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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率不足10% 智能電視盈利難題

彩電廠商紛紛發佈智能電視，操作系統已然升級到最新的Android4.03，但最後發現，那些賣出去的智能電視絕大部分都不過是「殭屍」。

近日廣電總局科技司提供的數據顯示，2011年底國內智能電視的保有量已經超過千萬台，但與CNTV、百視通等互聯網電視牌照商的後台完成對接並經常使用的用戶數量只有100萬台左右。

超低的接入率

長期以來超低的利潤率，年輕的電視觀眾逐步轉向PC和視頻網站，讓傳統的彩電廠商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為了提升產品利潤率，並讓電視重新成為家庭娛樂中心，中國彩電企業2009年開始推廣尚不成熟的互聯網電視，即智能電視。

2011年，智能電視在中國進入快速普及期，當年中國市場智能電視出貨量達到了800萬台。調查機構中怡康的最新報告也預測， 2012年中國智能電視的出貨量有望達到1873萬台。

售價比普通液晶電視高出20%，智能電視的確讓國產彩電巨頭長期低迷的毛利率大為提升。海信電器2011年的淨利潤同比增長106%超過16億元，而TCL多媒體也成功扭虧為盈。

但對於彩電廠商來說，這遠遠不夠。如何從智能電視中內置的視頻、遊戲等獲取更多收入，這是彩電廠商的下一步目標。

海信集團董事長周厚健兩會期間曾透露智能電視的接入率只有40% ，業內認為這已經是很樂觀的數字。中國電子視像行業協會有關人士告訴記者：「根據我們與多家市場調研公司合作的調查結果，其實真正的互聯網電視活躍用戶（平均每天開機1小時以上）的比例不到10%。」

海信電器總經理劉洪新的解釋是：「此前的互聯網電視操作上非常不方便，傳統的遙控器成為智能電視利用率提高的障礙，而部分地區的互聯網接入帶寬過低，以及互聯網電視內容缺乏特色也是原因。」

據悉，雖然彩電廠商不斷對遙控器進行改造，推出無線鍵盤甚至電視與移動終端的多屏互動，海信、TCL等還引入了科大訊飛的語音操控系統，但智能電視的操作依然無法做到PC那樣方便。

由 於智能電視逐步成為液晶電視的標配，其售價已開始逐步下降，以一台國產品牌46英吋智能電視來講，其單價已經從兩年前的近萬元跌至4000元左右。而彩電 商購買Android平台的使用權、採購ARM等芯片，還有購買大量正版版權都投入了大量資金，隨著智能電視硬件毛利的下降，它們更希望從內容服務上獲取 更多收入。

互聯網公司受限

海信、TCL等彩電企業為其智能電視開發的內容網站有廣州歡網、藍擎網、酷開網，以TCL與長虹合資的廣州歡網為例，其前期投入的資金就達6000萬元，而康佳等從百視通採購互聯網電視版權的費用也達幾百萬元。

要收回這些投入，智能電視需要新的商業模式。記者瞭解到，康佳、TCL等聯合百視通、中國銀聯試圖將互聯網電視與電視購物結合，打造電視支付的商業模式，甚至開發出付費的互聯網電視內容，但至今沒有成功案例。

事實上，彩電廠商的內容相當同質化，憑其自身能力，根本無法提供多樣化的內容。帕勒諮詢資深董事羅清啟認為，「智能電視需要互聯網行業和彩電、IT行業的共同努力，但從目前來看，互聯網行業對智能電視興趣不大，因為其在傳統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領域有更多的商業模式。」

記者瞭解到，樂視、PPTV、優酷土豆等視頻網站是對智能電視最為感興趣的互聯網企業，但其進軍智能電視內容領域卻遇到了廣電總局的政策限制。根據廣電總局的有關通知，這些視頻網站必須與獲得牌照的CNTV等7家廣電系牌照上合作才可以。

樂視網有關人士告訴本報記者，「本來智能電視領域就難以找到成熟的支付模式，也就是我們提供的內容難以收費或者得到廣告分成，現在又有廣電總局的限制就更難合作了。」

對 於同樣希望借助智能電視拓展自己用戶群的騰訊、新浪等SNS網站來說，智能電視目前的用戶群與其目標用戶群則有一定的差距。創維集團總裁楊東文告訴記者： 「雖然我們與很多互聯網進行合作內置了其客戶端，但對於騰訊來說，在智能電視上目前沒有找到商業價值，增加的大多是無效用戶。」

我的投資難題 張化橋

面對別人炒股的難題（2012年06月04日的日記） xuyk

    買入後的第二天，該股漲至前一波的最高點（34元多）！於是乎，H只興奮了一天！此後，這個「盤江」似江水滾滾下瀉！H那個懊喪啊！

    一天，H得知其他幾個買入這股票的朋友都已割肉出逃，他心急如焚，慌忙跑來，連叫：「咋辦啊？咋辦啊？」

    「別動！」我答。

       就在我回答H的第二天，該股跌至最低點（19元多）！於是乎，H只繼續痛苦了一天！此後，這個「盤江」似潮水上漲，現在差不多漲回到了他當時的買入價！H那個高興啊！

    前幾天，H突然又興沖沖地跑來。

      「對於這個『盤江』，我接下去該咋弄？」H問我，「是繼續拿著呢？還是落袋為安呢？或是另外換股呢？」

    好傢伙！H所問的看似只是個如何操作的問題，實質上，卻是考問了我如何對待別人炒股的是非問題！這可把我徹底給難住了！

    1、叫他繼續拿著吧，那就要保證該股繼續上漲，而且還得負責叫他什麼時候拋出，不然漲得再高，一旦大幅回落，一切白搭！總之，最終要讓他賺得滿意才是！

    2、叫他落袋為安吧，那倘若這股票持續大漲呢，H還不腸子悔青？！他雖然嘴上不會說什麼，但肚裡非把我臭罵死不可！

    3、叫他調倉換股吧，這等於是薦股了，那我得做到，換進的股票必須立馬大漲，而且接下去又要如同對待第一個問題一樣，必須負責叫他拋出，最終保證他大賺！

    我滴兄弟哎，你以為我是哪路股神啊！先前我叫你別動，是因鐵定可讓你減少損失，但現在要保證讓你賺得滿意，我哪有這等能耐啊！這簡直是逼我背起死亡十字架啊！呵呵！

    我直愣愣地看著H，半響沒聲，呆如木雞！

富士康內遷過快遭遇管理新難題

[ 從8萬名員工到30萬，事實是，成都不是龍華或者觀瀾，工廠建好了，但工人卻沒有去處 ]

