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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副中心如何點亮環首都貧困“陰影區”？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背景下，燕山—太行山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以下簡稱“燕太片區”)將迎來新機遇。

日前，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部署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求有力有序有效開展工作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這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研究員陳劍撰文認為，“副中心”所承擔的職能不僅負責北京市的行政、經濟、文化等核心職能，而且還將構成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其在各方面的輻射和帶動作用都將強化。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興起，以及京津雙核驅動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需要推動各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空間重組，這樣的經濟結構梯度所形成的資源雙向流動，將助力燕太片區的扶貧攻堅。

大都市陰影區

由於地處北京、天津周邊，跟兩大直轄市的繁榮形成強烈反差的燕太片區格外引人關註。這一區域地處內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向華北平原過渡地帶，域跨河北、山西、內蒙古三省區，涉及33個縣，環衛京津。

2012年國務院批複的《燕山—太行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2011-2020年)》稱其為國家新一輪扶貧攻堅主戰場之一。

不過，在京津冀城市群內部有兩點值得關註。

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學者孫東琪等曾發表論文稱，通過建立模型發現，京津兩中心城市之間的產業聯系強度相對較強，各城市與中心城市之間的產業聯系強度為次強，但其兩兩之間產業聯系強度相對較弱。這表明北京、天津對周邊城市的帶動作用較弱。

此外，該論文還發現，產業聯系強度呈現南高北低的態勢。在北京、天津北部的張家口-承德平均產業聯系強度，遠低於南部的石家莊-保定、保定-滄州、滄州-廊坊、廊坊-唐山、唐山-秦皇島平均產業聯系強度。

對於集中在北部的張家口、承德及南部的保定、廊坊等地的京津冀“大都市陰影區”，前述論文基於產業空間聯系視野對其形成進行了實證研究。這其中的原因包括，“陰影區”自身受首都政治制約太多，開放程度普遍較低;燕山—太行山的區位因素限制物流、交通流;產業結構不合等。

受限於地理條件，從歷史階段來看，燕太片區也是發展滯後的地區。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長趙宏對本報記者稱，“陰影區”地處燕山和太行山腹地，屬內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向華北平原過渡地帶，生態脆弱，交通等基礎設施落後，存在限制經濟發展的諸多客觀因素，“跟全國其它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的特征是相似的。”

此外，“陰影區”的人力、資金等生產要素外流現象嚴重。趙宏稱，這跟大城市過於強大的集聚能力是相關的。大城市越是功能過多集聚，周邊資源就越會向更高效率的平臺流動，這也是符合一般區域經濟發展規律的。“大樹底下不長草”、“燈下黑”等說法即是由此導致貧困帶的形象比喻。

在方塘智庫創始人葉一劍看來，固然燕太片區的貧困與長期以來因為靠近京津導致更容易遭遇人才和勞動力流失，包括水資源和環境也更多時候需要做出犧牲，在上一輪工業化過程中，確實失去了一些發展的機會，且增加了很多的限制，但在這些地方調研的時候，他也發現，這些地區自身也存在很多問題，比如等靠要的心態，導致內生性的發展動力不足。

副中心的梯度效應傳遞

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提出，圍繞北京、天津這兩座中國北方大都市周圍的貧困帶“陰影區”，《中國連片特困區發展報告(2014-2015)》將這部分連片特困區放置在燕太片區。該報告由吉首大學“中國連片特困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研究”課題組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

對於這一片區的貧困，新華社主辦刊物《半月談》記者在河北張承地區和太行山一線貧困縣走訪後發現，該片區因災致貧返貧突出，“戶里窮、村里空、鄉鎮背著大窟窿;行路難、吃水難、脫貧致富難上難”，仍是這一地區的真實寫照。

“燈下黑”這種情況的形成，學術解釋為，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存在著的不合理城市梯度和薄弱的中心城市輻射。

燕山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張亞明等曾發表論文稱，與長三角都市圈的城市分布層次清晰，結構合理相比，京津冀區域內城市結構梯度不合理，大城市處於絕對優勢，缺少發揮“二傳手”作用的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收稿於2012年5月的該文章為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該文稱，由此導致發達地區出現的產業聚集、形成的產業規模和產業鏈因為找不到適宜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沒有能力向周邊落後地區推廣和擴散。因此，更加加劇城市結構梯度的不合理，形成惡性循環。

文章稱，由於梯度不合理，相較於長三角的首位城市上海，京津不僅不能發揮輻射帶動作用，反而呈現吸收模式。於是，與上海所在的長三角區域的“群芳競秀”相比，北京在京津冀區域內發展成為“一枝獨秀”。且京津“雙核”在產業布局等方面的交叉也減弱了“雙核”整體對河北經濟的綜合拉動力。京津經濟總量偏小，城市首位度偏低，致使中心城市難以發揮對整個地區經濟的輻射帶動作用，中心城市與圈內城市在產業分工方面容易出現矛盾，很難實現共贏。

趙宏稱，“不但河北沒有發展起來，即使是北京遠郊區縣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不過，放大來看，這也跟國家多年來實行的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結構有很大關系。改革開改之前，依靠剪刀差來支持工業化，後來改革沒有深化到位，使得農村變成人才輸出地，城市變成人才集中地，失血問題嚴重。

一年來，通州從“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升格為“北京市副中心”，陳劍在前述文章中稱，行政副中心主要是把行政功能搬過來，城市副中心則是把幾乎所有的城市功能都搬過來。他預言，非首都功能的全面搬遷，通州將成為北京的第二個中心，並且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中心節點。隨著時機成熟，北京城市副中心或許將會升格為新北京城市中心。

這對破除“環京津貧困”有何裨益呢?

