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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商文化具有崇商、重利、低調、務實、自強、知足等特質。這些特質具有濃厚的嶺南文化特色。但這樣的特質也造成了該群體過於重戰術性短期利益，而忽略戰略性長期運作，使他們在新一輪的產業升級當中，面臨著新的瓶頸。
作 為中國歷史上古老的通商口岸，廣州向來都是商品云集、出口繁榮的地區。明嘉靖之後，政府實施「海禁」政策，廣州相當長時期內是中國唯一一個通商口岸。當時 以廣州十三行為代表的廣東商幫初步形成了以外向型經濟為特色的經濟形態，將當時西方領先的貿易模式、結算方式率先引入。
外向型經濟的歷史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1979年，中央批准廣東「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先走一步」，開創了「前店後廠、三來一補」的模式，形成了包括澄海的玩具、東莞的鞋業、服裝業等規模龐大的產業集群。
多年來，粵商憑藉廣東的地理優勢和靈活善變的思維，一次又一次地走在了產業的前端，但是在新一輪的國際產業轉移的浪潮中，卻面臨著新的瓶頸。
廣 東商學院流通經濟研究所所長、粵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慶談及過去，表示「如果在十多年前，那個時候大家都很自豪，一片陽光。但是，30多年過去後，我們重新 審視和反思粵商的優勢和不足，他們面對的機遇和挑戰已經發生很大變化。面對如此多的挑戰，我們還沒有意識到或者說自身還沒有找到一個方法去突圍，現在整個 粵商群體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尤其是面對華東等其他區域的競爭，許多優勢在漸漸消失，而粵商的不足，卻在短期內無法彌補。」
路徑依賴
以製造業為主的珠三角，云集著一群經營靈活的小型企業，它們圍繞產業鏈的上下游，製造出物美價廉的商品。
根 據《粵商發展報告》的統計，在廣東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的400多個建制鎮中，以產業集群為特徵的專業鎮佔了1/4強，經濟規模達到20億元的有 130多個，大的達到100億—150億元。例如中山古鎮，擁有燈飾企業至少在2500家左右，是世界上四大燈飾專業市場之一；西樵紡織企業則近2000 家，年交易額近200億元。而以深圳、東莞、惠州和廣州為主體，形成了著名的電子信息產業走廊，經濟規模近4000億元，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電子信息產業 集群區。
以 中山市小欖鎮的制鎖業為例，一把小小的鎖，看上去並不起眼，但它卻要求多種小五金與之配套，涉及到制鎖業的整個價值鏈，而小欖鎮五金產業集群的主體均是中 小型企業，企業資源薄弱，倘若某一企業涉足整個價值鏈的每個環節，該企業將面臨很大的壓力和經營風險。因此，集群鎮的概念誕生。
這些產業集群區的產品多數以外銷為主，上下游各中小企業的相互合作，使得集群內的廣東企業最先獲得市場信息，採購成本、生產成本長期以來在全國處於優勢地位。「十五」期間，廣東外向型民營經濟成為全省實施外向帶動戰略的生力軍，成為拉動全省外貿尤其是一般貿易出口的增長點。
30多年來，廣東外貿的成績有目共睹。不過，由於其外向型的特點，廣東的外貿商人並不看重國內市場，不做廣告宣傳，不將產品內銷，而將目光盯在廣大的國際市場上。絕大多數廠家都實行訂單式生產。
客觀來說，廣東製造產業集群區又普遍存在問題，比如依靠低端產品、技術水平低、專業化分工程度不高、行業協會和中介組織的凝聚力不強等等。 此外，粵商普遍單打獨鬥、很少合作，使粵商中很難找到積極主動的戰略聯盟式的併購或合作案例，也很難找到大兵團作戰式的對外擴張經驗。幾乎所有粵商都信奉 艱苦的個人奮鬥，憑藉個人或家族的實力而打拚。由於粵商這種合作稀少、孤軍奮戰式的風格，企業最後都做不大。「小富即安」這個詞就經常用來形容粵商的決策 保守和安於現狀。