「富士康內遷的速度有些太快了。」一名與富士康合作的供應商昨日表示，「（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的文化很像成吉思汗，要求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一個地方攻下來，但是如何守住，才是真正考驗的地方。」

據媒體報導，4日晚上，數百名富士康工人在四川成都廠區與保安發生衝突，起因於對薪資待遇和宿舍管理不滿。

昨 日，富士康方面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事情被誇大了，其實並沒有那麼嚴重。」據其描述，事情是因幾名富士康員工在公寓附近的商業街吃飯，因為和餐館老 闆起了衝突，當地富士康的物管人員就報了案。事後，警方帶走相關人員進行詢問，「當晚留置酗酒滋事人員4名，批評教育後第二天都送回了公寓。」

住在成都西南一期公寓的黃葉（化名）告訴記者，類似的事件在去年也發生過一次，去年9月份，連續3周西北公寓的員工宿舍都發生了失竊事件，員工每週都會為此鬧一次。「很多員工藉機起鬨，也是從樓上往下扔東西。」

「那 時我剛進富士康不久，成都老員工也就1800元左右底薪，而深圳新進就有1800元，很多老員工對此感到不滿，這一次，估計也是因為這個。」據黃葉介紹， 在成都，以前新進員工月工資1350元，現在1550元，本來說今年5月份會繼續上漲，但是因為FLA來調查後說富士康加班厲害，就沒有調成。

「現在的收入比以前還少了，因為以前每月加班不管控，現在管控最多加班60小時。」黃葉表示。

富士康集團副總裁程天縱曾表示，過去全天候「校園式」管理雖然提供給大部分員工舒適、安全的生活環境，但無形中也減少了員工融入社區的機會，同時也不能滿足目前「80後」、「90後」新生代產業工人的生活和精神需求。他希望員工在以後可以得到更好的關心。

其實，富士康也曾試圖減少快速擴張帶來的問題，通過引入外部的物業管理公司，最終實現物業所有權及管理權的市場化、社會化，使得員工有更多的自主選擇。

「但一個新工廠的運轉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需要後勤、安監、物業管理都跟上，只要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就很可能導致事故。」上述供應商表示，富士康可能會重新審視內遷的速度，畢竟，後續管理的問題已經開始浮現。

實際上，富士康成都工廠的上馬已經創造了一個「成都速度」。

2010 年10月18日，由成都富士康生產的第一批iPad搭乘貨機從成都起飛經香港發往美國，這一天距離同年7月富士康決定在成都投資iPad項目決策，僅有不 到3個月的時間。在富士康的規劃中，成都工廠將成為左右iPad 2全年供應的關鍵因素。「深圳富士康的iPad單月產能僅有180萬台到200萬台的水平，iPad 2衝量的希望相當一部分放在了成都(工廠)身上。」內部人士告訴記者。

公開資料顯示，郭台銘在遷移之前向成都市政府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條件——必須在3個月內建成幾十萬平方米的廠房，半年內廠房達到170萬平方米，廠房要建在綜合保稅區內，富士康項目用地要4平方公里，另需10餘平方公里做生活配套。

而因為成都富士康在富士康內遷版圖上的重要性，一直以來，在不同的招聘網站上都能看到成都富士康大量招聘普工的消息。

從8萬名員工到30萬，事實是，成都不是龍華或者觀瀾，工廠建好了，但工人卻沒有去處。

在 深圳，每天下午5點多到晚上8點，富士康的員工分批下班，他們像潮水一樣湧出大門，享受著一天中最放鬆的時候。「平時6元任意玩，週末8元任意玩。」一名 深圳龍華廠區的富士康工人告訴記者，不上班的時候他常去上網，最多時每天在網吧呆六七個小時。而在成都，大部分人因為工資比不上深圳，而選擇呆在宿舍。在 成都的黃葉說平時自己最大的愛好就是睡覺，加班比以前少了，更多的時間沒處打發，但是工廠還在繼續擴招，「招來的人去哪兒？」

留給富士康需要思考的問題正在層出不窮。

核電重啟難題依舊

　中國停建核電已有15個月之久。

　　2012年5月3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關於全國民用核設施綜合安全檢查情況的報告》（下稱《核安全檢查報告》）和《核安全與放射性污 染防治「十二五」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下稱《核安全規劃》）。半個月後的6月15日，環保部網站公佈了上述兩個文件的全文。

　　國務院常務會議後的次日，即6月1日，新華社播發系列文章，其編者按直言：「核電重啟箭在弦上，開閘在即。」6月5日，中國核能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中核股份）的上市環保核查也被環保部放行。中核股份計劃融資1700餘億元，將可能是2012年A股市場上最大的IPO之一。

　　重啟核電，顯然是全國乃至全球關注的大事。

　　2011年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3·11」核事故後五天，中國國務院於3月16日召開常務會議，並作出四項決定：一是立即組織對全國核設施進行 全面安全檢查；二是切實加強正在運行核設施的安全管理；三是全面審查在建核電站；四是嚴格審批新上核電項目。這四項決定被稱為中國核電「國四條」，據此， 在《核安全規劃》獲准之前，中國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已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

　　彼時至今，全球核電形勢一再變化，停建或停止運行核電站的西方國家一再增加，日本甚至於2012年5月進入一個無核電之夏，舉國討論是否徹底放棄核電。在此背景下，中國核電建設如果真的如外界所稱，「已重啟在望」，其影響不可估量。

　　不過，財新記者採訪發現，最新調整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下稱《核中長期規劃》），並沒有同《核安全規劃》一併接受國務院會議審查，而前者才是中國核電重啟真正的閘門。

　　多位核電專家和業內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核安全規劃》是核電行業回暖的必要條件和清晰信號，但業界和民眾更加關心的核電項目建設速度、核電裝機量規劃和內陸核電佈局等問題，還需修改中的《核中長期規劃》來回答。

　　但《核中長期規劃》何時發佈，目前局勢仍不明朗。中國核電重啟，顯然尚未真正到開閘之時。

重啟不易

　　長江邊的江西彭澤核電項目，已停工一年又三個月。近日似乎峰迴路轉。去年核電「國四條」發佈後，通過選址階段環評，前期工作已經平掉一座山頭的 彭澤核電站，也在暫停之列。隨後，這塊已經安靜下來的大工地卻一直話題不斷。經歷了對岸安徽望江縣的「上書」抵制（詳見本刊2012年第9期「核電上書風 波」），遭到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強烈反對，還經歷了國內媒體關於內陸核電站存廢的大討論。

