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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商幫:粵商「三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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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裕葡萄酒創始人張弼士的發跡,可以追溯至一段幸福美滿的婚姻。

咸 豐9年(1859年),剛滿18歲的張弼士為逃荒離開廣東省大埔縣,漂海南下到印尼謀生,開始在一位溫姓老闆商舖做夥計,讓他管理賬房,因其為人誠實、可 靠,得到了老闆賞識,還將自己唯一的女兒許配給他,若干年後,張弼士夫婦得以繼承全部財產,後來張弼士決定將一半財產創辦一間經營各國酒類的商行,做買賣 生意,同時承辦當地酒稅和新加坡的典當業,從此走上富商之路。

張弼士靠誠信,勤儉創業,後來開商行,辦礦業,事墾殖,設銀行,經營藥材貿易,經過30多年的多元化經營,成為華人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商,被美國人譽為「中國的洛克菲勒」,據說,其財富總額曾高達8000萬兩,其時大清國的年收入也不過如此。

1891 年,張弼士瞭解到煙台當地氣候、環境適宜種植葡萄,便接受釀酒師奧地利人哇務的建議,從德、意、法等國引進124個品種的120萬株葡萄,併購進了壓榨機 等設備, 1895年,張弼士出資300萬元,創辦了張裕葡萄酒廠,於是有了百年張裕的由來,成為「中國葡萄酒之父」。

「三位一體」

張弼士是早期粵商的代表人物,但是,許多人並不清楚,與晉商、徽商等不同,粵商文化由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廣府文化三大板塊構成。據華南理工大學客家研究所所長譚元亨教授粗略估計,廣府人口占廣州總人口的一半以上,客家人約佔1/3,潮州人則佔1/6,且有著鮮明的文化差異。張弼士出身地大埔,隸屬梅州市,屬於典型的客家人聚居地。

早年在南洋便有這麼一段民間的諺語,叫做「客人開埠,廣人旺埠,潮人佔埠」,就像歷史的分工,言下之意,是說客商是開創者,廣商善於把商埠打造得風生水起,左右逢源,潮商則牢牢站穩腳跟,成為生意強人。

當 然,民間的說法只是一個笑談,比如,粵商的三大商幫每代都不乏巨商富賈。但是,粵商的三大商幫,存在開放、實用、靈活、勤勞等共性特徵的時候,確實又有其 鮮明的個性。在一個大的地理區域中,各居其所,既有三角洲、平原,也有丘陵、山地,人文傳統、地理環境的差異,造成了民系品性的落差。

其 中,廣府人最早到達廣東,佔有西江流域及其下游的珠江三角洲,此處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揚帆萬里的起點。廣府的文化特徵在嶺南文化的分支中最引人注目, 既有古南越遺傳、中原文化哺育,又受西方文化影響,具有多元化構成因素,在廣東文化中佔有最突出的地位,廣府文化在各個領域中常被作為「粵文化」的代稱, 如廣州話稱為「粵語」,並成為一種國際性語言。從漢代開始,廣府民系即與海外文化開始接觸,因此廣府人頗具開放性,敢於吸收、模仿和學習西方文明,視野寬 廣,思路開闊,商品意識和價值觀念非常強,精明能幹,善於計算。

稍後才到的是潮汕人,佔有了潮汕平原。潮汕文化是閩文化的西漸和潮州的「福佬」文化(福佬,指居住在福建漳州和潮汕一帶,講閩南方言的漢族人)融合而形成的。

由 於潮汕平原地少人多,生存不易,常有颱風與地震威脅,且為群山阻隔、陸路交通不變,而東南瀕臨大海,近海有不少島嶼,地理環境迫使潮汕居民很早就「逐海洋 之利」,發展海上貿易,民間曾經盛傳「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的說法,長期面對驚濤駭浪,培養了潮汕人堅強意志、勇於開拓的冒險精神以及同舟共濟的團 隊精神;由於人均耕地不足三分田,潮州人精細耕作,「耕田如繡花」,有著精益求精的傳統,因此,有人形容,潮汕人的人文性格是」海盜與儒雅並存」,一方面 富有「能闖能略、謹慎精細、務實勤儉」的海洋精神,敢於冒險;另一方面,儒雅文化又培育出了功夫茶、潮汕菜等追求細節的文化傳統。

