面,中介开始介入。6月12日,为避免收购消息泄密影响股价,深发展和平安双双停牌。

谈判的关键点自然是价格。对平安此次以相当于两倍净资产的价格达成收购协议,张子欣称:“根据历史经验,对银行来说,2到2.2左右PB(市净率)还是合理的。大家知道,银行股市场表现还是低迷的。收购价格达成了,其他谈得就快了。”

其 实,平安和深发展乃至和美国新桥投资的这次恋情,并非始自今年。早在2006年,平安和深发展已经有过比较深入的接触。当时正是平安的大银行战略布局的关 键期,同时也是新桥面对股权分置改革的困惑期。后来囿于美国新桥投资向深圳市政府承诺的五年锁定期(至2010年解除),同时由于平安正倾力参与广发行 85%股权的竞购,双方搁置了谈判。

不过,有银行界知情人士称,2006年的谈判让平安对新桥及深发展有了初步的认识,也让新桥对平安的大银行策略和底线都有了了解,双方建立了一定的默契。毕竟,新桥也想找个好买家,正像早年出售韩一银行给花旗银行一样。这或许是新桥选择平安接手的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做一个反推。既然平安早就想做银行了,为何不在新桥进入之前,也就是世 纪之初,深发展高层到处找买家时来买呢?”平安一位不透露姓名的高管对本报记者解释说:“这其实是个信任问题。平安想做全国性大银行没错,但首先股东会说 等一等,你知道怎么管理一家银行吗?监管层也会这样说,连全社会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他说,既然有疑问,那就做出来看,2006年收购了深商行这家城商行后,平安就开始了银行试验。

从7、8年前的不敢为到目前的快速恋情,以保险起家的中国平安,缘何对银行如此痴迷?事情要回溯到近20年前,才能看清平安的银行系构建历程。

2 模糊的“混业”猜想

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结算方式普遍较为落后,客户索取保险赔偿金一般都到平安总部领取。当时的平安总部位于深圳八卦岭,周边经常出现不法之徒抢劫客户资金的案件。

“当时,包括平安高层就产生了一种念头,如果自己有银行的话,客户的资金会更加安全,而服务也相应得到提升。当时平安的主要领导者脑海中还没有混业经营、综合经营的明确概念,只是隐隐从业务经营中感觉到,更宽泛的跨专业的金融服务能令客户和公司双双受益。”中国平安的一位高管说。

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展,市场和客户需求的不断升级,包括信托、证券、银行在内的综合经营构架开始提上平安董事会的议事日程,马明哲与其他平安高层试图逐步朝综合金融的模式靠拢。

1992年,最早在平安体内出现的证券部有了大起色,当年盈利较前一年大增21倍,随后在年底独立成为平安证券公司。

前述高管续称,“正当我们想做银行的时候,遭遇了政策调整。1993年前后,国内出现了金融秩序混乱、金融市场失控的局面,在过热的宏观经济刺激下,违法集资、擅自放贷层出不穷,强力的金融监管措施随即出台。”

他指的就是国务院于1993年12月发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明令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当中也包括银行和保险公司。

1995 年后,平安按政策要求进行分业经营模式的转换,然而,平安对综合经营之心始终未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马明哲向监管部门提交了集团控股模式的分业方案, 即将平安保险变身为平安集团,全资或控股各类保险、投资子公司,形成集团控股下的分业经营模式。其中的一大关键是获准依法持有平安信托。

平安信托系1994年收购珠江三角洲信托后更名而来。在平安集团看来,成立平安信托,不仅是综合金融本身所需的必要的业务平台,更大的作用在于,它是一个超级外延平台——可以通过平安信托来收购银行,进而有效地避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制度障碍,是收购银行的最佳对接口。

不仅如此,正是有了平安信托,平安证券随即被划归到平安信托名下得以幸存。之后,平安信托又成立了信安易贷,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的雏形。

3 持续的并购准备

有了平安信托的对接口,平安何以迟迟没有迈出收购银行的第一步?

“主要是时机未到,”前述高管称,一方面,经过几年发展后,平安虽然保费和资产规模稳居全国同业三甲,但尚未有足够资金实力并购较大的银行。

1997年,平安保费收入仅在180亿左右。另一方面,从未涉猎银行的中国平安,对银行还缺乏了解和把握,且在人才、管理和业务支持方面还没有足够的积累。如贸然进入,并购效果未必理想。

更大的原因还是客观环境,银行自身管理的问题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银行坏账巨增,包袱拖累严重,不少银行风险控制能力较弱。但平安依然在做准备,这就是接纳汇丰入股。

2002年,国际银行巨头汇丰出资6亿美元获得平安10%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并在两年后增持成第一大股东。由于汇丰在银行业的地位和能力,为平安在银行领域的拓展打了一剂强心针。

上海张江运营管理中心,这个在汇丰协助下建成的后援中心,据称是亚洲同类项目中最大型、最先进的一个,被马明哲称为“后援大厨房”。它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中国平安日后数十年综合经营的大平台,为所有子公司,包括银行系提供数据备份和运营支持。

