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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脫歐又保留經濟特權 英國先過了這六關再說

一邊同歐盟談脫歐,一邊同其他國家簽自由貿易協定(FTA),這正是英國打的如意算盤。

但是,英國是否真能擺脫歐盟官僚主義,重返貿易黃金時代?是否可以拒絕單一市場人員流動,同時為倫敦金融城爭取保留“護照特權”?

在《第一財經日報》近期的采訪中,多位英國高級官員和智庫人士都提到了“量身定制模式”(Bespoke model),即英國希望得到不同以往任何一種模式的特殊待遇。

不過,要想順利脫歐並重新加入世界貿易版圖,英國必須首先攻克以下六大相互關聯的談判:第一,同歐盟的法律分割談判;第二,同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第三,在脫歐及進入同歐盟FTA的空檔期間的英歐貿易臨時協定;第四,加入世貿組織(WTO)的協定;第五,同53個國家的新FTA;第六,同歐盟在國防和安全政策方面合作的談判。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談判中,如果英國希望加速談判,則不僅要面對歐盟國家,更要學會善待WTO的其他163個成員方,譬如與英國有馬島之爭的阿根廷。換言之,為了盡早達成談判,梅首相必須學會妥協。

“離婚式”法律談判

目前各方都無爭議的一點是,英國同歐盟之間要進行“離婚式”的法律談判,即正式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這場談判的確同離婚分家無異:分割資產,機構,養老金權利,討論英國將如何支付剩余的歐盟預算,歐盟如何保護居住在歐盟區域內英國人的權利,反之亦然。

按照歐盟法律,這一場“離婚”談判的期限為2年,如限定時間內未能達成,在獲得一致同意後可以延時。但實際上,英歐雙方都不希望超時。英國新任脫歐事務大臣戴維·戴維斯近日就透露,英國計劃在2018年12月正式退出歐盟。

歐盟也強烈希望在2019年6月之前可以結束同英國之間亂糟糟的這一切:一方面,在該時間點,歐盟將舉行歐盟機構層面的大選,另一方面,歐盟屆時將討論2020年開始的下一個7年的歐盟預算。

艱難的FTA談判

脫歐法律談判只是開始,接下來,英國要面對四場艱苦卓絕的貿易談判。

在英國與歐盟的FTA談判方面,一個具有爭議的問題是,英歐雙方,以及歐盟內部,對於英國同歐盟之間的FTA談判應何時開始並無統一意見。

英國方面一直堅持脫歐和FTA談判應平行舉行。然而歐盟堅持要在英國脫歐之後才可以進行FTA談判。其中的顧慮是,如與法律談判同時進行,英國可能將貿易問題同脫歐問題相掛鉤,給脫歐談判制造困難。

但是,拖延英歐FTA談判顯然對英國經濟不利,對歐盟國家中對英出口比例較大的國家同樣構成影響。為此,德國在此方面已經軟化,表示希望能夠允許與“離婚”法律談判平行的FTA談判。

歐洲著名智庫歐洲改革中心主任格蘭特(Charles Grant)在他最近一期報告中警示道,即便可以采取這種平行談判形式,批準FTA的速度也要大大落後於根據《里斯本條約》第50條進行的脫歐方面的談判。

此前,歐盟-加拿大FTA談判共花了7年之久。格蘭特預測,從脫歐到重新同歐盟簽署FTA,英國也將花費7年時間。

英國政府方面統計的數據也顯示,歐盟平均要花超過6年時間來進行一項貿易協定談判。

量身定制英歐模式

在FTA談判的內容方面,無論是加入歐洲經濟區(EEA)的“挪威模式”還是“加拿大模式”,對英國而言都不令人滿意,前者需要英國接受歐元區自由人員流動,後者令英國進入歐盟市場的準入受限,肯定會喪失在金融領域的種種特權,譬如“護照特權”等。

在《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近日對英國新任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英國貿易與投資大臣普睿勛爵、倫敦金融城政策與資源委員會主席包墨凱等人的采訪中,英方的官員均透露上述任何模式都不適用於英國,並提出英國與歐盟的關系需要量身定制。

例如,哈蒙德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指出,“現有的模型中,沒有任何一個是為了像英國這樣體量的經濟體設計的。”在目前爭議較大的“護照特權”問題上,英國希望極力保留該特權,並且勢在必得。

此外,在英國同歐盟進行FTA談判期間,為保護英國企業,雙方將開啟一個過渡貿易協定談判。

代表英國保守黨的歐盟議員漢納(Daniel Hannan)提出的解決方式是,在英歐FTA談判期間,可以暫時允許英國加入EEA。

不過這一方式很可能遭到英國國內堅決的歐洲懷疑論者的反對:加入EEA意味著為歐盟預算買單,並接受歐盟區內勞動力自由流動,而冰島、列支敦士登和挪威等EEA國家,目前也不會為了英國的過渡條款而修改同歐盟的條約。

