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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一定要在你不缺钱的时候去融资

比亚迪到底有多缺钱？ 紅一方面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55654701017fmo.html

深圳比亚迪坪山工厂里，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员工。他们工作的研发中心，叫做“六角大楼”。 (CFP/图)

　　三年上百亿元的“圈地造厂”，既制造了比亚迪的造车奇迹，也支撑着源源不断的银行融资。但现金流的蹦极，敲响了资金链的警钟。

　　下一步，崛起于市场的比亚迪将要转向成从政府手中找钱。作为一家非国有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身份远比外资企业更令人放心。

　　2011年6月30日，比亚迪在A股上市交易。

　　不过，这次历时三年、努力三次方有结果的回归，被外界评价为“流血上市”——6天上市询价后，比亚迪将上市发行价格大幅下调至每股18元，从而使公司预期募集的资金降为14.22亿元，比原先少了7.7亿。

　　据上市保荐商瑞银证券内部人士透露，路演结束时瑞银证券提出的定价建议是22元。但董事长王传福(专栏)表示，“要让价，而且不是让1元、2元”。

　　王的这一表态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比亚迪缺钱，在业务增长乏力和巨大的融资压力下，比亚迪再也等不起了。此前，比亚迪曾于2008年、2009年两度动念回归A股，但分别因为金融危机、西安项目违规用地被国土部公告而作罢。

　　比亚迪到底有多缺钱？

　　上市报告公布的财务数据揭开了这个秘密：2008-2010年间，从反映企业经营实况的现金流量来看，这三年的数据分别为18亿、120亿、31亿，其间的波幅可谓“惊心动魄”。

　　不过，从另外两个指标来看，却是另一番景象：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看起来依然正常增长，资产负债率却更为奇怪——当投资和借贷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幅增长之际，比亚迪的资产负债率却从2008年的80%降至2010年的60%，似乎公司“越借越有钱”了。

　　这里面藏着什么秘密？与比亚迪上市有怎样的关系？又如何牵涉到这家明星公司的未来战略？

　　王传福少年失怙，尝尽艰辛，性格内向而执拗。

　　比亚迪牌“过山车”

　　500台车是什么概念？比迄今为止比亚迪卖出去的所有新能源车还多。

　　让比亚迪业绩坐上过山车的，正是其利润支柱——传统汽车。

　　这个夏天，常年泡在实验室里的王传福开始每天出现在深圳市民的身边：

　　随着大运会的临近，一批公益广告悄悄进入深圳有线电视的各类娱乐节目之中。其中的一个广告里，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与其他乘客一起在站台上等车、上大巴——屏幕上提示说，“创造财富，节约资源，都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等车的男子，就是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中国首富”王传福。而他跨上的那辆大巴，则是比亚迪将为大运会提供的200台电动大巴之一。

　　比亚迪是大运会的官方指定用车供应商，除了大巴，还将提供300台电动出租车。

　　这500台车是什么概念？比迄今为止比亚迪卖出去的所有新能源车还多。

　　比亚迪早在2008年底便推出了电动汽车，但其2011年6月17日发布的招股说明书公布说，两款新能源车总计售出418辆(其中F3DM卖出365辆，其后推出的纯电动汽车E6卖出53辆)，销售收入为4282万元。

　　这意味着，尽管一直在努力打造新能源车先行者的形象，但目前的财务报表所描绘的比亚迪，压根就不是一家新能源车公司。

　　它的利润支柱，是传统的汽车业务。

　　2003年，电池生产商比亚迪收购陕西秦川汽车77%的股权，开始造车。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收购之前，无论是公司高管，还是将比亚迪带到香港上市的瑞银亚洲区主席蔡洪平(专栏)，几乎一致强烈反对；收购之后，愤怒的基金经理们一天之内将比亚迪股价从20港元打到10港元。

　　但是王传福对此无比坚定。他少年失怙，尝尽艰辛，性格内向而执拗。

　　2007年，王传福甚至放言说汽车业务要做“两个第一”——“2015年要成为中国第一、2025年全球第一”。

　　随后两年，比亚迪汽车的发展之迅猛令业界目瞪口呆——2008年在全球陷入金融风暴动荡之时，比亚迪汽车保持了80%高增长，而在2009年，它再度创下140%的增长奇迹。汽车业务的销售收入一跃而占比亚迪的半壁江山，成为其最大的利润来源。

　　这一年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在减税政策的刺激下，中国车市井喷，首次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

　　但是，让比亚迪业绩坐上“过山车”的，也正是汽车板块。

　　2010年，前所未有的重挫紧接着到来。先是大势变化——减税政策取消，刺激消失；然后是经销商哗变——在步步紧逼的经营压力下，经销商们纷纷退出，他们嘲弄说“比亚迪说要在行业里走出一条不同的路，那就是不让经销商赚钱”。

　　这年，比亚迪的销量仅仅增长了16%，只是行业平均水平的一半。汽车的年度利润增长率，更是低至1.56%。

　　雪上加霜的是，利润增长率大幅下降的同时，比亚迪引以为傲的低成本战略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这一年比亚迪提出80万辆销售量的激进目标，到年底时只实现了52万辆。但在这一销售目标下整车产能剧增至76万辆，使得比亚迪的整车产能利用率从2009年的97.5%骤降至2010年的67%。

　　大量空闲的产能，使得比亚迪的整车生产成本迅速上升。

　　与此同时，比亚迪的吸金黑洞——三大业务板块中的新能源板块，虽然盈利遥遥无期，投入却依然在不断增加，给汽车业务这头“利润奶牛”带来巨大压力。

　　但是，如此困局之下，当初反对造车的声音却早已消散，再无人怀疑这家曾经的电子企业在传统汽车市场中的竞争力。

　　8年前曾不断试图说服老板放弃收购车企计划的夏治冰，今天已经是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的总经理。他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说“比八年前更有信心”。

　　金融财务专业出身，并在公司从事过多年财务工作的夏治冰，不会看不懂公司报表中那触目惊心的数据，他的信心来自哪里？

　　2010年，部分汽车企业的销售收入及毛利率比较图 数据来源：比亚迪招股说明书

　　圈地造厂，“越借越有钱”

　　新的比亚迪，拥有1380万平方米已取得使用权证的土地，尚在办理权证的另有数百亩。从土地拥有量来看，相当于一家中等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商。这也让银行敞开了钱袋子。

　　在2003年第一次参加北京车展时，夏治冰曾客串“男模”为公司推出的电动车“站台”。他在台上听见一位路过的老外评价说，中国汽车用的还是他们50年代的汽车推销手段，“那种尴尬与羞辱的感受至今难忘”。

　　不过，短短8年里，比亚迪飞速跨过了100万辆的销量门槛，跻身汽车企业的“百万俱乐部”。

　　尽管这在外界看来已经创造了奇迹，但夏治冰却认为他们只看到了销量，而没有发现真正的奇迹——8年里，比亚迪从无到有建立起了110多家工厂。

　　早在进入汽车领域之初，王传福就曾放出豪言，比亚迪的汽车发展战略“不是做车，而是做工厂，做设备”。

　　在“比亚迪模式”下，汽车制造被分解为110多个环节，从最底层的模具工程，到最精密的电子零部件，110多家企业构成了整部车的产业链——除了轮胎、玻璃等最通用的东西，绝大部分零部件比亚迪都自己生产。

