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KIZ Archives


世界艾滋病大會中國獲獎者調查發現 昆明「低齡女」的威脅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550

2012年,中國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狀況以及2010年,性病和艾滋病感染與藥物濫用(包括酒精)以及高風險性行為的關係。 (何籽/圖)

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懷孕、重複懷孕、流產等數據均比一般性活躍青少年高兩倍之多。

一場慘烈而罕見的空難使得第20屆世界艾滋病大會受到空前關注——6名正準備參會的艾滋病研究專家在馬航MH17航班遭遇空襲遇難。

和這起空難同樣少見的,是本屆大會頒獎禮上的一張中國人面孔——多年從事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生殖健康狀況研究的張旭東(女)獲「婦女、女孩與艾滋病研究者獎」,這也是中國研究者第一次獲此殊榮。

這項令張旭東獲獎的研究自2012年開始,對象為昆明市20歲以下的女性性工作者,最小的15歲。據310份有效問卷調查顯示,性病和流產在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中間十分普遍。

性病、懷孕多見

2014年7月21日,張旭東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召開的第20屆世界艾滋病大會上做題為《中國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狀況》的報告。

世界艾滋病大會是艾滋病防治領域最權威、最前衛的學術會議。該獎項由國際艾滋病學社(IAS)、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國際婦女研究中心(ICRW)、國際受艾滋病影響婦女共同體(ICW)共同頒發,旨在鼓勵中低收入國家開展針對受艾滋病影響的婦女和女孩的研究,讓她們從中受益。

張旭東所從事這項研究自2012年開始,由昆明市衛生局立項、出資,對象為該市20歲以下的女性性工作者,平均年齡為18.7歲。真正有效的問卷只有310份,張旭東說。

該調查結果顯示,性病和流產在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中間十分普遍:66%的人自述在過去一年有性病症狀。44%的人有流產經歷。在有懷孕經歷的女孩中有54%人經歷過與流產相關的後遺症。

這幾個數據和2009年第一次具有全國代表性的青少年生殖健康調查對比發現: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懷孕、重複懷孕、流產等數據均比一般性活躍青少年高兩倍之多。

此前的2010年,張旭東還在昆明主持了關於性病和艾滋病感染與藥物濫用(包括酒精)以及高風險性行為的關係的調查。201個樣本中,1%感染了艾滋病,30%感染一種或多種性病。

當時調查並非專門針對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但研究發現,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感染性病很普遍,艾滋病感染率和成年性工作者的感染率相同,非意願妊娠和流產的比例也很普遍。這些從未披露的區域性調查結果,讓昆明市衛生局和當地NGO都有些意外。

安全套使用偏少

是什麼原因導致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中感染性病和懷孕的幾率偏高?這是該獲獎研究項目中的核心問題之一。

據調查,83%的低齡性工作者是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流動人口。而其中92%輟學,因受教育的水平偏低,獲得的社會資源較少,其職業選擇的空間也就很小。但同時面臨著生活和經濟壓力,她們更多進入收入較高的娛樂行業;而娛樂行業低齡化趨勢也越來越明顯,甚至有幼女情結、處女情結等。在201個樣本中,93%的人沒有別的收入來源,而性交易是她們唯一的生活來源。

張旭東進一步研究發現,該群體缺乏健康生殖健康知識,70%的人無法回答80%的相關問題,能完整回答的僅1%。「她們比較封閉,很少接觸傳統媒體、互聯網等,也很少從學校獲得相關知識。」

調查中,她們不肯反映吸毒情況,但會如實告知飲酒情況。在夜場,飲酒是受鼓勵的,而酒精濫用者在與客人發生性關係時更少使用安全套,懷孕、性病感染等幾率因此增大。「酒精對這個群體的影響一直被忽視,NGO也很少干預。」張旭東擔憂地說。

98%的調查對象都不希望懷孕,但大部分僅依賴於安全套,而不使用其他的安全措施,但安全套的使用率又偏低。低於7%的人知道和使用其他長效的可逆的節育方式,如宮內節育器、皮下填埋植入劑等。

張旭東說,對於此種高風險職業,雙重保護才能既預防艾滋病又能減少懷孕幾率,但同時使用這兩種方式的僅佔2%。「竟有高達40%的調查對象仍使用傳統低效危險的避孕方式,如生理期避孕、沖洗法、下蹲式等。」

顯然,針對這個特殊群體的生殖健康的服務嚴重缺失。調查還顯示,不到三分之一的調查對象性和生殖健康知識來自公共衛生服務人員,少數來自學校;其他都來自朋友、同伴、家人、互聯網、傳統媒體等其他信息渠道。

「低齡女」調查困境

公益組織原本是政府最好的補充,但現在普遍生存艱難。

云南省是全國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最多的省份,而盤龍區又是昆明市性工作者較為集中的區。自2002年始,很多國際組織和國際項目進駐云南開展針對性工作者的公益活動。因為有性工作者和媽咪的參與,調查和干預網絡得以快速建立。

張旭東的研究正得益於這樣一個網絡。2012年,她主持並參與的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狀況的調查獲得了昆明市4個區級疾病控制中心的配合和支持,而當地為性工作者提供健康服務的NGO,比如牽手女性互助小組(以下簡稱「牽手」)也參與了其中的調查工作。

「以前,人手足,每個人服務的性工作者也少,可有更多的時間單獨交流,更易於建立信任關係,甚至可以交換電話,所以工作效果很明顯,她們也會積極參與檢查活動。」「牽手」的同伴教育骨幹呂唯唯說。

2010年國際資金撤資後,「牽手」只能暫時借用昆明市盤龍區疾控中心辦公室開展工作,專職工作人員由原來的13個減少到現在的4個,所以只能同時面對多名性工作者的講課,動員檢查的效果大為下降。盤龍區疾病控制中心還為該組織發放工資,並組織醫生於每週四為性工作者抽血、化驗,但由於缺少經費,現在只做梅毒和艾滋病的檢測。

在盤龍區,「牽手」的4個專職人員需覆蓋所有娛樂場所,該區約有四十多家娛樂場所,4個人分片區每月干預一次。主要是講課,講解和性病、艾滋病相關的知識,並動員性工作者們做婦檢、VCT檢測;傳播正確的求醫行為,因為她們常去小診所,易上當被騙;還講避孕措施。「這是一個嚴重問題,在娛樂場所,很少有人沒做過人流,很多人因多次人流而不會懷孕了」。

「關係好的主管會幫助維護秩序。為了能進入場所,要和娛樂場所的老闆們搞好關係,告訴她們,我們沒有政治目的,也不是執法單位。但負責人一開始都很反感,她們都會說『我們都很健康』等等。我們只好反覆做工作。特別牴觸的,才會通過疾病控制中心進行協調。」呂唯唯說。

艾滋病感染者低齡化

事實上,將年齡作為女性性工作者生殖健康研究的一個劃分標準,在學術研究界存有爭議。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趙軍認為,不應該以年齡來劃分,而應該強調場所和從行業方式的差別。

「桑拿、洗浴中心等專業化、組織化高的場所,感染風險較低,因為這些場所有培訓,既傳授性技巧,也培訓性病、艾滋病等防治知識。而且這種場所還有同伴教育機制。所以在這種場所,即使低齡性工作者也有很強的安全意識。相反,如夜總會等,從業者安全意識就較差,安全套使用率就比較低。」趙軍說,「這些場所只是提供平台,小姐和客人自行交易,場所也收台費,但睜一眼閉一眼。這種場所不對從業者進行培訓、管理,她們交易的場所也不在夜總會、KTV,所以女性性工作者處於一種自我管理狀態,同伴交流也少。這種風險就比較高。」

和趙軍的觀點不同,在「牽手」工作了8年的呂唯唯說,「實際上在出租屋裡,只要每次使用安全套,又不喝酒,風險更低。而KTV要喝酒,尤其低齡性工作者容易不安全性交易。從人流手術的情況來看,低齡性工作者也是主要人群。而且年齡低,更容易沾染毒品。」

2013年7月,在2012年調查的基礎上,「牽手」向昆明市防艾辦申請了為期一年的低齡女性性工作者防艾干預項目,主要對24歲以下的性工作者進行單獨干預。

「申請時也有爭議。防艾辦是防治艾滋病、性病的專門機構,不應該有明確的年齡劃分。但考慮到低齡女性性工作者在生殖健康方面的需求可能存在差異性,所以通過了申請。」昆明市衛生局防艾辦主任曾子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所謂「低齡」,是指24歲以下。「牽手」通過多年的調查和工作發現,24歲以下的女孩們經常聚在一起玩,沒有生活目標,她們吃好的,穿好的,出門打的,從不坐公交車。花錢大手大腳。沒錢了,又進入娛樂場所掙錢。「自我保護意識很差。遇到帥的,即使不要錢,也願意上床。她們使用安全套的幾率比成年女性性工作者要小,因為不用安全套可掙更多錢。」呂唯唯說。

在娛樂場所,銷售人員還給小姐們規定喝酒的任務量,她們的「老公」、「男友」一年換好幾個,有的一個月換一個。實際上只是固定性伴,並非真的男友、老公。和他們發生關係時,她們一般不用套,而吃避孕藥。

「我們告訴她們,信任不等於安全。」呂唯唯說。一個明顯變化的數據讓其擔憂,2014年前6個月,僅在「牽手」就檢測出3個艾滋病感染者,年齡均為16歲到19歲。以前,查出來更多的是普通性病。

建議獨立開展防治工作

女性性工作者的低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這是「牽手」的另一個發現,在盤龍區,24歲以下的超過50%,最小的14歲,不少是在校生,有職高、專科,甚至本科生,多為外省的和昆明市郊區的。

在2012年的這項調查中,昆明市防艾辦還發現,80%的低齡性工作者進入這個行業不到一年,但性病、艾滋病、懷孕、流產、無保護性行為十分普遍,比成年性工作者風險程度高很多。

「很多人計劃短時間內賺到錢就不再幹了,她們不認為自己是性工作者,所以不會主動與公共衛生人員接觸,躲避干預行為。因此相關機構和NGO不能只關注熟面孔,更應該注重新面孔,建議儘早進行干預。」張旭東說。

但讓張旭東、呂唯唯等研究者、干預者擔憂的是:近年大規模掃黃行動使得干預和研究網絡中的性工作者目標人數銳減。據統計,盤龍區娛樂場所低齡女性性工作者在掃黃前約有一千人,現在只有四五百人,其他人要麼轉入縣區,要麼轉入出租屋,或通過社交媒體開展工作。以前,「牽手」甚至可以對髮廊、站街女進行干預,但現在她們都在深夜十一二點鐘出來,或去城市小花園打毛線,行為更隱蔽。

等「牽手」再去娛樂場所宣傳時,老闆們的接受程度也不如從前了。昆明市衛生局防艾辦主任曾子怡也稱,尤其今年以來,由於掃黃等原因,開展干預工作時,尋找目標人群也變得非常困難。

趙軍建議,應該盡快立法,確保衛生系統可獨立開展性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與公安掃黃行動切割。「即使我們暫時不能改變法律,但應該改變觀念,她們的安全是公共衛生問題,關係到每個人的健康。」

在赴墨爾本參加第20屆世界艾滋病大會前,張旭東接受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她認為:要儘可能地實現服務普及型和均等化,特別針對罪刑化和邊緣化的青少年。「目前,計生服務機構已建立了龐大的體系和網絡,但只為已婚人群服務。而佔總人口20%的性活躍、性觀念開放了的青少年,卻被衛生系統忽略很多。所以衛生系統要把青少年的人權考慮進去。」

世界 艾滋病 艾滋 大會 中國 獲獎者 獲獎 調查 發現 昆明 低齡 威脅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07297

河南南陽“艾滋病拆遷隊”風波:25名幹部職工被處分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733

12月30日,河南南陽“艾滋病拆遷隊”風波持續不斷,因收受涉事開發公司過節紅包,當地25名幹部職工被分別給予黨政紀處分。30日一早,南陽市委宣傳部通報了處理結果。其中,涉事房產項目所在轄區梅溪街道辦事處黨工委書記劉小麗被黨內撤職。 (新華社 徐駿/圖)

中新網報道,河南南陽“艾滋病拆遷隊”風波持續不斷,因收受涉事開發公司過節紅包,當地25名幹部職工被分別給予黨政紀處分。2014年12月30日,南陽市委宣傳部通報了處理結果。其中,涉事房產項目所在轄區梅溪街道辦事處黨工委書記劉小麗被黨內撤職。