雖然通州副中心的建設在地理位置上，輻射帶動的是北京周邊郊縣，聯動發展天津的武清、寶坻區域，尤其是夾在京津之間的河北“飛地”三河(燕郊)、大廠、香河三縣市，對位於西部、西北部上遊生態涵養地帶的燕太片區，比如張家口、承德、保定等集中連片的京津大都市陰影區並無直接作用，但是葉一劍稱，兩者背後都是基於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戰略。

他說，北京副中心的建設是這一協同發展戰略推進中比較關鍵的一環，而對於解決環京津貧困帶，雖然不是這一協同發展戰略的最直接目標導向，但是，客觀上將帶來積極的影響，比如產業、交通和環境的協同推進，將為這些地區帶來積極的影響，尤其是交通基礎設施的重新布局，這是很大的改變。

事實上，放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背景下，不符合北京直轄市定位的產業紓解到周邊城市，由副中心以降而形成的梯度效應，通過這種效應的傳導，若各城市尋求錯位發展，借鑒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發展模式，形成既競爭又合作，共同發展的良好局面。

尋求內生的可持續增長動力

在地方調研時，葉一劍發現，這些地區因為在行政轄區上不屬於京津兩地，使得出現很多的斷頭路。往往一路之隔，兩地發展水平就是兩重天。現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背景下的區域交通基礎設施再布局，就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將對這些貧困地區的發展帶來重大利好。比如旅遊業的發展，一旦解決了抵達性問題，這些之前的貧困地帶，其區域價值一下子就會被重新發現。

同時，在討論京津大都市陰影區這個話題上，葉一劍認為，不應該依然停留在對京津發展模式的指責上了，甚至說過多的寄望於兩地產業和資源的溢出，而是更應該充分審視這些地區的獨特的資源，然後立足於京津冀巨大的消費市場來尋找到新的消費時代的服務和產品的供給，進行差異化發展，找到自身的發展優勢和發展道路。

他說，面對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只要能夠提供很好的產品和服務，就可以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比如旅遊，固然以前這些地區因為受制於京津兩地的影響一直沒有太多的工業布局，但這恰恰使得這些地區保留了比較好的自然生態環境，現在反而都成了最為稀缺的發展旅遊的資源，這幾年像白石山、崇禮、懷來等地的旅遊發展之所以這麽快，就很說明這個趨勢。

葉一劍表示，要徹底解決京津大都市陰影區問題，更值得期待的是，這些地區的脫貧應該更多的思考京津冀龐大的消費人群和消費市場需求，然後充分挖掘當地的資源和潛力，從而發展起相應的產業。而且，這些地區的發展也應該破除對國家扶貧戰略的過度依賴，較多的基於對新興消費市場的洞察，引進更多的社會資本，加以相應的管理體制改革，為這些地區找到內生性的增長動力，才可以獲得可持續的發展。

趙宏稱，優質資源向效率更高的市場集聚是市場的力量，政府也要發揮積極的作用，用“有形的手”來矯正市場失靈，通過基礎設施建設，集中搬遷改善貧困帶居民的生產條件，增加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品的投入，縮小跟大城市的落差，還要做好規劃政策，建立對生態涵養地區建設的利益補償機制。不過，他也承認，生態補償由於計算定量的複雜性，操作上仍然有難度，目前仍在探索。

富裕女子與貧困女子

學者：老年人貧困人口規模大 狀況令人擔憂

2014年，中國低於世界銀行絕對貧困線的貧困老人有4895萬，占老年人比例23.09%;低於國內低保線的老年人為5576萬，占老年人比例達到26.3%.。

日前，在“精準扶貧與城鄉一體化建設”中青年學術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講師朱曉提交學術論文給出這一組數據。論文稱，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老年貧困問題將逐步顯化。目前中國老年人貧困的發生率較高，貧困人口規模巨大，貧困狀況令人擔憂。

正是由於老年群體的貧困發生率較高，並且成為中國新貧困人口中的一個快速膨脹的群體，使得近年來老年人貧困問題越來越引起學界和社會的關註。相比西方發達國家而言，中國人口老齡化來勢兇猛且規模巨大，同時養老需求及養老成本急劇上升，帶來前所未有“未富先老”和“未備先老”的壓力。

論文數據來自2014年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LASS)，該調查是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負責具體實施的一項全國性、連續性的大型社會調查項目。此次調查具有一定的全國代表性，其調查樣本的整體年齡分布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較為接近。

其中，世界銀行貧困線指標有1.9美元/天(絕對貧困線)和3.1美元/天，折算2014年購買力平價分別為2448元/年和3994元/年，均高於農村新的扶貧標準2300元/年。國內貧困線分為城鎮和農村的低保線，由於低保標準是由各縣級部門根據當地消費及財政水平制定，各地區及城鄉之間存有較大的差異，各省市城市低保線均高於農村，論文選取分城鄉各省平均低保線。

研究發現，中國老年人貧困呈現“三高三低”的結構特點，即老年人貧困發生率是農村高於城鎮，女性高於男性，高齡高於低齡，並且貧困發生率隨著老人自身教育水平的提升而降低。此外，獨居老年人和農村空巢老年人是貧困發生率最高的群體之一。

