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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電價很高,讓人民叫苦連天?《今周刊》深入德國家庭,發現民眾不曾抱怨電價高,反而發展出一套套省電、發電系統,全民一起參與綠能革命。 德國不但透過立法將節能植入每個家庭,更催生「超額發電屋」,讓人民可以靠發電賺進退休金! 撰文‧楊卓翰 積極開發再生能源的德國,電價雖然貴,卻也是全國省電的動力,讓德國人探索每個省電、發電的可能。《今周刊》採訪團隊來到德國南方佛萊堡︵Freiburg︶,深入全球第一個實現「超額發電屋」的太陽能聚落。 這個十年前蓋成的聚落,一百二十戶的屋頂整片都是光電板,再加上節能設備,讓全年的發電量超越用電量,所以整個聚落就是一個大型的發電廠,除了可以自給自足電能,還能提供給聚落外電力。這就是「Plus House」(超額發電屋)概念。 超額發電屋 不只省電還賣電波娃.艾莉婕︵Bahwa Alidze︶一家四口搬進太陽能聚落已經十年,而十年來,他們平均一個月的電費不到五十歐元︵約新台幣一千七百元︶。德國一度電價約為八元新台幣,在歐 洲是第二高。德國和台灣剛好相反,用電量最大的時節是嚴寒的冬天。而波娃的暖氣就是用電加熱,但在德國昂貴的電價下,電費怎麼可以如此便宜? 「祕訣就在這套節能氣密窗。我們冬天的暖氣是自動間歇性開啟,一天只開三、四個小時,因為溫度在室內根本不會降下來。」波娃為我們展示她的節能窗── 這套有二層玻璃的窗戶,中間夾著一層真空。因此節能窗在關上後,可以完全與外界隔絕,不只是聲音,連溫度都是。 「其實室內冷暖氣,有三分之一會從窗戶隙縫流掉。從窗戶下手,絕對是節電的第一步。」在太陽能屋外,陽光建築公司︵SolarArchitektur︶主任托比斯為我們做說明。托比斯的建築公司在德國以建造綠建築聞名,太陽能聚落就是出自托比斯的團隊之手。 立法要求將節能變成全國標準節能窗完全不會流失熱能,因此室內溫度經常過高。嫌太熱的波娃還得安裝間歇性的暖氣控制器,因為窗外零下的氣溫,他們一家卻常 常「熱到流汗」。而在夏天,雙層窗戶也能節能。波娃的百葉窗裝在窗戶外,在大太陽時遮陽之餘,太陽光照射不會造成冷房負荷。但不開窗如何通風?太陽能屋的 通風口安裝在牆壁裡,讓通風管經過一排鐵片調節溫度,讓室溫更宜人。 超額發電屋裡,主要的電力從傳統能源變成替代能源── 太陽能。 波娃的熱水器在白天先透過太陽能加熱,並存在大型的儲水槽,足夠一家四口使用一整晚。若是沒有太陽的陰天,就切換利用一般電源加熱。「傳統的電力在這裡是 『替代能源』,而我們的主要能源,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自然資源。」波娃說:「我們和陽光一起生活!」別小看這一點小小的改變,「光是這套設施,就能 節省四○%的暖氣用電量。」托比斯說。「節能窗戶成本雖然貴,但是省電效果相當好,照一般家庭的冷暖氣電量,大概五到八年,就能把裝置費給賺回來。」這些 設備,在十年前由太陽能聚落實現,現在已經普及到每一個家庭。托比斯就說:「在德國,節能窗戶已經是建築物必備的設備之一。」德國一九七六年實施《建築節 能法》,要求新建築物必須做隔熱,違反此法律者罰款五萬馬克。二○○二年更通過《新版建築節能法》,所有新建築物都必須有「節能證書」才能動工。「舉例來 說,十年前還沒人聽過雙層玻璃真空的節能窗,不過現在德國已經買不到傳統單層玻璃的窗戶了,市場上還出現三層的『超級節能』窗戶。」托比斯說。 「我們電價或許高,但是省電就是省錢。」在德國,不但用隨手關燈這類觀念教育全民,守法的德國更從︽建築法︾下手,將房屋省電變成全國的標準,「不省電,就會被罰錢。」 三十年老宅大變身 也難怪德國電價雖高,但是德國家庭的民生用電量卻是先進國家最低,更比台灣人硬是少了三○%,每人每年平均耗電量︵不包括工業用電︶約達一千四百度電;而台灣平均則是每人每年一千八百度,人均用電量更超過日本、韓國,是亞洲第一高。 這代表,台灣每個人比起德國人多花八百元新台幣的電費,聽起來不多,但以台灣二千三百萬人計算,台灣光是民生用電,每年就多用了九十二億度電,等於核一廠一整年的發電量。 「一度電只要二元新台幣(約五分歐元)?(若以所得差異計算電價差距,德國實質電價約貴台灣二.二倍)如果我們的電價也那麼低,那我們也沒必要大費周章來 省電啦!」聽到台灣如此便宜的電價,托比斯猛搖頭,感到不可思議。「難怪台灣的再生能源無法發展、人民用電量降不下來!」而政府總是呼籲民眾節能省電,但 這麼多好用的節能裝置,在台灣十分新奇,為什麼? 這是一個簡單算術:在電費相對便宜的台灣,花在節能上的回收更難。也難怪當雙層真空的節能窗戶已在德國普及,而台灣依舊不流行。 但是,要當超額發電屋其實一點都不難,就算三十年的老房子也能藉由各種手段大變身。住在佛萊堡近郊的馬丁(Martin Schoenberger)一家住的房子雖然老舊,但超額發電屋的變身,不但讓馬丁一家超省電,更為他們賺進大把鈔票。 當馬丁在報紙上看到家庭裝設太陽能板的銀行特惠貸款,他決定要來發電賺錢。「申請過程很簡單,幾個月就能完成。」這也是德國推動再生能源的成果。「銀行非 常歡迎這種個人的小額貸款,我投資的時間算晚了,他們本來還有零頭期款的優惠!」馬丁說,他幫屋頂架設上三萬六千歐元(約台幣一百三十萬)的太陽能板,可 以申請到一萬多歐元的三.九%低利率貸款,還款時間長達二十年。 為了打造節能屋,馬丁也將窗戶換上雙層玻璃,外牆漆上隔熱漆,讓暖氣不外流。而安裝這些設施,也都有節能貸款專案,總額最高可達五萬歐元。「只要是節能,你都可以找到一大堆融資專案。」馬丁說。 如今,馬丁整棟房子和哥哥共有三個家庭,電費一個月總額約二百歐元,但他們使用太陽能板,一個月就能賺進四百歐元(約一萬四千元新台幣)。 ○六年架設太陽能板的馬丁,可以用一度將近台幣二十元的電價賣回給輸電公司,而且德國《再生能源法》保證馬丁二十年內,每個月賺的錢一毛都不會少。馬丁預計他的太陽能板在十年後就可以回本,然後再賺十年。 節能發電是最好的投資 有如此誘人的經濟誘因,也難怪德國現在太陽能發電量,有超過一半都是民生發電。而政府也在太陽能技術逐漸成熟後,將固定回購的電價逐年下砍,再加上中國廠商的低價競爭,讓德國太陽能製造商大喊吃不消。 不過,身為全球最大的太陽能市場,面對中國競爭者,得利的,還是德國消費者。馬丁就說,「我這套太陽能板,今天如果用中國製造的,只需要一萬八千元歐元, 足足是一半價格。」「節能和發電,是我這六年來做過最好的投資。」投資過好萊塢電影和貨運的馬丁說。「現在價錢便宜,我打算多蓋幾座太陽能板,二十年的報 酬現金流,當退休金剛剛好。」馬丁最近考慮將屋內的暖氣換成新的節能型,可以省下更多的用電成本。「因為自己省越多,就賺越多!」德國的省電意識如此普 遍,節電設計更是五花八門,因為他們讓德國高電價變成前進的動能。台灣在電價漲價以及核電安全威脅下,應該花更多心思去探尋節電、發電的各種可能,別讓台 灣的用電量再「奪冠」,並增加再生能源發電比率,才能像德國一樣廢核,遠離核災陰影。 |
本帖最後由 優格 於 2015-2-17 09:36 編輯 再論零利率是長期趨勢:從債務負擔看利率趨勢 作者:姜超 ![]() 14年我們報告提出零利率是未來長期趨勢。我們是從人口周期與要素報酬兩方面來加以證明,本次專題我們將從各國債務杠桿與利率走勢來分析,再次從長周期角度佐證我們14年給出的零利率的判斷。 大國經濟興衰更替。Bridgewater 掌門人Dalio從過去600年各國經濟興衰中發現大國經濟運行周期,1820年左右中國和印度經濟處於繁榮期,1850年到20世紀初大英帝國興起,20世紀中葉美國成為複興接棒者,而到1980年左右中國和印度崛起,占世界經濟份額不斷增大。 國家典型進化周期要經歷5個階段,可能要超過100年。因為人的天性相同,必然會產生負債增長率超過收入增長,收入增長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債務杠桿呈現一定的周期變化,政府負債率最後均趨於上升。 經濟去杠桿往往伴隨政府加杠桿。日本非政府部門去杠桿從90年開始,目前政府杠桿率達到200%以上,國債收益率一路下行至1%以下,德國家庭部門從98年開始去杠桿,和金融和非金融部門去杠桿緊隨其後,目前德國政府的杠桿率已經接近90%,德國國債收益率也一路下行至0.5%以下。08年後美國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開始進入加速去杠桿階段,唯一加杠桿是政府部門。伴隨著政府加杠桿,美國基準利率也降至最低,國債收益率一路下行。 政府杠桿率與利率負相關關系可解釋為:政府債務率上升的時刻往往是對沖私人部門去杠桿的時刻,這一時刻伴隨著經濟下行,貨幣寬松,降低利率一來可以刺激需求,二來可以降低債務負擔,使得債務水平增速不至於導致償付現金流大量增加,防止系統性風險。 中國經濟去杠桿、政府加杠桿。2001年中國加入WTO,非金融企業明顯加杠桿,2004-2008年杠桿有所回落,2008年末開始對抗危機再次加杠桿,造成產能嚴重過剩,從14年開始,制造業和地產行業開始加速去杠桿,表現為投資增速開始下滑,政府部門為抵禦經濟下滑在14年上半年加杠桿,在下半年維持杠桿。從中央和地方項目投資增速看,主要加杠桿的部門是中央部門,而地方部門加杠桿並沒有特別積極。 零利率或也是長期趨勢。隨著人口紅利拐點到來,地產行業爆發式增長已經一去不複返,未來若幹年地產投資增速可能維持在較低的水平,而制造業去杠桿才剛剛開始,為防止經濟系統性風險,政府加杠桿或成為未來幾年的主旋律。而從各國經驗來看,伴隨著政府加杠桿,貨幣寬松將是必須選項,國債收益率也將一路下行。 一、Dalio闡釋世界經濟格局變化 Dalio從過去600年各國經濟興衰中發現大國經濟運行周期,1820年左右中國和印度經濟處於繁榮期,1850年到20世紀初大英帝國興起,20世紀中葉美國成為複興接棒者,而到1980年左右中國和印度崛起,占世界經濟份額不斷增大。 第一、1820年,中國和印度曾經是世界最大經濟體, 因為過度負債以及社會意識的腐朽頹廢,他們在世界GDP中的比重開始下降。 第二、從1850年到20世紀初,英國和其他新興的西歐國家成為世界的主宰力量,工業革命兩次生產率大提高對英國的新興起了加速作用。 第三、從1914-1950年,英國依然對其他西歐國家保持優勢,但開始落後於新興的美國。主因:1)歐洲國家之間的相互競爭導致了兩場戰爭,使得他們陷入經濟停滯和負債累累。 2)“富裕歐洲”不斷產生的意識形態的頹廢。 第四、20世紀中期開始,美國得益於二戰美國成為世界的主要經濟體,英國開始衰弱。美國保持了世界經濟主導地位,但世界經濟中的比重緩慢下降。1950-1970年日本和德國複興,1970-1980年“新興市場國家” 、拉丁美洲、“亞洲四小龍”複興。1980至今中國和印度受益於改革開放,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成為複興的接棒者。 國家典型進化周期要經歷5個階段,這一周期進化非常緩慢,可能要超過100年,因為人的天性相同,必然會產生負債增長率超過收入增長,收入增長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的過程。 第一階段,早期發展中國家—國家是很貧窮的,而這些國家也承認自己很窮。表現為人民收益微薄,不借貸,並通過生產低附加值產品不斷積累財富,超過消費所需,進行儲蓄和投資。