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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民工荒與貿易戰 Consilient Lollapalo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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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背景下,生產的要素成本都要擺在全球的競爭市場上,唯一不可以的就 是人工成本。外判趨勢必定會引起工作流失,而要求外判國家經濟體去創新及增加高附加值職位去維持增長。

然而,實際上外判的速度之快,那有 足夠的創新職位可以替代?很多國家創新的不是實質產業。即使是美國,在IT行業的產生後,基本上沒有新的大型行業產生,而外判的速度依然維持。歐洲國更尤 甚。我稱這過程為國家產業空洞化。空洞化的結果是繁衍出的是金融地產及消費產業。這些行業後來自我依賴及完成,而同時同歸於盡。這便是產業金融化。未見其 害,先見其利。這一輪全球化加上金融的透支效應讓全球經歷歷史上難見的經濟及金融繁榮。

外判的另一方,是大量的技術勞動人口的輸入。中國 及其他亞洲地區接受了大量的外判技術及經濟效應。龐大的勞動力及相對低成本讓產品價格維持穩定,而產量得以提升。

穩定的政治局勢、全球化 的推進、IT革命的效率提升,讓通脹維持低水平,讓通脹得以維持低位。加上大量金融創新,讓信貸擴張可以為新興國家及全球資本市場提供大量資金,發展迅 速。

貿易->發展->低通脹->資金->貿易->發展

這就是偕大歡喜的全球化了。然而,任何發展都有邊際遞減的趨勢,就 如被拋高的石塊,最終難敵地心吸力一樣。

全球化的進展,需要三大因素支持
1大量低成本的技術人口
2大量低價資源
3 穩定的資金來源

現在的全球化效益,已越來越低了,而帶來的問題卻越來越大。中國及亞洲地產再不能無限量提供廉價技術勞動人才,中國人口紅 利已到尾聲。全球的勞動成本,只能上升了。民工價格就如石油一樣,產能已到極限,未來價格只能上升。

2003-2007年的金融主義發 展,最終也敵不過資源節約所帶來的通脹壓力。雖說利率是較直接的角色,但其實利率只是一個被動的人為虛擬概念,實質卻是資源分配問題主導整個遊戲。

能 源資源節約能引起2003-2007的牛市結束。所謂的次按及全球樓市泡沫只是基於全球化的一個症狀,而全球化及資源制約及國家政治才是病的主體。

通 脹壓力(不是那個數字)問題,正威脅著外判國的產業空洞化及金融化發展,所以她們在這次衝擊首當其衝。消費及金融模式的破壞後,本地失業率及財富大量流 失,引起很大的政治壓力。不少聲音要求保護本土產業,實際上這只是在全球化舞台上的悲鳴。因為,他們的勞動力根本沒有任何價格競爭力。然而,這並不代表他 們不會產生任何影晌,實際上他們加劇了貿易及生產成本,進一步加劇人力資源制約問題。

新興國家的發展,繼續讓資源制約產生壓力。同時,人 口紅利的結束,正讓廉價勞動成本上移,輸出成重大的通脹要素。這將是2010-2020慢慢發生的大概率事件。加上新興國家快速發展所對資源的需求,對全 球化經濟病帶來雙重的通脹要求打擊。

試想,全球資源有限,但要更多人享有更舒適的生活,中間的財富是怎樣產生的呢?新興市場在全球化中的 優勢,就是注定要富起來,但富有國家會同意讓自己佔用更少資源嗎?政治壓力,不容易這方向的發展,最少他們會盡其力量。貿易戰,是理所當然的。

一 個國家的人民有財富,這個國家才算是有財富。人民有資源去享用,才算是真正擁有財富。勞動成本上移,讓人們收入增加,其實是中國人民真正變得富有的機會。 最少,他們更有能力去面對資源制約的問題。

西方國家比較頭痛的是,他們同時面對資源制約及失業問題,又要面對維修空洞化及金融化問題。除 非他們能夠在技術上突破,或受政治壓力而反全球化,否則財富轉移是必然的。(當然,他們還有糧食及科技,甚至軍事上的優勢,可隨時換 Game&Restart)

