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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一些副部級幹部相繼履新或退休，證監會副主席和主席助理的職位亟待補缺，新近確定的九人後備幹部名單引人關注◎ 財新記者 蔣飛 文jiangfei.blog.caixin.com 中國證監會正面臨近年來副主席和主席助理職位空缺最多的階段。為了填補缺位，近日，證監會內部已確定了一份九人後備幹部名單，其均為現任具備深厚資歷的局級或局級以上幹部。

財新記者掌握的名單顯示，九位後備幹部包括現任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證券基金機構監管部主任王林、辦公廳主任趙爭平、法律部主任黃煒、創新業務監管部主任張思寧、市場監管部主任王建軍、上市公司監管部主任歐陽澤華、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下稱中金所）總經理張慎峰，以及四川證監局局長馬堅。

中國證監會現設主席一名，紀委書記一名，副主席四名，主席助理一名。

這個配置是近年來數量最少的。2012年之前，證監會的副主席數量為四名，主席助理三名。另外，現任副主席莊心一、劉新華和姜洋都已經接近退休年齡，將在最近兩年內相繼退休或者退居二線。

培養後備幹部的需要更為迫切。

除了兼任黨委委員的主席助理張育軍升任副主席較為確定，上述名單中的監管幹部誰將有望更進一步還取決于諸多因素。一方面是要通過組織考察，另一方面由於證監會已經實行多年民主推選制度，幹部在系統內的口碑和聲望也佔有一定比重。

九人後備名單

後備幹部到底是什麼級別？有什麼具體意義呢？

後備幹部制度產生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主要為了解決當時迫在眉睫的新老幹部正常交替問題。1983年10月5日，中組部發佈《關於建立省部級後備幹部制度的意見》，這個重要的指導性文件成為後備幹部制度正式確立的標誌。

中組部2000年9月2日印發的《黨政領導班子後備幹部工作暫行規定》，對黨政領導班子後備幹部的條件、數量、結構及選拔、培養和管理原則作出了詳細的規定，強調“後備幹部一般按領導 班子職數正職1:2、副職1:1的數量確定”。

2009年2月，《2009-2020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後備幹部隊伍建設規劃》下發，這是中央首次制定後備幹部隊伍建設規劃，隨後下發了與之配套的《關於加強培養選拔年輕幹部工作的意見》。

準確地說，後備幹部並無具體的級別升遷，不過是增加了後續提拔的概率。

證監會內部也一直在按照這一制度選拔領導班子，現任副主席姚剛，證監 會原主席助理、現浙江省副省長朱從玖等都曾被作為後備幹部培養。

據瞭解，證監會內部對處級以上後備幹部的選拔採用票選制，由證監會內幹部投票，朱從玖曾多次獲得最高票。

據接近證監會的人士表示，目前九人後備幹部名單尚未正式公佈，也沒有經過公開投票。

部級幹部亟待補位

2012年4月，時任證監會副主席桂敏傑接替耿亮擔任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長。這一變動拉開了最近兩年多時間內證監會高級幹部連續更迭的序幕。桂敏傑主管的稽查工作後來由主席助理吳利軍接掌。

僅僅一個月之後，證監會主席助理朱從玖赴浙江省擔任副省長。朱從玖主管的發行工作由副主席姚剛接替。這一年9月，上交所原總經理張育軍升任證監會主席助理，主管機構監管工作。原主席助理姜洋升任副主席。

2013年10月，證監會就提名吳利軍擔任副主席在系統內公示，但一直未正式宣佈。直到今年9月，吳利軍赴深交所接替退休的陳東徵，擔任理事長一職。

這一任命也讓證監會的主席助理減少到張育軍一人。

在現任的副主席中，莊心一和劉新華均是1955年出生，姜洋出生于1956 年。這三位資深副主席將在明後兩年相繼達到退休或者退居二線的年齡。

以往，證監會卸任的副主席會在滬深交易所擔任理事長的職務。但是在吳利軍赴任深交所之後，滬深交易所都沒有空缺。有消息人士告訴財新記者，2015年莊心一和劉新華卸任副主席職位之後，將直接退休，不在證券系統內繼 續任職。