這類國家貨幣和資本市場不成熟,通常匯率與貿易相關國儲備貨幣掛鉤,政府願意低估本國貨幣,也願意增加儲備和存款。這些國家需要多久從這個階段進化到下一個階段主要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文化以及他們的個人能力。 第二階段,晚期發展中國家—國家正在迅速致富,但是這些國家依然認為自己很窮。這階段儲蓄和投資飛快上升,收入和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很難出現通脹問題,債務處於健康狀態。然而最終他們會過渡到債務增速快於收入,而收入增速快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如果快速增長的收入導致人們加速消費那些沒有辦法通過勞動生產率提高來增加供應量的許多產品,通貨膨脹就會上升。 從這個階段向下一階段演化的通常信號是:a)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無法滿足快速增長的收入以及消費動力產生的加速上升的通貨膨脹b)負債的增長明顯超過收入的增長c)過渡投資d)收支順差(財政盈余)。 第三階段,早期發達國家—國家已經富裕,這些國家也認為自己很富裕。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世界最高水平,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開始對他們以前在基礎設施,資本利得及研發上的投入產生回報。主流心理的改變主要因為沒有經歷過苦難日子的新生的一代開始替代那些經歷過苦難的一代。思維模式改變的一些信號從減少的工作小時數,以及大量在奢侈品上的花費反映出來。 在這個階段以及向下一個階段過渡的國家會成為很大的進口國家。 第四階段,後期發達國家—國家已經變得貧窮,但是這些國家依然認為自己富裕。這是一個提高杠桿的階段--例如,債務相對於收入不斷上升直到無法維持。這種提高杠桿背後的心理變化來源於,早先那些經歷過第一,第二階段的人已經去世,和高杠桿相關的人要麽習慣於過衣食無憂的生活,要麽就不用為沒有錢而擔心。在基礎設施,資本利得以及研發上的有效投資的減少將放慢他們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腳步。和處於前兩個階段的國家相比,他們的城市和基礎設施顯得陳舊和沒有效率。資產負債表頭寸的惡化反映了他們競爭能力的減弱。增加杠桿的螺旋上升過程不斷持續直到泡沫破裂。所有大小的國家都能夠經歷這個階段,但大型國家經歷這個階段的時候,帝國往往開始走下坡路。 第五階段,這些國家會非常典型地經歷去杠桿化和經濟下降。泡沫破裂以後,但去杠桿化開始的時候,私人負債增長,私人部門的花費,資產價值,資產凈值下降並以一個負循環的方式自我加強。作為補償,政府負債增長,政府赤字,中央銀行“印錢”通常會增加。用這個辦法,他們的中央銀行和中央政府可以降低實際利率,增加名義GDP增長率使其在名義利率之上,這樣可以減輕債務負擔。這些低實際利率的結果,會使貨幣走弱,經濟情況變糟糕。 二、發達國家走在政府猛加杠桿路上 日本非政府部門去杠桿從90年開始,目前政府杠桿率達到200%以上,國債收益率一路下行至1%以下,各類寬松政策除了把政府杠桿推到天上,把利率拍死在地板上,對經濟作用有限。 從德國各部門杠桿情況看,家庭部門從98年開始去杠桿,和金融和非金融部門去杠桿緊隨其後,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加杠桿,德國政府的杠桿率已經接近90%,德國國債收益率也一路下行至0.5%以下。 08年後美國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開始進入加速去杠桿階段,唯一加杠桿是政府部門。 伴隨著政府加杠桿,美國基準利率也降至最低,國債收益率一路下行。這一現象可解釋為:政府債務率上升的時刻往往是對沖私人部門去杠桿的時刻,這一時刻伴隨著經濟下行,貨幣寬松,降低利率一來可以刺激需求,二來可以降低債務負擔,使得債務水平增速不至於導致償付現金流大量增加,防止系統性風險。放眼看去,大部分發達國家目前都走向了零利率,這意味著,政府降利率這個手段已經運用到了極致。 三、中國政府進入加杠桿行列 從中國目前各部門的杠桿情況看,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最高,這與中國企業間接融資為主的結構有關,高杠桿的企業大部分集中在國有企業,國企隱性政府信用擔保優勢令其更受銀行的青睞。 2001年中國加入WTO,非金融企業明顯加杠桿,2004-2008年杠桿有所回落,2008年末開始對抗危機再次加杠桿,造成產能嚴重過剩,直到2014年企業負債仍在上升,未來面臨較大的去杠桿壓力。 從14年開始,制造業和地產行業開始加速去杠桿,表現為投資增速開始下滑,政府部門為抵禦經濟下滑在14年上半年加杠桿,在下半年維持杠桿。從中央和地方項目投資增速看,主要加杠桿的部門是中央部門,而地方部門加杠桿並沒有特別積極。 四、零利率或是長期趨勢 隨著人口紅利拐點到來,地產行業爆發式增長已經一去不複返,未來若幹年地產投資增速可能維持在較低的水平,而制造業去杠桿才剛剛開始,為防止經濟系統性風險,政府加杠桿或成為未來幾年的主旋律。而從各國經驗來看,伴隨著政府加杠桿,貨幣寬松將是必須選項,國債收益率也將一路下行。 (來自姜超宏觀債券研究) |
