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聞大佬系列】Elon Musk要比你想象的牛得多!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399

1971年,Elon Musk出生於南非Pretoria。
1983年,年僅12歲的Musk成功的以500美元的價格出售了他編寫的一部電子遊戲代碼。遊戲的背景是浩瀚的宇宙。
1992年,Musk就讀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商科和物理。隨後,Musk來到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但是,在僅僅入學兩天後,Musk就退學了。
1999年,Musk將其第一間公司ZIP2出售給了康柏電腦公司(Compaq),售價3.41億美元外加期權。
同年,Musk創立了X.COM,而X.COM最終發展為了今天的PayPal。Musk當時將X.COM出售給EBAY的價格為15億美元。
Musk和妻子有一對雙胞胎和一個三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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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Musk創立了SpaceX。SpaceX的目標是建造一艘用於商業太空旅行的航天飛機。
當鋼鐵俠重回銀幕時,Tony Stark以Musk為原型。Musk可謂是名副其實的“鋼鐵俠”。
2003年,特斯拉成立。Musk為特斯拉的聯合創始人。金融危機時,Musk幾乎失去特斯拉和SpaceX。
Musk的野心包括在火星建立殖民地。他還計劃創造超回路列車(Hyperloop Train)。這種列車將能讓你在30分鐘內從舊金山抵達洛杉磯。(舊金山與洛杉磯之間距離640公里,搭乘飛機將需要約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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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J首次同場探討網絡安全:要比黑客更善於合作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5/1104/152640.shtml
導讀 : 萬物互聯時代,沒有任何一家企業能夠獨善其身,在這個環境下,“協同作戰,共同建設網絡安全”成了大家一致的想法。
i黑馬訊(宮盈)11月4日消息,在首屆中國網絡安全領袖峰會上,騰訊、百度、阿里、京東四家首次就“網絡安全”話題坐在了一起,探討了網絡安全的現狀和未來發展方向。騰訊公司副總裁馬斌、阿里巴巴安全部副總裁杜躍進、百度安全實驗室負責人韋韜、京東集團首席技術顧問翁誌和啟明星辰首席戰略官潘柱廷參加了此次圓桌會議的討論。
萬物互聯時代,沒有任何一家企業能夠獨善其身,蘋果iOS系統也在前不久爆發了Xcode問題,導致數億果粉擔驚受怕。在這個環境下,“協同作戰,共同建設網絡安全”成了大家一致的想法。
而且,黑客進步的速度總是超乎想象。他們表示,雖然各大廠商都更加開放了,但是相比於“黑產”的進步依然有很大差距,呼籲要像黑色產業者那樣合作,安全企業不能只看到眼前利益,而應該打開企業的邊界。
以下為圓桌會議內容,i黑馬有刪減:
安全要靠生態
杜躍進:現在很多人基本上都認可安全是要靠生態的,任何一個單一環節,任何一個單一的組織其實都沒有辦法來解決安全的問題,所以說生態是抓的非常的好。
韋韜:我們從很早開始就意識到安全很大程度上是生態的問題,整個安全不是一時一刻的,而是整個產業鏈安全問題。“黑產”由於有可觀的黑色利益驅動,他們可以快速的變化,有極強的生命力,這個是非常可怕的現象,大家一起要合作對抗這個侵襲。
潘柱廷:現在單靠任何一個單個廠商,不管你多大,都很難去左右整個安全的態勢,必須要跟很多其他的廠商在一起。由於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我們在看待產業整個新的生態的時候,看企業之間的生態關系的同時,也會看個體,特別是這樣的一個技術群體和智庫群體在產業當中所產生特殊的作用。所以從生態的角度,從產業生態的角度,我們看自己的企業,往小了看個人的能力,往上看整個國際上大的產業環境融合的發展。
