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5日,對於突然到訪的南方週末記者,劉永根沒再迴避了。此前他和同事反覆婉拒了採訪要求。這個剛設立半年的臨時機構顯然更願意低調,甚至連114查號台也問不到電話和地址。
這是一個約30平方米的辦公室,劉永根和幾名從不同單位借調來的同事擠在一起辦公。會客用的沙發還是深圳市應急辦騰讓出來的,而一旁的檔案櫃上也只有寥寥幾摞文件報表。
不過,這是一個臨危受命的機構,負責協調全市約2000平方公里內的地面坍塌突發事件處置,掌管每年8億元的專項治理資金。雖然專職人員不到10人,但「兼職人員」卻遍佈28個政府職能部門及燃氣、電力、軌道等相關企業。
深圳市地面坍塌防治工作領導小組,61歲的劉永根是其辦公室主任。在媒體的日常報導中,它有個通俗易懂的簡稱:「地陷辦」。不過,劉永根反覆強調,規範的簡稱應為「地防辦」。
「這是全國各大城市中,唯一協調組織治理地陷的專門機構,深圳也是唯一一次性批覆24個億用來做這件事的城市。」劉永根如此評價說。
2014年5月11日,深圳遭遇6年來最大暴雨。而暴雨過後,城市次生災害之一便是地面坍塌。
地防辦早已進入警備狀態。當日下午5時,劉永根和同事正在冒雨趕路。在電話中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現在市領導都在值班,我們全部到了現場,一天沒有歇腳。」
劉永根說,本輪強降雨期間,全市已發生31起地陷,所幸沒有人員傷亡。
面對地陷,深圳這座城市早已心有餘悸。在一年前的5月20日,一起導致5人遇難的地面坍塌,成了深圳治陷的分水嶺,也促成了地防辦的臨危受命。
也就是這起被定性為「較大」級別的突發事故,徹底驚醒了屢受地面坍塌困擾的深圳。據市地防辦工作簡報記載:「2013年深圳市共發生地面坍塌事故兩百餘起,造成6人死亡,防治形勢極為嚴峻。」
在深圳悲劇之外,全國情況同樣令人揪心。據南方週末早前報導,2009年-2013年直接因城市地下管線事故而產生死傷的事故案例共27起,死亡人數達117人。單就致死傷的地下管線事故而論,呈逐年增多趨勢。
然而,目前尚有逾60%的城市未進行地下管線普查。「中國地下管線事故正從潛伏期進入爆發期。」中國城市規劃協會地下管線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劉會忠說。
「5·20」事故之後,深圳市規劃國土委牽頭進行全市初步調研。三個月後,一份多達62頁的專題調查報告上呈市政府。
該報告認為:「地面坍塌主要由非自然因素導致。」因自身建設質量和維護問題導致的管渠破裂,及受其它地下工程建設影響導致的管渠破裂,是形成地下空洞和造成地面坍塌的兩大原因。而深圳降雨多、城市發展快更是加速了這類事故爆發。
2013年8月22日,在市政府研究全市地面坍塌事故防治工作會上,常務副市長呂銳鋒點名請已退休的劉永根出任辦公室主任一職,劉永根原是深圳市規劃國土委巡視員,早前任副局長。
「雖然地防辦還只是臨時機構,但辦公室牽頭人角色重要,沒有熟悉的人脈和一定行政級別,是干不好這活的。」地防辦工作人員龔淑云博士說。
不少城市治陷機構是設在某個職能部門之下。「比如北京,專門負責處置地面坍塌的部門設在市政市容委,雖然也很重視,但不是作為一個獨立部門機構來協調工作的。」劉會忠說。
2013年8月30日,深圳市地面坍塌防治工作領導小組正式成立,副市長呂銳鋒任組長,各區與相關職能部門也成立了相應的領導小組與辦公室。隨後,深圳市地質環境監測中心作為技術支撐單位掛牌成立,同時,還組建了一個由三十多位專家組成的隊伍。自此,深圳市地面坍塌防治體系基本形成。「從開始提出專題調研,到成立領導小組前後不過三個月。」劉永根說,「地面坍塌防治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如果再不重視防治塌陷工作,我們的今天就是兄弟城市的明天。」在劉永根看來,深圳遇到的地陷困境,其他城市以後也會或正在遇到,「我們正在做一件人命關天的大事」。
頻發的地陷,似乎正在警示這座城市引以為豪的「深圳速度」。「坍塌說到底是質量問題,每個時期的規劃、設計、施工、驗收標準是受當時的歷史條件制約的。」劉永根說。