蛰伏多年的平安再次抬头之时,银行系的构建已经触手可及。按照平安集团副董事长兼副首席执行官孙建一的说法,2003年,平安的大银行战略正式启动,几乎与汇丰进入平安同时。

负责执行平安银行战略的是2005年10月加盟平安的理查德,他被马明哲委任为集团首席金融执行官,并兼任后来的平安银行行长。理查德之前在花旗银行工作了近20年。理查德加盟之时,正值平安竞购广发行,其后他还参与了并购深商行和深发展。

理查德认为,中国平安集团的战略核心,或者说依归,就是不断增长且潜力巨大的零售金融业务。

这表现在,一是私人财富的不断增长,二是中国客户渴望用新的方式来令财富保值增值。能否在最近十年抓住这一黄金机会,将对中国平安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中国平安努力打造包括银行系在内的综合金融平台的缘由所在。

显 然,在一个囊括银行、保险和资产管理三大模块的综合金融平台上,客户几乎所有的金融服务需求都可以被满足。用马明哲的话说就是“一个客户、一个账户、多个 产品、一站式服务”,其中“一个账户”就是银行账户。显然,在未来的平安综合金融版图中,银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核心组成部分。

4 累进的并购路径

经过一番斟酌,中国平安确定了构建银行系的三个核心要素——银行牌照、银行的基础架构和物理网点。这场试验先从一单并不起眼的小并购,也就是拿到一张银行牌照开始。这就是2003年平安与汇丰联手并购福建亚洲银行(下称福亚银行)。

操 刀此次银行并购的是平安集团战略拓展部。当时的部门负责人、现平安集团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的金绍樑对本报记者称,在收购福亚银行之前,平安已经运作多时,但 一直都找不到一家“资产干净”的银行。而偏居福建的福亚银行,成立10年以来经营并不活跃,注册资本不足5000万美元,员工仅有70人。

为降低风险,央行要求各银行增加资本金,2003年底是最后期限。福亚原来两大股东无意增资,并计划退出经营。更重要的是,福亚的股东结构简单、不良资产少、管理规范,虽然规模小,但在那个国外媒体认为中国银行业“技术性破产”的时期,福亚银行尤显珍贵。

于是,平安联合汇丰,分别出资2000万美元联合收购福亚银行,并马上增资2300万美元,最后获得73%的股权比例。

考虑到分业经营、集团控股模式的长远发展,从收购福亚银行开始,中国平安开始高度关注收购主体问题,以规避政策限制。是次收购正是以平安信托名义完成,从而规避了《保险法》第105条关于保险资金收购商业银行的限制。

饶有意味的是,收购福亚银行正好赶上平安上市,从而将其归入上市资产,实现整体上市。

首次成功并购银行,中国平安感觉良好。在更名为平安银行后,将其迁址上海,并延揽到台湾著名银行职业经理人陈昆德挂帅。

但平安很快发现,虽然得到了一张银行牌照,却属于中外合资,包括信用卡在内的不少业务依然受到严格限制。同时,福亚银行小到不能再小,不能满足平安对银行基础架构和网点资源这两个收购要素的要求。

更特别之处在于,平安所要求的银行架构和网点资源必须能与保险业务匹配。2005年,中国平安的资产已经超过3000亿,保费收入590亿,业务范围已经遍布国内的上千个城市,显然,非一个全国性银行无法满足中国平安的胃口。

恰好,在27个城市拥有500家网点的广发行此时发出战略投资者招标邀请,令平安眼前一亮。广发行的全国性银行牌照,尤其是它1300万零售客户和200多万张广发卡,正好符合平安对大银行战略收购的设想。

中 国平安在后来一份报告中称,收购广发将带来核心的银行业务,进入全国十强;保险业务,获得销售渠道;资产管理,将得到基金和机构型产品新平台。可以看出, 平安对于广发行志在必得。时至2005年底,三家主要竞争财团分别报出了最后竞价,即花旗出价241亿,法兴出价235亿,平安出价226亿。除价格因素 外,再加上其他综合因素,让胜负一时难料。

此时的另一背景是,2006年这一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大限将近,监管层要求各银行立即进行内部改革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以提升资本充足率。随着监管最后时限的逼近,几乎所有的大小银行都在寻找战略投资者。

金绍樑透露:“为了并购,中国平安专门有一张囊括几乎国内所有银行的名单,除了四大银行以外,包括交通银行在内都曾被列入平安的潜在入股对象。”

5 并购对接口之变

在感觉竞购广发行胜算不高的情况下,中国平安的眼睛开始再次寻找猎物。2006年初,同城的深圳市商业银行传出重组消息,中国平安也受到深圳市政府的邀请。

作为国内首家城市商业银行,深商行有人民币和信用卡牌照。美中不足的是深商行是区域性银行,只拥有47家的网点。即便如此,深商行的重组一样吸引了渣打、东亚和交通银行等多家境内外竞争对手,看中的无非是其中资银行牌照。

对于中国平安来说,竞购广发行给予他们的启示就是,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当时国内银行重组虽全面开花,但机会稍纵即逝。按理查德的话说,“并购无法事先预知,你永远不知道一年两年,或者五年之后会有怎样的机遇。”

