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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生意场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1/588524.html

要不是因为赞助亚运会,广州优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本任很难有机会现身于媒体面前。自创办3年来,这家公司一直隐身于被广州市民所熟识的“羊城通”(公交电子收费系统)背后。但事实上,梁本任更希望广州优管被公众所知晓。

与梁本任有相同想法的企业很多。目前,13家合作伙伴、5家赞助商、28家供应商正通过各种形式做着亚运的生意,他们想借助亚运这块金字招牌将商业价值最大化,为公司在全亚洲业务的拓展做好功课。

高普森国际管理顾问机构首席顾问王君玉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近十年来,中国体育赛事不断,体育经济随之高速发展,体育产业进入黄金时代,而体育营销也成为了品牌传播的利器。

亚运史上最大生意场

2008年2月1日,历经近20轮谈判,广州亚组委终与亚奥理事会签订了市场开发协议,买断了亚运会的市场开发权,这是亚运历史上首次向主办城市“让渡”市场开发权。

在此后2年多的时间里,广东人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运营着这块巨大的资产。

直到11月1日下午,亚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方达儿还在满面笑容地与赞助商签约。他告诉媒体记者,广州亚运会的赞助金额和赞助企业数量都已经超越历届亚运会。

2008年4月,广汽集团成为广州亚运会的首个高级合作伙伴,赞助金额高达6亿元,超过了多哈亚运会的赞助总额。华奥星空援引《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称,广州亚运会赞助金额是多哈亚运会的5倍、韩国釜山亚运会的3.5倍。

赞助商中,除了体育赛事的赞助常客,如中移动、中国电信、工商银行、中国人保集团等,还有一些出身于本土,但一直雄心勃勃的品牌,比如王老吉、361度、TCL、健力宝、岭南集团等。

与上述大佬相比,广州优管算是一个小公司,它以赞助的形式为广州亚运会提供餐饮消费系统与自动售货饮料机方案。

它在亚运城内投放150台POS消费终端和10万张餐饮卡,这使得广州优管这个品牌直接面对来自各国的消费者,而在此前,它仅是“羊城通”在企业内部应用方面的代理商。

“我们的赞助金额超过了1000万,”梁本任告诉本报记者,亚运应该能极大地提升广州优管的品牌知名度,“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们也不会知道我们的存在。”

借亚运开拓亚洲市场

与广州优管这类小型公司的本土战略不同,更多的大品牌看重的是借助亚运品牌拓展亚洲市场。

比如广东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TCL。近五年来,TCL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拓展国际市场,虽一路磕磕碰碰,在国际金融海啸之时,TCL的海外销售市场一度呈现萎缩。2009年上半年,TCL的海外业务占比下降到37.28%,而其国际化高峰期时海外业务占比曾超过53%。

TCL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集团希望利用亚运会这样的国际舞台,在海外提升品牌价值,加强与国内和海外伙伴的联系,同时拉近与全亚洲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金融海啸之后,海外市场比较低迷,我们借助大规模的亚运推广活动,提振了亚洲各地经销商、员工、消费者信心,同时,推动经销商和当地政府及社区资源的合作,争取到更多的支持。”上述负责人说。

可以说,TCL是整个亚运赞助商之中最忙的企业之一,近一年来,TCL就相继推出“快乐亚运新视界”全国巡演、“亚运中国行”大型文艺晚会、TCL 多媒体艺术展等整合推广活动。TCL一直热衷于在海外进行体育营销,并由此一步步提高其在欧美、亚洲、大洋洲及非洲等海外市场的知名度。

此次联手亚运,被许多业内人士解读为金融海啸之后一方面巩固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再度发力海外市场的战略性棋子。上述TCL负责人也对本报记者表示:“其实,亚运推广使得我们有能力、有条件在下一轮的市场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

具有同样心思的还有王老吉,王老吉在中国卖火了,但要走向亚洲还差点火候。

加多宝集团有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亚洲是华人相对集中的地区,特别是在东南亚等地,华人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为王老吉奠定了相当的市场消费基础。而亚运会的主要影响力正好覆盖在亚洲地区,再加上中国文化对这些地区的辐射力增强,也为国内品牌的市场开拓提供了便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老吉赞助亚运会这样的国际平台,也是为了扩大亚洲地区的市场份额、提高其在亚洲区域饮料行业的话事权做好准备。”该负责人坦言。

