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27 TCW | ||
陸企爆發倒閉潮,對國內銀行業究竟影響多大?這塊銀行獲利的蜜糖,是否變成毒藥? 從獲利數字來看,它是蜜糖。根據銀行局統計,今年前八月,國內銀行稅前淨利為新台幣二千三百多億元,其中海外獲利,包括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海外分行、中國分行加總的稅前淨利,占整體稅前淨利的三六%,不論金額、占比,均創下歷年新高;其中來自中國業務的淨利,就占海外獲利約五成,四百多億元,創下新高。 高獲利背後,也潛藏呆帳風險。中國索力鞋業、旭光高新兩家知名陸企接連倒閉,引發國內銀行業中國曝險金額是否過高的疑慮;金管會統計,截至今年八月,國銀的中國曝險總額為一兆七千五百億元,占國銀淨值的六七.八%,因並未超過淨值一倍的規定,因此,整體風險並不高。 危機一:增加速度太快對中國曝險金額年增46% 所謂「曝險」,指銀行對中國的授信(放款)、投資、拆借總額,包括,設立中國分行的投資額、對中國的授信、及人民幣存款等,根據現行規定,中國曝險總金額不能超過銀行淨值,對其他國家放款政府並無淨值上限規定。 再從倒帳陸企授信來看,無論占國銀中國授信、或全體授信,比率都很低。 例如,爆發倒帳的索力、旭光高新,其授信金額加總約四十六億元,只占國銀對中國授信一千二百八十億元的三.六%。 最近陸企倒帳事件頻傳,泉州、蘇州、溫州均陸續傳出陸企倒閉;但國內銀行總授信金額達二十六兆元,即便一千二百八十億元的授信全都倒光,也僅占○.四九%,在銀行可控範圍內。 雖從比率來看,數字不大,但從速度來看,卻快得驚人。民進黨立委吳秉叡在立法院質詢指出,在短短一年之內,國內銀行對中國曝險金額從一兆二千億元,增加到一兆七千五百億元,一年內成長近四六%,速度太快。 為何對中國曝險開快車?原因就是:高利差。 中國平均利差約二.五%到三%,以一千億元曝險金額計算,一年可以賺二十五億元到三十億元,但,這一千億元若從事國內放款,利差只約一%,一年只能賺十億元。 國內銀行業資金浮濫,利差又低,銀行資金往最有利的方向流,中國放款的獲利是國內放款的三倍,自然是搶著做。 二○一一年台灣開放銀行從事人民幣業務,自此,海外獲利占銀行獲利比重,逐年升高(見圖),目前銀行做中國生意有三個管道:OBU、香港分行、中國分行。做中國生意的結果,也使得這三個管道成為銀行獲利的小金雞。 危機二:迷信上市櫃招牌陸企財報不透明,風險升高 「很多銀行(中國曝險額度)都快爆掉了!」一位金融界總經理說,雖然對中國的整體曝險只占淨值六成多,但,很多銀行都做到接近淨值,像永豐銀行、台北富邦銀行都高達九成,兆豐銀行也高達八八%。 兆豐銀行是官股銀行中國曝險金額最大的銀行,達一千六百多億元,該行董事長蔡友才認為,「中國市場處處是機會,到處有陷阱,」但銀行會針對單一國家、單一交易對手、單一集團均訂有限額,定時追蹤及呈報;銀行在中國的主要客戶有台商、大型陸銀、央企、國企。針對中國業務,銀行均訂有風險控管流程與標準。 蔡友才認為,最近十年,全球各主要銀行都由各種不同途徑拓展中國市場,它也是台灣企業對外投資與貿易最大市場,不能自絕於外。 「借錢給美國也會倒,」一位銀行董事長說,不管跟哪個國家做生意,只要能夠繼續賺錢,風險控制好,都可以做;但是,陸企報表不透明,土地屬於國有,擔保品不足,確保債權不易,銀行如果沒有中國分行,更無法實地進行查核,造成銀行授信的困難。 但,在「高利差」的誘因下,不少想做陸企生意的銀行,都是「跟著大咖走」,只要外商銀行,或是國內大型銀行有做,就會跟著做,尤其如果公司是股票上市公司,更幾乎是票房保證。 像索力是德國上市公司,聯貸銀行有國泰世華、野村控股領軍,擔任管理銀行,上市加大咖兩大要素,不少銀行認為倒帳的風險不高,就會跟進;像旭光高新也是香港上市公司,又有香港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簽證,最早從事海外業務的兆豐銀行還擔任管理銀行。結果,這兩家知名陸企竟在今年先後倒閉。 金管會主委曾銘宗說,國銀就是過度迷信海外上市櫃公司的招牌,才會發生授信風險,因此,金管會將藉專案金檢OBU、中國分行,針對中國授信較多的銀行,了解是否該列入中國授信額度而未列,要求總行落實控管。 危機三:耕耘沒外銀深依賴授信業務,倒帳傷很大 「外銀和中國往來是有邏輯的。」一位金融業總經理說,外商銀行在中國耕耘的時間比台灣長,與陸企往來深,表面上看外商一樣被倒帳,但是損失可能比台灣小;因為,外銀和陸企往來較有「深度」,即往來的業務,不只授信,還包括其他業務,一減一加,風險自然比較低。 「中國曝險上限(淨值一倍)不會再調高了。」曾銘宗強調,除非銀行淨值增加,否則,中國曝險增加的空間有限。接下來,國內銀行得好好想想如何控制風險,才不會讓蜜糖變成毒藥。 |
