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正以驚人的速度邁向老齡化,這對世界經濟可能是個壞消息。(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據穆迪的報告,到2020年,13個國家將成為“超高齡”國,即20%以上的人口超過65歲。
而到2030年,“超高齡”國家數量將升至34個,其中只有德國、意大利和日本是“現役”的“超高齡”國家。
該報告的兩位作者Elena Duggar和Madhavi Bokil警告稱,我們終於迎來了人口轉型。史無前例的人口老齡化將對全球未來二十年經濟增長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據穆迪,希臘和芬蘭明年就將步入“超高齡”。包括法國和瑞典在內的另外8個國家會在2020年加入這個行列。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國則在2025年,隨後是美國——2030年。
該問題並不局限在歐洲和北美。新加坡和韓國也將在2030年加入該行列,同時,中國也面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壓力。
為什麽全球老齡化會打擊經濟?因為驅動經濟增長、養活退休人口的勞動力減少了。
報告的作者認為,人口老齡化趨勢將導致家庭儲蓄減少,轉而降低全球投資。
但各國當局可以通過鼓勵移民來擴大勞動力,使人口老齡化影響降到最小,也可以加大科技投資幫助工人提高生產力。其他措施還包括延後退休年齡,及鼓勵全職媽媽們重回工作崗位。
普京、盧布、油價都將在明年奔向63。這是俄羅斯最近流行的一個冷笑話。
來自歐美制裁的壓力正讓俄羅斯人感受到了經濟被包圍的壓力,而這樣的黑色幽默表達了俄羅斯內部對制裁的蔑視。
俄羅斯經濟正陷入五年來的首次衰退,隨著大量資金逃離俄羅斯,盧布貶值至歷史低位。而普京的支持者正團結的表示, 普京一定會在2018年競選,以求連任。
研究俄羅斯權貴的社會學家Olga Kryshatanovskaya表示,
我們正在變得更加貧窮,我們的儲蓄消失,物價上漲,然而,我們發現並沒有大批民眾對普京感到不滿。這個冷笑話表明了俄羅斯人堅持到底的決心。
普京將在明年10月7日度過其63歲生日,布倫特原油本周跌至每桶67.53美元,而盧布曾一度跌破54大關。
不投降
普京的一個朋友表示,制裁不會產生效果,因為美國和歐盟不懂得俄羅斯的心態。俄羅斯曾經經歷了列寧格勒保衛戰,俄羅斯能夠忍受西方的制裁。國際政治研究所的專家Evgeniy Minchenko表示,
在理解普京和其小圈子的動機上,西方是錯誤的。他們認為普京是一個商人。對他來說錢是最重要的事情。通過金融上的制裁可以讓他投降。
然而,民調顯示,不投降的故事得到了俄羅斯民眾的支持。
民調機構Levada Center上周的報告顯示,半數的受訪人表示,制裁沒有造成困難的局面。另有31%的受訪者表示,制裁導致的問題並不嚴重。在此前的民調中,Levada Center發現,86%的受訪民眾對生活在俄羅斯感到驕傲。
愛國主義
Levada Center副總經理Alexei Grazhdankin表示,
人們覺得,如果自己感到在受苦,就是不愛國。這顯示出民眾存在抵制、忽略外部制裁的心態。公眾的這種情緒不僅能持續幾個月,而能持續幾年。
自蘇聯以來,俄羅斯的經濟就嚴重依賴石油。上世紀70年代油價飛漲後,俄羅斯迎來了繁榮和不斷擴大的國際影響力。
到了1980年,石油市場供大於求的局面導致油價連續6年下跌,俄羅斯無法供應充足的物資。普京曾表示,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的教授Konstantin Sonin表示,
俄羅斯的真正問題不是危機,而是其沒有辦法擺脫目前的狀況。除非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或內政發生巨大的改變,一場災難將難以避免。
據普京的一位盟友表示,對俄羅斯精英來說,最難受的是不能旅行。不過,俄羅斯地域廣闊,就算不出國也有許多地方可以去。
如果他們不能去阿爾卑斯山,去堪察加半島的山脈也能令他們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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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滬指重新站上3000點,刷新44個月來收盤新高,與同日公布的中國進出口增長驟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跡象形成鮮明反差。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亮出了“中國股市奔向泡沫區域”的標題,警告中國散戶無視數據體現的實體經濟加劇下滑風險。
昨日中國海關總署發布,11月中國出口總值同比增長4.7%,不及預期8%的增幅,當月進口增速下降6.7%,遠遜於增長3.8%的預期水平。華爾街見聞文章援引申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觀點稱,中國出口‘新常態’至多是跟GDP保持同步,很難有大幅增長,不僅今年年底,明年外貿增長也可能繼續承壓。而當日A股未受此消息影響,滬指與深成指分別收漲2.81%和4.84%,兩市成交總量超過9800億元。截至昨日,滬指年內漲幅高達42.74%,漲幅目前稱霸全球股市。