格蘭特提出,最終歐盟估計也會同英國達成“量身定制”的過渡性協議。

在 “開放歐洲”智庫近期的一份報告中,作者梅農(Anand Menon)和夏莫斯(Damian Chalmers)提出了一種解決方式:只對那些工資水平達到一定程度的家庭發英國簽證;同時英國可以直接付錢給那些歐盟窮國。不過,上述所有智庫學者均提出,這些解決方式對於歐盟成員國來講,顯得過於軟弱了,因此,歐盟同英國就此必有一場惡戰。

重新加入WTO談判

接下來,英國將面臨重新加入WTO的談判,困難部分在於,新國家加入WTO,需要剩余其他163個成員的集體共識方能通過。格蘭特提出,如果某些國家想制造麻煩,那麽英國將受阻。

英國要進行的第五類談判是同歐盟之外的國家進行FTA談判,這將分成兩類:和已經同歐盟締結FTA關系的國家重新進行FTA談判;與未同歐盟簽署FTA,但地位重要的國家進行談判,如中國、美國和印度。

同歐盟達成FTA的共有53個國家,其中包括新加坡、越南、墨西哥、韓國。從英國正式離開歐盟的那一天開始,這些FTA對英國就不再適用了。

負責進行上述談判的是英國新設的國際貿易部。在一份由英國議會議員做出的評定報告中,英國最多有12~20個人能夠直接了解什麽是貿易談判。格蘭特指出,考慮到目前的能力,英國政府必須優先同上述53個國家進行FTA談判,而不是像英國政府官員那樣宣傳的,急著同美國、中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簽署FTA。

唯一的優勢:國防安全

第六場談判對英國有利,即在國防和安全方面的談判。在這方面,英國在外交、情報和軍事領域具有明顯優勢,英國可以選擇像挪威一樣同歐洲刑警組織建立合作。格蘭特指出,目前英國政府應善加利用自己的這種優勢,將在安全方面的談判同英歐貿易談判相聯系。

格蘭特還認為,為了達成滿意的交易,英國政府最好能取得27個歐盟成員國以及歐盟機構的好感,並且不要去招惹歐洲議會。英國政府的各部長也要積極同世界其他國家政府建立良好關系,推動WTO談判以及FTA談判。

“希望英國政府的3位脫歐派官員——戴維斯(脫歐大臣)、福克斯(國際貿易大臣)和約翰遜(外交大臣)能理解這一點。”格蘭特在報告結尾處寫到,“如果他們想要用掀桌子的方式威脅他國政府,只會推遲他們想要的交易。而英國政府完成談判的時間拖得越長,加諸英國經濟上的不確定性也會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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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回來了!”過了一年苦日子的韓國人終於笑了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11-12/1160714.html

濟州島是韓國最大的島嶼,是一座由120萬年前火山活動形成的火山島。相比韓國人傾向聚集的首爾圈,濟州島由於清新的環境、豐富的景點、低廉親民的消費等特點,曾是國人心中理想的海外房產地之一。

而去年7月開始中韓關系變得冰冷後,濟州島樓市也曾因此凍結:據濟州KCTV新聞頻道報道,到去年為止還異常火熱的濟州房地產市場今年進入了停滯狀態。

不過近日有消息稱,10月31日中韓官方發布溝通結果後,濟州島三天內共有3000多人看房咨詢。

有觀點認為,或許濟州島的好日子回來了。

濟州島3天有3000人看房

據韓國《亞洲經濟》11月10日報道稱,10月31日兩國官方發布雙邊關系溝通結果後,有觀點認為對中國資本敏感度極高的濟州房地產市場,或將迎來曙光。

據《朝鮮日報》消息,11月3日濟州市某新樓盤售樓處前大排長龍,三天內共有3000多人前去看房、咨詢。今年以來,濟州房產市場急劇降溫,售樓處前排隊的景象十分罕見。

此前,某收益型樓盤平均每天僅一兩筆成功交易,11月以來則增至日均10筆左右。

報道還稱,一度萎縮的購買心理也出現了恢複勢頭。韓國中介協會相關人士表示,近來中韓兩國關系現回暖跡象,有關投資的咨詢不斷增多,還有個別打算出售房產的(中國)房主“回心轉意”。

報道稱,今年濟州房地產市場各項指標不佳,韓國鑒定院數據顯示,1月至10月,濟州島公寓售價僅提高0.54%,低於韓國全國平均0.93%的上漲率。截至9月,濟州島住宅交易量為6982筆,同比減少24.5%。

此前,韓國濟州島每年都會吸引許多中國人在此買房置地。

中國人是濟州島購房主力

據外媒今年5月的消息稱,現在濟州島外國人持有的房屋中,中國人名下的房屋超過70%。

韓聯社報道,韓國濟州島日前發布數據,截至今年3月底,外國人持有島內建築共3310套,其中中國國籍持有者占到72.5%,遠遠領先排在後面的美國、臺灣和日本。從持有面積上看,中國買家占73.3%,其中大部分是住宿設施。

海外房產的中介業務經理陳先生表示,濟州島購房團里熱情最高的是來自東北的客戶,主要因為濟州島距東北較近,飛機直航只需要約兩小時,其次是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

來自深圳的趙女士2012年與先生一起在濟州島買下一座600多平米別墅房,她說,先生的父母住在沈陽,與濟州島距離不遠,而且濟州島的免簽政策也方便人們去旅遊度假。

另一個吸引外國人購房的因素是韓國的移民政策。

2010年到2014年在濟州島購置約合300萬人民幣的房產就可以獲得濟州島的居留權,5年後獲得韓國永久居住權,享受與韓國國民同樣的醫療和教育資源。2014年後,韓國政府規定外籍投資人士還需購買約300萬人民幣的“濟州地方開發債券”才能獲得居留權。

根據韓國政府的數據,從2010年到2013年,中國人擁有濟州島的土地翻了約10倍。

國人觀望態度引發濟州島樓市疲軟?

