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国家队”隐现：五矿中铝初涉地方整合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21/xOMDAwMDIxNzYxOQ.html
南方稀土整合再掀“圈地运动”，“国家队”中国五矿集团（下称五矿）和中国铝业公司（下称中铝）已加速抢占资源阵地。
1月20日，本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五矿和中铝正在南方各个地区洽谈稀土业务合作。而中色集团等央企也在争取成为稀土“国家队”中的一员。
其中，五矿和中铝的稀土战略有诸多相似之处——都以获取资源为目标之一，均有发展稀土下游深加工产业的计划，都侧重获取中重稀土。
这意味着，“国家队”在稀土整合上难免发生激烈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五矿与湖北竹山拟合作开展竹山县稀土等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而中铝也与广西、广东清远洽谈稀土合作业务。这标志着五矿、中铝等稀土“国家队”在整合地方稀土资源方面获得初步进展。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国土资源部正在研究稀土矿权改革，以有效推进稀土资源整合。
而国资委主任王勇也对本报记者表示，国资委支持五矿中铝等有实力的央企整合地方稀土资源。
“国家队”加速地方圈矿
1月19日，中铝投资规划部相关人士透露，中铝拟与广西有色集团组建一家合资公司，开发广西境内的稀土资源。
本报记者获悉，在中铝之前，另一家央企中色集团也与广西自治区政府签订了合作开发稀土的协议。
广西有色集团某一级子公司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中色有意整合广西稀土资源，并承诺帮助广西有色集团旗下唯一稀土业务平台金源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不过，由于“中铝开出的条件优于中色”，加上中铝在广西有色金属领域的多年深耕，广西自治区政府最终选择与中铝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
中铝整合地方稀土资源的另一斩获是江西钨业集团（下称江钨）。上述中铝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中铝借助江钨整合江西的稀土资源已在计划之中。
除了广西和江西，中铝还正在与广东清远洽谈稀土合作项目，但目前尚未签订任何协议。
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中铝进入广东稀土业“有难度”，因为广东省已将广晟有色集团作为唯一稀土业务平台。
上述人士还告诉本报记者，除了计划整合上述地区的稀土资源，中铝还在与其他地区洽谈稀土合作业务，但目前尚不方便公开。
另一位中铝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中铝将通过多种途径发展稀土业务，“江钨和广西就是两个不同模式”。中铝不会局限在获取稀土采矿权，当然，能获取资源是中铝的最佳选择。
五矿则集中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圈矿”。
本报记者获悉，尽管湖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已新立门户，但五矿并未放弃湖南的稀土资源，还计划扩大湖南稀土冶炼企业的产能。
此外，五矿还在湖北稀土业崭露头角。
与中铝一样，五矿还在广东、四川、江苏等地寻找新的稀土整合机会。
至此，中铝和五矿已经明确成为稀土“国家队”的主角。
五矿暂时领先
在稀土业务上，和五矿相比，中铝算得上是“新兵”。