5名主要嫌疑人被控制

南方周末網報道,12月22日,一條“南陽驚現艾滋病拆遷隊,不搬走就感染你”的微博消息引發熱議。經南陽市當地成立的調查組調查了解,涉事地點系位於南陽市文化路與新華路交叉口的億安天下城項目,地處臥龍區梅溪街道辦事處轄區。

被噴塗“艾滋病拆遷隊”字樣的小區是南陽市房地產開發公司三廠小區(以下稱三廠小區),當地居民證實,由於拆遷辦與他們協商,按照1:125的比例賠償億安·天下城無房產證的房子,居民們均不同意。在住戶和拆遷部門僵持的時候,12月初,小區來了自稱是艾滋病患者的5男1女,以威脅騷擾恐嚇的方式逼迫居民拆遷。

24日,南陽市臥龍區政府回應稱,臥龍區房屋征收辦、梅溪街道辦事處不存在組織“艾滋病拆遷隊”,是否有人利用艾滋病人威逼拆遷,公安部門正在調查中,同時,對負責該項目拆遷的南陽市遷安拆除公司停業整頓。

億安天下城項目是臥龍區西關文化村舊城改造的重點項目之一,總建築面積36萬平方米,計劃總投資12億元。據調查,億安天下城項目僅有項目規劃許可證,土地使用、用地規劃乃至施工許可等相關手續缺失。

據央視《新聞1+1》29日報道,12月27日,來自南陽市委宣傳部的消息稱:涉事的5名主要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同時,經臥龍區紀檢監察機關查實,對在該項目建設和房屋征收過程中,負有工作失職責任的區房屋征收辦公室主任詹國平、區住建局副局長王河生分別給予行政記過處分;對區房屋征收辦公室副主任王書強、梅溪街道辦事處副主任魯康,分別給予行政記大過處分。

嫌疑人:後悔“被當槍使”

據前述央視報道,事件引起熱議後,拆遷隊被迅速解散。拆遷隊的頭目崔某在山上躲了兩天後,下山自首,其他的艾滋病人則沒有受到警方追究。

28日下午,嫌疑人崔某在南陽市看守所接受新華網采訪表示,他對此次“被當槍使”很後悔。

48歲的崔某系河南南召縣農民,2008年被確診為艾滋病患者,每月依靠政府發放的低保和補助生活。據他介紹,因為此前包括自己在內的10多名農民工工程款被拖欠,幾經周轉後欠款轉到“劉虎子”名下。在要賬的過程中,“劉虎子”給大家介紹了拆遷的活。

關於是否參與威脅小區居民,崔某介紹,每次去逼遷時,通常是公司的人帶頭去敲門,艾滋病人只是跟在公司有關人員後面。

關於雇傭費用問題,崔洪表示,剛來的時候“劉虎子”一次性給了2000元,隨後大家依靠拆除空房子的門窗賣門窗有些收入。“除了吃住開銷外,剩下的錢都被平攤了。”

已被刑事拘留的“劉虎子”稱,雇傭“艾滋病拆遷隊”是自己上網學來的,艾滋病人也是自己打電話召集的。但他否認了和房地產開發商的關系,表示作為一個包工頭,自己只是從拆遷公司手里接了一部分活,拆不動的時候才想到了這個辦法。

負責辦案的南陽市公安部門有關人員表示,目前案件仍在進一步調查中。

25名幹部職工收受開發商紅包被處分

然而“鬧劇”並沒有“閉幕”:媒體獲得南陽億安房產公司一張“春節發放福利人員名單”再次引發輿論關註。這張“春節發放福利人員名單”上,除了59名房地產公司員工外,另有梅溪街道辦和臥龍區征收辦共計31人,並註明系“億安天下城參與征收人員”。名單上的人員包括,梅溪街道辦黨工委書記劉小麗、辦事處主任華德奇、副主任魯康、臥龍區住建局局長張德景、副局長王河生,以及區征收辦主任詹國平、副主任王書強等。

此外,在另一張“12月份物品領用(酒)”清單上,則列出了億安公司2013年招待有關政府部門的用酒數量。其中19日招待土地局、規劃局“草廬對”2瓶、27日招待梅溪派出所“草廬對銀鉆”4瓶。此外,接受宴請招待的單位還包括電業局、燃氣公司等。

億安公司總經理裴宗栓接受新華網采訪時承認確有其事。裴宗栓表示,春節期間公司開展團拜會,通常會邀請有關人員過來發點東西,這樣做是為了“對給企業發展作出貢獻的人表示一下‘心情’”。

南陽市委宣傳部於12月30日公布了具體調查結果。

據調查結果,2014年1月26日下午,億安房地產公司舉辦公司員工春節聯歡茶話會,億安·天下城項目所在轄區梅溪街道及臥龍區住建局、臥龍區征收辦的有關領導和工作人員共計29人到場參加了聯歡茶話會,並接受了每人價值五百元的萬德隆商場購物券,31名擬邀請人員的發放清單為提前制作,其中有2人未參加。

29人中,有4人非公職人員。經臥龍區紀委常委會、臥龍區監察局局長辦公會研究,決定對20名國家工作人員和5名社區工作人員分別給予黨政紀處分。其中,梅溪街道黨工委書記劉小麗給予撤銷黨內職務處分。同時,對29人所收禮金全部收繳。

河南 南陽 艾滋病 艾滋 拆遷 風波 25 幹部 職工 處分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25764

2014年青年學生新發感染數增六成,以男性同性傳播為主艾滋病防控隱憂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529

2014年11月30日,天津醫科大學的高校誌願者走進社區,進行以“遏制艾滋,履新承諾”為主題的公益宣傳活動。 (CFP/圖)

從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學生中新報艾滋病感染數從482例上升到2552例,其中經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58.5%飆升至81.6%。目前高校對性的社會責任和危險性行為自我保護教育普遍缺乏。

在大中城市,超過半數的新發艾滋病感染者都是男同。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東北的省會城市,其占比甚至超過了70%。如果不能將男同這個特定人群控制好,可能導致整個國家艾滋病防治體系失效。

在某疾控中心艾滋病篩查實驗室,工作人員登記了他的個人信息:男,20歲,第一次檢測……對華東某高校學生劉明(化名)來說,2013年是他人生的分水嶺。這一年,藏在他體內的艾滋病病毒被發現了。

如今,艾滋病正在威脅大學校園,像劉明這樣的“同誌”群體首當其沖。國家衛計委提供給南方周末記者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底,我國共報告現存活15-24歲青年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7249例。

“感染基數雖小,但增長速度特別顯眼。”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以下簡稱中疾控)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主任吳尊友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2011年起,青年學生艾滋病新發感染數以每年約30%的幅度增長,2014年的增幅更是接近60%。吳尊友透露,2015年上半年,增長速度依然有增無減。

自1985年中國首例艾滋病被發現到2005年,因靜脈吸毒或非法采供血而感染的人群數量逐年攀升,此後這兩個群體的感染人數漸漸回落。如今,性傳播,尤其是男男同性傳播取而代之,已成為最主要的傳播途徑。

社會對同性性向的歧視,使多數仍生活在隱秘世界里的“同誌”因為壓抑而更加放縱。飆升的數字背後,凸顯的是對於這個特殊群體艾滋病防控的困境和全新挑戰。

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度”

劉明最近註意到一則新聞。2015年8月10日,衛計委和教育部聯合印發《關於建立疫情通報制度進一步加強學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近年來,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一些地方學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較快,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通知》直言不諱。

對於高校來說,“狼”似乎真的來了。

在看似平淡的人際交往的掩映下,高校的“同誌”們各有自己隱秘的社交網絡。不過,缺少了異性戀的家庭和兒女情感維系,“同誌”間的感情保鮮期通常短暫。

基於男人之間不會意外懷孕的“常識”,劉明和同伴的親熱沒有“間隔”。他沒有想到,背後隱藏著艾滋病毒。

衛計委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各省份均有青年學生感染艾滋病的報告,截至2014年,報告數超過100例的省份達到11個。

數字逐年增加,增長速度也明顯加快——在雲南,2014年報告數為81例,同比增加了37.3%;在廣東,21個地市均有學生艾滋病感染者,2014年報告數達到138例,同比上漲近60%。

“雖然學生群體的艾滋病流行仍處於低水平,學生病例占全部病例的比例也較低,但如果不盡早采取有力的預防幹預措施,流行速度將會進一步加快。”廣東省疾控中心在回複采訪時表示。

為了分析各年齡段人群的感染途徑,中疾控曾做過一次調查,將感染學生分為15歲以下和15-24歲兩個年齡段,得出的結果相當有辨識度。前者主要通過母嬰感染傳播,而後者,也就是青年學生,則以性傳播為主。

“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是青年學生群體艾滋病疫情的一大特點。”衛計委在給南方周末記者的回函中表示,從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學生中新報艾滋病感染數從482例上升到2552例,其中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58.5%飆升至81.6%。

高校學生處在青春期邁向成人社會的十字路口,他們剛剛脫離家長約束,在相對包容的“象牙塔”里,同性戀者逐漸建立了對性向的自我認知。

擁有自由,也意味著面臨風險。不過,對於劉明來說,沒人給他講過性知識,也沒人以正確的方式引導他。性教育在中國是個諱莫如深的話題,不論家庭,還是學校。

艾滋病相關知識的匱乏一度給劉明帶來了極大的心理壓力。有一陣,他反複問自己:我是不是快死了?會不會哪天藥物治療就不管用了?同學會不會被我感染?這嚴重影響到了他的學習狀態。期末考試前兩周,他完全沒法集中精力複習,吃不下飯,睡不著覺。

至今,他依然沒有將感染的消息告訴父母,“他們幫不了我什麽,這只會讓他們徒增擔憂”。

而在學校,在學生青春期到來之前就應該進行的科學性教育也嚴重缺課。

這些年,每到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後,病毒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聞玉梅都特別忙碌,不少學校會邀請她為學生講授艾滋病知識。但她說,這不應該是艾滋病日才進行的一項教育。

在給南方周末的回函中,教育部表示,教育部門一直十分重視學校預防艾滋病教育工作,但也承認,學校的艾滋病預防教育確實存在問題。比如一些學校認為艾滋病疫情還很遙遠,不積極主動開展工作;部分授課教師艾滋病綜合防治知識欠缺、教學能力和技巧不足。

雲南等省份的衛計委也反映,目前學校大多只有針對艾滋病基本知識的教育,對性的社會責任和危險性行為自我保護教育普遍缺乏。而同性性傳播行為的增多,還給高校艾滋病教育帶來了另一個難題——該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度”?

