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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要等組織來落實”曾經的“中南海總管”汪東興辭世

汪東興90大壽時，曾在西單的一家飯店請老戰友吃飯，“他的身體一直不錯”。

江青的秘書楊銀祿說，汪東興常說“我想毛主席了”，“然後他就流下眼淚”。

汪東興的一位警衛員說，汪“一年多以前才住進醫院”，吃喝也一直很簡單。楊銀祿說，汪的晚年“還算安定幸福”。

追思已在悄悄進行

2015年8月21日上午，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汪東興在北京醫院逝世。

“今天是最忙的一天，（外祖父）確實去世了，但追悼的各項日程要等組織來落實。”8月21日上午，汪東興在北京病逝的消息傳出，南方周末記者致電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她的女兒在電話中這樣轉告，語調低沈。 與之呼應的是，21日一整天里，汪東興晚年的住處仍是悄無聲息，沒有花圈，也沒有哀樂。這處步行到新華門只需1300米的四合院，位於西單六部口新壁街，是汪東興搬離中南海後的居所，對面就是原國家副主席王震的院落。

“據說是領導人之家，但從來不見開門。”隔壁樓的一位居民說。靜謐的氣氛中，只有灰色的磚瓦在高墻和鐵網之上露出頭，一棵高大的泡桐樹伸出茂盛的枝葉。

而與平日不同的是，一向關著的外墻鐵門敞開了，偶見車輛出入。四合院的猩紅色大門打開，幾個工作人員往屋里搬運兩個精心打包過的相框，院門很快又關了。留下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的一塊牌子：光榮之家。

“現在不方便接受采訪，家里還沒有布置靈堂”，21日中午，在汪東興家門口，他的秘書劉桂民這樣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盡管公開的追悼會還在醞釀之中，但汪家的追思已悄悄進行 。透過解放軍305醫院太平間貴賓廳的白紗布幔，可以看到“沈痛悼念汪東興同誌”的字樣。靈堂外的停車場被圍起了隔離帶，不時有身著素服的人閃進門里，也有親屬在靈堂門口擁抱良久，頻頻拭淚。

“這里是吊唁的靈堂，但是公開的追悼會未必在這舉行，而且，逝世時所在的醫院跟吊唁時所在的醫院也未必是同一家”，一位不願具名的知情人士介紹，例如國務院原副總理萬里是在北京醫院辭世的，但舉行追悼的醫院卻在解放軍305醫院。

“就是江青來了，也得報告主席值班室”

“他是1月3日的生日，再過三四個月就滿一百了”，曾於1967年1月到1968年1月擔任江青的第一專職秘書的閻長貴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據他回憶，汪東興90大壽時，曾在西單的一家飯店請老戰友吃飯，“他的身體一直不錯”。 每年春節，閻長貴和十幾個老幹部都會去看汪東興，其中也包括曾任江青文革期間第二任機要秘書的楊銀祿。他們三人在晚年時常有走動，而追溯往昔，他們卻相識於動蕩的文革。

楊銀祿在自己的回憶錄《 我給江青當秘書》中寫到他與汪東興的第一次見面：1967年10月3日的中南海南樓，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在他眼中“中等身材，圓圓的臉，敏銳的目光里夾帶著興奮”。彼時，汪東興成功說服了楊銀祿打消疑慮，接替閻長貴在江青身邊擔任機要秘書。

次日上午，楊銀祿便由汪東興陪同，乘坐汪的紅旗轎車來到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汪東興進樓門後的這句話開啟了楊銀祿的機要秘書生涯：“今後說話時聲音要小些，走路要輕些，江青同誌神經衰弱，休息不好，特別怕聲音。”

盡管楊銀祿事後回憶，自己在江青手下當秘書的五六年“過著夢魘般的生活”，但他對曾說服自己的汪東興的評價是“他保護了很多戰友”。

在文革中，汪東興身居要職，卻沒有受到太多沖擊，在許多人看來，他受到毛澤東的保護。

比較廣為人知的兩件事是：1967年1月， 中南海造反派喊出“火燒”、“油炸”汪東興的口號，毛澤東得知後表態：“燒燒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燒焦了！”