翁誌:大家知道互聯網和傳統行業互相共同融合,互相滲透,大數據的發展,雲計算的普及,人們生活當中產生的數據越來越多,背後的安全問題也是非常的關鍵。我們2012年的美國運營商做了一個調查,在2014年有多達8萬家的公司被黑,絕大多數世界互聯網、世界500強公司都重標,涉及的國家有60多個,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狀況。對於中國來說這個問題尤其嚴重。這需要大家共同來努力來凈化我們的互聯網。
要像“黑產”一樣善於合作
潘柱廷:比如說黑產業,這個是具有合作精神的一個,那我們作為一個陽光產業,不能只看到企業之中的這個經濟利益的要求,而要看到我們要打開企業的邊界,在對威脅的這種觀察上,在人才的培養的提升上,在資源的分享和共享上,特別是數據資源和計算資源的共享上,我們是可以合作的。
馬斌:中國中醫講了一個最重要的論點,就是上醫治未病,結果導向。發生任何的泄露,包括攻擊,包括黑產業,這些其實都是結果導向,我們立刻去做,但是最高還是能做好預防,所以我們在這一點上,一方面看到互聯網成為經濟體,以及跟我們各個的行業全部融合,已經把業態上升到這麽高級別的情況下,我們原來安全的能力,技術到產品到整個解決的方案,都要從最開始的源頭來抓,如何做好威脅的檢測,包括態勢的感知,這些是我們這些企業能做的,現在連黑產、灰產都可以做到分享,何況我們這些企業,互聯網經濟體的時代下幫助更多的企業做好安全防護的防範,這些是我們應該做好的。
翁誌:與黑產做鬥爭是我們生活當中的一部分,像現在電商當中有一個單打獨鬥的形態,大家有這種帳戶互通的方式,一旦有安全問題絕對不是一家的問題,而是一個產業鏈的問題,會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會一起來做。
杜躍進:這個開放的生態雖然大的公司做了很多,但是我覺得現在還是非常不夠的,因為很多事情是跨界在相互的影響,比如黑產整合的挺好的,為什麽整合的很好,因為他充分利用到我們這邊互相不通的特點,比如說在淘寶上他要想搞詐騙的話,他就要用到其他的交互平臺,就可以逃過我們的檢測,那我們搞一點社會性的話語系統的話,他要想辦法找到另外一家平臺,如果說這些之間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來,或者是不夠深入的話,就在給他們提供這樣的一個機會,因此我的建議就是我們這樣的企業應該有一個更高的一個格局-客戶第一。
韋韜:現在有非常多的挑戰,我們雖然每家都開放不少,但是整體上離黑產的進步有很大的區別,光靠一定的指標每天分享多少僵硬的數據,並不是能消滅黑產旺盛的生命力,他們可以很高速的變化。在具體操作過程當中我們也嘗試和各家一起來分享這些,但是有很多的數據,要不然技術影響數據要不然客戶影響數據,如何能夠限制他,阻止他們帶來更加的嚴重災害,還有很多的挑戰。
馬斌:其實我們本身的連接不夠,黑產因為利益會更好的發展,但是對於我們來講,在雲端的聯合還好一點,在管道內特別是端的這一層,很多能力還沒有完全的釋放出來。其實在連接上我們自己不光要有開放的心態還要有行動,你看在端這一側,我們也想到運營商,他們壓力也非常的大,因為老百姓不知道是誰,都會以為是運營商的問題,他們也是受害者,所以我們如何構建這樣的一個聯合的生態體系,不同的雲管端上都可以做好布防。
潘柱廷:一個系統、一個體系並不會因為你出事或者是不出事判斷你到底是不是安全,而是說出了問題出了漏洞能夠及時的修補和解決。
翁誌:一個公司的技術安全技術的能力是取決於他管理層對安全事情的認可度,如果你公司非常重視安全對於公司的重要性的話,他安全就可以有一個很大的提升。
潘柱廷: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話說起來很負面,但是其實你應該反過來說,只要把各方面的利益找到了,連接在一起,這樣的合作是一種持續,那其實我們如果是要考慮聯盟的話,不要試圖把一些公司聯合在一起,而要把這些企業這些機構的追求聯系在一起。
比如人才教育或者是人才培養、人才選拔這個不是短期可以見效的,比如說我們一個企業去資助一個人才培養計劃,你會期望馬上下一個季度就能產生效益,當年產生效益是不可能的,比如說在大學里面培養人才,需要6年到8年的時間,但是我們在產業中間我們必須有一個戰略的眼光去做這個才可以培養。
網絡安全要上升到公司最高層面