据本报记者了解，五矿在稀土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在湖南、江西拥有稀土产品冶炼加工企业，拥有13600吨/年的稀土分离能力，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产品质量最好的离子型稀土分离企业集团，也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稀土产品经营商。
中国稀土学会的一位专家告诉本报记者，虽然五矿目前没有稀土采矿证，但实际拥有的中重稀土产量是全国最多的。而未来随着整合力度的加大，五矿有望成为正宗稀土开发商。
此外，五矿在矿产资源勘探方面的实力较强，这为五矿整合地方稀土资源带来优势。因为地方政府往往不具备勘探技术和资金实力。
五矿在稀土业务上的优势还表现在出口贸易方面。五矿集团总裁周中枢表示，2010年，五矿的稀土出口海关排名第一。
而中铝在稀土业务的实力相对薄弱。不过，中铝依然凭借其资金实力和研发能力成为稀土整合龙头。
在中铝的多金属战略中，稀土发展计划的重要性仅次于中铝的传统产品铝和铜。而面对基础薄弱的现状，中铝在发展稀土业务上采取了“聚焦重点产品”的差异化竞争攻略，力争在3-5个稀土元素上形成绝对优势。
重视稀土新材料研发
中国稀土学会秘书长林东鲁对本报记者表示，在稀土整合中，有实力的大型央企应该重视下游深加工技术，特别是稀土新材料的研发，这是中国稀土业的薄弱环节，也是我国稀土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而发展深加工技术，进行稀土材料创新研发，一般只有大型企业才有条件和实力。”林东鲁表示。
发展稀土新材料，正是中铝和五矿的发展计划。
中铝总经理熊维平对本报记者表示，中铝不会专注于稀土分离，因为国内分离产能已过剩，中铝将注重高端稀土材料的研发。
尽管五矿是我国最大离子型稀土分离企业，但周中枢明确表示，今后，五矿将加强稀土功能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据本报记者了解，五矿股份的六大业务中，科技是其中一大板块业务，五矿的科技板块将以长沙矿冶研究院等科研院所为依托，加大冶金等方面的科研投入。而我国金属类企业很少有单独的科研业务板块，研发能力弱小一直是金属类企业发展的掣肘。
林东鲁表示，我国稀土业的未来是技术创新，谁占据了技术的制高点，谁就占据了稀土业的未来。
但发展稀土加工技术的前提是保障资源供应。因此，五矿和中铝将继续在各个地方“圈矿”。
周中枢表示，对于稀土等市场地位较为显著的商品，五矿将着重提高上游资源配置比重。
「國家隊」收購難持續 胡祖六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7-27/100415869.html 中海油宣佈以182億美元全面收購加拿大上市石油公司尼克森（Nexen）。如果交易
如期順利完成，中海油將成為在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與高環境敏感度的墨西哥灣擁有油氣資產的第一家中國石油公司，並為躋身全球性能源巨頭跨越了一個重要里程
碑。此交易也將是迄今為止中國公司最大的海外收購案。
此次中海油汲取了2005年收購優尼科失手的教訓，除了出具極有吸引力的收購價格，還充分考慮東道國的立場，預設了一些政治與公關誘餌，如宣佈
保留尼克森現有管理團隊與員工，把尼克森所在地作為中海油未來在北美與中美洲的地區總部，並將中海油在多倫多股票交易所掛牌上市等。
中海油所選擇的收購時機似乎也合適。一方面，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脆弱，海外資產價格估值較低；潛在國際競爭者在金融市場低迷、融資成本較高的環
境下，不敢輕易競價爭奪；另一方面，各國政府對於跨境投資的態度更為務實，對於給本國既帶來資本又帶來就業的投資機會，不敢輕易否決，以免挫傷市場信心。
雖然收購案尚需加、美、英等國政府的審批，在政治上仍有潛在阻力，但此次交易獲得審批通過的可能性很大。
此次收購的最大不確定因素是中海油對於未來財務價值的影響，而非所謂戰略或者政治上的風險。畢竟，中海油的收購價比尼克森過去20日的平均交易
價高出60%。短期內，中海油董事會與管理班子需要得到政府控股股東與行政部門的審批，亦需與中小股東有效溝通解釋。從中長期而言，中海油必須證明完成收