比如，根據論文研究，35.88%的農村老年人收入不足1.9美元/天，即3個農村老年人就有1個人處於絕對貧困;2個農村老年人約有1個人處於相對貧困。按照最新2300元/年農村的扶貧標準，有35%農村老人總收入低於這一標準，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4年農村人口貧困發生率7.2%的5倍。

比如，高齡老年人是陷入貧困的高危群體。8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其貧困發生率為30.09%～49.72%，遠高於低齡、中齡老年人。根據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2014年中國高齡老年人的基礎數據，可推算得出高齡貧困老年人為770萬～1272萬。

另外，農村女性老年人具有農村、女性和老人三重弱勢身份，更易陷入經濟貧困。而獨居老年人貧困的發生概率又高於非獨居老年人，這就使得農村、女性獨居老年人是收入貧困的高發群體，而經濟收入低下會影響老年人的健康保健和生活質量並導致惡性循環。調查中有近80%的獨居老年人都患有慢性疾病，這使經濟薄弱的老年人生活更加拮據。還有就是，農村空巢家庭的老年人貧困發生率遠高於城市空巢家庭的老年人。

需要註意的是，朱曉在論文中提到，由於使用的是截面調查數據，因此只能推斷具體時段老年人貧困發生率及其結構和規模。由於問卷中也沒有給出老年人家庭總收入，因此貧困分析不能以家庭為單位，這可能會高估老年人貧困的發生率，因為就老年人個體來說是貧困，但從家庭的角度來看其生活可能並不貧困。

此外，從貧困的內涵來看，由於貧困是一個多維概念，不僅僅經濟方面受到剝奪，還有健康、社會、精神狀態等，但經濟貧困往往是其他類型的貧困之源，收入仍然是衡量貧困的最重要的並具有可比性指標之一。她提到，如何構建恰當的測量指標對老年人貧困進行全方位綜合的測量將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大媽也創業 電商扶貧破解紮蘭屯“富饒的貧困”

62歲的張秀榮大媽最近“火”了。

依靠栽培黑木耳，通過自主創業，她僅用了兩年就完成了從家貧如洗到年入數萬的“蛻變”。這期間，她更是升級了種植技術，組建貧困戶專業合作社，註冊網店實現線上銷售，還帶動了村民共同脫貧致富。

張大媽的脫貧案例是內蒙古紮蘭屯市“電商扶貧”的一個縮影。面對當地土特產品質好但銷路不暢、外界知曉率低等“富饒的貧困”這一突出問題，地方政府借助發展農產品電商的契機，既幫助貧困戶脫貧又推動相應產業發展，用一根網線逐步改變著當地的貧困面貌。

在脫貧攻堅的時代背景下，作為貧困縣的紮蘭屯，這次下定決心要“摘帽”。

富饒的貧困

就面積來說，呼倫貝爾市是山東與江蘇兩省之和，而隸屬於呼倫貝爾的縣級市紮蘭屯更是超過北京市。在紮蘭屯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生態系統完整，有著較好的自然資源，國家地理標誌保護認證農產品就有7個，比如黑木耳、大米等。然而，這里仍然生活著1.6萬的貧困人口，存在土特產品質好但銷路不暢、外界知曉率低等“富饒的貧困”問題比較突出。

紮蘭屯市扶貧辦副主任李海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當地貧困原因排在前三位的是因災、因病以及生產資金缺乏。對於“富饒的貧困”，他解釋稱，紮蘭屯市有青山綠水，還有很多優質的農產品資源，但因為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無法走向全國市場，更賣不出好的價錢，自然無法帶動貧困村民增收致富。所以是盡管富饒，但仍然貧困。

不過，發展勢頭如火如荼的電子商務改變了這一局面。

2015年，電商扶貧被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為精準扶貧十大工程之一。依托紮蘭屯市被國家商務部認定為電子商務試點縣、全國供銷合作社認定為電子商務示範縣的有利時機，李海龍稱，政府統籌考慮，集中整合了扶貧的政策和資金，將扶貧攻堅納入到電商體系全面推進，通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帶動貧困戶在電商發展的全產業鏈上就業增收。

也就是在這一年，張大媽做了三件大事：立體栽培黑木耳擴大規模、成立張大媽黑木耳專業種植合作社、註冊網店通過電商銷售黑木耳。而上一年，張大媽才參加由政府組織的黑木耳栽培技術培訓班，將信將疑試著用東拼西湊借來的9000元錢購買了6000袋菌袋，在自家院子里，開始了創業之路。

樸實憨厚的張大媽對本報記者表示，當時菌袋買回來後，還瞅著發楞，這個就能長出木耳?但在紮蘭屯市黑木耳辦技術人員的跟蹤式培訓和技術指導下，2014年，她賣木耳就收入了1.8萬元，去掉成本凈賺9000多元，每袋大約凈賺1.5元。在她看來，家里兩個病人需要照顧，自己年齡又大，外出打工也賺不了多少錢，這種庭院經濟勞動強度並不大，很適合她的家庭狀況。

有了一年種植經驗的張大媽嘗到了“甜頭”。2015年，當了解到最新的“黑木耳吊袋大棚立體種植”技術之後，考慮到自家院內的場地有限，張大媽琢磨改變原來地擺的種植模式，在現有的院內進行立體栽培，栽培規模將擴大近4倍，可達到2萬袋。

