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在《金融時報》撰文稱，2014年以來，央行繼續保持穩健和審慎的貨幣政策。盡管強化了定向降準等定向調控措施，但都只是用調結構的方式適時適度對經濟金融運行中的突出問題進行預調微調，並非貨幣政策取向發生變化。避免過度刺激有利於調結構，防止杠桿率繼續大幅攀升。
針對近來社會關心的央行貨幣政策的作用，他表示，“總的來看，貨幣政策堅持了“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的政策取向，貨幣金融環境的基本穩定，市場利率平穩運行，既較好地滿足了穩增長的資金需求，又防止了流動性供給過多積聚風險，促進了經濟的平穩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
他指出，雖然目前用GDP或工業增加值來衡量的經濟增速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但是今年以來就業情況卻較為樂觀。過度刺激不利於結構調整，重點在於防止杠桿率繼續大幅攀升。而且，中國的杠桿率總體本就較高，如果繼續推高杠桿率將加大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因此，在這樣的宏觀環境下，在當前及未來的一段時期，貨幣政策總的取向以穩健和審慎為宜。
文章最後，他還談了對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看法，以及央行即將或已經實施的相應治標和治本的辦法。他認為，能否實質性地降低融資成本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等“治本”措施的推進情況。不過，由於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的因素和下降的因素同時存在，因此社會融資成本未必能在短期內大幅下降，對此市場應該有心理準備。
以下是馬俊在《金融時報》上發表的原文：
近來，社會各界就貨幣政策對穩定經濟增長、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作用有較多的討論。比較集中的話題包括：1、在過去一段時間內，貨幣政策在穩增長、調結構中的作用是什麽？2、為了達到穩增長的目的，貨幣政策是否應該再松一些？3、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原因是什麽，應該采取哪些治標和治本的措施？本文圍繞這三個問題談一些觀點。
一、今年以來貨幣政策的實施與效果
2014年以來，面對複雜的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人民銀行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部署，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定力，主動作為，加強定向調控。兩次實施定向降準，調整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有關參數，發揮再貸款的作用，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實體經濟特別是“三農”、小微企業和中西部地區的信貸支持。加強信貸政策指導，加大對鐵路、保障房、能源以及科技、文化、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重點領域的金融支持，改進扶貧、就業、少數民族等民生金融服務。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健全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穩步推進同業存單發行和交易，放開上海自貿區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上限。擴大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區間。推進國家開發銀行住宅金融事業部改革，並為開發性金融支持棚戶區改造提供了長期穩定、成本適當的資金來源。
需要強調的是，相關定向政策措施的實施並不意味著政策取向發生了變化，而是針對經濟金融運行中的突出問題，用調結構的方式適時適度預調微調。在實施過程中，人民銀行註重保持貨幣政策連續性、穩定性，按照穩定總量、盤活存量、優化結構的原則，在不大幅增加銀行體系總體流動性的前提下，積極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支持經濟結構調整，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更多地將新增或者盤活的信貸資源配置到“三農”和小微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具體來看，中國人民銀行近期兩次實施定向降準，實施範圍基本上包括了除農信社和村鎮銀行（這兩類機構已執行特殊優惠的較低準備金率）以外的全部金融機構，但是總體釋放流動性有限。定向降準的主要目的是發揮信號和結構引導作用，通過適當的獎勵和考核機制，建立正向激勵，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進一步提高配置到“三農”和小微企業等需要支持領域的貸款比例，在不大幅增加貸款總量的情況下，使“三農”和小微企業獲得更多的信貸支持。此外，為進一步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中國人民銀行今年新設了支小再貸款，並積極運用支農再貸款。截至2014年6月末，全國支農再貸款余額184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37億元，全國支小再貸款余額261億元。其中，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借用支小再貸款發放的小微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比其運用其他資金發放的同期限同檔次小微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低約2個百分點。