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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國發院：貨幣政策應由穩健調整為適度寬松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17日公布的最新研究結果認為，各項宏觀經濟指標顯示，宏觀經濟出現了企穩跡象，但仍然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

該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聯合主辦。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彥斌教授代表課題組發布的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報告認為，當前宏觀經濟初步呈現企穩跡象。

數據顯示，6月，GDP同比增速企穩，結束了連續3個季度的下行態勢;環比增速有所回升。二季度GDP同比增長6.7%，增速與一季度持平;環比增長1.8%，增速比一季度上升0.6個百分點。經初步測算，二季度GDP名義增速達到7.3%，比一季度提高了0.2個百分點，高出實際增速0.6個百分點。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3%，增速與一季度持平。上半年出口下降2.1%，比一季度收窄3.6個百分點。6月份出口則同比增長1.3%，比5月份提高0.1個百分點。

此外，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0%，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2個百分點。6月份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2%，比5月份上升0.2個百分點。上半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73.4%，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3.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達到54.1%，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8個百分點。

“經濟結構持續優化表明經濟運行有所向好。”陳彥斌說。但他同時表示，中國宏觀經濟雖然存在企穩跡象，但是仍然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尤其從6月份數據來看，下行壓力有進一步加劇的勢頭。

報告稱，從總需求的視角來看，需求增長較為疲軟，尤其是投資增速下滑態勢持續加重。今年以來，政府投資是拉動全國投資增長的核心力量，該趨勢在6月份依然延續。1~6月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增速仍高達23.5%，比1~5月提高了0.2個百分點。然而，這已經難以止住固定投資增速的下滑趨勢。1~6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9%，比1-5月回落0.6個百分，增速已連續3個月下降。

值得註意的是，民間投資增速仍在快速持續下滑，與全國固定投資增速的“喇叭口”不斷擴大。1~6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僅同比增長2.8%，增速比1-5月回落1.1個百分點。相應地，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缺口已由1-5月的5.7%擴大至1~6月的6.2%。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為61.5%，比去年同期降低3.6個百分點。同時應註意的是，第三產業和東北地區的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情況更差。1~6月第三產業的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投資增速僅為1.6%;東北地區民間投資同比降幅高達31.9%。

數據顯示，固定資產投資到位資金中貸款增速下降、自籌資金低位增長，表明市場投資意願依然較弱。1~6月固定資產投資到位資金同比增長8%，增速比1-5月份加快0.1個百分點，但是，其中國內貸款增速比1-5月份回落了1.3個百分點。

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見頂回落態勢明顯。1~6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6.1%，增速比1~5月份回落0.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房地產開發企業到位資金與商品房銷售同樣表現出見頂回落態勢。1~6月份，房地產開發企業到位資金同比增長15.6%，增速比1-5月份回落1.2個百分點。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增長27.9%，增速比1~5月份回落5.3個百分點。商品房銷售額增長42.1%，增速回落8.6個百分點。

“從產業的視角來看，工業板塊仍處於深度的結構調整之中，尤其是制造業的運行情況依然欠佳。”陳彥斌說。

報告建議，鑒於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與價格水平漲幅回落，貨幣政策應將定位由“穩健”調整為“適度寬松”。尤其是在積極財政政策對民間投資產生顯著擠出效應的背景下，更應加強流動性供給，從而減輕擠出效應。

陳彥斌說，從6月份數據來看，當前經濟下行的主要壓力來源於投資增速的顯著放緩。投資增速放緩的核心原因在於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高達62%的民間投資增速出現“斷崖式”下滑。因此，扭轉當前民間投資增速的快速下滑態勢，提高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是實現今年“穩增長”任務的關鍵。

報告認為，要提升民間投資應加快推進金融改革，尤其是進一步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未來應著力提高銀行業的競爭程度，包括支持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發起設立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消費金融公司等新型金融業態，適當降低民營資本發起和參與組建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融資租賃公司等地方金融組織的門檻，從而為民營企業融資提供良好的外部融資環境。

同時，進一步放寬民間投資的市場準入限制。未來，應進一步通過監督地方政府積極落實“民間投資36條”與“鼓勵社會投資39條”等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文件，營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拓寬民間投資的空間。

分析會上，民建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馬光遠認為，下半年在整體宏觀政策目標中，要把防風險放到一個重要的位置。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張永軍也表示，面對當前經濟形勢，既要通過供給側改革，也需要通過適度擴大需求來保持經濟穩定的運行和增長。

央行：下一階段將繼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 保持靈活適度

2016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發布稱，2016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總體運行平穩，轉方式、調結構穩步推進。消費穩定增長，進出口降幅收窄，企業效益有所回升，第三產業比重進一步提高。就業基本穩定，消費價格溫和上漲。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7%，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2.1%。

2016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靈活適度，適時預調微調，做好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的總需求管理，從量價兩方面為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對人民幣存款準備金基數實施平均法考核;建立公開市場每日操作常態化機制，7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穩定在2.25%;豐富中期借貸便利期限品種，每月常態化操作，兩次下調操作利率，引導中長端利率下行;擴大抵押補充貸款的對象和範圍，創設扶貧再貸款並實施比支農再貸款更優惠的利率，實施精準扶貧政策;穩步擴大信貸資產質押再貸款試點，有序組織實施央行內部評級。同時，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組織實施宏觀審慎評估;