不過，資金仍然是制約因素。於是，在扶貧辦等部門的幫助下，為張大媽眾籌了12.15萬元，建成鋼結構吊袋大棚300余平米，購買吊袋木耳菌袋2萬袋，註冊成立了張大媽黑木耳專業合作社和“一把木耳”牌商標，通過政府提供的電商技術培訓，張大媽成功開設網店實現線上銷售，這一年凈收入達到3萬，實現當年脫貧。在她的示範帶動下，建檔立卡貧困戶紛紛加入合作社。

脫貧致富的3.0版本

致富“達人”張大媽的這種脫貧模式，被當地扶貧部門稱為“貧困戶直接創業模式”。李海龍稱，這是全市在執行電商扶貧發展戰略以來，通過整合資源，培育的七種電商扶貧致富模式之一。

這種依靠大學生、農村青年、貧困戶轉為電商創客的方式被地方政府大為認可。李海龍認為，政府為創客們提供資金、政策、技術支撐，但更多的還是要調動他們不論是脫貧還是創業的積極性，讓他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市場的力量改變當前的貧困面貌。

從目前情況來看，一根網線正在逐步改變著紮蘭屯市貧困地區的面貌。事實上，在經濟新常態地方不斷尋求經濟轉型的背景下，大力發展農產品電商無疑有助於帶動貧困農民實現增收致富。而這種依靠市場而非“等靠要”來擺脫貧困，乃至在將來脫貧致富，更值得期待。

紮蘭屯市蘑菇氣鎮野馬河村支書康少全更是一語中的：要脫貧的話，市場扮演的角色比政府更為重要。他說，通過電商平臺，可以了解市場行情，市場需求啥，就種啥，而且方便促成訂單。另外，哪里價格高，就可以銷往哪里，電商很容易就解決了產銷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他分析，當地之所以貧困，在於人多地少，而且山地較多，依靠土地難以維持生活。另外，地理位置離鎮區較遠，交通不便利，購物、銷售都不方便，這成了制約經濟發展的首要因素。此外，農產業也沒有形成規模化經營。

對於地方推行的電商，他評價稱電商平臺讓工業品得以下鄉、農產品得以進城。而且針對年齡偏大、文化程度低、無電子商務技術的貧困人群，還專門搭建村級服務站，集中展示和銷售貧困戶需要銷售的特色產品。

由於電商對交通及通信等基礎設施要求較高，還需要相應的人才配套，呼倫貝爾市政府副秘書長、紮蘭屯市副市長陳秋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貧困落後地區要想借助電商實現彎道超車，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不過，要是等什麽條件都具備了再去做電商，就沒有機會了。考慮到基礎設施、人才等不足，市政府也在努力采取政策、資金等措施來提高完善，希望通過電商為地方的扶貧攻堅探索出一條道路來。

目前，紮蘭屯市在經歷“授人以魚”的1.0救濟式扶貧模式和“授人以漁”的2.0開發式扶貧模式後，開始進入“開拓魚市場”的電子商務開放式扶貧3.0時代。陳秋霖解釋說，1.0模式是保底扶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考慮到可持續性，需要在產業、技能上給予幫助，就有了2.0模式的開發扶貧，但是小規模化的種養殖，在應對隨時會發生變化的市場行情時，貧困戶極有可能遭遇市場風險而可能返貧，那就需要進入3.0模式，通過電商開拓穩定的市場，降低市場價格波動的風險。

對於這一年多來的電商扶貧實踐，陳秋霖認為，不論是政府，還是個人現在都應該清楚的認識到互聯網信息時代已經到來，貧困地區尤其應該抓住這一機遇，不但脫貧還推動經濟轉型。那麽，地方政府應該做的重點是提供公共服務，比如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還有就是人才先行，培訓人才、引進人才、孵化人才。當然，電商不應該僅僅作為扶貧手段，還應該將其納入到地方整個產業經濟的背景下考慮，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融合發展。

如果說過去有一些地方以“貧”為榮、樂享落後，為爭取政策、資金方面的支持，不願“摘帽”的話，那麽在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59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這一時間倒逼機制和組織考核機制下，地方政府更有脫貧摘帽的動力。

李海龍對本報記者表示，紮蘭屯有能力“摘帽”，也不想戴這頂帽子。政府要實行動態管理，一方面做好脫貧攻堅工作，另一方面還要控制好防止返貧。至於摘帽後，並不代表著就解決了貧困，還要繼續關註相對貧困，給予這部分群體不論是產業還是政策方面的支持。

發改委：切實抓好義務教育 盡力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據發改委網站消息，國家發改委日前印發了《關於貫徹落實區域發展戰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指導意見》，意見指出，加強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完成存量危房改造，提升醫療服務水平，切實抓好義務教育和職業培訓，盡力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意見稱，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區域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面臨重大機遇，也存在諸多挑戰，特別是區域發展差距仍然較大、老少邊窮地區發展相對落後、一些區域無序開發情況比較突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還不完善等問題亟待解決。

意見稱，全力實施脫貧攻堅。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采取超常規措施，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創新扶貧開發方式，進一步整合資源，加快實施發展生產、易地扶貧搬遷、生態補償、教育扶貧、社保兜底等精準扶貧工程，健全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貧實效。