此外,平安还有自己的盘算,那就是可以将已经坐拥上海和福建两地网点的平安银行与深商行打通,实现跨区域经营,逐步拓展网点,走曲线策略。

谋定而后动。在这场深商行的竞购案中,中国平安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仅半年时间,就一举拿下深商行,是年7月28日,广发行竞购尚未揭盅的时候,中国平安已在深圳宣布以49亿收购深商行89.24%的股份。

延至2007年初,在中国平安主导下,深商行与小平安银行一系列吸收合并计划完成,继而成立新的平安银行。至此,中国平安打造单一银行品牌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大银行战略得到进一步提升。

平安副董事长孙建一当时曾高调表示,平安金融集团三大支柱是:保险、银行和资产管理。显然,仅仅拥有平安银行,银行业务规模是不足以成为三大支柱之一的。这意味着平安的大银行战略远未止步,而收购深发展正是做实银行支柱的重要里程碑。

两次并购的一大变化在于,对福亚银行的并购是以平安信托名义完成的,但竞购广发行时,却是中国平安集团直接出面。一位知情人士称,平安以集团名义竞购广发行时,银监会有关人士并未表示异议,说明监管的口子已经松开。要知道,当时的银行机构很快获得了保险牌照资格。

另 一变化是资金来源问题。显而易见,平安为竞购广发行出价的226亿元不可能全部来自平安集团的自有资金。2002年汇丰入股之前,平安的净资产为50亿元 左右,汇丰入股之后增至约100亿元;2004年上市募集资金为100多亿元,再加上两年的利益数十亿元,至2005年底,平安的自有资金也就是200多 亿元。并购广发行几乎用完集团的资金,令后续难继,显然不大可能。

因此可以推算,从竞购广发行的出价上看,平安应该有着自有资金和长期寿险资金结合运用于并购的思路。在平安和深发展签署的协议中,就提出了同时使用自有资金和保费资金用于并购的综合方案。

这一几乎被尘封的事件折射出的事实是,无论中国平安以集团身份参与银行并购,或是运用旗下平安人寿的长期寿险资金对银行进行长期股权投资,都已随昔日广发行的并购之役,得到了监管层的允许。

6 协同效应

2007年初,整合深商行和上海平安银行而成的新平安银行成立之时,深圳银监局长刘元曾预计,平安银行内部融合需费时三年才能让一切尘埃落定,这与中国平安管理层的计划不谋而合。

理查德认为,从平安对福亚银行、深商行数年的并购整合来看,整体上还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的信心在于,我们能经营好平安银行,同样能经营好深发展。”他表示。

在平安看来,综合金融在产品、客户、成本、人才、技术、风险等方面比起分业经营模式有着绝对优势。理查德说:“平安的银行改革试验的阶段性成果是,建立了自己的银行高管团队、有着独特的交叉销售优势、强大的后援平台和庞大的客户群。”

回顾平安银行成立之初,理查德携20多名中外籍高管空降的盛况至今历历在目,其中常务副行长陈伟、冯杰原分别为招商银行常务副行长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而分管整个公司银行业务副行长叶望春原为华夏银行总行行长助理。此外雷志卫、方乃贞、张耀麟均为银行业内知名高管。

按照平安的规划,上海张江运营中心将逐步完成中台和前台集中,最快在今年底,平安的客户在任何一个渠道都可以得到所有平安产品的服务,并从以产品为导向逐步转向以客户为中心。

此外,中国平安统一品牌下,保险、信托、资产管理等门类齐全的金融序列让平安银行立刻得到交叉销售的便利,而这也正是马明哲一直孜孜以求的综合金融协同效应。

在所有产品中,信用卡是平安交叉销售最便利的载体。因此,平安卡在功能设计中,将搭载集团保险公司提供的家庭财产盗抢险、航空意外保险等。但在信用卡中整合银行和保险资源仅仅是交叉销售第一步,平安计划还要加入证券、信托、资产管理等其他业务资源。

两 年多来,依托平安保险的5000万客户和遍布全国的销售队伍,平安银行迅速解决了信用卡发展初期的客户来源问题。2008年平安银行新增信用卡的 50.5%来自于平安集团内的交叉销售。目前,平安信用卡发行已经超过200万张,在深圳、上海两地的市场份额已进入三甲之列。

至于如何对深发展动手术刀,平安尚没有提出明确的思路。不过,理查德称,拥有深发展和拥有平安银行是不同的,前者是全国性银行,后者是区域性的,全国性银 行意味着客户市场定位完全不同了。“谈如何改造深发展为时尚早,关键是必须顺利完成协议。”金绍樑表示。(本报记者贾玉宝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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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累進稅還是單一稅——個稅改革方向辨析c

http://www.infzm.com/content/79215

累進稅最高邊際稅率越低,越是傾向於單一稅,由於對經濟的扭曲變小了,稅基反而越大,富人繳納的稅在整個繳納結構中比重反而更高。

簡單、有效率和公平的稅制乃是自由與繁榮之基。中國應該就單一稅展開一個廣泛而深入的公共討論,這也是切實的公民訓練和公民成長。

人人都關心政府「以看得見的方式」從自己的口袋裡掏走了多少錢,因此,個人所得稅時不時會成為熱門話題,每次調個稅起征點的時候如此,每年召開全國兩會的時候也如此。以2011年為例,個稅徵收額為6054億元,佔稅收總額的比例為6.7%,比國內企業面臨的稅種如增值稅(佔比27%)、企業所得稅(18.7%)、營業稅(15.2%)和國內消費稅(7.7%)等都要低,但民眾對個稅關注與參與的熱度顯然要遠高於企業稅。

