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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的通緝犯 資本主義的大玩家 李祿 民運人士成巴菲特接班人選

2010-8-9 TWM

有機會成為波克夏投資團隊接班人的李祿，從民運人士到基金操盤手的經歷，宛若一則傳奇故事，為巴菲特引薦比亞迪更是他的得意之作。然而李祿的投資戰果目前看來並不顯赫，如果未來要當巴菲特的接班人，恐怕還需要時間驗證績效。 撰文．周岐原 研究員．楊卓翰二十一年前，他站在中國的中心︱︱北京天安門廣場呼喊民主，日後成為中國官方全面通緝的焦點人物；二十一年後，全球媒體又將他視為焦點，四處追尋他的身影。 他，就是李祿，在中國公安部天安門示威學生通緝名單中，排行第十八；這也是李祿，全球股價最高的波克夏．海瑟威（Berkshire Hathaway Inc.）公司成立至今，唯一曝光的接班人選。他的雙重身分充滿了傳奇色彩，有趣的是，無論是逃亡或暴富，李祿的生命，似乎總離不開中國。 自去年開始，「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舉辦的股東年會，就多了比亞迪公司董事長王傳福的身影。在他身邊陪同一位中年中國人，這位中等身材、下巴突起、說話斯文溫吞的人，就是前 民運人士、現任私募基金經理人李祿。會議結束後，兩人就站在比亞迪的公司攤位前，向所有波克夏股東解說公司的營運內容。由於與會的股東超過三萬人，李祿和 王傳福一講就是一個多小時，離場的時候，兩人的臉上都顯露疲態。 華爾街的「唐山大地震」 這個場景，日後可能成為絕響，李祿的位子，明年或許將移至場內的最前排。因為巴菲特的搭檔孟格（Charlie Munger）透露，目前自行創業的李祿，被視為繼承波克夏投資總監的重要人選之一。儘管巴菲特、孟格都不願證實這樁人事案是否成真，但從孟格用「大局已 定」字眼推測，李祿脫穎而出的機率相當高。看來這位河北省唐山市出身的中國人，已經為華爾街帶來另一次「唐山大地震」。 一九六六年出生的李祿，今年才四十四歲。然而綜觀李祿的前半生，幾乎每十年就會出現一番天搖地動，將他的生命全盤翻轉至另一個方向。例如十歲那年，家鄉唐 山發生強烈地震，文革後好不容易團聚的一家人，面臨親戚、朋友傷亡的慘劇；二十歲時，李祿自南京大學物理系降轉經濟系，從大一開始念起，如果沒有這個決 定，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李祿可能已自南京大學畢業；三十歲時，民運領袖李祿經香港支聯會暗中協助逃到香港，轉赴美國完成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學業，決定踏上證 券投資之路。 一堂演講一門課 愛上投資一九八九年底，李祿被哥倫比亞大學錄取，在後來的七年裡，李祿先後完成經濟學士、法學博士和企管碩士等三個學位，是哥大校史第一人。在這七年中，對李祿最具啟發的學習經驗，是一堂演講與一門課。 一九九三年，李祿參加了校友巴菲特的演講，當時，巴菲特剛剛以八十億美元的身價，成為全美國的首富。面對面聆聽巴菲特闡述價值投資的觀念，讓李祿對投資股 市的興趣更加濃厚。而葛拉漢投資研究中心（The Heilbrunn Center for Graham & Dodd Investing）的價值投資課，就成了李祿最好的選擇。 由名教授格林沃德（Bruce Greenwald）開設的價值投資學簡介（introduction to value investing），堪稱是哥大商學院的招牌課程；每次格林沃德講授這門課，都會吸引數百位學生前來參加。在課堂上，李祿從選股策略開始學起，然後嘗試 評估企業內在價值與抑制投資風險。課程結束後，由葛拉漢(Benjamin Graham)提倡、巴菲特發揚光大的﹁價值投資法﹂，已經對李祿的投資觀念產生深刻影響。 其實，李祿的投資史從初抵美國就開始了。那時候，李祿省下出版自傳︽移山︾（Moving the Mountain）分得的版稅，結合演講得到的贊助津貼，將這些錢拿來投資股票。 在九○年代初期股市大漲帶動下，李祿最初的本錢，為他賺得了第一桶金——十二萬五千美元。這筆足夠支應他的生活開銷和學費的財富，更加堅定了李祿投身金融 業的打算。「那時候起，我就意識到錢滾錢的威力。」李祿回憶道，「資本主義的核心宗旨就是如此，沒有資本，哪能夠談主義？」談到資本主義，李祿的感觸尤 深。曾經帶領群眾示威和經歷殘酷鎮壓的他，把「Free man, free market」這句話當作真理一般信仰。李祿說道：「若沒有人權自由，就不會有自由市場，那只能叫作剝削。」他補充道：「中國沒有資本市場，只有腐敗的官 僚體系，這就是中國。」當時的李祿語氣激烈而直接，彷彿廣場死難學生的陰影，還停留在這位學運副總指揮的面前。 性格鮮明的李祿，對牛市也有一番辛辣的評論，有一次他接受︽紐約觀察家報︾（New York Observer）訪談時指出，資本市場的高峰期，和女性的性高潮性質頗為接近，兩者都會出現多次攀上高點的過程。「但別忘記，高潮不能永久持續，」他 說，股市泡沫總會破滅，就好像女性高潮總會結束一般。