將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擴大至全國範圍;按照“因城施策”的原則對房地產市場實施調控，強化住房金融宏觀審慎管理。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降低個人投資者認購大額存單的起點金額，初步形成“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匯率機制的靈活性、規則性、透明度和市場化水平明顯提高，人民幣匯率預期總體穩定。

總體看，穩健貨幣政策取得了較好效果，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平穩增長，利率水平低位穩定運行，人民幣匯率彈性進一步增強。2016年6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同比增長11.8%;人民幣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4.3%，比年初增加7.53萬億元，同比多增9671億元;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同比增長12.3%。6月份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5.26%，同比下降0.78個百分點，與上年12月基本持平。6月末，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為95.02，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6312元。

當前全球經濟仍處在深度調整期，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依然較多，複蘇不及預期，貿易保護主義擡頭，地緣政治更趨複雜，英國脫歐的影響還將持續。面對複雜的外部環境，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政放權和創新驅動戰略的推動下，中國經濟新的動能正在積聚，傳統動能的改造升級也在加快，但結構性矛盾仍較突出，經濟對房地產和基建投資的依賴較大，民間投資增速及占比下降，債務杠桿繼續較快上升，區域經濟分化較為明顯。要堅持適度擴大總需求，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改造提升傳統比較優勢，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深化國有企業和金融部門的基礎性改革，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通過有效的市場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振市場信心，穩定市場預期，增強融資的可持續性，拓展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的領域和空間。

下一階段，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統一部署，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用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穩住市場預期，用重大改革舉措落地增強發展信心。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靈活適度，適時預調微調，增強針對性和有效性，做好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的總需求管理，為結構性改革營造中性適度的貨幣金融環境。更加註重改革創新，寓改革於調控之中，把貨幣政策調控與深化改革緊密結合起來，更充分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針對金融深化和創新發展，進一步完善調控模式，強化價格型調節和傳導機制，疏通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的傳導渠道，深化金融機構改革，通過增加供給和競爭改善金融服務，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切實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央行：繼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 保持適度流動性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016年第三季度例會日前在北京召開。會議分析了當前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會議認為，當前我國經濟金融運行總體平穩，但形勢的錯綜複雜不可低估。世界經濟仍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主要經濟體經濟走勢分化，美國經濟溫和複蘇，歐元區複蘇基礎尚待鞏固，日本經濟低迷，部分新興經濟體實體經濟有所改善。國際金融市場風險隱患增多。

以下為全文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召開2016年第三季度例會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016年第三季度例會日前在北京召開。

會議分析了當前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會議認為，當前我國經濟金融運行總體平穩，但形勢的錯綜複雜不可低估。世界經濟仍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主要經濟體經濟走勢分化，美國經濟溫和複蘇，歐元區複蘇基礎尚待鞏固，日本經濟低迷，部分新興經濟體實體經濟有所改善。國際金融市場風險隱患增多。

會議強調，要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黨中央、國務院關於下半年經濟工作的部署。密切關註國際國內經濟金融最新動向和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註重松緊適度，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適度流動性，實現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改善和優化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降低社會融資成本。按照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繼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加強和完善風險管理。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本次會議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兼貨幣政策委員會主席周小川主持，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連維良、史耀斌、易綱、潘功勝、張曉慧、寧吉喆、尚福林、項俊波、田國立、黃益平、白重恩出席會議，肖捷、劉士余、樊綱因公務請假。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分行、濟南分行負責同誌列席會議。

周小川：引導信貸穩定適度增長 降低企業杠桿率

中國央行10月9日消息，央行行長周小川在IMF部長級會議上表示，隨著全球經濟複蘇逐步正常化，中國會對信貸增長有所控制。盡管銀行體系不良貸款有所上升，但資本充足，整體風險可控。中國將利用各種政策工具，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在適當的水平，引導信貸和社會融資總量穩步、適度增長。財政政策將繼續積極支持中高速增長。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實現6.5-7%的增長目標。

2016年10月7-9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系列會議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並在第34屆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部長級會議上就中國經濟形勢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等議題作了發言。

周小川行長介紹，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繼續處於合理區間，物價基本維持穩定，近期一些重要經濟指標出現回升跡象。在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新常態”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和質量不斷改善，新的增長動力不斷湧現，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中國信貸增長較快，反映了中國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背景下應對風險、促進增長所做的努力。隨著全球經濟複蘇逐步正常化，中國會對信貸增長有所控制。盡管銀行體系不良貸款有所上升，但資本充足，整體風險可控。

較早前，央行行長周小川10月8日在代表該行發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聲明中稱，“中國政府將繼續保持穩定和一致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創造一個有利的貨幣和金融環境進行結構性改革，同時管理總需求。中國將利用各種政策工具，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在適當的水平，引導信貸和社會融資總量穩步、適度增長。財政政策將繼續積極支持中高速增長。”

中國經濟2016年上半年增速為6.7%，占全球經濟增長的25%。在今年前8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8.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0.3%，工業企業的盈利率上升8.4%。2016年8月，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增長至50.4%，反映出商業活動複蘇。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實現6.5-7%的增長目標。