現在看來,全球化的倡議者及保護者,正產生逆轉。然而,無論結果是怎樣,只是相對的問題,但全球化病 是一個不治之症,最終資源及勞動資源制約是一個必然限制,全球化帶來的實質經濟增長已到達終點了。

如果遊戲繼續,資源、科技、新興市場內 需會一支獨秀,其他都只能是熊市反彈。通脹將為金融市場帶來很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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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与钱祸】逃跑的“炒钱团” 浙江高利贷“跑路”成风 中小企业危险迫近

http://www.infzm.com/content/63368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

炒钱已取代炒房成为浙江人的投资首选,高利贷资金近一半在民间借贷市场来回拆借“空转”

化解高利贷危局,必须要放开投资渠道以疏导资金,同时给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监管

杭州:“世道疯狂”

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不下2000家。近期跑路的庄家,何金认识的已有3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2011年9月10日凌晨,杭州一个小区停车场入口,高利贷业者何金(化名)一行四人冒雨“踩点”。

“现在是最乱的时候。”昏暗路灯下,身着正装的何金踩灭烟头,对南方周末记者喟叹。

何金三十出头,入行3年,运作一只数千万元的“信贷基金”。两天前,基金的一名客户——杭州一家服装企业老板关机“跑路”(即潜逃)了。之前他向基 金借了370万元高利贷,作为银行到期还贷的过桥资金,而4天后此人从银行续贷出500万元便人间蒸发,名下资产早以离婚等安排悄然转移。

报案后公安局刑侦和经侦部门均不接案,答曰:“这种情况属于欺骗,不是诈骗。”按现行法律,该笔贷款利息率超过法定基准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56%)的4倍,合约不受法律保护。

何金面临基金数十名股东的问责,记者9月7日联系采访时,他回复短信,“水深火热、焦头烂额中”。

9日晚上,“线人”报说该客户“前妻”将出现在这家小区,何金等人赶来彻夜守候,但无功而返。

第二天,何金又据线报远赴江苏找人。中秋节3天长假他都在“跨省追捕”中,还是无功而返。

如果这370万元最后追不回来,何金大约要向股东们赔付20万元,“小半年白干了”。

一家银行贴出拒绝高利贷的宣传画。但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与监管不解决,再多的宣传也没有用。 (CFP/图)

但变故却丝毫没影响何金的职业热情。“干了这行之后不会想干别的。”他坦言,因为“来钱太快、太容易了”。

入行的第一单放贷600万元,两个月他挣了7.2万元(月息6%,他提成10%)。他还亲眼见到有人3年前拎着5万元入行,如今身家2000万元; 另一方面,干这行有个最大好处——“不求人”,“无论多大身家的老板,见了我们都是低声下气的。”他说,“这个行业的人都由内而外地自信和强势。”

如此的行业魅力吸引的当然远非何金等人。江浙民间借贷的平均月息已经超过1毛(年化利息率120%),最高的能达到月息100%。在畸高利润的诱惑下,眼下杭州城从事高利贷业务的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地下钱庄等,据何金估计不下2000家。

即使是投资何金基金的投资者,也都集体作出了更冒险的选择——他所在的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两类选择,一类风险相对低收益相对低,另一类风险更高收益更高,但他介绍说,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了后者。

在他看来,放高利贷和赌博是一回事,赌的是借款人的信用。“什么都靠不住,最可靠的是感觉,看面相,印堂发黑的人千万不能借。”何金总结他的经验, “干我们这行,《易经》、风水啥的也要懂点”;其次,忌贪,“借高利贷就像吸毒,借了一次就有第二、第三次,直到被毒死。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摄毒过量之前 切断毒源”。