然而股市和女性更接近的地方是，都難免出現一段低潮期；在這段期間，投資人感到厭倦，對市場毫無興 趣，而女性則對性高潮提不起勁。 結束學業後，李祿原本想自行創業。然而他的資本不足，本身又缺乏管理經驗，創業的風險太大。因此李祿決定先進入以承銷高息債券聞名的ＤＬＪ投資銀行（Donaldson, Lufkin & Jenrette）任職。 儘管出路不錯，李祿卻對投銀竭力服務客戶的作風感到十分厭倦。隨著網路公司大量出現，創業的念頭又在他的血液裡湧動。恰好李祿遇到一位曾聽過自己講述六四 經歷的富商，在這位富商拿出二百萬美元的「實質鼓勵」下，李祿決定離職創業。一九九七年，在天王搖滾歌手史汀（Sting）等更多股東加入後，李祿的喜馬 拉雅創投（Himalaya Capital Ventures, L.P.）成立了。 最初，李祿的辦公室只有一台電腦、一部彭博系統和一線電話，辦公室空間狹小而侷促。李祿穿著折扣店買來的亞曼尼西裝，夢想在這裡大展鴻圖。然而，他的計畫 很快就被現實打碎了。雖然學巴菲特布局價格低於價值的股票，但他重壓的亞洲股市，因為金融風暴影響全面大跌，光是九八年度，李祿的基金就淨損一九％。 不愛大漲牛市 與孟格契合李祿事後回憶道：「讓股東賠錢的感覺，實在是糟透了。」接下來幾年，他的股票部位隨股市反彈而回升，但他心底對投資的疑問並沒有解決。「到底應該如何選股？」變成撼動李祿投資信念的問題。直到他遇見孟格，這個謎團才得到解答。 ○三年的感恩節，李祿透過友人介紹認識了孟格，兩人一見如故。孟格後來形容自己和李祿的共通點，就是「都不喜歡面對大漲的牛市」，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李祿 十分奉行價值投資的理念；或許正因如此，宣示接班人「必須對波克夏有特殊感情」的巴菲特與孟格，才會對李祿青睞有加。 在與孟格的一番促膝長談後，李祿的投資觀念改弦易轍。隔年，李祿大幅改組股東陣容，引進孟格資金，並將基金轉型為長期投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投資績效自 此脫胎換骨，自○四年第四季至去年底，李祿的LL Investment基金繳出年複合報酬率三六％的佳績。而從基金成立至今的十二年間，李祿的投資報酬率更是超過二十倍。 有趣的是，李祿的投資績效和個人財富，大部分來自比亞迪的貢獻；這家公司的主要市場，正是十多年前他痛斥「沒有資本市場，只有腐敗官僚」的中國。 據了解，今年九月，李祿更將以「特殊身分」在逃亡二十一年後首度返回故鄉中國，帶著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等人前往深圳，參觀比亞迪總部及工廠。可見在○二年就獨具慧眼大買比亞迪的李祿，已經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而事過境遷，能否賺錢似乎還是比推 動民主更實際一些。 直到三十歲以前，李祿都戴著一副厚重的圓框眼鏡，那時的他初出茅廬，眼神散發激昂而精明的光采。 三十歲以後，李祿臉上的眼鏡不見了，眼神變得老練而沉穩，正是這雙眼睛，讓他看見股票投資的無窮機會，賺進人生的第一桶金；也是這雙眼睛，讓李祿得以洞察比亞迪日後的龐大爆發力，令他在暴富之餘，更有機會以「投資人士」的身分，重返暌違已久的故鄉。 儘管李祿採取類似巴菲特的「逆勢」投資哲學，讓他在比亞迪一役獲得大勝；然而十多年的證券投資經驗裡，李祿唯一可端上台面的戰功，也只有比亞迪一樁。李祿 自己的基金規模約八千萬美元，和波克夏上千億美元的投資部位比起來只是九牛一毛，兩者的操作難度差距也更遠；若想接下傳奇性的波克夏公司投資職務，李祿還 需要拿出更多實質績效。 據了解，痛恨作空股票的李祿專長﹁巨額投資法﹂，也就是不會在大跌時停損的單邊策略。這種方法在選擇中小型成長股、或大盤多頭時固然很管用，但若遇到漫長 的盤跌，﹁巨額投資法﹂可能會給基金帶來嚴重損失。例如今年上半年，李祿的基金下跌了約一三％，跌幅就比標準普爾五百指數的六．六％高出一倍。 儘管李祿的操作波動起伏劇烈，但是巴菲特和孟格的著眼點，可能是寄望李祿能用發掘比亞迪的眼光，在中國資本市場發掘更多未受注意的璞玉，並且提前買進吧！ 司徒華盛讚李祿 有情義不忘本 「後來很多人（民運人士）看到我們，都裝作不認識，只有他（李祿）不忘本！」，談到李祿，香港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席司徒華大聲地說。 司徒華回憶，在接受援助逃至香港的民運領袖中，李祿是讓人印象頗深刻的一位。「那時風聲很緊，和學生們相處的時間不多」，司徒華回憶，「但幾次在海外相 見，李祿都認出我來。」司徒華說，救援學生脫險的「黃雀行動」結束多年後，他曾在洛杉磯偶遇李祿，他當場捐了3千美元給支聯會。後來，兩人又在紐約相見， 李祿再次拿了5千美元給司徒華。司徒華說，「憑著這一點，我就知道他是未忘根本的人。」 李祿（右） 出生：1966年 現職：李祿基金(LL Investment)經理人學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學士、企管碩士、法學博士經歷：天安門民運領袖之一、喜瑪拉雅避險基金創辦人、李祿基金創辦人