客 家文化其實不限於嶺南,在江西、福建一樣很成氣候。客家的祖先源於中原,唐末五代時從中原一路遷徙而來,先到了粵東北一帶,而後延伸到粵東、粵北,後來 「蛙跳式」布點全省。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主要特徵,又吸收了南方百越族土著居民的精神氣質,早期客家人移居之地幾乎是僻遠的山區,有「逢山必有客,有客必 住山」的一說,後來走出大山,飄洋過海,散居於世界各地,海洋文明較晚接受,但適應能力卻非常強。故此,譚元亨在其主編《客商》一書中談到,「客家文化或 客家精神是一個符合的、動態的意識形態,諸如勤勞克儉、崇文尚教、開拓進取、隱忍堅韌、寬廣大氣都是客家精神的豐厚底蘊。」

除了三大民系文化之外,廣東還有著雷州文化、桂東文化、特區文化等,甚至在講粵語的江門地區還有著「五邑文化」,恰是這種差異性構成了粵商人文品格的底色,他們認可價值多元,處事講究求同存異,兼收並蓄。

商幫緣起

明朝以前,廣東商人的經商活動多是分散的、個體的行為,各自為戰,沒有出現具有特色的商人群體,有「商」而無幫。明朝嘉靖中葉之後才逐步形成廣東商幫,由海商、牙商和國內長途販賣的批發商構成。

早 年,廣東商幫就分為廣府和潮州幫,前者商人主要由珠江三角洲各縣以及操粵語語系的其他商人構成,清嘉慶年間,廣州府屬13縣居民,以商賈謀生者平均佔比約 28%,南海縣甚至高達60%;潮州幫則為執政當局的「海禁」政策所逼,多屬亦盜亦商,因為潮地多靠海營生,在「海禁」政策中約束最嚴而難以謀生,只好鋌 而走險,選擇從事海上武裝走私的道路。

其 後,清政府開放海禁,設立閩、浙、粵、江四關以徵稅,隨後僅留廣州一口通商。在此過程中,廣府商人的前身——行商,漸次發展為包銷洋貨進口和本國土貨出口 的壟斷性外貿機構,稱為「官行」或「洋行」,廣州也逐漸被譽為「天子南庫」。其中,廣府商人自然「近水樓台」,主要從事轉手貿易和零售批發行業,利用地理 位置以及國家特權從事貿易活動,獲利豐厚,外國精美的洋貨產品,如香水、掛表等手工藝品通過他們進入廣東,而中國盛產的茶葉、絲綢、陶瓷等源源不斷出口至 歐洲。

名 聞天下的十三行商人中,其實相當部分是福建人,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東教授介紹說,「大部分行商,多半不是廣東人,像伍家、潘家這兩大家族,祖 籍都不是廣東,而是福建,曾有學者詳細考證了二十多家行商的籍貫,其中過半都來自外省,主要就來自福建、安徽等等。」而閩商中,相當部分就是潮人。

客 家商業勢力的崛起則較晚。早期的客家人仍然保留中原的農耕傳統,以耕種為主,但是由於山區的土地有限,再加上人口繁殖,部分客家人才「洗腳上田」做起商 人。由於具有福建、江西交界地區的區位優勢,其更加注重到內地經商,尤其在清朝初期,執政當局奉行「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客家人大量到湖南、湖北和四 川經商,不少客家商人致富後又定居入籍四川。據有關研究統計,清代康、雍、乾三朝(1644-1795年),客家人入籍四川者至少達75萬之多。

根 據現有文獻記載,明代至清中期,由於廣府、潮汕商幫勢力甚強,客家省內貿易不多,比較多的是將興寧的棉布、五華的生鐵等土特產運往潮汕地區進行貿易,直到 晚清,客家的商業勢力才逐步向廣州等地區擴展。此外,客家商幫擁有一支不可小覷的海外軍團,利用清政府特准開放廣州的政策紅利及其後的通商,敢於闖蕩的客 家人紛紛至東南亞以及美洲國家經商貿易。據統計,明清時期客家人由於經商及其他原因定居在海外的約有300萬人,張弼士即是其中一員。

三大分支緣起各有不同,卻彼此融合,才構成了「粵商」的整體概念。如今,關於哪個分支的商業力量最盛,並沒有確切統計。不過,一般認為,從總量來說,廣府商人人數最眾,財富最多,但是最出風頭當屬潮商,而海外粵商群體中,潮商的勢力亦最大,而客商的成長性則不容忽視。