本帖最後由 優格 於 2015-2-17 09:36 編輯 再論零利率是長期趨勢:從債務負擔看利率趨勢 作者:姜超 ![]() 14年我們報告提出零利率是未來長期趨勢。我們是從人口周期與要素報酬兩方面來加以證明,本次專題我們將從各國債務杠桿與利率走勢來分析,再次從長周期角度佐證我們14年給出的零利率的判斷。 大國經濟興衰更替。Bridgewater 掌門人Dalio從過去600年各國經濟興衰中發現大國經濟運行周期,1820年左右中國和印度經濟處於繁榮期,1850年到20世紀初大英帝國興起,20世紀中葉美國成為複興接棒者,而到1980年左右中國和印度崛起,占世界經濟份額不斷增大。 國家典型進化周期要經歷5個階段,可能要超過100年。因為人的天性相同,必然會產生負債增長率超過收入增長,收入增長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債務杠桿呈現一定的周期變化,政府負債率最後均趨於上升。 經濟去杠桿往往伴隨政府加杠桿。日本非政府部門去杠桿從90年開始,目前政府杠桿率達到200%以上,國債收益率一路下行至1%以下,德國家庭部門從98年開始去杠桿,和金融和非金融部門去杠桿緊隨其後,目前德國政府的杠桿率已經接近90%,德國國債收益率也一路下行至0.5%以下。08年後美國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開始進入加速去杠桿階段,唯一加杠桿是政府部門。伴隨著政府加杠桿,美國基準利率也降至最低,國債收益率一路下行。 政府杠桿率與利率負相關關系可解釋為:政府債務率上升的時刻往往是對沖私人部門去杠桿的時刻,這一時刻伴隨著經濟下行,貨幣寬松,降低利率一來可以刺激需求,二來可以降低債務負擔,使得債務水平增速不至於導致償付現金流大量增加,防止系統性風險。 中國經濟去杠桿、政府加杠桿。2001年中國加入WTO,非金融企業明顯加杠桿,2004-2008年杠桿有所回落,2008年末開始對抗危機再次加杠桿,造成產能嚴重過剩,從14年開始,制造業和地產行業開始加速去杠桿,表現為投資增速開始下滑,政府部門為抵禦經濟下滑在14年上半年加杠桿,在下半年維持杠桿。從中央和地方項目投資增速看,主要加杠桿的部門是中央部門,而地方部門加杠桿並沒有特別積極。 零利率或也是長期趨勢。隨著人口紅利拐點到來,地產行業爆發式增長已經一去不複返,未來若幹年地產投資增速可能維持在較低的水平,而制造業去杠桿才剛剛開始,為防止經濟系統性風險,政府加杠桿或成為未來幾年的主旋律。而從各國經驗來看,伴隨著政府加杠桿,貨幣寬松將是必須選項,國債收益率也將一路下行。 一、Dalio闡釋世界經濟格局變化 Dalio從過去600年各國經濟興衰中發現大國經濟運行周期,1820年左右中國和印度經濟處於繁榮期,1850年到20世紀初大英帝國興起,20世紀中葉美國成為複興接棒者,而到1980年左右中國和印度崛起,占世界經濟份額不斷增大。 第一、1820年,中國和印度曾經是世界最大經濟體, 因為過度負債以及社會意識的腐朽頹廢,他們在世界GDP中的比重開始下降。 第二、從1850年到20世紀初,英國和其他新興的西歐國家成為世界的主宰力量,工業革命兩次生產率大提高對英國的新興起了加速作用。 第三、從1914-1950年,英國依然對其他西歐國家保持優勢,但開始落後於新興的美國。主因:1)歐洲國家之間的相互競爭導致了兩場戰爭,使得他們陷入經濟停滯和負債累累。 2)“富裕歐洲”不斷產生的意識形態的頹廢。 第四、20世紀中期開始,美國得益於二戰美國成為世界的主要經濟體,英國開始衰弱。美國保持了世界經濟主導地位,但世界經濟中的比重緩慢下降。1950-1970年日本和德國複興,1970-1980年“新興市場國家” 、拉丁美洲、“亞洲四小龍”複興。1980至今中國和印度受益於改革開放,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成為複興的接棒者。 國家典型進化周期要經歷5個階段,這一周期進化非常緩慢,可能要超過100年,因為人的天性相同,必然會產生負債增長率超過收入增長,收入增長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的過程。 第一階段,早期發展中國家—國家是很貧窮的,而這些國家也承認自己很窮。表現為人民收益微薄,不借貸,並通過生產低附加值產品不斷積累財富,超過消費所需,進行儲蓄和投資。這類國家貨幣和資本市場不成熟,通常匯率與貿易相關國儲備貨幣掛鉤,政府願意低估本國貨幣,也願意增加儲備和存款。這些國家需要多久從這個階段進化到下一個階段主要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文化以及他們的個人能力。 第二階段,晚期發展中國家—國家正在迅速致富,但是這些國家依然認為自己很窮。這階段儲蓄和投資飛快上升,收入和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很難出現通脹問題,債務處於健康狀態。然而最終他們會過渡到債務增速快於收入,而收入增速快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如果快速增長的收入導致人們加速消費那些沒有辦法通過勞動生產率提高來增加供應量的許多產品,通貨膨脹就會上升。 從這個階段向下一階段演化的通常信號是:a)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無法滿足快速增長的收入以及消費動力產生的加速上升的通貨膨脹b)負債的增長明顯超過收入的增長c)過渡投資d)收支順差(財政盈余)。 第三階段,早期發達國家—國家已經富裕,這些國家也認為自己很富裕。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世界最高水平,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開始對他們以前在基礎設施,資本利得及研發上的投入產生回報。