　　但《核安全規劃》通過後僅四天，2012年6月4日，ST贛能（000899.SZ）、贛粵高速（600269.SH）均發佈公告稱，中電投江西核電有限公司，即彭澤核電項目投資方，擬向股東按持股比例增加資本金4億元。該兩家上市公司各擁有江西核電的20%股權。

　　次日，中核股份上市環保核查獲通過。該公司隸屬於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下稱中核集團），中核集團在國務院國資委的央企名錄上排名第一。

　　股市的反應還不止於此，早在5月28日就有市場傳聞稱核能建設將重啟，核能板塊由此大漲三天。江蘇神通累計漲幅達15.1%，其他個股如二重重裝、中核科技、沃爾核材等「涉核」概念股也隨之上漲。市場分析人士更在近期開始推薦買入、增持核電相關股票。

　　然而，在外界一片熱鬧中，中國核電業內並無欣喜之聲，顯得異常沉默。

　　一位中核集團內部人士告訴財新記者，中核集團謀求上市由來已久，2010年的中核股份的成立即是上市準備的關鍵一步，此次通過環保核查，應該只是順水推舟的一個步驟。

　　上述中核人士表示，中核集團內部對於此次《核安全規劃》的通過反應平淡，並認為《核中長期規劃》調整後的發布，才是中國核電復甦的關鍵所在。

　　《核中長期規劃》最早發佈於2007年10月，當時對於核電發展的設想為，到2020年，核電運行裝機容量爭取達到4000萬千瓦。但隨著中國 核電發展，原來的規劃已經不適應社會變化，尤其是福島核事故之後，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也明確將調整《核中長期規劃》提上日程，圍繞中國核電的建設規模和速度 的討論也由此愈加熱烈。

　　據新華社報導，2012年5月10日，國家能源局副局長錢智民在「2012年中國核能可持續發展論壇」期間表示，《核中長期規劃》和《核安全規劃》已經通過國家能源局的審議，並上報到國家發改委。

　　然而，在5月31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核中長期規劃》並未出現，僅是《核安全規劃》獲得通過。

　　一位接近核電決策層的不願具名的專家稱，中國核電發展的春天沒那麼快來，或許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

　　該專家認為，日本核事故之後，中國內陸普通公眾的核恐慌心理加重，2012年初彭澤核電項目引起望江縣政府「上書」反對，就體現出了民意左右政策的力量。

　　當前決策者對民眾的核恐慌極為在意，「出於維穩的角度，放行核電恐怕沒有那麼快」。

　　此外，在國際上，核電重啟重建已成為政治問題，中國當前也正值政府換屆的敏感時期，這讓決策者對何時重啟會表現得十分慎重。

煎熬與熱望

　　在日本核事故之前，中國核電行業的發展正如同一輛加速前進中的列車。

　　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副司長范必曾經撰文指出，在日本福島核事故之前，中國業內對2020年核電裝機規模的預期普遍超過7800萬千瓦，大多數核電業主和配套企業甚至按照裝機1億千瓦以上制定自身發展規劃。

　　但截至2010年底，中國在役核電裝機容量為1080萬千瓦，加上在建的，全部裝機容量僅1696.8萬千瓦。

　　日本核事故發生之後，中國核電列車也驟然急踩剎車。至今，「國四條」所帶來的效應已逐漸顯現。

　　「有些項目已經等不及了！」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顧忠茂告訴財新記者，例如湖南的桃花江核電項目，目前處境就十分尷尬，該項目據說「前期已經投入了38億元」。

　　類似項目還包括位於沿海的江蘇田灣二期工程，遼寧徐大堡項目等，這些項目在日本福島核事故之前拿到了「小路條」，即可以開展前期工作，包括設計、「五通一平」、關鍵設備採購的許可。但目前「大路條」，即項目審批遙遙無期，前期的巨額投資被拖著。

　　顧忠茂表示，「國四條」影響之下損失更加直接、更慘重的，是核電設備的供貨商。一年多的項目停頓，正將他們拖入窘境。

　　國外核電供貨商同樣受到波及。某核電建設集團內部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核電項目的關鍵設備多從國外訂購，預付款通常只有5%到10%，簽合同下訂單後，供應商開始生產並承擔大部分成本。「這些設備的價格，動輒幾億元人民幣，一旦出現客戶反悔的情況，供應商損失巨大。」

　　上述人士表示，「國四條」出台後，已出現了國內某待建核電項目以「不可抗力」為由，希望終止設備訂購合同。但已經在生產的國外供應商，並不認可政策突變屬「不可抗力」，雙方正尋求通過國際仲裁解決爭議。

安全不容忽視

　　日本核事故發生以後，中國進行了一場漫長的核安全檢查，但檢查結果的發布卻一推再推。

　　根據最終於今年5月3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核安全檢查報告》，中國核電設施在總體有保障的前提下，也存在著諸多安全隱患。

　　該報告顯示出，中國核設施在應對引發福島核事故類似的極端自然災害事件時，仍存在一些薄弱環節。例如，秦山核電廠尚未制訂嚴重事故管理導則，秦山第二核電廠、嶺澳核電廠、田灣核電廠，僅具有可以應對某些特定嚴重事故的規程。

　　位於四川汶川地區附近的高通量工程試驗堆抗震設計標準偏低。據媒體報導，該試驗堆距離汶川地區僅120公里，在2008年的「5·12」汶川大 地震發生時，該試驗堆曾經手動緊急停閉。報告認為，該試驗堆需按照新的抗震要求進行重新評估，必要時加以改進，進一步提高其安全裕度。

　　對此次安全檢查作出的「總體上有保障」的結論，多位業內專家和業內人士表示認同。他們同時認為結論「正面」，利於重啟。

　　原國際原子能機構副總幹事錢積惠向財新記者分析稱，這次安全檢查使得待建的核電站的冗餘度和造價進一步提高，以降低本來就屬於小概率事件的堆心融化的概率 。

　　不過，在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高級顧問楊富強看來，這個安全檢查的結論有些過於輕描淡寫。他認為，安全檢查的時間之長，過程之反覆，檢查出的問題應該不止那麼簡單。

　　中國目前是在建核電站最多的國家，而之前專門從事核電工程建造的工程人員並不多，「一下子上這麼多工程，不見得每個工程隊都是合格和有資質的。」楊富強說，曾有核電監管官員向他透露，中國的核電項目在基礎建設方面存在一些問題。