由於這種個性使然，粵商大多敢於進行從無到有的嘗試、開拓，但發展成長到一定階段和程度後，就十分茫然，進退維谷，停滯不前。
轉型「大考」
「三 來一補」一直都是廣東省的外貿特色，大量的低附加值產業走進廣東，給廣東帶來活力的同時，也使廣東的產業結構以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除此之外， 大量的貼牌生產，讓廣東企業雖然成為眾多知名品牌的生產基地，卻並未帶來更多的實惠。反而隨著內部競爭的加劇，利潤空間逐漸縮小。產業結構依賴性強，產業 內單個企業競爭力不足，利潤在內部競爭中流失，這些問題日益突出。
相 比之下，浙商做生意從小處著手，往往可以在服裝皮衣、建材、陶瓷、燈具、印刷、電器甚至汽車、房地產等任何行業發現商機，逐步擴張。如今以寧波、義烏、杭 州、溫州等區域為代表的浙江商幫，其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皮鞋、服裝、化纖、輕紡、低壓電器等輕工產品製造業佔有重要地位。例如，萬向集團已成為美國三大車 企的配件供應商，還有很多浙商走出國門，設立自己的品牌。
王 先慶認為，如今粵商轉型，應從原來的大工廠主變成大商人、大資本家。廣東有很多動輒就達10萬工人的大工廠，但是銷售型、做品牌的很少，多以生產為主， 「我們應該把過去那種善於管理工廠、善於建工廠、善於製造產品的能力，進一步擴張、提升，自己學會賣東西，將銷售能力和製造能力相匹配，帶動周邊的生 產。」在王先慶看來，粵商此前的模式習慣於訂單式生產，被動地根據訂單來安排生產計劃，現在需要培養出一批商人，懂得如何打開市場，同時善於資本運作，能 通過併購等資本手段，實現產業升級。
而資本運作一直是粵商較為薄弱的環節。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企業管理與決策科學研究所所長林平凡認為，「面對轉型升級，現代企業運營最關鍵的一項工作是怎麼樣配置資源來獲得商機，謀求成功，當一個企業積累到一定程度以後，要形成的一個良好的運營系統，但在這塊，粵商就顯得不足。」
在 很多人看來，無論是企業，還是整個粵商群體，尚缺乏足夠的現代市場運作的觀念。王先慶認為，「我們現在的製造業應該是建立在先有市場，後製造的基礎上，要 改變過去原來依賴的兩頭在外的狀態。因為現在是擴大內需，因此要聯合建立我們的產品銷售渠道，然後我們還要搶佔在國際市場上的銷售渠道，我們不能總是讓別 人來幫我們賣東西。」的確，發展現代服務業首先就是要發展現代流通業，因為只有流通業才能解決工業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即你的產品賣不出去，只要你的渠道 暢通，再把這個渠道建立成一個網絡體系，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林 平凡認為，市場經濟要用新的市場觀念、新的市場運作模式，而這種模式一定建立在對市場構建的理解之上。粵商要控制市場，佔領市場的主導權就必須要有自己的 渠道。渠道為王，用渠道說話。相比之下，「浙商就非常暢通了，因為它有自己的網絡體系和渠道，粵商經濟轉型是否成功，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標誌，當我們有自己 的商品渠道，有我們自己的控制權以後，我們粵商的轉型就成功了。」
總結來說，要能順應升級轉型之潮流，新粵商所要具備的有以下四點：一是要有戰略思維，務實須理性，眼光放長遠；二要適當包裝、宣傳、推廣，要有品牌意識，並貫穿到企業的全流程裡面去；三要有現代資本理念，在現代條件下進行資本運作；四要有現代市場運作的觀念。
呼喚「批判精神」
廣東人知足常樂，小富即安。王先慶表示，這種特點導致出現「有訂單就生產，沒訂單就關門」的現象，「我們在思想上還沒有真正認識到轉型的困難 」。