“火眼金睛”的何金把自己的这次走眼,归咎于“世道疯狂”,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中跑路的,他认识的已有3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放眼全国,今年以来因民间高利贷而起的跑路、暴力追债、自杀等恶性事件在浙江、陕西、郑州、江苏、福建、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都不绝于耳。

温州:多米诺“跑路潮”

周德文说,在“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最发达的“借贷之城”浙江温州,资金链条已异常紧绷。

中秋夜,本报记者获悉,至少有3家温州企业老板因无力偿债而做了“走佬”:洞头县奥米流体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管集体失踪;“泵阀之乡”永嘉县的阿斯泰泵阀公司老板跑路和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现已归案)。

节后的温州,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本地网上论坛“703”中,“老高”(放高利贷的人)跑路、“走佬”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9月14日,记者赶往宝康公司所在的蓝田标准厂房东区2号查看,占地约1000平米的厂房大门紧锁,没有任何标牌显示这家公司的身份。绕道至厂房 后,紧闭的铁皮门上有一行小字“宝康不锈钢管有限公司”。透过门缝,偌大的厂房内除了一堆不锈钢管和设备外空无一人。记者长叩厂办公室铁门,躲进屋内的数 人始终不应答。

坊间传言,董事长吴保忠所欠债务包括2亿元银行贷款、8000万元民间借贷和5000万元承兑汇票。

在此之前,据记者不完全统计,4月以来温州已见诸报端的涉嫌高利贷的“老高”跑路事件已不下10家: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 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均出走,百 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

由于楼市低迷,据估计温州至少有220亿热钱转战民间借贷。 (CFP/图)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在跑路“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会逃的。”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延法告诉记者,有的债权人 有黑社会后台,债务人一跑人身安全就失去了保障,而温州人乡土观念重、好面子,跑路等于自毁后半生的信用,“一般欠个几千万都不会跑”。

但数量级已经改变。数据显示,截至9月8日,“郑珠菊案”自发登记的债主名单已经上升至7页,涉及85人共计8948.62万元,郑珠菊共欠债权人的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

而江南皮革一案,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由中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江南皮革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截至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负债约2.6亿元,其留下的资产总计约为1.7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8741万元,严重资不抵债。

江南皮革欠中国银行、深发展、浙江农合三家银行的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分别为6400多万元、1400多万元和2200多万元。而通过银行借款和办理 应付票据,从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银行借出却又无法确认资金使用情况的,总计达6315万元,其中光大银行达到3000万元。另外,截至5 月31日,其供应商向龙湾区成立的清算组申报债权整理数为8231万余元。

“这只是账面上,最近几个月又有很多债权人登记,没统计在内。”清算组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还不知道黄鹤私底下跟民间借了多少钱。”他认为,江南皮革倒下引起的恐慌导致了民间借贷的资金挤兑效应,“后面发生一系列事件,或多或少跟它有关系”。

最典型的便是8月案发的涉及15亿元的原瓯海区国土资源分局公务员王晓东案,当时王遭到债权人“挤兑”,以“自首”形式向警方寻求庇护,被控于温州龟湖饭店。

王的一位朋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平时为人和善,不赌博、不玩女人,“只爱喝点小酒”。事发前,一位借给他180万元的债权人因银行贷款到期,向其讨要债款。他一直敷衍,债权人警觉后联系数名债权人一起逼债,王为自保,前去警局自首。

还有更多的高利贷业者行踪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债主们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就这样硬挺着,还公开放话:把我逼死了,一分钱也拿不到。”温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天龙集团总裁陈奎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场地震让我想起1985年的温州‘抬会’崩盘。”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近几个月来,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待上门咨询或委托高利贷合同纠纷事宜的客户,“超过2亿元的不少于10个人”。

他所指的当年温州乐清抬会“炸会”(即崩盘),会款发生额达8亿元,参与人数达30万之多,致63人自杀,200余人潜逃,近千人被追债者非法关押、拷打,数万家庭倾家荡产。类似的事件还包括1999年温州平阳水头发生的“会案”,2004年苍南爆发的“矾山连环会案”。


"链接:银行的钱如何转入高利贷?