對於目前的A股行情,一些市場人士也稱看不懂。新京報援引多位市場人士的評論稱,與2006年大牛市相比,目前A股嚴重高估。2005年牛市啟動時,A股總市值3萬億左右,經濟增速從11%加速到14%,最終2007年頂峰時A股市值為30萬億。而今年經濟增速在7.5%左右,明年可能調低經濟目標至7%以下。在目前的疲弱的基本面下,A股持續飆漲令人費解。
有一種看法是政策持續利好的影響。國泰君安首席宏觀分析師任澤平在最近的研報中表示,當前牛市是分母驅動的“改革”牛,它類似於1996——2000年,而不是2006、2007年的牛市。此輪牛市沒有基本面配合,只要利率下降、政策寬松、改革提速和金融風險這四個條件延續,牛市就會持續。
上海宏觀對沖基金公司CapitalEdge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首席經濟學家Liu Haiying認為,
此前中國政府承諾不會增加寬松,但現在“他們已承認需要保證經濟增長高於底線,一旦做出這種決定,就意味著更多的寬松會到來。”
除了預計政府會進一步采取寬松措施,A股走牛的一個有力支持依據是,和國外其他市場相比,中國的股市估值仍在合理區間。彭博數據顯示,即使近來猛漲,上證綜指的12個月預期市盈率也只有11.2倍,而標普500、日本東證指數和德國的DAX股指市盈率分別為16倍、14.2倍和12.9倍。
也許最讓人擔心的是投入A股的巨大杠桿。華爾街見聞上周三文章提到,截至11月底,中國證券交易保證金余額首次突破9000億大關,逼近萬億大關。與體現投資者向券商大量借款買股的保證金余額飆升相呼應,A股新增賬戶數也於11月末創階段新高。11月24日至28日一周,滬深兩市新增股票賬戶數為37.01萬戶,創2011年4月來新高。
瑞銀本周一報告指出,一些銀行在助長瘋狂借貸炒股的風氣,“銀行現在向散戶提供準融資業務,這類融資規模迅速擴大。”瑞銀分析師估計,這類融資已達人民幣5000億元。瑞銀報告警告:
“真正的經濟基本面無法支持股指如此飆漲。巨量的累積資金都依賴杠桿。”
監管層近來已發出警示。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鄧舸近日表示,希望廣大投資者、特別是新入市的中小投資者理性投資,尊重市場、敬畏市場,牢記股市有風險,量力而行,不要被市場上賣房炒股、借錢炒股言論所誤導,不要盲目跟風炒作。近期股市坐莊、操縱股價等違法違規行為有所擡頭,對此,證監會將加強市場監管,堅決予以打擊。
昨日國內保險資管巨頭人保資產管理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王家春也在評論後市時提到,A股整體已處於“泡沫市”。中國證券網報道援引其觀點稱:
“到上周五,上證指數成分股PE中位值41倍。可見,A股整體上已處於“泡沫市”,而且泡沫程度不輕。結構上,沒鼓透的泡沫繼續鼓,已鼓透的泡沫紛紛破……這才是A股後市的主旋律。”
“上證綜指可能先在3000點附近震蕩一段時間,消化獲利盤,吸引新增資金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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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31日,位於成都高新區的安邦保險大樓。安邦已先後成為成都農商行和民生銀行大股東。(視覺中國/圖)
險企覬覦銀行資產已成為公開的“秘密”,通過對銀行、證券、基金、信托其他金融牌照的掌控,中國保險巨頭們正從單純的保險業務集合群蛻變為金融控股集團。因為擔心由此帶來的風險,監管框架正在相應發生改變。
2016年8月30日,廣發銀行董事長董建嶽、行長利明獻相繼公開發表告別信,宣布二人正式辭任相關職位。信中透露,將由中國人壽董事長楊明生及原中國人壽副總裁、現廣發銀行非執行董事劉家德分別接任上述兩個職位。
早在2月底,中國人壽就以233億從花旗銀行手中“接盤”廣發銀行股份,交易完成後,中國人壽成為廣發銀行單一最大股東,占廣發銀行已發行股份的43.69%,距離50%的絕對控股僅“一步之遙”。
在這場歷時十年的漫長“告白”背後,是中國人壽成為金控集團的“雄心”。
中國人壽與廣發銀行股東的談判始於2006年。這一年,監管層放行銀行、保險互相參股,以工、農、中、建、交五大行為首的各大銀行紛紛涉足保險行業,成為國內保險、銀行混業經營的先行者。那時保險行業礙於自身實力、監管等原因,僅有平安一家旗下擁有商業銀行的絕對控股權。
十年後,除中國平安、中國人壽外,也僅有安邦保險於2011年成功控股成都農商行,其他險企或以遠低於50%的持股比例曲線參股銀行,獲得相對控股權,或仍在苦苦追尋下手目標。
保險公司覬覦銀行資產已成為公開的“秘密”,通過對銀行、證券、基金、信托其他金融牌照的掌控,中國保險巨頭們正從單純的保險業務集合群蛻變為金融控股集團。
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國際保險集團(AIG)險些倒閉,對金融市場造成的毀滅性影響仍歷歷在目,正在走向“大而不倒”的國內險企又將給中國金融市場帶來什麽?