有营销专家认为,此次广州亚运会对企业的吸引力并不及北京奥运会,加上上海世博会的光芒,公众对广州亚运会的关注度不够高。

以饮料行业为例,尽管在赞助商竞标阶段,包括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在内的国际饮料巨头都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但随后各大品牌的注意力却转向了上海世博会,致使王老吉在广州亚运会的舞台上唱起了“独角戏”,受关注程度与营销效果也不言而喻了。

邻国市场不易进入

事实上,即便中国企业在与中国地缘相近的亚洲地区进行市场拓展,所面临的困境或壁垒一点都不比在欧美或非洲少。

今年上半年,包括中兴、华为在内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就遭遇印度政策阻碍,7月初,印度还以担心中国企业通信设备内有安全漏洞会威胁到国家安全为由封杀中国企业。

全国台企联合会副会长、南通全用电子总经理刘璟芳认为,东南亚虽然工资低廉、土地便宜,但政策不稳定、语言不通、交通不便。

除了东南亚,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韩国是中国企业公认的难以进入的市场,尤其是日本。

从事对日本软件外包业务的广东华智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梅傲寒告诉本报记者,日本以其语言文化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子,语言不通、文化不通的中国企业难以介入。同时,日本有着完善的规则制度,比如诚信经营、信用体系等,中国企业一不小心踩到红线就有可能出大问题。

但体育运动是无国界的,亚运会以其独特的形式穿越文化和语言将人们召集在一起。

比如,在最早启动的“亚洲之路”活动中,TCL为重访“海上丝绸之路”的“阔阔真公主号”配备了高清液晶电视、高清播放器、移动空调、高清DV等顶尖电子设备,这些设备连同“阔阔真公主号”造访了亚洲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余个港口城市。

上述TCL公司负责人承认,通过这种特殊的市场拓展活动,更能给亚洲公众留下深刻的品牌印象,并能区隔传统体育营销中对产品性能的诉求,将体验作为公众、亚运和TCL品牌的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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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的生意場,退役後的創業之路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0911/145593.html

i黑馬:宣布退役三年以來,姚明並未就此淡出人們視線,而是頻頻在商業、公益等領域為自己貼上新的標簽。這名曾在賽場上叱咤風雲的籃球明星,在場下來了個並不怎麽華麗的轉身。
 

\“我雖然離開了賽場,但我不會離開籃球。”

三年前的7月20日下午,在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的三層會場,姚明正式宣布退役。在那場被命名為“明謝”的發布會上,姚明似乎有意向在場的400多名記者做出暗示,離開籃球場的他,將會在另外一個更大的舞臺上重新回歸:“我覺得生活就像一個向導,他會打開一扇又一扇門,今天我退役,一扇門關上,另外一扇門打開。”

過去三年來,這位曾在NBA打拼9年的籃球明星,正在兌現當初打開另一扇門的諾言,在商業、慈善等領域頻頻為自己貼上新的標簽。在投資葡萄酒、音樂、CBA俱樂部以及開辦NBA姚明學校之余,他甚至還會出現在《爸爸去哪兒》這樣的娛樂節目中。

“我現在比在NBA打球時還忙。我給自己制定的幾項任務是同時進行的,有時在日程上沒法做到平衡,只能是哪兒有工作就在哪兒處理。”盡管姚明用“忙碌”一詞來形容自己現在的生活、工作狀態,但如今再次見到姚明,他的身體已經略顯發福。

“他現在主要的工作就是三件事:一是讀書,一是球隊,一是基金會,再從這三個延伸出來就是政協委員。”“姚之隊”隊長章明基對《財經天下》周刊說,姚明是個理想主義者,退役後他想好好做一番事業,處於積極轉型階段的他,極力想扮演好各種角色。

