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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产融化蕴含系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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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公司热中的监管之忧

  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之下,国资委鼓励各大央企设立财务公司,强化内部资金管理,使得2009年企业设立财务公司的热情高涨。与国外相比,国内财务 公司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功能定位于集团资金的集中管理;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参股集团内财务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联关系;实际运作中,部分 财务公司还成为集团进军金融行业的投资平台,从而带来了新的运作风险与监管挑战。从股市投资者的角度看,上市公司资金交由集团财务公司统一调配,也容易导 致关联交易和大股东占款问题重燃,这一趋势已日益引起监管层的关注,如何对财务公司的业务边界进行重新规范,值得重视。

  2008年备受金融危机与衍生品亏损困扰的大型央企,在2009年可谓时来运转,信贷倾斜、争当地王、海外扩张等热点不断,作为“共和国长 子”,成为中国经济复苏的最大赢家。与此同时,2009年的央企发展中还有另一条不为人关注的暗线—成立财务公司,这一举措不仅将对央企的资本运作模式带 来深远的影响,也同样关系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

  财务公司风生水起
  由于国内企业普遍存在资本金不 足、资产负债率偏高的问题,国资委一直鼓励央企建立财务公司,以强化内部资金管理。伴随着人们对金融危机的反思,通过设立财务公司增强企业抵御金融风险能 力被进一步强调,以至于2009年,设立财务公司的央企越来越多。当年2月,中国海运集团与旗下中海海盛(600896.SH)、中海集运 (601866.SH)、中海发展(600026.SH)、广州海运合资设立中国海运财务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6月,中外运长航集团宣布将与旗下长航油 运(600087.SH)、外运发展(600270.SH)等6家子公司合资成立中外运长航财务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
在央企的带动下,其他企业 集团也掀起一轮财务公司热。在中国,第一家民企财务公司—万向财务公司于2002 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此后,直到2008 年11 月后,民企财务公司才密集成立,当月,银监会相继批准成立红豆集团、南山集团分别成立全国第二和第三家民营财务公司。到了2009年4月,美的电器 (000527.SZ)公告称,将与美的集团、广东威灵电机设立美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8月,新希望(000876.SZ)公告称,拟与 新希望集团、南方希望、新希望化工及山东六和集团共同设立新希望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9月,紫金矿业(601899.SH)与联华国际信托 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成立的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业,注册资本5亿元。10月,华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村级财务公司。
有 数据显示,仅2009年获批筹建的财务公司已达17家。银监会的资料则显示,截至2008年末,能源电力、航天航空、石油化工、钢铁冶金、机械制造等基础 产业的大型企业几乎都拥有了自己的财务公司。同时,全国83家财务公司(包括4家外资财务公司)掌握的资产总额达到9752亿元(不包括委托资产3722 亿元),负债总额8566亿元,所有者权益1186亿元,资本充足率超过10%的规定标准,不良资产率仅为0.62%(附图)。



2009年以前成立财务公司的83家企业中,90%为国企,民营和外资企业仅占10%左 右,拥有财务公司的央企覆盖了国资委划分的25类行业中的13类。这与财务公司最初作为我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的配套政策有关。从第一家财务公司—东风汽车 工业财务公司1987年成立至今,已有22年,而直到近两年,财务公司才进一步走热,这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无关系。
国资委助推财务公司 热的一大理由,正是危机带来的央企现金流趋紧。根据国资委的数据,央企2008年底的资产负债率达58.43%,到2009年8月,央企的累计利润还在下 滑,偿债能力在减弱。在“保卫资金链”的背景下,鼓励央企建立财务公司、完善集团资金集中管理系统,被列入了国资委的2009年央企工作重点。各地方国资 委则进入了具体部署阶段,2009年10月,湖北国资委提出,争取辖下企业两年内全部实现资金集中管理。
与此相配套,财务公司的进入门槛近年 也在降低。2004年7月,银监会修订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新办法”),降低了中国人民银行2000年颁布的旧管理办法确定的财务公司设立 标准,如将原来并表核算的成员单位总资产不低于80亿元降为50亿元;将“连续三年每年总营业收入不低于60亿元”改为“连续两年每年营业收入不低于40 亿元”;同时将母公司的成立期限由3年放宽至两年。但此后不久,银监会又出台了《申请设立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操作规程指引》,将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作为设立 财务公司的必要条件,导致政策收紧。2007年,银监会取消这一规定,降低了财务公司设立的难度。
2009年10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了 《境内企业内部成员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境内企业通过内部财务公司对内部成员开展外汇存贷款、境内外汇划转等业务,无须再经外汇局核准。长久以 来,由于外汇管制的存在,国内企业难以实现跨币种或者跨国资金调剂的局面得以改观。至此,国内财务公司的资金集中管理已基本扫除政策障碍。在方方面面的政 策扶持下,经历了曲折成长的中国财务公司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挑战银行信贷
  央企财务公司的大发展,首先对银行信贷业务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与财务公司的定位息 息相关。
在中国,财务公司的功能经过了几番调整,其中,中国人民银行于2000年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旧办法”)将财务公 司定位于“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及产品销售提供金融服务,以中长期金融业务为主”,同时规定其可以“吸收成员单位3个月以上定期存 款”。2004年公布的银监会新办法则对财务公司的功能进行了明确定位:“以加强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企业集团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为企业集团成员 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对比来看,新办法将财务公司基本定位为集团的资金结算中心和资金管理中心。银监会明确表示,对财务公司的考核应首先立足于为集团 节约和减少成本;其次才是风险调剂后自身的资产回报率。
在资金集中管理为主的定位下,各财务公司纷纷将集团成员单位的多余头寸集中起来,构建 现金池,在集团内部有偿调剂使用,以降低集团及子公司的财务成本、内部交易成本和融资成本。值得关注的是,2009年9月,财务公司已成为仅次于四大商业 银行的信贷投放主体,来自财务公司的新增贷款总额已从当年8月的近228亿元大幅跃升到约870亿元,占当月金融机构信贷总量的比例从8月的约5.6%上 升至近17%。
央企一般是银行放贷的大户,央企普遍设立财务公司,使得一些银行开始担心这些企业对自己的依赖度降低。同时,一些财务公司往往 给予子公司的存贷款以优惠利率,更增强其相对银行的竞争力。如根据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公告,其对于集团成员单位的贷款按央行同期基准利率下浮10%执 行。公开资料显示,2003年中远财务公司给集团子公司的存款利率为1.89%,较同期银行存款利率0.72%高出1.12个百分点,并且,子公司向财务 公司贷款还可省下10%的手续费。
当然,商业银行也并非不能从财务公司的设立中受益。财务公司的资金结算与管理等功能的全面实现,仍有赖于合 作银行的支持,2007年即已推出财务公司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的招商银行,已为多家财务公司提供了系统搭建、业务模式设计等服务。同时,财务公司的发展也为 管理软件公司带来了新的机遇。