意見指出，加強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經濟。不斷提高貧困地區公共服務水平，基本完成存量危房改造，提升醫療服務水平，切實抓好義務教育和職業培訓，盡力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該意見指出，扶持特殊類型地區發展。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困難地區的支持力度。 支持革命老區開發建設，完善革命老區振興發展支持政策，推動贛閩粵原中央蘇區等重點貧困革命老區振興發展。把加快民族地區發展擺到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完善差別化支持政策，推族相互嵌入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促進各民族交往推進邊疆地區開發開放，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大力民行動。

意見還稱，加強規劃引導和政策支持，促進資源枯竭、產態嚴重退化等困難地區轉型發展，研究支持產業衰退地的政策措施。加大對特殊類型地區的財政金融支持力度設施條件， 提高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支持有序承接發展優勢產業和特色經濟，吸引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護和修複，完善生態補償機制。

中證協：首批11家券商結對幫扶貧困縣

中國證券業協會9月9日公布了，證券公司落實“一司一縣”結對幫扶倡議行動第一批名單。國信證券、申萬宏源等11家券商結對幫扶了13個貧困縣。

同時，證監會當日也發布扶貧意見，證監會主席劉士余任扶貧組組長。證監會系統及資本市場主體的合力進行支持，鼓勵基金、證券等履行扶貧責任，對貧困地區企業IPO、新三板掛牌、並購重組等開辟綠色通道。

為貧困地區“造血” 證監會IPO新政擊中要害

中國證監會為貧困地區企業開辟IPO綠色通道的消息，在剛剛過去的周末引發激烈討論。

有人看到機會，“好企業只要遷往貧困地區，一年交稅超2000萬，上市就不用排隊了”；有人提出質疑，“這豈不是打亂了排隊秩序?”；也有人語重心長，“等你千辛萬苦用一年半載把企業遷過去，再把新址的合規證明開完，IPO估計都不用排隊了，或者綠色通道關了”。

對當前IPO而言，時間是最稀缺的要素，證監會的新政讓亟待上市的企業和投資人看到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機會。當然，新政影響幾何，還要看出臺的背景。“國家本輪的扶貧力度非常大。”創豐資本管理合夥人彭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前科技部推出了科技扶貧、能源部有光伏扶貧，證監會從資本市場角度扶貧，是落實中央要求的重要舉措。

Wind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境內上市公司有2827家，排名前8的省份總共吸引了1852家上市公司，占到總數的65.5%，剩下23個省份擁有的上市公司僅占總數的34.5%。市值方面的差距更加懸殊，前8個省份的上市公司總市值比重高達75%，另外23個省份僅占全國的25%。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經濟落後地區企業不僅“先天不足”，也缺少資本支持，IPO機會比發達地區小很多。證監會的新政能對資源配置進行引導，讓更多機構把目光投向貧困地區的企業。

“綠色通道”的誘惑

證監會為貧困地區企業開辟了IPO綠色通道，你會考慮推動項目遷址嗎?

“當然。”面對提問，北京一名PE(私募股權基金)投資人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企業肯定想快點上市，但難點在於所在地稅務機關不會放。”

證監會9日發布了《中國證監會關於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下稱《意見》)。發言人鄧舸在當天下午的例行發布會上表示，為支持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幫助貧困群眾穩定脫貧，證監會對貧困地區企業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新三板掛牌、發行債券、並購重組等開辟綠色通道。

綠色通道的說法並非首次，證監會此前對西藏等西部地區的企業IPO一直實行“優先審核”政策，單獨排隊，每審核一定數量的上市公司，其中就會審核一家優先類企業。

不過，此次的扶貧政策與以往大不同——不僅直接發布了專門文件，還對IPO綠色通道的門檻做出詳細規定。

根據《意見》，兩類企業適用於綠色通道，一是註冊地和主要生產經營地均在貧困地區且開展生產經營滿三年、繳納所得稅滿三年的企業;二是註冊地在貧困地區、最近一年在貧困地區繳納所得稅不低於2000萬元且承諾上市後三年內不變更註冊地的企業。

彭震表示，兩條要求內還有細化的多個限制，一方面是為了扶持當地企業，同時吸引能夠為當地貢獻稅收的企業;另一方面是為了限制擬上市企業的跨區域政策套利。

之所以稱為“綠色通道”，即上述兩類企業申請IPO時，將適用“即報即審、審過即發”政策。彭震表示，與此前的綠色通道“單獨排隊”不同，現在的政策預期是給出時間線，有業界討論相關方案時認為，可能是提交材料6個月內必須有結果。

目前IPO“堰塞湖”高築，企業尋求政策優惠的動機強烈。證監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9月8日，受理首發企業845家，其中已過會101家，未過會744家。

“對當前IPO而言，財務門檻不是主要限制，時間才是最稀缺的條件。”董登新表示，在IPO排隊數量多、發行節奏受限的情況下，證監會承諾“即報即審、審過即發”，就是給予“時間”要素的支持，很有吸引力。

要不要“上山下鄉”

此次的IPO綠色通道，會否引發大批企業“上山下鄉”?