　　在夏治冰看来，比亚迪所掌握的技术优势并非仅仅体现在某些尖端的技术专利，而在于通过产业链的垂直重组，对整个汽车生产流程的“再造”。

　　这套生产方式，是比亚迪此前在充电电池领域迅速做到全球第一的秘密武器——当年只有250万资金的比亚迪，因为买不起价格上亿美元的电池自动生产线， 被逼着自己开发出一套“手工+夹具”的廉价生产线，最终反而靠着巨大的成本优势，打败了东芝、三洋等国际电池巨头，写出一个独特的中国故事。

　　当它进入汽车这个新领域，再次搬出这一“杀手锏”。

　　当时的德、美、日、韩四大车系均自有专供零配件配套体系，“血统不明”的比亚迪哪个体系都挤不进去。而王传福拆了上百辆车，得出一个结论：假如能够实现自我配套的整车生产模式，汽车生产成本根本不应该那么高。

　　在通过整整三年时间把数百种汽车制造工艺“重新发明了一遍”后，比亚迪终于凭借F3一飞冲天，连续数年登上自主品牌销量增长榜首，并最终拿下单款车型的国内销售冠军。

　　不过，这些工厂支撑了比亚迪的奇迹，却也带来了极大的资金痛苦。

　　从比亚迪的上市资料中可以看出，在2008到2010年的短短三年里，王传福将他“造工厂”的梦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数据显示，三年间比亚迪的投资活动 现金流分别为-58亿元，-71亿及-127亿，处于大规模投入期；而在融资方面，2010年短期借款余额较2009年剧增95亿元。三年间仅银行利息支 出总额就高达13亿元，几乎接近此次A股融资总额。

　　值得注意的是，在投资和借贷大幅增长之际，比亚迪的资产负债率却从2008年的80%降至2010年的60%，似乎公司“越借越有钱”了。

　　这一“非常现象”背后的奥妙就隐藏在公司的固定资产增长数据中：建厂圈的地，在账面上计为固定资产。短短三年，比亚迪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从115亿元剧增至175亿元，扣除折旧费用前的价值增长更高达上百亿元之巨。

　　如果说当年的比亚迪是一家以高科技形象而著称的“轻资产”公司的话，那么“新比亚迪”催生的就是实打实的“土财主”了——除了拥有高达百亿元的厂房与 机械设备外，更拥有着1380万平方米已取得使用权证的土地，另有数百亩土地使用权证尚在办理之中。这一土地拥有量相当于一家中等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商。

　　固定资产规模的剧增，除了为比亚迪汽车产能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外，更成为比亚迪继续大规模融资的重要保障——对于看重固定资产抵押的银行们来说，还有什么比一块正在升值中的土地更能让它们敞开钱袋子的呢？

　　就在外界为比亚迪的A股融资规模未达预期而担忧时，比亚迪财务总监吴经胜(微博)在6月20日的网上路演中透露，截至2010年底，公司的银行信用额度高达700多亿，同时拥有现金19.9亿元。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底牌，王传福才能在A股招股价上爽快地“降价”上市。

　　做政府的生意

　　从2008年到2010年，政府的所得税优惠与补贴两项相加，占比亚迪净利润的30%，2008年更是高达57%。

　　除了融资，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原因让比亚迪决心回归A股？

　　那就是做一个A股上市公司。

　　因为，比亚迪的下一步，是要从依靠市场赚钱变成从政府手中找钱——在市场前景美妙，但盈利遥遥无期的新能源领域，从政府手中找钱显然是个更为稳妥的选择。

　　作为一家非国有企业，要想跟政府打交道，还有什么比“A股上市公司”的身份更令人放心？

　　事实上，政府已经为比亚迪提供了重要的利润空间：税收减免和补贴——从 2008年到2010年，政府的所得税优惠与补贴两项相加，占比亚迪净利润的30%，2008年更是高达57%。

　　这意味着，即使是在当下，即使只是在财务上，政府也已经对比亚迪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而在将来，政府则会是比亚迪在新能源业务上更重要的生意伙伴。那一块业务，才是让王传福更加在意的。

　　极为内向的王传福罕见地为电动大巴露面拍公益广告，并且在不同场合大算大巴的社会效益账，与比亚迪在新能源车领域的方向从电动轿车转向电动大巴有关。

　　曾被外界寄予厚望的电动轿车，至今只卖出四百多辆。夏治冰表示，电动车普及最大的难点仍然在于“成本太高”。售价六七万元的F3变成F3DM双模电动车后，价格骤增至16万元，如果没有近8万元的政府补贴，其间的差价算成油费，购车者“一辈子都赚不回来”。

　　在10万元的差价中，电池制造成本占了绝大部份。按照王传福的估算，如果能够达到20万台的产能，现价30万元的纯电动汽车E6价格可以降到15万元左右。而要达到这一整车产能，电池产能规模是最大瓶颈，目前比亚迪电池仅能支持“几百几千台”的造车需求。

　　但另一个“瓶颈”则更难解决，那就是充电问题。大规模的充电网络建设，依旧遥遥无期。

　　这种情况下，政府与企业都将目光投向了政府能控制的、路线稳定的公共交通。

　　2010年底，曾任奥迪工程师的科技部部长万钢(专栏)在第25届世界电动车大会上表示，电动公交车和出租车将是未来政策的重点。而深圳市作为“十城千辆”示范推广城市，未来公交车及出租车将全部实现电动化，每年电动车的采购量将达2000-3000台。

　　2009年7月，比亚迪以6000万元代价收购长沙美的客车厂，启动电动大巴业务，据王传福表示已经在深圳和长沙各获得近1000台订单，收入20多亿元。

　　政府算的是环保账，比如一辆传统公交车的排放相当于私人轿车的40倍。

　　对于比亚迪来说，这笔账还有另一种算法：10万元的电池成本对于六七万元的轿车来说显得不堪重负，但对于售价高达200万元的大巴来说，却只不过是其 价格的1/20；而令私人车主望而生畏的电动车价格，对于耗油量远高于普通轿车的出租车行业而言，在成本考虑上也更具吸引力。

　　对于新能源车来说，更期待的是对限购的“网开一面”。

　　就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实行限购令后的北京汽车市场每月汽车销量从8万量骤降至2万辆。而新能源车，出台的则是“三不”政策，即不摇号、不限牌、不限行。

　　除此之外，比亚迪新能源板块中的储能电站、太阳能电池业务，无不仰仗于政府的补贴与支持。

　　无论是赖以起家的电池，还是后来的造车，比亚迪崛起于市场。如今突然要转向“依赖”政府，技术出身不善交际的王传福能否“变身”？靠垂直整合获得竞争力的比亚迪能否生长出新的持续增长的能力？

　　回归A股的比亚迪需要用业绩来作答——H股投资者对此充满质疑，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尽管有股神巴菲特的力挺，比亚迪的股价也从最高时的接近90港元，跌成不足23港元。