這一系列已經發生或者即將發生的人事變動，意味著證監會在近兩年內需要補充三到五名主席助理以上的幹部。

如果不發生從會外“空降”的情形，對於現任的證監會系統優秀司局級幹部而言，將是一次很好的晉升機會。

從交易所到證監會

按照過去的經驗，“ 證監會—— 交易所——證監會”是證監會系統提拔高級幹部的重要路徑。姜洋、朱從玖和張育軍均有類似經歷。

張育軍和朱從玖都曾在滬深交易所長期任職，並從上交所總經理職位上升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助理。兩人的其他經歷也頗為相似，比如都曾在人民銀行下屬的教研機構學習，都在30歲前後擔任證監會辦公室副主任。在交易所任職期間，他們都經歷了股權分置改革這一資本市場重要的轉折點。如此經歷讓這兩位高級監管幹部熟悉市場一線情況，更有利於推進市場化的改革。

1995年5月，剛滿32歲的張育軍擔任證監會辦公室副主任，同年10月任深圳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1997年11月任證監會副秘書長， 1998年10月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並主持工作。1999年6月任深圳證券監管辦公室黨委書記、主任（正廳局級），2000年8月兼任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2008年2月任上海證券交易所黨委副書記、總經理。2012年8月任證監會黨委委員，同年9月任主席助理。

張育軍來到證監會工作恰逢證券公司創新如火如荼，但風險也次第暴露。

在他上任後與行業召開的一系列會議和座談中，張育軍一直強調創新業務必須與風險控制並重。去年，券商創新的熱度轉冷，張育軍也在下半年赴哈佛學習。

今年，伴隨著券商和基金子公司資產管理規模不斷膨脹，一些風險事件連續出現。證監會近期針對這一領域檢查之後也發現了較多的違法違規問題，並對15家公司作出了行政處罰。張育軍在9月12日的行業座談會上強調了不能利益輸送、不能進行商業賄賂、不能做資金池業務、杠杆率不能超過10倍等八條底線。

張慎峰同樣有證監會和交易所的雙重經驗。張慎峰曾任證監會青島特派辦主任和山東證監局局長。財新記者曾報道，張慎峰2007年起參加中國證券執法體制改革，擔任證監會稽查總隊首任總隊長，五年內將稽查總隊打造成一支查處內幕交易、股市操縱的鐵面軍。郭樹清擔任證監會主席後，出席了稽查總隊工作會議，評價這是一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的隊伍。2011年10月，張慎峰升任證監會稽查局長。

2012年9月，張慎峰離開稽查系統，赴中金所擔任總經理。稽查工作甚為辛苦，遇到的重重困難往往不為外人所知。

張慎峰在稽查系統帶了五年隊伍，經常與同事們徹夜工作，也很重視照顧年輕執法人員的生活，因此當其離開時，下屬分外不舍。

張慎峰到中金所之後，著力推動了中金所的產品創新。2013年9月，中金所正式推出國債期貨 ，目前正在醞釀包括三年期和十年期在內的更多期限的國債期貨品種；其他正在推進的新產品還包括利率指數期貨、股指期權等。中金所還受財政部委托，與中債登共同研究用國債沖抵衍生品交易保證金的機制。

有接近證監會的人士稱，張慎峰是後備幹部中較有競爭力的人選，但其在中金所工作剛剛兩年，時間稍短。

另一位有交易所工作經驗的後備幹部是現任辦公廳主任趙爭平。這位資深的監管幹部曾擔任辦公廳副主任，再早之前供職于原國家計委，曾經是前國務委員陳俊生秘書，擁有豐富的行政經驗。

2006年，趙爭平擔任鄭州商品交易所總經理；2009年回歸證監會擔任現職。趙爭平也是被寄予厚望的後備幹部。

關鍵部門經歷

除了交易所，一些關鍵業務部門的一把手也在後備名單中。這些幹部有的曾在業務部門長期任職，專業功底深厚；有的還具備地方派出機構的工作經驗。

歐陽澤華長期在上市部任職，他同時還是證監系統的全國人大代表，因此在公共場合和媒體上出鏡率很高。近年來，上市部推進的並購重組市場化改革取得實效，一批行政許可項目取消或者簡化。近期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證券法》進行了一次小範圍修改，主要涉及並購重組審核的簡化。這些工作與中央提出的簡政放權改革方向相契合，也恰好趕上了國內並購市場蓬勃發展的大周期。

