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啟蒙者，他與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師出同門，鈺創董事長盧超群、台積電技術長孫元成都是他的門生。他寫的書不只成了半導體業的入門聖經，還被翻譯成各種語言熱銷百萬冊，他是工研院的新科院士——施敏。

撰文‧周品均

沒有他，台灣就沒有蓬勃發展的半導體產業；沒有他，就沒有如今傲視國際的半導體人才。沒有他，半導體的知識恐怕不會像現在普及，要是沒有他，你我的手機可能永遠停留在又大又笨重的黑金剛時期，輕薄短小無法成真。

創業未果

投身學界變身人才搖籃

他是工研院最新選出的院士——施敏，半導體界聖經《半導體元件物理學》的作者，並在一九六七年發明非揮發性記憶體、人稱快閃記憶體之父，也是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的史丹佛學長，更是鈺創董事長盧超群、台積電研發副總經理暨技術長孫元成等一票半導體大將的老師。

戴著老式粗框眼鏡、穿著西裝，身形高瘦的施敏，出席工研院院士頒授證書典禮。說起成了最新的工研院院士，施敏自己滿訝異的，因為過去工研院院士中，不是董事長就是總經理，從來沒給過學者，而他正是第一位。

坐在施敏位於交通大學的辦公室裡，即使已年屆七十八歲，他仍是交大榮譽講座教授，「去年我指導八位碩士班學生，都到台積電上班了。」他以學生為榮的神情，全溢於言表。

其實，一九六八年施敏指導出台灣第一位工程博士、也是前交大校長張俊彥，四十六年過去，施敏的實驗室就像是台灣半導體業的人才搖籃。

「教過的學生大概超過一萬人了吧！」施敏的話一點都不誇張，因為時至今日，他仍維持每年指導四到五位碩士生，以及二到三位博士生，其中，泰半都進入台灣半導體業工作，成了今日台灣半導體業的根基。

當年，盧超群申請史丹佛碩士的推薦信，就是施敏寫的。「你知道，在一九七○年那個年代，施敏是極少數在國外深造，並在美國最負盛名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工作，產學經歷完整，還回到台灣任教的人才。是他讓我們知道，台灣是可以發展半導體產業的。」盧超群形容，是施敏把半導體的種子，植入台灣這片土地。

然而，桃李滿天下、在學生口中擁有超高評價的施敏，卻不是一開始就投身學界。

施敏在史丹佛拿到博士學位後，首先進了業界工作，在史丹佛教授John Moll推薦下，施敏選擇到貝爾實驗室工作，他甚至幾年後成立台灣第一家半導體公司——環宇電子，為的就是讓自己的學生畢業後可以有好的去處，連宏碁創辦人施振榮都曾是環宇電子的員工。不過，環宇電子後來被外國公司收購，回想起創業的歷程，施敏也笑說：「我真的比較適合教學工作。」施敏的教學之路從一九六六年夏天開啟，施敏在台灣學界的邀請下回到台灣講課，儘管那只是清大暑期講座，為期兩個月，卻已在施敏心中起了波瀾。

從台灣回到美國後，施敏又重新專注在他的研究上，一九六七年，他意外地在吃蛋糕時，看到蛋糕中間的一層奶油，靈光一閃，想到在MOSFET︵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中間加一層金屬層，結果讓他發明了非揮發性記憶體，也就是今日我們所說的Flash︵快閃記憶體︶前身。

只是，施敏的這項發明當時並未造成轟動，甚至他還一度認為這項技術「白髮明了」，直到三十年過後，數位相機、手機等消費性電子產品都爭相使用快閃記憶體，快閃記憶體才大鳴大放。

做到最好

堅持將半導體知識帶回台灣正因當時台灣學界的盛情邀約，施敏決定讓自己人生大轉彎——他選擇留職停薪，把貝爾實驗室的工作停擺了下來，回到交大講課一年。

其實，身在美國的施敏，內心一直存有「把半導體知識帶回台灣」的熱忱，即使割捨不下貝爾實驗室的研發工作，他卻一次又一次地短暫回到台灣教書。光是貝爾實驗室的二十七年工作中，他就留職停薪了五次，就是為了回到台灣傳授知識。