中國平安是國內對“保險+銀行”混業經營模式最早的探路者。
“簡單理解這種模式,就是用銀行業務把保險和資產管理聯系在一起,以銀行作為天然的獲客渠道,同時為在銀行辦理存款和貸款業務的客戶提供保險銷售和投資理財服務。”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院長郝演蘇對南方周末說。
這一模式最早起源於歐洲,通常被稱作“全金融”(Allfinanz)或“保險銀行”(Assurebanking)。
19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讓多數歐洲企業處於國內市場飽和、外部競爭加劇的雙重不利環境中。為應對這一趨勢,金融機構拋棄了原有的分業經營模式,通過跨業兼並整合的方式逐步走向混業經營和集團化的道路,最終目的是獲得全球競爭優勢,由此催生出一批諸如德國安聯集團(Allianz)、荷蘭國際集團(ING)、富通集團(Fortis)等這樣的金融集團。
太平洋壽險副總經理楊曉靈對南方周末說,保險公司拿銀行牌照,主要是出於多元化經營的考慮,除了能夠擴大資產規模,公司ROE(凈資產收益率)也會有所提升。
郝演蘇形容,此類兼並合作是“保險公司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都會存在的訴求”,其本質就是對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追求,使得保險和銀行的服務產品在產量增加、合作生產後,平均成本不斷降低。
混合經營顯見的好處是,銀行可以通過代理銷售多樣化的產品,提高客戶滿意度和忠誠度;保險公司可以利用銀行密集的網點擴大銷售規模、降低獲客成本。
但根據1993年12月國務院頒布的《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監管層對“分業經營”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保險業、證券業和銀行業等金融子行業實行分業經營”,換句話說保險公司無法自行成立銀行子公司。同時受制於資金投資渠道和資產的限制,險企想要通過舉牌或是並購兼並銀行難度也很大。
直到2002年,國務院批準中信集團、光大集團和平安集團成為綜合金融控股集團試點,標誌著中國金融機構再度開啟混業嘗試。
當時保險公司的資產規模遠不及銀行,大股東也多為國家部委或地方政府,馬明哲對銀行的進攻更像是一場“蛇吞象”的豪賭。他選擇曲線進攻、三步走的方式。
首先是平安信托在2003年聯手匯豐銀行開展對福建亞洲銀行的收購,通過信托持股而非集團收購的方式繞開監管障礙,完成對銀行資產的小步試探。但由於福建亞洲銀行作為合資銀行的業務體量較小,且經營地點被限定在福建和上海兩地,明顯與平安最大最強的“野心”不符,因此謀求一張全國性的銀行牌照成為其下一步目標。
2005年末,國務院發布《關於200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推進金融業混業經營的試點。隔年央行行長周小川公開表示,為了適應國內外競爭的需要,要持續進一步推進相關試點,並在金融業立法方面進行了修改,為進行混業經營試點留出適當的空間。
“正好當時深圳市政府想逐步減少對國有金融機構的控制,為平安的入駐提供了機會。”平安銀行一位資深人士告訴南方周末。
在2006年至2010年期間,平安開始追逐國內第一家城商行——深圳市商業銀行和深圳發展銀行。
2007年,馬明哲將福建亞洲銀行並入深圳商業銀行,同時更名為平安銀行。隨後平安銀行(深商行)進一步收購深發展,並最終完成從合資銀行到城商行、再到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蛻變。
馬明哲通過“以小博大”、逐步推進的方式,幫助平安實現了控股全國性銀行的目標,奠定了建設金控集團的基礎。
銀行牌照很快為平安業務帶來質的飛越,首先是集團資產規模和利潤急劇增加。2010年收購完成後,深發展就為平安集團註入了5878.11億的新增資產和50.31億的凈利潤,使得集團ROE有了明顯提升。
其次銀行與其它業務之間的“協同效應”開始奏效,在頭幾年初步混業經營下,銀行幫助保險子公司接觸到更多的客戶群體,實現交叉銷售金融產品、共享管理資源、分攤成本等功能。2010年,平安的主營業務壽險及產險保費一度激增33%和59.7%,為數年來之最。