對 此，林平凡也頗為認同。在他看來，現代的粵商身上缺乏了反思精神與自我批判的勇氣。「首先，粵商經營理念創新不足，只遵循原來的營商理念；其次，戰略謀劃 的底氣不足，這和粵商精神的底蘊有關。變革的時代，粵商有善於抓住機遇的那種靈氣，或者是經營的靈活性，但相對缺乏長期戰略謀劃的文化底蘊。」
林平凡在對粵商的研究當中發現，嶺南文化跟中原文化有很大的差異，嶺南文化偏於精細靈巧，缺少中原文化的雄渾厚重，而戰略謀劃本身需要一個大氣的文化來做支撐。粵商要認識到自身在這一點的不足。
粵商尤其要警惕的是，重戰術性短期利益，忽略戰略性長期運作。長久以來，粵商普遍重戰術、輕戰略，重眼前利益、輕長遠利益，往往過於關注眼前所能實現的利益，至於企業形象、品牌宣傳、戰略佈局、階段推進、資本運作等戰略性考量則不夠重視。粵商往往以為戰略思考「太虛」，不夠務實，不如把眼前的事辦好，走一步看一步，進而對行業和企業的發展缺少理性思考和戰略關懷，導致出現全局性的行業短視。
廣東的發展模式延續至今，可謂根深蒂固。如今處於艱難的轉型期，需要將內源與外源結合發展，內銷與外銷結合，這些都不會一蹴而就。王先慶認為，「過去幾十年，我們沒有把內地銷售渠道建立起來，突然要在這樣一個沒有網絡的基礎上去銷售就很有難度，轉型的基礎已經偏弱。」
而當下，粵商首要的是正視現實，鼓起勇氣，堅定轉型的決心。然而，相當部分粵商諱疾忌醫，王先慶對此直言不諱，「整個粵商的文化基因中缺少一種批判精神，講究寬容，多說好話，缺少批判和反思的精神，把一些問題掩蓋了，缺少集體反思的力量。」
可 以說，這些問題不是短期內形成的，部分問題甚至根植於數千年來的嶺南文化，其中需要理性的批判與反思。而今正是大轉型的時候，社會轉型、經濟轉型與文化轉 型結合到一起，如果不應時而變，粵商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百舸爭流千帆競，粵商們又將經歷新浪潮的洗滌，假使沒有及時進行觀念「升級」，興盛百年的粵商概 念一樣可能會日漸消殆。
（特別感謝廣東商學院流通經濟研究所所長、粵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慶、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企業管理與決策科學研究所所長林平凡接受採訪並提供寶貴資料，文章部分內容援引自《粵商發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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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裕葡萄酒創始人張弼士的發跡，可以追溯至一段幸福美滿的婚姻。
咸 豐9年(1859年)，剛滿18歲的張弼士為逃荒離開廣東省大埔縣，漂海南下到印尼謀生，開始在一位溫姓老闆商舖做夥計，讓他管理賬房，因其為人誠實、可 靠，得到了老闆賞識，還將自己唯一的女兒許配給他，若干年後，張弼士夫婦得以繼承全部財產，後來張弼士決定將一半財產創辦一間經營各國酒類的商行，做買賣 生意，同時承辦當地酒稅和新加坡的典當業，從此走上富商之路。
張弼士靠誠信，勤儉創業，後來開商行，辦礦業，事墾殖，設銀行，經營藥材貿易，經過30多年的多元化經營，成為華人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商，被美國人譽為「中國的洛克菲勒」，據說，其財富總額曾高達8000萬兩，其時大清國的年收入也不過如此。
1891 年，張弼士瞭解到煙台當地氣候、環境適宜種植葡萄，便接受釀酒師奧地利人哇務的建議，從德、意、法等國引進124個品種的120萬株葡萄，併購進了壓榨機 等設備， 1895年，張弼士出資300萬元，創辦了張裕葡萄酒廠，於是有了百年張裕的由來，成為「中國葡萄酒之父」。
「三位一體」