1.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多数是银行授信。

2.银行和担保公司的“交易”。每季度末,银行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完成“存贷比”指标,下季度初再由对方取出存款。作为交换,银行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

3.银行职员就任民间高利贷公司的股东,甚至直接放贷。

4.通过信用卡办卡公司从银行申请办理大量信用卡,刷卡购物在黑市变现,获得资金进行放贷。

(南方周末记者冯禹丁采访整理)"

錢荒 荒與 與錢 錢禍 逃跑 炒錢 錢團 浙江 高利貸 高利 跑路 成風 中小 企業 危險 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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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收】致命的輪回,這回有什麽不一樣:再議13年錢荒與本輪錢荒的異同

來源: http://www.ikuyu.cn/indexinfo?type=1&id=11185&summary=

【固收】致命的輪回,這回有什麽不一樣:再議13年錢荒與本輪錢荒的異同
satine 轉載自【華創證券 屈慶】
2016-12-14

2013年錢荒與本輪錢荒的相同之處:基本面無憂,多因素制約貨幣政策寬松

第一,基本面無憂,貨幣政策重心從穩增長上出現了轉移。11年-12年,工業增加值同比從15%的平臺下行至10%的平臺,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從25%的平臺下行至20%的平臺,CPI從5%的平臺下行至2%的平臺,PPI從7%的平臺下行至負數,因此貨幣政策的重心放在穩增長上;但從13年開始,工業、投資、CPI、PPI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反彈,基本面趨於穩定,使得貨幣政策重心出現轉移,由寬松向中性偏緊進行了調整,引發了錢荒。



16年同樣如此,經歷了14-15年的持續下滑後,從16年下半年開始,工業增加值開始穩定在6%的平臺上,投資增速也在8%的平臺上出現了企穩;CPI攀上2%的平臺,PPI更是由負轉正。因此,也正是在基本面無憂的前提下,最終導致央行貨幣政策向其他目標出現了轉移,引發了錢荒。



第二,海外出現較大變化,匯率和外匯占款受到較大沖擊。13年5月美聯儲準備逐步退出QE,美元指數和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13年5月均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升,而各個新興國家貨幣匯率也從5月份開始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貶值,直到薩默斯在9月份宣布退出美聯儲主席競選才稍稍喘了一口氣。人民幣當然也未能幸免。我們可以看到,從5月份開始,人民幣即期匯率開始由升轉貶。同時,央行為了穩定匯率,開始利用中間價調控匯率價格,中間價與即期匯率的匯差出現了明顯的縮窄(即即期匯率貶值,中間價保持不動或往升值方向變化)因此,海外市場出現了變化導致外匯占款出現下降,央行為了穩定匯率又沒有及時投放,我們認為這二者是導致13年5月份總量流動性驟然收緊的核心因素。



16年同樣如此,由於川普的政策預期,美國收益率、美元指數從11月開始再次出現飆升,新興國家匯率再次出現大幅貶值,人民幣此次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貶值。但是我們在此前分析人民幣匯率與流動性的關系時曾經指出,對於中國這種外匯儲備較多,央行幹預能力較強的經濟體而言,當人民幣貶值時,對於流動性會造成多大負面影響,主要取決於央行是否及時做了流動性對沖投放,投放的量是否足夠;此外,當央行采取穩定匯率的措施時,一定會造成流動性的緊張。值得註意的是,盡管從11月初人民幣就持續貶值,但似乎從接近11月底的時期,才出現各種穩定匯率預期的做法,同時人民幣匯率也的確遏止住了此前快速的貶值勢頭。

因此,盡管海外市場的沖擊略有區別,但無論是13年錢荒還是本輪錢荒,我們都面臨著因為資本外流和穩定匯率帶來的外匯占款下降,另一方面匯率的壓力也反過來對貨幣政策造成了制約,這一點在兩輪錢荒時的邏輯是一致的。