高息舉債 開發商缺錢了？

http://www.infzm.com/content/61289

俏江南缺錢

　　「做餐飲界的LV。」張蘭這樣定位自己的商務餐飲公司俏江南。在一次接受新浪《財經面對面》欄目的採訪時，她甚至將自己定位為商業藝術家。

　　但眼下，這位野心勃勃的「藝術家」很缺錢。

　　最新的一則消息來自5月24日，俏江南集團CEO汪小菲向《山東商報》記者證實蘭會所已經出售，並稱「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汪小菲是張蘭的獨子， 蘭會所經營者，此前人們對他的關注除了「京城四少」這個玩世不恭的標籤外，就是2010年年底他和台灣女藝人大S的閃婚。

　　汪小菲拒絕透露出售金額，但去過蘭會所的人都知道它價格不菲。該品牌以俏江南董事長張蘭的名字命名，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家店，對外宣稱的總投資每家都在3億元人民幣左?右。

　　雖然俏江南集團稱蘭會所已剝離出該公司，出售是股東個人行為，但俏江南今年1月A股上市失利後，沒融到錢的張蘭也不得不通過出售手中的資產來緩解資金壓力，並為後續的赴港上市做準備，其計劃融資3億美元至4億美元。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張蘭就試圖引入外部投資，在參加鼎暉創投的一個聚會時，她和坐在旁邊的鼎暉合夥人王功權一見如故。隨後鼎暉以2億元人民幣入股俏江南，約佔10%的股份。

　　但此後二人的合作並不愉快。張蘭則多次公開表示在公司治理結構和戰略上雙方並未達成一致，「引入鼎暉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張蘭有一個看起來非常宏大且難以實現的計劃—3年至5年內開300家至500家俏江南餐廳。除了開遍世界，還要在世界500強企業排名中位列前三。

　　直到去年年底，俏江南全國門店數僅為57家，其在海外只有一家加盟店。2億元遠無法實現張蘭的野心，而餐飲公司也並不被資本市場看好。

　　由於餐廳一般不會主動向客人提供消費發票，這造成其收入難以確定。證監會曾公開表態，指明餐飲連鎖企業上市的門檻在於：合規性問題難以解決。餐飲企業 很多是現金採購和現金銷售，難於核查真實的收入和成本。另外餐飲行業員工流動性大，社保問題是否到位也很難把握。因此在1月，證監會終止了俏江南A股上市 的申請。

　　而俏江南對於餐廳的經營場所並無產權，也阻礙了其上市，「這類高端餐飲在北京CBD區域的租金每月約500元/平方米，瀋陽等二線城市的租金每月約 60元/平方米。」DTZ戴德梁行中國區董事張家鵬對《第一財經週刊》說。他曾給俏江南在北京東方廣場、瀋陽天地選址。瀋陽天地俏江南約2000平方米， 一年的租金約150萬元人民幣，而一線城市單店的租金則約為1000萬元人民幣。

　　如此看來，即便是赴港上市，張蘭的「LV」也不知何時能開到香榭麗舍大街。

俏江南的持股人

鼎暉創投佔俏江南10%的股份，價格約2億元人民幣。

2010年年初，張蘭請來了原麥肯錫合夥人魏蔚擔任CEO，她將俏江南4.7%的股份，以1508萬元人民幣的價格轉讓給了遠騰投資有限公司，這家公司註冊在香港，法定代表人是魏蔚。但一年後魏離開。

張蘭轉讓約3.9%的股份給安永，為俏江南負責運營，價格為1248萬元人民幣。

張蘭轉讓約1.2%的股份給史海鷗，其為俏江南區域總經理，價格為391萬元人民幣。

火電項目建設放緩缺錢或是主因

今年以來火電項目建設放緩，地方和企業普遍存在「爭路條積極，推進前期工作放緩；爭核准積極，開工建設放緩」的問題。這是《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昨天從2012年全國電力迎峰度夏新聞發佈會上獲得的消息。

國 家發改委經濟運行調節局副巡視員魯俊嶺在發佈會上表示，今年以來火電項目建設矛盾十分突出。今年前4月火電項目完成投資208億元，同比下降29.3%。 已核准項目有三分之一建設進度滯後，新投產容量大幅下滑。迎峰度夏前僅可投產約1800萬千瓦，較常年減少約五分之一。

此外，目前已同意開展前期工作的火電項目規模達到1.2億千瓦，為歷年同期最高水平，但其中55%的項目前期工作時間已超過20個月，遲遲不能具備核准條件。「上述情況如不及時扭轉，將影響電力工業長期穩定發展。」 魯俊嶺說。

火電企業今年的「消極怠工」情況極為罕見。國家能源局電力司副司長郝衛平說，今年出現的火電建設放緩情況是前幾年都沒有出現的。

對於火電項目建設滯後的原因，魯俊嶺將其歸結為「火電企業虧損、融資困難、電力需求增幅下滑等因素」所造成的。

不缺錢的「中國糖果大王」為何要嫁給雀巢？徐福記售股 凸顯成功台商的深層焦慮

市場到底缺錢嗎？（2012年07月07日的日記） xuyk

    本人是股市中一介屁民，不懂多少理論，腦子簡單，人又懶，不習慣查找林林總總的數據、資料什麼的，只憑常識以及邏輯看問題。

    昨天下午，昔日徒弟小G來看我。他三年前離職，一年多以前，費盡所有社會關係資源，總算擠進華夏銀行工作，現在還正處於試用期。他愁眉不展，是因下半年5000萬的放貸任務眼下毫無著落，急啊！啊？一個信貸實習員每年就有1個億的放貸指標，而且還難以借貸出去啊！市場到底缺錢嗎？

    證券營業部的客戶經理們老是慫恿客戶融資炒股，券商真是有錢借不出去的苦啊！市場到底缺錢嗎？

    新股多數發行在深市的中小板上。此時中小板綜指數為5246點，而在資金流動性最盛、同時也是股市最瘋狂的那段時期（包括2008年1月），這一指數最高為6315點，也只是比現在多了16%而已。還有，在流動性並不充裕的2010年11月，這一指標卻竟然衝到了頂峰8017點！市場到底缺錢嗎？

    由此可知，新股頻發儘管拖累股市，非常不利，但非關鍵因素。當然，新股的問題是A股頑疾，主要問題是發行價過高。必須把新股的價格降下來，這也是股市改革的重點之一。

    其實，股市的牛或熊並非主要由「供給與需求」所決定，也就是說，並非由流動性大或小所造成，而是主要由「預期收益與風險」決定的。這也就是「信心比黃金更重要」的道理。

    由於資本總是流向最容易逐利的地方，所以，一旦股市這塊當今唯一的「價值窪地」出現賺錢效應，那麼，呵呵！各路資金將會洶湧澎湃地湧向此地，勢不可擋！

京東真的不缺錢？

地方政府有多缺錢

大規模的財政擴張，與緊繃的財政現實，就像是中國地方政府這枚硬幣的兩面，在旋轉加速下，互為因果，彼此救贖。

　　在2012年已過去的半年多時間裡，來自省級及主要城市的千億級萬億級投資規劃層出不窮，被視為地方的「4萬億」計劃，指向經濟「穩增長」。

　　幾乎在同一時間，各地財政減收漸成趨勢。在中國最富庶之地，北京、上海、浙江和廣東，上半年財政收入增幅均從去年同期的20%-30%，下降到10%以內，北京在一二月出現同比負增長，比2009年初，有過之無不及 。