  央企产融梦的实现载体
  尽管监管机构对财务公司的功能进行了明确的定位,但在实际运作中,越来越 多的大型国企不安于仅仅将财务公司作为资金管理平台,在产融结合的冲动下,众多财务公司开始成为国企的金融股权投资操作平台。
目前参股金融机 构的国企中,既有中石油、国家电网、宝钢等央企,也有安徽出版集团、陕西延长石油集团等地方国企,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企业都通过下属财务公司,出手收购拟上 市国有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权。以国电集团为例,国电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本 13亿元,控股股东为国电集团(35%),国电电力(600795)和长源电力(000966)分别持股20%、15%。截至2008年底,其资产总额为 107.76亿元。今年以来,国电集团逆市扩张,积极布局金融业,不仅和中信信托共同发起设立了中电资产管理公司,还接手了上广电所持的广电日生人寿的股 权,同时在筹备设立一家注册资本金10亿元的财险公司。这一系列操作都在国电财务公司层面展开。以这种模式参股金融业的,还包括中石油、中粮集团、天津港 集团等。
财务公司本身具有产融结合的特征,但国外财务公司的产融结合并无超出集团主业的范畴(附文)。如大众金融服务公司虽然跨足银行、租 赁、保险等多种金融业务,但所有业务都只限于为大众集团的汽车销售提供金融服务。通用金融(GE Capital)作为著名的集团外部附属公司,也并未自由发展,其资产比重超过50%、发展最为迅速的还是为通用电气(GE)子公司提供的设备租赁和消费 信贷业务。从海外的经验看,只有将金融业务与集团的产业背景紧密结合,财务公司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与之对比,中国财务公司产融结合的程度和方向均有“过 界”之嫌。
财务公司作为集团的资金管理平台,如果同时从事金融业的投资,监管机构很难判断企业投资使用的是自有资金还是贷款,这就为企业作弊 开辟了一个新的渠道,同时也使得需要严格监控的金融业务部分脱离监管层的视线。而且,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目前尚处于试点阶段,相关经验与人才仍相当欠缺, 财务公司是否有能力承载各大集团的金融控股梦想,也存在疑问。此外,在金融危机冲击后,投资未来上市预期不减、行业景气度预期不变的金融机构,进行产融结 合,看似抄底的好机会,实则暗藏风险。大型国企每年利润高企的背后,多半靠的是政府投资、行政垄断、银行资金扶持,如果其主业竞争力得不到增强,产融结合 程度又比较高,会酝酿较大风险。
大型国企通过财务公司持有银行、保险、信托等股权,财务公司成为实际意义上的集团的金融控股公司,在一定程度 上背离了监管者对财务公司的功能定位。同时,在中国金融业分业监管、金融控股公司法律体系与监管体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财务公司愈演愈烈的金融投资热,对 监管部门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业务边界急需重新规范。

  值得警惕的关联交易
  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更值得警 惕的是,通过设立财务公司,母公司对旗下上市公司的资金实行集中管理,带来了关联交易的隐患。而且现实中,很多上市公司与母公司旗下的财务公司不只是兄弟 公司的关系,还通过参股集团财务公司,形成了上市公司、财务公司与集团公司之间多重的关联关系。财务公司资产额在国内名列前茅的三大石油公司和国电财务莫 不如此,其中,中石化(600028.SH)持有中石化财务的股份比例更高达49%(附表)。这更使上市公司面临财务和经营的双重风险,为上市公司监管带 来了新的挑战。