然而,這名曾在賽場上叱咤風雲的籃球明星,在場下的轉身看上去卻並沒有那麽華麗。過去三年的經歷尤其是生意場上的起伏,或許已經讓他開始意識到,想要在籃球場以外取得成功,遠沒有把籃球扔進籃筐那麽簡單。

籃球場

實際上,整個六七月份,姚明的行程都排得滿滿的。不過對於他來說,最需要緊急處理的,還是與上海大鯊魚隊核心球員劉煒的續約風波。

作為姚明的“發小”,劉煒在過去長達11年時間里曾是國家隊的重要一員。2002年,他和姚明作為核心球員為上海這座城市帶來了隊史第一座CBA冠軍獎杯,隨後姚明去了NBA,上海隊僅靠劉煒一人支撐,成績也一落千丈,僅有一次打進季後賽。直到2009年姚明成為這支球隊的老板,很多人才再次看到希望。

不過,在姚明接手上海大鯊魚隊後,他和劉煒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由原來的隊友和朋友關系,轉變為老板與員工之間的關系。

作為球隊老板的姚明,希望更多地借鑒NBA的運營法則,篤信運用理性手段而非感情用事來運營俱樂部。他先是炒了恩師李秋平,隨後在劉煒的續約問題上與對方產生分歧。盡管劉煒在2009年簽下5年合同,但兩人之間的關系已經有了裂痕。5年之後的今天,雙方在續約問題上再次發生分歧。這一次,以劉煒離開上海遠走新疆而告終。

劉煒的離去一度讓姚明背上人情冷酷的罵名,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成為眾人指責的對象。在外界看來,球場兄弟之間的珍貴情誼遠比“在商言商”這樣的冷酷戲碼更能打動人心。

“在CBA這樣一個半職業聯賽,談什麽在商言商有點過,CBA一時半會也不會變成NBA。既然那麽絕,那就請拿出成績來。”曾經在上海隊擔任球隊翻譯和錄像分析師的單正灝,把批評的矛頭直接對準了姚明。

不可否認的是,劉煒續約風波只是姚明管理大鯊魚隊的一個側面剪影。在接手球隊的這段時間里,他引進了很多NBA的管理經驗,對這支母隊進行了諸多管理嘗試。“在整個俱樂部的運作過程中,姚明參與度是很高的,他更多是從機制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章明基說。

不過,借鑒美國管理經驗的姚明也走了很多彎路,畢竟,不是所有的NBA理念都適用於CBA。最明顯的例子是,上海隊之前開始聘用外籍主教練鄧華德,並在球員不能充分流動的情況下從美國大學聯賽NCAA選擇張兆旭等球員。“他們(姚之隊)之前走入一個誤區,認為NCAA的球員來打CBA沒問題。實際上,CBA的對抗強度等要遠強於NCAA。”對此,上海五星體育電視臺編輯曹鍵表示。

經歷了5個賽季的試驗後,姚明無奈地又重新開始聘用本土教練。“上海隊堅定要走國產教練的路線,很重要的原因是,國外教練不適合中國球員的籃球文化。”章明基說,國外教練經常會對球員失控。“講穿了就是,由於球員長期不流動,我們形成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圈子或山頭,這種複雜的關系讓外教難以想象。”

“外教可以彌補一部分,但也有問題,他們的語言、文化差異是非常大的。外教還不像外援,外援可以通過實力展現,外教必須通過語言把大家感染起來,包括把他的意圖執行起來。所以有文化與語言上的差異,外教是非常難施展他們才華的。”對此,姚明反思道。

另外,上海隊希望引進NBA式的管理模式,對球員更加寬松,讓他們在球場上打球更有創造性。但這樣嘗試後,章明基發現,一些長期習慣於被管束的球員,突然之間寬松了之後,他們就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完全亂套。

“我們很多東西不能想得太超前,還是得講究中西結合,找到一種平衡點,更有耐心去推進。”章明基說。

與其他俱樂部老板不同,姚明沒有實業,所以他更希望探索出一條可持續的經營道路。不過無奈的是,除了在投入上精打細算,他暫時還沒有找到一個更好的商業模式。

“NBA跟CBA最大的不同是,NBA把它看成是一樁生意,任何東西要長期發展必須要靠它的商業模式,但CBA完全沒有商業模式,今年比賽結束了,明年再討論明年的,完全不是一個討論商業模式的方法。”姚明無奈地表示。