雖然購置房產的因素很多,但是不購置的理由卻很“致命”。濟州島樓市慘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國人擔心兩國關系會影響到自己的投資,所以持續處於觀望態度。

據濟州人網消息,今年上半年,濟州市區域住宅建築建築許可數為1570余棟。相比去年的1690棟,同比減少7.5%。去年建築許可增加率為27%左右,如此推算,今年急減30%以上。

以房產類型來看,以別墅區形式交易活躍的單獨住宅數為1030余棟,減少了0.2%,呈減少趨勢。

多戶型住宅也從去年的440余棟,同比減少了14.1%。多戶型與洋房,公寓等住宅的建築許可數也減少了35%,其降幅高於去年。

據參考消息去年10月報道稱,也有輿論對中國人在韓國的房地產投資行為表示擔憂。濟州島在中國人進行房地產投資之後,韓國人與韓國企業緊隨其後,僅去年掛牌地價就上浮了28%。房地產價格如此過快的增長會帶來剛需購房者的購房負擔過重等副作用。

由於中國資本的入市,曾給澳大利亞悉尼與加拿大溫哥華等地的房地產市場帶來過類似的副作用。

但也有輿論預測稱,中國人的房地產投資不會達到過熱的程度。韓國的房地產市場不具美國或加拿大的規模。

也有分析認為,中國人的房地產投資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建國大學房地產學教授沈橋言表示:“包括中國在內的海外資本的入市,對因低出生率與高齡化等社會問題產生的房地產市場的缺口,能夠起到一定的填補作用。”

每經編輯 湯亞文

(以上圖片均出自視覺中國)

每日經濟新聞綜合參考消息、濟州人網、韓聯社、朝鮮日報、亞洲經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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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貓傳》:過了12年,陳凱歌最愛還是《無極》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1223/166601.shtml

《妖貓傳》:過了12年,陳凱歌最愛還是《無極》
娛樂硬糖 娛樂硬糖

《妖貓傳》:過了12年,陳凱歌最愛還是《無極》

從《無極》到《妖貓傳》,凱歌導演一直在探尋真愛之謎。

來源|娛樂硬糖(ID:yuleyingtang)

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到底君王負舊盟,江山情重美人輕。本以為《妖貓傳》是大唐版的《陰陽師》,觀眾安靜吃瓜等著最後的大招,誰料白居易和空海和尚拿著一本日記,就把所有謎題解開了。

1大唐極樂耀宮闈,十二年來辨是非。

大唐極樂耀宮闈,十二年來辨是非。兜兜轉轉,想不到陳凱歌最愛的仍然是《無極》:《妖貓傳》是楊貴妃和三個男人的愛情故事,《無極》則是王妃傾城和三個男人的愛情故事;《妖貓傳》是一根發簪引發的血案,《無極》則是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

《無極》的愛情宿命論加上《狄仁傑》的推理破案,即便捎帶了清新白居易和油膩中年李白,裹挾了流行大型幻術晚會表演的盛唐,也仍然讓硬糖君看完之後深感:華麗大唐,雖曰極樂,情難動人。

看得出凱歌導演很喜歡“公開展覽”女演員。《無極》里,張柏芝站在宮殿頂上脫衣服,大呼:“你們想看我的身體嗎?”;《妖貓傳》里,張榕容蕩在秋千上,唐玄宗內心OS:“我要讓所有人都來看我的愛妃!”

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化成玉環,回眸一笑就半個盛唐。盡管《妖貓傳》的畫面美輪美奐,但若要說僅靠一場大型幻術表演和一席妓院遊樂會就烘托出所謂的“盛唐氣象”,那咱們的盛唐看來也就興盛在娛樂業上,多少顯得有些小家子氣。

而恢弘的畫面之外,不乏凱歌導演語重心長的說教。比如那句“李白,大唐有你,才是真的了不起”,幾乎要擔心李大爺獲得天寶二年大唐感動中國人物大獎了。真應了那句“如果能從來,我要做李白”。

想起《無極》里滿神對張柏芝說的:“你永遠都得不到真愛,就算得到也會馬上失去!”而《妖貓傳》里張榕容臨死時的畫外音說:“盡管她預感到了死亡,但仍要在死前擁抱世間所有的愛”。

從《無極》到《妖貓傳》,凱歌導演一直在探尋真愛之謎。如此虔誠,怎不教人主動為他點一首《愛的供養》?