中国资本市场设立以来,“关联交易”经常与“隧道挖掘”、“掏空”上市公司相连,一直为投 资者所诟病,也是监管的重中之重。上市公司将资金存放于集团财务公司,不能不使人担心财务公司会不会成为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新手段。2007年4 月,中海油(00883.HK)独立股东就投票否决了该公司董事会将现金存于中海石油财务的提议。2008年10月,中国石油(601857.SH)提高 持续性关联交易额上限的议案,也遭到了个人投资者和H股股东的阻击,最后仅以51:49的微弱优势勉强过关,这是历史上央企在境内股东大会上遇到的最强阻 击行动。
从《公司法》的角度看,上市公司资金存放于财务公司,由集团统一调配,势必使上市公司的资金流动受到财务公司和集团层面强有力的干 涉,确有侵害上市公司独立法人财产权之嫌。与此同时,集团内其他非上市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容易通过统一的资金链条转嫁给上市公司,引发连锁反应,一损俱 损,一荣俱荣。而上市公司若参股集团财务公司,还要承担财务公司经营不善的风险。中国过去就不乏因财务公司倒闭而连累两家上市公司的案例。
2002年12月,华诚财务公司因违规吸收个人和多家集团外企业资金,投资房地产等项目,损失惨重,导致资金链断裂,成为第一家被摘牌的财务公司。华诚财 务与华诚集团的另一核心企业华诚投资相互持股,互为第一大股东,且华诚投资为华诚财务提供了大额的债务担保。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早在2000年11月, 作为岳阳恒立(000622.SZ)第一大股东的华诚投资,就被迫将其持有的3870万股转让给湖南成功集团,成为深市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因承担担保责任 不得不将股权易主的首个案例。华诚财务破产后,华诚投资所持有的华纺股份(600448.SH)8474万股控股权又被法院冻结,直至2009年6月1日 华诚投资申请破产清算乃至今天,这部分控股权花落谁家尚无定论。而华纺股份2002年的报表显示,来自华诚方面的欠款达6360万元。
在类似 案例中,受到最大伤害的,无疑是中小投资者。因此,一直以来,证监会都要求上市公司与母公司实行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结构“五独立”。新形势下上市公 司与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其形式的合法性和违规行为的隐蔽性,日益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关注。2006年12月,深圳证监局发文要求辖区内上市公司自查整 改,其中特别明确相关报告应包括在大股东附属财务公司存款的情况说明。2008年中,各地证券监督机构先后发动了严防“大股东资金占用”反弹的调研,再次 警示上市公司千万别碰“资金占用高压线”,强调“发现一起、检查一起、处理一起”。2009年11月6日,深交所发布《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向各上市公 司征求意见,拟对涉及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信息披露予以规范,其中严格规定“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应专户存储,不得存放于财务公司”、“上市公司 存放于存在关联关系财务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不得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等条款。
事实上,监管部门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据统 计,2009年上半年,39家财务公司净利润合计为37.34亿元,同比下降25.32%。2008年上半年,仅有中国一拖集团财务公司出现531.47 万元的投资亏损,2009年上半年则有中船财务有限公司、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两家出现投资亏损。而且,随着大型国企拓展金融投资业务,以及越来 越多财务公司涉足股市,成为举足轻重的机构投资者,财务公司所面临的风险还可能进一步加剧。
从另一角度看,上市公司参股集团财务公司,固然可 使上市公司更加清楚掌握财务公司的经营状况,从而对其财务和经营风险及时作出应对,然而,在集团控股上市公司和财务公司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对财务公司运作 的话语权受到了较大限制。其次,国内财务公司定位于为集团整体利益服务,并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上市公司参股这样一个公司是否合适,也值得商榷。
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出于扶持国企做大做强的目的,为财务公司大开绿灯,自有其道理;而证监会、交易所作为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对财务公司进行严 密监管,谨慎放行,更具有必要性。尽管由于身份和出发点的不同,相关部门对于财务公司有不同的视角,但对于财务公司而言,如何服从监管要求,妥善处理与上 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问题,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市场以更为惨痛的教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对风险的防范,无疑是其健康发展课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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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财务公司的运作
中国财务公司的设立借鉴了海外的经验,而由于制度背景不同,国内外财务公司在功能定位、发展路径、运作模式等方面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


与中国最初以行政主导的方式批设财务公司不同,海外跨国公司一般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自发地设立财务公司。此外,与国内财务公司以内部结算、资金集中 管理为主要功能不同,国外多数财务公司的功能集中于消费信贷、财务顾问和外部融资等方面。而在中国金融业严格实行分业监管的背景下,这些功能发展缓慢。
从 美国看,财务公司主要集中出现于汽车、机械等制造产业。财务公司设立之初,监管当局就给予其明确的功能定位-主要从事销售、消费金融服务,从而避免与其他 金融机构的功能雷同。其业务主要是向经销商、最终用户提供信贷,信贷方式包括对经销商提供以其库存或应收账款为抵押的贷款,或通过购买生产企业及经销商应 收账款的方式为其融资,对最终用户则提供各种形式的消费信贷和融资租赁。
从运作模式看,海外财务公司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其中包括同样定位于产融结 合模式、但按照与母公司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而划分为内部附属型的福特模式、附属外部型的GE模式,以及定位于国际资金集中管理的西门子模式。