　　蠢蠢欲動，地方「4萬億」卻提示了四年之間的差異。這一次，中央政府未再以擴張性的財政支出拉動經濟，並成為地方政府渡過難關的墊腳石。中央對房地產市場嚴格的調控措施，卡住了多年來不少地方政府高度依賴的土地財政之路。

　　地方財政的巨大壓力懸於眼前。在內陸，曾經造城聞名的鄂爾多斯，由於房地產市場崩潰、 煤炭滯銷，地方經濟幾乎停擺，財政頹勢更不待言；而在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經濟失速和轉型困局，將富裕的深圳、東莞逼向赤字邊緣。

　　為謀求中央最終在財政刺激和調控政策上鬆口，地方努力搶跑投資，亦在地產調控中竭力博弈。但在政策未明解套未至之前，一增收二挖潛，瘦社會的身，瘦自己的身，先瘦誰的身？

　　結果不難猜。財政部最近公佈《2012年7月份財政收支情況》，1-7月地方本級收入3.7086萬億元，同比增長13.8%，得益於地方非稅 收入大幅增長25.7%。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陳少強坦言，地方政府將目光從受經濟景氣影響較大的稅收，轉向國有資產、公共資源等，尋找新財源。

　　增收壓力分解給地方行政執法部門的風險也在加大。稅費徵管上的調劑尺度在收緊，補漏和處罰收費的力度在加大。陳少強坦言，這非中央政府本願，但在嚴峻形勢前，「我擔心會出現新的潛規則」。

　　地方舉債需求也更為迫切。即便不斷清償已逾十萬億的債務，如果財政壓力不能根本緩解，地方政府債務仍將不斷向後累積而無解。

　　減支，收縮，是地方政府財政解套惟一的長久計。但在撐過眼前的危機之前，以繼續擴張化解過度擴張帶來的債務壓力，是其本能反應。

水落石出

「最有錢的地方沒錢了」

　　2012年，東莞政府與其供應商的關係發生了變化。

　　在東莞經營一家印刷廠的肖功俊發現，那些常年與政府為伴，欣然接受付款拖欠的企業老闆們，開始不再接受政府訂單了。因為他們相信，政府真的沒錢了。

　　老闆們的賬算得清。他們將集體討債的供應商們的債務簡單相加，計算政府負債的真實數據。「估計有30多億元了。」肖功俊對財新記者說。

　　這位曾經任職深圳大學的東莞經濟研究者，8月18日在實名微博上直指東莞市樟木頭鎮政府負債16億元，各村負債7億元，總計23億負債。「 理論上該鎮已經破產，成為名副其實的東莞希臘。」肖功俊說。

　　在市一級，按照東莞年初制定的2012年財政預算案，當年的財政收入仍可有10%的增長，達到922.4億元，絕對數字在中國地級市中仍首屈一 指。但在2012年前兩季度結束時，這個自2006年以來GDP年均增長仍有11%的「世界工廠」，增速萎縮到2.5%，為全省之末。東莞市經信局的資料 顯示，全市33個鎮街，只有15個鎮街增速出現正數，18個鎮街為負數，最差的為-11.6%。 順理成章的是，9個鎮街和一個園區的地方稅收出現負增長。

　　一葉知秋。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在7月召開的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會上坦言， 「經濟下行壓力之大超乎年初預期。」 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全部疲軟，「面臨的困難甚至比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時還要大。」

　　政府稅源深受打擊。朱小丹在此次會議上披露， 2012年上半年，廣東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下降近20%，虧損企業虧損額增長超過100%，企業虧損面超過20%。根據對現代產業500強項目中近100家企業調查，銷售收入和利潤雙降的佔39%。6月廣東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50.4%， 創近幾個月的新低。資金、勞動力等要素也出現由供不應求轉向需求不足的苗頭。

　　直接結果是， 全省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僅增長8.6%，比年度預期目標低1.4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僅增長4.3%，增幅同比回落18.8個百分點。增速均低於年度預期發展目標，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在同樣富庶的江浙地區，境況類似。浙江諸暨市委一名常委告訴財新記者， 「今年的稅收增長壓力很大，經濟發達的地區要挑起擔子，承擔起責任」。

　　從財政部公佈的全國上半年稅收收入情況分析可見，1-6月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54931.63億元，同比增長9.8%。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19.8個百分點。與經濟指標密切相關的稅種收入增速均放緩。如在稅收總收入中佔比均超過20%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增速分別回落11.6個百分點和 21個百分點。

　　一線城市廣州和深圳遭遇的麻煩，疊加了另一種偶然因素：舉辦賽會。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與2011年深圳大運會，均在地方政府傳統的以賽會撬 動投資、拉動經濟的邏輯下申辦，並基於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對未來的財政收益有較好預期。以賽會的名義推動的大規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可謂不計成本。

　　以深圳為例，2007年深圳申辦大運會成功後，深圳市和龍崗區兩級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近2000億元。這些開支，「單靠當年財政結餘肯定不夠，動用儲備結餘外，還大筆貸款融資。」 深圳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財政稅收研究所所長徐進告訴財新記者，在經濟下行給財政增收帶來壓力之下，深圳大運會項目工程把深圳多年結餘的儲備花完了，「這是深圳市政府財政吃緊的重要因素」。

　　手頭不再寬裕，連深圳稅務部門都開始降工資。一名要求匿名的稅務人員告訴財新記者：「按級別高低降，級別越高降得越多，最高5000、3000的都有。」

　　而在廣州，財政需要支付的亞運會項目款項尚未結清。廣州市政工程公司人士稱，向政府催債，「幾千萬，我們要錢都要得不好意思了。」就算這樣，最近因「對政府財政吃緊可能有所察覺吧，催款比以前勤快一些」 。

　　事實上，地方政府熱衷於賽會經濟與土地有關。舉辦國際賽事將使地方獲得建設用地指標的額外放開，使得地方政府更便於圍繞土地做文章。

　　土地出讓金是地方政府最易用於調節財政收支的非稅收入。土地出讓金作為地方財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劃歸地方所有，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源。在許多二三線城市，土地出讓金能佔到當地財政收入的30%，甚至更高。

　　除了土地出讓金的直接收益，土地也是地方政府用以招商引資的最重要資源，除獲取大的產業項目和投資外，也可通過融資平台公司，成為地方的債務槓桿。地產帶來經濟總量增長、政績和稅源，是毋庸置疑的支柱產業。

　　隨著2011年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出台，地方的土地財政受創嚴重。中國指數研究院統計顯示，2012年上半年， 全國300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6525.98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38%。其中，上海從前兩年的第一名滑落到第九名，出讓金總額184.2億元，僅佔去年 同期四成；北京更是無緣前十，出讓金總額僅為144.88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5.65%；廣州上半年土地出讓金收入94.58億元，同比下降 42.2%，減收69.05億元。