張弼士是早期粵商的代表人物，但是，許多人並不清楚，與晉商、徽商等不同，粵商文化由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廣府文化三大板塊構成。據華南理工大學客家研究所所長譚元亨教授粗略估計，廣府人口占廣州總人口的一半以上，客家人約佔1/3，潮州人則佔1/6，且有著鮮明的文化差異。張弼士出身地大埔，隸屬梅州市，屬於典型的客家人聚居地。
早年在南洋便有這麼一段民間的諺語，叫做「客人開埠，廣人旺埠，潮人佔埠」，就像歷史的分工，言下之意，是說客商是開創者，廣商善於把商埠打造得風生水起，左右逢源，潮商則牢牢站穩腳跟，成為生意強人。
當 然，民間的說法只是一個笑談，比如，粵商的三大商幫每代都不乏巨商富賈。但是，粵商的三大商幫，存在開放、實用、靈活、勤勞等共性特徵的時候，確實又有其 鮮明的個性。在一個大的地理區域中，各居其所，既有三角洲、平原，也有丘陵、山地，人文傳統、地理環境的差異，造成了民系品性的落差。
其 中，廣府人最早到達廣東，佔有西江流域及其下游的珠江三角洲，此處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揚帆萬里的起點。廣府的文化特徵在嶺南文化的分支中最引人注目， 既有古南越遺傳、中原文化哺育，又受西方文化影響，具有多元化構成因素，在廣東文化中佔有最突出的地位，廣府文化在各個領域中常被作為「粵文化」的代稱， 如廣州話稱為「粵語」，並成為一種國際性語言。從漢代開始，廣府民系即與海外文化開始接觸，因此廣府人頗具開放性，敢於吸收、模仿和學習西方文明，視野寬 廣，思路開闊，商品意識和價值觀念非常強，精明能幹，善於計算。
稍後才到的是潮汕人，佔有了潮汕平原。潮汕文化是閩文化的西漸和潮州的「福佬」文化(福佬，指居住在福建漳州和潮汕一帶，講閩南方言的漢族人)融合而形成的。
由 於潮汕平原地少人多，生存不易，常有颱風與地震威脅，且為群山阻隔、陸路交通不變，而東南瀕臨大海，近海有不少島嶼，地理環境迫使潮汕居民很早就「逐海洋 之利」，發展海上貿易，民間曾經盛傳「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的說法，長期面對驚濤駭浪，培養了潮汕人堅強意志、勇於開拓的冒險精神以及同舟共濟的團 隊精神；由於人均耕地不足三分田，潮州人精細耕作，「耕田如繡花」，有著精益求精的傳統，因此，有人形容，潮汕人的人文性格是」海盜與儒雅並存」，一方面 富有「能闖能略、謹慎精細、務實勤儉」的海洋精神，敢於冒險；另一方面，儒雅文化又培育出了功夫茶、潮汕菜等追求細節的文化傳統。
客 家文化其實不限於嶺南，在江西、福建一樣很成氣候。客家的祖先源於中原，唐末五代時從中原一路遷徙而來，先到了粵東北一帶，而後延伸到粵東、粵北，後來 「蛙跳式」布點全省。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主要特徵，又吸收了南方百越族土著居民的精神氣質，早期客家人移居之地幾乎是僻遠的山區，有「逢山必有客，有客必 住山」的一說，後來走出大山，飄洋過海，散居於世界各地，海洋文明較晚接受，但適應能力卻非常強。故此，譚元亨在其主編《客商》一書中談到，「客家文化或 客家精神是一個符合的、動態的意識形態，諸如勤勞克儉、崇文尚教、開拓進取、隱忍堅韌、寬廣大氣都是客家精神的豐厚底蘊。」
除了三大民系文化之外，廣東還有著雷州文化、桂東文化、特區文化等，甚至在講粵語的江門地區還有著「五邑文化」，恰是這種差異性構成了粵商人文品格的底色，他們認可價值多元，處事講究求同存異，兼收並蓄。
商幫緣起
明朝以前，廣東商人的經商活動多是分散的、個體的行為，各自為戰，沒有出現具有特色的商人群體，有「商」而無幫。明朝嘉靖中葉之後才逐步形成廣東商幫，由海商、牙商和國內長途販賣的批發商構成。
早 年，廣東商幫就分為廣府和潮州幫，前者商人主要由珠江三角洲各縣以及操粵語語系的其他商人構成，清嘉慶年間，廣州府屬13縣居民，以商賈謀生者平均佔比約 28%，南海縣甚至高達60%；潮州幫則為執政當局的「海禁」政策所逼，多屬亦盜亦商，因為潮地多靠海營生，在「海禁」政策中約束最嚴而難以謀生，只好鋌 而走險，選擇從事海上武裝走私的道路。