此後,平安集團依舊執行其“全牌照”的布局,陸續拿下包括證券、期貨、基金、信托、租賃、支付等在內的主要金融業牌照,成為保險機構中唯一擁有金融全牌照的集團企業。
時至今日,平安集團已成為國內僅有的三家全牌照金融集團之一(另外二者為中信集團以及光大集團),平安模式也成為國內險企爭相效仿的對象。
有了平安的成功先例,就不難理解保險公司為何對銀行牌照趨之若鶩。
2014年8月,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幹意見》(簡稱“新國十條”),監管層確立了“放開前端、管住後端”的監管思路,對險企資金運用比例和範圍做了適當的放寬,進一步助推保險公司投資銀行資產。
監管層解釋稱,相比2006年出臺的舊版國十條,經過8年,保險業的發展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問題,“舊”國十條已經無法完全指導保險業的發展。
此後,保險資金紛紛借道二級市場,對銀行股展開了“圍追堵截”。
據wind數據統計,截至2016末上半年,19家A股上市銀行中有11家銀行前十大股東中出現險企的身影,其中成為上市銀行控股股東的僅平安一家。
安邦以百億巨資入股招商銀行,成為該行二股東。謀求董事席位未果後,安邦又轉向股權較為分散的民生銀行,先後12次增持該行股份至22.51%,成為該行第一大股東。富德生命人壽則連續四次舉牌,耗資逾600億元拿下浦發銀行20%股權。行業“老大”人保集團也陸續增持華夏銀行和興業銀行股份,並分別獲得二股東之位。
一家大型保險公司資管人士李青對南方周末分析,由於入駐全國性商業銀行需要大體量資金以及非凡資源,外加時機、政策等客觀因素,保險拿下一張銀行牌照花費的精力、資源簡直難以想象,類似平安銀行這樣的成功案例實屬“可遇而不可求”。
2015年7月中旬,人保集團曾於一個交易日內耗費百億巨資增持興業銀行股份至13.15%股權,成為該行第二大股東,緊逼大股東福建省財政廳,似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作為國內保險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保險集團,人保集團卻尚未擁有一張銀行牌照。
但此後人保卻不再增持,轉而在同年年末花費逾200億元以協議轉讓方式獲得華夏銀行19.99%股權,成為華夏銀行第二大股東,與第一大股東首鋼總公司20.28%的持股比例相差無幾。
這意味著人保集團此前的舉牌僅作為財務投資。曾任職人保集團的吳敏對南方周末透露,這一轉變主要原因不排除興業銀行大股東的幹預。
“二級市場持股到一定比例後,一招呼你就得停,尤其是涉及國有資產的時候,不是有錢就能買來的。”吳敏感慨。
一些險企“退而求其次”,選擇投資未上市的商業銀行或者城商行。
據不完全統計,除去早年間安邦控股成都農商行外,國壽、人保、太保、陽光、泰康等險企均和多家地方城商行傳出合作意向。雖然事後證明,大多是股權占比不高的財務投資,但眾多保險公司密集布局城商行的意圖已不言而喻。
“安邦之前就有模仿平安的意思,先控股城商行,接著又拿下一家大型上市銀行(民生銀行)。”吳敏稱。
據南方周末此前報道,2011年成都農商行通過增資擴股協議,以總計56億元的價格引入安邦,安邦隨即獲得該行控股權。
作為“戰略投資者”引入的安邦,當時註冊資本僅有51億元,總資產256.74億元,凈利潤5.08億元。即使在保險行業里,也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在吳敏看來,安邦之所以選擇先拿下成都農商行而非全國性商業銀行,是和當時公司的資金實力有關,“大型保險企業拿銀行牌照的沖動一直都有,如果實力雄厚的就拿大銀行,實力不濟的就從小的開始”。
郝演蘇也認同這一看法,他認為,小型險企一般沒有力量參與合並收購大型銀行,進駐一家銀行所需的資本極其龐大,對險企的償付能力有很高要求。
安邦顯然渡過了現金流這一難關,根據相關年報顯示,在收購完成兩年後,也就是2013年末,安邦總資產已達近7000億元,成都農商行為此貢獻了4293億元。到了2014年底,安邦總資產規模近萬億之時,成都農商行的總資產約為6000億元,集團資產超過六成來源於此。
隨後的2015年,安邦不再掩飾想要控股一家國內大行的企圖,以400億元巨資進攻股權較為分散的民生銀行,持股22.51%成為最大股東,並成功入駐民生銀行董事會。