這一次個稅改革又一次成為熱門話題的契機是財政部科研所副所長劉尚希的一篇文章。2012年7月20日,劉尚希撰文,提出按家庭徵收累進的個稅在中國不可行的兩點理由:一是中國當前流動人口達到兩億多人,出現了「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空巢老人」、「夫妻分離」等大量跨越時空的家庭結構,按家庭來課徵個稅將使成本高到難以實施的地步。二是中國法治環境不佳,針對各個家庭的各種扣減、抵免、優惠無疑也會變形走樣。稅收腐敗無法避免,吃虧的最終是普通老百姓。

劉尚希反對家庭累進個稅的理由,是訴諸中國的特殊性。不過,如果有一天,人口自由遷徙、社保福利隨人走且征稽人員和納稅人都能嚴守法律,那家庭累進個稅就可行了嗎?

放眼全世界,個稅征稽主要有兩種模式:累進稅和單一稅。前一種模式以美國為典型,後一種模式正在東歐諸國崛起,有向世界擴散的趨勢。我們從實證和理論上考察一下哪一種更為可取。

迷宮式的美國聯邦個稅制度

累進(Progressive)稅的鼓吹者為進步主義者(Progressives),即左翼,其主要動機為財富再分配:對富人適用更高的邊際稅率,可「劫富濟貧」,降低由低到高排列的收入坡度,使得財富分配更「平等」。自20世紀30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上台以來,在民主黨統治之下,美國聯邦個稅最高稅率一路上漲,1944年達到駭人聽聞的94%。里根把最高稅率從上任初的70%逐步降到離任前的28%,目前為35%。

美國稅制,以複雜凌亂著稱於世。最新版本的《聯邦國內稅法》(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分10個子題(Subtitle),共有9834節。第一子題即為《所得稅法》,共有1564節,印出來有近1500頁;相配套的《聯邦稅則》(Federal Tax Regulations)第一大塊是所得稅法的實施細則,印出來就更厚了,超過6000頁,令人抓狂的是,每年都有一定程度的更新!

就聯邦個稅而言,申報主體分為四種:單身;聯合申報的已婚夫婦或有資格的寡婦(鰥夫);單獨申報的已婚者;一家之主。邊際稅率為10%至35%,共六檔,稅率適用的應納稅收入範圍每年隨通脹調整,以夫婦聯合申報為例,2012年10%稅率的為0至17400美元,比2011年的上限17000美元多了400美元,考慮不可謂不周全。

扣除設計就像迷宮一樣。第一種是免徵,如購買國債、州債和市政債獲得的利息,不計入總收入。第二種為調劑(Adjustments),可扣除的項目包括撫養費、多種退休及保健儲蓄計劃的繳費、某些學生貸款利息等,性質上是與獲得收入直接相關的成本費用,總收入減去調劑稱為調劑後總收入。

第三種為扣減(Deductions),分為兩部分。(一)為個人免徵額,2012年為每人3800美元,比2011年多了100美元。(二)可在兩種方式中任選其一。一種是標準扣減,2012年,單身、聯合申報的已婚夫婦、單獨申報的已婚者和一家之主分別為5950、11900、5950和8700美元,分別比2011年增加了150、300、150和200美元。另一種是分項扣減,如超過調劑後總收入7.5%的醫療支出、按揭利息、慈善捐獻等,可以看出,這些都是具體的支出,要獲得扣減,有種種條件和限制。

此外,還有稅款抵免(Tax Credits)。調劑後總收入減去個人免徵額與標準扣減或分項扣減,為應納稅收入(Taxable Income),對此逐級適用不同的邊際稅率,得出應納稅額。但未必就要繳納那麼多稅,往往可以少繳一些或獲得退稅,即稅款抵免。抵免分為兩種。一種是不退錢的,如對老人或殘障人士的抵免,最高額度為1125美元,如果應納稅額為1000美元,那125美元也不會退給你。另一種是退錢的,如勞動所得抵免(Earned Income Credit),低收入者可申請,如果3個及以上子女,最高額度可達5751美元(2011年),又如子女抵免(Child Credit),最高額度為每個子女1000美元。稅款抵免有非常具體的條件和限制。