官商遠近

一 般人總是喜歡探究粵商三大分支各自特色,學界似乎並無定論,但是,廣東省社科院企業管理與決策科學研究所所長林平凡的觀點,大體能代表一般學者的普遍觀 點,「整體而言,潮汕商人各具冒險精神,善於用獨特的視角去把握、創造商業機會;廣府商人偏重務實,更加信奉規範的經營模式;客家儒家文化浸染深厚,相信 天道酬勤,勤勉的色彩更為濃重。」

譚元亨在《客商》一書中,將三者的差異化概括為:廣府商人商業頭腦靈活,獨立自主精神強,能「頂硬上」;潮汕商人敢作敢為,「愛拼才會贏」;而客商在三大商幫中,「最能吃苦,最富於開創精神的同時也是最恪守誠信之道」。

有學者甚至將三大商幫簡單概括為,「廣府商人要利不要名,客家人要名不要利,潮汕商人名利雙收。」

當然,以上觀點皆為一家之言。除了這些差別之外,從官商關係、團體主義的維度,也能梳理出三大商業群體的若干差異。

官 商關係一直是中國傳統商幫無法迴避的命題,徽商研究專家的話說,徽商是「賈而好儒」,進而「官商互濟」;而經營票號業的晉商,同樣與政治關係密切。相較而 言,粵商整體漠視政治,在他們的詞典中,「政治」當不了飯吃,甚至有「官可病商」的警惕,比如,晚清著名思想家鄭觀應就曾斷言:官非但不能護商,而只能害 商。事實上,早年間,十三行商人每每花上一大筆錢,買個頂戴花翎,以為能做護身符,可事後大多並沒有嘗到「官商」的甜頭。

不 過,三大商幫中,官商關係依然有遠近之分。其中,客家儒家色彩最濃重,歷史上曾與徽商有著近似的「紅頂商人」文化。比如,前文所述張弼士後來入仕途,先後 任清朝駐檳榔嶼領事、新加坡總領事等職,光緒帝在1903年曾兩次召見,賜侍郎銜(大體為副部級待遇),後被任命為督辦鐵路大臣。遭逢這等際遇的張弼士恰 是客家出身,這絕非偶然。

要 知道,客家先民多為中原躲避戰亂的平民,在遷徙輾轉中,始終保留著中原文化的主流特徵,尊奉華夏為正統文化、崇尚詩禮傳家,注重對傳統、文化、語言、洗漱 的完整保存,客家人甚至有「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訓。客家民系形成於宋,宋明理學濡染之深,不比徽州人弱多少,保持了崇文善學、勤儉節約、質樸率 真、重視名譽的文化性格,從徽州到梅州,甚至能找到不少共同之處。一般人以為粵商「重商輕文」,至少客家人絕不是這樣。

時至今日,有學者認為,客商在三者中「儒商」氣質最重,也更精於政商關係的良性互動。

而 潮汕商幫則尤為注重內部的人際關係,「抱團」意識最為鮮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商研究中心鄧可斌博士戲言,「任何一個潮汕人,只要會講潮汕話,如果沒有工 作,去找潮汕老闆的話,基本能做到找3個老闆,有2個老闆願意提供工作,潮汕人尤其講究相互扶助。」2010年的國美電器股權爭奪案中,曾有消息說潮汕老 鄉火線相助黃光裕20億元,有其深重的文化心理基礎。

在三者中,廣府商幫文化氣質似乎最為獨立。比如,其他兩家都以潮商大會、客商大會這類組織為依託,構建商業網絡,密切內部協作,而廣府商人對於此類活動的熱情遠遠不及。

當然,三者同處於嶺南地域,彼此融合貫通,其關係亦處於一種動態的變化之中,並不能將差異絕對化,比如,香港和深圳原先是客家文化佔主流的地方,其後逐漸演化為廣府文化、客家文化雜存的地方,現在廣府文化的表現明顯更為突出。

(特 別感謝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商研究中心申明浩主任、鄧可斌博士,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東教授,華南理工大學客家研究所所長譚元亨教授以及廣東省社 科院企業管理與決策科學研究所林平凡所長接受採訪,文章部分內容援引自劉正剛著《話說粵商》,譚元亨主編《客商》以及陳澤泓著《廣府文化》)

天下 商幫 粵商 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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