揭秘中南海財經智囊：6人「入海獻策」5次以上(名單)

http://www.xcf.cn/jrdd/201408/t20140829_632129.htm　　
中南海財經智囊Top榜
　　2014年已經進入中國改革的落實年，如何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這些已確定的路線圖既考驗高層改革決心和勇氣，也考驗高層智囊的智慧和改革思維，而未來政策的走向，也許就藏在這些高級智囊的言論裡
　　隨著經濟學家蔡昉升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在中南海的財經智囊中，又增添了一名副部級的人選。
　　自中國經濟改革伊始，政府財經決策的智囊們——無論身在政府直屬的研究諮詢機構，還是就職於大學或其他智庫組織——就在中南海的重大決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吳市場」(吳敬璉)、「厲股份」(厲以寧)等相比，今天的財經智囊有何新特點呢？
　　最近，《第一財經日報》諮詢了多名不同政界學界人士，以多個標準篩選出當今中國經濟智囊的Top榜單。這些標準包括：他們首先都是一流學者，有著獨立的研究精神和傲人的論文著作、研究成果，而且即使是在行政崗位上依然不脫離學術研究；其次，他們在權威智庫機構中擔任要職，其所在的機構具有重要的政策諮詢性質；其三，他們經常有機會向國家領導人陳述意見建議，其研究成果能影響經濟決策，並對社會經濟進步有重要影響。
　　在重要的智囊中，我們挑選了不同界別的6名人士作為代表，試圖梳理中南海重要智囊的形成脈絡。他們分別是：劉鶴、陳錫文、林毅夫、劉世錦、李揚、蔡昉。
　　但以上遠不代表全部，易綱、潘功勝、韓俊、韓文秀、陳雨露、胡鞍鋼、王一鳴、范恆山、賈康、陳東琪等也都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專家型官員或學者智囊。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辜勝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明康、李毅中，以及陳清泰、王戰、遲福林、樊綱、劉偉、錢穎一、李稻葵、宋國青等，他們的觀點和見識也經常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享有相當高的社會聲譽。
　　此外，值得重視的是，一些政府機構的領導人本身也是「智囊」，較為著名的有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馬建堂等。儘管他們的學術研究或科研活動在慢慢減少，但他們卻是中國經濟政策最直接的制定者。
　　「副部級以上」學者
　　雖然在學術和個人風格上各有千秋，但高級智囊們有著一些共同的特點。梳理公認主流智囊人士的現任職務可發現，他們分別在中央、政府、重要官方科研機構、重點學術機構擔任主要職務，且擔任職務均等同副部長或以上級別。
　　以前述6名人士為例，劉鶴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陳錫文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林毅夫現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劉世錦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昉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此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等人都身居副部級高位。
　　一名政經觀察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這些部門基本囊括了國家重要經濟政策的出口，對高層決策和重要政策的出台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體來看，目前曝光率較高的智囊人物都屬於他們研究領域一線梯隊的少壯派。劉鶴等6人均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最年長的陳錫文1950年出生，最年輕的蔡昉生於1956年。一名與他們均有交集的官方研究人士昨日告訴本報，近十年以來，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都呈現逐漸年輕化的趨勢，將「舞台讓給年輕人」成為共識。
　　談及上述6人，這名人士稱他們均為中流砥柱式人物，處於各方面狀態最為巔峰的時刻。「這幾人還有個共同的特點是精力旺盛且勤奮。」這名人士稱，他們當中有人甚至因為剪頭髮浪費時間而頭疼。
　　與普通學者不同，中南海智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常常成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座上常客，能直接將自己的觀點意見提供給主要領導人。記者梳理髮現，每年年中、年末的重要經濟座談會都會邀請除有官方職務身份以外的5名左右智囊人士「入海」。例如，前述6人除劉鶴、陳錫文有職務職責外，其餘四人被邀請「入海獻策」均在5次以上。
　　今年7月，就在每年例行的中央政治局年中會議召開前夕，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聽取對當前經濟形勢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劉世錦、李揚、林毅夫受邀列席。從後期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透露信息來看，內容與這次專家座談會所討論的領域重合度甚高。
　　不僅參與日常經濟政策討論，他們中的許多人更是為政治局委員上過課的「中南海講師」。上世紀90年代，林毅夫就曾進入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分析經濟形勢。林毅夫曾回憶，領導人在聽課時會把文件或電話放在一邊；2005年4月，劉世錦為政治局委員講授《關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若干問題》；從2003年3月到2012年2月的近十年間，蔡昉三次踏入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這在經濟學家中非常罕見。
　　談及中國經濟學就不能不提及一個著名組織——「中國經濟50人論壇」，這個1998年成立的獨立學術群體幾乎囊括了中國當今頂尖的學者，甚至包括很多高級官員。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論壇得出的結論常上報給中央財經辦，而論壇每年的年會主題，更是緊扣國內外經濟大勢，常被視作中國重大經濟政策的「沙盤推演」。
　　頂級智囊們都與該論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有學者戲稱，50人論壇幾乎就包含了當前所有可以成為「智囊」的人。不僅前述6人全部是論壇成員，其中一些人更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多名人士曾對本報證實，劉鶴是論壇重要的發起者和組織者，現任論壇學術委員會榮譽成員。
　　學術領域風向標
　　除去種種身份和頭銜，這些智囊從本質上來看都是頂尖的經濟學者，他們不僅有著良好的學術和科研背景，更引領著所在領域的潮流和風向，發出被認為是最新、最前衛的聲音。
　　林毅夫曾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是首位在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如此高職位的中國人，是目前為止在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中國內地經濟學家。
　　從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國家的主要政策討論林毅夫都有參與。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頓，接下來的糧食問題、電信改革、銀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貨緊縮、宏觀調控、土地問題、農民工問題……幾乎所有的重大決策討論，都有他的聲音。
　　「一些建議直接被採納，制定成了政策法規，另外的一些建議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日後的政策中有所呈現。」林毅夫曾說，「作為一個長遠的過程，改革的方向基本符合我的預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直屬國務院的政策研究和諮詢機構，主要職責是為黨中央、國務院提供政策建議和諮詢意見。作為發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劉世錦的學術功底也極受稱道，其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經濟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主要涉及企業改革、經濟制度變遷、宏觀經濟政策、產業發展與政策等。