以上是整個迷宮的簡圖。所得稅是美國聯邦歲入的大頭。以2011年為例,聯邦歲入為2.3萬億美元,其中,個人所得稅為1.0915萬億,佔比47.4%;公司所得稅為1811億,佔比7.9%;社保稅為8188億,佔比35.6%。個人所得稅和社保稅可視為對個人徵收的稅,合起來佔聯邦歲入的83%,剩餘的17%為公司所得稅、關稅和消費稅等。這樣的歲入結構,與中國相比,在個人稅和企業稅的輕重關係上完全顛倒了過來。

複雜稅制的社會成本

複雜個稅稅制製造了磚頭一樣厚、天書一樣難讀的聯邦個稅稅法和實施細則,裡面包含著紛繁複雜的扣除種類和稅款抵免項目,每一種扣除和抵免項目又有不同的具體條件和限制。而且,不斷積累越來越多的臨時性稅收激勵條款,每一種又有不同的具體規定和廢止日期。對此,稅務人員有壓力,納稅人就更痛苦了。

由此帶來的第一塊社會成本:徵收與稽查的行政成本。聯邦個稅的徵收機構為美國國內稅務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簡稱IRS),它發行480種稅務表格,其中聯邦個人所得稅申報所用的就是著名的1040表格。它還發行數百種稅務表格填寫指導書,指導納稅人如何填對、不要填錯這些表格,全部印出來足有幾英呎厚。

IRS大約有11.5萬員工,其中,稅務稽查人員佔4萬人,超過1/3,其職責是隨機、武斷、「有罪推定」、沒有任何理由地查納稅人有沒有逃稅,被查者要騰出時間來積極配合。這些稅務人員的薪水福利和公務支出是千億美元數量級的。複雜的稅制創造了更多的公職,全是非生產性的,由全體納稅人出錢供養,屬交易費用。

第二塊社會成本是每個納稅人都要支付的合規成本(Compliance Costs)。對納稅人來說,最低限度是如何填對1040表格,更高的需要是如何保證自己用盡每一種扣除和稅款抵免項目,最高的需求是如何合理利用個稅稅則,適當安排自己的資產、調整自己的收入來源,以最大限度實現避稅和合法逃稅。

對單身人士和收入一般的家庭來說,分項扣減太複雜,就選擇標準扣減了。家庭收入狀況比較簡單的,可選擇1040EZ(EZ即Easy,簡單)或1040A表格,根據IRS估算,兩者填寫的平均時間分別為2小時和8小時。有學習能力的,買一本《某某年1040表格報稅大辭典》,研習一番,應該能少繳一些稅。

對收入比較高的家庭來說,選擇分項扣減才能最大限度避稅。當然要用最全的1040主表,根據IRS估算,填寫此表平均時間68小時,有錢人的時間價值高,得請專業人士打理。避稅在美國是一個龐大的產業,在十餘年前即有10萬稅務律師,20萬稅務會計師,超過10萬人的避稅投資顧問和經紀人。現在這個數字翻番了。這些人的收入對社會來說,是非生產性的交易費用。

20世紀中葉,正是美國聯邦個稅稅率驚人地高的時代。在影片《肖申克的救贖》中,主角銀行家安迪蒙冤入獄。一位獄警繼承了一大筆錢,要繳納一大筆稅,安迪幫他想出了一項避稅辦法,把這筆錢贈送配偶即可免稅。此後,安迪成為獄警們免費的公用稅務會計。

據估計,大致每個美國人每年要支付相當於納稅額20%的合規成本。那意味著,2011年聯邦歲入的合規成本約為4600億美元,其中,聯邦個稅的合規成本為約2200億。

第三塊社會成本為稅收對經濟活動的扭曲導致的效率損失。平均而言,聯邦政府每從公民手裡拿走一美元,社會財富大約少創造0.3美元。那意味著,2011年聯邦歲入導致的效率損失約為6900億美元,其中,聯邦個稅導致的效率損失為約3300億。考慮到累進稅的本質是累進地懲罰勤勞、累進地懲罰財富的創造,比單一稅會有額外的效率損失。

美國聯邦個稅是複雜累進稅制,上面分析了其「複雜」導致兩種看得見的交易費用:稅務部門更多的行政成本,納稅人更多的合規成本,及一種看不見的社會成本:效率損失——如納稅人不願幹那麼多活了,又如為了符合各類扣除和稅款抵免的要求,不可避免會有一些過度消費,這和商場購買多少錢額外打折對消費者的吸引力是一樣的。這三種社會成本每年即有五六千億美元之巨。

累進必複雜

複雜與累進也有關係。累進稅設立之初雖然就要比單一稅複雜,但總體也比較簡單,反映了窮人財富再分配的訴求。隨著時間推移,在利益集團的遊說和政治黨派的博弈下,越來越體貼入微,照顧到各種利益訴求,自然越來要複雜。窮人有了勞務所得抵扣,富人也可捐贈藝術品少繳稅。這簡直就是「破窗效應」的生動例子:有累進稅設立相當於打碎了第一塊玻璃,給所有人暗示打碎玻璃不會有人管的,窗戶也就越來越千瘡百孔,累進稅制也就越來越複雜。

富人的一美元效用較低?

第一塊玻璃是如何打碎的呢,累進稅最初為何要設立?

