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多次聽到這樣的觀點，中國的資本存量遠不如發達經濟體的水平，因此將不可避免地繼續增加。同時，我們可以繼續依賴努力地建設道路、高樓、機場和其它基建設施——只要看看中國較落後的東部省份已經把大量資金投入到新項目中，就知道這個觀點已經被付之行動。
但我們不得不反問，究竟是高增長導致資本存量的增加，還是相反呢？從另一個角度講，能否肯定地說，如果基礎設施能為市民所用，這些建設遲早都會帶來積極影響的？排除融資負擔不談，我們應該怎麼分別「好投資」和「壞投資」呢？怎麼在短期分辨它們呢？
今年4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Michael Pettis在這個問題上提出了一些見解。簡而言之， 理想情況下，每個國家都應該擁有足夠的資本存量，這有利於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標準。然而，只是建立大量的基礎設施和樓房，是不會使一個國家變「發達的」，也不會使人民享受到發達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其中的原因是被Pettis成為「社會資本」的東西，它包括健全的制度、法律框架、社會信任和其它一些朦朧的概念。幸運的是，Pettis最新的文章給出了關於他所謂的「社會資本」更多詳細的解釋，並舉出了一些歷史例子，以及這些例子與中國可能存在的聯繫：
對我而言，最為明顯的證據是，一個經濟體為了創造可持續的財富，必須做比增加資本存量更多的努力，這是受戰爭洗禮的前發達經濟體得到的經驗。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那些貿易港口，比如說香港和新加坡，以及那些小型而資源豐富的經濟體，比如說科威特和十八世紀的海地，極少貧窮和未發展的經濟體成功從貧窮轉變到富裕。特殊的例子可能只有南韓和台灣，這兩個經濟體都在冷戰期間處於非常有利的環境。然而，「貧窮」但發達的經濟體，比如說一戰以後的比利時和德國，或二戰以後的德國和日本，在國家經歷戰爭的洗禮以後，它們的人均GDP都出現了快速的增長，相對容易地就能從貧窮狀態轉變到富裕的狀態。
我認為，其中的原因是，雖然戰爭可能已經摧毀了這些國家的實體資本，但因為戰爭並沒有摧毀這些國家的社會資本，所以這些國家在戰後有能力以較快的速度可持續地增加投資，它們的人均收入也能持續的上升。對於那些實體資本基礎受到摧毀而變得「貧窮」的發達經濟體來說，為什麼發展這麼容易呢，但為什麼對於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又這麼困難呢？
我能想到的最為合理的原因是，發達經濟體已經存在一套健全的體制，容許它們能充分利用投資，所以，只要它們有能力增加資本存量，它們就可能在短時間裡變得富裕。我認為，一個廣為人知的事實進一步證明了這個觀點——大部分跨國的資本流動（我認為超過90%）都是流入富裕國家的，而不是貧窮的國家。如果富裕國家沒有能力更有效率地吸收新的資本，並比貧窮國家帶來更多的收益，這個事實就完全說不通了。從另一方面講，如果真正重要的是資本飽和率，那麼離資本飽和越遠的國家，在這些國家投資的盈利能力就越高，那麼更多的資本就應該流向貧窮的國家而不是富裕的國家。但明顯這是錯誤的。
那麼，什麼樣的社會體制才是重要的呢？從一個因素考慮，具有明確和強制性法律系統的經濟體，一般都有較高水平的社會資本，因為企業家能更容易地利用經濟條件和基礎建設，建立有盈利能力的業務。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法律體系，那麼商業機會一般會被擁有政治影響力，能在法律體系中佔便宜的實體所壟斷。很明顯，更有實力的實體並不一定更具有經濟效率，而反向的結論可能才是事實——這被Acemoglu和Robinson稱為「可提拔的」精英（實權階級）。
Pettis還解答了一些關於「可提拔的」精英以及權貴資本主義的問題。
有很多社會原因和政治原因去關心被經常稱為權貴資本主義的不同特徵——腐敗、關係、裙帶主義、只給實力強大的內部人士提供信貸、保護國有企業免受高效競爭者的影響等等，但是在這裡更重要的一點是，因為權貴資本主義通過嚴重傾向於獎勵那些玩政治玩得更好的實體，而不是獎勵那些玩經濟玩得更好的實體，這限制了經濟實體充分利用資本存量所能帶來好處的能力，這樣損害了經濟體吸收更高水平資本的能力。對那些具有較強權貴資本主義的國家，投資的目的一般不是最大化生產效率，而是成為了回饋政治的途徑，所以那些更有能力高效利用資本存量的經濟實體，它們的能力被大幅削弱了。
這不是說，權貴資本主義不能帶來增長。很明顯，是能帶來增長的。但我會認為，只有當實權階級的利益能正確地與增長結合在一起，權貴資本主義才能帶來增長。比如說，我會認為在改革的早期階段，特別是在經受多年經濟災難和低投資的經濟體，權貴資本主義是可以伴隨高增長的，因為引導增長的經濟計劃——在資本存量極低的國家中大部分是投資計劃，將能直接使實權階級受益。然而，一旦出現利益的分化，權貴資本主義將不能和高增長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