支農支小再貸款主要是結構性調整工具，通過定向支持，引導金融機構擴大對“三農”和小微領域的信貸投放，有助於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總的來看，貨幣政策堅持了“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的政策取向，貨幣金融環境的基本穩定，市場利率平穩運行，既較好地滿足了穩增長的資金需求，又防止了流動性供給過多積聚風險，促進了經濟的平穩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一是貨幣信貸合理適度增長。截至8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12.8%，接近年初確定的預期目標。二是市場利率平穩運行。8月，金融機構對非金融性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7.09%，比上年12月下降0.11個百分點。同業拆借和債券回購加權平均利率分別為3.17%和3.11%，比上年12月分別下降0.99個和1.17個百分點。銀行間市場5年期、7年期國債收益率分別為3.97%和4.14%，比上年12月分別下降0.51個和0.44個百分點。三是信貸結構進一步優化。8月末小微企業貸款同比增長13.9%，比全部貸款高0.6個百分點，本外幣涉農貸款增長14.8%，比全部本外幣貸款高1.6個百分點。
二、宏觀環境要求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和審慎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的幾個新特點允許和要求貨幣政策繼續保持穩健和審慎，並應重點防止杠桿率的繼續大幅攀升。
第一，雖然目前用GDP或工業增加值來衡量的經濟增速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但是今年以來就業情況卻較為樂觀。根據李克強總理披露的數據，三、四、五月份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持續下降。今年以來，人社部公布的求人倍率（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與供給之比）也明顯高於一倍（求人倍率為一倍表示勞動力市場供求平衡，超過一倍表示供不應求），而且還呈上升趨勢。這表明，由於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和經濟結構向服務業轉型等因素，目前的產出增長的減速並沒有伴隨著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失業情況的惡化。相反，隨著就業情況的改善、反腐敗取得舉世矚目的成果，目前的社會穩定程度是多年來最好的。我國經濟走向新常態的一個特點是，宏觀調控目標要逐步從追求GDP增長轉向強調穩定就業。給定7.5%的GDP增長率，在“舊常態”之下可能意味著政府要出臺很強的刺激政策，而在新常態之下由於弱化對GDP的關註（強化對就業的關註），就不需要那麽大的刺激力度了。
第二，我國經濟的杠桿率總體較高，如果繼續推高杠桿率將加大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的杠桿率（用廣義信貸/GDP的比例，或者用M2/GDP比例來計算）雖然還低於一些發達國家，但高於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我們用100多個國家的數據所作的實證研究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杠桿率的上升會加大一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2009年以來，我國的杠桿率上升速度已經很快，地方融資平臺和房地產等部門杠桿率問題尤其明顯。如果過度松動貨幣政策，就可能繼續推高這些部門的杠桿率，加大未來金融風險的隱患。
第三，過度刺激不利於結構調整。歷史上，在大的刺激之後，經濟短期內可以高速增長，但往往導致對高耗能、高汙染項目的投資熱潮和此後的產能過剩等問題。相反，增長率稍低一些，反而能加大結構調整的壓力和動力。雖然有不少結構性改革措施（如簡政放權、引入民間資本等）可以同時達到穩增長和調結構的目的，但必須承認，就總量政策而言，推動結構調整（要求政策緊一些）和保持增速（要求政策松一些）經常是必須有所取舍的一對矛盾。從全國民眾的福祉來看，降低汙染性產業的比重、發展衛生教育等結構性轉型遠比增加零點幾個百分點的GDP增長率更重要。認識到這一點，就會更好地理解保持貨幣政策定力、營造結構改革環境的重要性。
第四，由於許多體制改革還沒有到位，我國一些經濟主體（如地方政府平臺和不少國企）的軟預算問題仍然較為普遍，一些地方政府過度追求GDP增長的激勵機制還繼續存在，在宏觀政策松動的條件下容易出現信用過度膨脹、低效部門投資過度的傾向。這個體制因素也要求我們在貨幣政策的決策中保持比其他經濟體更為審慎的態度。
在這樣的宏觀和體制環境下，在當前及未來一段的時期，我國貨幣政策總的取向以穩健和審慎為宜。重點應該是為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創造穩定的貨幣金融環境。同時，貨幣政策調控應向更加市場化的方向轉型，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價格形成和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應該建立更可信和明確的調控目標，更加突出保持較低通脹在貨幣政策目標中的重要性。要不斷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公信力和控通脹的靈活反應能力，避免杠桿率的進一步大幅攀升，使市場主體形成穩定預期。
三、解決融資難、融資貴要“標本兼治”
解決好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融資成本高的問題，對於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具有重要意義。按照國務院部署，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就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多次向國務院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小組會議和國務院常務會議進行了匯報。經國務院同意，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代擬並以國務院辦公廳名義下發了《關於多措並舉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4]39號，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並進行督促檢查，確保有關措施得到落實。《指導意見》提出的十條措施包括：保持信貸總量合理增長、抑制金融機構籌資成本的不合理上升、縮短企業融資鏈條、清理整頓不合理收費、優化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管理、完善商業銀行考核評價指標體系、發展面向小微企業和“三農”的特色中小金融機構、發展直接融資、發展支持小微企業等獲得信貸服務的保險產品、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關於企業融資成本高的問題，我們研究發現：