行業“老大哥”人保能否成功拿下華夏銀行?吳敏形容“難度不小”,首先得先過華夏銀行大股東首鋼這一關。
中國平安是國內對“保險+銀行”混業經營模式最早的探路者。(視覺中國/圖)
即便無法完全控股一家銀行,配置銀行資產也已是保險公司必然選擇,其背後正是現實的投資壓力在助推。
近期央行公布的7月金融數據引發市場強烈關註,M1(狹義貨幣)與M2(廣義貨幣)之間的增長“剪刀差”已逾15%,創出歷史新高。與此同時,低利率環境和資產荒使得機構投資回報率下降,體量龐大的保險資金如何投資才能保持穩定收益,已成為不少險企的困擾。
一家大型券商銀行業首席分析師汪建回想起1996年至2002年間的中國資本市場,彼時央行8次下調銀行存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從10.98%下降到1.98%,許多險企因盲目業務擴張背負了巨大的“利差損”,一度引發行業性危機。
保險公司的利潤一般來自三部分:“利差”“費差”和“死差”。其中費差是指附加費用率與實際營業費用率之差,死差是指預定死亡率和實際死亡率之差,二者分別取決於險企的經營水平與核賠技術水平。但真正會受到市場環境影響的則是利差,也就是實際投資回報率與預定利率之差。
1990年代末的保險行業仍處於高速擴張時期,各大保險公司為了搶占市場份額,無視市場實際情況,以遠高於實際的收益率向客戶兜售保險產品,造成了大範圍、全行業的利差損失。
“這跟現在的行情有些類似,央行的利率處於近年來較低的位置,同時好的資產很少、投資收益普遍不高;但一些公司依然通過瘋狂銷售高收益的萬能險吸引客戶,事實上卻很難保證客戶的實際收益。”汪建分析。
由於保險保單尤其壽險保單周期通常長達數十年,如何保障這筆長期資本的持續收益,形成資產與負債匹配也成為所有保險公司最大的挑戰。在此背景下,保險通過二級市場投資銀行成為一種理性的選擇。
“保險資金入銀行股,除了業務拓展、渠道拓展方面的需求,也有一些是為了純粹財務上的收益。目前國有銀行或者大型商業銀行的利潤、投資收益相對來說比其它資產穩定,銀行股依然是比較安全的資金分配通道。”一家大型產險公司風控負責人張力告訴南方周末。
根據最新的監管文件規定,保險公司在投資股市時,只要同時滿足“上季度末償付能力充足率不低於120%”“投資藍籌股票的余額不低於股票投資余額的60%”“投資的藍籌股應在境內主板發行上市,市值不低於200億元”三個條件,險企投資單一藍籌股票的金額就可上升至上季度末總資產10%,投資權益類資產的總額度則上升至上季度末總資產的40%。
如果按資產規模1000億計算,一家險企用於舉牌上市公司的最高投資上限為400億,投資單一藍籌股(如銀行)的資金上限為100億,險企通過二級市場舉牌上市銀行並最終控股完全有可能實現。
這也解釋了安邦、前海人壽、富德生命人壽之類的新晉險企不惜代價想要迅速做大規模的原因——資產總量越大,可用於投資的本金就越多,險企在投資端的優勢就越大。
更重要的是,根據保險會計處理原則,一旦險企對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達到20%,保險公司就可以按權益法進行記賬,將持有的股票可以歸入可供出售類或者長期持有類資產,這樣上市公司二級市場股價波動對保險公司的影響相對較小。
如果上市公司業績能夠持續穩定增長,保險公司持有的股票價值也會隨之上升,避免了保險資金因短期股價波動影響對險企資產報表的影響。
“國有銀行或者大型商業銀行的利潤相對比較穩定,除去股價上漲可以浮盈,光是每年的分紅就是一筆穩定收入,這對追求長期、穩定收益的險企而言無疑是很好的選擇。”張力表示。
廣發銀行總行資保部總經理劉律估計,未來三年廣發銀行將面臨一輪較大規模的改革。劉律旗下的部門將要參與中國人壽收購廣發銀行後首單在不良資產方面的合作。
他對南方周末透露,未來中國人壽擬募資一項規模約20億的專項基金,用於收購廣發銀行的不良資產,以此降低目前廣發銀行1.43%的不良率。
面對險企的“全牌照”金融夢,吳敏認為,銀行和保險在資產負債匹配上存在較大差異,保險公司是長期的負債匹配,銀行相對比較短,流動性、期限跟險企都不同,“險企不一定有這方面人才儲備來把銀行管好,銀行還是需要銀行家來管,而不是保險精算師”。
更大的憂慮來自監管層面。伴隨保險混業經營、集團化的趨勢加劇,保險集團自身規模的急劇擴張和金融資產的交叉持有,讓越來越多諸如平安此類的金控集團成為“大而不倒”般的存在。