施敏是那種「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人，因此，即使每回他留職停薪、短暫返台授課，施敏卻對於教學品質有著極高的自我要求，「我和其他人比較不同的是，我教學用的書，一○○％都是自己寫的。」施敏笑道。

尤其，當時半導體的教科書多為原文書，能採用的相關文獻很有限，這讓施敏決心要寫一本書，一本讓所有想進入半導體產業的學生都看得懂的教科書。「因為我的英文不好，不敢寫太複雜的句子，儘量用最簡單的句子，把複雜的概念說清楚。」如果說進入台灣半導體業有一本必讀的「入門聖經」，那麼施敏寫的《半導體元件物理學》絕對當之無愧，更成了近四十年台灣半導體界最重要的一本書。

在施敏的辦公室裡，有一張泛黃的老照片，照片中的人物是施敏的女兒，站在一疊堆得比人還高的書籍旁，而這一本又一本的書全是施敏寫的，凸顯出他孜孜不倦的態度。

「我以前在貝爾實驗室每週工作四十小時，此外，每個禮拜我還會多花五十小時來寫書。」

催生半導體

沒有他，就沒有智慧型手機施敏除了是台灣半導體人才的重要搖籃外，他對於台灣半導體產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那就是他催生了台灣半導體業的藍圖。

一九七○年代，一個造成台灣經濟起飛的關鍵引擎，在時任經濟部長孫運璿擘畫下，台灣半導體產業藍圖逐漸成形。那時，施敏應孫運璿之邀，成了當時「經濟部發展積體電路計畫工作小組」成員之一，施敏所提出的最關鍵建言，就是力薦孫運璿要推動半導體業。

施敏記得很清楚，「當時這個小組給孫運璿的建議是，台灣沒有地下資源、礦產稀少，唯一可以好好發展的資源就是腦力。半導體絕對是最新的高科技，未來發展前景看好，建議台灣應該要發展ＩＣ產業。」正是這番話，堅定了孫運璿發展台灣半導體業的決心，也才會有後來向美國半導體廠ＲＣＡ技轉，引進積體電路技術的發展，創立今日的台積電。爾後，施敏又以工研院的前瞻科技指導委員會的身份，成了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重要顧問，施敏笑說：「我真的把能給的建議都給光了。」如果說沒有施敏當年對孫運璿的建言，可能就沒有台灣半導體業產值超過兩兆元的榮景；如果沒有施敏當年發明快閃記憶體，可能就沒有今日的智慧型手機、數位相機。

畢竟，正是快閃記憶體成為半導體廣為應用的技術，才讓黑金剛手機演變成今日輕薄短小的iPhone，底片相機也因而成了跟隨時代消逝的浪花，柯達公司只能黯然宣告破產。

科技演進之迅速，看在施敏眼中，他很感慨，「我認為最棒的發明就是手機，但我最不喜歡的發明也是手機，因為智慧型手機壞了全球的眼睛。」七十八歲的施敏，原可享受含飴弄孫的退休生活，但最近的他卻很忙，把書和文獻都搬到交大宿舍，因為要趁空檔籌備線上開放式教學平台的課程。剛從哈爾濱大學講課回來的他，仍不忘初衷，要讓全球有興趣的學生都能上到他的半導體課，認識半導體。

施 敏

出生：1936年

現職：交大榮譽講座教授

經歷：交大工程系教授、

貝爾實驗室工程師、

非揮發性記憶體發明人

學歷：史丹佛大學電機博士家庭：已婚，育有一子一女

半導體聖經

——《半導體元件物理學》為施敏於1969年的著作，被譯為六種不同的文字，銷售超過100萬本，被引用次數逾兩萬次，內容含括重要的元件物理知識以及詳細的元件特性，最新元件如三維MOSFETs、MODETs、共振穿隧二極體、半導體偵測器、量子Cascade雷射、單電子電晶體、real-space transfer都收錄其中，被譽為樹立先進研究與參考標準。