這是全國城市的共性,但北方還有一個特性。「北方城市地面塌陷還有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戰時遺留下來的大量防空洞,比如哈爾濱,因維護本身就不及時,加上地鐵快速建設,原本地下結構平衡被打破,最終釀成塌陷事故。」劉會忠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城市地下的脆弱,已超乎想像。劉永根一上任,地陷事故就來了。
2013年8月30日上午,福田區梅華路與新洲路交界轉彎處發生路面坍塌,一輛公交車後左輪陷入深坑中。「難道梅華路塌陷是給我們下馬威嗎?」劉永根說。
而這一天,深圳市政府辦公廳正式印發地面坍塌事故防治專項治理工作方案,對推諉扯皮、推進不力的單位進行問責。到2014年5月,地防辦代表市政府已與各成員單位陸續簽訂責任狀。
梅華路坍塌成了對地防辦的首度考驗。這次考驗的制度性成果是,地防辦制定了以屬地管理為主的《深圳市地面坍塌事故防治工作應急程序》,對如何應急處置、信息報告、指揮協調等環節作了具體規定。也就是說,處置日後發生的地面坍塌事故有了工作指引。
2014年3、4月間,深圳又發生多起路面坍塌,龔淑云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處置過程均走坍塌應急程序,應急搶險工作秩序井然。」
按照工作方案,各區和街道均設立了相應的地防辦,以對接市地防辦工作。呂奇是南山區住建局工作人員,現被抽調到區地防辦工作。「今年以來,南山區共發生地面坍塌事故6起,區地防辦按程序組織有關單位進行應急搶險處置。」呂奇說。
沒有突發事故時,市地防辦會派專家到各區地防辦授課,主題包括地面坍塌的成因、主要技術排查手段、應急處置手段等。通過專業的技能培訓、技術指引,讓基層掌握地防知識。
正是有了這些基礎知識,龍華新區借助保安員、城管信息採集員、綠化養護人員、清掃保潔人員、出租屋綜合管理員、物業管理員的眼睛發現坍塌隱患,實施了報料獎勵措施,對第一有效報料人予以1000-5000元獎勵,目前已有7位市民因有效報料獲得獎勵。
2013年至今深圳地陷地點不完全統計。南方週末實習生唐悅整理。 (何籽/圖)
「深圳速度」改變了昔日小漁村。然而,當時為了追求速度,大量河道被改建成暗渠,填土建設成道路、廠房或住宅,由於建設標準低、年久老化,一旦發生破裂,上部土層形成空洞,便造成了地面坍塌隱患。劉永根說,深圳市有大小河流330餘條,其中不少埋藏地下,而這些都是隱患。
摸清家底,排查隱患,正是市地防辦的重點任務。依據上述專項方案,全市要求在2013年第三季度前完成全面「體檢」。
近幾年,摸清家底已成為不少城市治陷的「標配」。哈爾濱在兩年前就成立了領導小組,對全市地下進行排查。而天津、昆明、南京、上海等地已分別摸底,建立地質資料統一檔案。
但更多的中西部城市還未真正動起來。「再不重視起來,可能會出大事的。」劉會忠說。
不過,要在2013年第三季度全面完成「體檢」,對深圳市地防辦來說,這顯然是一個難以完成的任務。
地防辦在2013年工作總結中這樣寫道,「全面體檢」未按期完成,「重點診斷」進展緩慢,地面坍塌隱患尚未全面掌握和治理,地面坍塌事故仍然時有發生,甚至影響人員財產安全。
2014年5月6日,深圳市地防辦專家組成員、市建築工程質檢中心副部長孟照輝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全面「體檢」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短期難以完成。而且這些隱患也會隨城市建設而變化。深圳市地質局總工劉都義也表示,深圳臨海,地質條件複雜,要短期查清楚家底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儘管未全面「體檢」,但重點區域的攻防戰已然打響。
深圳市現有道路長度超過6000公里,如果全部進行地下空洞探測,其費用將非常龐大。為此,地防辦只能重點突破。
2013年,龍崗區完成了全區48條被覆蓋河道的「全面體檢」,發現嚴重隱患31處,其餘的正在檢測和招標,該區已先行投入5000萬元。寶安區初步排查出86處道路地面坍塌隱患,發現隱患路段52處,並處理了100多宗路面設施沉降損壞問題。而南山區對地下坍塌隱患也全面體檢過一次,「地下空洞仍在發育過程中,雖然已做過一次體檢,但我們仍不敢掉以輕心。」呂奇說。