相比IPO 屢屢中斷以及改革不斷反複，並購重組的市場化已走在前面。但是假重組真借殼、以市值管理之名行內幕交易之實等問題也對監管者提出了新挑戰。歐陽澤華在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對媒體表示，上市部正在構建上市公司綜合監管平台，除了證監會機關和派出機構，還涉及12個國務院部委，以形成監管合力。

與歐陽澤華一樣，法律部主任黃煒也是一位長期專注于一個領域的專業型幹部。法律部雖不涉及具體業務，但與每個一線監管部門都要打交道，同時還 要與司法部門經常協調。除了幫助各個業務部門制定證監會部門規章，法律部的重點工作包括參與《證券法》《基金法》等相關法律的起草和修訂，以及推動最高法對於相關法律適用作出司法解釋等。這些工作均關係到資本市場全局。

曾長期擔任證監會國際部主任的童道馳原本也是副部級幹部儲備中的熱門人選。他已於今年4月赴任商務部部長助理。

王林和張思寧都是履歷豐富的監管幹部。王林曾就職于證監會辦公廳和國際部，2009年任發行部副主任。2011 年，王林接替赴上海虹口區任區長的吳清，擔任基金部主任。今年年初，基金部與機構部合併成立新的基金機構部，王林繼續擔任主任一職。

在王林主政基金部期間，證監會對基金行業進行了大幅度的鬆綁。基金產品審批逐步向備案制過渡，對於外資和專業人士參股基金公司的限制也逐步放鬆，基金子公司則得以開展類型更多元化的資產管理業務。

張思寧剛從上海證監局局長的位置上調回證監會機關，出任新成立不久的創新部主任。這是張思寧第二次掌管一個新部門。2009年創業板正式啓動。在此之前，張思寧從上市部副主任的位置上調到新成立的創業板部主持工作。開板頭兩年，上市企業超過300家，創業板部編制人員僅有26人，即便從深交所借調了大量預審員，工作強度仍然很大。

更嚴峻的挑戰是廉政。由於掌握實權，創業板部備受關注，也更容易“犯錯”。張思寧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表示，創業板部為了預防腐敗，一是加強思想教育；二是健全制度流程，要求審核工作必須“雙人審核、多人參與”，加強權力制衡。

王建軍和馬堅目前分別擔任證監會市場部主任和四川證監局局長。王建軍還兼任研究中心主任，他更早之前在辦公廳任副主任，主管新聞宣傳工作。馬堅曾任西藏證監局局長，2012年起擔任現職。

連小學生都聽過這句話：「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如果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會如何？

幫蘋果研發出iPhone觸控面板的宸鴻，曾經是台股最純的蘋果概念股，蘋果占其營收最高曾超過七成。但是當iPhone出到第五代，技術一改變，宸鴻就被蘋果拋棄，股價從最高超過九百元，現在只剩下六十二元。

「很多人問我，你台大商學系畢業，難道不懂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一九九二年，在豐泰上市的審核會議中，官員問的也一樣，你豐泰全公司八成只做Nike一個品牌要怎麼上市？風險太大了吧？」豐泰董事長王秋雄回憶。

結果，豐泰上市二十幾年，到現在還存在。身為最純Nike概念股的豐泰，Nike挹注營收占比高達八成，豐泰跟它合作四十年，股價還隨著它漲了超過三倍。

為何豐泰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命運卻跟蘋概股的宸鴻大不相同？

王秋雄辦公室裡珍藏的兩張照片，給了答案。

第一張照片裡，Nike創辦人奈特(Phil Knight)幫王秋雄撐傘。

「第一次見到奈特，我只有三十四歲，他還不到三十八歲，跟一般客戶差不多，拿個皮箱就來拜訪。」王秋雄回憶，「我跟奈特一樣是害羞的人，碰到漂亮小姐都會臉紅，他可能從我身上發覺到跟他一樣的特質，很單純、不講花俏的話，年輕、剛創業不久。」豐泰，是Nike往亞洲設廠的第一站，當時除了豐泰，還有韓國工廠。