“對同性戀文化該如何正確教育和引導?這是一個難以突破的問題。”雲南省衛計委在回函中直言。

男同控制不好,整個防治可能失控

“不光是青年學生中的男同,艾滋病感染率在整個男同群體中也在快速增長。”清華大學教授、艾滋病綜合研究中心主任張林琦憂心忡忡。

2006年起,張林琦和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教授尚紅等人通過各地醫院和疾控機構,隨訪了數千名男同,並追蹤觀察其從艾滋病陰性轉為陽性的比例。2012年,他們在國際權威科學期刊《Nature》上發表了題為《預防HIV病毒:把安全的性帶給中國》的文章,追述了我國艾滋病的流行趨勢。

文章指出,“HIV病毒在同性中的感染率已從2005年以前的0.3%上升到了2011年的13.7%”。張林琦透露,截至2014年,這一比例已經超過了25%。新發感染的數字同樣驚人——至少1/3以上的新發感染由男同的高危性行為造成。

這些數字與官方數據大致吻合。

“2014年報告的新發感染者中,同性感染的漲幅很大。”吳尊友介紹說,在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大中城市里,超過半數的新發感染者都是男同。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東北的省會城市,占比甚至超過了70%。這樣的感染率遠遠高於孕產婦、性病病人等高危人群。

1985年,我國發現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但那時對於許多中國老百姓來說,“艾滋病”還只是一個陌生的名詞,沒有人想到,它會如此快地敲開中國的國門。1989年,在雲南中緬邊境地區,146名吸毒者因共用註射器靜脈吸毒而被感染艾滋病。從此,艾滋病結束了它在中國的傳入期,開始進入擴散期。

20世紀90年代,一些“地下血站”打著脫貧致富的旗號,招徠了許多無知的賣血者。由於缺乏嚴格的檢測和消毒手段,艾滋病病毒在賣血者中迅速傳播。

從1985年到2005年的二十年間,國內艾滋病感染者主要以河南及其周邊省份的非法采供血者和雲南的靜脈吸毒者為主,性傳播只占10%多。

艾滋病有三大傳播途徑——性傳播、血液傳播、母嬰傳播。其中,母嬰傳播可以通過中斷妊娠、采取相應的母嬰阻斷措施、產後盡量避免母乳餵養等措施進行幹預;血液傳播中的非法采供血可以通過法律進行阻斷。

“從2005年起,因吸毒或賣血而感染的人群數量逐年降低。目前,性傳播成為艾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吳尊友表示,中疾控每年對包括吸毒者、同性戀、暗娼、性病就診者、孕產婦在內的8類高危人群進行檢測,發現近年來男男同性戀呈快速上升趨勢。

就地域而言,雖然西南部分省份感染較多,但艾滋病的傳播已由早期集中在個別省份和地區擴散到全國96%的區縣都有感染者報告。

這也意味著,艾滋病感染群體更加多元、分散,並已由傳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而如果不加以嚴格防控,男同群體很可能扮演傳播“橋梁”的角色。

“雖然我國的艾滋病處於低流行水平,全人群感染率較低,但千萬不能被數字蒙蔽,”張林琦說,“如果不能將男同這個特定人群控制好,很可能導致整個國家艾滋病防治的失控。”

吳尊友也認同了這一觀點。中疾控曾收集了一百多個國家男同感染艾滋病的數據,發現在全球範圍內,中國男同群體艾滋病感染率處於中等偏下水平,“一旦控制不好,還有很大的上漲空間”。

薄弱防區

“男同的性傳播是當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點,卻也是疫情哨點監測的難點所在。”吳尊友坦言,同性戀並不等於艾滋病,但卻與艾滋病有著緊密聯系。這種密切相關體現為,同性戀人群一直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區。

男同主要的性行為之一是肛交。與異性性行為相比,直腸彈性不及陰道,而且直腸比較脆弱,黏膜較薄,更容易破損。直腸破損時,精液里含有的大量HIV病毒很容易進入人體,感染T細胞。

在男男同性性行為人群中,流動人口所占比例居高不下。在張林琦看來,男同性行為發生頻率和伴侶更換頻率遠高於異性,但不少都是“沒有采取任何保護措施”的荷爾蒙宣泄,感染艾滋病的風險自然會提高。

“別說隨訪幹預了,上哪兒找他們去呢?”張林琦說,相較於母嬰阻斷、減少吸毒傳播,對於男男同性人群的各項防治措施很難有效落實。

不過,除去生理結構和缺乏保護措施等原因,受訪專家普遍認為,男同群體最容易導致艾滋病傳播的根源在於社會和文化因素。

盡管“好基友”已成為流行詞匯,但無論是在對同性戀較為開放的西方還是較為保守的東方,同性戀都很難為社會所包容,不被社會認可的壓力讓公開坦陳身份的“同誌”極少,更何況是感染了艾滋病的“同誌”。

同性戀的“地下狀態”不僅加重了病毒在男同人群中感染的速度和程度,而且無法通過教育和幹預機構與他們正常聯系和交流,因此擴大了艾滋病的社會風險。

“國內有近20%-30%的同性戀會選擇與異性結婚,通過組建家庭的方式掩飾自己的同性傾向。”在研究中,張林琦發現,這些人並不會放棄同性的性行為,這使得家人不僅需要承受不幸婚姻的折磨,更容易受到艾滋病的潛在威脅。

盡管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區,但放眼全球,幾乎所有國家對於男同感染艾滋病的防控都沒有“神奇的妙方”。

在美國,艾滋病首先於1981年6月在洛杉磯的5名男性同性戀者身上發現。此後,男同之間艾滋病傳染的幾率一直高於其他幾種傳播方式。目前,美國每年艾滋病新發感染約5萬人,其中60%-65%是男同。

在艾滋病防控較為領先的澳大利亞,吸毒傳播和異性傳播基本已被控制,男同占到每年新發感染的近90%。

青島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北川從事男同人群大規模艾滋病幹預已有多年。二十多年來,他收到了一萬多封艾滋病患者寫來的紙質信件,電子郵件更是不計其數。這些信件的主人,大部分都是“同誌”。在信里,他們向張老傾訴對疾病的恐慌、心理困擾,更多的則是社會歧視帶來的重壓。

“一手硬,一手軟,一腿長,一腿短。”張北川常常感嘆,通過單純灌輸艾滋病防治知識這樣的幹預措施遠遠不夠。如何讓男同艾滋病感染者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需要制度建設,“在當下,最重要的是消除性向歧視、艾滋歧視。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14 青年 學生 新發 感染 數增 六成 男性 同性 傳播 為主 艾滋病 艾滋 防控 隱憂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58325

艾滋病初治新藥上市 將低價進入中國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7858

一名婦女在世界艾滋病日宣傳活動展板中簽名。(新華社/圖)

中國的艾滋病人終於能用上艾滋病一線治療藥物了!

6月21日,全球最大的艾滋病藥物制造商、跨國藥企葛蘭素史克(GSK)宣布,艾滋病治療新藥特威凱(化學名:多替拉韋鈉)正式上市,通過聯合其他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用於治療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成人和年滿12歲的兒童患者。這款新藥,已於今年1月通過國家食藥總局的批準。

特威凱已在100個國家獲批,並被被大部分國際性治療指南推薦為初治艾滋病病人聯合治療方案的一線首選治療藥物。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15年更新的HIV抗病毒指南中,也首次將特威凱作為惟一的整合酶抑制劑納入初治病人的一線方案的備選方案。

據WHO信息,截至2015年10月底,中國報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計57.5萬例,死亡17.7萬人。其中2015年1月至10月新報告艾滋病9.7萬例,按此測算,2015年新增感染病例在10萬例以上。中國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估計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約占總人口的0.06%。

尤其值得關註的是,24歲及以下青少年感染者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2015年8月,衛計委和教育部專門印發通知,提示這一現狀。“近年來,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一些地方學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較快,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通知》直言不諱。

中國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估計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約占總人口的0.06%。從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學生中新報艾滋病感染數從482例上升到2552例,其中經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58.5%飆升至81.6%。目前高校對性的社會責任和危險性行為自我保護教育普遍缺乏。在大中城市,超過半數的新發艾滋病感染者都是男同。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東北的省會城市,其占比甚至超過了70%。如果不能將男同這個特定人群控制好,可能導致整個國家艾滋病防治體系失效。

盡管艾滋病防治工作已取得了諸多進展,但是有效抗艾藥物的匱乏以及高昂的藥物價格始終是阻礙艾滋病患者治療的最大障礙。有的患者一月用藥常常過萬元。如果按每位病人每年服用的藥物為3000元計,中國抗艾滋病用藥市場一年為17億元。

而從全球來看,艾滋病藥物的藥價都呈大幅下降趨勢。2015年,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發布報告稱,15年來,全球艾滋病新發感染人數已下降35%,艾滋病相關死亡下降41%。實現這一成就的主要原因是艾滋病治療藥物(抗逆轉錄病毒治療藥物)的價格削減近99%,從每人每年約1萬美元降至約100美元(合人民幣約620元),降幅為99%,受益者達1500萬。

中國對艾滋病防治實行“四免一關懷”政策,其中包括針對經濟困難人員的免費治療政策,免費治療的藥品主要來源,包括利用中央和地方財政艾滋病防治轉型資金采購、國際合作項目支持和政府部門接受的各種捐贈等。

據了解,GSK也將順應趨勢,采用低價方式進入中國。“秉持著近期宣布的國家藥價談判試點同樣的精神,我們準備考慮也采取“以價準入”的策略,確保提升艾滋病患者對於特威凱的可及性。”GSK高級副總裁季海威先生表示。

一個月前,中國依照國際慣例引進的藥品談判敲定首單。政府以市場和醫保為承諾,推動原研藥、專利藥降價。“救命藥”降價被視為大好事,但醫保配套落地仍有待時間。

艾滋病 艾滋 初治 新藥 上市 低價 進入 中國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01862

GSK抗艾滋病新藥中國上市 將繼續“降價”換市場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30954.html

在國家藥物價格談判的實驗性道路上,GSK開始明顯提速。

今日,英國最大制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SK)向第一財經確認,旗下艾滋病防治專業公司ViiV Healthcare艾滋病治療創新藥物特威凱(化學名:多替拉韋鈉)正式在中國上市,用於治療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成人和年滿12歲的兒童患者。

GSK高級副總裁、中國/香港區處方藥及疫苗部總經理季海威表示:“我們致力於與政府合作,確保提升艾滋病患者對於特威凱的可及性,因為這一藥物的創新性以及可以給患者帶來的獲益。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秉持著近期宣布的國家藥價談判試點同樣的精神,我們準備考慮也采取‘以價準入’的策略。”

按照GSK方面向第一財經確認的信息,GSK中國將繼續與政府相關部門合作,通過將其納入國家免費抗逆轉錄病毒(ARV)的治療目錄,使更多的中國患者可以使用上最新的抗艾新藥。

自中國在1985年出現第一例艾滋病例,中國的艾滋病感染病例在三十年間快速增長。截至2015年6月30日,中國累計報告艾滋病感染病例715051例,死亡169300人。其中性傳播逐漸成為HIV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徑,男男同性性行為群體,尤其是在青年人的男同群體成為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

據悉,特威凱已在100個國家獲批,並被大部分國際性治療指南推薦為初治艾滋病病人聯合治療方案的一線(臨床主推)首選治療藥物;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15年更新的HIV抗病毒指南中也首次將特威凱作為唯一的整合酶抑制劑納入初治病人的一線方案的備選方案。

特威凱的臨床開發研究覆蓋面非常廣,包括艾滋病初治病人,已經接受過其他治療方案的經治病人,以及對此前的整合酶抑制劑已經產生耐藥的患者。特威凱抑制艾滋病病毒複制所需的酶,即整合酶,通過綁定整合酶作用位點,從而阻止了病毒的進一步複制。

ViiV Healthcare全球醫學事務負責人Corklin Steinhart博士表示:“隨著治療手段的進步,艾滋病患者可以生存更長的時間,因此需要一種耐受性良好、有效且安全的治療方案。臨床數據表明,特威凱療效和耐受性良好,且耐藥屏障高。我們相信,特威凱是患者可以首選的治療方案。”

事實上,這已經是這家老牌跨國制藥公司兩個月內在中國宣布的第二次價格調整信息。

2016年5月,國家首批藥物談判結果公布,GSK生產的慢性乙肝治療用藥“替諾福韋酯”(產品名為“富馬酸替諾福韋二吡呋酯片”,商品名為“韋瑞德”),包裝規格為300mg×30片/瓶,談判後月均藥品費用從1500元降至490元,價格降幅為67%,成為降幅最大的藥品,該價格也使得中國享受到了GSK該品種全球最低的價格。

但由於藥價談判新政各地剛剛開始落地,不同地區的反應和態度也不盡相同,對全球價格穩定型維護更加敏感的跨國企業則觀望居多。

而此番,GSK在對已上市藥品大幅降價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宣布對剛剛上市的新藥考慮“降價”,成為跨國制藥公司中最激進的實踐方。

2015年5月,GSK中國宣布實施新的商業運營模式;當年11月,GSK全球CEO安偉傑表示,更實惠的價格與更高銷量的組合是值得推廣的商業模式,能夠實現雙贏。

 

GSK 艾滋病 艾滋 新藥 中國 上市 繼續 降價 市場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02000

大學生艾滋病感染病例連年高速增長,八成源於“好基友”

據人民日報公眾號報道, “艾滋病”、“象牙塔”,兩個詞看似毫無瓜葛,如今卻被一串串急劇攀升的數字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日前,南昌市疾控中心公布數據顯示,至2016年8月底,南昌全市已有37所高校報告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共報告存活學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135例,死亡7例,近5年來,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年增長率為43.16%。

聖潔的高校仿佛中了魔咒,揮之不去,特別是近幾年,學生“染艾”人數迅速增加……

看看下列細思極恐的數字:

北京:2015年1月至10月新增艾滋病病例3000余例,青年學生感染人數上升較快。近兩年,北京市大學生感染艾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以同性性行為傳播為主。

上海:2015年共報告發現青年學生感染者92例,較去年同期上升31.4%。

廣州:從2002年開始發現學生感染艾滋病病例,截至2013年底已累計117例,九成都是經同性的性傳播感染。

在北上廣等大城市高校艾滋病情上漲的同時,一些中部省份高校學生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比如說湖南大學生艾滋病患者8年竟上升37倍。

正如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吳尊友表示,“2011年到2015年,我國15~24歲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凈年均增長率達35%(扣除檢測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學生感染發生在18~22歲的大學期間。可謂是觸目驚心,如此發展下去,後果可謂不可想象。

高校本為一方凈土,學習的樂土,創新的樂園,為何成為艾滋病重災區?艾滋病又是如何入侵象牙塔?