他的學生，撐起台灣半導體業！

——施敏的十大門生

前交大校長張俊彥

前空中大學校長陳龍英

前國科會主委魏哲和

鈺創科技創辦人盧超群

交通大學副校長謝漢萍

台積電技術長孫元成

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文一

佳世達總經理熊暉

交大電子系教授蘇翔

交大電子工程系教授雷添福

年金改革因為規模太大、牽涉的層面太廣，在政治人物隔空喊話中，早已空轉二年。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較有共識、阻力較小的改革措施中，先進行「微整形」？

撰文‧楊卓翰

不論勞保、軍公教退撫年金，虧損與破產問題都迫在眉睫。然而經過兩年空轉之後，年金改革，應該如何「重新」跨出第一步？

長期研究國內外退休年金問題的淡江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郝充仁表示，二○一三年四月送進立法院的年金改革相關修法草案若能通過，當然能讓台灣年金危機有效緩解，「但也因為涉及層面廣泛，比照國外經驗，年金制度修到好，的確需要一段不算短的時間，重點是，不能停滯不前。」哪些容易推動？調整費率、延後退休年齡停滯不前，正是台灣年金改革的當前大敵，一位官員私下表示，「一四年底有九合一大選、一六年初又有總統及立委選舉，我們心裡都有底，年金改革這兩年不太可能大刀闊斧；但讓我最擔心的，是政府及立法委員連『年金制度微整形』都不願處理，未來一年，又是完全空轉。」其實，綜合許多學者專家的看法及官員私下意見，即使阻力再大，但仍有許多「應該立即動刀」、也「可以立即動刀」的改革措施，這些改革，就是總統馬英九未來一年無可迴避、必須要做的事。

先從軍公教的退休制度開始談起。在一三年十一月，考試院前院長關中上呈馬英九，儘管強調年金改革已不得不改採循序漸進的務實路線，但當這份公文輾轉到了立法委員的手中，卻像是被擴大解釋為「所有改革喊停」。事實上，關中在其中已明確點出了阻力相對較小、只要稍加努力就能推動的改革項目。

舉例而言，「延後退休年齡」、「將費率上限從一五％調高至一八％」、「將月撫慰金從目前的半數月退休金調降至三分之一」等，都是目前共識度較高的部分，而依據關中的估算，所有「共識度高」的改革項目加總起來，每年平均可為國庫節省五十六．三億元，與「原定改革計畫」每年節省八十二．六億元的金額相比，是少很多，但不無小補。

差零點幾趴很重要！將替代率往一．三％靠攏除了以上的短期目標之外，郝充仁指出，「替代率破百」的問題也該立即面對，畢竟，這個現象一日不改，在「行業不公」的相對剝奪感之下，勞保年金的改革阻力必然無法消弭。

郝充仁表示，合理的方式是把總所得替代率降低，「定出上限來，九○％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有上限。」如此一來，超過上限的部分，就可以選擇性的刪減，為人詬病的一八％優存就可以取消。

此外，亦有學者表示，「公務員一旦符合領取退休金資格就急著退休，原因之一，是被家人逼的。」原來，已退休的公務員若不幸身故，遺族仍有年金可領，但「年資足夠、但還想繼續打拚」的在職公務員，若意外身故，家屬只能領到「一次金」，相對缺乏保障；所以，要消除公務員太早退休的怪象，修法讓「年資足夠卻仍在職」的公務員家屬能有更多保障，也是可考慮的配套。

在勞保部分，「若要積極改革，應該要有的配套，就是將『政府負最終支付責任』的條文入法。」一位學者表示，政府擔保支付原本就是勞保年金改革的配套項目之一，「但至今沒有入法，其影響，是讓勞工不願接受改革。」至於目前修法草案的部分，學者普遍認為，調降替代率與調整計算基礎，仍是「急迫且必須面對」的改革方向。