　　對土地財政依賴度最高的城市已經坐不住了。世聯地產今年初完成了一份報告， 指出依賴度排在前10位的城市，地方政府多傾向於迂迴取消對房地產限價限購的政策 ，以度時艱。

　　最大的時艱，卻當屬壓不下的開支。為應對「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地方政府壓縮開支的動力不足、空間有限。僅以民生開支為例，僅保障房一 項，2011年全國地方的預算開支就達2292億元，決算更達到3491.87億元。在財新記者查閱主要城市的財政預算收支數據中，幾乎全部出現收入增幅 和支出增幅倒掛，甚至絕對值的倒掛。

　　重慶以土地儲備為槓槓，大規模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公租房建設和加工貿易園區建設，2010年以來，一般預算支出均高於一般預算收入。2010年 缺口700億元，2011年缺口擴大到1100億元。2012年上半年，預算收入增長18.4%，已遠低於預算支出33.8%的增長幅度。

　　在中國，財政結餘轉為地方儲蓄極為罕見，當期財政收入應付當期財政支出。 也正因此，深圳君亮資產管理公司首席執行官吳君亮認為，實體經濟結構較為單一的地方，在經濟下行和調控雙重壓力下，財政迴旋餘地甚小，「一兩個季度就出問題」。

撐過去

短期應對，惟有保證現金流不斷，撐過困難期

　　一份稅務通知單，發到了廣東省公路勘察規劃設計院有限公司一名員工手中。通知單稱其兩年前曾經在外接了一單私活，涉及3000元金額，未繳納個人所得稅，要補。不止這位，還有多位同事亦被要求補繳個人所得稅，追溯時間最長的到2008年。

　　地方政府短期「輸血」的意圖開始顯現：增收挖潛。

　　深圳企業所得稅下滑幅度較大。2011年，該市個人所得稅首次在總量上超過企業所得稅，成為第二大稅種。2012年一季度，企業所得稅同比下降12.72%，個人所得稅大幅增長57.1%。

　　這與個人所得稅徵稅起征點提高並不相符。徐進告訴財新記者，儘管企業經營效益不佳，但員工的工資收入與用工標準掛鉤。深圳市政府每兩年上調一次最低工資標準，決定了員工基本收入上升， 即徵稅的基數開始上升。加之個人所得稅截至申報期在一季度末，超過了這個時限，就要罰款。上市公司也多在一季度實行分紅。以上種種，均體現在一季度個人所得稅增幅上。

　　更重要的是，地稅局徵管力度大為加強。「為保障稅收，在可以抓住的稅源上，加強了徵管力度。」徐進說。這在各地，都有跡象可循。

　　在內陸大城市重慶，財政預算收入早已不足以覆蓋大規模的城市開發建設，而以投資集團向社會融資為主的市場化運作方式，實現「用市場的錢辦公共的 事」。在此之外，2011年，該市推行一項房地產稅收專項檢查，一次性增收45億元。在這項檢查中，僅龍湖地產一家企業，就補稅3億元。而在2012年年 中，房地產企業已被要求提前預繳四季度稅收。

　　在上海，企業主抱怨，預售賬款也要收稅，符合政策的清退也不退，入庫的門檻非常高。浙江紹興的一名地稅局局長則透露，一些政策與稅收開始掛鉤了，比如企業申請用地指標，必須達到一定完稅額度，「 對稅收這塊越來越嚴」。

　　在深圳前兩季度的稅收數據中，各稅種的增、減輪動，也明示稅收嚴查的趨勢。如一季度大幅飆升的個人所得稅，在二季度大幅回落，增幅亦跌為負數。 同樣在一季度增長高達91.47%的城市建設維護稅，在二季度亦是絕對值與增幅同步大幅回落。反之，企業所得稅從一季度負增長12.72%，恢復到二季度 的增長5.95%，車船使用稅則從37.7%的增幅提高到72.86%。

　　來自深圳地稅部門的消息稱， 今年以來，高科技和電子製造業企業聚集的南山區，展開幾年來少有的大面積自查行動，要求企業對自己存在的偷稅漏稅情況進行查漏， 上溯到企業稅收兩三年前賬本。工廠聚集的寶安、龍崗兩區也開始查賬，特別是針對坪山新區的企業，稅務部門相信這裡的企業「相對更有錢一些」。

　　不過，畢竟經濟不景，稅收增收畢竟有限。浙江杭州市財政局一名官員坦言：「企業是真困難，財政不敢下手太狠。真的按稅法收，很多企業就持續不下去。很糾結。」

　　近來，關於擴大試點甚至普遍開徵房產稅的說法，甚囂塵上。相對於正在推進的「營轉增」試點，房產稅是在保有環節徵收，屬於地方稅種，可以增加地方收入。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撰文稱：「我相信這一天終將到來，因為政府需要這筆錢。」

　　茲事體大，在數日自相矛盾的表態後，湖北地稅局最終否認了將試點開徵房產稅的消息。新稅種開徵不易，地方政府將徵收力度轉向非稅收入。今年7 月，財政的非稅收入同比增速比6月突然增加了30多個百分點。其中，地方非稅收入同比增長20.8%；中央非稅收入同比增長58.8%。財政部對此解釋， 在中央層面，主要是受石油特別收益金繳庫辦法改變的影響；地方主要是地方加強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等徵管。

　　陳少強說，在增收思路上，「中央和地方有異曲同工之妙」。非稅收入的增長主要來自公共資源、國有資產的收入，包括以前不太受關注的廣告權、道路使用權等。

　　徐進告訴財新記者，過去一些非稅收入徵管時標準放寬或實行了減免，但現在這些正在收緊。如果某些項目收入上升幅度非常大，往往不僅是應徵部分加 強徵收，還包括補征以前漏的部分。公共資源收費項目繁多，如涉及個人的公共資源收費，電費、水費、排污費；到政府機關獲得公共權益時，要支付相應工本費； 企業出口需政府給予檢驗，鑑定時亦產生相關費用等等。各地情況不盡相同，自由裁量極大。

　　如在廣西，除強化稅收徵管外，最近更部署增建公共停車泊位、戶外廣告徵收機制、改革垃圾處理收費方式、加大土地出讓金徵繳等工作。

　　更為顯性的是，在稅收增長比較困難的時候，地方政府對國有資本收益的要求提高，「能多收一些儘量多收一些，以保障政府的正常需求」 。

　　以短期應對財政壓力的手段而言，除了在增收上想盡辦法挖掘潛能，舉債也是極其常見的。在鄂爾多斯尋求銀行貸款而不得，而東莞風傳政府貸款支付公務員工資之時，杭州融資平台的境遇卻在好轉。

　　杭州財政局一位官員稱：「去年貸都貸不到，（利率）起碼上浮10%以上，20%以上都拿不到。」但在今年，經濟下行，銀行不寒而慄，對企業放貸非常謹慎。「 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是願意放給地方政府平台 。」銀行上門推銷，令政府融資平台得以較優惠的利率甚至基準利率拿到貸款。

　　另一種手段則是開放民間投資。7月16日，廣東省發改委宣佈首批推出省市面向民間投資招標重點項目44項，總投資2353億元，涉及交通、城建、社會事業、產業園區等向來以財政和國有資本壟斷的領域。