上述PE投資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偏遠貧困地區之所以貧困是有原因的，企業即便有搬遷的意願，操作中也會遇到很多困難。

不過，本次優惠措施覆蓋的範圍不小，涵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確定的所有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縣。根據《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重點縣有592個，連片特困地14個片區。14個片區中共有680個縣，其中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有440個，民族自治地方縣371個，革命老區縣252個，陸地邊境縣57個。

“有些貧困縣周邊的區域經濟並不弱，這類地方是有潛力的。”上述PE投資人表示，會考慮從名單中尋找這類地區，選擇當地較好的企業合作，或者將其他地方的項目向這類地區遷移。

董登新也表示，近年來發達地區人力成本、房地產價格上漲很快，在發達城市的經營成本也一路上漲，與之相比，落後地區在這方面是有優勢的。從節省成本的角度來看，吸引力不容小覷。

不過，限制企業搬遷的最大因素，可能是原所在地“不願放手”。“企業一年繳稅2000萬元，大約需要凈利潤規模達到1個億。”彭震認為，可能會有極少數企業願意嘗試，更多企業可能不會搬遷，理由有三。

首先，1億凈利潤規模的未上市企業已經不小，能發展起來往往與所在地有盤根錯節的關系，前期也得到過很多政策優惠，如果遷出，政府和企業間肯定需要進行溝通。

其次，企業搬遷對當地稅務機關而言是不願意看到的，所以在審計時，可能會非常嚴格。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時間因素。假如企業能在一年內完成搬遷，再繳一年稅，差不多要兩年。這與IPO排隊相比，優勢並不明顯，且操作煩瑣、政策不確定性大。

上述PE投資人也表示，如果不是為了上市，企業完全可以到貧困地區新註冊一個公司主體。但是，上市有存續期的限制，為了縮短時間，只能辦遷移。“理論上講不能攔著你外遷，但是遷移會帶來稅收再分配，所以在辦理稅收匯算清繳、審計時就比較棘手，而且有的地方甚至要上人民政府辦公會，實際操作難度很大。” 他說。

“現在上市周期差不多2年左右，我們投的一個企業最近過會了，用了1年零9個月。”彭震表示，同一個市里的企業進行縣際遷移或許還有可能，跨區域遷移涉及多重利益關系，比較困難。

好過直接“給錢”

IPO綠色通道公布之後，資本市場的觀點總的來看有兩種。一種認為，即報即審、審過即發，實際是註冊制的預演;還有觀點認為，這是為了進一步降低A股的殼價，限制借殼上市。

從結果來看或許會產生上述兩種效果，但政策的實際用意依然是扶貧。2015年11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發〔2015〕34號)下發，明確指出，確保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

2016年1月，證監會強化了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由肖鋼擔任組長，直接抓扶貧開發工作。9月9日，證監會宣布劉士余接任扶貧領導小組組長，同時下發《意見》，從多層次資本市場角度對貧困地區企業提供支持。

證監會主席劉士余

彭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去年開始各大部委在扶貧方面力度不斷加大。比如科技部在推“科技扶貧”，能源部在推“光伏扶貧”等。與前期直接“給錢”的扶貧方式不同，現階段主要是通過運營企業、形成穩定的現金流，提高“造血功能”來幫助當地脫貧。

董登新表示，中國區域經濟馬太效應十分明顯，經濟越發達的地區，人才和資金也越願意去。好的地方的企業，可以接受到創投、PE的幫助，能夠很快去IPO。相反，經濟落後地區的企業IPO的機會就小很多。所以，證監會推出扶貧政策，正是為了對資源配置進行引導。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截至2015年末，發達省份與欠發達省份在上市公司數量上的差距，遠遠大於它們在GDP方面的差距。換句話說，有發展潛力、經營成本更低的地區還是存在的。例如，貴州GDP是廣東的近1/7，但上市公司數量不到廣東的1/20；中部人口大省河南的GDP是浙江的86%，上市公司數量僅為浙江的24%；江西GDP相當於江蘇的24%，但上市公司數量只有江蘇的13.6%。

“但是，僅有證監會的政策是不夠的，地方政府的配套措施也十分必要。資本是最敏感的。如果加大對VC(風險投資)、PE的政策優惠，很可能會把創業者、企業吸引過來，增加資本和人才的流入，整體地、全方位地去影響經濟生態。”他說，關鍵還是要看配套措施，地方政府到底能給多少優惠和支持。

【長征路 新故事】湖南通道：發展紅色旅遊 貧困戶人均增收3000元

通道侗族自治縣位於湖南省西南邊陲，湘桂黔三省區交界之地，是西南地區南下兩廣、通江達海的重要通道，素有“南楚極地”、“百越襟喉”之稱。

9月14日，記者隨中宣部”重走長征路“媒體采訪團來到湖南通道縣。通道縣委書記印宇鷹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通道縣大力發展紅色旅遊產業，帶動了萬余人參與旅遊開發和景區經營，為貧困戶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82年前的1934年12月，紅軍長征在湖南期間，中央紅軍負責人在渠水河畔的通道縣，召開緊急會議，又稱通道會議，實施了挽救中央紅軍的“通道轉兵”戰略，放棄了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方針，而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從而挽救了紅軍。

“通道轉兵，中國轉運”，這是如今通道縣的宣傳標語。在通道轉兵會議舊址恭城書院，通道黨史專家胡群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通道會議之後，中央紅軍從通道分兩路西進貴州，把幾十萬敵軍拋在湖南的西南地區，使蔣介石在湘西消滅紅軍的企圖破滅。

印宇鷹介紹，通道是革命老區縣，是紅色基因的成長地，也因為“紅色”而典藏了紅軍長征通道轉兵這段光輝歷史。長征精神對內是不竭的動力，對外是一種形象和品牌。

通道按照“最美侗鄉·好運通道”形象定位，聘請專家對長征資源進行全面規劃，啟動了紅軍長征通道轉兵紀念地紅色旅遊開發項目，成功舉辦中國(湖南)紅色文化旅遊節、將軍書畫展等紅色節慶，不斷擦亮“轉兵福地”城市名片。2013年以來先後引進中信集團、湘潭永基、廣西匯河等10余家戰略投資商，協議引進資金67.6億元。