第三,房地產市場過熱,政府開始調控。從下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無論是13年還是16年,我們都經歷了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的階段,與此同時,房地產銷售數據到達高點,並在政府調控政策下回落。13年我們看到了2月份出臺的“國五條”以及後續各地推出的一輪調控政策,16年我們也看到了所謂“最嚴格的調控”,而同樣,在房地產調控的背景下,也需要貨幣政策適度偏緊來加以配合。



第四,政府引導金融去杠桿。由於2012年“非標準化債權資產”的興起,理財規模出現了大幅增長,為了限制銀行通過理財業務過快信用擴張而忽略實際承擔風險,2013年銀監會發布8號文,對於商業銀行的理財業務,尤其是“非標準化債權資產”的理財業務進行規範化管理,而8號文的頒布為後續的錢荒埋下了伏筆。

同樣,15-16年由於同業理財等業務的興起,理財規模和委外業務再次出現了大幅增長,同樣為了限制銀行,特別是風險管理能力較差的小銀行通過非銀機構過快信用擴張而忽略實際承擔風險,從16年8月份開始,各監管機構均頒布了相應政策加以限制,如銀監會頒布的《理財征求意見稿》和《商業銀行表外業務風險管理指引》;保監會限制萬能險和中短期壽險品種的發行;央行MPA或將把表外理財納入,以及在公開市場鎖短放長加以配合等等。因此,本輪錢荒的爆發也與監管機構引導金融去杠桿,使得各類金融機構風險匹配度更合理不無關系。

2013年錢荒與本輪錢荒的不同之處:基礎貨幣投放成本不同,同業鏈條形式不同

第一,基礎貨幣的投放成本不同。13年基礎貨幣的主要投放方式為外匯占款流入,而16年的主要投放方式為公開市場投放和MLF投放,前者無成本而後者有成本。因此,在13年時,貨幣創造的過程相當於外匯占款流入,央行通過央票等方式收一部分,剩下的作為基礎貨幣投放,並在特殊時點加大公開市場操作過渡。在這個過程中,銀行可以獲得成本極低的資金(外匯占款),因此央行的操作看起來也偏緊,發央票回收過多流動性,鎖長放短。但後來央行開始加大流動性釋放時,資金利率自然就會出現明顯下降。

到了16年,貨幣創造的過程相當於外匯占款流出,央行投放對沖掉,多余的作為基礎貨幣投放。在這個過程中,銀行可以獲得的資金有一定成本,央行可以通過投放資金的期限和利率調節銀行獲得資金的成本,因此央行的操作看起來依然整體偏松,但即使在資金投放足量資金面偏松的時間段,受到成本制約,資金利率也並不便宜,錢多與錢貴的矛盾一致存在。



第二,應對同業鏈條的監管方式略有區別,對銀行資產負債結構和流動性的影響不同。

我們先看2013年,再對銀行表外理財進行監管時,采用的措施是要求理財資金投資非標準化債權資產的余額在任何時點均以理財產品余額的35%與商業銀行上一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總資產的4%之間孰低者為上限。銀行為了應對這一監管,開始用表內資金對接非標,是造成錢荒的重要原因。

大致模式如下:

第一步,A銀行向信托公司買入信托受益權並最終形成企業的信托貸款,A銀行資產端超儲減少,信托受益權(可能計入應付款項類投資)項增加,負債端不變;

第二步,B銀行與A銀行簽訂買入返售協議,B銀行資產端超儲減少,買入返售項增加,負債端不變;A銀行資產端超儲增加,負債端賣出回購項增加;

第三步,C銀行與B銀行簽訂買入返售協議,C銀行資產端超儲減少,買入返售項增加,負債端不變;B銀行資產端超儲增加,負債端賣出回購項增加。

考慮整個銀行體系,超儲從C銀行流向B銀行再流向A銀行最終流向企業形成信托貸款,再考慮銀行之間同業業務的抵消,整個體系資產端有一筆超儲變為信托受益權,負債端不變,並未形成銀行整體的信用擴張,但企業拿到資金後會在銀行體系負債端形成一筆存款,同時在資產端形成超儲和法定存款準備金。