主流心理的改變主要因為沒有經歷過苦難日子的新生的一代開始替代那些經歷過苦難的一代。思維模式改變的一些信號從減少的工作小時數,以及大量在奢侈品上的花費反映出來。 在這個階段以及向下一個階段過渡的國家會成為很大的進口國家。 第四階段,後期發達國家—國家已經變得貧窮,但是這些國家依然認為自己富裕。這是一個提高杠桿的階段--例如,債務相對於收入不斷上升直到無法維持。這種提高杠桿背後的心理變化來源於,早先那些經歷過第一,第二階段的人已經去世,和高杠桿相關的人要麽習慣於過衣食無憂的生活,要麽就不用為沒有錢而擔心。在基礎設施,資本利得以及研發上的有效投資的減少將放慢他們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腳步。和處於前兩個階段的國家相比,他們的城市和基礎設施顯得陳舊和沒有效率。資產負債表頭寸的惡化反映了他們競爭能力的減弱。增加杠桿的螺旋上升過程不斷持續直到泡沫破裂。所有大小的國家都能夠經歷這個階段,但大型國家經歷這個階段的時候,帝國往往開始走下坡路。 第五階段,這些國家會非常典型地經歷去杠桿化和經濟下降。泡沫破裂以後,但去杠桿化開始的時候,私人負債增長,私人部門的花費,資產價值,資產凈值下降並以一個負循環的方式自我加強。作為補償,政府負債增長,政府赤字,中央銀行“印錢”通常會增加。用這個辦法,他們的中央銀行和中央政府可以降低實際利率,增加名義GDP增長率使其在名義利率之上,這樣可以減輕債務負擔。這些低實際利率的結果,會使貨幣走弱,經濟情況變糟糕。 二、發達國家走在政府猛加杠桿路上 日本非政府部門去杠桿從90年開始,目前政府杠桿率達到200%以上,國債收益率一路下行至1%以下,各類寬松政策除了把政府杠桿推到天上,把利率拍死在地板上,對經濟作用有限。 從德國各部門杠桿情況看,家庭部門從98年開始去杠桿,和金融和非金融部門去杠桿緊隨其後,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加杠桿,德國政府的杠桿率已經接近90%,德國國債收益率也一路下行至0.5%以下。 08年後美國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開始進入加速去杠桿階段,唯一加杠桿是政府部門。 伴隨著政府加杠桿,美國基準利率也降至最低,國債收益率一路下行。這一現象可解釋為:政府債務率上升的時刻往往是對沖私人部門去杠桿的時刻,這一時刻伴隨著經濟下行,貨幣寬松,降低利率一來可以刺激需求,二來可以降低債務負擔,使得債務水平增速不至於導致償付現金流大量增加,防止系統性風險。放眼看去,大部分發達國家目前都走向了零利率,這意味著,政府降利率這個手段已經運用到了極致。 三、中國政府進入加杠桿行列 從中國目前各部門的杠桿情況看,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最高,這與中國企業間接融資為主的結構有關,高杠桿的企業大部分集中在國有企業,國企隱性政府信用擔保優勢令其更受銀行的青睞。 2001年中國加入WTO,非金融企業明顯加杠桿,2004-2008年杠桿有所回落,2008年末開始對抗危機再次加杠桿,造成產能嚴重過剩,直到2014年企業負債仍在上升,未來面臨較大的去杠桿壓力。 從14年開始,制造業和地產行業開始加速去杠桿,表現為投資增速開始下滑,政府部門為抵禦經濟下滑在14年上半年加杠桿,在下半年維持杠桿。從中央和地方項目投資增速看,主要加杠桿的部門是中央部門,而地方部門加杠桿並沒有特別積極。 四、零利率或是長期趨勢 隨著人口紅利拐點到來,地產行業爆發式增長已經一去不複返,未來若幹年地產投資增速可能維持在較低的水平,而制造業去杠桿才剛剛開始,為防止經濟系統性風險,政府加杠桿或成為未來幾年的主旋律。而從各國經驗來看,伴隨著政府加杠桿,貨幣寬松將是必須選項,國債收益率也將一路下行。 (來自姜超宏觀債券研究) |
2015-07-06 TWM
撰文•楊卓翰
水深火熱的希臘,為年金付出了慘痛代價。然而,台灣並沒有隔岸觀火的資格。因為希臘早年產生的年金病症,早已在台灣發生。是時候把場景拉回台灣了。
按照銓敘部的統計,軍、公、教三類人員退撫基金,去年首度發生不敷支出的情形,虧損金額達三十三億元。其中,軍職人員最早於民國一○○年赤字;教育人員則於去年開始赤字。預計在今年,公務人員收支也面臨一樣的命運:入不敷出。
雖然銓敘部一再安撫民眾,指出基金仍有餘額,短期內沒有破產危機。但是,這一切絕不只是短期現象,基金收益只會越來越少。根據銓敘部的精算報告,最快在民國一○七年,軍人退撫基金就會破產;民國一一五年,輪到教師退撫基金破產;最後是民國一一八年,公務人員基金破產。
有多慘?33億虧損黑洞,26年後滾成兩兆元別小看這個虧損金額,希臘在一九八四年,基金首次出現虧損時,就是因為輕忽年金的財政風險,一直拖到一九九○年代,才開始改革計畫,累積成無法翻身的龐大債務。「台灣的老化速度是不可逆的,退休人數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年金不改革,單冀望提升基金投資效益,那是自己騙自己。」淡江大學保險系副教授郝充仁說。
根據精算報告統計,這個三十三億赤字的小裂縫,在二十六年後就會變成上兆元的財政黑洞。在民國一二○年,退撫基金累計虧損就會比現在惡化一百倍,達到三三二六億元;再過十年,累計虧損更將超過兩兆元,接近台灣去年一年的財政支出。而且,不只是軍公教退撫,對勞工退休金最重要的勞保基金,也會在民國一一六年破產。很快地,台灣的退休金,不論公、私部門,都將會變成政府財政最沉重的負擔,全體納稅人所繳的稅,最大的用處也會是支付退休金。