　　核電研發、製造、建設和監管力量跟不上，在近年較快的核電發展中，容易造成安全隱患。范必也曾撰文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指出，目前有限的核電研 發設計分散，影響安全技術的標準化和推廣應用，一些工程建設和裝備製造企業安全意識不夠強，質量保證體系不健全，重大質量問題時有發生。

　　楊富強強調，核安全的結論僅證明中國核電項目的技術水平沒有太大問題，但核電項目的安全與否，並非完全由技術決定。

監管體制隱患

　　楊富強對財新記者表示，中國核電安全潛在問題在於體制和管理方面。他表示，歷史上幾次大型核電站事故，均有安全管理因素在其中。而中國的核監管體制、應急反應以及核安全文化，都讓人擔憂。

　　財新記者發現，早在2010年5月4日，長期從事核反應堆風險評估分析和核能政策法規研究的周贇，就在國際期刊《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雜誌上，撰文質疑中國的核電監管體制。

　　周贇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他指出，國家核安全局是環保部的下屬機構，而大型國有核電集團則屬於國務院直 管，這樣的設置限制了核監管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再者，國家核安全局，沒有自己的研發部門來制定技術標準，對於現行法律法規不能覆蓋的技術情況無法做出 評估判斷。

　　在日本核事故發生之後，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改變核監管體制，一個大方向是加大核監管機構權重，直接置於中央政府之下，如日本即將成立的新機構即是如此。但中國的改變顯然不大。

　　2012年「兩會」期間，楊富強所在的NRDC通過兩名人大代表遞交了題為《中國核安全監管體制改革建議》的建議書，但目前暫無反饋信息。

　　建議書中提到，日本福島核事故發生後，中國的核電主管機構發生了一些調整，包括國家能源局增設核電司、環保部國家核安全局增加相應的機構和人員等。但中國的核電安全監管在獨立性、權威性等方面，仍難以應對挑戰。

　　監管人員的缺乏也是制約監管能力的一大因素。范必曾表示，中國核安全監管能力嚴重滯後，國家核安全局和國防科工局從事安全監管的人員數量不足，監管人員待遇遠低於核電站工作人員，這種現象增加了吸引人才、穩定隊伍的難度。

　　NRDC的這份建議書還表示，中國核安全監管體制需要擺脫現狀，建立一個獨立、權威、專業的國家核安全監管機構。如果參照美國等西方國家體制，中國的核安全監管機構，應該由國務院直接管理。

　　「理想的狀態下，發改委說的話，這個監管機構應該是可以不當一回事的。」楊富強稱，監管委員會應僅以安全為標竿，而不受任何行業發展規劃的影響。「不管到2020年要發展多少（核項目），監管委員會要堅持成熟一個，才批一個。裝機容量的目標，對它不能有任何壓力。」

招商局沒有星期天——一個地方招商局長的新難題

「現在的經濟基本面不太好，但我們在這次會議上決定擴大開發區現有規模，將環評區域用地擴大十幾平方公里。」縣經濟開發區招商局局長孟得夫剛剛結束一個3小時的會議，在傍晚回到辦公室。

在他的辦公室，使用的是官員辦公室少見的硬木椅子——「二戰時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斯普倫斯的辦公室裡就一張辦公桌，站著辦公，下屬來報告也站著。這能提高效率，辦事的人辦完就走，不要閒聊天。我這裡也是一樣，沒有沙發。」

現在，這個招商局長憂心忡忡的是：如何在經濟增速放緩時，招來大企業甚至是產業集群，以填滿不斷擴張的開發區？

這也是許多地方政府官員最近要集體面對的新難題。

「開發區不養閒人」

壓力之下，孟得夫的手下趙書峰報名參加了一檔電視選秀節目「天籟之聲」。選秀中短暫的自我介紹變成了「招商廣告」：如果有想到我們山東臨沂投資置業的，沂蒙山區非常歡迎。

趙書峰是莒南本地人，在孟得夫印象裡，「他唱歌有癮，看到街邊有拉二胡的，就過去唱兩句」。

2012年春季，趙書峰進入開發區招商局，在莒南本地工作一個月後，被派往杭州常駐，負責收集浙江當地企業信息，並招商引資。

常駐異地招商源自急轉直下的招商前景。「開發區成立於2003年，2010年之前招商情況不錯，但從2011年開始，受金融危機的連帶影響，企業發展和擴張速度減緩，這對招商的影響很大。」孟得夫說。

2011年初，莒南經濟開發區招商局派出3組人馬，常駐外地，每組2人。同時，莒南縣政府派出同樣的工作小組十餘組，一時間莒南外駐的招商人馬進入濟南、青島、杭州、寧波等多個城市。

根據此前媒體報導，被派駐杭州的趙書峰和同事在杭州蕭山區租了一套三室一廳公寓，充當住處兼辦公室，即莒南經濟開發區招商局駐杭州招商分局。

「開發區屬於正科級單位，招商局就是副科級。但在外招商的人要有一個像樣的『身份』，別人才願意和你談。」莒南經濟開發區一內部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就這樣，趙書峰成了『莒南經濟開發區招商局駐杭州招商分局局長』。」

趙「局長」的活動經費並不富餘。「縣裡工資水平低，大家基本都是2000塊左右的月收入。出差在外不容易，但花銷也要嚴格控制。」孟得夫告訴南方週 末記者，「宴請當地企業之前，外派人員要提前告訴我。如果誰先斬後奏，我就要問『你和誰在一起吃的飯』。我覺得這個企業沒有宴請的必要，但還花一兩萬請客 了，這麼浪費錢就是不行的。」

拮据之下，趙書峰和同事在杭州基本都是騎自行車或者坐公交車外出，「一個多月下來，瘦了六七斤」。

懸在他們頭上的是嚴格的考核制度。2011年初，決定派員外駐招商的同時，莒南縣政府和莒南經濟開發區招商局一起出台了績效考核制度。

「我們要求每個招商人員建立工作日誌，記錄每天做了什麼，我們隨機抽查，向對方打電話確認。」孟得夫對下屬的考察內容包括：一個月在外住多少天；具 體見過哪些客商，投資意向大不大；簽了多少合同項目，規模都是多大的；簽下合同的企業資金到位情況如何，項目最後的落地率怎麼樣。