購後它有能力整合運營尼克森的全球資產，獲得最大經濟價值。不少觀察家，比如野村證券的分析師，對此持懷疑態度。
無論是從動機上還是從風險與回報上，資本市場應把中海油之收購視為一項正常的商業交易。然而，國內外分析家還是大多把它解讀為中海油實施國家既
定能源戰略，獲得油氣資源所有權與開採權的行動。如果追求的目標是滿足中國日益擴大的對於傳統化石能源的需求，在大多數情形下我們可以在國際市場以更便宜
的價格獲得原油供應，而非直接擁有上游資源。
可以預見，收購尼克森後，中海油所開採的石油也必須按市場價格供應全球市場，包括東道國市場，無論是政治上還是商業上並不能隨心所欲地單純以供
應中國為惟一目的。日本和德國沒有國內石油資源，也並沒有在海外直接投資與控制石油勘探與開採，但也基本上滿足了經濟起飛過程中的長期性能源需求。日本為
了鎖定長期供應合同，在澳洲等地投資參與了若干大型液化天然氣（LNG）項目。但國際天然氣價格近年來的大幅下跌，已大大減少了這些長期合同的經濟價值與
合理性。
中國的現行能源戰略過分重視了傳統能源的生產與供應，而在能源消費的合理調節方面下功夫不足。
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國政府積極推行走出去戰略，但收效甚微。中海油此項大手筆收購是預示著中國海外投資高潮的來臨，還只是一個難以複製的孤案？
遺憾的是，大型國企在國際市場大舉收購的前景總體而言並無顯著改觀。除了非洲，拉美與中亞等政治不穩定地區的「綠地投資」項目，國企在北美與歐洲發達市場收購上市公司或資產業務還將繼續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刺激東道主國針對中國的保護主義情緒。
可以預見，依靠「國家隊」進行全球投資與收購，在政治上、商業上都很難持續。實現走出去戰略，我看好更市場化商業化的中國企業。聯想收購IBM
的PC資產，吉利收購沃爾沃，三一重工收購珀茨麥斯特，雖不能與中海油收購尼克森的交易相提並論，但代表了未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更加持久的成功模式。■
追隨“國家隊”出擊 5000億美元日本養老基金有望支持日股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2847
最遲從明年第四季度開始，全球最大養老基金——日本的政府養老投資基金（GPIF）把錢投在哪里，5000億美元規模的日本小型養老基金也會把錢投到那里。
日本厚生勞動省官網公布，所有公立養老金管理機構都必須在明年10月以前使用同樣的投資準則。
彭博從相關顧問處獲悉，三家合計約2960億美元規模的日本公務員和私立學校教師養老金管理機構決定，將仿效管理資產約合1.23萬億美元的GPIF配置資產。另有管理規模共約2050億美元的小養老基金也將遵循GPIF的比例調配投資。
據彭博統計，如要與GPIF保持一致，上述三家管理規模相對較大的養老基金將不得不拋售640億美元日本債券，同時買入190億美元日本股票。因預計養老金會增加持股，截至昨日，東證指數自今年4月14日以來已回漲13%。
法國農業信貸銀行旗下東方匯理銀行（ Credit Agricole CIB）首席日本經濟學家Kazuhiko Ogata分析認為：
對日本國內股市的影響會比預期的大，因為這三家基金今後要配合GPIF就得增持日股。他們的日本債券持倉目標現在都比GPIF高。
彭博調查預測的中值顯示，GPIF將把日本債券持倉的目標比例由60%下調至40%，將日本股票持倉目標由12%上調至20%。這一調整意味著，上述三家相對規模較大的日本養老金將投入2萬億日元買入日股，同時拋售6.6萬億日元的日債。
管理資產約700億日元的日本德盛安聯投信（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Japan Co.）首席投資官Kazuyuki Terao認為，其他基金效法GPIF投資會產生明顯影響，股市下跌時他們會買入，這樣就為日股提供了支持。
上月華爾街見聞文章提到，今年一季度日本股市大跌，日經指數重挫9%，GPIF因此近兩年來首次虧損。
當時Kazuyuki Terao說：