　　儘管此舉已經推動多年，是「對涉及公共資源利用的項目實行競爭性配置」 的改革需求，但廣州發改委一名官員也向財新記者坦言，財政吃緊，各級政府都在抓緊拿項目出來，向民間資本開放。

　　開源發力的同時，地方政府的節流減支卻被認為「停留在口號」。

　　前述杭州市財政官員對財新記者坦言，地方對緩解財政壓力根本思路與2008年無異：「保證地方現金流不斷，寄希望於中央政策放鬆，地價好轉，難關就渡過了。」

擴張止不住

以繼續擴張解決擴張帶來的困難

　　與勒緊褲腰過日子相比，地方政府更有「做大蛋糕」的衝動。國家統計局投資司調研員王寶濱在2011年底曾撰文指出， 2011年以來，中央項目投資低速增長，而地方項目投資增長高位運行， 地方項目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達到94.1%，成為投資增長絕對主力。

　　這一趨勢在2012年變本加利。宏觀經濟內外受壓之下，各地政府正在為「穩增長」加緊宣示投資計劃。在已公佈1-6月固定資產投資數據的28個 主要城市中，增速超過全國增速20.4%的達到21個，其中貴陽增速高達57.9%，蘭州、海口超過40%，東部沿海的寧波、福州，投資增速亦在30%以 上。

　　從西部的貴州、中部的長沙，到東部的廣州，數以千億計的政府投資計劃相繼曝光，虛虛實實。此舉被視為「地方版4萬億」，以拉動經濟和資產價格提升。地方仍然期待，中央政府終會打開閘門，重演2008年「4萬億」刺激計劃那一幕。

　　前述杭州財政局官員認為，地方領導對經濟形勢和資產價格極為敏銳。「只要中央敢稍微放點風聲，它就敢做得很大。」

　　擴張， 意味著更多的負債更大的槓桿。按審計署的統計，截至2010年底，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大致10.2萬億元，其中還不包含政策性銀行提供的融資平台公司債務約6.2萬億元，非平台公司的地方政府債務4萬億元，佔到GDP的25.4%。審計署報告也指，截至 2010年底，有78個市級和99個縣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於100%，分別佔兩級政府總數的19.9%和3.56%。由於償債能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通過舉借新債償還舊債，截至2010年底，有22個市級政府和20個縣級政府的借新還舊率超過20% 。

　　陳少強對財新記者說，地方政府的選擇，一是像以前一樣，大干快上，債務不斷往後累積，爭取在發展和增長中化解債務； 二是招商引資化解債務；三是產業結構轉型，發展新的增長點。但在地方政府任期之內，大干快上仍是最為有效積累「政績」的方式，也是做大經濟規模的不二法則。

　　至於償債，前述杭州財政局官員對財新記者說，他曾詢問某地方政府官員，「借這麼多錢怎麼還呢？」對方回答說：「這個問題我們不考慮。」他指，缺乏問責的地方政府，傾向將債務風險轉嫁給銀行，期待最終由中央政府兜底。

　　事實上，這也是地方政府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後找尋到的發展捷徑。分稅制後，稅收大頭在中央，中頭在省裡，市縣一級可以得到的錢相對少，這 一機制刺激地方政府把經濟蛋糕做大，「可以多分一點」。1998年預算外資金使用規範化後，地方政府最大的主題就是土地財政，平台融資。

　　「現在這輪調控最大打擊點就是土地財政。」上述官員指出，但多年來的慣性之下，地方仍傾向繼續舉債擴張，等待土地財政解套。明顯的例子，除了 「地方4萬億」姿態的擺出，是上至北上廣深，下至義烏、蕪湖、中山等地方政府表態嚴守中央政策紅線，實則積極推出「擦邊球」地方辦法，頻頻試探中央房地產 調控政策的鬆動跡象 。

　　另一方面，客觀上，地方解決民生的剛性需求存在，也使得地方財政擴張難以止住。8月22日，《中國證券報》發表興業證券的研究文章指出，「目前部分大城市因為道路擁堵而採取機動車限購政策，排水管網建設滯後導致城市內澇來看，地方政府的投資不是多了，而恰恰是少了。」

　　以深圳為例，2012年，深圳市政府投資重點投向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和綜合治理、城市基礎設施、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等社會建設和民生領域以及產 業轉型升級領域，共安排投資計劃401.6億元，佔全市政府投資計劃的87.1%，其中：社會建設和民生領域投資385.3億元，佔全市政府投資計劃的 83.6%；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領域投資16.3億元，佔全市政府投資總規模的3.5%。

　　 與欠發達地區不同，發達地區很難再以土地財政為這些支出買單。 陳少強告訴財新記者：「在不少發達地區，土地指標把『十二五』的都用完了。像江浙一帶，把荒地、復墾的都用了，已經沒有什麼地可以用了。」

　　興業證券的研究文章稱，地方政府投資與中央項目涉及的大產業投資不同，本身主要還是為地方公眾服務，其中約50%屬於使用者付費的盈利資產，可 彌補另外50%的非盈利資產虧損，整體上就可以實現盈虧平衡。而這些投資改善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從而間接促進地方經濟的增長與稅收收入提高。

　　但是，擴張性地方財政能否被規制在民生和地方產業結構調整等正確方向，不得而知。「大政府經濟」失控，將導向經濟轉型和政府稅源涵養的反面。

　　中國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華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指出，當政府不斷透過所控制的資源，如稅收優惠、補貼、土地、環保標準、礦權等等， 引致私人投資時，企業將偏離利潤最大化的方向，異化為營收最大化目標，以累積更多與地方政府談判的籌碼，企業利潤越來越靠政府補貼和土地等不動產升值。

減支難

必須減支，但從何減起？

　　從經濟發展的長遠計，中央政府自2010年以來推行結構性減稅，其中重要一條即是在地方推行「營改增」試點。 劉煜輝認為，這次減稅的內質「實際上是減支，準確地講是減阻礙成長的開支」。

　　地方政府也預期「營改增」後會加劇地方財政收入減收。作為地方稅種的營業稅，將變成中央75%和地方25%共享的增值稅。地方政府對此極為冷淡。

　　深圳地稅局人士透露，營改增在當地將分步走，第一步稅收還是100%歸繳地方。深圳將在11月1日正式實施營改增，目前系統仍在測調試。

　　隨著「營改增」試點逐步擴大，再不減支，而以短期的增收挖潛應付越發困難。

　　在那些財政收支騰挪突然由寬裕變得困難的地方，政府過緊日子的姿態也很明確。在東莞工業鎮石排， 已數次召開鎮黨委會議討論削減開支，計劃將包括「三公」經費在內的政府專項資金經費削減掉幾千萬元。

　　在省級層面，廣東省長朱小丹在上半年經濟工作會議上，亦強調「要厲行節約，實行最嚴格的支出控制」，要求黨政機關帶頭壓減行政支出，過「緊日 子」，並控制臨時新增開支，嚴格執行公務接待標準，「省下錢來保民生」。在省會廣州和深圳，官方數據都顯示，一般公共服務支出近兩年處於零增長或低增長。