雖然沒有對趙書峰們下過具體的招商指標，但莒南開發區下屬的3支駐外招商小分隊還要納入縣裡的統一考核，十幾支招商小分隊要進行大排位，公開發布「排行榜」。

孟得夫說，「開發區可不是養閒人的地方。」

後面是「大棒」，前面就是「胡蘿蔔」，招商成績優異的人仕途風光。

2011年9月，莒南經濟開發區工作委員會和管委會舉行為期4個月的「四比四看四提升」活動，動員文件上如此寫道：「比一比誰能招引來大項目、誰在 項目推進上辦法多、誰為企業發展盡全力、誰為地方經濟發展貢獻大……並在重點工作的推進中制訂完善培養、選拔幹部的用人機制，在活動中選拔人才、培養幹 部。」

「招商工作和政府機關人員陞遷掛鉤，工業園區的人有一定政績後可以陞遷到行政單位。」上述莒南經濟開發區內部人士說。

「像『四比四看』這樣的活動，幾乎每個工業園區都會搞，只是叫法不一樣而已。」孟得夫說，現在全國的工業園區招商都不容易，大家只能各顯神通了。

不過，趙書峰在杭州已經忙活了一個多月，業績只是「提供過幾個項目的信息」。2012年5月底，他報名參加「天籟之聲」選秀比賽，搖身成了「選秀局長」。

「參加比賽屬於他的個人行為，我們之前並不知情。」孟得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想要招來投資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項目哪是那麼容易『唱來』的？」趙書峰的「另類」推介讓莒南經濟開發區「名聲在外」，但此後除諮詢電話增多，招商情況並沒有其他實質性進展。

招商秘籍

莒南並非無名之地。1945年8月，山東省政府在莒南宣告成立，莒南被稱作山東的「小延安」。紅色軌跡延續至1950年代，莒南的高家柳溝團支部、王家坊前和厲家寨農業社曾被毛澤東親筆批示為先進典型。

但直至進入新世紀，莒南經濟還是始終依靠農業。一位當地人士如此解釋了設立經濟開發區的原因：「我們這裡就是產花生，過去挺窮的。進入2000年，光是產花生怎麼帶動當地經濟快速發展？我們必須要走『工業興縣』的路。」

2003年，莒南縣政府在縣城西部和南部共劃出26.7平方公里，建設民營科技工業園。後者在2004年10月更名為莒南縣科技工業園區，並於2006年升級為省級開發區。

「開發區剛剛成立的時候進行過職位招考，縣裡當時鼓勵在鄉鎮工作的人員報考。」孟得夫來參加考試之前，在莒南縣下轄鄉鎮負責宣傳、文體工作。但他最終接手的卻是從未接觸過的招商工作。

2004年，剛剛成立的開發區屬於正科級單位，但招商科加上科長孟得夫一共只有3個人。工業園區裡的企業也只有十幾家，不是來自莒南本地就是鄰近的環渤海地區。

時隔8年，孟得夫的辦公室已經在開發區附近的皇冠假日酒店六層，窗外已經密佈廠房。

為拿下這些項目，莒南經濟開發區交了不少學費。

「一開始缺乏招商信息資源，雖然知道北京的企業多，但我們一個也不認識，冒冒失失的飛去北京找人來投資，連門都進不去。」孟得夫說。

2004-2006年間，僅山東就有上千家地方工業園區，莒南身處內陸，在區位上不佔優勢，基礎設施、配套產業未發展成熟，手裡握著的優惠政策也和其他地區大同小異。

「我們每年接洽的項目有近百個，忙的時候，一個月出差四五次，每次四五天。」孟說，但其中真正能落實投資的並不多。

莒南經濟開發區招來的第一批投資多為輕工項目。「其中有一個來自青島的做塑料編織袋的公司，和我們縣政府有很熟的關係，但我們也跑了四五趟才說服他們。」上述開發區內部人士告訴記者，「說服對方投資難，和他們坐到談判桌上談合同細則，那是難上加難。」

「企業都很精明，知道我們拉來一個項目不容易，在談合同的時候總是希望用最少的投資獲得最多的優惠政策。」孟得夫說，「談判桌上就是拉鋸。」

2006年，山東省內的開發區被整合成百餘家（基本上每個縣有一家），莒南經濟開發區即是其中之一，並升至省級開發區。

同一年，孟得夫摸索出了一套「招商秘籍」：把重心放在「摸清一個地區的特點，針對當地某個產業做小規模推介」；而在大型綜合招商展會上設台宣傳，花銷少則八九萬，最多可到幾十萬，但效果不明顯，每年只少量做幾次。

一週七天，全年無休

像2006-2010年那樣的好年景很快過去了，從2011年開始，隨著經濟大環境的變化，日子一天天難過起來。

莒南縣統計局2012年5月30日公佈的數據顯示，1-4月份，當地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口總額增速分別比同期回落1.2、0.8、54.7個百分點，經濟下行壓力大。

開發區只好不斷把大部分招商人員都派往外地駐點，同時不斷加強落地服務——投資企業只需拿出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後續報告送審等繁瑣過程由招商局和縣環保局等部門合作代辦。

孟得夫希望通過高效的工作效率和加倍的勤奮實現原目標：擴建工業園區，讓規模以上企業個數達到400家。

而現實是，目前莒南經濟開發區規模以上企業的數量是73家，在爭取400家的過程中，他們需要面對提升項目建設進度和投資規模的雙重挑戰：

2012年莒南縣新開工5000萬元以上項目27個，數量居全市第3位，但投資額只是第8位。這些項目中最大的投資不過2.8億元，沒有一個超過5億的大項目，他們只能請山東發改委幫忙去找國家立項的大項目。

在實現以上遠大前程之前，孟得夫要趕在採訪第二天另一個會議召開之前做出一份有關開發區擴張的報告。三天後，他要住院十餘天，因為腰椎間盤突出，已經壓迫到了神經。

這一年，莒南經濟開發區辦公室一週七天，全年無休。

民企投資境外難題待解

　北京中心商業區（CBD）緊挨國貿的一幢寫字樓五層，最近非常忙碌。這是一家民營投資集團，主要投資併購境外礦業上市公司。

　　他們正在利用海外證券市場低迷期進行緊張併購。在其董事長張焱看來，機會稍縱即逝。

　　近一年來，海外市場信心不足，股票價格大跌。加拿大多倫多證券交易所、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礦業板塊跌幅超過40%。

　　許多境外上市公司價值與市值倒掛，給中國企業境外擴張提供了良機。

　　張焱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加拿大的礦業上市公司，有些坐擁優質資源，手握現金7000萬加幣，但是，市值只有8000萬加幣。