因工作量大,有成員單位直接把「體檢」工作交給了第三方公司。受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委託,中國電波傳播研究所(又名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22研究所,是國家授權的電離層通信基本數據觀測單位)於2013年底排查了3條道路。該項目負責人崔海濤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三條試點路段共15公里,發現有上百處管線周圍脫空、結構層脫空等隱患。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類似這種借助探地雷達排查坍塌隱患的專業公司在全國並不少,只不過,要查清家底需支付不小的探測費用,正常的排查費用在3萬-16萬元/公里。
而該市交通運輸委在2013年工作總結中稱,經過排查道路共6000多公里,發現隱患621處,已組織整改591處。
全面摸清家底已調整為長期工作。據瞭解,深圳市打算用3到5年時間,繪製一張地下空間三維圖。與此相關的,是6月1日就要正式實施的《深圳市地下管線管理辦法》,深圳試圖通過該辦法首先完成地下管線數據採集工作。
在地下管線信息管理上,深圳只是一個後進生。不少城市已部署相關工作。天津、昆明等地規劃部門都已成立專門機構,負責全市地下空間信息的收集和使用。
「我們是正宗而又山寨的『地防辦』。」2014年5月5日,該機構內部工作人員自嘲道。
與其他部門不同,地防辦並非深圳市政府常設機構。因此,沒有正式的人員編制安排,沒有辦公經費,沒有應急車輛,甚至沒有機構代碼。更重要的是,地面坍塌防治工作和地下空間信息管理需要建立長效機制,這些尤其需要得到制度的保障。
即便如此,在受訪的專家看來,深圳模式仍是具有開創性的。由一個有兩位副市長、兩位副秘書長參與的專門領導小組來組織協調,頂層設計在國內絕無僅有。其次有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項目和資金管理辦法、問責制等。「如果深圳這種治理模式有效,是值得在全國推廣的。」劉會忠說。
「我們希望政府能將臨時機構轉為常設機構。」當了半年多地防辦領頭人的劉永根頗感困惑,「急需解決應急搶險用車,現在很多災情處置辦公室同事都是私車公用。」
除此之外,地面坍塌隱患具有涉及範圍廣、隱蔽性強,必須通過專業檢測手段才能發現的特點,在檢測技術與經費上有更高的要求,也決定了相關的管理與整治方式與以往的地質災害防治不同,再加上臨時機構的性質,這些因素,使得地防辦在資金規劃、報批和使用上也會遇到制度障礙。
而在各區、街道地防辦,還會遭遇人手不足的難題。龔淑云說,區和街道一級的地面坍塌防治工作更多壓在應急辦或三防辦,他們本身已有工作任務,再額外加上地陷防治,個個早已滿負荷運轉。「據我所知,今年3月30日深圳遭遇暴雨時,僅龍華區地防辦工作人員就三天兩夜沒有闔眼。」
讓劉永根他們欣慰的是,在地陷防治方面,深圳可謂是大手筆,政府專項投入可能是全國之首。據介紹,深圳市已明確近3年共安排24億元,用於地面坍塌應急防治項目和隱患治理工程。劉永根說,24億資金到底該怎麼用,他們正在組織力量編制三年及年度的項目規劃。
不過,在尚未查清家底的背景之下,要科學編制規劃同樣不容易。龔淑云說,「現在各區街道對項目規劃早日出台頗為期待,但還是擔心報少、報漏、報錯了項目,比如,一個實際投入上千萬元的項目最後只有幾百萬資金,或者只需幾百萬的項目卻申報了上千萬等問題,所以,各區街道和我們一樣都很矛盾。」
中國飲料市場進入寒冬期,增長放緩是不爭的事實。在中國飲料界縱橫數十年的杭州娃哈哈集團(下稱“娃哈哈”)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在渠道方面也面臨著傳統門店經營發展模式無法解決其面對的難題。
在內部創新乏力、外部競爭激烈交困之下,娃哈哈試圖重構渠道,但變革能成為公司突破口嗎?