高校染艾者八成源於“好基友”

根據國家衛計委公布的數據,性傳播是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徑,而在青年學生中通過男男性傳播感染已達81.6%,形勢非常嚴峻。

以廣東為例,2002年至2015年,廣東累計學生艾滋病病例為630例,其中男男同性性傳播占比70%;在江西南昌2011—2015年新發學生病例中,男男同性性傳播占83.61%;湖南省從2007—2015年累計報告536例,這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學生主要是男性,占90%以上,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占69.6%。

對此,吳尊友分析,大學生男男同性傳播感染者上升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兩個,一是早期對這部分人群不夠重視,監測不到感染情況,二是大學生剛從高中學業壓力釋放出來,對男男同性性行為感到新鮮,就想“嘗試一下”,但他們並不知道其中的風險。

性觀念開放,性知識滯後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於性話題及性行為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2015年,針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武漢、西安等34個城市的高校本科生,分男女、年級進行摸底調查研究顯示: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67.1%接受婚前性行為,近七成大學生接受未婚同居行為。

大學生的性觀念、性心理、性行為雖然趨於開放化,可是對於性病知識的缺乏及預防能力卻令人堪憂。西安南郊某高校22歲男研究生小東(化名)怎麽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感染艾滋病,“一直不敢也不想檢查,總覺得距離我很遙遠。”外表斯文的小東說,他在讀研前就比較喜歡男性,“男友”都是經網絡認識的,通過QQ聊天,等聊得投緣後就約會,“有四五個,長的交往幾個月,短的就一次”,大家在一起不問名字,也不用安全套。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被哪位“男友”感染的,是否還有人因為自己而感染。

以廣州10所高校600名在讀大學生為調查對象,通過問卷調查、小組座談等形式進行對性傳播疾病相關知識的調查中,發現大學生對性病的了解甚少,50%的學生表示“有所了解”,23%的學生表示“不了解”;在處理性病的問題上,54%的受訪學生選擇“自行去看醫生”,少數學生選擇“默默忍受”。

甚至有的大學生認為自己離艾滋病很遠,不會被感染。廣州高校大學生防艾公益組織介紹,大學生“男男”之間沒有避孕需要,大多不會采用防護措施,導致“男男”成為大學生艾滋感染最高危的群體。

教育宣傳的缺位

連年高速度增長的大學生艾滋病感染病例對於學校、對於社會、對於每個家庭都將是一場噩耗。

調查顯示,互聯網、書本、雜誌和跟同齡朋友交流是獲取性知識主要途徑。其中,不少男生通過互聯網、色情材料了解性知識。

傳道授業的大學,卻忽視了人生的“必修科目”:性安全教育。

陜西某高校教師劉聞,自己也是一位艾滋感染者,他說校領導往往對性教育聞之色變、避而不談。劉聞表示:沒有人願意談。如果談的話,可能社會上會認為,是不是這個學校有問題,會影響學校招生。

有些高校即使開展性教育,也僅限於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那一天。陳子煌所在的公益組織曾在高校開展過講座,但效果不甚理想。陳子煌說,那些學生都不是自己來的,是學校團委下發命令,每個班要來多少個人,來加學分的。

在教育部體衛藝司巡視員廖文科看來,高校防艾教育開展的最大阻礙,恰恰是某些高校管理者,沒有把它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來抓。

如果大學防艾知識課堂持續“失語”,學生們得不到健康、正確的教育,很可能誤入歧途甚至給他人帶來傷害。正如我們看到的結果,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上升明顯,這些被感染孩子的人生悲劇已經無法再彌補。

較低的自檢率和自知率

南昌疾控每年主要對暗娼、吸毒人員、“男男”、性病門診、腎透析、無償獻血、青年學生進行檢測。專家介紹,疾控部門主動對這些高危人群檢測外,市民還可以享受免費自檢,但居民自檢率很不理想。比如,南昌去年艾滋病檢測55萬人次,除了重複檢測和外地人口,南昌艾滋病自願檢測人數還不足10%。“很多人還是礙於面子,不好意思,另外不少高危人群也抱有僥幸心理。”專家說。

正是這種礙於面子,不好意思的心理作祟,艾滋病的自知率在我國也並不高。與美國等國家相比,中國艾滋感染者的知曉率,也就是自知率還處於一個相當低的水平。根據《中國青年報》2014年12月的報道,美國艾滋感染者的知曉率為75%,我國估算為54%。

有些人是因為不想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因為擔心檢測出來後根治不了卻還要受歧視,找不到工作。“但這同時也意味著錯過了接受治療和關愛的機會,增加了傳播的可能,形成了一個非常負面的鏈條反應”,專家分析說。

潛在的社會歧視是影響中國艾滋病感染者自知率較低的一個主要原因,而社會歧視存在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公眾對艾滋病的傳播方式還並不了解。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國《艾滋病防治條例》中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病人及其家屬享有的婚姻、就業、就醫、入學等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對於在高校中日益龐大的這一群體,廖文科認為,高校一方面應該有針對性地普及和加強艾滋防控教育,另一方面,更要為這些已經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學生們完成學業提供方便。

針對高校青年學生的防艾工作雖說是教育行政部門與高校的分內事,但是,我們的社會各界也應該有良知,來促進那些正處於青春期的大學生健康成長。

還有,我們的家庭,尤其是我們的父母,不要以為孩子考上了大學就萬事大吉,放任孩子,這其實同樣會害了孩子,會影響孩子的健康成長。孩子考上大學,作為家長,依然不能放松對孩子的教育,尤其是性方面的教育,要有正確的引導,讓孩子安全度過青春危險期。

高校何以成為艾滋病的重災區?這不是我們只需要思考的時候,而是我們需要面對、需要以實行行動來應對的時候。要將艾滋病毒逐出校園,不能再停留在口號,而需要我們整個高校、整個社會、每個家庭都聯動起來,共同發力將艾滋病的宣傳教育細水長流地進行下去。如果說曾經的失語已經難以彌補,那麽今天嚴峻的現實會倒逼我們行動起來。

關心、關註大學生的健康成長,不只是因為他們是孩子,還是我們的未來和希望!

大學生 大學 艾滋病 艾滋 感染 病例 連年 高速 增長 八成 源於 好基 基友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16783

黑客定位,艾滋催債隊上陣……誰在搶奪萬億催收江湖

來源: http://www.iheima.com/top/2016/1026/159433.shtml

黑客定位,艾滋催債隊上陣……誰在搶奪萬億催收江湖
一本財經 一本財經

黑客定位,艾滋催債隊上陣……誰在搶奪萬億催收江湖

一邊是野蠻生長,一邊是行業自律——這里也是一正一邪的戰場。

本文由微信公號“一本財經”(ID:yibencaijing)授權i黑馬發布。

這幾年,銀行壞賬率年年攀升,網貸行業大洗牌,大量壞賬出現。

經濟進入下行周期,不良資產就呈現逆周期繁榮,直接導致後端的催收行業,變得炙手可熱。

然而催收江湖,深不見底。

這里已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前端,黑客收集欠債人的數據,只需400元,就能實時定位;

中端,電催員先通過電話、短信“溫柔”告知後,就使用“呼死你”等軟件,打到欠款人手機癱瘓,甚至給欠款人所有的親朋好友打電話;

而後端,“帶著大金鏈子,滿身紋身”的人,潑油漆、把欠款人拉進面包車“囚禁”,甚至組建了艾滋病催債隊,進行“高壓心理戰”。

這個逆勢繁榮的催收行業,已呈現極端扭曲、可憎的一面。一直呼喚的“文明催收”、“綠色催收”,在高額的返傭面前,變得細若蚊蠅……

黑客前哨

黑客小邢,給自己註冊了一個“私家偵探”的網名,混跡在各大催收群中。

這個90後的年輕小夥,每個月靠給人提供催收數據,月入十萬。

“我這叫信息修複”。小邢用一個高級的詞匯,包裝自己的業務,說白了,就是利用“社工庫”和一些黑客手段,對人進行隱私信息獲取。

所謂的社工庫,是大量外泄的用戶隱私數據集合地,也是黑客常用的“數據共享庫”。

只要客戶提供欠債人的電話號碼、姓名、身份證號,小邢就可以查到對方新換的電話、住址、公司,並可以實時定位。“價格很美麗,只需要400元”。

實時定位,這個聽起來像只在科幻電影才會出現的鏡頭,小邢卻輕易可以做到。

他做了一個演示,拿到一個陌生的手機號碼,很快就能知道對方的位置,甚至行動軌跡。

小邢的操作邏輯是,只要拿著用戶數據,去社工庫“滾一輪”,很有可能就知道對方常用的用戶名和密碼,登陸一些可以獲取定位的應用,就能知道對方位置。

他通常用於獲取對方定位和地址的應用,多為生活類應用,如餓了麽、美團等。

除了定位,如果運氣好,還能獲取對方的淘寶賬號、支付寶賬號,“雖然不能轉走資金,但卻可以得知對方是否有還款能力”。

小邢在此之前,只是一個“私家偵探”,偶爾幫別人查查開房記錄、背景調查,生意很清淡。

這兩年,催收行業的火熱,讓他收入大幅度增加。“大部分,是P2P公司,也有消費金融、信用卡還款,還有追查攜款潛逃的公司老板”。

而像小邢如此,專門在市面上提供“信息修複”的黑客還有很多。

在各大催收群中,眾多類似的工作室招攬生意,會根據獲取信息量的多少,收費300到800元不等。

“催收行業最大的痛點,就是找不到欠款人了,我們提供的服務,是剛需”,小邢對這份在多金的行業的工作甚是滿意,認為“合情合理”,“我幫人找到欠債不換的老賴,這不是做好事嗎?”

這幾年,經濟出現強烈的下行信號。

7月,銀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於學軍,在一次論壇上第一次透露了一個數據:截止今年5月,中國銀行業不良率突破2%。

而網貸行業,因風控遠不如傳統金融機構,多位業內人士透露了“行業機密”,網貸行業的壞賬率,高達12%。

零壹研究院報告顯示,2015年國內不良資產整體規模可達3.5到5萬億元。隨著經濟形勢下行,這個數字,還會以每年10%的速度上升。

雖是經濟下行結下的苦果,但是這顆苦果,卻形成了萬億級別市場,並催生了火熱的催收產業鏈條。

受益者,遠遠不止黑客的黑產鏈條。

電催門道

所有的催收業務,通常分為兩個部分完成。

從溫柔到高壓,就是一場心理攻防戰。

第一個階段,就是電話提醒,行話叫“電催”。

最開始會溫柔的發一條短信,提醒“用戶逾期”,如果依然未還,就會電話提醒。

催單俠的CEO李曉煒稱,90%的逾期用戶,都是不小心忘記了,會在提醒後還款。然而剩下的10%,要麽沒有還錢能力,要麽就是惡意欠款。

戰爭開始打響。

“我一天會給同一個客戶打20個電話,反複提醒,如果他不接電話,或掛斷,我會持續打”,林程是一家P2P公司的電催專員,他們有一整套的“話術手冊”,應對客戶的各種推諉和拒絕。

然而,如果溫柔催收無效後,高壓手段就開始出現。

林程說,他們會在市面上購買一些“呼死你”軟件,通過網絡軟件持續給欠款人撥打電話,“直到對方手機癱瘓”。

這還不是最黑暗的招數。

“我們會給他的親朋好友,甚至前男女朋友打電話,讓他身邊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欠錢”。

而這些聯系方式,是如何獲取的?