　　以低廉估價收購手握資源的境外上市公司，成為其控股股東，是一筆划算的買賣。這比起「綠地投資」（新建投資），省去了繁冗的前期工作。

　　韜睿惠悅諮詢公司與商務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統計學會共同完成的2012年中國跨國企業調研顯示，中國私營企業擴展海外業務的主要方式，正在從過去的「綠地投資」和企業合資形式，轉為併購方式。一些小型的私企也計劃在未來借助併購來拓展業務。

　　好的併購機會要求「快」。然而中國對企業投資境外市場的政策框架卻成為重大束縛。牽制主要來自兩方面：審批手續時間過長，以及對境外放款額度的約束。

　　今年6月底，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外管局等13個部委聯合出台《關於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積極開展境外投資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試圖給民企投資境外松綁。

　　此文件的出台，引起境外併購投行、律師及企業家深切關注。

　　上海匯衡律師事務所就《意見》進行討論，該所律師們達成的一致意見為：對此文件真正能促進民企境外投資表示不樂觀。

　　「《意見》很全，將民企境外投資遇到的問題都攬括在內。但只是提出一些創新的方向，沒有具體落實的配套措施和細化規定。」匯衡律師事務所創始合夥人趙斌對財新記者表示。

有限鬆綁

　　《意見》分五部分，從宏觀指導、政策支持、簡化管理、防範風險等方面做出規定。整個佔五頁文件18條意見中，除了第10條關於外匯管理意見有細化規定，其他多為概述性空話。

　　外匯管理規定之所以細化，是因為6月15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先於《意見》出台了《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有關外匯管理問題的通知》（下稱《通知》）。這成為總體文件中，惟一被律師和投資家們認為有具體措施的亮點。

　　《通知》提出，民營企業境外投資中涉及外匯管理的三項具體措施，分別為：簡化境外直接投資資金匯回管理；簡化境外放款外匯管理；放寬個人對外擔保管理。

　　簡化境外投資資金匯回方面規定，對境內企業已匯出投資總額多出註冊資本部分，只需經境內企業所在地外管局登記，可直接匯回境內。

　　瑞士菲謝爾（Vischer）律師事務所律師吳帆對財新記者表示，境外公司註冊資本金不像中國需要足額繳納。在歐洲一些國家，只需交註冊金的 20%。中國企業往外匯的款有多餘，如匯回中國，以前需要辦理減資、撤資手續。「人民幣多年單邊升值，擔心國外『熱錢』借此通道流入中國。」

　　《通知》此次的規定，增加了民企境外投資外匯操作上的便利性。

　　《通知》亦放寬了境外放款的資金來源。根據2009年6月出台的《關於境內企業境外放款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此前放款來源為，放款人自有 外匯資金、人民幣購匯資金、及經外匯局核准的外幣資金池資金。此次文件在前述基礎上增加了允許放款人使用境內外匯貸款作為放款來源。

　　此次外管局的細則裡，對於個人對外擔保有了明確規定，可以解除民企境外投資一些交易中的障礙。此前，外管局曾有兩個文件對「內保外貸」做出規定。一是，1996年實施的《境內機構對外擔保管理辦法》。此辦法對境內機構對外擔保做出規定，對個人對外擔保沒有具體規定。

　　匯衡律師事務所創始合夥人趙斌告訴財新記者，上述法律框架下，沒有說不讓做個人對外擔保，所以，在2010年以前個人擔保可以做。

　　2010年8月出台的《關於境內機構對外擔保管理問題的通知》明確，個人擔保要經過外管局審批。而對個人擔保如何申請、審批等，沒有具體說法。「從2010年法規改了之後，個人擔保實際上是做不了的，」趙斌稱，「外管局說現行系統不支持，沒辦法給個人擔保登記。」

　　趙斌表示，境外機構在為民企做貸款時，覺得民企還沒到很成熟階段，除企業提供擔保外，也希望有背後實際控制人的擔保意見。

　　《通知》規定，外管局在為境內企業辦理對外擔保登記時，可在該企業對外擔保登記證明中，同時註明境內個人為同一筆債務提供對外擔保情況。「出了這個文，應在技術上解決了這個問題，也可對個人登記。」趙斌稱。

多頭制約

　　由於中國實行資本項目管制，企業投資境外要每一筆按項目審批。每筆投資都需在三個部門辦理許可證：在發改委辦理項目核准許可；商務委（廳或部） 辦理對外投資審批許可；外管局辦理換匯申請，根據外管局批准下來的額度，去銀行換匯。三個部門審批順序，理論是發改委最先；由於發改委和商務委手續不太衝 突，企業會同時遞交申請；最後是外管局。

　　清藍金融集團礦業部區域經理楊光的工作內容之一，是為公司每筆境外投資項目辦理上述手續。他告訴財新記者，流程走下來，時間為一至兩個月。時間 拉長，且每筆項目的境外放款有嚴格的額度控制。結果要麼是看好的公司股價上漲，收購成本被大幅提高；要麼是意向公司股權大量被別家收購，達不到控股對方企 業的戰略投資目標，因此錯失不少良機。

　　奧睿律師事務所全球併購與私募股權投資業務主管合夥人胡立生認為，多頭漫長審批管理制度，令民企面臨很大不確定性。

　　美國德傑律師事務所亞洲業務執行合夥人陶景洲亦對財新記者表示，審批會反映在投資價格的增加上。13個部委的《意見》提出，簡化審核程序。怎麼簡化，則沒有給出具體說法。

　　除了審批限制，對民企境外投資融資支持也非常有限。

　　在財新記者採訪多家境外投資民企中，極少有要找銀行貸款的念頭。

　　目前，中國境內銀行在外設立分支機構有限，而不限於境外分支機構的銀行離岸業務部門也只在少數銀行設立，所擁有的放款額度也非常有限。

　　張焱對財新記者表示，《意見》提到的民企境外發行債券，現實性不太大，需要民企有很好資質；國外大評級機構不大可能為民企做信用評級，「海外市場都沒有錢，還想從它那裡拿錢，很難」。

　　而《意見》提到的積極探索以境外股權、資產為抵押提供項目融資，也未必對企業有實際幫助。

　　楊光對財新記者稱，投資項目分諸多階段，不是說這一階段需要錢，以後就不需要了。

　　下一階段也需要錢的時候，如果沒有足夠現金流支付利息，不能償還這筆資金，股權就拿不回來。

　　「我們不會考慮質押股權方式來融資。」楊光稱。■

成長型企業財務管理面臨的四大難題

機靈小和尚の難題 朱泙漫屠龍記

 