其 後，清政府開放海禁，設立閩、浙、粵、江四關以徵稅，隨後僅留廣州一口通商。在此過程中，廣府商人的前身——行商，漸次發展為包銷洋貨進口和本國土貨出口 的壟斷性外貿機構，稱為「官行」或「洋行」，廣州也逐漸被譽為「天子南庫」。其中，廣府商人自然「近水樓台」，主要從事轉手貿易和零售批發行業，利用地理 位置以及國家特權從事貿易活動，獲利豐厚，外國精美的洋貨產品，如香水、掛表等手工藝品通過他們進入廣東，而中國盛產的茶葉、絲綢、陶瓷等源源不斷出口至 歐洲。
名 聞天下的十三行商人中，其實相當部分是福建人，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東教授介紹說，「大部分行商，多半不是廣東人，像伍家、潘家這兩大家族，祖 籍都不是廣東，而是福建，曾有學者詳細考證了二十多家行商的籍貫，其中過半都來自外省，主要就來自福建、安徽等等。」而閩商中，相當部分就是潮人。
客 家商業勢力的崛起則較晚。早期的客家人仍然保留中原的農耕傳統，以耕種為主，但是由於山區的土地有限，再加上人口繁殖，部分客家人才「洗腳上田」做起商 人。由於具有福建、江西交界地區的區位優勢，其更加注重到內地經商，尤其在清朝初期，執政當局奉行「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客家人大量到湖南、湖北和四 川經商，不少客家商人致富後又定居入籍四川。據有關研究統計，清代康、雍、乾三朝(1644-1795年)，客家人入籍四川者至少達75萬之多。
根 據現有文獻記載，明代至清中期，由於廣府、潮汕商幫勢力甚強，客家省內貿易不多，比較多的是將興寧的棉布、五華的生鐵等土特產運往潮汕地區進行貿易，直到 晚清，客家的商業勢力才逐步向廣州等地區擴展。此外，客家商幫擁有一支不可小覷的海外軍團，利用清政府特准開放廣州的政策紅利及其後的通商，敢於闖蕩的客 家人紛紛至東南亞以及美洲國家經商貿易。據統計，明清時期客家人由於經商及其他原因定居在海外的約有300萬人，張弼士即是其中一員。
三大分支緣起各有不同，卻彼此融合，才構成了「粵商」的整體概念。如今，關於哪個分支的商業力量最盛，並沒有確切統計。不過，一般認為，從總量來說，廣府商人人數最眾，財富最多，但是最出風頭當屬潮商，而海外粵商群體中，潮商的勢力亦最大，而客商的成長性則不容忽視。
官商遠近
一 般人總是喜歡探究粵商三大分支各自特色，學界似乎並無定論，但是，廣東省社科院企業管理與決策科學研究所所長林平凡的觀點，大體能代表一般學者的普遍觀 點，「整體而言，潮汕商人各具冒險精神，善於用獨特的視角去把握、創造商業機會；廣府商人偏重務實，更加信奉規範的經營模式；客家儒家文化浸染深厚，相信 天道酬勤，勤勉的色彩更為濃重。」
譚元亨在《客商》一書中，將三者的差異化概括為：廣府商人商業頭腦靈活，獨立自主精神強，能「頂硬上」；潮汕商人敢作敢為，「愛拼才會贏」；而客商在三大商幫中，「最能吃苦，最富於開創精神的同時也是最恪守誠信之道」。
有學者甚至將三大商幫簡單概括為，「廣府商人要利不要名，客家人要名不要利，潮汕商人名利雙收。」
當然，以上觀點皆為一家之言。除了這些差別之外，從官商關係、團體主義的維度，也能梳理出三大商業群體的若干差異。
官 商關係一直是中國傳統商幫無法迴避的命題，徽商研究專家的話說，徽商是「賈而好儒」，進而「官商互濟」；而經營票號業的晉商，同樣與政治關係密切。相較而 言，粵商整體漠視政治，在他們的詞典中，「政治」當不了飯吃，甚至有「官可病商」的警惕，比如，晚清著名思想家鄭觀應就曾斷言：官非但不能護商，而只能害 商。事實上，早年間，十三行商人每每花上一大筆錢，買個頂戴花翎，以為能做護身符，可事後大多並沒有嘗到「官商」的甜頭。
不 過，三大商幫中，官商關係依然有遠近之分。其中，客家儒家色彩最濃重，歷史上曾與徽商有著近似的「紅頂商人」文化。比如，前文所述張弼士後來入仕途，先後 任清朝駐檳榔嶼領事、新加坡總領事等職，光緒帝在1903年曾兩次召見，賜侍郎銜(大體為副部級待遇)，後被任命為督辦鐵路大臣。遭逢這等際遇的張弼士恰 是客家出身，這絕非偶然。