“問題在於他們未來的回報率。他們怎麽做都有風險，但當他們考慮最佳風險報酬組合時，60%的國內債券目標顯然過高。”
食藥檢測機構：保留國家隊？擁抱第三方？“檢”不斷，理還亂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938
2014年9月18日，山東濟寧檢驗檢疫局實驗室向公眾開放，技人員在為市民講解食品檢測流程。 （CFP/圖）
食品企業幾乎都遭遇過跟檢測相關的烏龍事件。行政整合和推向市場被認為是提升檢測能力的兩劑猛藥。然而行政主導的食藥檢測機構整合遇阻，全面第三方也存在爭議。
因為歷史上藥品審批檢測中存在的烏龍和醜聞，大多數發達國家存在公益性和經營性兩種並行的機構提供檢測服務。政府通過自建檢測機構或購買第三方服務來滿足公益性的檢測需求。經營性機構則盡可能與國際接軌，尋求市場化。
檢測機構的“烏龍”罰單
一家來自歐洲的乳制品企業不久前收到罰單。
處罰依據是北京一家檢測機構對該企業市售嬰幼兒配方奶粉的抽檢結果——微量元素和添加劑等多項指標不合格。企業因此被相關部門“約談”，要求“立刻在內地和香港下架，連電視廣告都得停播”。
然而兩家大型檢測中心隨後對同批次奶粉的檢測結果卻顯示，相關指標正常。這時人們才發現，出具第一份檢測報告的機構，連檢測奶粉的資質都沒有。
隨著中國的食品藥品向現代化監管邁進，人們愈發意識到，以檢驗檢測機構和專業人才隊伍為代表的技術支撐體系，是食藥監管體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是當下的短板。
“幾乎每家食品企業都遭遇過跟檢測相關的烏龍事件。”前述乳品企業一位負責人說。
2012年7月，河南三門峽市疾控中心的檢測結果指稱今麥郎方便面的酸價超標，但隨後該中心又自認“資質不全”，收回檢測報告並向企業公開道歉。幾乎同一時期，湖南農業大學營養與食品安全檢測中心聲明，“由於工作人員失誤”，對美贊臣等奶粉“香蘭素超標”的檢測結果無效。
食藥檢測是專業的技術活兒，然而檢測機構的設置卻並不專業。以食品檢測為例，全國共有一千多家與食品相關的檢驗檢測機構，散落於農業、質監、衛生、食藥等多個系統。食品企業會不定期接受各級各類管理部門的多項檢測，結果卻不共享、不互認。這既增加了行政成本，又加大了企業負擔，同時還存在某些企業多次受檢、而某些企業卻總被漏檢的弊端。
不僅如此，各級檢測機構的水平良莠不齊，一些檢測機構往往會根據自己的理解，甚至將行業推薦標準作為強制標準（國家標準）執行。
“食品檢測結果有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檢測方法不當。”前述乳制品企業法規部人士說。但出了“烏龍事件”，由於檢測機構的官辦背景，企業往往選擇“息事寧人”。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最新一輪食藥監管體制改革的核心議題之一就是要整合食藥檢測資源。與此同時，檢測機構市場化的大幕，也在2014年正式拉開。
整合模式五花八門
檢測機構的整合並不順利。
“一個字，亂！”考察了全國17個省份食藥改革情況的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總結道。與其他檢測機構不同，食藥系統的檢測體系從食品安全危機年——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後才逐步建立。一些地方檢測機構還在建設中，就開始了新一輪改革。
根據2013年下發的《國務院關於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體制的指導意見》，整合的思路是將工商、質檢部門相應的食品安全檢測機構，劃轉到食藥監管部門，包括人員、設備和經費。
但改革推進過程中，整合模式卻是五花八門。
據安徽省食藥監局辦公室主任許伏新介紹，安徽整合了原省食品藥品檢驗所、原省藥物研究所、原安徽國家農副加工食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統一成立了安徽省食品藥品檢驗研究院，下設三個所，分別是食品檢驗所、藥品檢驗與研究所、醫療器械與藥品包裝材料檢驗所。