中國將在各方面進行改革，以提高增長質量及效率。將進一步推進利率自由化與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資本項目可兌換將有序推進。

中國還將將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大力促進供應方面的結構性改革，以減少煤炭、鋼鐵和其他行業產能過剩為重點，降低企業的杠桿率，以及通過市場化的手段處理債務，如債務重組、債轉股、資產證券化、清算。這將有助於減少漏洞和風險，提升中長期增長潛力。

IMFC部長級會議主要討論了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近況和風險、全球政策議程和基金組織改革等問題。會議指出，當前全球經濟複蘇緩慢且不平衡，明年經濟增速預計會略高於今年，主要得益於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速有所好轉。部分經濟體的經濟表現和韌性有所改善，金融市場的短期風險大幅下降。但全球經濟的複蘇勢頭仍較為疲軟，全球總需求增長緩慢，產出缺口仍然存在，全球貿易、投資和生產率增速進一步放緩，地緣政治不確定性以及中期金融風險上升。發達國家生產率較低，危機遺留問題尚未完全解決;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正在經歷經濟調整和轉型;持續走低的大宗商品價格對大宗商品出口國持續帶來負面影響。總體而言，不確定性和下行風險增加，長期挑戰依然存在。

會議呼籲各成員國使用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在內的所有政策工具，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以及包容性增長。各國應更加靈活地實施財政政策，並實施更為增長友好型的稅收政策和公共支出。通脹低於目標水平且產出缺口為負的發達國家應繼續維持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註意金融穩定風險。結構性改革對於提高潛在增長率、提振總需求以及促進包容性增長十分重要。

國資委放開科技央企分紅激勵：適度拉開激勵對象收入分配差距

國務院國資委22日發布新規，鼓勵符合條件的中央科技型企業優先開展崗位分紅激勵。

這是國企改革明確了新方向後，國資委進一步落實政策要求所出臺的新文件。

早在2010年，財政部和科技部就發文在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實施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政策。按照中關村試點的經驗和國企改革所明確的股權激勵方向，國資委所出臺的這一文件將把中關村經驗擴大到所有中央科技型企業。

分紅激勵被給予鼓勵定位

對於哪些企業能開展激勵，國資委表示，優先支持符合《“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戰略布局和中央企業“十三五”科技創新重點研發方向，創新能力較強、成果技術水平較高、市場前景較好的企業或項目實施股權和分紅激勵。

國資委強調，企業應當綜合考慮職工崗位價值、實際貢獻、承擔風險和服務年限等因素，重點激勵在自主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中發揮主要作用的關鍵核心技術、管理人員。

第一財經註意到，對於股權激勵和分紅激勵，國資委此次給予了不同的要求，一個要穩妥、一個要鼓勵。

在股權激勵上，國資委表示，要穩妥實施股權激勵，企業應當在積累試點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推進。

在分紅激勵上，國資委表示，鼓勵符合條件的企業優先開展崗位分紅激勵。科技成果轉化和項目收支明確的企業可選擇項目分紅激勵。

在此前的國資研究中，對股權激勵和分紅激勵已經做了很多的探討。而相對於股權激勵存在股權授予審批、轉讓退出的操作問題，國企改革專家周放生曾表示，“分紅權改革”的優勢在於易啟動、見效快。

周放生分析，“分紅權改革”幾乎沒有門檻，不動產權，不動決策權;不動存量，不涉及改制，不涉及流失;不影響職工崗位，保持企業穩定。易啟動，見效快。“分紅權改革”顯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創造出改革紅利。完全符合中央“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共享”理念。當年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本質就是“收益權改革、分紅權改革”。

周放生此前還建議，民企員工通過“分紅權改革”成為民企的主人，國企的員工同樣可以通過“分紅權改革”成為國企的主人。“分紅權改革”完全可以在競爭性領域國企廣泛實行。在“虧損企業”中可以更大膽一些，“死馬當活馬治”實行減虧分紅、扭虧分紅。只要企業能脫困解決問題，什麽招都可以用。治理僵屍企業思想不能僵。

此次，國資委實施分紅激勵時也貫徹了靈活運用的原則，給予企業激勵的自主權，國資委負責監督。

國資委表示，中央企業是實施股權和分紅激勵政策的責任主體，負責本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制度建設、組織實施及規範管理等工作，審批所屬科技型企業激勵方案，並且對其合規性負責。

而國資委作為監督管理部門，負責推動中央企業做好股權和分紅激勵政策貫徹落實工作，除承擔中央企業集團公司激勵方案審批外，主要側重政策指導以及對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

激勵要計入工資總額、不能重複激勵

第一財經也註意到，為了避免過度激勵，國資委此次也明確，在股權和分紅激勵起步階段，同一企業原則上應當以一種方式為主。同一激勵對象就同一職務科技成果或產業化項目，只能采取一種激勵方式、給予一次激勵。