「新加坡地王」的傳承難題

驍勇善戰的第一代創始人兼父親去世後兩年間，黃氏兄弟改變現狀、開拓新路，也積極扶第三代成員上位，但這個新加坡首富家族面臨的局面也更嚴峻

新加坡每六間私人住宅中，就有一間是遠東機構興建的。這家東南亞最大的私人房地產開發商，催生出一個首富家族。在2012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執掌遠東機構的黃志達和哥哥黃志祥為新加坡首富，其資產高達92億美元（約580億元人民幣）。

遠東機構是祖籍中國福建的黃廷芳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一手締造的，他還創辦了如今香港主要地產商之一的信和集團。從2007年至今，黃氏家族蟬聯新加坡首富。黃廷芳於2010年去世後，家族企業由兩個兒子即現在的黃氏兄弟執掌。

黃廷芳生前極為低調，幾乎不接受媒體採訪，也不希望企業上市。外界對這一總資產高達450億美元（逾2800億元人民幣）的企業掌門人的風格始終感到好奇。

他去世後，黃志達與黃志祥儘管遵從父囑，低調而謹慎，但因旗下有資產登陸資本市場，這一首富家族的更多信息才為外界所知。這對兄弟兩年間拓寬了遠東機構的經營方向，並且與中國的聯繫也更加緊密。

告別「沉悶感」

跟父親黃廷芳時代相比，黃氏兄弟執掌遠東機構後，多元化的趨勢更為明顯。

遠東機構執行董事謝文華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郵件採訪時稱，遠東機構業務涉及住宅、酒店、零售、商業、工業以及食品與飲料行業等，「通過多元化的策略，來緩衝其在任何一個行業中受到的衝擊。」

「2012年，我們重點向包括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緬甸、印尼和澳大利亞在內的地區推廣『新加坡精神的酒店』。」謝文華說。

兩年前，即黃廷芳剛去世不久，遠東機構提出一個新理念——整體性的生活環境。為客戶提供「一攬子」的選擇，包括SOHO家居、時尚公寓、複式閣樓以及聯排別墅等。

這種整體性的生活格局使得一個家庭即使面對各種情況也能夠保證處於一個住宅環境中。這些家庭需要面臨的情況包括：「升級」，隨著家庭成員的增加，需增大住所環境；「降級」，考慮孩子長大後搬離的影響；以及「擴張」，有的孩子考慮與父母保持近距離的聯繫。

相比而言，黃廷芳早期建房都比較簡單、樸實，「無論從外形還是內部設計都給人以沉悶感。而且黃廷芳比較喜歡傳統庭院。」熟悉遠東機構的一位人士稱。

而黃志達受過美國教育，他接手遠東機構後，非常注重房屋設計感，連著拿了幾個房屋設計獎。

事實上，上世紀90年代中期，黃廷芳就逐漸給兒子們更多的決策權，開始了交班大計，長子黃志祥掌管香港房地產公司信和置業，小兒子黃志達留在新加坡協助他處理遠東機構的業務。

黃家是個傳統的華人家庭，子承父業看起來理所應當。「我的家庭父母很傳統，從小就調教我們如何接管家族生意，」黃志達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稱，「因此我沒有想過自己會有其他選擇。」

黃廷芳曾經的私人秘書陳寶蓮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黃廷芳生前工作非常勤奮，經常一天工作12到18小時，他的這種風格也遍佈家族企業中。「他要求員工盡心盡力做事，他最常說的就是能者多勞。」

黃廷芳從小就培養兒子們的商業嗅覺與決策力。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不久，首次土地使用權公開拍賣活動在深圳舉行，國有土地正式開始走向市場時，黃廷芳和黃志祥時常出現在交易現場。

他們更是出現在信和置業大本營——香港的土地拍賣會上。黃廷芳因曾多次以高價投得土地，在香港地產界有「超級大好友」之稱。

一次他帶黃志祥參加拍賣會，由於有大批房地產商出席，兩人只能在最後面站著，參與一個多小時的競拍。

黃廷芳對兒子們有時「愚蠢」的想法或行為常大動肝火。黃志達記得父親常對他說「即使你聽了會傷心，我還是要提醒你，因為只有我才會這麼做。你現在所處的位置高高在上，除了我，大家只會對你說奉承話」。

黃志達曾買過一輛豪華跑車。當他開回家時，被父親狠狠訓了一頓。「黃父說自家是本分生意人，不出花花公子；兒子不得不把車退掉了。」一名熟悉黃氏家族的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稱。

「有人可能會綁架我」

低調是黃廷芳生前身上最大的標籤。1928年，黃廷芳出生於福建莆田。6歲隨其父到新加坡，開了一家醬油廠和雜貨店，專門售賣乾貨、醃製品和莆田特產。

黃廷芳二十多歲時決定出來創業。第一項生意是開雜貨店，但他失敗了。根據《新加坡的領袖》一書記載，「貧窮跟隨著這次失敗而來」。

隨後，黃廷芳重返醬油加工行業，積累了一點本錢後，改行進入房地產業。他的第一個項目，是在新加坡華登嶺建了72間排屋和半獨立洋房。

上世紀六十年代，房地產慘淡，不少開發商破產，房地產當時被稱作「房地慘」。房子賣不出，就像是一隻腳踏進泥潭，再走一步就會整個人陷進泥巴裡。

當時，華登嶺一帶每逢下雨就會淹水，那裡的屋子很難賣。黃看準時機以低價買下地皮建房。再以每棟10萬新元的價格出售。當時以這個價格出售洋房，很具吸引力。由此，他賺到第一桶金。

坊間的一個說法是，黃此前當過的士司機，他動員了500名的士司機合資，才買下那塊地。

黃廷芳瞭解物以稀為貴的道理。他曾說，「如果你要在房地產業發展，你是不可能在所有地區都投資的。只要你打開地圖，到一個你看不到面積，可是卻看得到名字的國家，就是最好的投資地點。」他指的就是土地稀缺的新加坡。

在外人看來，黃迷戀土地。他經常在半夜拿著手電筒，獨自一人，在買到的地皮上散步。「既然土地有一半時間是在黑夜度過，必須不分晝夜到那裡探索它們的發展潛能。」他也經常花上數小時，細心研究建築圖案和親自到場地監督工程。

上世紀七十年代，黃廷芳遭遇了其第一次危機。新加坡政府採取一連串的行動，以抑制當時已經過熱的房地產市場，市場由此陷入低迷。

黃廷芳受到影響。他轉戰香港，在那創辦了信和集團，繼續地產生意。在香港的經營思路幾乎與在新加坡如出一轍，他看上那些具有發展潛力卻無人問津的荒地，大片買入，獲利頗豐。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香港因未來前途問題導致經濟低迷，令信和集團大受影響，虧損超過10億港元，幾乎到破產的邊緣。