面對這樣的情況,「年金改革」自然成為過去幾年政府的重要目標之一。但不幸的是,台灣的年金改革,結果多半像希臘一樣無疾而終,不斷空轉。不但如此,在政府退休金不斷加碼的情況下,早已造就了一群龐大的「超高福利族群」。
以一個大學畢業、高考三級、薦任六級的公務員為例,如果他在年資三十年退休,退休前以薦任最高薪資計算,在民國八十四年以前退休與今年退休時,國家保障他能在退休領到的錢,可以說是天差地遠。
誰得利?八十四年以前退休公僕,領最多根據計算,在民國八十四年以前退休時,這名公務人員的優惠存款和月退休金,可以讓他每個月最多領到五萬三七九一元,比照退休前的本俸及專業加給,退休後的實質所得替代率是八三.八八%。
然而,在民國八十四年、退撫新制上路後,退休所得有了快速的成長,這名公務員的退休金,因為同時享有新制的月退金,又有舊制的優惠存款,退休金越來越多,一直到民國九十四年的「一八%」改革之前,達到最高峰八萬○三八七元。
他的實質退休所得替代率(非銓敘部以本俸二倍作為分母的公式)高達一○一.六一%,也就是說,退休後領到的錢,比工作時還多!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民國一○○年改革後,公式中的退休所得替代率設了七五%至九五%的上限,但這其實是以本俸二倍作為分母的計算。然而,一般公務員的專業加給和主管加給,很難超過本俸,造成替代率計算失真。
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名公務員本俸五萬元、加給三.五萬元時,退休後每月若領到八.五萬元退休金。在銓敘部的眼中,他的退休所得替代率是八五%(八.五萬元退休金╱本俸二倍的十萬元),剛好沒有超過現職同職等人員全薪;但若以實質薪資來計算,他的替代率則高達一○○%(八.五萬元退休金╱八.五萬元的實質所得)。
反觀在民國八十四年後進入公職的公務員,早已沒有優惠定存。依銓敘部退休金試算系統,在他於民國一一四年退休時,其實只領得到現值約五萬六千元,其實質退休替代率剩下六七.二三%。也就是說,整個年金的問題,實際上是出現在民國八十四年前進入公職體系,已經退休、或是快要退休,而享有最大福利的「超高福利族群」。
政府在民國一○二年推動的公務人員年金改革計畫,就是為了消除這群即將退休的高福利族群。然而,《今周刊》早已獨家揭露,政府的年金改革消失於無形之中,行政院的年金改革小組,也早已解散。徒勞無功的年金改革,只讓年金亂象繼續延伸,到現在還在發生。
今年一月,台北市警察局信義分局長李德威退休,他的退休年齡是五十四歲。五十四歲就能退休,讓台北市長柯文哲大嘆:「他為什麼有退休資格?!」原來,依照公務人員退休現制,只要年資達三十年,就可以申請退休。任職三十一年的李德威,自然可以合法退休,並且領取全額年金。這並不稀奇,因為根據銓敘部統計,公務人員平均退休年齡是五十五.二歲,比希臘平均五十七歲還要早。
更誇張的是,李德威與同為公務員的妻子轉任私人公司上班,夫妻兩人每個月領到的十八萬元退撫金完全不受影響,原本的退休俸照領不誤。如果以台灣國人餘命八十二歲來計算,政府支付李德威夫妻的退休金,就高達五千多萬元。
推不動?姚嘉文改革一八%,竟遭凍結預算民國八十四年設計退撫新制時,國人平均餘命僅七十一歲,如今,平均餘命已延長近十年,也就是國家也要多負擔李德威十年的退休金。而李氏夫妻只是台灣去年九千四百名退休公務員的其中兩名。
誰來阻止這樣荒謬的亂象?沒有人。當年考試院院長姚嘉文在做「一八%」改革時,就遭到立法院的凍結預算。而他的公務員同事甚至在他的辦公室外設了靈堂,詛咒他早死。就連總統馬英九都在最近接受國外媒體採訪時,說出執政八年最遺憾的,就是沒有完成年金改革。
然而,年金改革將是台灣一條必走的路,不只是公務員,一般勞工也必須面對。除了公務人員的退休基金,勞工的勞保基金也將在民國一一六年破產。時間,絕對不站在我們這邊。
除了提高退休金的提撥率、延長法定退休年齡、設定明確的所得替代率上限,以減少給付等不可避免的強硬手段外,政府實際上有許多配套措施能夠先施行,以減少衝擊,避免像希臘短時間內急砍退休金所造成的社會動盪。
舉例而言,同樣面對少子化的德國,從二○一二年,法定退休年齡已經延長至六十七歲。但德國政府也同時實行「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方案」,讓退休人士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齡前合法退休,但直到法定退休年齡,才開始支領全額的退休金。
也就是說,若政府規定公務人員法定退休年齡是六十歲,原本五十四歲的李德威,仍然可以在年資滿三十年時自願退休,但是直到六年之後,他才能開始領全額的月退金。依照德國的制度,雖然在法定退休年齡之前,每早一個月申請退休,領到的月退會減少○.三%(一年減少三.六%),但在延後支領期間,若被保險人不幸早故,遺孀仍有領取年金資格。合情合理,讓德國人民心甘情願地延後退休。
怎麼改?澳洲公僕退休若受雇,不能領退休金澳洲政府的作法也值得學習:在一九九○年及二○○五年,澳洲陸續進行兩次退休金制度改革,九○年代,公務員退休金採用對國家財政負擔較重的「確定給付制」,○五年後則改為不會造成財政負擔的「確定提撥制」。而對於適用確定給付制的退休公務員,政府特別規定,若退休後重新受雇於企業或政府,則退休金將暫停給付。換言之,若在澳洲,李德威夫婦將暫無退休俸可領。
看到希臘的慘痛教訓,我們不能再無動於衷。事實上,根據《今周刊》的獨家民調(見《調查篇》),台灣人民雖然擔憂台灣「希臘化」,但是對於年金改革的態度,我們展現了更成熟的態度,包括軍公教人員在內的受訪民眾,都願意晚退、少領。民氣可用之下,下一任的新政府是否有決心扭轉台灣的命運?
從退休金美夢中驚醒
當政府給你的是實現不了的美夢,你選擇現在醒來,還是在國家破產前夕醒來?