實際上,大部分借款的APP,都會“讀取通訊錄”,如果是安卓手機,會悄悄隱藏完成操作,如果是蘋果手機,只要不通過,“通常是無法完成借款審核的”。

而通訊錄上的聯系方式,就成了後期催收的有力武器。

林程透露,借款金額不高的用戶,都會在公司給朋友施壓後還錢,“實在丟不起那個人”,然而對高額欠款的人,催收效果則大打折扣。

暴力施壓

電催失敗,催收便進入到第二個階段:上門催收。

高額欠款者,成了暴力催收的搶食之物。

“5萬之下的催收,通常催收員上門正規操作,就有可能催回;而5萬之上的市場,則被各地的黑社會壟斷”,李曉煒稱。

通常,到了需要上門催收的地步,一般都是逾期3個月以上,經過多輪“電催”清洗的單子。

也就是說,剩下的都是最難啃的骨頭。

大部分的公司都將這些壞賬放棄,願意支付高額的“提成返傭”,多少有點死馬當成活馬醫的心理。

行業通常的做法是,要回來多少錢,就可從中提成50%,有些甚至高達90%。

如果按照最低的5萬來算,一個單子至少可得2萬多。

這個價位,已足以讓一些人鋌而走險。

李曉煒帶著催收員正常上門催收的時候,經常可以看到欠款人家門口被各種血紅的大字塗滿:“還錢”、“殺”,甚至一些“不堪入目的臟字”。

李曉煒還了解過行業中一些極端的做法:直接將欠款人拖上面包車,帶到一個偏遠的地方或小賓館,“不打電話叫人來送錢,就不放他回去”。

而有一些平臺,專門給這種難啃的骨頭“找消化渠道”。

他們進入各大催收群或催收論壇,去收購這些難啃的不良資產,再分發給各個地方的“地頭蛇”。

“涉黑領域的利潤很高,可能10萬收進來,能追回來100萬”,某平臺的負責人稱。

實際上,暴力催收的回收率,要遠遠高於正常催收。

“這些逾期3個月以上的單,正常催收的回收率是5%到7%,而暴力手段,可以到30%以上,但時間周期也會很長”,李曉煒稱。

某催收團隊提供的催收回收率顯示,利率低於24%的貸款,180天的催收周期,最高可高達86%;而利率高於24%的貸款,180天催收周期,最高可達48%。

對他們來說,絕非上門一次就能催回,需要不斷施壓。

艾滋催債隊

在極高提成的利誘下,一些極端的手段也開始出現。

日前引起公憤的“裸條”事件,就是其中一種。

色情還不是最為極端的手段,一群艾滋病組成的催債隊,已將業務發展到大江南北。

一本財經記者找到了39歲的陳田紅,很難想象,這個身高不到1.7米的幹瘦男子,是百人催債隊的領袖。

他的隊員,都是艾滋病人,並由他一手調教。

大部分隊員都是村民,90年代血漿生意興起時,他們賣血養家而患上艾滋病,生活清苦,靠催債養家糊口。

他還特別訓練了一支幾十人的娘子軍,她們的年紀都是四五十歲左右,他叫她們“嫂子”。不論什麽場合,“只要看見我的食指豎起來,這是一個暗號,她們就立馬上去撓人”。

陳田紅有一只專門接待客戶的業務手機,鈴聲一響,他就知道生意上門。

他幾乎來者不拒,最火紅時,一年能有上百個單子,他的標準是“不殺人放火、不觸犯法律”。

久經沙場後,陳田紅已總結出完整一套“催債方法”。

前幾年,湖南一個大老板欠了巨額欠款,他帶領十幾個隊員闖入老板辦公室,亮出小紅本,其威懾力,“比啥證都好使”,所有的人像避瘟疫一樣縮到一邊。

實際上,小紅本是艾滋病醫療救治辦公室發給患者的,相當於艾滋病人的“身份證明”。

隊員們往辦公室里安靜一坐,拉出“欠債還錢”的橫幅,就如一個毒氣場,所有人繞道而行。

最開始,保安還會上來驅趕。隊員們作勢,卷卷袖子。保安就不敢再往前一步。“就算他們再忠心,也不會為了老板命都不要”,陳田紅說,“這就是一場心理戰,我們在這里一坐,所有人的心理壓力一點點增加”。

有些隊員還會不定期“佯裝”發病,在地上打滾幹嘔,口吐白沫,“周圍的人嚇得臉色慘白”。

他們幾乎成了大老板的“貼身人”。老板上車,他們一前一後站在車頭車尾,車紋絲難動;老板走路,他們就一左一右緊夾兩側,微笑有禮卻打罵不走。

大老板避瘟疫般逃到外地出差,幾天後他下飛機回來,卻看到陳田紅已帶了兩個隊員來“接機”了。陳田紅迎上去,嬉皮笑臉說:“老板,我們來接您了,您辛苦了。”

他很享受地看到,老板眼角耷拉、嘴角抽搐。

陳田紅幾乎斷言,沒有兩天他們就可以收工了——這種表情他看過太多,這是思想高壓已達到頂峰時的面部扭曲。

果不其然,兩天後,他們每個人拿著兩三千的傭金,坐火車返鄉。

而像陳田紅一樣的催債隊,在全國並不少見。

在各大催債論壇上,都能看到雇主四處詢問:“哪里可以聯系上艾滋病催債隊?”也有艾滋病人自己在論壇和群里攬活。

實際上,大部分艾滋病催債隊處於食物鏈的最下端,分的錢並不多,完成一單,一個人兩三千不等,而像陳田紅這樣的領隊,則相對多一些。

通常是,一些接到活的黑社會,再來找他們作“獠牙”。

陳田紅喜歡自己去談生意,“和黑社會合作,他們會拿大頭,只吐給我們一點殘渣”。

本是弱勢群體的他們,將自己活成了洪水猛獸,裹挾到催收江湖中——通常他們是最低端,卻最危險的棋子,也是最後出招的“殺手鐧”。

草莽江湖幾時休?

“在中國,催收、私家偵探這些職業,都不合法”,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劉維鶴稱。

然而,這些職業卻勃勃發展,並形成完整的產業鏈。

一年前,一家名為上海一諾銀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公開轉讓說明書,企圖登陸新三板,迅速引起業內嘩然。

一諾銀華實質上,就是一家催債公司。

原本一個從事灰色行業的公司,即將登上官方的融資渠道,也預示著,催收行業確實是剛性需求,在市場的公開爆發,已然呼之欲出了。

盡管是混沌之地,但這里確實遍地黃金。

原動天的CEO殷賓稱,稍微優質一點的不良資產,第二年就可以利潤“翻倍”,利潤非常可觀。

比如,100萬的不良貸款,平臺花10萬購買下來,只要找到老賴,和他商量,還20萬,就再也不會有人來催債、騷擾他,債務一筆勾銷。

如此,就實現了利潤翻番。

一諾銀華公開轉讓說明書里顯示,他們逾期欠款的催收服務,主要通過電話提醒、上門外訪等方式展開;催討過程全部錄音,並將電話、上門及信函等多種催收方式完整記錄,形成完整記錄留底。

李曉煒也在試圖將5萬之下的消費金融貸的催收“標準化”,對催收員進行定位,統一管理,並全程錄音。

一些互聯網平臺,圍繞不良資產和催收,開始了創業之路,試圖在混沌的淤泥中,掘出黃金。

經歷過草莽的生長期之後,行業又在自律中緩慢推演。

這是一個充斥著黑色、血腥、骯臟的江湖。

這里和利益進行殊死博弈,所有的人,驅利而動,人性最惡的一面,都在這個混沌江湖,被激化放大,甚至扭曲。

利益的驅動下,黑客、黑社會、甚至艾滋病人,每個角色都成了利益環的一個極惡棋子。

催收的江湖,有刀光劍影,有暴力血腥,也有亂中建序。

一邊是野蠻生長,一邊是行業自律——這里也是一正一邪的戰場。

(註: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互聯網金融
贊(...)
文章評論
匿名用戶
發布
黑客 定位 艾滋 催債 債隊 上陣 誰在 搶奪 萬億 催收 江湖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20597

艾滋病成傳染病死亡第一位 仍有三成感染者未被發現

當狂犬病與肺結核從國家法定傳染病死亡第一順位上陸續撤退後,艾滋病被推上了法定傳染病死亡人數的第一順位。

“從2007年開始,艾滋病已經成為中國法定傳染病死亡人數的第一順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梁曉峰副主任在10月27日召開的“首屆中國—東盟衛生合作論壇”上表示。

據中國疾控中心公布的數據,截至2015年底,發現現存活感染者57.7萬例,死亡18.3萬,估計全國人群總感染率約為0.06%,仍有約32.1%感染者未被發現。

 

圖為2004-2014年法定傳染病報告死亡趨勢

死亡第一順位

“10年前的艾滋病是由於吸毒、血源性進行傳播,5年後降到了不到50%,現在是90%都是性傳播了。而過去主要是貧困地區、少數民族、邊境等文化相對落後的地方,現在已經從農村包圍了城市。我們必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防控艾滋病戰略,把預防關口前前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研究員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

圖為2004-2015年全國法定傳染病死亡順位

狂犬病和肺結核被控制源於疫苗的廣泛實施,但是艾滋病目前還沒有這個武器。

中國啟動實施免疫規劃的30多年來,已經基本消滅了天花、新生兒破傷風的傳染病,實現了無脊柱灰質炎的目標。同時,結核病控防方面提前實現了全年發展的目標;5歲以下兒童乙肝病毒攜帶率由10%下降到1%以下,提前實現了乙肝控制目標。這些都跟中國疫苗的擴大免疫有著直接的關系。

國際共識認為, 疫苗仍然是人類最終控制艾滋病的最有力武器。世界範圍三十年努力己出現第一個低保護性(31%)和疫苗。科學測算顯示, 30%-50%-70%有效的疫苗,至2030年可以分別使550萬,1700萬和2800萬人免於和感染。

但是,艾滋病疫苗的進展一直不是很順利。

“艾滋病的第一代疫苗失敗,第二代疫苗失敗且有害。2013年4月,美國第二代疫苗在中期數據分析後,發現疫苗沒有效果,就終止了實驗。雖然艾滋病一、二代疫苗聯合是有首次獲成功的案例,但是保護率太低,無法大規模運用。”邵一明介紹稱。

據邵一明介紹,截止到2016年1月,我國複制性載體艾滋病疫苗已經率先完成II期臨床試驗。目前有3-4個疫苗剛開始或即將要開展大規IIb期臨床試驗。其中有一組中國產的疫苗,在複制型載體艾滋病疫苗臨床研究領域位於競爭的前列。

邵一明表示,在藥物預防性治療方面,盡管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獲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人群使用和現場推廣方面,預防性治療仍面臨科學和行為學的挑戰。提高服藥依從性有利於提高預防效果,同時也有利於改善抗病毒藥物的耐藥情況。但研究發現,長期服藥的依從性僅有50%左右,這正是容易產生耐藥的區間。最近法國ANRS12449研究在南非開展的大規模臨床試驗中,未觀察到早期治療組與對照組有顯著差別,再次出現了這種問題。

農村包圍城市

直至今日,艾滋病屬於全球主要公共衛生問題之一。為了防控艾滋病,中國一直在努力。中國政府對艾滋病實施“四免疫關懷”,同時擴大檢測、擴大治療。

據梁曉峰介紹,2008-2015年間,HIV檢測量快速上升,2015年底,中國有9,320 門診在提供服務,2015年一年檢測人次數超過1.43億人次。

但是這些工作仍然遏制不住艾滋病人數的上升。

“艾滋病已經由經血傳播為主轉變為經性傳播為主,所占比例已經達到90%以上,由農村迅速擴展到城市。每年報告病例數持續增長,由2005年的4萬人增長到2015年的11萬人,在原本罕見的學生群體和老年人中快速增長,現在年齡最高的是92歲的艾滋病患者,年齡最小的是小學生。”邵一明表示。

圖為1985-2015年艾滋病傳染途徑構成比(%)

2005年,中國政府計劃和全球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相結合積極開展並大力推進三病防治工作。其中,瘧疾、結核病防治取得了顯著成效,但艾滋病防治取得部分成績,卻面臨嚴峻挑戰。

“肺結核病年報告發病數降低了31.4%,年報告發病率降低了34.7%,瘧疾年報告發病數降低了92.1%,年報告發病率降低了92.5%。但是艾滋病年報告發病數增長了347.3%,年報告發病率增長了325.5%,艾滋病病毒報告感染數增長了146.4%,年報告感染率增長了134.3%。”邵一明表示。