娃哈哈集團創始人兼董事長宗慶後
增長天花板
一手打造了“聯銷體”模式的娃哈哈集團創始人兼董事長宗慶後,讓娃哈哈的發展一鳴驚人,其飲料和牛奶等方面的渠道充分下沈,穩紮穩打贏得了三四線市場,創造了飲業帝國。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聯銷體”操作模式是娃哈哈的一級經銷商每年年底必須將該年銷售額的10%作為保證金一次性打到娃哈哈賬戶,娃哈哈為此支付高於或相當於銀行存款的利息,此後每月進貨前經銷商必須結清貨款,娃哈哈才予發貨。一級經銷商主要承擔物流商的作用,負責倉儲、資金和送貨到終端等服務,管理每個地區的二級批發商。
同時,娃哈哈分布在全國的29個省份的各分公司會派人幫助經銷商管理鋪貨、理貨,以及廣告促銷等業務。每年公司也對經銷商實行返利激勵和間接激勵相結合的全面激勵制度。目前,娃哈哈擁有70多個生產基地、170余家子公司、3萬多名員工、400多億元總資產。
但如今娃哈哈的發展正遭遇天花板。宗慶後曾公開向媒體表示,飲料行業正面臨著下滑趨勢,娃哈哈的增速從往年的20%多,下滑到去年4%多,今年上半年只有2%多。
拋開飲料行業大環境的影響,飲料渠道、網絡建設的同質化問題也會弱化其分銷優勢和終端競爭力。此外,互聯網化的電商、超市、便利店等為主流的渠道下,娃哈哈依然依靠著自己的聯銷體經營模式發展就顯得有些步履維艱了。
快消品行業最激烈的競爭在於銷售終端。以同樣賣水的康師傅為例,它早已投資了大型超市與便利商店的強勢渠道,其中就包括被特易購收購的樂購以及正處於高速發展的全家。此外,華潤怡寶、農夫山泉等也都在渠道上攻城略地。
娃哈哈工廠里的八寶粥產線
“試水”線上線下融合
雖然宗慶後曾多次公開表示,要堅守發展實體經濟,但其實也一直關註著發展火熱的移動互聯網領域。不久前娃哈哈旗下控股子公司上海娃哈哈福禮網絡有限公司(下稱“福禮惠”)在上海交通大學主辦OAO峰會,探討融合線上線下的新商業模式。
據了解,“福禮惠”是由宗慶後、杉杉控股董事局主席鄭永剛及上海交通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前院長王紅新在今年4月聯合創辦。今年5月,杉杉集團、上海恒大、蘭維樂集團又領投1億元人民幣戰略投資該互聯網OAO平臺,意在顛覆傳統互聯網企業的流量獲取模式。
所謂OAO(Online And Offline)模式,即是將線下實體店和線上網店融合的一體化“雙店”經營模式。現任職福禮惠董事長的王紅新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我們所推崇的OAO商業模式作為一種新的營銷模式,其對客戶體驗的重視開始顛覆網絡上原有的生態模式,這種模式具有能和用戶進行深度對話和互動的天然屬性,從真正意義上打破O2O的資本困局,實現‘店商’與‘電商’的有機融合。”
王紅新認為,下一個十年的風口就是OAO。這不是讓每一個企業都想著去與BAT叫板,而是每一個企業在各自領域中,去思考如何利用互聯網技術與產業深度融合,之後形成差異化,形成競爭力。在接下來的30年里,互聯網作為每一個企業的基礎設施,就像水和電一樣,會融入到企業的發展中去。哪個企業利用得好,哪個企業就能在行業中取得領先。
本報記者在采訪中獲悉,除了欲改變傳統的營銷模式,娃哈哈也開始更加重視一二線市場。其中涉及到銷售和市場團隊的人員配置,以及產品的定位、口味和包裝等層面的重新調整。娃哈哈也意識到這項工作的複雜性,表示將加大新品推廣和研發力度,以適應新常態和新主流的消費變革。
多元化彎路
宗慶後在該峰會的演講中也表示,當前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增速下滑的問題,一方面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以後,低端、粗放的模式已經不適應中國經濟發展的要求,到了需要結構調整轉型階段。而互聯網作為一個平臺和手段,能夠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提高實體經濟的管理水平和質量水平。
飲料行業中,許多企業都在從事轉型升級,以擺脫以往低端、粗放的經營模式。農夫山泉在去年2月推出定價在35~40元/750ml的玻璃瓶裝礦泉水,加多寶以旗下昆侖雪山水搶占中高端水市場。