产融结合的两类模式
福特信贷公司、克莱斯勒财务公司(CFC)等集团内部附属型的财务公司,往往在母公司所属的汽车制造业内积极发展消费信 贷,使产品销售环节的效益保留在本集团内,从而拓展母公司的价值链。从全球来看,大众、欧宝、雷诺、宝马、丰田等几乎所有著名车商,都拥有自己的金融服务 体系,通过开发各类金融产品为外部消费者提供便利,促进集团产品的销售。
附属外部型的财务公司如通用电气(GE)旗下的通用金融,也不如人们想象 的那样脱离主业自由发展。1980-2000年间,GE金融的资产额从50亿美元快速成长到3700亿美元,业务遍及42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过程中,发展 最快、占比最重的是与其主业联系密切的业务,即为内部子公司提供设备租赁和消费信贷业务,而与集团没有太大联系的专业融资、中间市场融资等业务,呈逐步下 降趋势。
上述两类企业的运作目标不同,但均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金融业务与公司的产业结合紧密,财务公司配合集团的战略来定位自己的金融运作,以强 化集团的竞争优势。这与中国部分财务公司脱离公司主业的金融投资业务有所不同。
在海外,对于汽车制造等生产最终消费品集团下属的财务公司而言,消 费信贷是其最重要的功能;而在中国,由于政策法规、资金来源、配套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缓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数据,截至 2008年底,国内金融机构发放的汽车消费贷款余额1583亿元中,汽车财务公司余额318亿元,只占20%。而在欧美市场,超过50%的汽车消费信贷由 汽车金融公司提供。


西门子的资金集中管理模式
在中国,由于企业间的金融行为被严格禁止,企业集团在资金的调拨使用上必须通过银行渠道、花费巨额的结算费用,或 通过设立财务公司才能实现,因此,国内的财务公司基本定位于资金管理型。海外大型企业的资金归集一般通过集团内部的资金中心进行,采用财务公司进行国际资 金集中管理模式的企业,可能只有西门子一家。
根据中国财务公司协会的考察,西门子金融服务集团(SFS)定位是西门子集团的国际融资服务提供商, 扮演着企业与银行等外部金融机构的中间人角色。其特点是通过集约管理,把全球附属企业的金融业务进行内部汇总,以实现规模经济。SFS掌管着集团成员在全 球70家银行的2500个账户,业务涵盖25个币种。每发生一笔结算业务,成员单位通过电子系统传达给SFS,划归到指定账户;通过对每种货币的现金集合 管理(现金池),SFS对成员的银行账户资金实现零余额管理;通过层层汇总至地区资金中心,直至最后产生一个全球净流量。如为资金净流入,则将资金拆出或 投放到资本市场;如为资金净流出,则到资本市场融资进行补充。
值得中国财务公司借鉴的是,西门子集团只对控股公司(持股在50%以上)进行资金集 中,SFS由于提供了比银行更优惠的服务,对所有的股东更为有利,因此,尽管西门子也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多个国家交叉上市,并没有小股东借口关联交易问 题对SFS垄断西门子集团的内部金融服务而提出反对意见或者限制要求。

央企 企產 融化 蘊含 系統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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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杠桿率已超警戒線 蘊含重大系統性風險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2/4752075.html

金融杠桿率已超警戒線 蘊含重大系統性風險

一財網 李德尚玉 2016-02-21 21:40:00

目前我國金融杠桿率不斷提高,去年已經超過警戒線,並且至今還在繼續提高,這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吳敬璉警示:金融杠桿率已超警戒線 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警示:目前我國金融杠桿率不斷提高,去年已經超過警戒線,並且至今還在繼續提高,這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也指出,目前我國貨幣增長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在此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將不遠。

貨幣政策沒去杠桿

吳敬璉分析稱,我國現在陷入了一個困境,出現了兩個現象:第一是投資回報遞減。這些年來,每年刺激的力度並沒有減弱,但是效率是不斷衰減,幾乎沒有太大的作用。第二是杠桿率不斷提高。

去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意味著我們從原來主要靠凱恩斯主義式的刺激政策搞增長,轉向提高供給質量、提高發展質量為主的宏觀經濟政策。這是領導決策思路的重要改變。”吳敬璉說,西方經濟學家多次提出,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對於中國的中長期發展來說弊端很大。

現在的貨幣政策究竟是穩健的還是寬松的?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引用數據稱,去年的GDP增長率是6.9%,但是名義增長率只有6.4%,相比起來,M2增長率是13.3%,“整整比GDP增長高了7個百分點。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是寬松的了。”

“今年1月份,貸款投放增長2.5萬億,同比多增了1萬多億,按這個速度,我們的貨幣增長還要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這種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還遠嗎?”