經血傳播、註射毒品傳播、母嬰傳播方式的數字降低,來源於中國近年來對血液制品的管理加強、成功打擊毒品、以及醫療條件的改善。但是性傳播已經成為不可擋的趨勢。

“我們無法改變的就是性傳播方式,異性傳播患者的數字所占人數較多,但是同性患者占同性人群人數的比例卻是最大的,所以同性之間的性行為仍是艾滋病高危行為。10年前,因為很多同性戀著礙於社會、文化因素等,沒有表達自己同性的意願。隨著社會對同性戀的包容和接納,同性戀的表達人數上升,所以,艾滋病感染著也隨著增加”,一位研究艾滋病的學者表示。

防控措施需變

“其實建國之初的中國,曾經消滅過性病,也是人類首次消滅性病的歷史。50年代早期,中國性病感染估計數超過1000萬。當時中國采取了綜合措施,最後性病患者不到1萬人。但中國目前沒有走原來防控性病的路子。”邵一明表示。

據其介紹,當時的公安部門關閉所有妓院,對妓女進行教育。衛生部門對所有病人治療,性病預防項目推廣。民政部門對妓女進行職業教育,進行關愛,消除歧視,通過各種途徑幫助前妓女找到工作,或讓他們返鄉從事農業勞動,或介紹到公營服務行業工作,在中國西部新疆、甘肅、陜西、青海,讓她們在國營農場和建築公司工作,另外給剩余人員建立了工廠。

“根據北京1950年的數據,在北京介紹參加工作的1316人,在京外工作的7020人,建立紡織廠安排209人就業。通過這種綜合治理,性病被控制了。”邵一明表示。

而通過中國歷史上消滅性病的措施看,邵一明認為,中國應該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防控艾滋病的路子,而不是全部按照國際來走。

“目前中國采取的是‘三個90’的國際策略,90%的查出,90%的治療,90%的病毒抑制。但是這個國際策略主要針對占全球艾滋病70%以上的非洲人,他們平均人口感染率5%,個別國家10-30%,以治療為主是正確的。但是中國國情不同,中國有99.9%的人口未被感染,國民人口巨大,流行隱患四伏,決不能滿足於當前的低流行控制水平,要知道我們國家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是136萬的人,所以必須防治結合,以防為主。”邵一明表示。

但是現在“三個90”策略,讓80%的經費用在了治療上,廣大國民的防控費用卻是少數,必須要把關口前移,在預防上下功夫。

邵一鳴強調,艾滋病不僅是醫學問題,也是全社會的問題,我們應通過各部門的合作,將關口前移,關註預防。必須平行推進以預防為中心保護健康人群的宣教幹預策略和以治療為主心的感染人群防治策略。

艾滋病 艾滋 傳染病 傳染 死亡 第一 一位 仍有 三成 感染者 感染 未被 發現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21208

中法科學家聯手攻堅艾滋病

一直以來,尋找艾滋病的“阿喀琉斯之踵”被視作是病毒研究中的難點。人類對艾滋病的致病機理和預防治療的研究35年來從未停止過。

“雖然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可以有效減低外周血中的病毒,但根治艾滋病仍是一個巨大的科學挑戰。”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員王建華博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聯合攻堅

為了尋求根治艾滋病的新療法,中法兩國的科學家正在攜手努力。11月1日,中科院上海巴斯德首個致力於艾滋病和乙型肝炎等病毒研究的中-法國際聯合實驗室(Virhost)正式在上海成立。按照協議,未來四年,中法兩國的科研機構將以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為重心,集中力量向艾滋病和乙型肝炎發起攻堅。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所長唐宏博士表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都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點攻堅對象,中法攜手將有利於提升兩國學界的科研水平,造福兩國百姓。”

正在中國訪問的法國外長讓·馬克·艾羅見證了合作協議的簽署。艾羅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標誌著中法兩國在科研領域合作的又一個里程碑,未來兩國將會在抗擊新發病毒等領域進行更加深度緊密的合作。”

巴斯德研究所在艾滋病的基礎研究方面有著雄厚的實力。因發現HIV病毒而獲得2008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弗朗索瓦絲·巴雷·塞努西(FrancoiseBarré-Sinoussi)女士就出自巴黎巴斯德研究所。

巴雷·塞努西曾在2014年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找到一種HIV根治新方法。我們需要投資開展研究,找到更有效、更劃算的治療策略,能在抗逆轉錄藥物治療中斷以後仍能非常有效並持續地控制HIV,從而長期減輕患者的痛苦。”

未來,這個致力於艾滋病毒研究的實驗室將由法國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Cochin研究所研究員SergeBenichou博士和王建華共同主導。此前,Benichou已經和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員周保羅博士進行過緊密合作,為該實驗室未來的研究方向奠定基礎。周保羅告訴記者,此前Benichou研究出來的一個抗體在巴斯德的平臺上進行培育,現在已經步入臨床前試驗階段,這一研究成果剛剛發布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病毒學雜誌》上。

Benichou從事艾滋病毒研究超過20年,在宿主細胞調控病毒複制機制研究方面有著豐富經驗。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與法國實驗室相比,中國實驗室還有很多制度性和組織性的工作要做,這里的學生很聰明,但是研究的基礎設施和體制管理方面還需要理順,方便未來的工作。”Benichou還表示,近期將在實驗室招聘兩名中國學生共同參與該項目。

王建華從事艾滋病毒研究近20年,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實驗室將致力於研究宿主細胞調控艾滋病病毒複制機制,分析其潛伏建立和維持機制,尋找根治新策略。目前研究有初步進展。未來也會考慮艾滋病疫苗的研發。”

尋找新路徑

現行常見的艾滋病治療方式稱為“高效抗逆轉錄病毒療法”(HAART),又稱雞尾酒療法,能通過逆轉錄酶或蛋白水解酶抑制劑等藥物的聯合使用最大限度地抑制HIV病毒的複制,可使外周血病毒載量達到檢測不到的水平,從而穩定艾滋病患者的病情。但這一方法不能清除在細胞內潛伏的病毒,對於處於休眠狀態細胞內的HIV病毒無效,只能讓HIV病毒不再大肆感染免疫細胞,卻不能將病毒從體內完全清除,因此患者需要每天服藥以防止病毒複發。

而近期國際上對艾滋病毒的研究成果大量湧現,這與越來越多的技術工具的發明有關,比如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就為基因治療艾滋病提供了可能性。在一項新的研究中,來自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等機構的研究人員利用CRISPR/Cas9系統發現了讓人免疫細胞抵抗HIV感染的基因突變。他們開始對T細胞進行基因編輯,將它們移植回病人體內,從而能夠快速安全高效地進行治療。這項研究成果被發表在10月25日的CellReports上。

同樣在10月,英國科學家利用一項名為“KickandKill”的治療方案,試圖完全去除體內的艾滋病毒。該療法分為兩步,第一步中特異性抗體首先幫助人體找到被HIV病毒感染的T細胞,第二步一種名為“伏立諾他”的藥物將喚醒處於休眠狀態的T細胞使其可以被免疫系統識別並最終清除。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倫敦大學學院及倫敦國王學院等五所大學聯合開展了名為RIVERS的臨床試驗項目。到目前為止,一名接受治療的44歲倫敦男子血液中已完全檢測不到HIV病毒。

王建華實驗室也正在使用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和發展KickandKill的策略。“基因編輯技術是當前一個較熱的技術,大家都在用。敲除HIV-1輔佐受體CCR532個堿基,讓科學家們看到了希望。”王建華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2008年,一位名為蒂莫西·雷·布朗(TimothyRayBrown)的患者在接受兩次骨髓移植後治愈了他身患的白血病和艾滋病。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一位被根治的艾滋病患者。布朗的骨髓捐獻者帶有罕見的CCR532個堿基缺失,然而由於移植手術價格貴、風險高,同時帶有CCR532個堿基缺失的人也相當少見,這一“治愈”了布朗的方法無法面向大眾推廣,但這一案例,為科學家們致力於艾滋病根治提供了重要思路。

盡管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數自2001年以來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但每年仍有200萬人患病,艾滋病人群也正越來越被邊緣化。“我發自內心和靈魂深處地知道,我不會是唯一的被治愈者。我們正在努力一勞永逸地打敗這種可怕的疾病。”布朗說。

中法 科學家 科學 聯手 攻堅 艾滋病 艾滋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21762

中國自研新藥“艾博衛泰”有望成世界首個長效註射抗艾滋病藥

據科技部網站消息,11月23日,在新藥創制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支持下,我國科學家自主研發成功的新一代抗艾滋病藥物(HIV融合抑制劑,艾博衛泰),通過食品藥品監管總局與新藥創制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建立的“創新藥品審評審批綠色通道”,獲得優先審批、加快審評,目前已啟動針對該藥III期臨床試驗數據的核查程序,使該藥提前進入上市前沖刺階段,有望成為世界首個長效註射抗艾滋病藥物。

長效註射劑可給艾滋病患者帶來口服藥無法提供的臨床益處,是目前國際抗艾新藥研發的重要趨勢。艾博衛泰通過阻斷病毒與靶細胞膜的融合而抑制病毒進入靶細胞,能在感染初始環節阻斷病毒複制周期。國家衛計委艾滋病臨床工作組工作人員介紹:“目前,包括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等權威機構在內的任何國家藥品監管部門都還沒有批準一個長效的抗艾藥物。如果艾博衛泰順利獲批,很有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個抗艾長效藥物。”

中國 自研 新藥 艾博 博衛 衛泰 有望 世界 首個 長效 註射 射抗 艾滋病 艾滋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25372

艾滋孤兒管理模式空缺 專家建議將艾滋孤兒納入社會體系主渠道

據中國疾控中心公布的數據,截至2015年底,發現現存活艾滋病感染者57.7萬例,死亡18.3萬。這些數據中,還有一個群體不能被遺忘,就是艾滋孤兒。

隨著我國艾滋病感染人數的增多,艾滋孤兒的數量也在不斷上升。艾滋孤兒面臨家庭結構缺失、經濟貧困、歧視和排斥等問題,對兒童身心發育造成了嚴重影響,需要得到生活、醫療、教育、心理等方面的更多的關懷和救助。

“盡管國家出臺了多項法規政策,為艾滋孤兒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醫療和教育,但分散的艾滋孤兒很難享受到這些福利。社會組織提供的關懷和管理,常常由於人員、資金和政策的限制難以為繼。政府和社會部門應該以身作則反對歧視艾滋病,將艾滋孤兒的管理常態化,和社會孤兒一起納入福利和教育等社會體系的主渠道,從而切實保障他們的權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據《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2011》指出,估計2010年底,約有49.6~89.4萬在中國的兒童成為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其中2~2.7萬兒童因艾滋病失去父母雙方。

對此,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通過財政資金支持等多種形式對艾滋孤兒實施救助,也出臺了與艾滋孤兒生活、教育、醫療相關的法規政策,形成收養、家庭寄養、模擬家庭養育和機構供養等多種安置模式,還在艾滋病高發區設置了艾滋孤兒救助安置工作指導中心,對基層救助安置工作實施監管和指導等。

2017年1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動計劃》,這是今後5年引領、指導“十三五”時期我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提到,依法保障感染者和病人就醫、就業、入學等合法權益,落實社會保障政策,為孤兒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兒童及時、足額發放基本生活費,支持符合扶貧條件、有勞動能力的感染者和病人開展力所能及的生產活動,共享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果。

“但是對於分散的艾滋孤兒,存在許多的問題和局限性,其主要癥結在於艾滋孤兒難以納入救助、教育、福利和就業等方面的社會主渠道。其主要原因在於當地政府和社會部門不夠重視,制定的法規政策難以落到實處,缺乏對艾滋孤兒的規範性管理制度和管理機構,管理模式仍為空白。”邵一鳴表示。

由於社會福利院、幼兒園和學校不願意接受艾滋病感染兒童,在艾滋病高發區,當地政府會建立專門針對艾滋孤兒的收養機構和學校,但這畢竟只是少數。多數散在各地的艾滋孤兒主要依靠草根民間組織的救助,將他們集中到有一定條件的城鎮安置。但由於自身資金不穩定、缺乏專業人員和政策支持等問題,民間組織的救助十分有限,並且難以維系。有民間組織反映,社會組織機構監護的兒童因戶籍不能落戶當地,需承擔高額的學費和醫療費用,給社會組織機構帶來較大的經濟負擔,社會組織機構監護的非福利院轉介的兒童,不能享受福利院兒童的待遇和政策(如就業安置政策等),對孩子將來順利回歸社會是一個挑戰。

隨著艾滋病研究的不斷深入,抗病毒藥物的重大突破,艾滋病已經從過去的高致死性疾病轉變成可防可治的慢性病,對艾滋病的防治無需獨立的防治體系,可納入整個社會體系,實施常態化管理。因此,對艾滋病孤兒的社會保障也應該常規化。