「當退休金從一次領變成年金時，大家都沒有想清楚，這個結構是會改變的。」郝充仁說。以勞保來說，原本的設計，讓一般人領的退休金，是將工作年資乘以一個所得替代率，「這個替代率原本是一．三％。」郝充仁說；但沒想到，在經過立法院兩黨不斷加碼後，卻變成一．五五％。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替代率往一．三％靠攏。現在立法院討論的版本，是將所得三萬元以下的部分還是一．五五％，讓超過三萬元的部分變成一．三％，這樣也很好。」郝充仁說。

在年資計算基礎的調整部分，政大勞工所副教授張其恆指出，現行以「最高五年」為計算基礎，不僅明顯寬鬆，也造成職業工會大鑽漏洞的現象（見前文），「像美國是用三十五年的年資去計算，這樣才能減少給付。」張其恆說。現在規畫的勞保改革法案，是將「最高六十個月平均值」延長至「最高一四四個月平均值」，「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他說。

不過，當我們檢視整個年金制度的改革工程，這些項目的確只能算「微整形」，更宏觀的方向是讓民眾進一步「靠自己現在存的錢，供養自己的未來」。

在一般勞工退休金的領域，這代表民眾必須「增加對勞退帳戶的投入金額」；在公務員的部分，則是把目前的退撫制度，加入「個人帳戶」的成分。在考試院所提出的改革法案中，的確已有這樣的修法方向；然而，這項改革也成為反對陣營最猛烈的炮火對象之一。

要靠現在的自己，養活未來的自己「但這是必須走的路，現行勞保及退撫制度是『確定給付制』，基本概念是靠下一代的人來供養這一代的退休族；但在少子化的台灣，不可能一直這樣走下去，政策必須引導民眾『靠現在的自己，養活未來的自己』，讓下一代的負擔減少。」郝充仁表示。

而這樣的改革方向，其實在勞工退休層面已經有所進展，即是藉由「勞退自選投資平台」來提高民眾增加勞退自提的意願。據了解，相關法案已經送入行政院會討論，只要再推一把，就能送進立法院，如果依照官方目前預估，或許二○一六年就能正式上路。

現在送進行政院會，後年正式上路，這個預估時間表聽來合理，但想到過去兩年改革近乎空轉的事實，似乎所有的「改革上路」都是「樂觀預估」。

只是，台灣真的沒有時間再等了，在過去虛耗兩年之間，台灣的潛藏負債又增加了二．五兆元，這些錢，都是未來年輕人要扛起的債務。

這些年金改革 可以立刻動手！

軍公教退撫

「延後退休年齡」、「調高費率上限」等

共識度高的改革不該再拖

明確訂定替代率上限，徹底解決公務員替代率破百的問題

勞退新制

提高民眾參與意願，加速推動「勞退投資自選平台」相關修法

勞保年金

勞保年金替代率

從1.55%向1.3%靠攏

計算基礎拉長至

「最高144個月投保薪資」

全球最大的積木玩具公司樂高，曾面臨倒閉窘境，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納斯托普接掌兵符，讓樂高轉虧為盈。他有五個心法，是台灣企業的範本。

做你沒做過的事叫成長，做你不願意做的事叫改變，做你不敢做的事叫突破。

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全球最大的積木玩具公司「樂高」（Lego），宣布由納斯托普（Jørgen Vig Knudstorp）接任CEO。大公司換執行長有什麼特別？

第一，樂高是大公司，大公司如果有洞，通常是填不滿的大洞，樂高此時面臨倒閉。

第二，擁有樂高的克瑞斯坦森（Kristiansen）家族，是丹麥的首富。納斯托普不是這個家族的人，第三代的掌門人克伊爾德（Kjeld Kirk Kristiansen） ，請納斯托普來取代自己。

第三，納斯托普要接掌世界最大，但快要倒下的玩具公司，而他只有三十六歲。

丹麥小鎮的木匠歐雷（Ole Kirk Kristiansen），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在這裡開了自己的小鋪，做出第一件木製玩具。當時世界經濟大蕭條，丹麥景氣更差。奧勒接不到生意，只好辭退工人。禍不單行，妻子也因病去世，留下四個孩子。