　　劉煜輝指出，中國政府減支的空間巨大，包括維穩開支、三公消費、低效的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所形成的財政補貼等等。不過，在現有的財政收支機制下推行減支，這些領域的減支推進極其有限。

　　以三公消費而言，中央在2011年給省級地方政府提出的公開三公經費的期限是「兩年內」。目前，北京、上海、廣東、新疆、四川、湖南等省份已開始對外公佈相關數據，但在市、縣一級政府，以及政府財政控制的國有機構，則仍沒有公開時間表，更無法涉及「減支」。

　　一直致力於政府財政信息公開的吳君亮認為，當下減支力度只是浮光掠影。政府連年提高財政開支，到去年亦是歷史最高點，「能花的都花掉了」，處處是能升不能降的剛性支出。慣性之下，在財政壓力中焦躁不安的地方政府，轉身自省奮而改革的機會，究竟有多大？

互聯網大佬們的「屌絲」創業史：馬化騰缺錢曾想賣QQ

李彥宏：美國教授的一句話刺激創業

我剛剛到美國的時候，語言不是特別流暢，更關鍵的是我轉了專業，我在北大學的是情報學專業，在美國學的是計算機專業，當時我看上了一個教授的圖形學項目，申請進入他的實驗室，他問了我一些問題，有些問題我沒太聽懂，有些問題我確實不知道，所以回答的不好，他最後一個問題問我什麼呢?他問：中國有計算機嗎?我當時覺得很受傷，因為我自己問題回答的不好，導致美國的教授都開始懷疑中國有沒有計算機，也正是因為這樣的一件事情讓我覺得有一天一定要在計算機領域做出一番事業來。

這件事情後來逐漸變成了我的理想——用自己的技術去改變世界，這個理想應該說到現在還沒有完成，但是我每過一天都在逐步地接近理想。網上有人說，因為我太太拔了後園子裡的菜我才回國創業，其實不是，追根溯源，是當時美國教授的一句話讓我更加有動力把這件事情做好。

馬化騰：曾經缺錢想把QQ賣掉

1998年，離開潤訊通信的馬化騰帶著炒股賺來的一筆資金和5位同學共同創辦了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帶著對互聯網事業的熱誠，初生的騰訊開始在尋呼與網絡中尋找發展空間。

那一年互聯網產業在中國正處在蓬勃初期，網民才300萬，不到現在的零頭。同許多剛開始創業的互聯網公司一樣，資金和技術曾經成為騰訊公司最大的問題，公司經營一度舉步維艱。「我們曾為湊出必須的營運資金而四處奔波、夜不能寐」，馬化騰後來說。為了能讓騰訊存活下來，馬化騰和幾位創始者開始做網頁、系統集成、程序設計來賺錢，帶著產品去向運營商推銷，被人拒之門外是家常便飯。

1999年2月，騰訊開發了網絡即時通信工具——騰訊QQ。馬化騰把QQ放到互聯網上供用戶免費使用，不到一年就發展了500萬用戶。然而，QQ的大量下載和暴增的用戶量這時卻成了公司的「包袱」，對於這家「缺錢」的初創企業來說，別說更新設備，就連一兩千元的服務器託管費也是巨大的壓力。

在新興互聯網市場中淘金，是一項艱苦的工作。當時，這家十幾個人的小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為深圳電信、深圳聯通和一些尋呼台做項目，QQ只是公司的副產品。整個公司經常為了一個項目傾巢而出，還要時刻避免露出馬腳。為了給客戶留下很有實力的印象，那時馬化騰的名片上從來不印「總經理」的字樣，而只帶「工程師」的頭銜——在深圳，像騰訊這樣的公司有上百家，馬化騰當時的期望，只是公司能生存下來。

在朋友的勸說下，馬化騰開始想要賣掉QQ。然而在談判中，一些ICP要求獨家買斷，這讓本想靠QQ軟件多賣幾家公司賺錢的馬化騰非常猶豫。QQ賣不掉，但用戶增長卻很快，運營投入越來越大，馬化騰只好四處籌錢。銀行沒聽說過憑「用戶註冊量」可以辦抵押貸款，國內投資商關心的不是技術，而是騰訊有多少固定資產。一連談了4家都沒有達到底線，馬化騰決定留下QQ自己養大。

馬云：哪怕24個人全反對我也要干

在辭職之前，馬云便開始了創業。當時在杭州，需要翻譯的人很多，然而那麼大的一個杭州卻沒有一家翻譯機構，身為英語教師的馬云看到這種情況，就決定利用自己英語的優勢來創辦一個翻譯社。1994年，杭州第一家正式在工商局註冊的翻譯公司——海博翻譯社成立了。「海博」是英語希望「hope」的音譯。

當時經營挺艱難，一個月的營業額是200多塊人民幣，可光房租就要700元。第一年實在不行了，馬云就背著口袋到義烏、廣州去進貨，賣禮品、包鮮花，用這些錢養了翻譯社3年，才開始收支平衡。馬云後來說「我一直的理念，就是真正想賺錢的人必須把錢看輕，如果你腦子裡老是錢的話，一定不可能賺錢的。」

1995年，辦翻譯社錢沒賺多少的馬云，卻憑超強的活動能力為自己帶來了不小的名氣。一家和美商合作承包建設項目的中國公司，聘馬云為翻譯到美國收賬。接下來的一切就像好萊塢影片中的情節一樣：美國商人想賴賬，掏出一把槍將馬云禁閉在房間中長達兩天。

馬云在驚恐不安中被釋放，又丟失了隨身行李，只得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掙了600美元，正是這600美元，為他鋪就了通往網絡世界的道路。

受到驚嚇的馬云逃脫之後並沒有立即回國，而是悄悄從洛杉磯飛到了西雅圖。在西雅圖會過朋友後，馬云去了一家很不起眼的公司，在那裡，他第一次接觸了互聯網。那家公司的人告訴馬云，想查什麼在電腦上一敲就能出來。「我甚至害怕觸摸電腦的按鍵。我當時想，誰知道這玩藝兒多少錢呢?我要是把它弄壞了就賠了。」

馬云如此回憶當時的心情。但嗅覺靈敏的馬云有一種發自內心的直覺，他覺得互聯網這東西將來肯定有戲，互聯網將改變世界!