1、融資成本高企的原因中有短期因素，但更主要是結構性因素和體制機制問題。我們認為，企業融資成本高的成因至少有如下幾項。一是過去5年來整體經濟的杠桿率上升較快，許多企業債務率過高，風險溢價自然上升。二是股本融資發展不足，企業對債務融資依賴上升。三是一些領域市場化改革不到位，存在不少“財務軟約束”的借款主體，這些借款者對利率不敏感卻大量負債，在貸款市場上對中小微企業產生了“擠出效應”。四是債券市場雖然有較快增長，但仍不夠發達，地方平臺和多數大企業的融資仍然以貸款（而非發債）為主，也產生了對中小微企業的“擠出效應”。五是在設立中小金融機構方面，民間資本仍然面臨較多的準入障礙，導致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競爭不充分。六是微觀層面存在一些定價混亂和經營管理缺陷因素，擡高了金融機構自身和企業的融資成本。七是小微企業和“三農”領域融資主體自身特點和信用信息缺失等原因決定其風險溢價較高。
2、只有充分認識到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的根本原因和體制機制因素，方能標本兼治、統籌施策。否則，很容易得出應該擴大信貸總量、大幅放松流動性總閘門的結論，其結果可能是雖然在短期緩解了融資成本上升的壓力，但很快又會導致杠桿率和風險溢價進一步上升，使融資成本出現更大的反彈。而且信貸膨脹還可能引發企業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能源資源價格等上漲，最終反而推高企業的總體成本。
3、對通過短期措施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效果要有合理的預期。融資難、融資貴的成因非常複雜，杠桿率過高和風險溢價上升是主要原因，而杠桿率高本身又與股本融資不足、融資主體財務軟約束、經濟增長模式過度依賴投資等體制機制性因素密切相關。《指導意見》中涉及的十條措施是金融部門自身能夠采取的措施，其中多數屬於 “治標”的措施，而能否實質性地降低融資成本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等“治本”措施的推進情況。另外，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的一些趨勢性因素仍然客觀存在。我國目前仍處於“三期疊加”，銀行不良率很可能進一步上升，風險溢價和銀行的經營行為也具有相當的順周期性。企業、居民存款通過理財、基於互聯網的貨幣市場基金等方式與金融機構存款之間頻繁轉換，客觀上形成了擡升銀行融資成本的壓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十條措施出臺後，各部門都在努力落實，會取得一些效果。但由於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的因素和下降的因素同時存在，因此社會融資成本未必能在短期內大幅下降，對此應該有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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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化橋
2014-10-13
就像中國政府部門所做的許多決定一樣，中國的外匯政策可以非常形象地被稱為一種“踩香蕉皮式”的政策。也就是說，中國政府沒有任何政策，它只是盡可能地得過且過，直到滑倒、摔個鼻青臉腫，然後再爬起來，試試別的法子。
上世紀80年代初，1美元可兌換2元人民幣。不過，那是官方設定的匯率。在黑市上，1美元可兌換大約5元人民幣。自那時起，每當官方匯率與黑市匯率太不一致時，北京方面都被黑市逼得做出調整。
為了維持被高估的匯率，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推出了外匯券來限量供應外匯。只有獲得批準的使用者才能得到配給。但外匯券很快就失去了控制，地下交易大行其道。黑市價格在官方匯率的60%至80%之間波動。即便在我當時任職的中國央行，工作人員也不得不到黑市去買美元，以支付在國外讀大學的學費。
中國自上世紀50年代起就存在外匯黑市。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央行大幅調低人民幣官方匯率時，黑市才趨於消亡。在那之後，外匯券變得毫無價值，中國央行在1995年停止發行外匯券。
中國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維持被高估的人民幣匯率，這一事實可能讓已習慣於抱怨人民幣匯率被低估賦予中國制造商不公平優勢的西方人感到意外。中國央行那個時候有意懲罰本國出口商、獎賞外國企業嗎？這可能是結果，但顯然並非中國的初衷。
中國人是得過且過的高手。他們固守現狀，無論這種現狀碰巧是什麽。過去十年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的人，忽視了那之前五十年的情況。現在的人民幣匯率比1994年高30%。那一年的匯率水平並不是中國選的，而是碰巧就是如此。
這並非中國政策遵循隨機路線的唯一例子。十多年前，中國政府開始對空氣汙染和國家對進口原油的依賴有所警惕。因此，它試著出臺燃油稅來抑制石油消費。在人們抱怨該稅對農用拖拉機以及整個工業造成影響後，該稅被悄無聲息地撤銷了。自那以來，沒有人再談論燃油稅，盡管石油進口不斷增長、空氣汙染愈發嚴重。
三年前當房地產危機顯現時，中國在重慶和上海試行了房產稅。人們從一開始就很清楚，此類措施會對中國政府的政治意願和治理的成熟度構成考驗。果然，高調的宣揚讓位於不了了之。
幾十年來，水資源短缺對中國構成了越來越大的挑戰。但在這幾十年期間，用水卻或多或少可以說是免費的，花錢用水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難以想象的。政治人士寧願上馬修建大壩和南水北調等高風險的項目，也不願上調水價。顯然，要克服這種短視，需要真正的領導力和卓越的政治家。