邵一鳴建議,由國務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員會發文要求各有關政府部門將艾滋孤兒救助、教育、就業均納入社會主渠道,反對歧視,保障艾滋孤兒的社會權利。民政部開展艾滋孤兒福利和保障制度執行情況的檢查,保證艾滋病孤兒能夠享受國家的政策和照顧。教育部門開展艾滋孤兒在各級學校就學情況的督導檢查,反對歧視,保障艾滋病孤兒的就學權利,為艾滋病孤兒保密,並與衛生部門合作,在普通學校就學期間保證他們的教育和醫療照顧。就業部門要對艾滋孤兒有特別的安排,提供針對大齡艾滋孤兒的就業職業技能培訓、就業服務,保證艾滋孤兒正常的社會發展。

艾滋 孤兒 管理 模式 空缺 專家 建議 納入 社會 體系 主渠道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41313

香港大學成功研發預防和清除艾滋病病毒新藥物

香港大學26日宣布,該校研究團隊研制出一種新型抗體藥物,能保護細胞不被艾滋病病毒感染和清除艾滋病病毒,並在小鼠身上成功進行實驗。

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艾滋病研究所領導的研究團隊,利用基因工程技術,研制出一種新型的抗體藥物“串聯雙價廣譜中和抗體”(BiIA-SG),可有效抑制所有測試過的艾滋病病毒株,並促進清除小鼠體內的潛伏感染細胞。

港大研究團隊指出,BiIA-SG通過結合宿主細胞表面的CD4蛋白,能有策略地伏擊艾滋病病毒,保護細胞不被感染。另外,基因導入的BiIA-SG可以在小鼠體內持續發揮功效,並且清除已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細胞。因此,這項研究為BiIA-SG作為一種新型抗體藥物,用於艾滋病病毒預防和免疫治療提供了概念驗證。

相比目前治療艾滋病病毒的抗體藥物,新藥物效用有明顯改進,研究團隊希望新藥物有望真正成為首個“香港制造”,適用於臨床治療艾滋病病毒的抗體藥物。

這項研究成果已在最新一期國際著名生物醫學期刊《臨床研究雜誌》上發表。

香港 大學 成功 研發 預防 清除 艾滋病 艾滋 病毒 新藥物 新藥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63232

研究者稱艾滋病藥新發現處動物實驗階段  媒體勿過度解讀

4月26日,媒體又發“重磅”消息,稱“港大:新藥可除艾滋病”,但藥物研究者對一財表示目前只是小鼠實驗結果。

據報道,由香港大學(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艾滋病研究所領導的研究團隊,利用基因工程技術,研制出一種新型的串聯雙價廣譜中和抗體(bi-specific bNAb),可有效抑制所有測試過的艾滋病病毒株,並促進清除人源化小鼠體內的潛伏感染細胞。

“這個實驗是小鼠試驗結果,有的報道太誇張,媒體可能也是為了吸引眼球。如果描述為‘動物模型的結果’就比較準確。不過我們最後目標是一定要做到人體實驗,造福於病人。”4月27日,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微生物學系教授、艾滋病研究所所長陳誌偉教授對第一財經表示。

全世界,艾滋病病毒(HIV)已經導致約4,000萬人死亡,目前仍有約3,690萬人攜帶著艾滋病病毒生活。2017年,中國檢測2億人次,新診斷感染者有13.5萬人。到2016年底,全國總存活感染者人數數是66.5萬,到2017年底是75.9萬。為了遏止艾滋病的全球大流行,研究出有效的艾滋病疫苗或治愈療法十分重要。然而,HIV的高突變率和抗病毒藥物無法清除的潛伏庫,仍然是兩大科學挑戰。因為在人體內極難利用合適的抗原誘導出具有抑制各種艾滋病變異病毒的廣譜中和抗體(bnAbs),利用已發現的bNAbs進行被動免疫,就成為艾滋病預防和免疫治療的實用方法。

“我們主要是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把抗體基因進行人工改造,在技術上屬於一個革新。就是把兩個抗體串聯在一起,經過這種基因融合之後,可以同時表達出來兩個抗體的活性,且作用是兩個單抗體同時作用的100倍。 同時具有廣譜性,能夠中和124種假病毒毒株。”陳誌偉表示。

據陳誌偉介紹,其研究團隊發明了一種單基因編碼的串連雙價廣譜中和抗體,並將其命名為「BiIA-SG」,具有「一石二鳥」的效果 。BiIA-SG通過結合宿主細胞表面的CD4蛋白,有策略性地伏擊HIV,進而保護CD4+ T細胞不被感染。BiIA-SG不僅展示出強大的功效,在體外能有效中和124株不同基因亞型的HIV,而且可以完全保護人源化老鼠免於多種HIV活病毒的感染。此外,基因導入的BiIA-SG可以在人源化老鼠體內持續發揮功效,並且清除已被HIV感染的細胞。因此,此項研究為BiIA-SG作為一種新型抗體藥物用於HIV預防和免疫治療提供了概念驗證。這項研究成果已在最新一期《臨床研究雜誌》發表,該期刊為全球權威的生物醫學期刊之一。

“這個研究具有功能治愈艾滋病的功能。在小鼠體內會發現,註射了這個藥物後,不在感染艾滋病毒,此外,已感染艾滋病毒的小鼠,持續註射這個藥物3個月後,病毒水平會降低,42%的小鼠體內找不到艾滋病毒。當然我們喜歡能夠在猴子身上以及人類體內也達到這個效果。”陳誌偉表示。

美國波士頓BIDMC醫學中心博士後王宇歌則認為,HIV治愈有“根治”和“功能性治愈”兩種。“根治”需要HIV病毒蛋白(WB)、HIV RNA和HIV DNA完全消失,最終HIV抗體也完全消失。 “功能性治愈”也叫“長期緩解”,是指停抗病毒藥後病毒長期不反彈,不反彈越久越趨近根治。

王宇歌表示,從2013年密西西比嬰兒和VISCONTI隊列開始,功能性治愈的例子不絕於耳,而在一些早治療的隊列出現很高比例的功能性治愈(被稱作PTC),RV254和我們實驗室的某些隊列長期緩解率可高達26%。所以當看到臨床前和臨床試驗中,停藥不反彈的例子,其實並不是個例,而已經成為一種不鮮見的現象。

“所以我現在不驚訝於恒河猴或者病人停藥後很久不反彈,而現在更關註於尋找停藥不反彈的biomarker,這樣可以使更多的病人進行試驗性停藥,從而減少依從性要求和歧視。尋找PTC標記物也是近期NIH和amfAR立項資助的項目。”王宇歌表示。

雖然從動物研究成果到臨床應用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但是這個突破依然是人類與艾滋病毒鬥爭路上的一個成功的機會。而對於陳誌偉,藥物的成功更意味著有望成為首個“香港制造”。自2009年香港引入抗HIV病毒治療及預防手段以來,已確診的HIV感染病例,從2009年的4,443宗已倍增至2017年的 9,091宗。目前估計,香港每年用於HIV抗病毒治療藥物的花費超過5億5千萬港元,其中還未包括終身服藥的財政負擔、藥物毒性和耐藥病毒等問題。BiIA-SG作為一種普遍適用的抗體藥物,其廣譜性和有效性有明顯改進,將有望真正成為首個「香港制造」,適用於臨床治療HIV的抗體藥物。

研究者 研究 艾滋病 艾滋 新發 現處 動物 實驗 階段 媒體 過度 解讀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63273

降低六成HIV感染幾率,艾滋病的“外科疫苗”之戰

在贊比亞首都盧薩卡(Lusaka)的醫院里,一間10平方米大小的手術室,只容得下一張手術床、長臂燈(非無影燈)、一個櫃子,燈的長臂上還掛著醫生的外套。

即使這間房間狹小簡陋,祖魯(Zulu)——贊比亞最好的泌尿外科醫生,卻正在房間里為一名10歲的當地男孩進行包皮環切術,房間內另有他的兩名助手,他們也是來學包皮環切術的醫護人員,都沒有戴口罩。

而即便是這樣簡陋的條件,贊比亞也有許多醫療機構還無法具備,更不具備的是可以做手術的醫生。贊比亞的醫療技術、醫療人才和藥品都處於緊缺狀態。

7月11日,第一財經跟隨蓋茨基金會支持的北京大學“全球健康與發展創新報道項目”來到了贊比亞大學教學醫院,觀摩了祖魯的這場包皮環切術。

包皮環切術是防控艾滋病毒(HIV)的“外科疫苗”。對於艾滋病病毒,科學家們奮鬥了30多年,目前尚未發現可用疫苗,亦沒有針對艾滋病毒感染的治愈方法,只能用藥物治療延長感染者的壽命。

當醫學尚無法防控艾滋病毒時,這個可以降低艾滋病毒感染率60%的手術——男性包皮環切術,受到了領域內的推崇,並被稱為“外科疫苗”。面對聯合國“終結艾滋病流行”的目標,該預防方式令占全球艾滋病感染人數70%的非洲尤為激動,包括贊比亞。

“2009年,贊比亞以總統的名義啟動了VMMC(自願包皮環切)計劃,即在2012~2015年間,為15~45歲的男性做包皮環切術,計劃人數有190萬人,但實際只做了120萬人。做了包皮環切術後,每年新發病人由13%降到了11%,減少了約1萬~2萬的新發艾滋病患者。”贊比亞衛生部臨床護理與診斷服務部門副主任丹尼爾·馬卡瓦(Dr.Daniel Makawa)對第一財經表示。

在缺醫少藥的非洲,做一個簡單的包皮環切術,也往往因為衛生環境、醫療條件等因素而難以實現。

那麽,非洲人民又是如何在“終結艾滋病流行”的路上戰鬥的呢?

贊比亞當地醫院外觀。馬曉華/攝

降低六成HIV感染率

“當今有3700萬人感染艾滋病毒,其中180萬人為新發艾滋病毒感染。艾滋病疫情並沒有結束,我們將致力於終結艾滋病流行。”今年6月26日至28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方案協調委員會第42次會議上,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米歇爾·西迪貝如是表示。

早在2013年,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制定了“90-90-90”項目要求,即9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都要知道自己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狀況,90%確診為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要接受抗逆轉錄病毒療法(ART),且90%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的感染者,要在2020年實現病毒持久抑制。

這一項目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的開展,已挽救了約1140萬人的生命,在2000年~2017年間,艾滋病毒新發感染下降了36%,艾滋病毒相關死亡減少了38%。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的數據,截至2017年,全球有2170萬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獲得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

不過,目前僅有75%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知曉自身的感染狀況。在藥物控制既有患者的同時,減少新發艾滋病病例,無疑是“終結艾滋病流行”的重要手段。

為什麽包皮環切術能夠預防艾滋病毒?