軍公教破產危機迫在眉睫 —— 近5年軍公教收支結餘軍人 首見赤字,
估107年破產
教師(公立學校)
首見赤字,
估115年破產
公務人員
估118年破產
資料來源:
基金管理會102年基金會報
台灣公務員年金歷史
第一階段 ∼84年
退撫舊制
靠18%撐起退休金
第二階段 85∼94年
退撫新制
所得替代率一路飆高
第三階段 95∼100年
18%改革後
替代率降低
第四階段 101年∼75改85制
替代率平穩
但仍偏高
民國94年
實質退休所得
替代率101%,
退休領的比
工作時還多
民國104年
實質退休所得
替代率88%,
仍高於國際
說明: 1. 公務員案例:一般公務員,大學畢業,高考三級,薦任六級,年資30年時退休,退休時本俸為職等九級頂薪,優存最高總數為36個基數。
2. 實質退休所得替代率:分子為月退休金+優惠存款;分母不是銓敘部假設之本俸2倍,而是依各年政府公布之實領薪水上限(本俸+專業加給+主管加給)資料來源:銓敘部退休金試算系統 整理:張佳婷
數億中國人如何養老,是世界關註的難題。圖為電影《桃姐》劇照。 (東方IC/圖)
當海峽這邊的大陸正在為超過10%的老年人養老問題發愁的時候,海峽對岸似乎已經找到了解決的辦法。
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在困境中激發潛能,開發養老產業中的商機也是第十三屆“遠見高峰會”的重要議題。
事實上,臺灣地區人口老化速度堪稱世界之最。今年臺灣老年人口超過12%,且目前還以每年1%的速度增長。而大陸方面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大陸65歲及以上老人占比已接近10%,到2030年,這個數字將提高到18.2%,這意味著大約每5個人就要贍養一位老人。
臺灣“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邱淑媞提出了一種應對老齡化的思路。她表示,老年人決不是社會負擔,並不一定總需要政府撥款、機構照看。國際醫學界曾經以70歲老人為研究對象,發現身體愈健康,活得愈久,需要政府和慈善機構投入的資金愈少;住養老院者活得最短,卻花得最多。所以首先要破除這種負擔論的迷思。她把和養老相關的產業貢獻稱為“銀色GDP”。在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的現實面前,銀色GDP就是企業家的機會。
在臺灣天晟醫院董事長張育美看來,創造銀色商機可從45到65歲的熟年開始,以2014年數據來看,這一群體創造了1.3萬億新臺幣的產值(約合2250億人民幣)。而針對65—85歲的初老期,則可開發保養、醫美相關產業;85歲以後的老人則需要長期看護,發展醫療養老同樣大有可為。
“進入老年化時代,醫療投資是一項長期行為,不能立刻獲得回報,但投資人始終要有布局的眼光。” 龍騰資本創始人及管理合夥人楊小雯表示,努力發展移動醫療,也有助於服務老年化社會。
近日,“新東方家庭教育高峰論壇”在北京再次召開。在論壇上,有專家表示,未來的教育體系中,政府將不再是教育經費的主要來源,家庭要擔負一個人一生成長的47%的教育經費。
家庭作為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站和整個教育系統中的重要一環,越來越被社會和家庭所關註。但新的時代家庭教育也面臨著新的難題。
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談到,現在不管是社會還是家庭,都缺乏對於如何讓孩子接受真正的人的教育,包括道德規範、行為規範。中國在市場化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負面作用,使中國商業發展缺少誠信體系。“這種誠信體系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導致家庭教育的迷茫,因為家長不知道怎麽去教育孩子。”
家庭教育,作為大教育的組成部分之一,是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基礎,又是學校教育的補充和延伸。而近年來,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缺乏良好的合作機制,出現了相互分離,甚至對立矛盾的現象。如何加強學校與家庭之間的聯系與合作,已經成為了當前教育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整合家庭、學校、社會三方教育資源更是發展的趨勢。
中國家長與教師合作委員會(CPTA)理事長趙剛在論壇上指出,經過三十年的改革與發展,中國從一個制造大國走向創造大國,中國的發展方式也從過度依賴自然資源轉向更多地依靠人力資源、人的智慧和人的素質。社會的發展和教育的變遷要求我們必須思考未來的人才培養模式,創新教育和教育創新將成為教育家們唯一的核心詞和永恒的主題。另外,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專業資質、公司認證不斷挑戰著傳統的學校文憑,鋼筋水泥架構的學校模式逐漸走向黃昏,教師的角色也被轉換,而且政府不再是教育經費的主要來源,家庭要擔負一個人一生成長的47%的教育經費。
趙剛認為,未來的人要從對教師和學校的依賴轉向對家庭的依賴,因為家庭知識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資源。人類未來的教育趨勢是強制化、標準化的學校教育與自由化、個性化的家庭教育的有效結合。
此外,針對當下火熱的二胎問題,俞敏洪談到,雖然目前有很多聲音在強調養育二孩的經濟成本很高,但據其了解,通常第二胎的養育成本要比第一胎少三分之二。