第一個理由是功利主義的(Utilitarianism,更好的翻譯應為效用主義)。功利主義認為,富人一美元的效用要比窮人的低,舉的例子是5美元富人都懶得撿,但那可是窮人的一餐飯;因此,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起見,當向富人徵收更高稅率的稅,補貼窮人,這樣,社會總效用就會增加。

問題是,把這樣的邏輯推到盡頭,那社會總效用最大的情形是:所有人再分配後的收入完全一樣。功利主義者說:甲年收入100萬美元,乙10萬美元,甲比乙富,甲最後10萬美元的效用要比乙10萬美元要低,言下之意要不斷抽甲的稅補貼乙,直到兩人收入最後一美元的邊際效用相等,即甲要給乙45萬美元。可如果甲有一筆實業投資,少了這十萬美元不成呢?事實上效用是某物給某人帶來的滿足感,是個人主觀的認定,人與人之間不能比較、加總和平均,因為不可能找到任何客觀的尺度。

高收入人士不在乎被多抽稅?

第二個理由是說,天賦異稟或能力強的人,掙的錢基本上都是天賦或能力的回報,即租金(Rent),理論上,拿走一部分租金、只要不全部拿走是不會改變其供應行為的,例如邁克爾·傑克遜和貓王收入高得嚇人,用累進稅抽掉其一部分收入,他們是不會少唱歌的。

就邁克爾·傑克遜和貓王而言,他們收入是高,不過別只看到賊吃肉,看不到賊挨打,看看中國每年報考藝術類院校的人有多少,但這些人中有幾個成為萬眾矚目的明星?明星的收入,一塊是天賦帶來的租金,另一塊就是高概率失敗的風險補償,對大部分明星來說,後一塊才是主要的,如果對其征高稅率,看得見的供應是不會改變的,但看不見的供應一定會改變,以後走演藝道路的人必然減少。

累進稅累進地破壞稅基

這個問題有更一般性的視角。高收入人士,在天賦之外,必然要投入成本學習、教育和培訓,成本包括學費和為此放棄的工作機會。人接受更高更好的教育的基本理由是:未來能有比現在能找到的工作更好的職業選擇、更高的收入機會,即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選擇(Option),本質上就是買入一項看漲期權(Call option)。

看漲期權是你現在出一個價,讓你獲得一項權利:在將來某個時候以某個固定的價格(行權價格)買入某項資產,只有在未來到期價格高於行權價格時候,你才會實際買入,否則就作廢。你現在出1元錢買入1個期權,允許你一年後以10元的價格買入1股股票,那當一年後股票漲成12元,你行權,就賺了2元,回報率100%,無需投入更多的錢直接買入股票,可見期權可以以小博大。

以期權觀之,你現在支付的教育成本就是期權價格,將來能找到更好工作的收入是到期價格(假如預期年平均收入10萬美元),不深造你能找到的工作收入是行權價格(假如5萬,到期價格與行權價格的差10萬-5萬)越高,這個看漲期權價格也就越高,你也就越有意願投入更多的教育成本。

我們在市場上可以觀察到:越是較少需要專業知識和技能、替代性高的工作,如文員,供給者就越多,平均工資也越低,工資的波動率(同一工作的工資差別)也越低;而對專業知識和能力要求越高、替代性低的工作,供給就越少,平均工資也越高,工資的波動率也越高。

累進稅的效果是:(一)無論看絕對數值還是相對比例,高收入職業的平均工資比低收入工作下降更多更厲害;(二)大幅度降低高收入職業工資的波動率、將工資的差異拉平,兩者都會降低「工作期權」的價格,從而降低你對教育的投入。

第一種效果好理解,降低了你嚮往的工作和你現在有能力得到工作之間的收入差額,期權價格當然下降,如果征單一稅這兩種工作的收入分別為10萬和5萬,征累進稅後這兩種工作的收入分別為7萬和5萬,前一種情形下你可能會去讀MBA,後一種你就未必了。

第二種效果舉個例子就明白了,假定一種股票現價和一年後行權價格都是100元,一年後股價有50%的概率為120元和50%的概率為80元,則到期平均價格為100元,你有50%的概率賺120-100元、50%的概率賺0元,意味著期權價格為10元;如果讓波動率上升,一年後股價有50%的概率為200元和50%的概率為0元,則到期平均價格仍為100元,但你有50%的概率賺200-100元、50%的概率賺0元,意味著期權價格為50元。其他條件不變,波動率越高,期權價格越高,這就是累進稅降低高收入波動率,導致教育投入意願下降的原因。

這是說,高收入者對累進稅是非常敏感的,累進稅相當於累進地懲罰勤奮、累進地懲罰財富的創造,相應地,也就是累進地削減、破壞稅基和自由與繁榮的根基。歐洲的某麥肯錫新入職員工只比他在超市當搬運工的小學同學工資高一倍,始發於美國的2007年金融危機歐洲的遭遇比美國還慘,豈是偶然的?另外,就財產性收入而言,高邊際稅率會促使納稅人把財產從生產性投資轉向免所得稅的政府債券上,這也會削減稅基。