在王小魯看來,實踐已經證明寬松的貨幣政策對解決經濟疲軟是無效的。造成經濟疲軟的主要問題在於結構,如果結構不調整,單靠寬松的貨幣政策來解決增長疲軟的問題,可能會帶來重大風險。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經濟振蕩,因為供給側幾個因素都在減弱,人口紅利消失,增加投資難以為繼,潛在增長率下降。”吳敬璉表示,解決這種震蕩的處方就是通過糾正資源的誤配置、改變結構惡化的狀況和建立兼容的激勵機制來調動積極性,千方百計提高資源的配置效果和宏觀經濟的運行效果。“所謂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運行效率,其實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然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成敗的關鍵是能不能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實現轉型的體制性障礙。”吳敬璉進一步表示,提出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已經20年了,但是直到現在轉型還沒有完全實現。“為什麽進展這麽慢?結論是存在體制性障礙。而如何解決,我認為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發揮市場的有效配置資源、有效激勵機制的作用來實現轉型。”

“對於政府機關和官員來說,最順手的就是老方法,即用行政手段幹預。”吳敬璉對供給側改革可能會走老路表示擔憂。其認為,供給側改革應是體制改革,而現在常常被誤解為“供給側的結構調整”,“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整實際上回到了老辦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調結構。我很擔心,這個辦法恐怕不能取得我們預期的效果”。

保持去杠桿與穩增速的平衡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亊長李揚在會上表示,在現代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經濟廣泛類金融化的情況下,去杠桿將是一個極為緩慢、曲折波動的過程。而降低杠桿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債務增長速度的同時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

李揚認為,核心問題在於去杠桿和保持適當增長速度存在著矛盾。要在兩者間保持某種平衡殊非易事。在經濟增速下趨勢未得扭轉的背景下,保持適當增長速度會成為政府的首選。雖然去杠桿關乎經濟長遠健康發展,但在短期內就會被犧牲。危機持續過程中設定去杠桿的任務,核心的意義在於提醒全社會不能迷失方向,不能過度依賴需求方調控,需要供給側合理安排去杠桿的路線圖。

“還有結構性的問題,期限錯配問題,地方政府資產量很大,但是負債集中在短期,所以期限錯配問題非常突出。”李揚稱,我們需要重視這個問題,不要以為它能很快解決。

編輯:蘇蔓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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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桿率 率已 已超 警戒線 警戒 蘊含 重大 系統性 系統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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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綿城市蘊含超萬億市場商機 謹防“運動式”建設

近年來,我國諸多大中城市頻繁發生嚴重的城市內澇災害,城市的水生態環境引起外界廣泛關註。

在5月9日召開的格蘭富福州2018海綿城市及水生態交流峰會上,國際水務智庫GWI聯合丹麥格蘭富公司聯合發布的《2018中國海綿城市建設白皮書》(下稱《白皮書》)顯示,中國有62%的城市遭受內澇問題的侵害,一到雨季就容易陷入暴雨頻發、內澇橫行的窘境。數據顯示,由洪澇災害造成的經濟和社會損失逐年增加,2016年由於洪澇所帶來的經濟損失高達3640億人民幣,相當於全國GDP的0.5%。

海綿城市蘊含萬億商機

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最快速的城鎮化進程,城鎮化率由2001年的38%提升到2017年的58.52%。《白皮書》指出,在享受城鎮化紅利的同時,城市的水生態環境也暴露出日益嚴重的三大核心挑戰:水汙染、水資源短缺、以及城市內澇災害。傳統的城市建設模式已經很難滿足於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要求。為了系統性解地解決這些生態問題,海綿城市的理念應運而生。

海綿城市是指城市能夠像海綿一樣,在適應環境變化和應對自然災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彈性”,其本質是傳統城鎮化建設方式的升級,實現城鎮化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以解決城市內澇、水資源短缺、水汙染等城市發展面臨的挑戰。

海綿城市示意圖

為有效解決城市內澇、水資源短缺及水汙染嚴重的三大水生態環境挑戰,並實現城鎮與資源環境和諧發展,2015年,我國以試點的方式正式啟動全國性的海綿城市建設。2015年4月,在由財政部、住建部、水利部聯合開展的第一批海綿城市建設試點評審中,根據競爭性評審得分,濟南、武漢、廈門、鶴壁等排名在前的16座城市最終勝出,進入2015年海綿城市建設試點範圍,先行獲得國家財政億元支持,探路海綿城市建設。

次年4月,在經過嚴格的競爭性評審之後,第二批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城市名單公布,北京、上海、天津、福州等14座城市入圍。

根據國家海綿城市建設的指導意見,到2020年,城市建成區20%以上的面積須達到吸收和再利用70%雨水的目標要求;到2030年,城市建設區80%以上的面積達到該目標要求。

國家級試點城市在財政政策上享有中央財政一定三年的專項資金補助,直轄市每年6億元,省會城市每年5億元,其他城市每年4億元,同時對於采用PPP模式達到一定比例的城市,將按上述補助基礎獎勵10%。各省也逐漸設立了省級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如2016年河南省財政擬每年安排2億元支持8個試點城市海綿城市建設,滾動支持3年。