更讓姚明無法接受的是,沒有商業模式的CBA,今年還將進行擴軍,由過去的18支球隊變成19支。“在CBA可能都數不出來合格的19位專業教練的情況下,擴軍就造成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卻並不代表水平上漲。這種感覺並不是很好,甚至有些痛苦。”姚明說。

在他看來,要改變中國籃球的這種現狀,必須從孩子階段就開始抓起。在經營上海大鯊魚俱樂部的同時,姚明也想把NBA對孩子培養的理念更多地帶入國內的籃球場地。於是從今年2月開始,他又多了一重身份:NBA姚明學校校長。

細心的人可能已經發現,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姚明開始頻頻出現在湖南衛視《爸爸去哪兒》、東方衛視《我們一起來》、央視《開講啦》等欄目。

其中,在《爸爸去哪兒》節目以及其他很多場合,姚明身穿的都是一件印有姚明NBA學校標誌的T恤。在諸多采訪中,姚明的這份新工作也是公關所極力希望媒體能傳達的。

最早,姚明看到籃球是一項比較受歡迎的運動,覺得開辦一所NBA學校是個不錯的機會。“我們本來是想做一個周末籃球培訓機構,在籌備的過程中,NBA聽說我們要做,恰好他們也要做,於是就強強聯手吧。”“姚之隊”中方經紀人陸浩說。

有著姚明與NBA這兩個金字招牌,會有不少家長願意將自己的孩子送過來。由於NBA姚明學校所收學員是0到16歲的孩子,而NBA教練面對的是成年專業球員,他們並不一定能教好孩子們,所以姚明希望找一些高中教練。

“很多人說,你是NBA姚明學校,教練肯定是NBA的。但NBA與CBA都是職業聯盟,教練面對的都是成年人,跟面對孩子完全不同。所以我們更希望招募高中教練,他們知道怎樣跟孩子去溝通,沒有所謂最好的,只有最合適的。”姚明表示。

比如,NBA姚明學校選定的技術總監是比爾·辛格爾頓。在中國,知道辛格爾頓的人少之又少,但他曾經在多個國家打過比賽,退役後也一直從事籃球教學工作,出任過高中籃球教練、大學教練以及職業籃球教練。

主教練助理威爾伯·艾倫同樣是一名高中教練。在他看來,“籃球偉大在哪兒?就是塑造性格,讓每個人成為不錯的人。這項運動給你機會去了解每個人的感受,他們從中是否收獲到快樂、享受,這很重要”。

“實事求是地講,籃球打得好,未必可以幫你找到下一份工作,但你如果有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這些可以在球場上尋找到,就可以尋找到更好的生活。”姚明對《財經天下》周刊說。

有了NBA做靠山,姚明正在最大化地利用這種獨一無二的優勢。每年夏天,不少NBA球星都會來華宣傳,這些NBA姚明學校的學員有機會跟這些球星一起訓練、打球,而在已經舉辦了10年的NBA中國賽期間,這些學員也可以跟球星一起訓練和現場看球。在2月22日NBA姚明學校的開業典禮上,杜蘭特、安東尼等眾多NBA球星通過視頻發來祝福。

“實際上,NBA這些年想在中國落地也比較難,他們想籃球培訓是一個有增長機會的生意,正好姚明也想做這一塊,雙方一拍即合,這就開始了。”北京體育營銷公司“關鍵之道”創始人張慶表示。

目前,僅靠學員收費很難維持NBA姚明學校的正常經營,它的大部分收入還是依靠贊助商。以第一期為例,教練員員工3名,助理教練10人,而學生是200多個,每人收費3900元,全部學員費用才80萬元左右,連教練員的工資都不夠。

在姚明的規劃中,目前在北京的NBA學校只是試驗,一旦成功,他們會向其他城市推廣。“各個地方不同,上海、北京、二三線城市都不同,配置的教練、生活成本等也都不一樣。這里面需要去摸索,北京適應的模式,未必適應於天津。”