近期,A股持續下跌的趨勢不僅打擊國內投資者信心,也讓市場擔憂外資是否已紛紛撤離A股市場與港股市場,從而導致股市進一步下跌。
在國內投資者對境外做空勢力猜測不定時,外資也紛紛發聲,在他們看來,A股目前跌幅暫未構成系統性風險,甚至帶來抄底的絕好機會。
A股尚未出現系統性風險
7月8日,瑞銀(UBS)財富管理投資總監亞太區宏觀經濟主管高挺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當前中國股市跌幅尚不足以引發中國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
“A股大幅回調造成市場極度恐慌,這個時候市場容易把面臨的風險進行誇大。”高挺認為,目前投資者最擔心兩個問題,一是股市吸納了很多融資資金,股市下跌是否會造成這些資金受損?這些資金可能來自券商,場外的銀行,對金融系統造成一定沖擊。
但實際上從體量來看,整個銀行系統大概有接近200萬億的資產,而A股中來自券商和銀行的融資資金據估計在1到2萬億元左右,占比較小。“雖然股市大幅下跌會造成一些壞賬,影響銀行的收入、利潤等,但造成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依然較小。”高挺說道。
此外,來自股票市場的財富效應急劇下降是否會對消費產生抑制作用?
匯豐環球研究部昨日發布分析報告稱,股票價格每上升10%,對消費帶來的額外增長其實不足0.3%,而且中國股票市場對居民帶來的財富效應也遠比預期要少。“內地家庭持有的股票比重不足其總金融資產的15%,股票發行亦不過占總體社會融資少於5%。”
報告指出,內地的消費增長主要由收入增長帶動,多於財富增長,加上內地家庭仍將大部分財富作存款或持有現金,少於15%會投放於股票。雖然今年幾輪新股上市募集資金屢創新高,但報告顯示,年初至今集資額亦不過2890億元人民幣,占期內整體社會融資不足5%。
高挺則從另一個角度分析稱,A股由去年的2000點上漲到前期5000多點時,並沒有看出強烈的正財富效應,“當時消費依然疲弱,零售數據也不理想”。
“通常情況下,消費行為只經歷較長時間後才會調整,短期內伴隨著股票的急漲或驟跌,並不會對消費行為帶來明顯沖擊。”但高挺認為,如果股市持續的下跌,其擔憂是否會影響到居民的消費心理,導致消費意願在短期受到壓制。
A股對全球股市影響有限
7月8日,上證指數最低已跌至3421點,與6月12日的5178高點相比跌幅已經達到34%。A股大跌,將為全球市場帶來怎樣的蝴蝶效應?在著名研究機構貝斯普克投資集團(Bespoke Investment Group)看來,中國股市是與全球股市相關性最低的股市之一,現在中國股市的下跌將產生溢出效應並波及全球主要股市。
該機構指出,A股非常的投資者結構非常單一,主要由散戶構成;從影響股市的刺激因素上看,政府政策的影響巨大。此外,本輪牛市的崛起極為複雜,並非是由經濟基本面向好所推動,也未受全球金融市場所刺激。此外,在當時中國股市飆升的過程中,全球指數也沒有任何聯動反應。
但這並非意味著外資將要對A股袖手旁觀。在很多外資機構看來,A股此輪下跌並非是逃離中國股市的信號,反而帶來了絕佳的抄底機會。
7月8日,匯豐銀行發布報告稱,A股經過大幅調整之後,目前價值已經顯現,其將A股市場評級從減持上調至中性。上證綜指目標點位從3400升至4000點,滬深300目標點位從3800點升至4200點。
匯豐上調A股評級基於四個原因,首先,融資規模較6月中的5000億元峰值已經下跌22%,去杠桿能夠造成的最壞影響已經過去;其次,過去幾周內,A股上市公司內部人士的凈賣空壓力已經大幅下降;監管機構仍然有多種工具來穩定市場和重建信心;更重要的是,今年下半年,A股基本面有望明顯改善,低利息成本有助於上市公司實現更高利潤。
危機後時代,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政策(QE)在全球大行其道,“流動性幻覺”制造出繁榮的美妙假象;在QE邊際效應漸失後,負利率政策更是火速接棒。然而,全球經濟增速相較於危機前並沒有顯著提升,日元更是在寬松加碼後不跌反升。全球央行的信用危機正在凸顯。越來越多聲音開始質疑,負利率究竟是救兵還是毒藥?若是後者,我們究竟還剩什麽招?