首先,包皮比較嬌嫩,容易在性交時撕裂,艾滋病毒可以通過撕裂處的血管輕松潛入人體,更為重要的是,“男性包皮上有許多朗格漢斯細胞,且這種特殊的細胞極易與HIV抗原結合。當健康男性與攜帶HIV病毒的女性性交時,如果包皮撕裂,男性體內的這種血細胞就極有可能接觸HIV病毒並與之結合。朗格漢斯細胞本應該觸發人體免疫系統的抗體反應防止病毒感染,但一旦HIV病毒進入人體,免疫系統就可能無法進行有效抵抗。而割除包皮不僅能降低血管破裂的風險,還可以減少HIV受體的數量。”美國康奈爾大學威爾康奈爾醫學院泌尿外科教授李石華對第一財經表示。

2005年,科學家們在南非奧蘭治農場(Orange Farm)小鎮的初步研究表明,割除包皮的異性戀男性感染HIV病毒的幾率,要比未割除包皮的異性戀男性低了63%。與艾滋病疫苗研究人員將因性交感染HIV病毒的幾率降低30%的目標相比,這項研究得出的數據相當驚人。

2007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了一項臨床研究結果,即切除包皮可以預防艾滋病,將通過異性性行為傳播的艾滋病毒感染風險降低60%,被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推薦作為HIV預防策略中的一個重要幹預措施。

WHO建議,在艾滋病發病最嚴重及那些艾滋病病毒主要通過異性之間性行為傳播的地區,男性應主動進行包皮環切術。在艾滋病普遍流行的地區,提高男性包皮環切率,是使用安全套和及時檢測咨詢外的另一項主要幹預措施。

贊比亞醫療資源匱乏

在這塊非洲大陸上生存的人民,極為好客。第一財經記者走在贊比亞首都的街道上,即使是隔了100多米遠,對面的人群也會大聲地向你打招呼,認出你是中國人,他們用中文“你好”問好,這似乎是一個常態,即便是經過一個正在舉行聚會的場所,隔了條街道,門口的人亦會隔空向你招手邀請你加入。不過,這樣一個國家,卻備受貧窮和疾病的折磨。

“在沒有藥物之前,艾滋病給贊比亞帶來了很大的傷害。因為艾滋病,大量的人死亡,直接影響到了大量的家庭和國家勞動力,還嚴重影響到了贊比亞的經濟。”馬卡瓦表示。

馬卡瓦說,“現在除了需要藥物控制艾滋病毒,還需要推進預防措施。在預防層面,贊比亞從宣傳教育、衛生系統等方面都在推動。當WHO推薦包皮環切術可以達到60%的預防作用時,我們立即啟動了這個項目。”

然而,由於傳統包皮環切手術疼痛難忍,且面向手術醫生的培訓較為有限,加之社會、宗教及行為方面的複雜因素,非洲男性包皮環切的比例非常低。

贊比亞當地醫院手術室。馬曉華/攝

事實上,贊比亞制訂的第一個計劃,就是在2012年~2015年完成190萬例包皮環切術,遺憾的是,贊比亞並沒有完成這個任務,“之所以沒有完成,是因為這個手術規範要按照WHO的要求進行,對醫療器械、技術等要求都很高,贊比亞很難達到,同時也缺少醫生來進行。” 馬卡瓦表示,“此外也有文化因素。許多人以為割了包皮後就無法生孩子了,年齡大的人也不願意做。總之,我們在總結時發現190萬人的目標太大、太難了,我們盡了最大努力完成了120萬。”

肯尼亞護士亞伊勒斯(Jairus),是非洲第一批掌握包皮環切術的人才之一,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2007年,包皮環切術可以預防艾滋病的研究結果出來時,有許多男性都想做。可惜我們條件有限,一天做20臺手術已是醫生的極限。”

事實上,贊比亞制定了190萬例目標卻只完成了63.2%,這與其醫療資源匱乏有著直接關聯。

這在肯尼亞衛生系統工作人員麗貝卡(Rebecc)看來,當地傳統的成人禮在公眾心中帶來了很多恐慌,“成人禮一般是由家族長輩用金屬類工具直接割掉,又不進行護理,很多人因此被感染而產生並發癥,甚至導致其無法生育。”

而且,到醫療機構做包皮環切,對於非洲許多國家的民眾來說,確實奢侈,也確實為難,“做起來也有難度。贊比亞醫療條件不足,最小的衛生社區中心只有4個醫護人員,卻要服務3.4萬人,僅有一個醫生能做包皮環切術。醫生做一個手術需要40分鐘且需要很多耗材,增加許多成本。”馬卡瓦表示。

但這個已經被醫學證明是預防艾滋病行之有效的方式,贊比亞不想放棄。“如果有新的技術、新的器械,能夠讓這個手術更安全、更快,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馬卡瓦表示。

2016年4月,贊比亞衛生部在其首都盧薩卡舉行的特別研討會上提出並批準的贊比亞自願醫療男性包皮環切術的項目進行效果不錯,但迫切需要對該區的設備和技術進行改善。

而在重構艾滋病防治的路上,非洲包括贊比亞在內的國家,需要使用新的預防手段來減少新發病例,以完成聯合國的“2030終結艾滋病流行”目標。

記者走訪贊比亞當地醫院門診。馬曉華/攝

10年尋找一個安全有效的方式

“為非洲尋找安全的手術器械”,這似乎成為了李石華過去十年來最為重要的一件事。

“從美國到中國再到非洲,這十年我一直在路上,只為了證明一種手術方式的安全性,能讓它把非洲的包皮環切術變得更容易、更快、更安全。要知道,非洲的醫生資源非常稀缺,整個烏幹達只有13名泌尿科醫生,要如何縮短手術時間、減少並發癥,同時又要縮短傷口愈合時間且要更加安全?事實上,我們最終找到了最理想的包皮環切術方式,而且安全便捷易學。”李石華對第一財經表示。

在李石華接受采訪的過程中,他一直在強調一句話,“所有外科手術訓練和臨床研究的最終目標,就是尋求最安全、最可靠的治療方法。”

10年來,他求證到一件事,即中國生產的商環最適合非洲。

商環(Shang Ring)是一種新式的男性包皮環切手術器械,由中國人商建忠先生創新發明。

商環的獨特之處是,受術者需在局部麻醉的情況下,由經過培訓的醫護人員放置商環,內外環的高度吻合阻斷了包皮遠端的血液供應,被卡在內外環之間的多余包皮殘端會在5~7天後自然脫落。

商環的設計,免除了傳統包皮切割手術大量出血的危險及術後傷口縫合帶來的痛苦,實現了“安全、微創、簡便、美觀”的效果。2006年,商環獲得安徽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頒發的國家二類醫療器械生產許可證和產品註冊證書,正式走入國內市場。

“當我遇到商環時,就覺得遇對了。就是它,可以用在醫療資源匱乏的非洲,它可以用更安全的方式來替代非洲包皮環切傳統的手術方式。”李石華興奮了。

同樣興奮的還有蓋茨基金會,當獲悉這個可以降低60%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時,蓋茨基金會也開始了行動。不過,彼時的商環僅獲得了中國醫療器械生產許可證,想把它拿到非洲使用,還必須展開多國實驗。

“聯合國制定的三個90%艾滋病防控策略,更多的是針對已經感染了艾滋病患者,而不是為了預防。我們考慮到,除了幫助已有患者更好地治療外,是否還可以推廣不同的幹預措施,以降低艾滋病毒感染的人數。我們在艾滋病疫苗上投入了大量資金,但這項任務因難度較大還處於研發中。我們進行了許多調查,去推廣保險套、安全的性行為等。”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副主任吳文達接受采訪時表示,“到2007年,我們突然得知,包皮環切術可以把通過異性性行為感染艾滋病毒的幾率降低60%,為了再確定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我們在當地做了許多臨床實驗。”

從2009年至今,蓋茨基金會拿出1400萬美元用於投入商環相關項目的推動,從商環在非洲的臨床試驗,到通過WHO的預認證,再到非洲各國醫護人員的商環手術培訓等。

在經過將近三年的考察和檢測後,WHO於2015年6月宣布“商環”成功通過預認證,進入了WHO預認證的男性包皮環切器清單,這也就意味著世界衛生組織各成員國可以采購該醫療器械,在全球艾滋病傳播率居高不下的地區進行廣泛使用,特別是非洲。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手術方式。當時國家在推VMMC計劃,可是對於基層醫療機構來講非常困難,他們不具備手術能力,也沒有能做傳統手術的醫生。商環的出現,對於非洲而言,意義非凡。”祖魯表示。

亞伊勒斯則表示:“原來我做一個包皮環切術需要25分鐘,而且還需要很多的手術輔助器械,現在使用商環,4分鐘就可以完成一個,也省去許多手術輔助器械。而且,這個技術極為容易掌握。兩天的理論學習,三天就能上臨床做手術了。這對非洲的醫療條件來說,極為有利。”

面向青少年推廣艾滋預防。視覺中國圖

手術推廣的星火計劃

“我的夢想就是建一個培訓機構,讓不會做包皮環切術的醫護人員都來這里學習。”這是亞伊勒斯一個淳樸的夢想。

自從知道了包皮環切術具有預防艾滋病的作用,而且使用商環做手術可以減少痛苦、避免並發癥,而且切口極為漂亮,這讓很多非洲男人動了心。

“很多人都報名登記準備做這個手術,可是我們的醫護人員不夠。”祖魯表示。

7月10日,在贊比亞疾控中心的會議室里,回字形會議桌旁坐滿了24個醫護人員,其中大多數是護士。“在使用商環後,包皮環切術就變得極為簡單,只要經過培訓,護士也可以做。”亞伊勒斯表示。

開自己的培訓機構還只是一個夢想時,亞伊勒斯就已經開始對贊比亞周邊各國的醫護人員進行包皮環切術的培訓。

“我們這次培訓了24個人,這24個人再去培訓更多的2500人,那麽贊比亞所有的醫療機構都可以做包皮環切術了。即便是偏遠的地方,我們可以派一個小分隊先去登記、提前預約,然後再定時間集中做手術。”祖魯表示。

在蓋茨基金會的支持和WHO的技術指導下,由Akeso機構牽頭執行,中國商環手術培訓和推廣工作,正在非洲有條不紊地按計劃進行。

今年3月以來,蓋茨基金會推動該項目在非洲肯尼亞、烏幹達、馬拉維和坦桑尼亞等國家舉辦商環手術培訓。

“這個項目推動起來其實還是挺難的。為幫助當地國家應用好商環,去年12月以來,我們對非洲10多個國家進行走訪、組織培訓,與每個國家的衛生部門、疾控部門以及當地項目執行的人見面。幸運的是,進展很大,艾滋病傳播降低了。”Akeso創始人、美國cdc艾滋項目前副主任伯茨(Carmine Bozzi)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中國預防措施待出

與非洲相比,艾滋病在中國的流行率較低,但對於人口基數較大的中國來說,上升0.1個百分點便是一個龐大的數量。

“中國有99.9%的人口未被感染,國民人口巨大,流行隱患四伏,決不能滿足於當前的低流行控制水平,要知道我們國家提高0.1個百分點就是136萬人,所以必須防治結合,以防為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專家邵一鳴曾對第一財經表示。

根據中國疾控中心的數據,2017年1~9月,我國新報告艾滋病病例10.5萬例。截至2017年9月底,我國報告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74.7萬例。從傳播途徑來看,性傳播是當前主要傳播途徑。

“艾滋病已經由經血傳播為主轉變為經性傳播為主,所占比例已經達到90%以上,由農村迅速擴展到城市。每年報告病例數持續增長,由2005年的4萬人增長到2015年的11萬人,在原本罕見的學生群體和老年人中快速增長。”邵一鳴表示。

事實上,目前的數據僅是已經被發現的一部分艾滋病現狀,還有一部分沒有被發現。與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制定的三個“90”相比,中國還有差距。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專家吳尊友曾對媒體表示:“對於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提出到2020年力爭實現‘三個90%’的防治目標,就中國目前情況來看,要達到有一定難度。”

“針對第一個90%:全球的艾滋病發現率平均在30%~50%之間,美國是艾滋病發現率最高的國家,已達到75%,中國目前是68%。對於第二個90%:在中國57萬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有67%的人接受了抗病毒治療。而在發達國家,治療率也只能達到80%。對於第三個90%:在過去三年,中國有80%到86%的接受抗病毒治療的感染者病毒得到抑制。”吳尊友說。

32%沒有被發現的艾滋病感染者,33%感染者沒有治療的艾滋病人群,在預防艾滋病傳播的路上都是潛在的威脅。

而作為可以預防艾滋病傳播的包皮環切術,在中國尚未納入防艾措施。

“包皮環切術已做過研究,在艾滋病高流行地區,有50%~60%的預防效果,且很容易觀察到效果。而在中國低流行地區就很難觀察到效果,因此國家還沒有發布關於包皮環切術預防艾滋病的政策。”邵一鳴對第一財經表示。

中國也存在包皮環切術,不過不是以防艾措施身份出現。

“中國來做包皮環切術的人,多數是因為反複炎癥以及陰部天氣熱出汗不適,陰莖局部粘在陰囊部,總用手去拉,還有就是包皮口小,排尿不暢,出現逆行感染等癥狀來就醫,要求手術。”昆明市兒童醫院泌尿外科副主任醫師遊海對第一財經表示。

遊海一天能做200個手術,用的就是商環這個工具,“傳統手術需要20多分鐘,使用商環操作,如果熟練的話,1分鐘以內就搞定,而且不會出血,也不會出現不良反應。”遊海表示。

此內容為第一財經原創。未經第一財經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轉載、摘編、複制或建立鏡像。第一財經將追究侵權者的法律責任。 如需獲得授權請聯系第一財經版權部:
021-22002972或021-22002335;banquan@yicai.com

責編:計亞

降低 六成 HIV 感染 幾率 艾滋病 艾滋 外科 疫苗 之戰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67239


ZKIZ Archives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