也就是說,在這一模式下,從整體考慮,對於流動性的影響與銀行放貸並無二致,都是銀行從超儲中消耗了一筆準備金,在資產端形成了一筆信貸項目,負債端形成了一筆企業存款,因此在13年這種同業鏈條大行其道時,社融增速不降反升。同時,這種模式的發起者往往是B銀行(或C銀行)發現了一個好的資產,然後才形成了這樣一種同業鏈條。也就是說,這筆信貸項目的產生事實上是與銀行的信用擴張同步發生的,資產決定了銀行負債端的擴張。

但值得註意的是,在這一模式下,以B銀行為例,它承擔的是A銀行所投資項目的現金流不能及時兌現的風險,從而會使得B銀行對C銀行違約,為了避免這一情況,B銀行會主動提高備付金以便在A銀行與其買入返售資產到期時及時償還。在實際中,同業鏈條可能會更長,C銀行左端還可能有D銀行,使得C銀行也主動提高備付。因此,在整個同業鏈條中,經過了一個銀行,就會沈澱一筆資金,使得雖然從總量上來看,只有與信托受益權相對的一筆超儲被消耗,但實際上超儲的占用要高於這一規模,造成了超儲使用效率低下,資金利率居高不下。

反過來,當14年這種同業鏈條因為後續監管被打破時,逆過程出現,超儲從企業回流A銀行回流B銀行最終回流C銀行,我們會看到社融的下降,以及超儲的使用效率提高,對於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影響,但對於資金面卻起到了正面作用。



再來看16年的同業鏈條,大致模式如下:

第一步,C銀行(往往是大行)購買B銀行(往往是中小銀行)的同業理財,C銀行資產端超儲減少,同業理財增加,負債端不變;B銀行表內資產負債表不變,表外資產端現金增加,負債端同業理財增加;

第二步,B銀行委外,表內資產負債表不變,表外資產端現金減少,委外投資增加,負債端不變;A非銀在拿到這筆超儲後,在尚未使用之前,會存放在托管行(往往還是B銀行),造成B銀行表內資產端超儲增加,負債端非銀同業存款增加;

第三步,A非銀開始投資,如購買債券等,假設在一級市場購買了信用債,那麽B銀行表內資產端超儲減少,負債端非銀同業存款減少,企業拿到這筆資金。

考慮整個銀行體系,綜合表內表外,超儲從C銀行流向B銀行再流向A非銀最終流向企業形成,再考慮銀行之間同業業務的抵消,整個體系表內資產端有一筆超儲變為委外投資,同業業務使得負債端首先增加非銀同業存款,資產端超儲回流,在這一步銀行的信用擴張就已經產生;委外資金再投資給企業後,銀行負債端的非銀同業存款轉換為企業存款,同時在資產端形成將一部分超儲轉化為法定存款準備金。

根據上述過程分析,我們會發現,如果社會融資意願並不高的時候,第二步和第三步之間會存在一個時滯,即銀行資產負債表先擴張,實體經濟並未獲得資金。再加上前文提到的基礎貨幣成本偏高等因素,銀行負債端的成本也居高不下,導致資產端不斷尋找能夠覆蓋成本的資產,負債先於資產產生,資產荒隨之而來。

除此之外,由於同業理財和同業存單等業務的發展,使得成本偏低的大銀行不斷將超儲運送到成本更高的小銀行手中,超儲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加劇了資產荒,但也降低了大行在回購市場的資金融出能力,使得資金面不斷發生波動。

反過來,當16年末這種同業鏈條因為監管被打破,且央行回收基礎貨幣進行配合時,B銀行的高杠桿難以為繼,逆過程也隨之出現,超儲從A非銀回流B銀行最終回流C銀行,B銀行同業理財規模下降,又由於期限錯配等原因,超儲從A非銀回流B銀行和C銀行要求超儲從B銀行回流C銀行可能存在時間差,為了應對這一現象,B銀行將會采用兩種措施中的一種:1.阻擋超儲回流C銀行,被迫以更高的成本發行同業理財,造成B銀行負債成本的進一步提升,從而引發局部錢荒爆發;2.加速超儲從A非銀回流,使得A非銀被迫變賣資產,債券價格出現較大調整。