陸浩也透露,NBA姚明學校未來可能要改稱俱樂部,因為它是一個業余的體育教育機構。“它不是把學員固定在學校培養專業運動員的模式,我們將來希望它開在社區。就像健身房一樣,每個社區有這樣一個機構。這並不容易,但我們正在嘗試。”

公益場

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大鯊魚俱樂部還是NBA姚明學校,盡管最近三年來姚明的個人色彩越來越濃重,但其背後真正的主導者依然是那個大眾耳熟能詳的名號——“姚之隊”。

作為姚明個人品牌價值和商業符號的規劃者,成立於2000年的“姚之隊”對於姚明籃球事業的成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過,隨著姚明的退役以及在其他領域謀取成功,“姚之隊”的角色以及姚明與團隊之間的關系都在悄然間發生著變化。

過去“姚之隊”核心成員包括章明基、陸浩、約翰·海遜格、比爾·達菲、比爾·桑德斯等,但現在由於姚明大部分時間都留在中國,美方的約翰·海遜格與比爾·達菲參與得越來越少。此外,團隊扮演的角色也由過去姚明打球時的主動變為現在的被動。可以說,姚明已經成為現在這支“姚之隊”的新隊長。

據章明基透露,之前“姚之隊”更多的是出謀劃策,作為一個經營團隊為姚明打理很多事情。而現在,“姚之隊”則越來越轉變成一個資訊團隊了,為姚明提供一些信息,在決策過程中,姚明自己的想法也體現得越來越多。“從某種意義上講,隨著姚明的成熟,‘姚之隊’所起的作用也在不斷演變。”章明基說。

一個典型案例是,在“姚基金”的成立與運營中,姚明自己的觀點和意見就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姚基金”成立於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當時姚明捐贈了200萬美元,並成立姚明基金會幫助災區進行校園重建。

現在,“姚基金”隸屬於北京眾輝國際體育管理有限公司(眾輝體育),同時隸屬於這家公司旗下的還有易建聯、丁俊暉、張琳、侯逸凡等知名運動員。作為眾輝體育的股東,姚明保持著跟團隊成員至少兩周開一個電話會議的節奏。

“姚明退役以後要轉型做什麽,實際上‘姚之隊’沒有一個專門的定位,我們都是為他服務,他想做什麽,我們都配合。”陸浩對《財經天下》周刊說。

如今,陸浩名片上的職位也已經從之前的眾輝體育總經理變為了現在的“姚基金”管委會委員。這位中國唯一一個同時做過足球與籃球總經理的人,目前負責著兩個基金——黃杉基金與“姚基金”,前者投資體育行業,後者則從事公益慈善。

“做慈善嘛,人不能鉆在錢里邊。”曾有過體育、金融、貿易等行業經歷的陸浩說,“我也覺得挺驕傲,能幫‘姚基金’找到公益慈善項目,我覺得也挺有成就感的吧。”

目前,“姚基金”的項目主要包括姚明慈善籃球賽與籃球季。從2007年起,每年夏天一些NBA球星都會來中國跟中國國家男籃隊員打慈善比賽;而籃球季也已經連續舉辦了三屆,從最初覆蓋49所希望小學,到今年已經達到了170多所。

說起來,籃球季誕生有些機緣巧合。原本,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帶了一個從事教育的人來找陸浩談,他們拿出1000萬元來搞足球方面的公益項目。陸浩覺得這是個好項目,不過是在北京實施,而北京各方面條件都很完善,並不是公益活動最好的地方。“你要找需要幫助的地方,這才叫公益。”陸浩說。

最終,對方放棄了公益足球的想法,而此時的陸浩靈機一動:為什麽“姚基金”不做呢?