通道縣開發重走長征路、重溫入黨誓詞等紅色體驗旅遊，推出紅軍帽、侗錦、草鞋等具有紅色元素的旅遊工藝品，形成了以景區、園區、合作社、休閑農業、龍頭企業“五帶動”為主的“旅遊+”模式。目前已開通長沙至通道紅色旅遊專列，今年還將舉辦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紀念大會等影響全國的大型活動，不斷提升通道革命老區軟實力。

在旅遊扶貧的帶動下，全縣已經建成星級飯店4家，正在建設四星級以上飯店3家;建成星級農莊11家、旅遊侗寨17個、特色侗家樂旅館45家、休閑農業體驗基地10余萬畝，直接帶動2000余貧困戶10000余人參與旅遊開發和景區經營，為貧困戶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侗錦以其極高的藝術性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侗鄉大山里的一張閃亮名片。侗錦具有2000多年的悠久歷史，展示了侗族婦女的聰明才智和精湛的編織技巧，並以獨特的方式記錄著侗族的古老文明。

隨著紅色旅遊的興起，侗族的傳統手工藝品侗錦也由此打開了市場。由於工序複雜，針線細密，錦面色彩豐富，侗錦在市面上的價格頗高，圍巾等小件工藝品定價也在千元以上。通道縣皇都侗文化村一位織娘告訴記者，以前種地賣菜每年最多掙三四千元錢，而現在織侗錦每年能賺三四萬左右。以前織錦是自己用，現在可以拿來賣錢了。

印宇鷹表示，除了旅遊扶貧，通道縣還探索出異地搬遷扶貧、電商扶貧和委托扶貧等模式，把“精準脫貧”作為第一號民生工程，在2002年被定為“國貧縣”以來實現8萬多人擺脫貧困的基礎上，努力確保全縣4.993萬貧困人口、89個貧困村2018年前全部脫貧、脫帽。

通道縣探索推行“公司+合作社+貧困戶”的“委托扶貧”新模式，以鐵皮石斛、蔬菜等優勢產業項目為載體，委托企業對貧困戶進行幫扶。通過扶貧資金入股，1200余貧困戶有“分紅”;通過土地流轉，4000多貧困戶有租金和勞務收入;通過土地入股等，發展青錢柳等基地2000余畝，帶動貧困戶3000余人。

為搬遷981萬貧困人口 國家計劃在“十三五”投入9500億元

22日，從國家發改委獲悉，經國務院批準，《全國“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規劃》近日印發，計劃5年內對近1000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施易地扶貧搬遷。

《規劃》明確，搬遷對象主要是“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地區經扶貧開發建檔立卡信息系統核實的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約981萬人。遷出區域範圍涉及22個省約1400個縣。

從遷出區域看，主要包括四類地區：一是深山石山、邊遠高寒、荒漠化和水土流失嚴重，且水土、光熱條件難以滿足日常生活生產需要，不具備基本發展條件的地區；二是《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中的禁止開發區或限制開發區；三是交通、水利、電力、通信等基礎設施，以及教育、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十分薄弱，工程措施解決難度大、建設和運行成本高的地區；四是地方病嚴重、地質災害頻發的地區。

從地區分布看，西部12省(區、市)建檔立卡搬遷人口約664萬人，占67.7%;中部6省建檔立卡搬遷人口約296萬人，占30.2%;東部河北、吉林、山東、福建4省建檔立卡搬遷人口約21萬人，占2.1%。

《規劃》提出，集中安置人口占搬遷人口總規模的76.4%，分散安置人數占搬遷人口總規模的23.6%。據測算，實施981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易地搬遷所需投資約6000億元，加上同步搬遷人口住房建設投資，“十三五”時期易地扶貧搬遷工程規劃總投資約9500億元。

《規劃》還明確配套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等建設內容，包括建設安置區道路約11萬公里、鋪設飲水管網約14萬公里、供配電網約12萬公里，學校及幼兒園約1600萬平方米、衛生室約570萬平方米、其他村級服務設施約2500萬平方米等內容。《規劃》要求，對於集中安置規模超過200戶800人以上的大型安置點，應對選址進行水土資源平衡分析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評價。

《規劃》明確了資金籌措來源，其中，除大幅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外，首次引入了開發性、政策性金融資金，大大拓寬了資金渠道。

據了解，國家發展改革委自2001年開始組織實施易地扶貧搬遷試點工程，至2015年累計安排中央補助投資363億元，搬遷貧困人口680多萬人。新時期易地扶貧搬遷工作啟動以來，國家發展改革委已會同有關部門下達2016年易地扶貧搬遷任務249萬人，193.6億元中央預算內投資已下達到位，其他渠道資金已到位900多億元。截至8月底，全國有1150個縣已開工建設，開工項目約11900個，項目開工率達到85%以上。

證監會系統定點幫扶9個貧困縣：黨委成員每人聯系一個

10月17日，中國證監會在金融街舉行“金融扶貧 攜手共進”2016全國扶貧日金融扶貧成果展，河南省蘭考縣等9個貧困縣參展。

目前，證監會黨委書記劉士余擔任證監會扶貧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證監會系統在蘭考等9個貧困縣開展定點幫扶，7位黨委成員及2位證券交易所黨委書記每人聯系一個定點扶貧縣。