在由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和第一財經研究院(CBNRI)聯合主辦的“負利率、非常規貨幣政策和國際金融體系研討會”上,來自中國和韓國的頂級經濟學家熱議負利率的利與弊。出席學者包括:韓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韓國G20前Sherpa李一衡(Il Houng Lee),SAIF執行院長張春,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CF40高級研究員管濤,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本場研討會由《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CBNRI院長楊燕青主持。
“我認為全球經濟體不應該過度依靠貨幣政策,不少國家的財政刺激空間甚至也已經耗盡,此時我們需要嚴肅地看待並執行結構性改革。” 李一衡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圖說:危機後,全球三大主要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極速擴容)
李一衡:過度QE導致實際負利率
在李一衡看來,低利率或負利率將使投資者加速追逐風險資產,最終導致風險定價失衡、資本錯配。“一旦利率正常化,整個體系可能就會出現大問題。”
他表示,日本最大的銀行對日本央行負利率政策表示了不滿,因為其造成了貨幣升值、股價下跌。“在負利率過程當中你必須想辦法推動信貸需求,但是銀行發現,事實上,在負利率情況下並沒有給人們帶來貸款需求,所以金融機構還是要承擔損失。”
此外,投資者對債券價格的上漲表示擔憂,“低利率外加QE讓投資者更願意去追逐長期、風險更高的資產,這會導致錯配,也就是說誰都能夠借得到錢,而金融體系沒有這種能力來區別投資者的風險。一旦出現利率正常化,整個體系可能會出大問題。”
李一衡指出,美國此前長期維持利率接近零,希望借此能夠解決債務問題,但是我們看到隨著經濟回暖,低利率或資產錯配的方式必須得到糾正。這也是美國開始啟動加息的原因。
當然,李一衡的觀察並不僅僅停留在當前央行的負利率政策,其更為關註的是,實際負利率(名義利率-通脹)的出現究竟對經濟意味著什麽?又是否應該出現?
歷史數據顯示,G10國家平均10期政府債(剔除通脹)的未加權平均值為1.5-2%,在19世紀80年代以及20世紀20年代,如果除去兩段戰爭時期(實際利率跌為負值),該值為2.5-3%。長期實際利率在戰爭期間變為負值,的確腐蝕了投資回報。
“因此,除非經濟體處於非常規壓力之下,例如戰爭或自然災害,小幅的正利率可能是一個常規(norm)。”李一衡指出,以美國為例,平均戰後的十年期國債利率(剔除通脹)為2.5%,與G10國家相近。10年期政府債利率在1947-1975年、1979-1980年以及2011-2012年短時間內跌破0,這些階段性的偏離長期均值可能是高通脹沖擊所致。實際利率在20世紀90年代高於平均值,而在2000年後開始低於長期平均值。
當前,實際利率究竟應該是正、零甚至是負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基於歷史基準,當前顯然處於低位。發達國家的期限溢價波動不斷,但趨勢是不斷下降。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究竟是當前經濟環境中的什麽特點導致長期利率在這些經濟體里低於歷史均值,且甚至跌入負區間。
李一衡表示,當前與過去不同點還在於,低利率或負利率反映的是實際利率的下降,但並不是因為高通脹(事實上全球面臨通縮風險),可能是因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對資產價格的傳導效果出現了時滯。
巴曙松:大量債務積壓滋生負利率
在巴曙松看來,負利率或低利率出現的大背景實際上是債務的大量積壓,所以只要有發達國家債務負擔大量積壓,低利率和負利率的環境可能就很難改變。
“確實有嚴格的文獻證明,低利率和負利率有利於緩解債務積壓(debt overhang),而且低利率和負利率確實增強了財政政策效果。所以,在目前歐美這些發達經濟體債務比例非常高的背景下,與此相關聯的一個選擇可能就是低利率和負利率。”巴曙松稱。