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沈桂龍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目前整個大經濟背景來看,外在需求很弱,國內的需求成長也是力道不如預期。尤其是一般的國民消費也並沒有想象中的好,使得投資實體經濟不易獲利。很多錢都流到股市和房市。在這樣的環境下,實體經濟發展確實不易。企業做好流通環節是重要課題,但無論線上還是線下,消費升級還是應當更多關註在產品本身的升級,避免生產和需求脫節。”
過去幾年里,娃哈哈在多元化上走了一些彎路,試水了包括童裝、乳業、酒業等多個品類,還有重金砸向商業零售等。宗慶後的打法思路是利用過去積攢沈澱的品牌和渠道優勢,嫁接到新進入的產業方向上,以快速實現多元化突圍,但並沒有實現其預期的效果。
盡管主業營收增長陷入困頓,但宗慶後表示娃哈哈的平均利潤率仍保持在20%以上,況且沒有一分錢銀行貸款。想來有著大量銀行存款現金流的娃哈哈,試錯的資本十分雄厚。
談到福禮惠,宗慶後則稱贊這是一個創新,是一種異業推廣,實現了買娃哈哈產品可以得到其他產品優惠的可能,一方面促進娃哈哈產品的銷售;另一方面讓消費者認識其他的產品品牌。
目前娃哈哈已經利用了互聯網,把從下訂單一直到生產調度、成本控制,包括追溯都集合到互聯網上。另外,在生產設備上實行自動化發展,減少勞動力,並保證生產質量。
而至於OAO模式,對於大部分的互聯網創業企業來說都還是未知的新詞匯。娃哈哈的試水,能否在新的市場環境下找到一條突破路徑,尚未可知。
中央財政林業補貼下發後,規模經營主體獲得補貼多,普通農戶獲得補貼少。而在戶均每公頃營林投入上,大戶補貼戶還低於小戶。另外,中央財政林業補貼實施對象較窄,該補的沒補到。
中國林學會6日給記者提供的林業專家建議匯編認為,中央林補政策改革與優化要按照林業“雙增”和“調整林業結構、促進農民增收”目標的要求展開,要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和林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以需求為導向,改進補貼和管理辦法,提高補貼效能,提高中央林補政策的精準性和實效性。
6日,已有百年歷史的中國林學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成立100周年紀念大會。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在賀信中表示,中國林學會應當為創新驅動發展服務、為提高全民科學素質服務、為黨和政府科學決策服務。國家林業局局長張建龍也表示,林業建設是事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中國林學會應當為林業改革發展出謀劃策,為林業生產提供科技支撐。
5月6日上午,中國林學會成立10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攝影/章軻
中國林業學介紹,上述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的調查成果是基於對浙江、湖南、四川、遼寧等四省的實施情況發現的。
2010年,我國啟動了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簡稱“中央林補政策”),選擇11個省(自治區)先行開展造林、森林撫育、林木良種和森林保險的補貼試點。截至2013年,已涉及3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級單位,其中全國中央財政造林補貼試點完成造林面積1606.89萬畝,涉及29個省的1587個縣級單位。
國家林業局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等此前對浙江、湖南、四川、遼寧等四省2013-2014年中央林補政策的實施情況進行了跟蹤調查。
調查顯示,四省八個案例縣(市)2014年中央財政造林和撫育補貼項目平均覆蓋面積分別達到811.1公頃和1444.5公頃,其中造林補貼面積和撫育補貼面積最大的是湖南資興縣(1666.7公頃)和湖南平江縣(2066.7公頃)。