　　發展研究中心人士昨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發展研究中心近年承擔了大部分國家核心經濟改革的調研，其中重要課題劉世錦都會組織。這名人士透露，劉世錦還參與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文件的起草；是主持研究較早提出「新常態」的人；在中國經濟變革的當前，他主持的研究還較早預見並提出增長階段轉換(也就是增速換擋)的判斷。
　　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和蔡昉也都是各自研究領域的金字塔塔尖人物。李揚擅長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的研究，而蔡昉的主要研究領域涵蓋「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和中國經濟改革。
　　蔡昉曾參與了「十一五」以來中國發展規劃與重大政策的諮詢工作，並提出「劉易斯拐點」、「漸進式放開二孩」等頗具爭議的學術觀點；李揚則主持了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研究。
　　官員學術化
　　儘管幾輪調換，中央和政府財經機構的班子知識化、專業化的特點越發明顯。從中財辦、發改委、財政部、統計局、央行[微博]等主要機構領導人背景履歷可看出，他們普遍具有高學歷和本領域長期工作經驗，即使拋開官員身份，也是該領域的學術翹楚。
　　去年以來，劉鶴成為最受關注的高層智囊。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劉鶴就以經濟智囊的身份多次陪同習近平赴全國各地考察，或者會見外賓。十八大以後，幾乎習近平每次考察都有劉鶴陪同。
　　一些熟悉劉鶴的人戲稱其為「工農兵加海歸」。這樣的背景有助於像劉鶴這樣的政策制定者既對中國情況有接地氣的認知，又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
　　知情人士曾對《第一財經日報》介紹，在原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劉鶴主持制定過十一部國家產業政策，其中五部由國務院正式頒佈。他還參與過「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和「十五」計劃、「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同時還是中共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和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的重要執筆人，為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起草過經濟講稿。
　　此外，他還是許多重要政策的「預見者」。如今的國家級重要戰略「新型城鎮化」就曾藏在他多年前發表的《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一文中。劉鶴在文中建議中國穩步推進城市化，發展服務業和非國有經濟，避免拉美化。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也是公認的高級智囊。他在國際權威學術雜誌上發表過多篇論文，學術成果常常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學者多次引用。
　　易綱研究方向為計量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和國際金融，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經濟的調查研究，特別是在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方面。在研究中國金融體制過程中，對日本的主銀行體制、德國的全能銀行和美國的分業銀行管理體製做過較全面的分析和比較。
　　陳錫文，我國最重要的「三農」問題學者之一。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後，他對中國「三農」問題的研究就一直沒有中斷，曾先後三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和一次國家科技進步(軟科學)三等獎。
　　糧食、土地、農民工、城鎮化……近20年來，他幾乎參與了在中國發展中所有重要「三農」問題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同時也是每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起草者。
　　未來錦囊
　　2014年已經進入中國改革的落實年，如何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這些已確定的路線圖既考驗高層改革決心和勇氣，也考驗高層智囊的智慧和改革思維，而未來政策的走向，也許就藏在這些高級智囊的言論裡。
　　在「新常態」時期，不少經濟學家對我國中長期的經濟走向都作出了分析。李揚在本月25日表示，到2020年，中國經濟的主要環節的改革將基本就位，各經濟領域的體制也將定型，至少到2017年，我國的經濟體制機制就會穩定下來，為新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堅強的制度保障。
　　他認為，未來幾年，中國會重新樹立起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財政管理體制也會有重大調整，政府間的財政關係也會進行調整，金融體系會有重大變化。中國的資本市場會進一步開放，人民幣會進一步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也會有更大進展。
　　林毅夫一貫對中國經濟「樂觀」，且肯定政府的作用。他認為中國在2008年以後的20年裡仍然有每年增長8%的潛力，但要改變「窮人補貼富人」的「雙軌制」後遺症。他提出，不管國有還是民營，所有者和經營者必然分離，要避免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需要由公平競爭的市場來提供經營者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
　　蔡昉近期也明確表示「中國還沒有陷入經濟悲觀時代」，他提出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從勞動力和資本投入驅動型，轉向主要依靠創新和生產率提高驅動型，要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
　　相比之下，劉世錦對中國經濟較為謹慎，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速進入中高速發展時期後，這個「中高速」的底在何處，現在還沒有探明。他建議在這樣一個增長的新常態下應該力爭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就業可充分、風險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六可」目標。
　　自從2013年3月擔任中財辦主任之後，劉鶴很少發表公開言論。分析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從公開信息看來，劉鶴是反對在社會保障、醫療、養老、保障房等方面走高福利道路的，並且警惕高福利對政府債務、財政政策空間的負面影響。
　　此外，陳錫文近期還提出深化農村改革中需要破解的四大難題，並強調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搞大躍進。
　　附表部分高層智囊
　　資料來源：本報整理
　　姓名 職務 研究領域
　　劉鶴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經濟體制綜合改革
　　陳錫文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三農」問題
　　林毅夫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 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
　　劉世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經濟理論、政策問題
　　李揚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
　　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
　　陳雨露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宏觀金融理論與政策
　　王一鳴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書長 經濟體制改革
　　韓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三農」問題
　　韓文秀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 宏觀經濟