1995年3月夜，杭州的馬云家裡擠滿了人，這些都是馬云4年來在教書時結識的外貿人士，馬云想聽聽這些做外貿的人對Internet的商務需求。「我請了24個朋友來我家商量。我整整講了兩個小時，他們聽得稀里糊塗，我也講得糊裡糊塗。最後說到底怎麼樣?其中23個人說算了吧，只有一個人說你可以試試看，不行趕緊逃回來。我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決定還是干，哪怕24個人全反對我也要干。」

丁磊：註冊域名受電信工作啟發

1993年，丁磊從成都電子科技大學本科畢業後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寧波，被分到寧波電信局。在電信局丁磊最大的收穫是學會了Unix和電信業務。到了今天，丁磊對當初付出的艱辛還頗感欣慰：「我幾乎每天晚上12點才離開單位，因為單位有Unix電腦。網易後來的成功和我很早就把握了Unix精華分不開。」

這段電信局的生活給丁磊後來的發展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啟發，最經典的就是數字域名申請的故事。丁磊在開發基於瀏覽器的免費電子郵箱系統時，一邊想著技術上的問題，一邊想著域名。丁磊認定免費電子郵箱要成功一定要有一個朗朗上口的域名才行。中國人26個英文字母的發音在電話里根本無法講得清晰，3個字母的域名又都被註冊光了，「怎樣的域名才好記?丁磊幾乎每天都在想這個問題。

這天凌晨2點，丁磊忽然想到可以用數字表示域名，中國人對數字的發音特殊乾脆，而且163、169在中國已經具有了指向Chinanet和電信局以及Internet的含義，上網的人天天都要撥163，對它認識得不能再認識了。想到這，丁磊從床上跳了起來，撥163上網，查詢了一下163。net和163。com這兩個域名，謝天謝地，還沒有被註冊。趕快註冊了這兩個域名，丁磊又去睡覺，卻怎麼睡也睡不著了，他越想越美，就又從床上跳起來一口氣註冊了188。net、188。com、166。net、166。com、126。net、126。com、127。net、127。com。丁磊後來說他對數字的敏感來自他的電信生活，因為電信人對數字太認識了。

1995年7月，丁磊一個人離開寧波電信，經歷了三次跳槽，丁磊開始冷靜下來思索問題。考慮了大概5天，他決定自己來嘗試一下，創辦網易。網易公司成立時只有3個人，所謂的公司不過是一間7平方米的房間，幾個人就擠在如此狹小的空間裡踏出了自己創業的第一步。公司的資金只有20萬元錢，很多人問丁磊第一筆錢是怎麼來的，其實這些錢大部分是丁磊以前存的(這筆錢原本是用來在廣州買房子安家用的，丁磊語)，還有一些向朋友借的，再一部分是替別人寫了很多的計費軟件賺來的。

張朝陽：草船借箭宣傳公司

95年之前我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做博士後研究，當時很多同學在美國覺得很孤獨，早早結婚過穩定的生活，每天回家過日子或者去實驗室唸書，很快就拿到PHD。我和他們不一樣，耗費了很多時間在玩上面，導致我拿PHD的時間有點長，但是壞事變成好事了。95年年底，我提著破箱子拿著一千美元一個月的工資回國了。

96年底我終於幫ISI搭好架子，我必須開始自己創業。我到麻省理工跟一些教授如尼葛洛龐帝談融資，第一次融資成功是96年10月份，第一筆資金20多萬美元。

當時基本是全國媒體都到場，我要利用這次機會讓他們宣傳宣傳我們。有人提問，這次為什麼到中國來?尼葛洛龐帝回答說，我這次首先做了一個重要的投資，這個投資就是由張朝陽創辦的愛特信公司，我想看看這個公司怎麼樣。

當時所有的媒體一下子嘩然，第二天《中國經濟時報》《北京青年報》都進行了報導，再加上現場的效果，愛特信從此出名，我也開始有點名氣。這個基本是草船借箭的故事，用4人的力量調動了瀛海威公司40個人的市場部的力量，尼葛洛龐帝的訪問也成為中國數字化元年。

俞敏洪：白手起家被逼下海

1978年，俞敏洪高考失利後回到家裡餵豬種地。由於知識基礎薄弱等原因，俞敏洪第一次高考失敗得很慘，英語才得了33分;第二年又考了一次，英語得了55分，依然是名落孫山。1979年，縣裡辦了一個外語補習班，俞敏洪擠了進去，這是他第一次學習外語。1980年，俞敏洪堅持考了三年後，最終考進了北京大學西語系。

在北大，俞敏洪是全班惟一從農村來的學生，開始不會講普通話，結果從A班調到較差的C班。大三的一場肺結核又使俞敏洪休學一年，人也變得更加瘦削。

1985年，俞敏洪畢業留在北大成了一名教師。接下來是兩年平淡的生活。赴美留學的夢想在其努力了三年半後付諸東流，一起逝去的還有他所有的積蓄。

為了謀生，俞敏洪到北大外面去兼課教書，後來又約幾個同學一塊兒出去辦托福班，掙出國的學費。1990年秋天，俞敏洪的如意算盤被打碎了：因為打著學校的名頭私自辦學，北京大學在校園廣播、有線電視和著名的三角地櫥窗裡高調宣佈了對俞敏洪的處分決定。

被逼下海

1991年，俞敏洪被迫辭去了北京大學英語教師的職務，為了挽救顏面不得不離開北大。儘管留學失敗，俞敏洪卻對出國考試和出國流程瞭如指掌;儘管沒有面子在北大呆下去，反而因此對培訓行業越來越熟悉。

離開北大後，俞敏洪開始在一個叫東方大學的民辦學校辦培訓班，學校出牌子，他上交15%的管理費。這一年他29歲，他的目標是掙一筆學費，擺脫生活的窘境，然後像他的同學和朋友一樣到美國留學。

盧躍剛在他的《東方馬車》一書中生動描述了俞敏洪這段創業經歷：他在中關村第二小學租了間平房當教室，外面支一個桌子，放一把椅子，「東方大學英語培訓班」正式成立。第一天，來了兩個學生，看「東方大學英語培訓部」那麼大的牌子，只有俞敏洪夫妻倆，破桌子，破椅子，破平房，登記冊乾乾淨淨，人影都沒有，學生滿臉狐疑。俞敏洪見狀，趕緊推銷自己，像是江湖術士，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活說死說，讓兩個學生留下錢。夫妻倆正高興著呢，兩個學生又回來了。他們心裡不踏實，把錢又要回了……

儘管困難重重，但拚死拚活幹了一段時間後，俞敏洪的培訓班漸漸有了起色。

眼看著培訓班越來越火，俞敏洪漸漸萌生了自己辦班的念頭。1993年，在一間10平米透風漏雨的小平房裡，俞敏洪創辦了北京新東方學校。

俞敏洪說，最初成立新東方，只是為了使自己能夠活下去，為了每天能多掙一點錢。作為一個男人，快到三十而立的年齡，連一本自己喜歡的書都買不起，連為老婆買條像樣的裙子都做不到，整個家庭無家可歸，連家徒四壁都談不上，自己都覺得沒臉活在世界上。當時他曾對自己說：只要能賺到十萬元錢，就一輩子什麼也不干了。

楊致遠：放棄寫論文創建門戶

雅虎是由中國台灣人楊致遠創立的，他生於1968年，1993年他和費羅(Filo)一起成為斯坦福大學工學院的研究生。

他們喜歡在萬維網上衝浪，並把他們所喜愛的站點編成一個名單以便尋找。有次他們靈機一動，決定將這一名單在網上公佈，供網友使用，並將這一名單叫做「Jerry『sGuidetotheWorldWideWeb(通往萬維網的楊致遠指南)」

沒有料到這一行動大受歡迎，發生了轟動效果。於是，1995年他們便放棄了寫畢業論文，而專門從事創建網絡門戶的工作，並把主要站點的名單起了新名字「Yet Another HierarchicalOfficiousOracle(另一層次式的正式指南)」，它的縮寫詞Yahoo便成為這一網絡門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