在房地產業最為悽慘時，黃廷芳曾和另一產業大亨召開記者招待會。他們指責媒體「搞垮」了地產市場。結果，現場媒體強烈抗議，稱房地產價格是因供需變化而起伏。黃最後不得不整晚一桌一桌地向在場記者道歉。

當黃廷芳剛喘過一口氣，便繼續在香港購買地皮。1997年香港回歸時，黃是唯一受邀見證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新加坡商人。

「不要在房產市場蓬勃時才進場，市場疲弱時就退場。」他稱自己要做一名「全天候創業家」。

這樣的理念幫了他，他最早在新加坡開發的價格10萬新元的洋房，在政府改進了溝渠系統後，成為黃金地段，漲到了450萬新元。而信和集團現在是香港主要地產發展商之一，居香港地產前四強，為香港恆生指數成分股之一。

富貴之後的黃廷芳卻變得異常低調。他交代公司職員，即使迎面相遇，也不要跟他打招呼或問好。

一名前遠東機構職員曾公開表示，黃廷芳很少主動與人打交道。他的辦公室採用的是暗玻璃牆，大門常閉。

他害怕更多的人認識自己。他曾接受一家媒體訪問，攝影記者在旁邊拍照。保鏢突然把相機搶過來，交還相機的條件是不得刊登照片，「否則採取法律行動」。

黃廷芳經常工作到深夜，然後到紐頓小販中心吃碗兩塊錢的面。他不讓自己照片出現在報章的原因之一是，擔心吃麵時不安全。他曾袒露心聲，「人們一旦知道我是誰，知道我有錢，有人就可能會綁架我」。

他同時擔心家人的安危。另一位長期觀察黃氏家族的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稱，「黃廷芳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綁架盛行，人人自危，更別說有錢人」。

有段時間，黃廷芳發現自己的車子後面總跟著一輛紅色的小車。他立刻換了車子顏色。隨後，跟蹤其的紅色車子也消失了。當地媒體稱，之後他對紅色有了恐懼感，由此更加厭惡人們知道他的長相。

現在新加坡被看作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黃廷芳去世至今已經兩年，但謹小慎微的風格卻仍牢牢刻在遠東機構身上。南方週末記者多次聯繫，遠東機構公關負責人說，「我們不能透露任何關於黃氏家族的信息，這是一貫做法。」

中國市場的誘惑

黃氏家族因為神秘，在新加坡企業界保持著一份特別的「魅力」。2012年5月，在新加坡科技與設計大學的開學儀式上，校董事會主席黃志達只用不到兩小時便為該校獎學金項目籌集到1000萬美元的捐款。

儘管視野更開闊，思維也比較西化，但黃志達兄弟卻一樣繼承了父親低調的風格，極少在公開場合露面，但他們並不刻意。

2011年底，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在推介自己中英文版的新書時，宣佈個人捐出1000萬新元（逾5000萬元人民幣）設立一個雙語基金，希望大力加強學前教育機構教導雙語的能力。黃志達獲悉這一消息後慷慨捐出500萬新元。

黃氏家族有著「中國情結」，從來都非常重視中國市場。廈門是中國最早的四個經濟特區之一，當廈門剛剛開始出讓土地之時，黃廷芳就帶著兒子來了。他以壓倒勢的價碼競得廈門推出的五塊地皮中的四塊，現在價值飆升。

遠東機構在給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回覆中稱，信和集團先提出進軍中國內地，而後遠東機構跟進，一開始是借信和集團的平台進行投資。

根據信和集團的財報，截至2011年底，其在內地的土地儲備達283萬平方米，在重慶、上海、深圳、廣州、廈門、福州、漳州和成都等城市都擁有項目，但是272萬平方米即96%的儲備尚未完全開發。

這意味著，由於市場低迷，向來大膽幹練、喜歡當「地王」的黃氏家族也被深套，只得靜觀市場變化或另尋突圍機會。

2011年3月，福建代表團訪問香港，得到了黃志祥為主的閩籍商人的款待。一個月後黃志祥到福建考察，得到了省領導們的熱情歡迎。

值得一提的是，黃志祥還是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新加坡2011年商業房地產投資交易總額達到91億美元，取代香港成為全球商業房地產交易活動最熱城市第五位。大量中國買房客也湧入該國。據全球領先的房地產顧問公司高力國際發佈的研究報告，新加坡私宅市場買家接近30%來自中國。投資海外房地產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內地的限購政策。

2012年7月，遠東機構攜其在新加坡的三大項目在中國上海、無錫、昆明、杭州、深圳、福州、北京、瀋陽、成都和重慶進行巡展，產品正是黃氏兄弟推出的包括公寓、SOHO、聯排別墅在內的「整體性生活環境」系列。

據介紹，中國買家在新加坡投資房地產更傾向於豪宅項目，尤其新加坡最繁華地段的烏節路成為了置業熱門地段。

而黃廷芳生前曾被稱為「烏節地王」，原因是在這一新加坡商業心臟地帶，約九座購物中心、三家酒店、一棟服務公寓，都由黃氏家族直接或間接擁有。這還不包括其興建中的公寓，以及握有的地皮。

「除住宅外，我們是新加坡最大的酒店和酒店式公寓業主運營商。」遠東機構總經理鄧英明曾公開表示，公司正在抓緊尋找合適的機會到中國內地拓展酒店業務。

中國的辦事處正進行包括品牌推廣在內的市場營銷。他們希望建立和管理一個多樣化的投資組合，以滿足住宿和商業客戶需求。

為此，他們正在尋找機會，無論是直接投資還是合資方式。他們還和另一家知名的新加坡系地產資本——凱德置地一起參與了上海來福士廣場的投資。「內地土地成本不便宜，操作透明度不高，我們只能尋找機會。」鄧英明也公開了顧慮。

2012年8月，遠東機構將酒店業務分拆注入遠東酒店信託，以7億新元（約36億元人民幣）的募資規模在新加坡IPO（首次公開募股），為該國年內募資額最高的新股。

這一事件引起市場強烈關注。香港首富李嘉誠隨後決定分拆旗下的一隻基金，以人民幣計價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方式在新加坡上市。

雖然在市場上的表現仍是積極進取、善於創新，但黃氏兄弟時代的遠東機構和信和集團是否真正比黃廷芳時代更能經受「顛簸」及各種不利因素的衝擊，現在還沒有人——哪怕他們自己——敢下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