開始行動前,陸浩和他的團隊進行了多方面的調研。“我們本來的想法是在‘姚基金’捐建的十幾個希望小學里做試點,後來由於我們的寶馬、史丹利等合作夥伴也都有捐建希望小學,他們要求這些學校也要加入籃球季活動。”陸浩說。

在被問及“姚基金”與其他慈善基金的不同之處時,姚明表示:“我想大家都出於一個很好的意願,為社會做一些事情,目標不同吧,但這不是對與不對,我們更關註青少年的成長,獲取體育方面的訴求,包括生活中必備的素質。你可能關註的是籃球水平,但我們關註的是他們用怎樣的態度去完成比賽過程。”姚明對《財經天下》周刊透露,籃球季主要關註的是那些留守兒童,他們缺少比賽機會,希望通過比賽讓他們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來面對競爭。

“我們查了下希望工程有17000所小學,而這也是我們的目標。”姚明說。

不過與此同時,姚明依然面臨著不小的挑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中國做慈善與在美國是截然不同的:“美國一般是社區里比較有影響力的人出來,讓大家去捐錢,不見得有媒體會報道,關鍵是做完社區里都知道了。而我們理解慈善則是一定要崇高,有巨大的社會效應。”

“這種情況下,專業性的媒體很重要。比如,公益與體育結合會產生怎樣新的話題?這就需要各方面記者去研究,而不是純粹作為話題新聞去報道它。另外,公益的行規、體育的行規也很重要。公益本來就是大家自發自願,在自己生活不受影響的情況下去幫助更多的人,所以特別需要保障大家的積極性。”姚明說。

眼下,隨著“姚基金”籃球季的火爆,原本有公益想法的運動員或機構也希望能加入進來。比如原北京國安球員高雷雷,2006年時就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學,看到籃球季活動的影響力後,今年開始跟“姚基金”開展合作。

無疑,這種場景正是陸浩和姚明所希望看到的。

事實上,2003年“非典”開始,姚明就一直熱衷國內各種慈善活動。“盡管姚明在籃球季和慈善賽上沒有商業企圖,但這對他個人品牌卻很有益處。”張慶表示,姚明的慈善舉動對其個人曝光度以及形象經營都非常有利。“這是相輔相成的,你發揮影響力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反過來它也會讓你的平臺繼續曝光在公眾的視野之下。”

生意場

在張慶看來,姚明無疑是聰明的,甚至是有些精明,對於自己的品牌和公眾形象經營得天衣無縫。

其實,早在球員時期,姚明就以精明而著稱,他的品牌經營和慈善活動為很多人所津津樂道。這也讓他的成功並不限於籃球,在籃球之外取得了更多社會影響力的同時,他也不忘在商界一展拳腳。甚至很多人評價說,姚明在商業上的天賦與他的籃球天賦同樣出色。

作為商人的姚明涉及領域諸多,除了上海大鯊魚隊,還包括姚餐廳、健身房、酒店、房地產、葡萄酒、巨鯨音樂網等。當然,其中很多項目姚明並沒有真金白銀地投入,而只是借用了“姚明”的品牌而已。而股票投資合眾思壯,則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利益轉讓,當時姚明以每股1元的價格買入了37.5萬股,此後其收益一度曾達到7000多萬元。姚明真正自己掏腰包的投資是在美國、北京等地的多處實業資產,其中包括豪宅、酒店和酒莊等。

盡管有媒體報道稱,通過投資和商業運作,姚明已經賺得盆滿缽滿,但至少在賬面上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他掌控下的上海大鯊魚隊正在連年虧損,而早期重金投註的巨鯨音樂網也以失敗而告終。當初,姚明以300萬美元作為天使投資,後來谷歌入股時,他又跟投了一部分資金。“本身出發點是對音樂比較有興趣,然後這是一個比較新的東西,是做一個嘗試。”對於當初的投資,姚明回憶說。

作為當時的創始人,陳戈對於巨鯨音樂網的失敗頗感惋惜。他說,如果不是谷歌退出,它極有可能會取得成功,因為當時巨鯨的流量大部分都來自於谷歌搜索。

現在,陳戈開始重新創業,依然專註於音樂領域。在他現在的辦公室里,依然放著與姚明的合影。“做巨鯨的時候,姚明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他的顧慮,他是一個特酷的人,在他的字典里,不會有那麽多顧慮。”陳戈說,“姚明實際上是一個特別好的老板和一個天使投資人。他從來不會跟你說那麽多廢話。”

