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曉鴿：投資更注重團隊創業不一定要走到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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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曉鴿：投資更注重團隊創業不一定要走到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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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曉鴿是最早將西方技術風險投資實踐引入中國的人，在過去幾年中他一共投了20多家跟移動互聯網相關的公司。

在中關村，移動互聯網已成為越來越多創業者的首選，資本市場也將越來越多的目光聚焦於移動互聯網。日前，美國國際數據集團(IDG)全球常務副總裁兼亞洲區總裁、IDG資本創始合夥人熊曉鴿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為已經或即將在移動互聯網領域的創業者支招。

商報：您怎麼看移動互聯網創業的潮流?

熊曉鴿：從一個國家技術的發展來看，作為風投每一個時期投資時間大概是十年左右，比如現在我們看到的騰訊、百度基本上都是12年前投的。在投資裡，在一定時機有所謂的主導技術，美國最開始投芯片、PC，然後再投互聯網，基本上8-10年換一個朝代。一般來講在這裡賭對的一些人，基本上都能賺錢。現在，無疑已經進入了移動互聯網時代。

商報：從您投資的角度來看，團隊和項目哪個更重要?

熊曉鴿：當然是團隊，但是投資人首先會看市場。風投就像漂流，一定要看對河流，看對河流往前劃就行了，只要不被淹死，總能游到目的地，到的早一點兒賺錢就會多一點兒，到晚一點兒賺得就少一點兒。選對了河流，團隊就是划船的舵手，本事好一點兒就不翻船，能夠很快到達終點;本事差一點兒可能就會翻船，所以團隊是這裡面最重要的一環。

商報：您怎麼看待移動互聯網創業門檻低這個問題?

熊曉鴿：上一個互聯網時代很大一個特點基本上是以海歸為主，像搜狐等一些互聯網公司基本上是以海歸為主的創業。現在移動互聯網創業裡反而變過來了，國內創業為主，而且更年輕，因為這個行業本身就很年輕，不需要在國外讀過一個什麼學位，使用的人也更年輕、更聰明。另外年輕不怕失敗，賭的是年齡。

商報：如何看待創新?

熊曉鴿：硅谷本身有一種文化，鼓勵原創的技術，鼓勵你有瘋狂的想法，如果說得大家都激動起來，肯定願意幫你。至於能不能取得商業上的成功，是另外一回事。因為有這麼一個東西，就形成一個很好的機制。我們也想把這種機制引入中國，現在有了移動互聯網，這種技術、專利、人才已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會有越來越多的創新出現。

商報：您認為移動互聯網怎麼樣才可以盈利?

熊曉鴿：現在來看移動互聯網真正賺錢的，基本上是一些生產終端的公司，作為內容的提供，主要還是以遊戲為主。現在中國3G用戶的規模還不夠大，只有1億多，我認為用戶數量可能要到3億-4億左右才會出現引爆點，出現大規模的盈利。

商報：創業的終極目標一定是IPO嗎?

熊曉鴿：國內一談到創業就想到IPO，這是一個問題，要知道，很多公司不一定要IPO，真正要走到IPO也挺不容易的。不走到IPO可以賣掉。

商報：賣掉的話，中國有多少大公司願意買小公司?

熊曉鴿：這也是一個問題，中國有很多大公司寧可自己去做，但永遠做不大。其實更聰明的辦法就是收購和兼併，這樣更快。中國還有一些創業者不願意賣公司，尤其是賣給競爭對手，其實賣給競爭對手正是最好的選擇。在硅谷有一個風格，能夠以高價格把公司賣掉一樣是IPO，不是買了就贏了，賣了就失敗了。

商報：在移動互聯網領域，您最看好哪個方向?

熊曉鴿：我認為移動互聯網是對上一個互聯網時代的顛覆。在上一個互聯網時代內容不值錢，內容提供商都是免費的，主要靠廣告掙錢，而我認為移動互聯網的內容將會成為主要收入來源，從這點來講會給傳統內容提供商一個新的生命。未來在云計算、大數據上面也會出現非常好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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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沃斯一財專場】新興市場謹慎樂觀中國增長將更註重質量

在瑞士達沃斯當地時間2017年1月17日下午，由世界經濟論壇與第一財經聯合舉辦的《全球成長型市場增長前景》(Global growth markets outlook)專場論壇上，美國Rock Creek集團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Afsaneh Mashayekhi Beschloss，南非財政部長Pravin Gordhan，中國銀監會前主席、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BCT銀聯集團傑出研究員劉明康，阿拉伯聯合酋長國abraaj集團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Arif.M. Naqvi和美國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金融體系教授Carmen.M.Reinhart共同探討了在2017年的不確定性中尋找新興市場的黑馬與黑天鵝。論壇由《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楊燕青主持。