按當前國家海綿城市的建設規劃,業界估計,至2020年,全國658個城市建成區的20%以上面積需要達到設計標準,全國每年投資總額預計將超過4000億元。到2030年,城市建成區80%以上的面積達到目標要求,需要資金約16000億元,這對很多行業企業都意味著巨大的市場機遇。

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劉遂慶對第一財經分析,未來中國海綿城市建設規模將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總量遠超萬億規模,這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建設的重要領域,海綿城市的建設對科技研發、設備制造等領域都有很大推動作用,也是推動中國向質量型發展的重要部分。

格蘭富水泵(上海)有限公司銷售總監張傑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對企業來說,海綿城市建設有很多的商機和業務模式可以去做,“我們會結合自身的技術優勢和產品優勢,看看哪些方面可以做出更大的貢獻,發揮自身的優勢。”

非一朝一夕之功

不過,海綿城市項目資金需求量大,投資回報期長。《白皮書》分析,據估算,每平方公里的海綿城市建設需投資超過1億元人民幣。因此,探索適合海綿城市發展的長期融資機制至關重要,目前中國海綿城市除了政府補助外,缺乏相應的資金來源。

目前,國外在這一方面有探索了不少創新的方式,如哥本哈根施行的“水資源稅”以及柏林所征收的“雨水費”制度,均通過獲得更多的公共收入為海綿城市建設提供了更多的資金支持。

在融資方面,雖然PPP模式在中國大力實施,但是由於很多項目包含無收益性質的環境類服務項目,如河流整治、景觀美化等,導致這些項目除了政府提供的補貼支持之外,並沒有明確的收入回報機制。目前,只有在將經營類項目如新建和改造汙水處理廠包括在內時,PPP模式才能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

劉遂慶說,將來海綿城市建設還是要走向可持續的良性循環的機制,“海綿城市建設既是一個社會活動,也是一個經濟活動,必然帶有經濟效益。我相信它自身的經濟效益能支撐其建設,比如旅遊、房產等方面帶來的效益都很大。”

另一方面,在海綿城市建設中,如何更有“耐心”也很重要。畢竟海綿城市不是短期內就能建成的,即便是試點城市,目前發生內澇也屬正常。

福州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總院副院長林功波說,我國海綿城市建設很有效率,但海綿城市不能當成運動式建設,而更多的是一種理念,是要一輩子貫徹的理念。“所以我們從頂層設計,從城市的規劃、建設、運營等,都要貫徹海綿城市的理念。我最擔心的是把海綿城市當成工程,當成運動,做三五年,頂多十多年就沒了,這就與我們建設的目標相背離。”

海綿 城市 蘊含 萬億 市場 商機 謹防 運動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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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科技中蘊含的市場機會

監管科技(RegTech)是在金融與科技更加緊密結合的背景下,以數據為核心驅動,以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為依托,以更高效的合規和更有效的監管為價值導向的解決方案。在具體表現形態上,監管科技主要有三大分支——運用於監管端的監管科技(Suptech)、運用於金融機構合規端的監管科技(Comptech),以及運用於金融機構內控端的監管科技(Contrtech)。用一個公式表達就是:Regtech=Suptech+Comptech+Contrtech。

根據畢馬威(KPMG)的全球金融科技研究報告,近年監管科技領域投資快速增長,2016~2017年總共獲得9.94 億美元的投資,完成91 筆交易。聯邦金融分析公司(Federal Financial Analytics)認為,全球對監管、合規等的金融科技需求還將繼續擴大,預計2020 年將達到1187 億美元。

互聯網巨頭布局監管科技

在國內,不少互聯網公司也開始布局監管科技。比如,騰訊從2017年9月開始涉足監管科技業務。當年12月,騰訊與北京市金融工作局、深圳市金融辦達成戰略合作,分別聯合開發基於北京和深圳地區的金融安全大數據監管平臺。據了解,目前騰訊已成立專門的監管科技商業化團隊,其監管科技業務已經進入廣東、北京、河北、江西等市場,發展迅速。

此外,不容忽視的是,老牌金融技術服務公司也在持續發力監管科技,從耕耘時間、與監管部門的關系、自身的獨立性等角度上看,它們比互聯網公司更有優勢。最典型的是恒生電子。根據公開信息,恒生電子參與的國家級項目有上海保交所保險資管產品登記交易平臺、上海清算所外匯期權中央對手清算系統、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一號通項目、新三板優先股項目等;省級金融資產交易領域實施的重點項目有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橫琴國際知識產權交易中心等。

對於許多瞄準ToB服務市場、處在從做金融到做科技轉型過程中的金融科技企業來說,監管科技作為一項業務,不是“做不做”的問題,而是具體如何落地的問題,並且是如何以更務實、更可行、更高效的方式落地,從而走向市場的問題。那麽,監管科技的市場機會到底如何,呈現出什麽樣的格局呢?