盤點中南海財經智囊Top榜：未來政策怎麽走？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7449

本文作者：王子約    來源：一財網    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隨著經濟學家蔡昉升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在中南海的財經智囊中，又增添了一名副部級的人選。

自中國經濟改革伊始，政府財經決策的智囊們——無論身在政府直屬的研究咨詢機構，還是就職於大學或其他智庫組織——就在中南海的重大決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吳市場”（吳敬璉）、“厲股份”（厲以寧）等相比，今天的財經智囊有何新特點呢？

最近，《第一財經日報》咨詢了多名不同政界學界人士，以多個標準篩選出當今中國經濟智囊的Top榜單。這些標準包括：他們首先都是一流學者，有著獨立的研究精神和傲人的論文著作、研究成果，而且即使是在行政崗位上依然不脫離學術研究；其次，他們在權威智庫機構中擔任要職，其所在的機構具有重要的政策咨詢性質；其三，他們經常有機會向國家領導人陳述意見建議，其研究成果能影響經濟決策，並對社會經濟進步有重要影響。

在重要的智囊中，我們挑選了不同界別的6名人士作為代表，試圖梳理中南海重要智囊的形成脈絡。他們分別是：劉鶴、陳錫文、林毅夫、劉世錦、李揚、蔡昉。

但以上遠不代表全部，易綱、潘功勝、韓俊、韓文秀、陳雨露、胡鞍鋼、王一鳴、範恒山、賈康、陳東琪等也都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專家型官員或學者智囊。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辜勝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明康、李毅中，以及陳清泰、王戰、遲福林、樊綱、劉偉、錢穎一、李稻葵、宋國青等，他們的觀點和見識也經常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享有相當高的社會聲譽。

此外，值得重視的是，一些政府機構的領導人本身也是“智囊”，較為著名的有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馬建堂等。盡管他們的學術研究或科研活動在慢慢減少，但他們卻是中國經濟政策最直接的制定者。

“副部級以上”學者

雖然在學術和個人風格上各有千秋，但高級智囊們有著一些共同的特點。梳理公認主流智囊人士的現任職務可發現，他們分別在中央、政府、重要官方科研機構、重點學術機構擔任主要職務，且擔任職務均等同副部長或以上級別。

以前述6名人士為例，劉鶴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陳錫文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林毅夫現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劉世錦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昉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此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等人都身居副部級高位。

一名政經觀察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這些部門基本囊括了國家重要經濟政策的出口，對高層決策和重要政策的出臺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體來看，目前曝光率較高的智囊人物都屬於他們研究領域一線梯隊的少壯派。劉鶴等6人均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最年長的陳錫文1950年出生，最年輕的蔡昉生於1956年。一名與他們均有交集的官方研究人士昨日告訴本報，近十年以來，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都呈現逐漸年輕化的趨勢，將“舞臺讓給年輕人”成為共識。

談及上述6人，這名人士稱他們均為中流砥柱式人物，處於各方面狀態最為巔峰的時刻。“這幾人還有個共同的特點是精力旺盛且勤奮。”這名人士稱，他們當中有人甚至因為剪頭發浪費時間而頭疼。

與普通學者不同，中南海智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常常成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座上常客，能直接將自己的觀點意見提供給主要領導人。記者梳理發現，每年年中、年末的重要經濟座談會都會邀請除有官方職務身份以外的5名左右智囊人士“入海”。例如，前述6人除劉鶴、陳錫文有職務職責外，其余四人被邀請“入海獻策”均在5次以上。