同時，為了避免過度激勵，國資委此次也給分紅激勵加上約束線。

中央企業應當從經營發展戰略以及自身經濟效益狀況出發，分類分步推進股權和分紅激勵工作。

第一條約束線是激勵總額的約束線。

國資委要求，中央企業應當將股權和分紅激勵計劃納入預算管理，在年度財務決算後兌現，其中分紅激勵總額納入工資總額預算單列管理。企業堅持效益導向和增量激勵原則，根據企業人工成本承受能力和經營業績狀況，合理確定總體激勵水平。

國資委要求，崗位分紅激勵總額的確定應當統籌好與當期工資總額管理的關系，避免因實施分紅激勵出現工資效益不匹配。

企業在實施項目分紅激勵原則上應當采取與重要技術人員約定的方式進行，明確激勵水平、兌現方式和違約責任等，激勵總額根據項目規模、市場化程度合理確定。國資委鼓勵央企建立健全以成果貢獻為評價標準的科技創新人才薪酬制度，在科學評價科研團隊、個人業績的基礎上，適度拉開激勵對象收入分配差距。

國資委的第二條約束線是業績增長的約束線。

國資委明確，要求實施崗位分紅激勵的，應當明確年度業績考核指標，除企業處於初創階段等特殊情況外，原則上各年度凈利潤增長率應當高於企業實施崗位分紅激勵近3年平均增長水平。

第三條約束線是動態監督的約束線。

國資委表示，將中央科技型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工作納入收入分配監督檢查事項範圍，采取抽查和專項檢查等方式，對企業實施情況進行監督評估。對違反法律法規及政策規定、損害國有資產權益的企業，國資委將責令其調整或終止方案，並且追究相關企業和人員責任。

央行第四季度例會：貨幣政策更加註重松緊適度保持中性

央行12月30日消息，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016年第四季度例會日前在北京召開。會議強調，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註重松緊適度保持中性，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實現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會議分析了當前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會議認為，當前我國經濟金融運行總體平穩，但形勢的錯綜複雜不可低估。世界經濟仍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主要經濟體經濟走勢分化，美國經濟複蘇有所加快，歐元區複蘇基礎尚待鞏固，日本經濟低迷，部分新興經濟體實體經濟面臨更多挑戰。國際金融市場風險隱患增多。

會議強調，要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黨中央、國務院關於2017年經濟工作的部署。密切關註國際國內經濟金融最新動向和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註重松緊適度保持中性，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實現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改善和優化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按照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繼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加強和完善風險管理。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本次會議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兼貨幣政策委員會主席周小川主持，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連維良、史耀斌、易綱、張曉慧、寧吉喆、尚福林、劉士余、項俊波、田國立、樊綱、黃益平、白重恩出席會議，肖捷、潘功勝因公務請假。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分行、濟南分行、武漢分行負責同誌列席會議。

國土部：國家適度統籌不是對耕地占補平衡制度松綁

國新辦於1月24日上午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耕地保護和改進占補平衡的意見》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對跨省域耕地占補平衡制度能否解禁的問題，國土資源部副部長曹衛星回應稱，探索資源匱乏省份補充耕地國家統籌，是實事求是解決資源匱乏省份保障發展需求，落實補充耕地實際困難的應對之策，不是對耕地占補平衡制度松綁，也不是放松管理要求。

發布會現場

曹衛星表示，《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個別省、直轄市確因土地後備資源匱乏，新增建設用地後，新開墾耕地的數量不足以補償所占用耕地的數量的，必須報經國務院批準減免本行政區域內開墾耕地的數量，進行易地開墾。”《意見》明確提出探索補充耕地國家統籌，是對法律規定的細化落實，是在當前後備資源不足、占地需求與後備資源空間不匹配情況下，解決部分省份、部分國家重點項目占補平衡難題的改革舉措。

曹衛星介紹，根據國土部對各省（區、市）耕地後備資源和占補平衡的實現程度評估情況看，“十三五”期間全國整體可以做到占補平衡，絕大多數省份可以在省域內做到占補平衡。但個別後備資源嚴重匱乏省份，完全在省域內落實占補平衡確實存在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為確保全國耕地數量不減少，同時，保障重大建設用地需求，根據耕地後備資源狀況，需要實施補充耕地國家適度統籌。

在實施補充耕地國家統籌過程中，國土部將按照《意見》確立的原則、要求，嚴格程序、規範運作。一是嚴格限定統籌範圍。以資源稟賦為依據，實事求是，科學評估論證，嚴格控制納入國家統籌的省份和重大建設項目類型。二是嚴控統籌規模。嚴格按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耕地保護責任目標，堅持省域內平衡為主，控制補充耕地國家統籌的規模。三是發揮利益杠桿調節作用。分地區、分類型制定國家統籌補充耕地費用標準。通過收繳國家統籌補充耕地費用，在承擔補充耕地任務的省份集中投入資金，統籌用於補充耕地和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四是嚴格監督規範管理。明確補充耕地國家統籌要求，規範報批程序，嚴格監管，落實考核獎懲措施。下一步，國土部將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具體的管理辦法，確保這項措施落實，實現改革預期目標。

曹衛星強調稱，“探索資源匱乏省份補充耕地國家統籌，是實事求是解決資源匱乏省份保障發展需求，落實補充耕地實際困難的應對之策，不是對耕地占補平衡制度松綁，也不是放松管理要求。我們認為，通過界定範圍、嚴控規模、嚴格監督，完全可以確保補充耕地落到實處，牢牢守住全國耕地保護紅線，來實現保護耕地與保障發展的協調統一。”