“大而不倒”描繪了一個經濟學概念,當一些規模極大或在產業中具有關鍵性地位的企業瀕臨破產時,政府需采取必要措施進行救助,以避免那些企業倒閉後所引發的巨大連鎖反應。換言之,這些不會倒閉、更“不能”倒閉的公司,一旦出現問題將由政府兜底。
美國國際保險集團(AIG)就是最好的例子,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政府選擇了註資並國有化AIG,避免了AIG像雷曼兄弟一樣走向破產。
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在他的回憶錄《行動的勇氣》這本書中解釋稱,“金融形勢已經十分混亂了,一旦美國國際集團違約,形勢就會惡化到無法想象的地步,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造成的後果雖然暫不可知,但肯定是災難性的。”
尤其在“銀行+保險”的混業經營當中,企業會面臨來自銀行業務與保險業務的雙重風險,風險傳遞很容易,假設銀行方面出現問題甚至於破產,往往還會波及保險公司的資產安全。
因此,如何解決此類機構“大而不能倒”的問題,降低其系統性風險成為危機後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重點內容。
2016年4月15日,國內系統重要性保險機構監管制度建設正式啟動,保監會副主席梁濤在會上宣布接下來保監會將發布一系列國內系統重要性保險機構監管制度,公布首批16家國內系統重要性保險機構(Domestic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 簡稱D-SII)入圍名單,也就是那些“大而不能倒”的保險公司。
已成為業內混業經營標桿的平安除去入圍中國版“大而不倒”名單外,數年前就位列9家全球保險“大而不倒”企業之一,成為和德國安聯、美國AIG、法國安盛等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全球性金融機構。
歷經全球金融危機的洗禮,全球監管機構也將“大而不倒”列入了改革的重要議程,並研究如何加強系統重要性機構的監管。
各國政府在G20框架下於2009年組成了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簡稱FSB),該機構被稱作“全球央行”,負責制定和實施促進金融穩定的監管政策和其他政策,制定“大而不倒”名單也是其工作之一。
為了對混業經營中保險公司的資產安全進行保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相繼出臺針對混業經營的法案,例如美國就在2015年11月通過的“投保人保護法案”中規定,銀行破產之時,要把保險公司的資產與其破產風險隔離開來。這確保了保險資產與銀行業務之間的獨立性,並避免了在銀行清算過程中保費資產被沒收。
而在中國,保險實施的是分業監管,這也被認為是金融系統間最主要的風險隔離屏障。
“分業監管實際上就是一堵防火墻,相比較混業監管,分業監管(即央行領導下的‘一行三會’制度)要比混合監管嚴格得多。”郝演蘇對南方周末解釋。
1993年“一行三會”格局確立之前,市場主要監管活動和貨幣政策決策都集於央行一身,因此在面對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巨額不良資產等問題時,很難做到細致有效的監管。
分業監管的好處顯而易見,能夠最大程度防止金融機構間風險交叉傳遞、提高監管效率,最大程度維持金融市場穩定。然而,金融機構過度使用杠桿導致的風險蔓延,讓市場再度望向早期被拋棄的“混業監管”。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李劍閣就曾公開表示,下一輪金融監管框架的改革應該建立以央行為核心的審慎監管的架構。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也在公開場合表示,“資本市場的交易行為還不能實行統一監管,這既不利於對市場風險的監測,處置風險的時候也難有及時恰當的方法。”
監管層似乎已經達成統一:混業監管已成趨勢,但關鍵問題是怎麽改。是按“一行三會”大合並的方式,還是“三會”間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之間的小合並,抑或是在保持“一行三會”不變的基礎上,在更高一級施行部際統籌協調?