監管科技的市場格局

第一,中央層面宏觀政策倡導,監管科技將自上而下落地,監管部門技術服務需求巨大;但市場滲透存在壁壘。

2017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印發《中國金融業信息技術“十三五”發展規劃》,提出要加強金融科技(Fintech)和監管科技研究與應用。2017年8月,原銀監會有關負責人表示,要用科技的手段去監管金融科技,撥開現象的迷霧,抓住關鍵制定針對性的策略。2017年底,證監會主席劉士余提出2018 年的四個重點方向,其中一個就是大力推進科技監管,提升監管智能化科技化水平,運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著力提升監管本領。今年5月,由兩院院士、高校學者、企業界專家等組成的證監會科技監管專家咨詢委員會成立,月底正式發布實施《稽查執法科技化建設工作規劃》。

雖然中央金融監管部門對於監管科技有較強需求,但是,由於中央一級國家機關或者全國性的金融監管政治性較強,關系重大,對於技術外包比較謹慎,對於互聯網巨頭公司和有海外資本背景的互聯網公司都比較警惕。加上中央一級金融監管部門一般都設有自己的信息技術部門或下屬企業,有獨立開發監管科技的能力,目前監管科技服務在這一層級滲透不足。但已有來自監管層的學者呼籲通過政府與市場合作的方式發展監管科技。

第二,中央金融監管部門的直屬機構、自律機構、行業協會和地方金融監管需求迫切,是目前監管科技(Suptech)的主要市場,但滲透率仍然一般,競爭剛剛開始。

相比中央金融監管部門,其直屬機構、自律機構、行業協會和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在人才儲備、技術儲備、風險應對等方面要薄弱很多,面對中央對監管科技的倡議和自身監管效能的提升壓力,更有動力選擇與外界合作。今年以來P2P“暴雷”危機更加強化了這一需求。上述騰訊、恒生電子等開展的監管科技服務主要對象就是這些部門和機構。

上海自貿區、雄安金融科技城等國家級項目的具體落地,主要由地方各級政府推進,也同樣面臨科技能力的不足。一些地方政府也在積極嘗試沙盒監管、孵化器、創新中心等監管模式,為開展監管科技業務提供了試點環境。此外,公安的經濟偵查也同樣有類似的技術需求。

這一層級機構眾多,監管業務門類廣泛且不斷在創新,因此市場非常寬闊,且目前尚未形成特別明確的份額格局,競爭剛剛開始。

第三,ToB的企業服務是一個萬億級市場,合規科技(Comptech)是其中重要一環;通過合規科技服務金融機構,不僅能夠拓展業務,而且能夠獲得和鞏固與金融機構的合作夥伴關系。

隨著監管的升級,各類監管處罰也在加重,企業的合規成本越來越高。根據美國經濟發展資源中心Good JobsFirst2016年6月的報告,自2010年以來,24家美國和外國銀行向聯邦政府支付的罰款與和解金額累計超過1600億美元,其中,僅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一家就支付了560億美元,摩根大通也支付了280億美元。我國也是如此。2017年人民銀行作出的行政處罰共計903件(並未全部披露),對金融機構的罰沒金額共計為7980萬元。截至2017年12月底,銀監會系統在官網上公布的、屬於本年度開具的罰單共計2725張,罰款金額總計27.53億元。

除去對被監管機構作為資本市場參與主體行為的處罰,2017年證監系統全年開具的僅針對被監管機構或個人合規性的罰單達到249張(含19張合並處罰機構和個人的罰單),罰沒金額共計5.73億元。據零壹財經·零壹智庫不完全統計,截至2018年6月30日,上半年包括通聯支付、錢袋寶等在內的33家支付機構共收到38張行政處罰,累計罰款金額超過4500萬元。

中興事件更是給中國企業敲響了合規的警鐘,因此作為企業服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合規服務以及更高級的合規科技必將成為一片藍海。通過合規科技,監管科技企業有望成為連接工具,將不同的企業和行業連在一起,成為產業鏈中的重要一環。

第四,內控科技(Contrtech)鮮有人涉及,但擁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所謂內控科技,是在金融機構內部控制的數字化,包括業務管理規定和行政管理規定的數字化執行,比如員工績效管理、考勤管理、流程管控等等。隨著企業發展壯大和業務複雜,內部管理成本和管理效能也是企業狀況很重要的考量。因此,如果能借助科技手段,實現企業內部管理的數字化,對於企業而言也將獲得巨大的利益。

第五,Regtech內涵和外延可以進一步擴展,市場容量和前景也會隨之進一步拓展。

Regtech不僅僅應用在金融行業,還可以擴展到所有涉及監管法的行業,比如醫藥衛生、食品安全、環境監測、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安全生產等方面。所以廣義的監管科技對應下的監管科技產業必將不局限於金融行業,還將向其他行業橫向擴展,其市場潛力是巨大的。另外,監管科技、合規科技、內控科技、風控科技也應該隨之向其高級階段——智能監管、智能合規、智能內控、智能風控升級,廣義的監管科技對應下的監管科技產業也必將深入“智能城市”建設和管理的各個角落和環節,想象空間巨大。