以下為部分問答實錄：

記者提問：耕地占補平衡政策實際上是一個保護耕地的補救政策，但是在城鎮化和工業化建設占用耕地越來越多的情況下，一些地方也出現了一些補充方面的困難和問題。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還有沒有必要堅持這一政策?另外，此次《意見》的出臺對於改進耕地占補平衡政策，解決存在的問題和困難有哪些針對性的措施?謝謝。

曹衛星：我覺得你提的這個問題很重要。耕地占補平衡政策是工業化、城鎮化建設占用耕地的補救措施，據我們統計，1999-2005年期間，全國建設占用耕地5928萬畝，同時我們補充了耕地6929萬畝，有效地彌補了各類建設占用耕地造成的損失。與此同時，占補平衡政策對節約集約用地有一種倒逼的效果，全國年均建設占用耕地的規模從1985-1996年的750萬畝左右下降到1999-2015年間的350萬畝左右，倒逼效果是非常顯著的，所以說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繼續堅持占補平衡政策，不僅可以及時補救建設占用耕地的糧食生產能力的影響，同時還可以增強耕地保護意識，倒逼節約高效用地，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當然，我們也很清醒地意識到，經過多年的開發利用，咱們國家的後備耕地資源也在逐步減少，特別是有一些耕地資源比較匱乏的省份，落實占補平衡政策遇到了一些現實的問題，與中央要求的占補平衡要數量、質量都到位還有差距。因此，我們要下力氣改進和優化占補平衡管理，為此這次的《意見》就按照“控占用、調方式、算大賬、差別化”的思路，提出了改進和規範占補平衡管理新的政策措施。“控占用”，就是要減少新增建設占用耕地規模，從源頭上來減輕占補平衡的壓力。“調方式”，就是要轉變補充耕地的方式，盡量減少未利用地的開發，著力通過土地整治和高標準農田建設來落實補充耕地的數量和質量。“算大賬”，就是要從單純強調項目掛鉤算細賬，轉向兼顧區域平衡上算大賬，更好地落實地方政府的耕地保護責任。“差別化”，就是要充分考慮區域差異和項目差異，實事求是地解決占補平衡的困難，構建“縣域平衡為主，省域調劑為輔，國家統籌為補充”這樣一種占補平衡的新格局。

《意見》還特別強調，必須堅持“占優補優”的原則，通過嚴格的監管、考核，來實現補充耕地與占用耕地的數量質量相當，更好地實現保護耕地與保障發展的協調統一。謝謝

記者提問：想繼續上一個問題，《意見》當中明確指出要國家適度統籌占補平衡的問題，這是不是說明確了跨省的占補平衡可以解禁了，下一步會有怎樣的措施會推進這樣的工作?尤其是東部沿海一些城市對這個需求是比較大的，會有怎樣一些細節上的措施?謝謝。

曹衛星：《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個別省、直轄市確因土地後備資源匱乏，新增建設用地後，新開墾耕地的數量不足以補償所占用耕地的數量的，必須報經國務院批準減免本行政區域內開墾耕地的數量，進行易地開墾。”《意見》明確提出探索補充耕地國家統籌，是對法律規定的細化落實，是在當前後備資源不足、占地需求與後備資源空間不匹配情況下，解決部分省份、部分國家重點項目占補平衡難題的改革舉措。

根據我們對各省(區、市)耕地後備資源和占補平衡的實現程度評估情況看，“十三五”期間全國整體可以做到占補平衡，絕大多數省份可以在省域內做到占補平衡。但個別後備資源嚴重匱乏省份，完全在省域內落實占補平衡確實存在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為確保全國耕地數量不減少，同時，保障重大建設用地需求，根據耕地後備資源狀況，需要實施補充耕地國家適度統籌。

在實施補充耕地國家統籌過程中，我們將按照《意見》確立的原則、要求，嚴格程序、規範運作。一是嚴格限定統籌範圍。以資源稟賦為依據，實事求是，科學評估論證，嚴格控制納入國家統籌的省份和重大建設項目類型。二是嚴控統籌規模。嚴格按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耕地保護責任目標，堅持省域內平衡為主，控制補充耕地國家統籌的規模。三是發揮利益杠桿調節作用。分地區、分類型制定國家統籌補充耕地費用標準。通過收繳國家統籌補充耕地費用，在承擔補充耕地任務的省份集中投入資金，統籌用於補充耕地和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四是嚴格監督規範管理。明確補充耕地國家統籌要求，規範報批程序，嚴格監管，落實考核獎懲措施。下一步，我們將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具體的管理辦法，確保這項措施落實，實現改革預期目標。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探索資源匱乏省份補充耕地國家統籌，是實事求是解決資源匱乏省份保障發展需求，落實補充耕地實際困難的應對之策，不是對耕地占補平衡制度松綁，也不是放松管理要求。我們認為，通過界定範圍、嚴控規模、嚴格監督，完全可以確保補充耕地落到實處，牢牢守住全國耕地保護紅線，來實現保護耕地與保障發展的協調統一。謝謝。