(應被訪者要求,李青、汪建、張力、吳敏為化名)
“現在歐美公司應該首先考慮如何與亞洲共同成長,而不是遊離於亞洲之外,一旦潛在風險成為現實,一些企業有可能被排斥在亞洲之外,要想重返亞洲市場就要交額外的關稅。”美國前商務部長古鐵雷斯(Carlos Gutiérrez)在3月24日的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在全球化遭到挑戰的時候,亞洲將充滿機會,而歐美的商界應該主動調整策略。
在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成為主題,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從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到英國的脫歐進程,最近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過去幾十年令世界受益的全球化,正在遭到挑戰。
“我們常常討論全球化,想知道世界正在經歷怎樣的全球化。但現實是,世界是區域化的。在過去的30年當中,從歐盟開始,世界變得越來越區域化。今天歐盟也碰到了自己的問題,英國脫歐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而且脫歐很有可能反映一些未來的趨勢。”古鐵雷斯認為。
美國前商務部長古鐵雷斯(Carlos Gutiérrez)
就在幾天前,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表示將於29日致信歐盟,宣布正式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即脫歐程序,開始兩年的脫歐談判。英國脫歐令歐洲一體化遭到挑戰,而另一邊,美洲也因為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面臨傳統貿易聯盟的崩塌。
“對美洲來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是全球經濟發動機,有高達1.5萬億美元的體量。但特朗普總統對NAFTA要麽調整,要麽重新談判,這對全世界來說會帶來極大的影響,美國之外的美洲國家的經貿關系就再也不是一個統一體了。”古鐵雷斯表示。
古鐵雷斯認為,在這股蠢蠢欲動的浪潮之下,亞洲可以找到很好的機會,從世界其他地區犯下的錯誤得到教訓,避免重蹈覆轍,甚至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打造東盟“10+5”這樣的合作機制,令亞洲成為一個區域貿易集團。
“這也是為什麽說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TPP),在未來會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美國只能和韓國、新加坡、澳大利亞去一對一地簽自貿協議了,但這遠遠不夠。”古鐵雷斯表示。
古鐵雷斯還談到,特朗普被選上總統出乎很多人預料,但更出乎預料的是,就任之後他兌現了自己競選時的承諾。
“特朗普希望減少企業所得稅,投入1萬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廢除奧巴馬醫改,貿易上保持強勢姿態,在這些政策的基礎上,想確保4%的經濟增長,但這點很難做到的。我們也將看到他的願景和現狀會是相悖的,也許奧巴馬醫療法案將會被推翻,但這個議題起碼會主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古鐵雷斯表示,特朗普的1萬億美元基建資金和減稅造成的資金缺口,理論上說是由邊境稅來彌補的,但這將對貿易造成影響。
2005~2009年間,古鐵雷斯擔任美國第35任商務部長。
5月先有券商資管的非標大集合面臨整改的消息,後有銀行理財資金池需穿透登記的規定,資管產品的統一監管尚未到來,但針對各類嵌套、套利模式的治理已在悄然醞釀。去杠桿、去通道已成為資管行業的大趨勢,在監管趨嚴的背景下,銀行理財資金何去何從?券商大集合業務面臨怎樣的調整?
被訪的多名券商人士表示未來借助資金池進行委外投資的模式是否消亡取決於監管的態度,目前還無法作出判斷。值得註意的是今年2月央行出臺了《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內審稿)》(以下簡稱《內審稿》),如果《內審稿》落地實施將會對資金池業務、通道業務產生極大遏制。
市場人士分析,當前資金池業務迎來穿透式備案時代。券商需對相關資產進行穿透登記,若資產質量較差,券商計提的風險資本會更高,這需要更多的凈資本去彌補風險資本,影響券商開展更多的資管業務。同時,當前券商集合中的非標業務正面臨大調整,未來如何開展業務還未形成共識,依靠券商資管和投行的聯動,券商非標業務轉向FA、投行類業務或是一大方向。
銀行理財資金何去何從?