這是省級層面公認劃轉較為成功的例子。山西省則在市縣級都建立了綜合檢測機構。
但在絕大部分省市，檢測機構的整合實質上沒有推進，僅劃轉了少量人員。這就導致專業執法人員和檢驗檢測設備的缺乏成為建立基層食藥檢測機構的突出矛盾。
以湖北省孝感市為例，市級食品藥品檢測所只有二十多人。“只能完成省里下發的檢測任務，日常檢測根本顧不上。”孝感市食藥監局一位工作人員說。為迅速劃轉到位，在湖北一些地市，甚至劃轉了一些較大年紀的護士、助產士到食藥監管部門或檢測機構，有技術能力的微乎其微。
在山東菏澤，全省食品生產加工企業上萬家，實際檢測機構不足規劃要求的1/10。
“廣州市沒有劃轉檢測機構，因為質監部門不同意。”廣州市食藥系統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種情況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存在。對此，廣州食藥監局采取了變通方式，從輕工集團劃轉一個小型食品檢驗所，又從經貿委處劃轉一個酒類檢測中心。
在一些劃轉難的地方，食藥監管機構只能重新購買設備，以打造自己的技術平臺。但胡穎廉擔心，這將造成大量的“重複建設和資金浪費”。
“食藥技術支撐應該建立一個統一的大平臺。”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以下簡稱中檢院）一位內部人士對各自為政的地方整合並不看好。作為國家食藥總局的直屬單位和最高技術仲裁機構，中檢院多次向食藥總局遞交報告，希望食藥檢測機構統一垂直管理，自上而下地成立一套相對獨立的技術體系，形成數據共享和學術交流平臺，同時不受地方行政因素幹擾。但情況並未有任何變化。
目前，中檢院與各省級檢驗機構之間並沒有隸屬關系，各省所和市、縣所也是同樣狀況。中檢院副院長李波在2014年全國食品藥品醫療器械檢驗工作座談會上，把這種架構稱之為“發揮（檢測）系統整體力量的一種障礙”。
檢測機構市場化破冰
在行政力量主導的整合之外，推動檢測機構第三方化被認為是提升食藥技術支撐能力的另一個思路。事實上，業界討論多年的檢測機構市場化已於2014年正式破冰。
根據質檢總局發布的數據，目前，中國國有檢驗檢測機構數占檢測機構總數近80%，民營檢驗檢測機構數量約占19.5%，外資檢驗檢測機構數量僅占0.5%，占比懸殊。
今年以來，國務院至少在五份文件中明確對檢測機構改革提出要求，關鍵詞便是“市場化”和“檢管分離”。最新的一份文件宣布，到2015年基本完成多個部門的檢驗檢測業務整合。政府原則上不再開辦一般性檢驗檢測認證機構。
這意味著，政府檢測機構整合完畢後，下一步將進入市場化進程。
“目前國內檢測還是一個檸檬市場（經濟學術語：指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劣勝優汰現象），大量檢驗機構處於小散亂的狀態。”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副教授張繼宏說。
在張繼宏看來，現在中國有2萬多家檢驗檢測認證機構，條塊分割明顯，缺乏統一規劃、有效監管，不同部門甚至會出具完全相反的檢測結果。
在2010年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標事件中，最初，江蘇省產品監督檢驗院檢出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茶子油苯並（a）芘含量超標。但湖南省質監局卻對外出示了檢測合格的結果。
另一個突出問題是行政壟斷造成的行業壁壘。
一個專業做蜂蜜檢測的第三方檢測機構的總經理抱怨，現在對於檢測機構的招標、抽檢模式就像是為國有機構量身設計的。譬如政府不接受項目分包，這對於他們只擅長做某類檢測的機構就很吃虧。機構成立5年，他沒有承接過任何政府項目。
盡管技術實力較強，外資食品藥品檢測企業想要進入中國市場更加困難重重。
據歐盟商會相關人士介紹，在華運營的第三方實驗室機構即使已通過國際認證和認可，也必須通過中國本土的認證和認可程序，同一公司不同實驗室的每一項檢測服務和產品都需進行行政審批，這給他們帶來極大困擾。
“我們很清楚中國檢測市場的潛力之大，但政府的限制太多。”總部設在法國的必維國際檢驗集團的一位管理人員很無奈。