老師該有適度體罰權嗎？

我爸爸是一名律師，因此我對法律有著濃厚的興趣。我非常喜歡向爸爸請教法律問題，也經常與爸爸舉行辯論賽，媽媽就成了裁判，我們家經常在一起討論問題。

最近我們看到一個關於小學生打老師的視頻，這名小學生在教室里不服管教、辱罵老師甚至用凳子砸老師，期間老師始終保持克制並勸阻該學生，但未收到任何效果。於是我們家就老師該不該還手展開了討論。我的觀點是老師不能體罰學生，爸爸覺得應該有適當的體罰。我和爸爸誰都不能說服對方。

後來爸爸從書櫃里取出一本厚厚的書，大約有我們四五本語文課本這麽厚。爸爸說這本《法律之門》至今仍然是美國法學院通用的教科書。

爸爸翻出一個案例讀給我和媽媽聽。

這是美國十九世紀北卡州最高法院的一個案例，一名小學女教師用鞭子打學生，學生身上留有鞭打的傷痕，傷痕在幾天內消失了。一審女教師被判有罪，教師向北卡州高等法院上訴，高等法院法官在判決書中說：教師的權力很難定義，它類似於家長的權力，老師和家長一樣，最神聖的義務之一是培養孩子成為有用的、品行良好的社會成員。家長和老師就必須有一些糾正孩子惡習的方法。所以任何管教，無論如何嚴厲，如果只是產生了暫時的疼痛而沒有永久的傷害，就是允許的，因為它是矯正孩子們所必須的。但是，任何可能嚴重危及生命、健康的處罰，會給孩子們造成永久損傷的處罰都是不合適的，是違法的。

最後，法官判定教師無罪。

聽了這個案例，我也覺得這個女教師應該無罪。回到我們自己國家，歷史上私塾中的學生哪個沒受過戒尺“啪”的一聲打在手板上的滋味？像冰心、魯迅等大師不也是在先生的戒尺之下成長起來的嗎？處於青少年時期的孩子，有時我們會管不住自己，需要有人來幫忙矯正，這個人就是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最後我們一家都覺得教師應該有一定的體罰權利。

讀者朋友，你們認為呢？

（作者為杭州市文新小學五年級學生）

（南方周末App“Hi，南周”欄目期待您的來稿。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學者:農地適度規模經營應為107.3畝/戶

如今中國正通過基於“三權分置”的土地流轉制度來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

5月8日，在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土地流轉與適度規模經營》發布會上，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樊明稱，中國的土地流轉存在著相當的複雜性，既要求通過土地流轉實現土地的高效率利用，又要能對基本經濟制度給予維護。

樊明認為，中國農村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在當前這樣的制度環境下，如何通過土地流轉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是當下中國農業必須面對和必須解決的難題。

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一直見諸官方文件。那麽，多大的規模才算作適度規模呢？

樊明解釋稱，要實現城鄉收入均等化，就要求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之比與農業產出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相等。參照2015年，中國農業產出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8.83%，按照同等比值，2015年，中國農業只需要6838.92萬個農業勞動力。此外，2014年農作物總耕種面積約為20.27億畝，則人均耕地畝數為29.64畝。由於2012年農村年家庭戶規模為3.62人，據此可得出基於城鄉收入均等化的農地適度規模應為107.3畝/戶。

需要註意的是，這一農地適度規模隱含的假設為，所有農業產出均為種植業產出，所有農業勞動力均為種植業勞動力，但其實農業產出不限於種植業產出，如畜牧業、漁業等，而農業勞動力也不限於種植業勞動力，該數據並非很準確，但可作為基本參考。

中國農村的土地制度，從人民公社以來，大體上經歷了兩次土地權利的分離。一是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從土地集體所有權上分離出來，實現“一權變兩權”。二是為了更好地適應承包主體和經營主體不斷分離的客觀趨勢，進行第二次的權利分離，即土地的承包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實現“兩權變三權”。

那麽，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下，如何推動土地的規模經營呢？根據樊明帶領學術團隊所做的研究，有兩種方案可供選擇：一是將承包權在同村村民之間買賣，尤其是賣給承包大戶，實現土地的集中。但這種方式的問題在於，能賣的只是剩余承包期的土地經營權，到承包權結束，土地還得再次承包，仍然不能解決土地流轉中的高交易成本問題。此外，出賣剩余承包期的經營權實質就是一次付清全部租期的地租，定價以及金融支持都會面臨很大的困難。

另一種方案，就是折中主義土地流轉方案。其制度設計有三個要點：一是通過一定形式一次性買斷長期脫離農業生產農戶的集體土地承包權，使得這些農戶不再以土地承包權獲得租金或其他形式的土地利益；二是新增可承包的土地以一定方式向現有種地的農戶集中；三是脫離農業生產的農民到城鎮就業居住，與農村脫離經濟聯系。