今年7月，就在每年例行的中央政治局年中會議召開前夕，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聽取對當前經濟形勢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劉世錦、李揚、林毅夫受邀列席。從後期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透露信息來看，內容與這次專家座談會所討論的領域重合度甚高。

不僅參與日常經濟政策討論，他們中的許多人更是為政治局委員上過課的“中南海講師”。上世紀90年代，林毅夫就曾進入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分析經濟形勢。林毅夫曾回憶，領導人在聽課時會把文件或電話放在一邊；2005年4月，劉世錦為政治局委員講授《關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若幹問題》；從2003年3月到2012年2月的近十年間，蔡昉三次踏入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這在經濟學家中非常罕見。

談及中國經濟學就不能不提及一個著名組織——“中國經濟50人論壇”，這個1998年成立的獨立學術群體幾乎囊括了中國當今頂尖的學者，甚至包括很多高級官員。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論壇得出的結論常上報給中央財經辦，而論壇每年的年會主題，更是緊扣國內外經濟大勢，常被視作中國重大經濟政策的“沙盤推演”。

頂級智囊們都與該論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學者戲稱，50人論壇幾乎就包含了當前所有可以成為“智囊”的人。不僅前述6人全部是論壇成員，其中一些人更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多名人士曾對本報證實，劉鶴是論壇重要的發起者和組織者，現任論壇學術委員會榮譽成員。

學術領域風向標

除去種種身份和頭銜，這些智囊從本質上來看都是頂尖的經濟學者，他們不僅有著良好的學術和科研背景，更引領著所在領域的潮流和風向，發出被認為是最新、最前衛的聲音。

林毅夫曾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是首位在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如此高職位的中國人，是目前為止在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中國內地經濟學家。

從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國家的主要政策討論林毅夫都有參與。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頓，接下來的糧食問題、電信改革、銀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貨緊縮、宏觀調控、土地問題、農民工問題……幾乎所有的重大決策討論，都有他的聲音。

“一些建議直接被采納，制定成了政策法規，另外的一些建議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日後的政策中有所呈現。”林毅夫曾說，“作為一個長遠的過程，改革的方向基本符合我的預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直屬國務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主要職責是為黨中央、國務院提供政策建議和咨詢意見。作為發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劉世錦的學術功底也極受稱道，其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經濟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主要涉及企業改革、經濟制度變遷、宏觀經濟政策、產業發展與政策等。

發展研究中心人士昨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發展研究中心近年承擔了大部分國家核心經濟改革的調研，其中重要課題劉世錦都會組織。這名人士透露，劉世錦還參與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文件的起草；是主持研究較早提出“新常態”的人；在中國經濟變革的當前，他主持的研究還較早預見並提出增長階段轉換（也就是增速換擋）的判斷。

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和蔡昉也都是各自研究領域的金字塔塔尖人物。李揚擅長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的研究，而蔡昉的主要研究領域涵蓋“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和中國經濟改革。

蔡昉曾參與了“十一五”以來中國發展規劃與重大政策的咨詢工作，並提出“劉易斯拐點”、“漸進式放開二孩”等頗具爭議的學術觀點；李揚則主持了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研究。

官員學術化

盡管幾輪調換，中央和政府財經機構的班子知識化、專業化的特點越發明顯。從中財辦、發改委、財政部、統計局、央行等主要機構領導人背景履歷可看出，他們普遍具有高學歷和本領域長期工作經驗，即使拋開官員身份，也是該領域的學術翹楚。

去年以來，劉鶴成為最受關註的高層智囊。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劉鶴就以經濟智囊的身份多次陪同習近平赴全國各地考察，或者會見外賓。十八大以後，幾乎習近平每次考察都有劉鶴陪同。

一些熟悉劉鶴的人戲稱其為“工農兵加海歸”。這樣的背景有助於像劉鶴這樣的政策制定者既對中國情況有接地氣的認知，又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

知情人士曾對《第一財經日報》介紹，在原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劉鶴主持制定過十一部國家產業政策，其中五部由國務院正式頒布。他還參與過“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和“十五”計劃、“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同時還是中共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和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的重要執筆人，為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起草過經濟講稿。

此外，他還是許多重要政策的“預見者”。如今的國家級重要戰略“新型城鎮化”就曾藏在他多年前發表的《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一文中。劉鶴在文中建議中國穩步推進城市化，發展服務業和非國有經濟，避免拉美化。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也是公認的高級智囊。他在國際權威學術雜誌上發表過多篇論文，學術成果常常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學者多次引用。

易綱研究方向為計量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和國際金融，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經濟的調查研究，特別是在貨幣、銀行和金融市場方面。在研究中國金融體制過程中，對日本的主銀行體制、德國的全能銀行和美國的分業銀行管理體制做過較全面的分析和比較。

陳錫文，我國最重要的“三農”問題學者之一。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後，他對中國“三農”問題的研究就一直沒有中斷，曾先後三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和一次國家科技進步（軟科學）三等獎。

糧食、土地、農民工、城鎮化……近20年來，他幾乎參與了在中國發展中所有重要“三農”問題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同時也是每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起草者。