根據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與《今周刊》合作,進行「退休規劃投資態度調查」中發現,多數人贊同在國際潮流趨勢下,勞退新制應開放自主選擇投資標的,讓收入更多元是關鍵。 今年三十五歲,在科技公司上班的李任青(化名),除了參加勞保、勞退新制外,月薪五萬元的他,每個月還會透過勞退新制的「勞工自願提繳」機制,把自己六%的薪水(約三千元)提撥到退休金帳戶裡。 自提六% 未來退休更添保障 經常加班到半夜的李任青,對於退休理財既沒時間、也沒多餘的心力研究,「剛進公司時,會計突然提醒,問我要不要自提。」李任青說,雖然只知道自提是要「自己提撥一部分的薪水存退休金」,其他意義一概不知,但就這樣,他還是加入了只有少數人的「勞退自提俱樂部」。 他也萬萬沒想到,這個小動作,讓他在勞保瀕臨破產、人心惶惶之時,心中比別人多了一份安心。 目前政府提供的勞工退休金制度,除了屬於社會保險的「勞工保險」(簡稱勞保),尚有第二層退休金保障,稱為「勞工退休金」。在新制勞工退休金中,除了雇主強制提撥六%的薪水,勞工還可以自主性提撥一%至六%進入個人退休帳戶。 簡言之,對大部分人而言,若沒有自行準備退休金,光靠政府的退休制度,主要來源僅包含強制繳交的勞保及雇主提撥的六%勞退金。根據行政院年金改革小組計算,一般勞工的「退休所得替代率」(退休金收入占原本收入的比率)只有五成左右(勞保三成、勞退二成)。 不過,對於三十歲進入職場時,就開始自提六%退休金的李任青,按照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的精算,假設工作三十五年、每年退休金報酬率三%,在他退休時,退休替代率比沒有自提的人增加一七%。因此,他可以有近七成的退休替代率。 「而且,後來我才發現,提撥金額不納入所得稅計算,所以一年少繳近五千元的綜所稅,發票要中多少張才能賺到啊!」李任青笑著說,「我自己也沒去想退休理財該怎麼辦,只是先走一小步,心裡也比較踏實。」 乏人問津 報酬率太低是關鍵 而這正是政府設計員工自主提撥時所期盼的效應,只是像李任青這樣採取行動的人,少之又少。 根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統計顯示,全台超過六百萬採用勞退新制的勞工中,僅三十八萬人選擇自主提撥勞退金,人數只占勞退制度中的六%。 既可免稅又有保證收益,為何乏人問津?為了找答案,《今周刊》與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合作,委託「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民意與市場調查研究中心」針對全國一○七○位民眾,進行獨家「退休規劃投資態度調查」。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台灣人對自己的退休財務,可說人心惶惶。在年金制度搖搖欲墜之際,已有近八成民眾深知「勞保破產」危機將在二十年內爆發,五成民眾沒有信心能在退休前準備足夠的退休金。而這次的調查也卻顯示,八成四民眾深信勞保加上雇主自提部分的勞退,無法滿足心中退休金的目標金額。這樣的結果,更暗示勞工自主提撥勞工退休金的重要性。 但根據本次調查,高達近八成的受訪者未提撥,而原因相當分散,包括認為政府投資收益太差、希望自己做投資理財、覺得薪資太低不夠用,甚至有四分之一的人不知道可以提撥。 如何增加勞工自提的誘因,讓更多民眾為自己的退休做好準備?開放「勞工自選平台」,將會是有效彌補目前勞工退休金制度不足之困境。 政大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教授、金管會前主委王儷玲就指出:「未來的年金制度不能單靠第一層的社會保險,一定得靠確定提撥制的職業年金、鼓勵民眾自提,透過商業保險彌補政府制度上的不足。」同時,她也指出,現在的自主提撥雖然好處多,包括自願提繳的金額可從每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全數減除,享有稅負遞延優惠;且該金額存入退休金專戶後,享有兩年期定存利率收益保證。但是,「主要先進國家都已經開放更多選項,讓勞工可以依照自己的風險偏好選擇更安全,或是更高報酬的商品。台灣這一步,走得比較慢,對一般民眾的誘因自然更低。」王儷玲說。 開放自選 對年輕人更有吸引力 觀察今年四月通膨率就能發現,在通膨率一.?八八%之下,對照目前國內銀行所提供兩年期定存利率僅在一.?一%上下,就讓人驚覺退休金所提供的保證收益仍不敵通膨幅度。其實目前全球許多國家的勞工退休金都已交由勞工自己投資管理,例如美國四○一K、香港強積金等。 在國際潮流趨勢下,這次調查也發現,其實高達六成六受訪者也贊同勞退新制中,保留政府管理的保證收益基金外,多出一種選擇,開放勞工自主選擇投資標的。 而觀察勞工自選投資標的觀念在各年齡層中接受度,以年輕族群最為普遍。十五到三十九歲族群中,贊成比率高達七成,贊成比率隨著年齡增長而下降。可見勞工自主投資對年輕人來說,更有吸引力。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副總經理邱良弼指出:「社會保險是基本需求,應該要用像現在勞保這樣的確定給付制;而企業年金可選擇穩健型、自選可選更積極型的投資方式,以不同的投資效果互相支持。 相反的,如果三個綁在一起,像社會年金與企業年金綁在一起,績效不是大好就是大壞。」而當利率走低,政府操作基金的績效又趨於保守的狀況下,情況絕對不是大好。邱良弼認為:「今天我們勞退可說是單一基金,對年輕人來講並不公平,雖然現在是保本,但現在利率越來越低,有保等於沒保。」呼應邱良弼的觀察,本次調查也發現,年輕人不但贊同開放勞工自選平台,且超過七成七年輕人表示,如果該平台開放,將願意在「自負盈虧」的情況下,投資其他不保證收益的投資標的。這樣的贊同比率遠高過其他年齡群,其中六十歲以上族群贊同率僅四成四。 面對不同世代如此懸殊的投資偏好,退休基金協會理事長李瑞珠也指出:「三十歲和六十歲的人,本來就擔負不一樣的風險。若勞退自提開放自選,民眾就可以衡量自身風險承受力,選擇他要的產品,透過時間複利,差距就會很大。」「年輕人現在根本沒有累積太多金額,(政府如果開放自選平台)這的確是一個機會。」一一一一人力銀行副總李大華觀察現在職場上的年輕人認為:「首先,基金經理人能經過政府評選,已經過第一關,比在外面投資風險低。」 不可或缺 讓決定權回歸勞工 雖然政府規畫多年,但勞退新制開放勞退自選投資草案,卻在去年九月被行政院打了回票。部分立委質疑,開放勞退自選是「讓勞工用血汗錢去賭」、甚至是「官商勾結」。 對此,王儷玲指出:「金融機構在建立平台時,要花相當大的成本。而且在政府平台上操作,手續費等成本都會比市場上便宜,我們還怕他們賠錢不想做呢!」邱良弼也指出:「其實,開放自選,今天是給勞工多一個選擇,你可以自己決定提撥多少、要用什麼方式投資,決定權不在金融單位,而是在勞工自己本身。」事實上,私立學校的教職員退撫,目前就是採用自選平台的方式,老師可以自由選擇保守、穩健、積極型三種不同基金。以去年的報酬率來說,分別為一.七七%、三.九八%與三.九八%;而勞退僅有負○.○九三%、勞保負○.五五%,私校退撫的表現讓人眼睛一亮。 參與調查民眾也透露,如果目前立即開放該平台,將有超過六成六的民眾將願意主動提撥退休金,可見退休金自選開放的急切性與必要性。 新政府上任,年金改革成為民眾最期待的政策,如何在永續制度下,又能保障民眾的退休收入?開放自選平台,讓收入更多元,將會成為關鍵。 撰文 / 黃家慧、楊卓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