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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談：聚焦人口總和生育率真相 1.047到底離實際有多遠

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到底多少?從1991年開始，各界為此便爭論不休，今年10月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1%人口抽查結果時，這一持續了20多年的爭論達到高潮。1.047的超低生育率，如巨石入水，激起大浪。

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平均每位育齡婦女(15到49歲)的生育子女數。人口學一般將總和生育率2.1界定為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保持人口總量不增不減的水平。2010年世界平均總和生育率為2.5。同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通稱“六普”)顯示，總和生育率為1.18。圍繞這個數據，也跟今天的1.047一樣，存在“到底有多準”的質疑。

第一財經記者為此專訪了三位知名人口學者，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統計室主任王廣州認為，1.047的總和生育率確實偏低，但反映了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持續走低的真實趨勢。他呼籲國家統計局開放更多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原始數據，使總和生育率的測算更加準確。

在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看來，1.047的總和生育率是抽查數據直接匯總的結果，跟實際相比嚴重偏低，他認為實際的總和生育率在1.5到1.6之間。

統計學博士、人口與未來網站聯合創始人黃文政認為，1.047的總和生育率確實偏低，去年實際總和生育率不超過1.4。這已經屬於超低生育水平，值得警醒。

三位學者一致認可的是，中國確實已經處於低生育階段(具體多低觀點各異)，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不會改變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

王廣州：生育政策調整無法改變人口減少大勢

推遲生育可能導致總和生育率測量失真

第一財經：國家統計局去年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15年總和生育率僅有1.047。你怎麽看這個結果?

王廣州：因為國家統計局目前沒有提供更多原始數據，所以也不太好判斷。從現有數據來看，去年1%抽查的整個人口分布跟六普是差不多的，只是峰值低得多。

1%人口抽樣調查過去都是用的紙質問卷，這次用了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個人數字助手,即掌上電腦)，這是人口調查方式的一個變化，是不是會影響到調查質量，值得考慮和進一步核查。

從抽樣調查結果當中的一孩生育率，我估計去年總和生育率1.047這個數據有些偏低，主要是一孩生育率低造成的。在去年抽樣調查數據沒有出來的時候，我就預計到一孩生育率會比較低，但是沒有想到會如此低，竟然不到0.6，這從經驗邏輯上判斷令人懷疑並需要高度重視。當然因為我沒有拿到原始數據，也只能是猜測。

去年總和生育率的抽樣調查結果偏低，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推遲生育的影響。過去二十年，中國女性的初育年齡不斷推遲，已經從22歲推遲到26歲，這就會導致調查出來的總和生育率會出現失真。因為那些推遲了生育的女性也許以後還會再生育，但反映在這次抽樣調查中有可能會被誤以為她們的一孩終身生育率下降如此之快。根據我們的研究，初育年齡每推遲一個月，大概會影響總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

第一財經：1.047的總和生育率報出來之後，有不少人質疑，認為去年的1%抽樣不準，出生人口存在大量漏報。你怎麽看這種說法?

王廣州：在判斷抽樣準確率時，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關註。首先樣本量是不是足夠大，2015年是1%抽樣調查，這個樣本量足夠大，就不太可能是抽樣誤差造成的。那就可能是第二個問題——非抽樣誤差。非抽樣誤差一般來說有兩種，一種是無回應，你問了，他沒有回答，你沒得到他的數據。另一種是瞞報漏報。這兩種應該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具體有多少，還很難說。

我們把這個數據跟每年的住院分娩數量相比，去年的住院分娩數是1400多萬，可以發現，漏的確是會漏一些的，但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漏那麽多。目前住院分娩數據也不是直報系統，是一級級報上去的。有些地方可能因為要領住院補貼會有多報，但這個水分不會很大。

原始數據需要進一步開放

第一財經：你認為去年實際的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呢?

王廣州：首先我覺得對於2015年1.047的總和生育率，現在不太容易判斷它的準確度有多高。因為統計局目前所給出的匯總數據還不足以做一個科學的、準確的判斷。但是有一點很清楚，無論它的漏報率有多少，至少它反映出的趨勢是真實的，生育率持續走低的趨勢，出生人數並沒有出現大幅度的反彈。

這個判斷比較容易做出，你可以把去年的抽樣調查數據跟前幾年的數據做比較，無論去年漏報是什麽情況，它跟前幾年的漏報情況應該基本一致的。沒有理由說去年一定比前幾年漏報的更多。

就我個人的研究和觀察，去年的總和生育率，既不會有1.047這麽低，也不會有1.6那麽高，在兩者之間，具體是多少，需要把所有的原始數據掰開揉碎，仔細分析它的年齡隊列、孩次結構等等，才能最後做出判斷。

第一財經：過去很多年，圍繞著總和生育率可以說爭論非常多，一直持續到今天。到底是什麽原因會出現這樣一個狀況，是得出準確的總和生育率太困難還是別的什麽原因?