杜躍進:在未來的所謂的網絡安全真的是要到業務的層面,我們要從業務的角度來做安全,我們要從你要保護的企業,從他們的角度來做安全,而不能停留在過去只做了一半,漏洞怎麽樣這個系統怎麽樣。
韋韜:美國這些大銀行或者是大的中小商他們非常非常鼓勵這種創新,非常願意去嘗試新的技術新的產品,而在國內這方面這種趨勢還是非常明顯的,就是我們這種大的行業可以把這些安全的措施放出來,推動整個市場,能夠使整個創新的力量可以爆發出來。
潘柱廷:我的建議是為你的企業做一個諸葛亮,簡單的說就是為你的機構確定一個CSO這樣的一個角色,首先先轉變角色,這個角色可能是CEO來兼,可能是CTO來兼,或者是單獨設立一個首席安全官,或者是有懂業務的首席風險官來兼,總之你要有這樣的一個角色。
馬斌:未來隨著這個新技術新材料新的產品的出現,都會有新的安全的形式,我們是要抓住從創新的角度來講,抓住這個關鍵點。一定要把安全上升到公司的最高層面,風險的管控是這個公司最重要的意義,他不僅僅是產物,還有數據安全還有業務的安全。
希望我們回歸到原點,不忘初心,做安全的初心,從互聯網最簡單的信息的入口開始,到現在互聯網+的大勢下,我們的安全的業態發生了轉移,從信息的安全到泛安全的這個形態下,任何一個企業不能獨善其身,所以從人才的培養、產業的融合,到開放的這個生態,用我們務實的行動共同為整個國家的信息安全、企業的信息安全,為所有用戶的信息安全共同努力。
美國金融史學者約翰·戈登: 人類在“跳出框框思考”上要比機器好得多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7787

某數據中心機房,提供雲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服務。(新華社記者 金良快/圖)
人工智能會不會最終替代分析師、交易員們成為華爾街的主要勞動力?人工智能概念崛起的幕後推手是誰?揭示了怎樣的資本邏輯?
南方周末記者近日專訪了美國知名金融史學者約翰·戈登(John Steele Gordon)。戈登出生於1944年,從事美國金融史研究已有40余年,著有《偉大的博弈》、《美國國債的興衰史》等書。戈登家族是地道“華爾街家族”,其祖父和外祖父均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簡稱紐交所)經紀人。
他在《偉大的博弈》一書中提到,無論是早期股票自動報價器和海底電纜對股票交易的推動,或是通信衛星技術對交易成本的減低,又或是“全球外匯實時報價系統”幫助實現了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在華爾街的發展史中,科技一直扮演著助推的角色。
從計算機、到互聯網、再到人工智能,相似故事在華爾街不斷重演。在戈登看來,人工智能“走紅”,背後折射出的是資本與科技兩股力量的相互影響和緊密合作。
“後臺”的危機
資本為何如此看好人工智能?戈登將這形容為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技術力量能夠幫助華爾街擴大市場規模,資本的投資反過來助長了技術進步。
戈登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這種合作模式誕生於一場“危機”。
“計算機受到華爾街的重視是在1960年代後期。當時投資交易量的劇增造成了交易所和經紀公司的‘後臺危機’(back office crisis),交易所文員根本來不及處理股票上漲產生的交易文件。”戈登說。
1960年代之前,證券交易依舊依靠喊話與紙筆完成。證券的買單和賣單指令都是通過電話傳遞至大廳的交易員,再由他們記錄後交由經紀人去執行,交易價格則標註在自動報價機吐出的紙帶上。
伴隨交易量劇增,交易廳內的自動報價機始終“源源不斷”地吐出紙帶,交易員根本無法確認最終的交易價格,交易失敗的情況時有發生。
“比如買賣雙方在成交的股票和時間上存在分歧,買方認為他是在前一天買了100股,賣方則認為是在後一天(因為延遲),交易就失敗了。在華爾街,交易失敗要付出非常昂貴的代價。”戈登解釋。
為了保證會員能夠即時完成各種後臺工作,交易所不得不大幅度縮短每日的交易時間。之後為了應對不斷溢出的交易數據,紐交所更是在1968年開始“每周三閉市”的決定,以便核算當周交易數據。然而此舉無疑於“飲鳩止渴”,不但影響了交易量和利潤,長期限制交易還會導致市場畸形。