實施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項目六年來,湖南、四川、遼寧和浙江四省森林面積分別凈增115.6萬公頃、244.86萬公頃、60.02萬公頃和3.63萬公頃,森林覆蓋率分別增加3.67%、4.97%、4.11%和0.33%,森林蓄積分別增加11789萬立方米、8900萬立方米、9522.15萬立方米和6434.92萬立方米。森林資源狀況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
與此同時,2014年調查顯示,四省案例點樣本戶戶均營林面積和林業補貼收入分別為3.71公頃和3779.44元/年,其中浙江農戶因享受中央和省兩級補貼,其戶均林業補貼在四省中最高,達到17772.08多元戶,該省2013-2014年樣本戶均林業補貼占林業收入比重持續遞增,分別為9.79%和30.42%。
調查顯示,四個省案例點補貼戶的戶均林業投入是非補貼戶的3倍。同時,項目實施也為林農提供了較多的就業機會,如浙江省2個樣本國有林場調查顯示,2014年林場職工通過雇傭當地林農承包造林或撫育項目任務,總投人用工為422工,比2013年增加70.60%。農戶和林場職工對補貼政策實施和執行效果的滿意度較高,如2014年遼寧、浙江、湖南和四川的補貼戶對林業政策的滿意度分別為86%、72.6%、63.25%和40.45%。
但調查也發現,“規模經營主體獲得補貼多,普通農戶獲得補貼少”。中國林學會介紹,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後,產權細碎化特征突出。為了減少監督、驗收和交易成本,項目實施過程中往往傾向於選擇規模戶(50畝以上)作為補貼對象,導致普通農戶(50畝以下)受益面小。目前享受中央林補政策的普通農戶比例偏低,例如,浙江2014年規模大戶(3.3公頃以上)中補貼戶占42.7%,而普通農戶中補貼戶僅占22.34%,規模戶相對普通農戶獲得補貼比例明顯高,而在戶均每公頃營林投入上,大戶補貼戶(4424.07元/公頃)還低於小戶(5032.36元/公頃)。
此外,“補貼標準偏低,缺乏相應動態調整”。自2010年中央林補政策實施實開始,造林補貼和撫育補貼標準就一直沒有變化,缺少根據地區實際進行動態調整機制,難以彌補不斷攀高的營林成本。根據造林和撫育項目的技術規程要求,2015年浙江重點林區造林和撫育平均成本分別達2300元/畝和450元/畝,政府財政補貼僅占當地造林和撫育成本的13%和22%。過低的補貼標準難以實現有效激勵的政策目標。
調查還發現,補貼類型相對較少,政策覆蓋面過窄。以政策落實較好的浙江為例,樣本戶平均享受補貼也僅有0.62種,補貼戶平均享受補貼1.15種。同時,政策實施對象較窄,如森林撫育政策僅限於生態公益林,在目前木材價格低迷和勞動力成本持續走高的形勢下,難以雕動經營者商品林撫育的積極性。
6日,第一財經記者拿到的一份《關於完善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的建議》認為,中央林補政策的補貼對象應當由註重規模經營主體的特惠制向既註重規模經營主體又註重千家萬戶的“普惠+特惠”制轉變。針對目前規模經營主體獲得補貼多而普通農戶獲得補貼少的實際,為了保障中央林補政策實施的公平性和普惠性,建議明確用於普通農戶的補貼資金比例。同時,建立小規模農戶專項小額貸款制度,提升其營林積極性。
專家們還建議明確組織實施造林的主體,以地域連片的面積為單位進行申請,可鼓勵普通農戶之間、小戶與大戶或企業之間等聯合進行造林補貼申請,推舉聯合項目負責人,這樣既可以讓大部分普通農戶享受到林業補貼項目的實惠,又可以降低政府的監管成本和政策實施的交易成本。
對於補貼標準和類型的問題,專家們建議,建議盡快改變低標準、“一刀切”的補助方式,在財政資金有限條件下適度提高標準,實行與營林生產成本掛鉤的差異化、動態化林業補貼。補貼標準可以3-5年作為一個調整周期,實現中央財政按不同地區營林成本20%-30%予以補貼的目標。同時,補貼類型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由第一產業向全產業鏈轉變。將補貼類型從單純的營林生產過程延伸到林業全產業鏈,以滿足林業功能定位轉型的需求,如林業基礎設施建設(小型林業機械、小型灌溉設施)、林業社會化服務(林產品電子商務、林業科技采用)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