救火，救出今日的豐泰

Nike遠東廠出事，他就去幫忙建廠

每當Nike有難，豐泰總是適時出現救火，王秋雄說：「我們跟Nike的生意，都是救急、救出來的。」

一個最令王秋雄印象深刻的救火任務，是一九八八年Nike在中國蘇州太倉的烏龍事件。

當時2Nike為了爭取中國內銷額度，跟當地政府承諾要做一個鞋盒工廠，太倉政府要求要做鞋子，但Nike主管認為只做鞋盒就好;當他們要去買土地的時候，太倉政府說，抱歉要做鞋子。

一通來自美國的緊急電話，王秋雄便跑到太倉去救火，花了九個月讓工廠上軌道。當時台灣才剛開放大陸探親，局勢不是很穩定，他笑說：「進去時我自己都怕，因為都是共產黨。」

這次救火，反而成了豐泰進入中國設廠的契機，意外擴大了豐泰的產能，至今在中國有七座廠。因為這次協助，Nike甚至還讓王秋雄名列它蘇州工廠的董事。

這個事件，建立了Nike對豐泰的信任感。當其韓國工廠出事，奈特只對內部主管說了一句話：「你去找CH(王秋雄)，他是在遠東工廠我唯一相信的人。」

由王秋雄二兒子王建榮所掌管的豐泰第二事業部，是Nike足球的最大生產商。豐泰會從鞋子做到足球，也是幫忙救火而來的，更進而擴大了豐泰的福建工廠。

最早，Nike的足球用手縫製，在巴基斯坦生產，但後來巴基斯坦與印度產生政治衝突，它的足球生產商跑到中國福建福州設廠生產，沒想到出狀況，Nike又來找沒做過足球的豐泰救火，要求豐泰與巴基斯坦足球生產商一起成立公司。

王建榮的部門去福建救急，從救急演變成現在Nike的無接縫足球生產商，和它對抗阿迪達斯(Adidas)在歐洲足球市場的秘密武器。「現在Nike在高階的球，西甲英超都是豐泰幫它做的。」王建榮說。

研發，讓他敢對Nike說不

就是他，動員五％人力找到針織鞋量產法

王秋雄從來不會為了訂單而擴大產能，而是每次替Nike救火，累積了一份信任，也擴大了豐泰的產能與生產版圖。

雖然有革命情感，但在商言商，Nike給豐泰的訂單價格並沒有比較好，「我們的條件跟其他人都一樣，價錢沒有好，一樣要競爭。」一位豐泰董事透露。

因此，豐泰對Nike而言，是救火大隊，擁有它所欠缺的鞋子量產研發實力，讓王秋雄也有了敢對Nike說「不」的勇氣。

這個「不」，就是Nike在二〇一二年被《時代》雜誌評為最佳發明之一的編織鞋面(Flyknit)。

二〇一一年七月，王秋雄大兒子、豐泰總裁王建弘接到Nike電話，希望豐泰馬上開一張新台幣一億多元的信用狀，給一家德國針織機械廠，要求豐泰接收一百五十台自德國運來的編織機。王秋雄二話不說，把雲林總部一樓廠房空出來，王秋雄手在空中比畫著半坪大的空間，「每一台機器都有這麼大，」Nike 希望豐泰在隔年倫敦奧運之前，協助Flyknit順利量產。

鞋技中心鞋品科技組副理王佩如解釋，Flyknit是針織鞋面，像是拿襪子做鞋面，襪子的尺寸最多三種，伸縮彈性大，但是製成鞋面後，鞋子每半號僅差〇.五公分，必須計算針織布的伸縮彈性，讓機械針織鞋面誤差低於〇.五公分，否則原本要做二十三吋的鞋面，最後變成二十五吋，就報廢了。