然而,負利率對於金融機構而言並不那麽美好。
“實際上在金融機構的商業、經營模式中,到目前為止是沒有負利率這一個假設條件的,所以負利率的出現會形成對商業銀行現有商業模式的破壞效應。其風險收益的定價等在此之前是沒有這樣一個假設變量的,”巴曙松認為,如果負利率持續比較長的時間,很可能會對商業銀行現有的經營方式形成巨大沖擊,“這就會倒逼銀行放貸,把錢貸給原本不夠格的客戶,追求更高風險的業務品種。”
更值得註意的是,他從商業銀行層面也觀察到,在負利率環境下,商業銀行也在嘗試做一些適應性的調整,這也被稱為“逃避行為”。“特別是有全球性布局的銀行,其會把超額儲備金從征收負利率的央行轉到其他不收負利率的央行,或者大量持有隔夜拆借等一些無風險的現金替代資產,使得負利率在商業銀行層面的傳導不及預期,所以負利率其實正在對商業銀行形成一個破壞效應,商業銀行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嘗試逃避。”
“如果負利率到了全面實施的時候,這對整個銀行商業模式會形成巨大的沖擊。”巴曙松表示。
張春:日本負利率可能已經失敗
談及負利率,日本央行可能是最為尷尬的一家央行,其也是繼幾大歐洲央行後首個啟用負利率的亞洲國家。然而,負利率首次登臺便導致日元不降反升、日股暴跌,與日本央行的初衷背道而馳。
“可以說日本的負利率政策可能已經失敗了。而美國經濟學界的研究皆認為,負利率在美國的實際操作中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張春指出。
在日本,負利率仍僅僅適用於部分超額存款準備金,銀行存款本身還未到負利率,而歐洲的確由銀行實行了存款負利率。 “我個人覺得在實際操作上面,經濟學家都認為是負利率是不可能的,負利率在英文里面意思就是‘你不可能負下去’,否則儲戶就不把錢放在銀行里,直接持有現金即可,現金即等於零利率,不可能是負的。”張春稱。
“當然,現在很多東西還是要靠銀行來支付,所以儲戶可能有時還需要把一些錢存放在銀行以求方便,勉強承受一定程度的負利率。但我仍然覺得,負利率在實際操作上仍不可能實現。
邵宇:經濟全面過剩導致名義負利率
在邵宇看來,若負利率是指實際負利率(名義利率-通脹),中國其實並不陌生。過去30年里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實際利率有一半以上時間是負的,這是因為中國通脹比較高,“現在的問題就是名義利率也開始變負,這就因為通脹變成了通縮,所以一個核心問題是——為什麽通脹會變得越來越低?”
“盡管大家可能會不同意,只是覺得生活的成本還是很高,但只要看一個數據便可知曉。在過去三十年里,中國年化M2(廣義貨幣)供應每年增速是21%,持續了30年,這期間中國的年化通脹率大約是5%,而我們經濟增長約為10%。5%是通脹,貨幣供應是21%,可見跟整個貨幣流動性投放速度相比,這點通脹其實不算什麽,在全球也是如此。”邵宇稱。
與過去相反,現在我們在低通脹下產生一個負的名義利率,這就發生了根本變化。“究其原因,中國或全球以前可能是短缺型經濟,現在可能變成了全面過剩的經濟體,”他表示,之所以利率為負,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負債或者是資產來對匹配儲蓄資金,即投資標的不能夠產生足夠、可持續的利潤來回報投資人,所以才會進入到一個沒有實際信貸需求的負利率的環境。
管濤:中國當前不會收緊貨幣政策
當然,例如日本的負利率政策在中國推行的可能性幾乎為0。相反,隨著美國貨幣政策大方向趨緊,且有觀點對於此前中國信貸放量或將導致通脹風險上行表示擔憂,那麽就中國央行而言,貨幣政策會否因此收緊?
管濤指出,“要緊縮貨幣政策的話,應該是出現了通脹的壓力,最近這些數據都不太支持通脹走升。”
根據最新發布的CPI數據,5月CPI 同比增幅從4月份的2.3%降至2.0%(高盛預測為2.2%);環比折年增幅為-0.1%(4月份:0.7%)。其中,食品價格同比漲幅從4月份的7.4%降至5.9%。 非食品價格同比漲幅持平於4月份1.1%。
此外,“貨幣政策收緊會增加企業的償債負擔,也不利於去杠桿,”管濤表示,如果沒有明顯的通脹壓力以及資產泡沫風險的情況下, “我認為央行現在面臨更大的挑戰在於——是不是不是進一步寬松? 這是央行比較糾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