一支發簪引發的血案

12年前的《無極》,女孩傾城小時候與一名貴族小男孩約定,只要傾城做他的奴隸,男孩就可以給傾城食物(傳說中的饅頭)。但是傾城違反約定,帶著饅頭逃跑了,使得小男孩心理變態扭曲,長大後成為電影中的大反派無歡。

12年後的《妖貓傳》,楊貴妃將白龍少年劉昊然撿還的發簪作為禮物送出,白龍少年感佩於心,決定要守護貴妃一世。後來馬嵬驛兵變,貴妃枉死石棺之中。白龍少年心懷怨憤,終在三十年後借著妖貓之體,對辜負貴妃者逐一報複。

2或許,我們可以把《妖貓傳》

或許,我們可以把《妖貓傳》叫成《一支發簪引發的血案》。當然,從《霸王別姬》開始到《道士下山》,凱歌導演一直對“兄(gao)弟(ji)情”有很深的誤解。前有程蝶衣楊小樓、郭富城張震,後有《妖貓傳》中的白龍、丹龍兩兄弟。

白龍、丹龍兩兄弟師承大唐首席幻術師金鶴。白龍為金鶴養子,丹龍則是金鶴親子。作為天寶十四年大唐春晚的總導演,金鶴帶著兩位徒弟以“白鶴boys”的藝名出道,一下子就吸引無數迷妹。

兩兄弟翩若驚鴻、矯若遊龍,驚艷無數歲月。春晚後臺,白鶴boys偶遇楊貴妃,獲贈限量款發簪一支。馬嵬驛兵變,在救貴妃的項目上,兩兄弟意見相左,發生沖突。白龍一怒之下趕走了丹龍,為存貴妃屍體而拋卻了自己的屍身。

三十年後,歐豪飾演的丹龍boy早已變成大爺模樣,而魂靈寄生黑貓體內的白龍惱恨當年對方的離去,想要報仇泄憤。奈何丹龍大爺道出真相:“這些年,我一直守候在你身邊!”就連白龍拋進水潭的屍體,他也一並保存多年。

白龍聽完淚流滿面,放棄了複仇。這哪里是《妖貓傳》,這明明就是《大唐雙龍傳》。這也引出了電影的一大缺憾:情難動人。就像當年硬糖君不理解為了一個饅頭搞事的《無極》,現在也很難對一支發簪報恩的《妖貓傳》共鳴。

敘事雖然薄弱,但是好歹故事是講清楚了。鋪墊雖然淺顯,但終究不是死拉硬拽的強行BGM煽情。究其原因,是《妖貓傳》受原著故事的影響,其情感邏輯是日式的,而非中式的。

如同空海問晁衡的侍女白玲,“這麽多年一個人,一定很寂寞吧”。這種直戳心靈的安慰式社交,在中國人的社交邏輯里是盡量規避的。出現在《陰陽師》中就合理,出現在《妖貓傳》里就顯得割裂。

一個女人與三個男人

陳凱歌延續“一個女人與三個男人”的經典母題,用幻術把《無極》以《妖貓傳》的形式呈現出現。可見愛得深沈,且不露聲色。

《無極》的傾城有三個愛他的男人:北公爵無歡、大將軍光明、奴隸昆侖。其中無歡懦弱,他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決定要去找心上人;光明狡詐,他利用了昆侖,騙來傾城的愛情;而昆侖對傾城的愛,是最原始的,像小孩子一般的保護。

《妖貓傳》的楊貴妃也有三個愛他的男人:晁衡、唐玄宗李隆基、白龍。其中晁衡懦弱,面對皇帝的女人,他連表白的勇氣都沒有,唐玄宗只寫了“極樂之樂”就把他擊潰;而唐玄宗的愛偽善,他表面上愛美人不要江山,但為了自保又犧牲楊貴妃;白龍少年對楊貴妃才是摯愛,這種愛極致到了扭曲的地步,他寄生貓體,一守便是三十年。

這種老套的愛情宿命論表達,《無極》用過了,《妖貓傳》還沒舍得丟。盡管影片沒有滿神的出現,但晁衡的日記很好的填補了這一空缺。他時不時的畫外音,均可看做是凱歌導演苦口婆心的價值觀宣講。

如“盛唐的時候,她是國家的代表。盛世不複,這個國家便不再需要她”。這種對美人禍國的再解構,既不新鮮,也乏誠意。

唐人羅隱有《西施》:“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說的就是凡事不要怪女人。而清人袁枚的《明皇與貴妃》則更加直接的指出:“到底君王負舊盟,江山情重美人輕。玉環領略夫妻味,從此人間不再生。”

可以說《妖貓傳》最核心的里子就是對“盛唐之下淒美愛情背後的陰冷人性”的挖掘。但這樣的里子早就被前人給嚼透了、戳破了、說爛了,所以電影即便把它包裹得再精美,也不過是舊瓶裝舊酒似的敝帚自珍。

此外,動不動冷笑的空海和尚與有文人怪癖的白居易,其實缺乏足夠CP感。有幾處雕琢用力的笑點,並沒有起到效果。更多時候,黃軒與染谷將太是在拉郎配式的走街串巷,共同收集證據。若強行將兩人分開,也不見得對最後案件的偵破有多大影響。

這次要幾年之後看懂?