生產講求效率，針織鞋面有些樣式一小時僅能織出三雙，效率低不說，還不時會斷線斷針;針織布跟鞋底縫合後，鞋面有時還會出現大洞。

豐泰第一事業部總經理陳昭吉回憶，一開始的不良率超過三成。王秋雄調動內部一百三十多人，約是豐泰台灣總部五％的人力，還請來義大利的針織機台顧問，花了六個月才找出良率提升到九五％的方法，順利在二〇一二年三月，趕在倫敦奧運之前推出七百雙鞋子。由於時問太緊急，全程都在台灣生產，成為唯一MIT的針織鞋，Nike也因為Flyknit，再次引領潮流，入列全球最創新公司之一。

在實驗室裡，Nike花了兩年做出單一尺寸的針織鞋樣品，豐泰則用六個月找出二十多種尺寸的量產方式，也證明有能力跟Nike合作最創新等級案子(編按：Nike研發依難度分三種，最高階為innovation)。

信任，讓他能挑高價單做

最終沒接針織鞋單，卻大方技轉給同業

王秋雄分析，Nike在鞋子上一直有三個主題，第一是Fit(合腳)，第二個是Light(輕盈)，第三個是Cushion(避震) ， Flyknit 技術的針織鞋面，符合前兩個需求，是Nike製鞋的明日之星產品。

原本，Nike希望借重豐泰的量產經驗，購入一千台機器，做針織鞋面賣給其他製鞋代工廠，但王秋雄選擇說「不」。

他評估， Nike要豐泰買一千台針織機，得花費十六億元，他花了一天的時間跟主管討論，假設針織鞋不紅了，這些機台的用途僅能做護膝類產品，他評估興趣、能力與資金，決定拒絕。

他指出:「他們相信我會盡力，也會順利移交know-how給寧波那間公司(指申洲國際)，毫無保留，」隨後他把所有工作移交給成衣代工廠申洲國際。擁有堅強的研發跟量產能力，讓豐泰可以選擇Nike利潤好的訂單。

政大企管系教授于卓民分析，Nike跟豐泰的關係，並非單方付出，而是相互投資品牌廠也投資人與研發在代工廠，相互依賴度越高，被品牌拋棄的可能性就越低。

台灣區製鞋工業同業公會總幹事賴奇見認為，豐泰集中單一品牌，恰巧形成優勢，Nike不用擔心被競爭對手竊取機密，更願意把創新的產品交給豐泰。

Nikw跟豐泰，已經超越品牌跟代工廠關係，而是特殊的夥伴關係。

第二張照片，就是掛在王秋雄辦公室牆上的麥可．喬丹簽名照。(見第九十一頁)

這是二十四年前，王秋雄五十歲時，奈特送他的三樣生日禮物之一。

第一個是Nike員工商店的終身使用卡，意思是王秋雄一輩子可以到他們員工商店買東西。二是Nike世界總部的出入證，奈特把王秋雄納進他們管理階層的名單裡，後來他還成為其子公司的董事。第三個禮物，就是喬丹的照片和親筆簽名，上面寫「Happy Fifty Birthday,CH」 ，奈特知道，喬丹退役之前的所有喬丹鞋，都是豐泰做的。

王秋雄比喻：「就像夫妻在一起，你要什麼，我提供你idea(建議)，除非我們背叛，我不覺得Nike這個老公會放棄我。」豐泰也展現忠實，捨棄代工其他球鞋品牌的機會，只願意接雪靴、溜冰鞋等非球鞋品牌訂單。

「我們可以握手就同意做某樁生意，不必簽什麼合約；反過來說，我們的合約也可以在三十天內取消。公司上市前，有很多人批評，Nike不就是一個客戶？客戶的合約可以在三十天內取消，還有什麼價值可言？我想說的是，信任，超乎合約之上。」

十一年前，王秋雄跑到美國找奈特說自己要從第一線退休了，奈特跟他說：「我賺夠了，你也夠了，但是如果我們可以一直幫Nike工作，Nike會往前走得更好。(I am rich，I am enough，you are enough，if we keep on working Nike，Nike will begreat.)」

現在，Nike成為全球第一大運動品牌，兩人都做到當年的約定。或許，像豐泰與Nike般的信任故事，台灣難以再出現第二個。

撰文者曾如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