全球新興市場自2016年以來加速發展，但其近四分之一的債務將於今年到期，加上全球經濟形勢尚不明朗，新興市場在2017年是否仍然具有吸引力?對此，嘉賓們普遍對新興成長型巿場表示樂觀，他們強調地緣政治越來越重要，新興經濟體國家必須依靠改革實現持續增長，同時他們擔憂民粹主義是未來的風險。

中國增長將更註重質量

在今年的達沃斯論壇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2017年中國經濟增速將保持在6.7%，IMF也上調了中國2017年、2018年的增速預測。

對此，劉明康認為，中國能保持增長，但增長質量才是關鍵。因此，中國必須要進行改革，加強法制建設，增加透明度。他介紹稱，中國目前產能過剩，杠桿率過高，尤其是公司和地方政府的杠桿率，經濟存量越來越大，中國正在加緊推進去杠桿。

中國銀監會前主席、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BCT銀聯集團傑出研究員劉明康

“中國政府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制定方面非常謹慎，旨在為推行真正的、深入的結構性改革爭取更多時間，”他稱，“具體包括國有企業改革、保護私有企業知識產權、增加透明度、增強溝通技巧使得中國更被世界接受等。”

劉明康同時表示，需要關註美聯儲加息周期對新興經濟體的影響，“美聯儲於1994-1995年持續加息6次後，促發了墨西哥經濟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2004-2006年的加息周期引發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他稱。

與中國相關的另一個重要話題是人民幣匯率。去年以來，人民幣貶值了6%，中國為貨幣操縱國的指控因此不絕於耳。對此，劉明康表示，中國絕非貨幣操縱國。“人民幣加入IMF SDR貨幣籃子後，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定價同時參考前一日收盤價與人民幣兌籃子貨幣匯率，這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中國無法操控人民幣匯率。”他稱。

劉明康強調中國有三個目標：其一，中國無意以人民幣貶值促進出口，中國更註重出口的質量和比較競爭優勢;其二，中國將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作為首要的目標;其三，穩定經濟為主，在此基礎下，適度考慮放開資本賬戶、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當前，中國願意通過放緩人民幣國際化的節奏來保障前兩個目標的達成。”他表示。

Reinhart稱，人民幣匯率令她感到擔憂的點並不在貨幣操縱，而在於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不一致性。一方面，經濟增長需要擴張性貨幣政策，從而為公司、銀行提供更多信貸，但另一方面，擴張性貨幣政策又會導致人民幣貶值。她並認為，“人民幣貶值趨勢還將繼續。”

美國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金融體系教授Carmen.M.Reinhart

Beschloss表示，人民幣匯率的討論由來已久。事實上，歐元去年也貶值很多，因此，不應僅僅關註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而應關註人民幣對多種貨幣的匯率情況。

Gordhan則呼籲中國成為新興市場的領軍者，為發展中國家發聲，從而使發展中國家能夠在全球金融體系中有更大發言權。

新興市場經濟審慎樂觀 2017年不確定性增加

美元實際有效匯率從2016年8月至今已經升值6%，而從2008年金融危機至今更是升值了40%。歷史上，每當美元處於升值周期時，總會有世界其他區域遭殃。針對“這次歷史是否會重演?美元的升值會如何影響新興市場或成長型市場國家?”的提問，幾位嘉賓均給予了全球成長型市場較高的評價，在總分10分中，5位嘉賓的評分均在6分-7分的範圍。

Reinhart認為，是否受影響取決於每個國家的美債數量。她稱，在金融危機後，有些新興市場國家乘著美國的低利率，大舉借入美元計價債務，對於這些國家而言，強美元並非好消息，他們可能會面臨較高的風險，但許多亞洲國家美元計價債務水平並不高。

對於新興市場整體情況，她認為，雖然中期情況較為樂觀，但利率上升、中國經濟增速較10年前大幅下滑、大宗商品價格依舊疲弱以及保護主義可能性上升等，使得2017年成為“不確定之年”，將面臨很多風險。

此外，她談及發達國家的名粹主義可能對發展中國家有傳染效應。“這可能會導致新興市場出現例如貿易壁壘等政策倒退。”她稱。

Beschloss補充道，看待這一問題需要分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我們現在尚且處於美聯儲加息周期的早期，最終的加息幅度可能會比2016年大很多，從這個角度來看，美聯儲加息對於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也可能會比目前嚴重很多。對於那些美元債務水平不高的國家，他們在2017年不會受到很大影響，但我比較擔心2017年之後的情況。”她稱，“一年前的達沃斯論壇，我們認為中國是最大的風險點，但有趣的是，由於特朗普當選，新興市場成為了表現最好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