要 知道，客家先民多為中原躲避戰亂的平民，在遷徙輾轉中，始終保留著中原文化的主流特徵，尊奉華夏為正統文化、崇尚詩禮傳家，注重對傳統、文化、語言、洗漱 的完整保存，客家人甚至有「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訓。客家民系形成於宋，宋明理學濡染之深，不比徽州人弱多少，保持了崇文善學、勤儉節約、質樸率 真、重視名譽的文化性格，從徽州到梅州，甚至能找到不少共同之處。一般人以為粵商「重商輕文」，至少客家人絕不是這樣。
時至今日，有學者認為，客商在三者中「儒商」氣質最重，也更精於政商關係的良性互動。
而 潮汕商幫則尤為注重內部的人際關係，「抱團」意識最為鮮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商研究中心鄧可斌博士戲言，「任何一個潮汕人，只要會講潮汕話，如果沒有工 作，去找潮汕老闆的話，基本能做到找3個老闆，有2個老闆願意提供工作，潮汕人尤其講究相互扶助。」2010年的國美電器股權爭奪案中，曾有消息說潮汕老 鄉火線相助黃光裕20億元，有其深重的文化心理基礎。
在三者中，廣府商幫文化氣質似乎最為獨立。比如，其他兩家都以潮商大會、客商大會這類組織為依託，構建商業網絡，密切內部協作，而廣府商人對於此類活動的熱情遠遠不及。
當然，三者同處於嶺南地域，彼此融合貫通，其關係亦處於一種動態的變化之中，並不能將差異絕對化，比如，香港和深圳原先是客家文化佔主流的地方，其後逐漸演化為廣府文化、客家文化雜存的地方，現在廣府文化的表現明顯更為突出。
(特 別感謝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商研究中心申明浩主任、鄧可斌博士，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東教授，華南理工大學客家研究所所長譚元亨教授以及廣東省社 科院企業管理與決策科學研究所林平凡所長接受採訪，文章部分內容援引自劉正剛著《話說粵商》，譚元亨主編《客商》以及陳澤泓著《廣府文化》)
23日上午，寶能集團董事長姚振華出席第三屆粵商大會高峰論壇，並在論壇上發言。
在談到旗下金融板塊的布局時，姚振華表示，一方面，通過運用股權、債權、基金等各種投資工具，進行養老、醫療產業發展模式探索，支持科技創新和戰略新興產業發展，支持城市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等，實現資金源源不斷地向實體經濟輸血和為產業整合提供有力支撐。
另一方面，發揮保險資金的規模優勢，在資本市場出現困難時，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加大行業龍頭公司的配置力度，不追求二級市場的短期炒作利差，成為長期堅定的戰略投資者、基石投資者，支持上市公司的長期發展。
另外，在談到健康醫療產業方面時，姚振華表示，伴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廣大民眾對醫療健康的重視程度也日漸提升，中國的醫療健康產業開始進入高速發展時期。我國龐大的人口總量和社會日趨老齡化也為醫療健康產業提供了極具潛力的市場。進入健康醫療產業具有較高的壁壘，能否打通健康醫療養老全產業鏈是形成市場競爭優勢的關鍵。
姚振華稱，目前正在協同旗下人壽保險和養老產業，與健康醫療產業形成有效協同，在“開放合作、整合資源、優化服務”的基礎上鏈接全球健康醫療優質資源，積極發展高端醫療、康複保健、養生美容等健康產業項目。
他表示，目前計劃在未來5-10年內，投資500億元在全國興建10家以上三甲綜合醫院，完成輻射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的全國布局。而在養老服務產業方面，將以“生態為形、服務為體、功能為用”的理念，整合優質養老服務資源，結合獎勵旅遊、休閑度假、健康療養、藝術家創作等業態項目，提供高端養老產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