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的確大幅增長，但它的治理卻仍像過去一樣不成熟。鑒於挑戰日益嚴峻，“踩香蕉皮式”的政策只會讓中國摔更多大跟頭。
本文作者著有《黨的人，公司的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註定失敗？》(Party Man, Company Man: Is China’s State Capitalism Doomed?)一書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17日公布的最新研究結果認為，各項宏觀經濟指標顯示，宏觀經濟出現了企穩跡象，但仍然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
該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聯合主辦。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彥斌教授代表課題組發布的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報告認為，當前宏觀經濟初步呈現企穩跡象。
數據顯示，6月，GDP同比增速企穩，結束了連續3個季度的下行態勢;環比增速有所回升。二季度GDP同比增長6.7%，增速與一季度持平;環比增長1.8%，增速比一季度上升0.6個百分點。經初步測算，二季度GDP名義增速達到7.3%，比一季度提高了0.2個百分點，高出實際增速0.6個百分點。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3%，增速與一季度持平。上半年出口下降2.1%，比一季度收窄3.6個百分點。6月份出口則同比增長1.3%，比5月份提高0.1個百分點。
此外，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0%，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2個百分點。6月份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2%，比5月份上升0.2個百分點。上半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73.4%，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3.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達到54.1%，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8個百分點。
“經濟結構持續優化表明經濟運行有所向好。”陳彥斌說。但他同時表示，中國宏觀經濟雖然存在企穩跡象，但是仍然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尤其從6月份數據來看，下行壓力有進一步加劇的勢頭。
報告稱，從總需求的視角來看，需求增長較為疲軟，尤其是投資增速下滑態勢持續加重。今年以來，政府投資是拉動全國投資增長的核心力量，該趨勢在6月份依然延續。1~6月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增速仍高達23.5%，比1~5月提高了0.2個百分點。然而，這已經難以止住固定投資增速的下滑趨勢。1~6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9%，比1-5月回落0.6個百分，增速已連續3個月下降。
值得註意的是，民間投資增速仍在快速持續下滑，與全國固定投資增速的“喇叭口”不斷擴大。1~6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僅同比增長2.8%，增速比1-5月回落1.1個百分點。相應地，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缺口已由1-5月的5.7%擴大至1~6月的6.2%。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為61.5%，比去年同期降低3.6個百分點。同時應註意的是，第三產業和東北地區的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情況更差。1~6月第三產業的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投資增速僅為1.6%;東北地區民間投資同比降幅高達31.9%。
數據顯示，固定資產投資到位資金中貸款增速下降、自籌資金低位增長，表明市場投資意願依然較弱。1~6月固定資產投資到位資金同比增長8%，增速比1-5月份加快0.1個百分點，但是，其中國內貸款增速比1-5月份回落了1.3個百分點。
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見頂回落態勢明顯。1~6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6.1%，增速比1~5月份回落0.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房地產開發企業到位資金與商品房銷售同樣表現出見頂回落態勢。1~6月份，房地產開發企業到位資金同比增長15.6%，增速比1-5月份回落1.2個百分點。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增長27.9%，增速比1~5月份回落5.3個百分點。商品房銷售額增長42.1%，增速回落8.6個百分點。
“從產業的視角來看，工業板塊仍處於深度的結構調整之中，尤其是制造業的運行情況依然欠佳。”陳彥斌說。
報告建議，鑒於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與價格水平漲幅回落，貨幣政策應將定位由“穩健”調整為“適度寬松”。尤其是在積極財政政策對民間投資產生顯著擠出效應的背景下，更應加強流動性供給，從而減輕擠出效應。
陳彥斌說，從6月份數據來看，當前經濟下行的主要壓力來源於投資增速的顯著放緩。投資增速放緩的核心原因在於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高達62%的民間投資增速出現“斷崖式”下滑。因此，扭轉當前民間投資增速的快速下滑態勢，提高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是實現今年“穩增長”任務的關鍵。