2015年,應凱歌導演的十年邀約,硬糖君重看了《無極》。最大的感受就是,不能輕易對凱歌導演的作品說爛:萬一,是咱自己沒看懂呢?

考究此次《妖貓傳》的劇情,硬糖君認為陳導埋下的最大伏筆是:電影中的楊貴妃其實沒死,她就寄身於從日本前來查案的空海和尚身上。

3我們的理由如下:其一,

我們的理由如下:其一,電影中有一種終極幻術“換身”或者“寄身”的存在,劉昊然飾演的白龍boy正是通過這種形式,活在黑貓體內三十年並作案複仇的;

其二,臨近結尾的時候空海突然對白龍喊:“這也是楊貴妃想對你說的,她也已經不在這個身體很久了。”表面上看,空海是在提醒白龍楊玉環已死。但逆向思維,是不是也在提醒白龍“眼前的楊玉環屍體只是一具空殼”?真的楊玉環實際尚在人間。

其三,丹龍與空海的師父,一直都在尋找“不再痛苦”的秘密。而最後空海在大青寺交給丹龍的“無上密”恰能教人超越生死。而此前空海明確說在楊貴妃的生死里找到了“無上密”。

其四,空海不僅有著與貴妃一樣的迷之微笑,他還在破案過程中露過馬腳,他問白龍附身的黑貓說:“你的腳是何時瘸的?”我們知道白龍是在貴妃用“屍解大法”前被師父金鶴打瘸的,空海不關心案子,為何偏偏問一只貓何時瘸腿?這是不是在提醒白龍自己就是當時的在場之人?

聯系到電影中的晁衡曾經要解救楊貴妃去日本,而日本和我國均流傳著貴妃東渡日本的傳說,我們認定《妖貓傳》中的空海和尚就是脫去本體的楊貴妃。

上世紀80年代,日本影星山口百惠還聲稱自己是楊貴妃的後人。那麽,從歷史或者僅從《長恨歌》的角度,我們能不能找到楊貴妃東渡的蛛絲馬跡呢?

《長恨歌》與東渡日本的楊貴妃

《長恨歌》在寫玄宗由蜀中回駕長安後對楊貴妃的思念,詩雲:

臨鄧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息,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繚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

對於這一段,我們可以提出以下疑問:

其一,中國古代迷信說法認為,人死後或則升夭成仙,或則入地作鬼。而楊貴妃既然已死,則為何既未升天,又未入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這“海上仙山”也既不在天庭,又不在地府,那它可能在什麽地方?

其二,臨鄧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這致魂魄,到底是用的什麽手段?據《漢書·外戚列傳》所記:李夫人死了,武帝非常想念。有方士齊人少翁,自稱有辦法把她的靈魂找來相會。於是設燈火帳幕,幕上出現影子,武帝遠遠望去,果然好像李夫人模樣。這雖然屬於利用迷信騙人的把戲,但由此可知,方士的法術應為招致亡魂相見。而在《長恨歌》里何由楊貴妃的魂魄不來相會,又反需方士出海尋覓?

其三,《長恨歌》結尾寫楊貴妃與方士見面之後點題雲: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既然“在天“在地”都能比翼連理,雙雙恩愛不絕,那麽“此恨”到底是什麽?無論唐玄宗還是楊貴妃,又何“恨“之有?

4帶著上述疑惑,

帶著上述疑惑,我們來看日本的另一種傳說,則疑惑即可獲釋。1766年,久津二尊院的主持惠學撰寫《二尊院由來書》及《楊貴妃傳》,記下他從當地父老聽來的楊貴妃傳說。這種傳說認為,馬鬼坡前死的是替身,“被縊身亡的,乃是一個侍女”,而楊貴妃本人則遠逃至日本,且又指明貴妃亡命的地點是日本山口縣大津郡油谷盯久津。

根據以上傳說,《長恨歌》的謎題便可以得到一定的解釋。因為楊貴妃沒死,所以既未成仙,也未作鬼,既不在天庭,也不在地府,於是乎便“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也因為楊貴妃未死,而方士所要召致的是亡魂,所以盡管他“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魂魄還是不會應召而采相會,這就自然又需要方士出海尋覓。還是因為楊貴妃沒有死,而當時唐玄宗楊貴妃兩人同活在人世間,但又有大海相隔,天各一方,故曰“長恨”。

關於《長恨歌》創作的年代,學術界早已一致認定是在憲宗元和元年。當時白居易正在任盩庢縣縣尉。當時的政治環境,白居易要寫宮闈秘史就不得不有所避諱。也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詩人才不便明言楊貴妃的逃亡日本,而是假托“蓬萊仙子”、“海上仙山”,並以此暗示。

如此,《妖貓傳》結尾白居易對空海說“這詩不是我寫的,是白龍寫的”,其中的深味就可想而知了。

妖貓傳 陳凱歌 無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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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來,深圳產業升級過了多少坎?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32969

唐傑(東方ic/圖)

自1990年代中期從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任上調入深圳,唐傑在其後十余年間從深圳市政府“智庫“綜合開發研究院副秘書長,一直做到分管發改委和國資委等重要經濟部門的副市長,親身見證並參與了深圳創新經濟體系的誕生歷程。

南方周末記者近日訪問了剛從深圳市副市長轉任哈工大深圳校區黨委書記的唐傑,就深圳創新經濟體系的誕生歷程與發展模式進行了深入訪談。

南方周末:我們在近年采訪報道中發現,您在7年前發表的論文中所預見的“無邊界產業”崛起和深圳創新經濟爆發式增長等現象,都已經成為現實。能否談談“深圳奇跡”的實質及其意義?