SGS集團中國區（即通標標準技術服務有限公司）總裁申屠獻忠也在幾個月前的國際會議上表達了類似觀點。在他看來，目前檢測機構的整合會帶來合作、收購等各種機會，但不會有想象的那麽快。
“食藥檢測行業已經到了必須市場化改革的階段。”張繼宏說。
要不要保留“國家隊”？
在機構整合和推向市場的兩股力量並行下，一個不得不提出的問題是：食藥檢測機構是不是要毫無保留地市場化？
一方的觀點是，應該把所有的檢測機構都推向市場，優勝劣汰，整合自然而然就完成了，不需要行政主導。而另一方則認為，在市場化之外，還應該保留一些“國家隊”。因為一旦進去市場，企業會因為逐利忽視食品藥品監管的公共安全屬性和社會責任感。
發達國家的“藥害”被認為是前車之鑒。1997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FDA）內部出現系統性失靈，藥品的審批檢測出現巨大漏洞，嚴重依賴外部評審專家而不是內部專業人員，多個藥品因安全性問題撤市，最大的當屬“瑞素靈”事件，該藥適用於降低血糖的口服藥物，但是，治療的同時出現了嚴重的肝臟損害，最終造成了94人肝臟完全衰竭、66人死亡的嚴重後果。
“過去財政有經費撥給檢測中心。如果有緊急任務交給檢測中心，送多少都檢。如果變成第三方了，送去能那麽痛快地檢測嗎？”安徽食藥監局辦公室主任許伏新擔心在面對食品安全危機時，使用第三方機構不一定能得心應手。
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有兩種並行的機構提供檢驗檢測服務——公益性和經營性。政府通過建立政府檢測機構或購買第三方機構的政府服務來滿足公益性的檢測服務。而經營性機構則盡可能與國際接軌，尋求市場化。
拿美國FDA來說，該機構在全美下設150多個辦公室和實驗室，有數以千計的醫學、化學和食品工程學博士做技術支撐。
“美國有非常成熟的檢測機構市場，但所有的藥品審批檢測、食品的添加劑、顏色劑檢測全部歸屬FDA總部，並沒有下放地方或推向市場。”胡穎廉指出，日本和歐盟的情況差不多。
美國FDA局長瑪格麗特·漢貝格此前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曾表示，FDA管理模式已經轉向風險管理，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政府利用新的檢驗和執行工具來確保“事前預防”，而不是“事後反應”。他們會投入大量資金研發“預測”系統（PREDICT）——使用基於產品完整生命周期的新型數據分析方法，在產品進入國家之前就對高危產品進行較好的定位——顯然，這需要政府主導。
另外在一些常規檢測之外，有政府背景的機構往往會在一些基礎性和前瞻性研究上增加投入，而這恰恰可能是市場化機構的短板。
2013年8月，轟動全球的恒天然肉毒桿菌烏龍事件，就是因為新西蘭一家第三方檢測機構做出了肉毒桿菌的誤判。之後，新西蘭和美國獨立實驗室進行了195次檢測，並未發現肉毒桿菌。同時，上海市質監局所屬的檢測機構也做出了相同的判斷。
在一些學者看來，優勝劣汰的市場化法則並不能完全保障食品藥品安全。政府需要有一支“國家隊”，專門負責那些關系到戰略層面和高風險的食品檢測。
“比如疫苗、奶粉等重要的食品藥品的檢測還是需要政府來做，但日常性、較為普通、沒有戰略意義的檢測項目和機構全都應該放歸市場。”胡穎廉說，公益性檢測機構不應該參與商業項目。他建議，國家層面確立一個公益性的研究機構，譬如中檢院，各大區域中心也分別設立類似的派出機構，保證一定的獨立性。
“實驗很重要的目的是為科研提供基礎，而不是效益至上。”華東某省級食品藥品檢驗院院長承認市場化是趨勢，但藥品的評價性檢驗，數據的對比分析，國家重大風險評估項目應該由政府主導的機構承擔。在她看來，市場化的機構往往會以“出價”高低來選擇項目的優先級。
“檢測機構整合和市場化的目的是加強監管專業性和能力。如果改革之後，監管部門都失去了專業技術力量支撐，單純推市場化又有什麽意義？”胡穎廉說。
（南方周末實習生梁月靜對本文亦有貢獻）
2013年中國檢驗檢測市場規模1678億元,官辦檢驗檢測機構占八成 （何籽/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