報告認為，要提升民間投資應加快推進金融改革，尤其是進一步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未來應著力提高銀行業的競爭程度，包括支持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發起設立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消費金融公司等新型金融業態，適當降低民營資本發起和參與組建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融資租賃公司等地方金融組織的門檻，從而為民營企業融資提供良好的外部融資環境。
同時，進一步放寬民間投資的市場準入限制。未來，應進一步通過監督地方政府積極落實“民間投資36條”與“鼓勵社會投資39條”等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文件，營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拓寬民間投資的空間。
分析會上，民建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馬光遠認為，下半年在整體宏觀政策目標中，要把防風險放到一個重要的位置。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張永軍也表示，面對當前經濟形勢，既要通過供給側改革，也需要通過適度擴大需求來保持經濟穩定的運行和增長。
隨著系列經濟數據的發布，上半年中國經濟運行情況浮出水面，雖然仍舊保持著穩中向好的態勢，但也有需要發力之處，疊加日益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此時，如何運用財政和金融政策解決目前經濟發展遇到的困境，應對未來變化，顯得至為重要。
7月23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部署如何更好發揮財政金融政策作用，支持擴內需調結構促進實體經濟發展。要求在保持宏觀政策穩定的同時，財政金融政策要協同發力，財政政策應該更加積極，貨幣政策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但杜絕大水漫灌式強刺激。
從上半年經濟數據來看，在GDP同比增長6.8%背後，內需較為疲軟，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9609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7%，低於GDP增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80018億元，同比增長9.4%，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4個百分點。此外，居民收入增幅也開始低於經濟增速，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6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6%。
而且，消費對於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今年上半年最終消費為GDP增長貢獻了78.5%。因此，下半年無比需要通過相關政策刺激擴大內需，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協同發力則是重中之重。
國務院常務會議首先提到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以降低企業和個人負擔為目的的稅制改革自然需要加碼推進。過去5年通過大幅減稅降費，推動降低用能、物流、電信等成本，累計減輕市場主體負擔超過3萬億元。從公布的經濟數據來看，減稅政策正面效果明顯，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放水養魚”的效果。不過在稅收征管加強背景下，小微企業受惠不甚明顯，未來減負舉措應該多向小微企業傾斜。
除了企業，個人也需要減稅。6月29日，個稅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在中國人大網上公布，為期一個月向社會大眾公開征求意見。個稅改革的必要性近兩年討論眾多，早已成為民眾共識，上半年個稅增幅達到兩成以上，改革落地已迫在眉睫。合適的方式是，先盡可能根據最大公約數對草案進行一定的修改，再盡早讓改革落地，然後在實施的過程中不斷修正。
財政政策也需要結構性調整，應逐步取消或調整對產能過剩行業的支持，比如今年6月就調整了新能源汽車和光伏行業的補貼政策，未來需要向教育、醫療、養老、社保等領域傾斜，致力於改善民生。
很明顯，通過減稅對小微企業“放水養魚”，對提振內需大有裨益，因為小微企業活得好了，經濟就活了，也居民收入增加提高保障。而且，通過為居民減稅和財政聚焦民生領域，減輕居民負擔，也能夠推進和帶動內需增長。
與此同時，貨幣政策亦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在當前去杠桿環境下，資金仍流向地方政府和大中企業，小微企業融資貴、融資難的問題突出。此時，通過定向降準等差異化貨幣政策，引導金融機構將信貸資金用於支持小微企業十分重要。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實施臺賬管理等，建立責任制，把支小再貸款、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貸款利息免征增值稅等政策抓緊落實到位。
值得註意的是，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貨幣政策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特意提到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因為大水漫灌必將導致新一輪的產能過剩，以及推升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泡沫，資產價格上漲抑制居民消費需求，對於提振內需弊大於利，實非長久之計。
總體而言，此次針對財政金融政策的定調，乃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發展的良方，應嚴格恪守，不宜肆意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