林彪事件後，汪被江青指責為“林彪特務集團頭子”，毛澤東對江青說：“你不是說我這里有一個特務集團嗎？我就是這個集團的頭子！”

汪東興與毛澤東的交道始於1947年，始於中央機關的安保警戒工作。 早在轉戰陜北前，他就任中央書記處辦公處副處長兼警衛處處長。轉戰陜北後，毛澤東一直讓汪東興負責中共中央機關的警衛工作及自己的住行等安全工作，直至進北平、住香山、入住中南海，甚至把個人出國的安全工作也交給他。

文革期間，汪東興除了繼續負責毛澤東的安保，還要替其轉達意見、擔當中間人。毛澤東保護鄧小平的辦法由汪東興落實，鄧小平下放江西後，與毛澤東之間的聯系人也是汪東興。他還曾代表毛向陶鑄、譚震林、葉劍英等人轉達自己的意見。

“他在工作崗位上說話非常謹慎，他常說：這是毛主席下達的命令。”楊銀祿回憶。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毛澤東的許多行蹤，別人也許不知道——甚至江青也不知道——只有汪東興知道。江青甚至曾派楊銀祿從汪東興嘴里探口風，“中央的事他（汪東興）一概不說”，楊銀祿說。

楊銀祿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直負責毛澤東安保工作的汪東興會以“主席年歲大了，要多休息，少幹擾”來為其減少訪客，“就是江青來了，也得報告主席值班室，由值班室請示汪主任，汪主任再請示主席，通過了才讓進。” 毛澤東曾這樣評價汪東興：“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別人我用起來不放心，東興在我的身邊，我習慣了，人還是舊的好一點，他的長處是心細，缺點是理論水平差、不喜歡動腦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漢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中央決定的，毛主席決定的，我們不評價”

“粉碎’四人幫’時，沒他事情幹不成。”閻長貴說。他引用文革期間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吳德的觀點：“抓四人幫汪東興出了大力。”他的依據是：汪東興長期掌管“8341部隊”，“抓人時他布置的”，決定實施和抓捕“四人幫”前，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是決策的核心。

然而，文革結束後，汪東興仍堅持“兩個凡是”這一提法。“他一直忠於毛主席。”閻長貴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汪東興暮年時常對他言及毛主席功勞很大，“他的崇敬之情溢於言表”。 楊銀祿也憶及，汪東興常說“我想毛主席了”，“然後他就流下眼淚”。幾十年來，毛的生辰忌日，都被汪東興當成大日子來過。

曾與汪東興有過一次面談的《香港商報》記者木子回憶，汪東興每晚必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將之作為一天的結束。但當木子請他比較在任的這屆政府與當年領導人的不同時，在前一個話題中談興正濃的汪東興突然打住說：“這個問題，我就不方便回答了，今年也聊得差不多了，咱們拍個合照吧。”

除了“想念毛主席”，汪東興晚年的主題還有讀書看報和散步。 “他身體好時，每天出來散步，最開始每天走4000步，後來是2000步”，楊銀祿透露。據南方周末2011年6月的報道，汪東興每天都要看《人民日報》，從頭到尾看，還有《環球時報》、《南街村報》等。彼時，他還在通讀毛選，“他碰到問題會去里面找答案”。 汪東興的一位警衛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汪晚年時身體一直硬朗，“一年多以前才住進醫院”，吃喝也一直很簡單。在楊銀祿看來，汪的晚年“還算安定幸福”，汪東興津津樂道於自己的兩次大手術——四分之三的胃部切除和前列腺手術，以及兩次小手術，關鍵是他“人很開朗，什麽都想得開”。 閻長貴眼中的汪東興“心很寬，想得開”，他們在一起總會“開闊天空地談”，可唯獨不談文革後“平反的事”。“說它幹嘛？這（文革）是中央決定的，毛主席決定的，我們不評價。”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