不過,上海大鯊魚隊的虧損和投資巨鯨音樂網的失敗,並沒有阻擋住姚明擴大自己商業版圖的步伐,現在的他還手握黃杉資本與弘遠基金兩只基金,其投資項目仍處於“培育期”。

“弘遠基金是章明基在弄,我參與得不多。我的情結還是放在體育項目上,其他項目還不是很感興趣。”陸浩說,關於姚明的投資部分,他從來沒有公開談論過,而章明基也以“姚明私事”為由拒絕透露。

“我覺得姚明在商業上是蠻成功的。當然,他要是把所有心思都用在商業上,成果還可以更大,但是他的內心也不是說一定要在有生之年賺多少錢。”在張慶看來,姚明在商業上所走的每一步都是開創性的。“‘姚之隊’本身肯定想去體育產業投資,也接觸過很多制造、傳統產業,但是傳統產業沒什麽亮點,體育產業也沒有形成產業鏈,還需要等待時機。”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未來姚明還將會在商業上有更多的摸索和嘗試。為了取得商業和籃球之外其他領域的成功,退役後的他,甚至專門到上海交通大學攻讀計算機和金融專業。

在自傳《我的世界我的夢》中,姚明寫道:“媽媽說為了將來,我必須學習英文和電腦。人們學好英語以便進入商界,或者去美國讀書,媽媽覺得我可以將英文用於商界。”在火箭隊打球時,姚明也會將管理類書籍《從優秀到卓越》帶到更衣室,這是當時的火箭隊主帥範甘迪送給他的書,並希望他能完成這種轉變。

如今,姚明還有兩年才能畢業。除了攻讀計算機和金融,他還選修包括新聞在內的各種課程。學校離姚明家有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為了避開上班高峰期,姚明通常早晨6點就從家出門。他不會住在學校,一方面學校沒有適合他的床,另外他還有很多其他事情要處理。

“姚明真的是在認真學習。”陸浩說,姚明最近曾跟他討論馬斯洛的五種需求理論,包括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實現需求。

對於眼下互聯網圈最熱門的創新話題,姚明也有自己的見解。“創新,這個東西太難了,你如果沒有渠道的話,創出的也是別人的新,你最多賺到第一桶金,然後賣給別人,再創新。而你賣給別人的創新就打折了,因為別人無法完全理解這個東西。另外,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特別不好。”

在學習、經商和參與慈善活動之外,這兩年姚明又多了一個新身份——政協委員。為了扮演好這個角色,他經常跟行業內人士溝通以收集提案,甚至“姚之隊”也會出面協助。在今年4月的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姚明作了《取消賽事審批,激活體育市場》的發言。而在這個發言之前,陸浩曾組織邀請了前籃管中心主任李元偉、籃球評論員徐濟成以及一些學者、律師進行座談。

“政協委員是姚明的一個新身份,他很希望有一個平臺能夠給體育的改革發展做一些貢獻。”李元偉透露,姚明會經常給他打電話,探討CBA俱樂部管理、籃球改革等話題。

“政協委員對姚明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身份。”章明基向《財經天下》周刊透露,姚明明年的政協提案已經開始在收集了。“退役這幾年來,他慢慢地變成熟了,越來越把理想和實際情況結合在一起,這使得他的很多想法都更接地氣、更有現實意義。”

盡管在章明基看來,退役轉型以來姚明一直在嘗試改變,但一個依然沒有改變的現實是,私下里很少有人能真正走入姚明的世界,即便是那些長期跟在他身邊的人,也鮮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大多數時候,姚明一直都生活在鎂光燈下,即便退役之後,他依然是關註的焦點,一舉一動都會在公眾的眼球底下被無限放大,只是很少有人能了解他內心的真實想法。

上海五星體育電視臺編輯曹鍵每年都會跟姚明有幾次聚會,與會成員大都是當初赴美跟隊采訪姚明的記者,但現在他們都改行了。在這個聚會上,姚明會破天荒地聊聊他的生意以及生活狀態,或者是說些他平時根本不能說的話。

“(聚會上的姚明)就像是一個普通人,他其實挺享受這種感覺的。”曹鍵說。


本文來自《財經天下》周刊給i黑馬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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