唐傑:從創新經濟的角度而言,深圳並不是唯一實現生產方式轉型的城市,北京、杭州乃至上海和香港都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產業結構向創新經濟模式的轉型。

深圳的不同之處,是通過40年間的多次轉型,從工業制造產業鏈的最低端,走到了數字革命革命時代的最前端,並依靠市場分工深化和降低社會交易成本這兩大市場機制優勢,繼續推動跨界與組合式創新的爆發式增長。

過去三十年中,深圳幾乎不到十年就完成一次重大產業升級:從早期的“三來一補”為主,到規模化、集群化的OEM代工模式;在實現了機械鐘表、服裝印刷等傳統產業從低端加工向高端設計轉型之後,又進一步實現了從傳統產業主導向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轉變。

2016年深圳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66.2%,比2010年又提高了10%以上。深圳這一超乎尋常的產業持續跨越升級能力,已經超出了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解釋範疇,有必要從新的現象和理論角度對其進行研究與分析。

南方周末:深圳這一“異乎尋常的產業持續升級能力”究竟是怎樣產生的? 它跟深圳所集聚的華為、比亞迪等一大批創新企業群體之間有何關系?

唐傑:應該說深圳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是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產業分工的一個結果。從“三來一補”到OEM代工模式,是在承接由亞洲四小龍轉移過來的國際化企業制造外包環節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形態。

在這一“歐美設計、亞洲生產”的全球垂直縱向分工體系中,被傳統觀念認為只是付出勞動力而缺乏創意創新的加工制造環節,也在大規模生產與分工深化的基礎上,出現了重要的創新升級。

以富士康為例,大家都覺得它只是在蘋果手機產業鏈下遊的“血汗工廠”,但實際情形遠非如此。富士康領導曾向我們介紹,一臺蘋果iPad比如說有六個功能模塊,我的每個模塊良品率都達到90%,那麽整個iPad規模化量產的良品率只能達到70%,余下30%的報廢產品就成為了高企的制造成本。

但富士康說我每個模塊良品率都做到99%,整機良品率就變成了90%,而在良品率70%到90%之間的這塊利潤,就成為了別人無法跟它競爭的“壟斷利潤”。富士康自身也變成在電子信息產品工業化制造過程中,工藝性管理流程上的“最優創新公司”。最後甚至變成全球誰說自己是IT業領袖,首先要看是不是由富士康給你代工制造。

深圳的持續產業升級就是一個“爬鍋底”的過程:在“三來一補”階段完成了基本產業要素(勞動力、土地、資金)配置的“創新組合”;在OEM代工制造階段,包括華為、比亞迪等一批優秀制造企業在模仿和學習基礎上,實現了電子信息制造領域“工藝性管理創新”的跨越;在此之後,它們並沒有停留在制造工藝創新環節,而繼續向產業體系上端攀登,進入產品創新、組織創新乃至產業創新的全新階段。

在不同的產業創新階段,對企業創新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比富士康在大規模制造下的工藝創新和流程管理創新是重點;而到了華為今天對接基礎學科的研發創新階段,就體現在如何有效激勵與協調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和項目,並有效管理自身的專利標準體系與產業鏈。

在傳統的市場分工體系下,往往在不同的產業創新階段會湧現出不同的代表性企業,但是像深圳的華為和比亞迪這樣,短短數十年內從產業鏈最底端不斷實現創新式跨越,最終引領整個產業創新方向的企業,在世界企業史上也是罕見的。

南方周末:在這一過程中,企業本身如何不斷適應這種跨越式的產業升級與轉型?為什麽同樣的產業持續升級現象,沒有在其他地區發生?

唐傑: 研究深圳經濟不能只看金字塔頂端的那幾家企業,深圳市值千億級以上的企業也就十來家,北京、上海、天津、廣州也有不少。但是你看金字塔第二層,百億級以上的企業有上千家;再往下看十億級的企業有上萬家,億級企業根本數不過來,這是其他城市經濟體系中不多見的。

你再去研究這些百億、十億級的企業,就會發現它們中很多就是在為金字塔頂端的大企業提供專業服務的,有的是供應商,有的本身就是這些大企業拆分出來的業務部門。

這跟日本汽車產業的分工形態不同,在日本的汽車產業體系中,小企業基本是不創新的,只需按照集團指令生產標準化配件,本質上還是企業集團的“工廠車間”。但是在電子信息產業中,從電容、電池到集成電路,中間產品模塊之間不但高度兼容,同時還存在著從工藝性到功能性諸多層面的“微創新”空間。