樊明解釋稱，這一過程所要達到的基本目標就是，脫離農業生產的農民同時脫離土地，不再憑借其對土地的承包權獲取土地利益，從而避免租佃體制複活以及由此引發的諸多問題。

適度擴大進口與經濟安全

在中國的“經濟奇跡”中，“外貿奇跡”當屬最輝煌篇章，無論出口、進口皆然。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數據，1950年，中國出口占全球出口總額比重為0.89%；到2015年，這項指標達到13.76%。2016（13.09%）、2017（12.77%）兩年，中國這項指標雖略有下降，但仍遙遙領先於世界其他國家，基本上相當於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和平年代鼎盛時期的水平。中國名義GDP總量與美國之間仍然存在近60%的差距，但貨物貿易出口已連續多年位居世界之冠，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長期保持這一地位。

與此同時，中國貨物貿易進口規模與在世界進口總額中占比也實現了天翻地覆的增長：

1950年，中國進口5.80億美元，占世界進口總額的0.91%；1990年，中國進口533億美元，占世界進口總額的1.48%；2000年，中國進口2250億美元，占世界進口總額的3.38%；2014年，中國進口絕對值達到19592億美元的高峰，占當年世界進口總額的10.30%；2017年，中國進口18419億美元，占世界進口總額的10.26%。

從出口大國到“擴大進口”

毫無疑問，自2009年以來一直牢固占據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出口大國席位，這是中國經濟、產業國際競爭力和中國宏觀經濟良性循環的最突出表現；但進口規模相應增長，同樣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國產業持久保持國際競爭力、改善中國國民生活的客觀需求，而且有助於拉動貿易夥伴國經濟增長，通過國際分工實現雙贏。正因如此，數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強調“擴大進口”，將要舉辦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更是新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擴大進口大動作。毋庸諱言，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都有潛在的副作用和風險，對中國擴大進口政策的最大擔憂，莫過於此舉是否會顯著動搖中國經濟安全；但經過冷靜、客觀審視，可以看到，適度擴大進口，非但無礙中國經濟安全，反而有助於增進；分析能源、農產品擴大進口的影響，就能理解這一點。

與沙特、委內瑞拉之類資源出口國不同，中國國民經濟基礎不是初級產品行業，而是制造業；中國絕大多數大宗礦產資源的儲量、品質、開采成本等資源稟賦均不如海外其他主要礦產生產和出口國，過度強調資源自給只能擡高中國下遊制造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成本，降低其效率和國際競爭力，進而動搖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景。擴大進口品質更優、成本更低的海外資源，由此成為我們的必然選擇。就石油、天然氣而言，我國天然氣產量根本跟不上國內消費量增長的步伐，原油已連續兩年（2016、2017）減產而進口連年猛增，今年一季度國內原油產量繼續下降。在各類能源中，天然氣進口增長最為迅猛。

2017年，中國進口原油4.1957億噸，相當於同年我國國內原油產量的2.2倍，同比增長10.1%，是全世界第一原油進口大國，進口額1623.28億美元，同比增長39.1%；

進口成品油2964萬噸，同比增長6.4%，進口額144.86億美元，同比增長29.8%；

進口天然氣6857萬噸（按1噸天然氣等於1390立方米折算合953億立方米），同比增長26.9%，進口額232.75億美元，同比增長41.2%。目前中國是天然氣第二進口大國，預計不久就會超過日本躍居第一天然氣進口大國。

中國能源貿易的最大利益在於最大限度縮小、消除中國能源價格與其他主要工業化國家能源價格之間的差距，從而在源頭消除開放經濟環境下可能損害中國制造業成本競爭力的因素，這一點在天然氣貿易上表現得最為突出。

作為一種清潔能源，這些年來全球和中國天然氣消費增長一直快於能源消費總量增長，中國天然氣消費增長尤為迅猛。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三大天然氣消費國，國務院2017年發布的《加快推進天然氣利用的意見》計劃至2030年將我國天然氣占一次能源比重進一步提高到15%，但中國天然氣消費面臨資源和價格雙重約束：

美國是全世界天然氣資源第一大國，美國能源研究所最新研究成果顯示，美國天然氣儲量78萬億立方米，遠遠超過此前認定的世界天然氣儲量第一大國俄羅斯的47.57萬億立方米。市場普遍認為，2025~2035年間，美國可能成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氣供應國。而且，自從“頁巖革命”爆發以來，美國頁巖氣生產爆發式增長，使得美國迅速成為全球天然氣價格窪地；東亞天然氣消費者則不得不承受國際天然氣市場長期存在的“東亞溢價”的負擔，東亞市場天然氣價格高時可達北美市場6倍左右。從2012年至2018年一季度，歐洲天然氣價格相當於美國天然氣價格的1.8~4.1倍，東亞價格（以日本價格為基準）相當於美國的2.7~5.9倍。

這種情況導致中國制造業和整個國民經濟不得不承受數倍的能源成本劣勢，而且激勵了中國制造業向美國轉移產能，以求獲取其廉價油氣能源、原料供給。因此，如能充分利用巴拿馬運河改擴建工程已於2016年中竣工投入使用、美國放松取消油氣出口管制的機會，與美國達成協議，擴大進口美國液化氣，正是縮小、消除“東亞溢價”可選之道。

賣方的道德風險

“中興事件”讓全世界都深刻認識到了美國作為賣方的道德風險，擴大進口美國液化氣是否會賦予其對我國能源供應“卡脖子”的機會？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美國之所以能夠施壓中興，關鍵在於美國企業獨占了部分核心元器件的生產供應；但無論是在油氣還是在農產品市場上，美國都不具備這種壟斷能力。