稅率降低,富人反而繳稅更多

這一論斷從美國聯邦個稅邊際稅率變化的歷史中得到了印證。里根在第一個任期將最高邊際稅率從70%降為50%,在第二個任期的1986年,進一步降為28%,在聯邦個稅的繳納結構上,最富裕的1%、5%和10%承擔的份額,反而分別由1981年的17.9%、35.4%和48.2%,上升為1990年的25.6%、44%和55.7%,低收入階層的承擔份額也相應下降。克林頓的1993年增稅,將最高稅率從31%提到39.6%,與民粹的政客宣傳的讓富人多出錢相反,富人承擔的份額卻連連下降。

上述史實充分說明,累進稅最高邊際稅率越低,越是傾向於單一稅,由於對經濟的扭曲變小了,稅基反而越大,富人繳納的稅在整個繳納結構中比重反而更高。這意味著即使僅僅出於讓政府增收或讓富人多繳稅的目的,30%至40%的最高邊際稅率仍有大幅降低的空間。

單一稅的優越性

所謂單一稅率(Flat Tax Rate),又譯統一稅率、均一稅率,是對所有納稅人的收入按同一稅率收稅的方案,在理論與實踐上也有兩種方案,第一種是沒有任何扣除或稅款抵免的原始版本,第二種是容許固定免徵額度的修正版本。

早在1962年,米爾頓·弗裡德曼即提出以第一種單一稅代替累進稅的建議。其後,胡佛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羅伯特·霍爾和拉布什卡提出第二種單一稅方案:為個人所得設立統一的高免徵額,然後對所有人的所有收入適用同一稅率。他們1995年方案為四口之家的免徵額為25500美元,然後對所有個人和企業適用19%的單一稅率。計算表明,這樣即可使聯邦政府的歲入由累進稅轉為單一稅後保持持平。

單一稅與美國現行的複雜累進稅制相比,優勢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它簡單,很容易被瞭解,也不會有複雜稅制下的種種漏洞,一旦採用,將節省大量征稽的行政成本、納稅人的合規成本,減少效率損失。其次它均一,生產力高的人士就有意願在邊際上多工作一些,也有意願將積累的財富用於生產性投資,為成為「高富帥」或「白富美」,莘莘學子有意願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相當於以等於教育成本的價格買入「工作看漲期權」,這些才是財富創造的引擎。

一個好的稅制應是簡單的,應使包括征稽成本和合規成本在內的交易費用儘量低,應使效率損失儘量低(當然,稅收導致效率損失是不可避免的)。

有證據顯示:一個不高於20%的單一稅是最理想的。根據描述稅率與稅收關係的拉弗曲線,隨著稅率上升,稅基減少,由於稅率增加的正面效應超過了稅基減少的負面效應,政府收入也隨之增加至一個最高點。如果稅率再上升,由於稅基減少的負面效應超過了稅率增加的正面效應,政府收入反而下降了。所以,拉弗曲線就像一個倒扣的碗。1997年,美國聯邦資本收益稅稅率從28%降為20%,有人認為,未來四年的稅收總額會低於根據原稅率估計的2090億美元。結果實際稅收為3720億美元。稅率降低之後,政府收入反而驚人增加,這意味著20%的稅率更接近給政府帶來最大收入的最佳稅率。

單一稅正成為世界潮流

美國朝野普遍認識到現行聯邦稅收系統過於複雜,有改革的共識,即要向一個更平滑的稅制演化,但有很多不同的具體方案。2005年,布什總統任上,聯邦稅改總統顧問團批評說:現行稅制極端複雜,需要詳細的簿記、冗長的指示和龐雜的表格,等於是懲罰工作,打擊儲蓄和投資,阻遏了美國商業的競爭力。致力於推動稅改的民間組織提出了種種不同的單一稅方案。

在歐洲的英國、德國和法國,單一稅也是熱門話題。不過讓羅伯特·霍爾和拉布什卡的方案大有用武之地的地方不是美國和西歐,而是東歐轉型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些國家紛紛採用單一稅。立陶宛現行單一稅率為24%(之前為27%);愛沙尼亞則從26%一路降到了現在的18%;斯洛伐克為19%;羅馬尼亞為16%;烏克蘭為15%;俄羅斯為13%;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為10%。現在大概有二十多個國家已實行單一稅,普遍是對個人所得和公司所得實行統一的稅率,有更多的國家正在就此話題展開激烈的公共討論。

不得不說,在美國這樣推行複雜累進稅遷延日久的國家,要轉為單一稅,不容易。因為依附於現行稅制,有一個食物鏈,形成龐大的既得利益者。一個是稅務系統,政府機構的權力和影響力往往取決於其預算規模和人員規模,單一稅將大大縮減對稅務征稽人員的需求,斷別人豐厚的生計,人家會拚命維護;另一個是避稅產業,上百萬的稅務律師、稅務會計師等,所以,當你聽到富裕的稅務律師大談現行稅制如何讓富人出血、如何周全地考慮到了窮人的利益,別感動得以為他們是社會良心。很可能,這些人嘴裡談道義,心裡想生意。