但奧勒韌性十足，咬牙苦撐，他決定專門做兒童玩具。兩年後，他給公司取名Lego，就是丹麥語Leg-Godt，意思是「玩得好」。

二次大戰爆發，德軍占領丹麥。丹麥禁止進口玩具，而且禁止使用金屬製造玩具。這下樂高生意變好，但正當發財時，工廠火災，全部燒光。歐雷好像習慣了承受打擊，他帶領家人和員工從頭幹起。

債務止血 賣掉賠錢事業

即使在戰爭期間，他對品質也不鬆手。有一次他的兒子哥弗德（Godtfred）負責給一批木頭鴨子上漆，原本應該上三層漆，他只上兩層就出貨，並且向父親邀功，說他省下成本。

結果被奧勒大罵一頓，要求他把全部鴨子拿回來，重上第三層漆再出貨。

這個故事是每一個樂高員工進來聽到的第一個教訓。現在每塊樂高規定要噴四層漆，尺寸誤差不能超過○．○○一毫米。

一九五七年樂高開始生產「塑膠顆粒積木」，這個石破天驚的小方塊，開放了無限的創造力。隔年，奧勒去世，由兒子哥弗德接班。公司快速穩定成長，樂高成為國際頂尖企業，家族成為丹麥首富。到了第三代，哥弗德的兒子克伊爾德接班，他還被皇室封為「安徒生大使」，表彰樂高和安徒生童話一樣，能說全世界兒童都喜愛和了解的語言。

這麼好的樂高怎麼會出事？他們走上大企業流行走的路，叫「多角化經營」。他們模仿迪士尼，建大型的主題樂園Legoland，除了丹麥，在英國、美國、德國連續建樂園，還推出大量周邊商品，並推出像《星際大戰》、《哈利波特》的樂高公仔，花錢大、收益小，最嚴重的是使樂高失去原有核心能力，所以虧損日益擴大，光是○三年，營收就下降二五％，○四年樂高裁掉一千多名員工。

克伊爾德個人先投入新的一億美元，接著他交出二十五年的兵符，請三十六歲的納斯托普當CEO，退居後線。

納斯托普上台，第一，做債務止血，把樂園賣掉，退出經營，只保留三分之一股份。

第二，他把樂高的積木元件，從一萬五千個減少到七千個，生產的結構成本大大降低。再把部分產線移到東歐和墨西哥，這樣更省錢。

第三，他大量向外吸納創意。他舉辦比賽，得勝者可以進入樂高當設計師，現在樂高內部有兩百多位創意設計師。

另外只要樂高迷有新的遊戲創意，都可向樂高提案。例如英國有位樂高迷、同時也是賞鳥迷，他用樂高做出一系列特種鳥，經過試玩反應很好。樂高就推出鳥類的專題組合，而且付版稅給創作者，這使得創意源源不絕。

推出短片 賣積木的故事

第四，他用故事行銷樂高，每當新的主題樂高上市，樂高會在電視推出二十分鐘的故事節目，精剪三分鐘在網路流傳。樂高不是在賣積木，而是在賣積木創造的故事。

第五，利用數位使樂高迷情感更深。每一個主題系列都有自己的網站，不斷更新內容。加入樂高俱樂部，會有免費的雜誌，分大人和小孩兩個版本。會員可以不時在網站上發現祕密情報，驚喜不斷。他們還為小朋友打造My Lego Network，兒童可以在裡面交朋友、討論、分享……話題當然是圍著樂高打轉。

納斯托普居然在○五年就讓樂高轉虧為盈，然後年年持續成長。一四年，他推出《樂高玩電影》（The Lego Movie），創造四億六千萬美元的票房，不但電影賺錢，樂高也跟著大賣。樂高一四年以估計市值約一百四十六億美元，超越有芭比娃娃的美泰兒（Mattel），成為世界第一大玩具公司。一五年超越法拉利跑車，成為全球最有影響力品牌的第一名。

是的，樂高自我定位的使命是在「啟發、培養未來的創造者」，就是要讓兒童玩得好，從玩中學會創造。而樂高的故事，對任何企業，尤其是今日的台灣企業，更是最該仔細聽、最該認真想的故事！

撰文 / 郝廣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