其次，中國目前天然氣進口來源集中度較高，管道氣尤甚，給外國供應方創造了選擇關鍵時刻給中國掐脖子的機會，增加新的進口來源國，有助於降低此種風險。

2010~2012年，中國進口管道天然氣幾乎全部來自土庫曼斯坦，2013年以後陸續開始進口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緬甸管道天然氣，但占比遠遠低於土庫曼斯坦。直到2017年，我國進口管道天然氣中土庫曼斯坦仍然占到80.5%，烏茲別克斯坦、緬甸、哈薩克斯坦分別只占8.5%、8.4%和2.7%。正是管道天然氣進口來源如此高度集中，給外國供應方創造了選擇關鍵時刻給中國掐脖子的機會。2017年冬季，中國遭遇民用天然氣短缺的“氣荒”，不少輿論歸咎於油氣央企，其實中國石油早在當年4月就開始推動冬供項目，把原定2018年中完工投產的薩曼傑佩氣田增壓工程和B區集輸第四階段項目分別提前到2017年11月和12月投產；但這項工程不僅在施工建設中遇到了來自東道國方面的一系列障礙，而且遇到了土庫曼斯坦單方面大幅度壓縮對華供氣之舉，理由是“檢修設備”之類。考慮到中亞有的氣源存在東道國“一女兩嫁”情況，其潛在風險進一步升高。為了改善自己在能源進口貿易中的談判地位，我們必須推動油氣進口來源和方式多樣化，管道油氣和海運油氣並舉。加緊推進中俄天然氣管道項目，進口俄羅斯亞馬爾液化氣，進口美國液化氣，就是我們可以采取的實際行動。

而且，小進口國無法兼顧進口規模效益和進口來源、方式多樣化，但作為一個進口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一、去年高達4億余噸，而且還在持續快速增長的大進口國，中國完全可以兼顧進口規模效益和進口來源、方式多樣化。

擴大農業進口

在農產品國際貿易中，資源稟賦決定了中國必須采取“勞力換土地”戰略，其內容包括以下3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在確保基本糧食安全的前提下，根據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在國內大量種植、生產、出口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用勞動密集型農產品換取土地密集型農產品，滿足國內對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需求。

第二個層次是在第一個層次的基礎上，深化對國產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加工，提高其技術含量、質量和增值，贏得更多收入。

第三個層次是主動進口一部分土地密集型農產品（主要是飼料作物和成品飼料），利用國內勞動力發展養殖業，將其轉化為肉類，滿足國內需求，以及出口。

為什麽需要實施“勞力換土地”戰略？首要的決定因素是中國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就總體而言，我國人均土地面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耕地面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2%，在全世界排名要落到第120位以後。我國農業勞動力平均負擔耕地不足美國的1%，而單位耕地面積上分攤的農業勞動力數量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0多倍，是美國的100多倍。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等於出口勞動，進口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等於進口土地；眾所周知，一國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實現國際分工的利益，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合理選擇就只能是發展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出口，增加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

擴大農產品進口不等於無視農民利益，把這兩者混為一談，其實是忽視了勞動力跨部門轉移趨勢。中國農業部門勞動力和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趨勢已成大潮，當前非農產業的增長也給轉移勞動力提供了足夠多的擇業機會，我們需要抓住當前這個時間窗口，避免一部分非農產業因招不到足夠勞動力而轉移海外之後，我們的農業部門勞動力才因農業補貼難以為繼而不得不考慮轉移，卻無處可以安置。

中國糖業數年來面臨進口沖擊的困難，而在糖業第一大省廣西，我前幾天走訪過的南寧富士康人力資源部門在為招工難而撓頭不已。這種狀況，難道不也表明當前正是農業部門勞動力轉移的時間窗口嗎？

民以食為天，我們當然不可能將糧食安全全部寄希望於進口，但有這樣幾點我們需要明了：

首先，我們的糧食安全目標必須合理。假如將目標定為在戰時也要保證和平年代繁榮時期的食品消費總量與結構，這樣的“糧食安全”目標是不合理的。

其次，我們這里所倡導的“勞力換土地”戰略，並不等於放棄國內基本糧食自給的目標，將滿足基本糧食需求寄托於從海外市場進口，我們必須確保基本糧食安全，基本糧食年產量除了能夠滿足當年國民直接食用總量之外，還應當留出一定的余量。

再次，保證基本糧食安全也不等於不進口任何糧食。只要保證了可供農用土地的總量，建立了足夠的儲備，平時有進口有出口，這無損國際風雲變幻時的糧食安全。

人的消費需求是多樣化的，在亂世里“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是一種罪過，在和平年代里只不過是一種可以去滿足的正常消費需求。既然我們現在擁有足夠的國際清償能力，既然我們的問題不是經常項目收支逆差，那麽，擴大進口一些高品質食品滿足國內現實存在的消費需求，這無損於我們的糧食安全。我們必須做好充分準備，以免危機猝然來臨之際措手不及，但我們也沒有必要在平時把弦繃得太緊，那樣的話除了招致社會阻力和逆反心理之外，不會給我們帶來什麽好處。

（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