對東歐轉型國家就容易多了。在以前計劃經濟體系裡,國家徵稅沒有意義,因為所有人都是政府的僱員,政府想給你多少就多少,犯不著欲奪先予。這些國家在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沒有先前的累進稅包袱,反而能推行簡單的單一稅,給經濟發展奠定好的規則框架。經過這些年的發展,一些國家已成為初等發達國家,單一稅功不可沒。

中國應施行單一稅

中國現行的是以個人為納稅單位的累進稅,最高邊際稅率為45%。過去的所謂個稅改革,基本就是調免徵額度,目前為3500元每月。前些年引入了年收入超過12萬元個人申報,有越來越複雜的趨勢,稅務律師也正成為熱門行業。若將「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收模式」的個稅改革目標逐步轉向以家庭為單位征稽,必將使個稅制度更加複雜。

累進稅征稽的社會成本本來就高,且有自動日趨複雜的機制,再加上劉尚希提出的中國兩個特殊性,我們能輕易和不加反思地引進家庭累進個稅嗎?全社會需要好好思考:是走美歐的老路(人家也在求變),還是走同為轉型國家的東歐的新路?要美歐模式,還是要正日益成為世界模式的東歐模式?

簡單、有效率和公平的稅制乃是自由與繁榮之基。中國應該就單一稅展開一個廣泛而深入的公共討論,這也是切實的公民訓練和公民成長。

作者為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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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財爺9年無推累進利得稅 疑為爭票 曾突提改革稅制

1 : GS(14)@2017-02-07 05:07:58

■身為競選團隊的食衞局前常任秘書長李淑儀(左)與公務員事務局前常任秘書長黎高穎怡(右),昨全程坐在曾俊華兩旁。易仰民攝



【特首戰開打】【本報訊】曾俊華過去9年擔任財政司長期間,一直未有理會政黨及專業團體提出累進式利得稅等改革稅制建議,宣佈參選特首後終在政綱提倡改革稅制,推行累進式利得稅,減輕中小企負擔,以及引入負入息稅制度,收入低過某一水平的市民毋須繳稅,並獲政府補助。有立法會前議員質疑曾俊華在政綱重提累進式利得稅,明顯為爭取選票。記者:謝明明 鄭啟源



曾俊華昨於記者會上指,過去香港政府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管理哲學,但他認為事移世易,社會狀況或外圍環境都出現大變化,香港須適應新環境,放下以往積極不干預政策,要轉型及改革。其中曾提出在維持香港簡單和高效率的稅制下,研究引入累進利得稅,將利得稅分成「兩格」,中小企交低稅率的稅,減輕中小企稅務負擔,鼓勵初創企業成立。他又探討引入負入息稅制度,收入低過某一水平不用繳稅,還可獲政府補助,改善貧窮市民生活。



■曾俊華競選政綱封面暗藏獅子山圖像。

研設負入息稅助基層


被問及為何在任財爺多年沒提稅改,曾俊華只說:「係咪有啲嘢,之前我係可以做得到嘅呢?有可能係,但好多嘢都要經過一個過程。」他舉例指引入累進式利得稅,「之前未係時候……(現時做)呢個時間係較為適合」。至於是否現屆政府不想做令他未能落實,曾俊華說:「我冇咁講過。」至於若推出負入息稅,現行綜援、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是否繼續推行,曾指要理順現時福利津貼機制,未有明言是否要取消其他福利。對於政綱提出減稅,令稅基更窄,他指可提高政府部份收費項目按通賬加費,增加政府收入,然而政綱沒有提及改革稅制對政府收支具體影響。



■競選政綱內文特意設了「薯片叔叔」專用開引號。

林鄭昨晚回應曾俊華政綱時,意有所指稱對其提出的累進利得稅制非常有趣,稱商會連續多年有此建議,她數周前與商會見面已曾討論,但曾俊華過去9年做不到,「係咪有執行上嘅困難?如果有,?家又係咪唔再受影響?」至於負入息稅扶貧措施,林鄭指曾在扶貧委員會討論,當時負責稅務的官員指會將稅制複雜化,並不可行,故當年改為設立低收入家庭津貼,達至同樣目的,「好高興聽到原來?家可以考慮」。稅務學會前會長王銳強指出,累進式利得稅屬簡單稅制,「以利潤計算,例如100萬以上就交高啲稅率,100萬以下就交較低稅率」。他指現時八成利得稅來自大公司,「中小企交少啲稅,對政府財政影響好少」。



在過去10年多次提出引入累進式利得稅的立法會前議員李卓人稱,「無論曾蔭權年代定梁振英,都係曾俊華做財政司長,我哋得到嘅答覆係得一句『不可行』」。他質疑曾在政綱提出,明顯為爭選票:「曾俊華做財政司長時有權做,係佢工作範疇,但不瞅不睬。到?家選特首,佢抄我啲舊橋,梗歡迎啦,但好明顯為咗攞選票,佢要解釋係咪攞選票先咁做?點解做財政司長嗰陣唔提出呢?定原來佢係一直支持,只係曾蔭權唔制,要解釋清楚。」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207/1992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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