王廣州：其實，從技術上來說，要得到相對準確的總和生育率並不困難。只要知道各個年齡組育齡婦女的數量，以及她們在某一個年度生育孩子的數量，就可以計算出這一年總和生育率。因為人口數據有非常嚴格的對應關系，不是你想說多少就有多少。比如你要確定全面兩孩後有多少目標人群，其實很容易確定，獨生子女數量，母親的數量，生過孩子的育齡婦女數量等等，都有很強的內部邏輯關系，雖然會有一個區間，但是不會有非常大的偏差。

同時人口數據又確實是比較複雜的，因為考慮到不同年齡、不同的生育狀況，所以特別需要詳盡的原始數據，做細致的核查、比對、計算和推算。但是中國有一個情況，歷次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原始數據開放不夠，這就導致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希望統計局能夠將原始數據更多開放給人口學者，通過對原始數據的深入研究，可以得到相對符合實際的總和生育率。

不要迷信總和生育率

第一財經：對去年的總和生育率，有學者認為是1.4，也有學者認為是1.5或者1.6，這會影響對人口大勢的判斷嗎?

王廣州：不管是1.4還是1.6，都是比較低的生育率了。尤其是去年在單獨二孩放開之後，生育率還是這樣的形勢，而且一孩生育率顯著降低，這都表明，中國的低生育現實毋庸置疑，低生育率趨勢難以改變。對這個人口大勢的判斷應該沒有什麽爭議。

根據我們的研究，每0.1的總和生育率，對應90到100萬的出生人口。總和生育率確實是人口統計學一個重要的概念，但是它是個比較粗糙的測量，有可能會失真，比如生育推遲和生育間隔拉大都可能導致總和生育率降低。反之，生育的集中或提前會導致總和生育率上升。

相比較而言，遞進生育率是一個更加複雜更加精細的概念。我們不要過於迷信某一個指標，相信它是萬能的，這是非常危險的。其實我個人認為，強調總和生育率高或者低沒有什麽意義。在政策調整期間，我認為更應該關心出生人數的實際變化。

第一財經：現在每年的出生人數似乎也很難確定了。比如去年，按照1%抽樣調查計算出來的出生人數是1100多萬，衛計委的住院分娩數據是1454萬，但是統計局公布的是1655萬。這個差距也是很大的。

王廣州：你提的這個問題很關鍵，如果說抽樣調查結果不準確，那麽怎麽調整才是準確的?調整到多少?調整的理由是什麽?這個都需要做慎重科學的研究，大量的數據分析。

我們剛剛啟動一個研究課題——《人口統計調查國際前沿理論及在中國應用》，希望通過深入研究能夠有助於提升中國的人口統計質量。就目前而言，我認為要提高統計數據的質量，一方面可以通過提高人口統計的技術裝備，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多部門聯動，把登記系統、調查系統、報告系統的數據整合起來，包括身份證信息、手機信息、公安戶籍信息、住院分娩信息等等。我們專門研究過，對於一個具體的人，兩到三個系統都不出現的可能性極小。通過這些工作，人口統計數據的質量是可以得到明顯提升的。

另外我想強調一點，過去對人口問題的判斷，有些是錯誤的，偏離實際的。部分是因為，我們研究的其實是過去的數據，你用過去的數據去推斷未來，錯誤的可能性很大。但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大數據信息化時代，有很多實時監控的大數據可用，對現在的把握有可能更加準確，在此基礎上，才能對未來做出更準確的判斷。

第一財經：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後，到底會對中國人口有什麽樣的影響?

王廣州：因為還沒有最新的數據，我基本還維持此前的測算。全面兩孩後每年新增加出生人口最高不超過500萬，出生人口總數在2100萬左右，最高年份應該是在2017年。此後，年出生人口就開始逐步下降。總的來說，全面兩孩對於緩解老齡化作用十分有限，未來少子化和快速老齡化並存的人口結構繼續存在。

綜合考慮生育推遲、生育意願低迷、育齡婦女數量減少等多種因素，從大的趨勢來說，未來確實面臨人口可能迅速減少的風險，生育政策的調整已經改變不了這個大的趨勢。

翟振武：2018年會是出生人口最高峰

1.047的總和生育率未經任何修正

第一財經：根據國家統計局1%人口抽查結果，2015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047，你怎麽看這個數據?

翟振武：對這個數據我並不感到很驚訝，因為過去多年來，從統計局各年調查的原始數據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一直都比較低，從1.1到1.25左右，六普是1.18。但這些數據是調查數據直接匯總的結果，沒有經過任何修正和調整，漏報什麽都沒有考慮，它跟中國實際的總和生育率有很大差距。

第一財經：你認為實際上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

翟振武：總和生育率跟出生的人數有密切的關系。在育齡婦女年齡結構和生育模式確定的情況下，出生人數與總和生育率有著一一對應的關系。出生人數多，總和生育率就高，出生人數少，總和生育率就低。

根據統計局公布的1%抽樣調查結果，推算全國2015年出生人口總數是1100多萬。但統計局正式公布的2015年出生人數是1655萬人。這兩個有很大的差距。這是因為，考慮到漏報重報，對原始數據進行了事後數據質量檢查、檢驗和校對，最後統計局將2015年出生人口修正為1655萬。