未來錦囊

2014年已經進入中國改革的落實年，如何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這些已確定的路線圖既考驗高層改革決心和勇氣，也考驗高層智囊的智慧和改革思維，而未來政策的走向，也許就藏在這些高級智囊的言論里。

在“新常態”時期，不少經濟學家對我國中長期的經濟走向都作出了分析。李揚在本月25日表示，到2020年，中國經濟的主要環節的改革將基本就位，各經濟領域的體制也將定型，至少到2017年，我國的經濟體制機制就會穩定下來，為新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堅強的制度保障。

他認為，未來幾年，中國會重新樹立起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財政管理體制也會有重大調整，政府間的財政關系也會進行調整，金融體系會有重大變化。中國的資本市場會進一步開放，人民幣會進一步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也會有更大進展。

林毅夫一貫對中國經濟“樂觀”，且肯定政府的作用。他認為中國在2008年以後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長8%的潛力，但要改變“窮人補貼富人”的“雙軌制”後遺癥。他提出，不管國有還是民營，所有者和經營者必然分離，要避免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需要由公平競爭的市場來提供經營者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

蔡昉近期也明確表示“中國還沒有陷入經濟悲觀時代”，他提出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從勞動力和資本投入驅動型，轉向主要依靠創新和生產率提高驅動型，要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

相比之下，劉世錦對中國經濟較為謹慎，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速進入中高速發展時期後，這個“中高速”的底在何處，現在還沒有探明。他建議在這樣一個增長的新常態下應該力爭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就業可充分、風險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六可”目標。

自從2013年3月擔任中財辦主任之後，劉鶴很少發表公開言論。分析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從公開信息看來，劉鶴是反對在社會保障、醫療、養老、保障房等方面走高福利道路的，並且警惕高福利對政府債務、財政政策空間的負面影響。

此外，陳錫文近期還提出深化農村改革中需要破解的四大難題，並強調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搞大躍進。

 

附表 部分高層智囊（資料來源：本報整理）

姓名	職務	研究領域
劉鶴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經濟體制綜合改革
陳錫文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三農”問題
林毅夫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	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
劉世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經濟理論、政策問題
李揚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財稅
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三農”問題、勞動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
陳雨露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宏觀金融理論與政策
王一鳴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	書長 經濟體制改革
韓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三農”問題
韓文秀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	宏觀經濟

“追悼要等組織來落實”曾經的“中南海總管”汪東興辭世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468

汪東興90大壽時，曾在西單的一家飯店請老戰友吃飯，“他的身體一直不錯”。

江青的秘書楊銀祿說，汪東興常說“我想毛主席了”，“然後他就流下眼淚”。

汪東興的一位警衛員說，汪“一年多以前才住進醫院”，吃喝也一直很簡單。楊銀祿說，汪的晚年“還算安定幸福”。

追思已在悄悄進行

2015年8月21日上午，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汪東興在北京醫院逝世。

“今天是最忙的一天，（外祖父）確實去世了，但追悼的各項日程要等組織來落實。”8月21日上午，汪東興在北京病逝的消息傳出，南方周末記者致電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她的女兒在電話中這樣轉告，語調低沈。 與之呼應的是，21日一整天里，汪東興晚年的住處仍是悄無聲息，沒有花圈，也沒有哀樂。這處步行到新華門只需1300米的四合院，位於西單六部口新壁街，是汪東興搬離中南海後的居所，對面就是原國家副主席王震的院落。

“據說是領導人之家，但從來不見開門。”隔壁樓的一位居民說。靜謐的氣氛中，只有灰色的磚瓦在高墻和鐵網之上露出頭，一棵高大的泡桐樹伸出茂盛的枝葉。

而與平日不同的是，一向關著的外墻鐵門敞開了，偶見車輛出入。四合院的猩紅色大門打開，幾個工作人員往屋里搬運兩個精心打包過的相框，院門很快又關了。留下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的一塊牌子：光榮之家。

“現在不方便接受采訪，家里還沒有布置靈堂”，21日中午，在汪東興家門口，他的秘書劉桂民這樣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盡管公開的追悼會還在醞釀之中，但汪家的追思已悄悄進行 。透過解放軍305醫院太平間貴賓廳的白紗布幔，可以看到“沈痛悼念汪東興同誌”的字樣。靈堂外的停車場被圍起了隔離帶，不時有身著素服的人閃進門里，也有親屬在靈堂門口擁抱良久，頻頻拭淚。

“這里是吊唁的靈堂，但是公開的追悼會未必在這舉行，而且，逝世時所在的醫院跟吊唁時所在的醫院也未必是同一家”，一位不願具名的知情人士介紹，例如國務院原副總理萬里是在北京醫院辭世的，但舉行追悼的醫院卻在解放軍305醫院。

“就是江青來了，也得報告主席值班室”

“他是1月3日的生日，再過三四個月就滿一百了”，曾於1967年1月到1968年1月擔任江青的第一專職秘書的閻長貴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據他回憶，汪東興90大壽時，曾在西單的一家飯店請老戰友吃飯，“他的身體一直不錯”。 每年春節，閻長貴和十幾個老幹部都會去看汪東興，其中也包括曾任江青文革期間第二任機要秘書的楊銀祿。他們三人在晚年時常有走動，而追溯往昔，他們卻相識於動蕩的文革。