資管產品的統一監管尚未到來,但針對各類嵌套、套利模式的治理已在悄然醞釀。多管理部門近期已針對銀行理財、券商資管等多種產品強化了穿透、整改等監管要求;一方面,銀行業理財登記托管中心有限公司日前下發《關於進一步規範銀行理財產品穿透登記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銀行對理財業務進行逐層穿透登記至底層基礎資產;另一方面,券商資管的非標大集合等產品也被地方證監局提出整改要求。
華南某券商非銀分析師表示,此前銀行理財資金可投資範圍受限,譬如無法在二級市場上投資股票,由此他們可借道信托計劃,券商資管通道擴大投資範圍,同時借助加杠桿獲得更高收益。但現在從監管層面來看,壓縮資金池規模,去通道、去杠桿成為資管行業的一大方向。
某券商客戶資產管理部投資總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銀行理財資金從表外回歸表內是大方向。但首先應明確的是銀行大部分理財資金由銀行自身進行了資產配置,僅有一小部分資金進行了委外投資。表外資產回歸表內的速度有多快取決於金融市場的承受力,這以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
未來借助資金池進行委外投資的模式是否會消亡?“這取決於監管的態度,目前還無法作出判斷。值得註意的是今年2月央行出臺了《內審稿》,如果這一文件真正落地實施,這將會對資金池業務、通道業務產生極大遏制。”前述非銀分析師表示。
《內審稿》中表示,禁止資金池業務。金融機構應當確保每只資產管理產品與所投資資產相對應,不得開展或者參與具有滾動發行、集合運作、期限錯配、分離定價特征的資金池業務。同時,禁止多層嵌套,資產管理產品不得投資其他資產管理產品。
“按照《內審稿》的要求,銀行理財資金可通過FOF和MOM進行投資,監管層可能會給銀行理財產品發放相關 牌照來進行投資,同時銀行理財資金也可委托第三方進行投資,但被委托機構不得再投資其他資產管理產品。”前述非銀分析師說。
事實上,逐步降低非標資產投資、加大債券市場的配置是當前銀行理財資金的走向。
“銀行通過信托、券商資管投資的標的分為三大類,分別為非標資產、債券資產和股票類資產。當前問題最大的是非標類資產,其資產質量不斷下滑。信托和券商僅起到通道作用,銀行要為這類投資買單,他們面臨的最為核心的問題是投資給非標資產的資金能否收回。同時,由於此前銀行靠自身投資債券浮虧較多、無法覆蓋理財成本,在這種狀態下他們只能通過委外途徑,通過配置杠桿賺取收益。但當前債券收益率上升,投資收益可覆蓋理財成本,目前銀行已不需通過委外方式進行債券投資。”前述客戶資產管理部投資總監分析道。
券商大集合陷入迷霧
資金池的備案時代來臨,券商資管大集合亦面臨整改,當前券商資管境況如何?被訪的券商資管人士表示,一方面他們要對券商大集合相關資產進行穿透登記,但這面臨一定難度。另一方面券商大集合業務中的非標投資如何調整還需進一步探索。
部分券商資管人士反映,按照《通知》規定,券商需對大集合中的涉及銀行理財資金的資金池業務進行逐層登記、動態跟蹤和完整披露。但券商大集合中的持倉比例、流動性和持倉的資產質量均會暴漏,這或會引發一系列問題。前述券商分析師分析,如果不對底層資產進行穿透,券商可用較低的風險系數來衡量風險資開展更多業務。但對資產進行穿透登記,若底層資產質量差,券商計提的風險資本會更高,這需要更多的凈資本去彌補風險資本,影響券商開展更多的資管業務。
除了需對大集合中相關底層資產進行穿透登記,當前券商集合中的非標資產正面臨大調整。
某券商資產管理部非標項目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過去我們主要投資非標類資產,其投向包括房地產、股權並購、並購和地產等領域的基金以及定增收益互換的定增產品,其中房地產投資占比一直較高。”
“但當前非標投資中的信用融資已經停止,房地產投資也已大幅減少,非標業務受到較大影響,未來如何開展業務還需進一步探索。我們公司總部也沒有給出明確的說法,僅表示可以嘗試其他業務,但這是否能迎合市場需求還是未知之數。” 前述非標項目負責人說。
當前他們正在向投行業務、FA業務、ABS業務靠攏。“由於我們強調資管和投行的聯動,投行部門擁有並購庫,資管部門更多接觸上市公司,二者對接便能產生更多業務需求。”前述非標項目負責人說。
事實上,根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在IPO發審提速下,“專戶股票質押+線下打新”模式就被不少資管機構所重視,即銀行資金發起專戶為融資方提供股票質押融資,再以質押標的股為市值進行線下新股申購。專戶FOF也是被一些資管部門視為機構資金配置新去處。
前述客戶資產管理部投資總監表示:“對於券商資管業務他們正在進行跨市場、跨品種的業務創新,但在當前監管環境下這往往被視為在鉆監管的漏洞,業務的創新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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