綜合比較上述兩種應對金融去杠桿的情況,由於同業鏈條有所區別,13年在第一次面對監管時采用的是表內資金對接表外資產,使得超儲占用較多,最終導致錢荒的持續發酵和債券市場的調整,14年第二次面對監管時,超儲回流,企業融資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對應著非標融資規模的下降,資金面的寬松和債券市場的走牛;而在16年面對監管時,超儲同樣回流,但對應的是非銀機構拋售債券和銀行提高同業理財成本試圖維系杠桿,最終引發錢荒的間歇性爆發和債券市場的調整。

雖有差異,但殊途同歸

雖然在上文中比較了如今和13年錢荒的不同點,但再深一步,兩點不同本質上亦存在諸多相同之處。

比如,13年是因為有便宜的資金持續流入,央行才顯得更加沈著,持續利用央票回籠資金;而16年是因為本身就不存在便宜的資金持續流入,央行還需要不時投放,顯得沒有13年那麽“絕情”,但從總量上看,16年超儲的絕對水平其實更低,也就是說,如果此時有便宜的資金流入,央行恐怕也會用各種辦法回收,這也就能理解為何央行遲遲不采用降準的方式補充貨幣缺口。

再如,盡管同業鏈條有所不同,但“錢荒”爆發的頂點都是在銀行在盡最大努力試圖維護同業鏈條的時候:13年是在銀行用表內資金對接理財“非標”最猛烈的時候爆發的錢荒;而16年是在銀行試圖以高收益負債維持同業鏈條最猛烈的時候爆發的錢荒。

同時,當市場真的開始解開同業鏈條的時候,都會面臨著同業鏈條最終對應資產的調整,14年鏈條最終被解開,非標規模出現大規模萎縮;16年鏈條正在被解開,非銀機構開始賣出資產。因此,雖然看起來同樣是同業鏈條受到監管,但14年似乎對債券利多而16年似乎對債券利空,但實際上都是因為同業鏈條最終對應的資產受損而導致的,本身並無本質區別。



未來將如何演變?

目前市場更加關心的是什麽時候這一調整才能告一段落,我們建議觀察以下三種信號:

第一,市場調整結束,負債管理與風險管理能力較差的小銀行通過發行同業理財等方式進行信用擴張的方式最終難以為繼,理財規模增速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超儲從小銀行回流大銀行,超儲結構重新恢複到一個較為穩定的狀態,資金面重歸平靜。市場恢複正常狀態後,表內資金對於利率債需求依然存在,利率債將會出現較好的機會。信用債則受制於高成本負債的消失而信用需求明顯減弱,信用利差將會繼續走闊。

當我們看到同業理財的規模、占比和收益率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行且趨於穩定時,可能是這種情況將要發生的信號。



第二,央行重新采用降準等低成本的方式投放資金,或者向下引導資金投放利率。

當我們看到基本面出現大幅度惡化時,可能會使得貨幣政策重心重回穩增長。從近期高頻數據來看,發生概率不大,春節後是第一個時間窗口,可以持續觀察宏觀經濟數據的回落情況。

第三,人民幣重回升值通道,外匯占款重新流入中國,給銀行體系形成低成本超儲,目前流動性困境自然得到緩解。

當我們看到匯率在無央行幹預的情況下也趨於穩定(如遠期價格向即期價格收斂)時,可能是個信號。明年下半年有一定概率發生,但也需要觀察央行是否在看到外匯占款重新流入後加大資金回收力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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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收 致命 的輪 輪回 這回 什麼 一樣 再議 13 年錢 錢荒 荒與 本輪 荒的 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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