楊銀祿在自己的回憶錄《 我給江青當秘書》中寫到他與汪東興的第一次見面：1967年10月3日的中南海南樓，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在他眼中“中等身材，圓圓的臉，敏銳的目光里夾帶著興奮”。彼時，汪東興成功說服了楊銀祿打消疑慮，接替閻長貴在江青身邊擔任機要秘書。

次日上午，楊銀祿便由汪東興陪同，乘坐汪的紅旗轎車來到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汪東興進樓門後的這句話開啟了楊銀祿的機要秘書生涯：“今後說話時聲音要小些，走路要輕些，江青同誌神經衰弱，休息不好，特別怕聲音。”

盡管楊銀祿事後回憶，自己在江青手下當秘書的五六年“過著夢魘般的生活”，但他對曾說服自己的汪東興的評價是“他保護了很多戰友”。

在文革中，汪東興身居要職，卻沒有受到太多沖擊，在許多人看來，他受到毛澤東的保護。

比較廣為人知的兩件事是：1967年1月， 中南海造反派喊出“火燒”、“油炸”汪東興的口號，毛澤東得知後表態：“燒燒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燒焦了！”

林彪事件後，汪被江青指責為“林彪特務集團頭子”，毛澤東對江青說：“你不是說我這里有一個特務集團嗎？我就是這個集團的頭子！”

汪東興與毛澤東的交道始於1947年，始於中央機關的安保警戒工作。 早在轉戰陜北前，他就任中央書記處辦公處副處長兼警衛處處長。轉戰陜北後，毛澤東一直讓汪東興負責中共中央機關的警衛工作及自己的住行等安全工作，直至進北平、住香山、入住中南海，甚至把個人出國的安全工作也交給他。

文革期間，汪東興除了繼續負責毛澤東的安保，還要替其轉達意見、擔當中間人。毛澤東保護鄧小平的辦法由汪東興落實，鄧小平下放江西後，與毛澤東之間的聯系人也是汪東興。他還曾代表毛向陶鑄、譚震林、葉劍英等人轉達自己的意見。

“他在工作崗位上說話非常謹慎，他常說：這是毛主席下達的命令。”楊銀祿回憶。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毛澤東的許多行蹤，別人也許不知道——甚至江青也不知道——只有汪東興知道。江青甚至曾派楊銀祿從汪東興嘴里探口風，“中央的事他（汪東興）一概不說”，楊銀祿說。

楊銀祿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直負責毛澤東安保工作的汪東興會以“主席年歲大了，要多休息，少幹擾”來為其減少訪客，“就是江青來了，也得報告主席值班室，由值班室請示汪主任，汪主任再請示主席，通過了才讓進。” 毛澤東曾這樣評價汪東興：“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別人我用起來不放心，東興在我的身邊，我習慣了，人還是舊的好一點，他的長處是心細，缺點是理論水平差、不喜歡動腦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漢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中央決定的，毛主席決定的，我們不評價”

“粉碎’四人幫’時，沒他事情幹不成。”閻長貴說。他引用文革期間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吳德的觀點：“抓四人幫汪東興出了大力。”他的依據是：汪東興長期掌管“8341部隊”，“抓人時他布置的”，決定實施和抓捕“四人幫”前，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是決策的核心。

然而，文革結束後，汪東興仍堅持“兩個凡是”這一提法。“他一直忠於毛主席。”閻長貴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汪東興暮年時常對他言及毛主席功勞很大，“他的崇敬之情溢於言表”。 楊銀祿也憶及，汪東興常說“我想毛主席了”，“然後他就流下眼淚”。幾十年來，毛的生辰忌日，都被汪東興當成大日子來過。

曾與汪東興有過一次面談的《香港商報》記者木子回憶，汪東興每晚必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將之作為一天的結束。但當木子請他比較在任的這屆政府與當年領導人的不同時，在前一個話題中談興正濃的汪東興突然打住說：“這個問題，我就不方便回答了，今年也聊得差不多了，咱們拍個合照吧。”

除了“想念毛主席”，汪東興晚年的主題還有讀書看報和散步。 “他身體好時，每天出來散步，最開始每天走4000步，後來是2000步”，楊銀祿透露。據南方周末2011年6月的報道，汪東興每天都要看《人民日報》，從頭到尾看，還有《環球時報》、《南街村報》等。彼時，他還在通讀毛選，“他碰到問題會去里面找答案”。 汪東興的一位警衛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汪晚年時身體一直硬朗，“一年多以前才住進醫院”，吃喝也一直很簡單。在楊銀祿看來，汪的晚年“還算安定幸福”，汪東興津津樂道於自己的兩次大手術——四分之三的胃部切除和前列腺手術，以及兩次小手術，關鍵是他“人很開朗，什麽都想得開”。 閻長貴眼中的汪東興“心很寬，想得開”，他們在一起總會“開闊天空地談”，可唯獨不談文革後“平反的事”。“說它幹嘛？這（文革）是中央決定的，毛主席決定的，我們不評價。”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