從以日本汽車業為代表的工業制造企業內部分工,到以蘋果產業鏈為代表的現代電子信息產業的社會化分工,是現代產業組織結構從工業革命到數字革命所帶來的巨大變化。

在這一“標準制造+模塊組合”的產業形態下,電子信息產業組織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原來日本汽車產業中,由核心決策層直接指揮控制的“巨型企業集團”模式,被數十萬家獨立中小企業所構成的“產業生態圈”所取代。

在這樣的產業生態圈中,讓中小企業們“齊心協力”的不再是大型企業的股權或人事控制,而是由大量專利技術所構成的生產標準體系:哪怕是再小的企業,只要遵循華為開發的產品專利標準,其生產的產品就能夠跟華為專利體系下的諸多其他產品“功能對接”,形成新的產品功能組合。

與此同時,數以萬計中小企業從工藝到功能性的不斷拓展與創新,又為相關的專利產品體系帶來更加豐富的產品體驗乃至形成新的產業體系,令傳統工業制造體系下的“企業創新”變成了數字革命時代的“產業鏈創新”。

信息技術和數字革命為傳統產業組織形態帶來巨大變化,而深圳在國際化代工制造業基礎上所形成的電子信息產業制造分工體系,是全球最早實現這一新型產業組織形態轉型的地區之一,並因此而率先進入了數字革命時代的創新爆發階段。

南方周末:你能否用實際案例來說明一下?

唐傑:在早期從工藝性創新到產業鏈創新的階段,華為和比亞迪是典型的案例。華為通過對內部成熟業務的不斷拆分,始終保持著前端研發的強大動力,從3G時代跟隨到4G時代“並跑”,再到5G時代引領國際產業標準的領跑,是在數字革命前沿創新領域不斷超越的案例;而比亞迪通過模仿創新在工藝制造流程中形成了“人工+模具”的“比亞迪生產方式”,短短數年內打敗所有日系鋰電池生產企業,躍居世界第一,隨後將這一工藝創新模式引入汽車制造業,從低端汽車模仿到電動汽車的競爭性創新突破,成為世界上少數具有產業化生產電動汽車的創新型企業,是從工藝創新到產業鏈創新的代表。

在新一代企業中,大疆無人機是依托產業鏈創新的經典案例。梁振英特首曾經問大疆創始人汪滔能否回到香港創業,汪滔說我不能回香港,因為我只創造不生產,“連一個螺絲釘都不造”。大疆的核心專利就是無人機的點驅電控和攝像頭,它的無人機就是在這兩個核心技術基礎上,依靠深圳完善的產業鏈配套和各領域內的創意工程師群體共同“攢”出來的。

無人機產業實際上是由許多不同產業中的“產品模塊”所共同構成的:比如無人機制造需要高強度碳纖維,而深圳傳統產業中的漁具和高檔自行車已經帶動了這個新材料行業的興起;高精度鋁加工、高密度電池與多功能集成電路等“模塊”,則來自另一個特殊的“產能過剩”行業,那就是深圳手機制造的配套供應商,在退出早期山寨手機和低端品牌市場後,其“過剩”的電子電控技術與精密制造能力,恰好支撐了無人機產業化規模迅速擴大的需求。

在整個無人機產業的誕生過程中,深圳市政府只做了一點工作,就是引入某種磁性材料生產線,它只占無人機成本不到2%,但是沒有這種材料,整個無人機產業鏈就無法形成。

在生物科技方面也是如此。生命科學就是數字化,只要能夠數字化的領域在深圳一定擴張很快。比如華大基因在深圳能夠做成,就是因為深圳是數字化技術的中心。現在各地都把超算中心當成重點項目,其實深圳的企業早就實現了“超算”化,華大基因、光啟科技乃至深交所都是超算中心。

華大基因早期在基因測序中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人家不賣測序設備給你,基因測序速度就受制於測序設備的價格與供應。而數字化設備制造本身就是深圳的強項,結果華大基因提出自己的測序標準與要求後,很快就在深圳電子制造產業鏈里形成了完整的配套,現在它已經是中國最大的基因測序設備生產商了。

南方周末:數字革命帶來了新的產業發展模式和產業組織形態,這種新形態下的創新模式與工業化時代的企業創新有哪些不同? 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政府發揮了什麽樣的功能與作用?