此時華爾街從業者們將目光投向了計算機。雖然當時的計算機技術還未完全成熟,但計算機相比人力在儲存和算力上的優勢已經凸顯,能夠將大量的交易數據進行儲存、提取,並在很短的時間內計算出最新的交易數據。
華爾街驚奇地發現,計算機帶來的好處還不止這些,除了能夠確保交易數據無誤外,計算機還能解決交易量受限的問題。
由於計算機可以幫助交易所存儲更多的動態報價,使得交易中的頻繁換手變為可能,相當於市場承載了更多的交易量,股票買賣變得更為自由。
體量更大了,意味著市場的“蛋糕”更大了。“從那以後,計算機就變得越來越重要。”戈登表示。此後計算機取代了自動報價機,並逐步在銀行、保險和經紀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後臺投入使用。
成就“矽谷”
戈登回憶,一些股票經紀公司為了解決當時的後臺危機問題,開始在計算機技術上進行了大量投資。而這正是華爾街歷史上第一次資本對新興技術行業的集體風投。
1971年,英特爾公司推出了第一款微處理器,將計算機微縮到了矽片上。此後這種新型計算機被金融行業迅速而廣泛地應用,交易員們幾乎人手一臺微型電腦。
該產品問世10年後,就將華爾街徹底改頭換面。交易所內不再是井然有序、空曠的空間,取而代之是巨大的顯示屏堆積如山。交易員們不僅能在屏幕上找到各種交易數據,還能與全世界各地交易商辦公室的同行們一同分享交易信息。
華爾街的投資獲得了回報。自此,紐約取代英國正式成為了全球一體化資本市場的中心。
嗅覺靈敏的華爾街又想到,既然科技公司這麽有潛力,為何不為其建立一個交易市場?資本的前瞻性再一次體現,納斯達克的誕生宣告了美國進入了以互聯網為首的新經濟時代,資本和科技的關系進入了更為緊密的時代。
納斯達克一經推出就受到資本的追捧。數據顯示,僅一年之內,納斯達克的交易量就超過了彼時美國第二大證券交易所美國證券交易所,其交易量也超過了所有地區性證券交易所交易量總和。
在資本的幫助下,科技公司大量投入對互聯網的研究,使得這一技術快速走向成熟,成為改變全球經濟格局和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力量。
隨後的幾十年內,納斯達克成就了微軟、蘋果、思科、甲骨文、雅虎、谷歌、亞馬遜等等幾乎所有的科技類知名企業,因此也被譽為“矽谷”的搖籃。
和20年前計算機時代的情況相似,互聯網進一步打破了交易的限制,讓實時交易、全球交易變得可行。投資者只要有少量本金、一臺電腦、一根上網線就可以自由交易, “即時交易者”也由此產生。
戈登形容,這些即時交易者往往會在一天內完成當日的股票買賣,有的甚至每日買賣多達上千次。
在他看來,這一時期科技和資本的結合進入了一種更深層次的合作,使得資本與技術間的相互依賴性更強。而這種合作機制幫助美國進入了一個相對較長的擴張期,並且引領了20世界最後30年新經濟的發展。
新技術對華爾街的影響究竟是好是壞?戈登始終對此表示樂觀,“就像計算機能讓華爾街的交易更加高效、更準確,除了需要一段時間將新技術整合到系統中外,我想不到新技術會產生任何大的缺陷。”
AI會是下一個嗎?
故事仍在重複:計算機、互聯網,下一個改變華爾街的會是人工智能嗎?人工智能又會對資本市場帶來怎樣的改變?
一個直觀的變化是,如果十年前到紐交所大廳,會看到上千個電子屏幕,交易員忙碌身影川流不息,幾乎沒有一塊能讓人站立的區域。
如今在自動化交易和人工智能被廣泛利用後,交易所和證券公司交易員的數量大幅下降, “你都可以看到紐交所的辦公樓層都減少了。”戈登形容。
他認為,上述擔憂正在變為現實,“很多人肯定都在擔心人工智能會讓他們失業。譬如證券分析就是一項機械性的工作,分析師收集信息、分析塔然後找到趨勢,我相信人工智能可以在這方面做得更多。”
其實,金融行業正向這些人工智能領域“最聰明的腦袋”招手。
2017年5月,原微軟人工智能首席科學家鄧力宣布從微軟離職,加入對沖基金公司Citadel擔任首席人工智能官。在此幾天前,人工智能專家、原百度公司擔任首席科學家吳恩達宣布籌集一只1.5億美元的風投基金,專註於AI投資。
人工智能是否會替代人類在金融行業的地位?
戈登顯得較為謹慎,“大多數的投資交易將轉向計算機,這是華爾街已經預見到的。但對於投資這件事,客戶還是希望方向盤的面前有個‘活人’在。”
他同時認為,人類距離計算機獨立思考的時代還很遠,這也是人類的優勢所在。“現在世界上最好的象棋和雙陸棋棋手都是計算機程序,但這些遊戲都是封閉的系統。資本主義是真實世界中的一個開放性系統,人類在‘跳出框框思考’上要比機器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