總之,監管科技正在從概念走向市場。支持這一走向的,既有理論上的研究,也有現實的需求,還有實踐的探索。當前的情況是,監管科技在概念認知、範圍界定上尚未取得共識,對於市場分析和競爭狀況的研究則還處於起步階段。監管科技業務的市場化,在總體布局上,要把握好三種需求——監管部門提升監管能力的需求、金融機構降低合規成本的需求,以及金融機構加強內部控制的需求;在具體路徑上,要從入局中央金融監管部門的直屬機構、自律機構、行業協會和地方金融監管的監管科技服務著手,搶占金融機構的合規科技和內控科技市場,同時兼顧中央金融監管和全行業的監管科技需求。此外,還應當註意監管科技的外延擴展,用“Regtech”的理念提升政府數據利用的能力和全社會數據治理的能力。

(作者系京東金融研究院法律與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編:孫維維

監管 科技 蘊含 市場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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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产业:落后蕴含朝阳商机

1 : GS(14)@2010-12-17 13:32:09

http://www.cb.com.cn/1634427/20101216/174218.html

    以北京当前的消费水平,2/3的人都存在着对花卉的需求,根本说来,花卉行业的潜力目前并没有得到释放。因此,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具有投资机会。
               
         
  联合国农林署的统计数据显示,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也是花卉及与之相关产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有数据显示,目前国际花木市场相当活跃,近几年行业产值(包括鲜切花、盆花、盆景、绿化苗木、草皮等)每年都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
  受惠于近30年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我国花卉业发展势头亦十分强劲。有数据显示,近10年来,中国花卉产值年均增长20%以上。很显然,花卉业正成为一项被广泛看好的朝阳产业。
  也许是因此之故,花卉业被不少地方当做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加以大力培育。比如,海南作为我国花卉业大省,早在2007年通过评审的《海南省花卉产业发展规划》确定,海南省花卉产业的中远期目标,即到2010年,全省花卉种植面积达10万亩,年总产值达到15亿元。另据了解,全国已有20多个省份都把花卉作为重点产业或支柱产业,地方政府的花卉建设项目更是呈遍地开花之势。
  目前,中国花卉消费绝大多数是节假日消费、团体消费,日常消费、个人消费尚未成为常态,上海、北京、广州等大中城市则是花卉消费的重点地区。
  广州花卉市场的繁荣发展直接带动产业升级。广州目前已拥有花卉种植面积近10万亩,花卉品种2000多个,花卉年产值20多亿元,占全国的15%以上,这些指标均超过上海、昆明、北京等花卉大市。
  如同中国在奥运赛场上的田径项目一样,花卉产业也从来都不是中国的优势产业,而中国在全球花卉的整个产业链中,也仅扮演了一个“产业加工者”的角色。
  “可以说,中国目前的花卉产业还处于小农经济时代,比较原始和落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花卉产业处处长王春城表示。目前,在花卉种植中,虽然大部分农户已经实现了“大棚种植”,可保证作物不受外界天气影响,但与荷兰的家庭农场相比,无论在规模还是专业化方面,国内的花卉都可以说依然处于初级阶段。
  云南丽都花卉董事长朱应雄认为,“在中国,由于土地承包制的特殊性,农户在种植上一直都是我们通常所见的小农经济,因此在当前的花卉种植中,就体现了全国都是分散布局的现象,而同时这些农民也缺乏相应的技术,虽然中国的花卉行业增长迅速。从世界上来说,中国的花卉产业跟美国、澳大利亚、荷兰相比,差距还很大。
  一般说来,在花卉产业链的上游---花卉种子公司的研发来看,虽然国内已经出现了丽都花卉这种在技术和服务上做文章的公司,但是相对这个巨大的市场来说,显然一家公司的出现并不能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其次,作为花卉产业的中转环节,花卉运输显然更是被人忽视。由于花卉自身特点”保存期“比较短,因此也决定了花卉运输与其他行业相比,在技术和规模上都要求更高。虽然在中国,花卉物流已初步形成,共有花卉物流企业近7000家,但是与欧美相比,国内花卉运输公司依然不能与阿美里尼公司同日而语。可见花卉运输行业无疑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从终端上来说,对于目前想进入花卉销售的公司来说,也同样是存在机遇。”目前,国内还没有出现花卉拍卖市场,因此,从花卉批发领域来说,也是处于一个类似于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市场。“王春城介绍说。
  对于花卉销售渠道的选择,国内单一的花店销售与欧洲包括邮寄目录、电话、互联网等鲜花销售渠道的多元化相比,也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的花卉消费,给了花卉销售企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中国,不仅在各大城市不能见到巨无霸型的花店连锁企业,而且如果想要在北京为上海的朋友在其生日或者婚礼时表达一份心意,这个愿望的实现还将需要继续等待一段时间。在这一终端销售市场上蕴含着巨大价值。
  “以北京当前的消费水平,2/3的人都存在着对花卉的需求,根本说来,花卉行业的潜力目前并没有得到释放。因此,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具有投资机会。”王春城表示。
花卉 產業 落後 蘊含 朝陽 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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