唐傑:數字經濟和傳統工業化時代的最大差異在於制造環節的生產方式不同:

工業化時代是由企業自身完成廠房、設備等配套及企業內部分工,因此固定投資成本極高,只有大企業才能夠實現規模化收益;而在數字經濟時代,由於標準化與模塊化所構成的社會化分工不斷深化,由海量中小企業共同構成的“共享式”、“柔性制造”產業鏈,足以支撐不同領域創新成果的迅速產業化與規模化,也帶來了創新成果加速擴散的效應。

因此,在傳統工業產品中制造成本占比很高,以創新研發為代表的“沈沒成本”占比較低,創新產品的社會應用和擴散周期比較慢;而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產品的制造成本占比極低,同時研發成本占比極高,創新技術和產品的擴散速度大大加快,這都形成了數字經濟時代與工業制造時代不同的市場規律與產業特征。

面對這一新經濟形態,應該說深圳政府跟企業一樣,也是在不斷的探索和試錯中總結經驗並尋找規律。

比如在上世紀末深圳也曾按工業化時代的思路,試圖扶持以國企為主的八大“超百億集團”,最後被證明是失敗的。在這種不斷的試錯過程中,政府方面逐漸意識到對企業創新最好的支持,不是給它“量身訂做”什麽優惠政策,而是要對整個產業鏈條加以分析,找到影響產業創新突破的關鍵“瓶頸”,並有針對性地加以引導或鼓勵。

比如1990年代中期深圳產業結構面臨從代工制造向自主創新的關鍵轉型,其中最大的瓶頸之一就是企業缺乏獨立研發創新能力,也沒有這方面的意願。深圳政府為此煞費苦心,出臺了一連串類似商鞅變法中“立木為信”式的引導政策:

1995年鼓勵企業申報自建研究機構,一家企業試著申報後,立刻獲得500萬補貼;到第二年更多企業前來申報時,政府又提出申報研究所不能只有辦公室,還要有符合資質的研究人員,於是一批企業馬上去找學校研究機構,請老師們來當科學家;第三年申報要求再提高到要有具體研究項目,於是企業家們又回學校去翻老師們的研究課題;第四年再提出要有項目前景預測和市場調研分析……這樣一步步引導了五年之後,深圳終於有一批企業開始嘗到自主研發創新的甜頭,進入產業創新的良性循環階段。

今天大家都知道深圳著名的“四個90%”:90%的研發機構、90%以上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投入、90%的發明專利出自企業。但是如果沒有政府在20年前的政策鼓勵與引導,深圳產業結構中從跟隨模仿到自主創新的“關鍵一躍”是不那麽容易產生的。

今天深圳政府對創新經濟體系中的政府角色已經有了更加清晰的自覺,那就是“補足產業鏈缺環”和“降低社會交易成本”兩大功能,除此之外都交給市場和企業去解決。

南方周末:為什麽“補足產業鏈缺環”和“降低社會交易成本”對創新經濟體系如此重要?又必須由政府來發揮功能?

唐傑:這是因為在數字經濟帶來的產業分工由“企業內部分工”向“社會外部分工”轉型的過程中,原來在企業內部設立的許多為創新技術和產品服務的“成本中心”,在社會化的分工模式下,缺乏相應的企業形態。

比如基礎研發需要投入巨額設備投資,但本身並不產生利潤,在產業規模尚未形成時,中小企業很難承擔這一巨額的固定投資成本。深圳的音響行業在全國領先,但是音響產品設計所需要的靜音試驗室投資高達數百萬元,中小音響企業很難自己投資設立,深圳政府就投資設立了產業共享的靜音試驗室,由此引發了大批獨立中小音響企業創立,也帶來了整個音響產業鏈的持續創新。

另一些產業鏈缺環則是由於關系到公共產品標準或行業準入資質,更需要以政府以“公共服務”的方式為產業鏈提供。比如2003年前後深圳山寨手機市場爆發,我們在調查這一現象時,發現當時的手機入網檢測要通過層層送審,檢測通過後市場產品已經換代了。於是我們向工信部申請在深圳設立入網檢測中心,由政府出資建設和運營,短短數年內手機制造中心就從北京天津轉到深圳,並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自主品牌。

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關鍵在於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模式從企業內部分工轉向產業鏈外部分工的市場背景下,政府要為社會化分工模式下的技術創新提供更多公共服務,而這一“創新公共服務”的標準,就是為整個產業鏈而不是個別企業減少創新風險和降低創新成本,有了這個標準,政府在創新經濟體系中的功能邊界就清楚了。

至於降低社會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則涉及到經濟學理論中的“企業邊界”問題:社會組織交易成本越高,企業就越傾向於在內部實現分工,而不是外部的產業化合作。而以深圳電子信息產業為標誌的新經濟組織形態,恰恰是從企業內部分工向社會化外部分工深化轉型的數字經濟模式。

在在一“由內而外”的市場分工深化過程中,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專利標準體系的執行乃至數以萬計企業間研發合作與代工制造合約的履行,都是過去由企業內部實現,而現在需要由社會化的法治與公共服務體系加以保障的。

在這方面深圳政府早期就做了很多制度創新方面的嘗試,包括全國最早出臺知識產權保護條例,並最早實現跨地區知識產權審判執行;以及在全國最早引入風險投資(VC/PE)體系。

從創新經濟角度而言,風投並不僅僅是投資,更是對創新產業鏈中一系列“中間技術”和“中間產品”的定價機制,也正是由於風險投資及其相應的技術估值與知識產權保護等一系列高端市場服務體系的完善,才為深圳數十萬家中小企業創造了有利的創新生態環境。

在這方面還有太多話題可以討論,隨著數字經濟時代市場創新機制不斷深化和完善,政府、社會和市場企業都還有更多需要研究與探索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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