今年9月，證監會發布《中國證監會關於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下稱《意見》)，表示將發揮資本市場行業優勢，把出臺各項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定位在幫助貧困群眾脫貧上。同時，提出將支持貧困地區企業利用多層次資本市場融資，對貧困地區企業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新三板掛牌、發行債券、並購重組等開辟綠色通道。

17家上市 181家掛牌新三板

證監會對貧困地區的支持經歷了多個階段。按照國務院扶貧辦的安排部署，證監會於1998年9月開始參與定點扶貧工作，最初幫扶雲南省中甸縣和寧蒗縣，2002年4月調整為幫扶安徽省宿松縣和太湖縣。

據證監會方面數據，在2012年底新一輪定點扶貧對象調整中，證監會主動新增幫扶河南省蘭考縣等8個縣，2016年6月又提出將新疆喀什地區的麥蓋提縣納入幫扶範圍，使幫扶總數達到9個縣，分布在6個省區，對口幫扶縣的數量在中央機關中是最多的。在開展對口扶貧的18年間，證監會系統先後選派了45名年輕幹部到定點縣掛職扶貧，累計投入資金近5800萬元，幫助協調引進項目資金15億元。

2012年8月，證監會研究制定了西部企業IPO優先審核政策;為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的戰略部署，2014年4月又出臺了《中國證監會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的實施意見》，指導當地企業發行債券、到“新三板”掛牌，雙向選派幹部掛職，開展專題培訓。

為貫徹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2015年3月證監會就資本市場促進西藏發展提出了8項支持措施，針對少數民族地區還制定了費用暫免措施，對註冊在內蒙古、廣西、西藏、寧夏和新疆5個民族自治地區的掛牌費用全部暫免，並專設培訓基金支持民族地區的金融人才培養。

為探索和實施金融扶貧新舉措，2016年3月，會同人民銀行等七部委制定了《關於金融助推脫貧攻堅的實施意見》，提出了支持貧困地區的企業通過多層次資本市場進行融資的原則。

從成果來看，自1998年至2016年9月底，貧困地區共有17家企業實現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融資額約75億元;已上市貧困地區企業再融資約293億元。2013年至2016年9月，共有181家貧困地區企業成功在新三板掛牌。

2003年至2015年12月底，涉及貧困地區企業重大資產重組共計48項，累計金額達179億元。期貨市場已有21個農產品期貨品種上市，覆蓋了糧棉油糖的品種體系基本形成。

定點扶貧

本次金融扶貧成果展由中國證監會辦公廳、機關黨委以及中國上市公司協會主辦，由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主辦、Life金融街協辦。

參展的9個貧困縣包括新疆麥蓋提縣(深圳證券交易所定點幫扶)、河南省桐柏縣(鄭州商品交易所定點幫扶)、河南省蘭考縣(中國證監會會機關定點幫扶)、陜西省延長縣(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定點幫扶)、山西省隰縣(中國證券業協會定點幫扶)、安徽省太湖縣(上海期貨交易所定點幫扶)、山西省汾西縣(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定點幫扶)、安徽省宿松縣(上海證券交易所定點幫扶)，以及甘肅省武山縣(深圳證券交易所定點幫扶)。

蘭考是國家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在金融扶貧方面，成立了4個融資平臺、2個擔保公司、2支扶貧產業基金，1個農業保險公司。

位於新疆西南部的麥蓋提縣聚居著維吾爾、漢、回、哈薩克等13個民族，社會總人口約30萬人，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82%。截至目前麥蓋提縣共收到證監會全系統以及社會各界扶貧捐贈資金及物資價值約1.07億元。

汾西縣位於山西省中南部，臨汾市北部，是國家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總人口14.8萬人，全縣建檔立卡貧困人口11155戶、31997人，貧困發生率較高。為支持脫貧，中國證監會派駐掛職幹部到汾西縣，支持涉及貧困生資助、教育建設、農產品消費、健康扶貧、產業扶貧等各個方面。

武山縣位於甘肅省東南部，面積2011平方公里，總人口48萬。1993年被列為國家重點扶持貧困縣，2015年末尚有貧困人口5.9萬人。自2013對該縣進行定點幫扶以來，深交所支持形成“深銀通”、“深農惠”等面向企業和農戶的創新型貸款產品，支持脫貧攻堅。

隰縣是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隸屬山西省臨汾市，總人口10.6萬人。2015年隰縣財政總收入僅為1.4億元。中國證券業協會自2013年開始在隰縣開展為期8年的定點扶貧，2年以來投入扶貧資金600多萬元。

延長縣位於陜西北部，是大陸第一口油井誕生地。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自2013年起對延長縣開展定點幫扶，三年多來累計投入扶貧資金800余萬元。

在證監會的安排下，從2013年起，上海期貨交易所與安徽省太湖縣結對開展定點幫扶，共投入資金960萬元，同時開展資本市場和法制專項領域幫扶，對接主板、新三版儲備企業開展掛牌輔導工作，支持太湖縣優質企業利用資本市場加快發展。

宿松位於安徽省西南部，上交所自2013年起實施定點扶貧，幫扶項目聚焦金融扶貧和產業扶貧，支持實體經濟。

桐柏縣位於淮河之源，是革命老區、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國家生態功能區。鄭州商品交易所自2013年以來實施定點扶貧，累計投資839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