大家都知道，人口抽樣調查的原始數據漏了大量的出生人數，只不過漏的程度是多還是少，大家仍在討論，但這個數一定是漏了。為什麽這麽說呢?我有幾個證據。

首先，2010年，按照六普結果總和生育率是1.18，當年出生人數1379萬。根據統計局千分之一調查結果，2011年1歲的人口1441萬，2012年2歲的是1555萬，2013年3歲的是1684萬，2014年4歲的是1721萬。那麽你看，2011年1歲的人其實就是2010年零歲的人，2012年2歲的也是2010年零歲的。這個數據一直在穩定的增加，原因很簡單，零歲的人口當年去調查沒有調查到，第二年和以後的年份去的時候可能就調查到了，年齡越大，調查到的越多，越完整。。

第二，我們來看戶籍數據。根據戶籍數據，2015年5歲的孩子有1700萬。這些孩子其實就是2010年出生的，這個數據是比較真實的。產生的孩子在戶口本上登記時需要有名有姓，有父母的完整信息，有醫院開具的出生醫學證明。基本上戶口系統登記上來的人都是真實存在的。現實當中還有一部分人是存在，但因為各種原因沒有登上戶口，即所謂的“黑戶”。因此，戶口系統中已經登記的低年齡人口數量應該只比現實中的人口少，而不會多。2015年戶口登記系統中5歲、6歲和7歲的人口都超過1700萬，這個事實事實說明，2008年~2010年中國至少每年出生了1700 萬人。

還有一組數據也可以佐證，從2010年以後，全國每年住院分娩的嬰兒數量都大於1600萬，現在住院分娩率能達到99%。這個數據應該是比較準確的，因為住院分娩的記錄和信息更完整。所以，過去幾年，中國每年出生人口數量至少都超過1600萬基本沒有什麽可以質疑的。

按小學生入學數量，我們也反推過入學7年前的生育率。我們利用2007年的小學生人數，反推過2000年的生育率，結果表明2000年總和生育率大概在1.7左右。

每年出生人數高於1600萬的事實完全可以證明，最近幾年總和生育率基本在1.5~1.6左右。我們判斷和估計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5-1.6是有很好的數據和證據支撐的。

低年齡組人口漏報現象比較嚴重

第一財經：從統計局原始數據顯示的1.047到你認為的1.5到1.6，這個差距如此巨大，到底是什麽原因?

翟振武： 零歲組人數調查不準確，這是人口調查的一個通病，各國都有漏報，只是漏的程度大小不同。所以在人口學上，國際上有很多方法，關於零歲組人數怎麽調整、嬰兒死亡率怎麽調整有好多種方法。

零歲組不容易調查，小孩子不會說話，在家里邊養著，漏報是很正常的。另外，中國的流動人口規模太大了，也容易造成漏報。還有就是中國有計劃生育政策，你多生了孩子要罰款，所以就更傾向於瞞報。這三個原因就使得中國的人口調查中零歲組的漏報率特別高。

在單獨兩孩政策實施之前，中國的政策生育率是1.46，也就是說全國老百姓都按政策生育，沒有一個超生的，我們的總和生育率應該在1.47。但是你到農村會發現有不少超生的，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也有不想生的。但總體超生的還是比不想生的要多，中國的全國生育率恐怕不會低於1. 46。

全面兩孩後總和生育率最高可達2.1左右

第一財經：全面兩孩放開，你認為到底能增加多少出生人口?

翟振武：根據我們的測算，全面兩孩放開之後，出生人口每年可以增加三四百萬，加上原來的大約1600萬，每年出生人口最多兩千萬。這樣算來，全面兩孩政策之後，2018年是年出生人口的最高峰，總和生育率會上升到2.1左右，此後四五年會逐步下降，到1.8、1.7左右。

第一財經：你曾經發表過論文說全面放開二孩之後年出生人口可能最高到4995萬，跟現在每年出生人口最高2000萬差距好大。怎麽會有這樣大的差距呢?

翟振武：那個研究假設是2012年放開全面兩孩，而且是沒有單獨兩孩的過渡，一步放開。沒有過渡與人口年齡結構這兩個條件的變化對於出生人口數量的影響是巨大的。單獨和雙獨夫婦有近三千萬對，有了單雙獨二孩的實施和過渡，會使2016年全面二孩目標人群大幅下降。

另外，中國的人口從50年代到70年代前半期是一個出生高峰，是中國人口的大頭，政策每推遲一年，這個大頭就往上移，36歲的變成37歲，49歲的變成50歲，尤其是對35歲以上的女性，年齡越大再生育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2016年放開二孩政策跟2012年放開的假設相比，目標人群的變化是非常大的。同時，生育意願也在隨年代不斷發生變化。

全面放開生育對生育率影響非常小

第一財經：根據你的研究，什麽時候全面放開生育比較合適?

翟振武：現在全面兩孩剛實施不到一年，我覺得還應該穩定一段時間。至於將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生育率從累計釋放的高峰上回落後，可能還會繼續降低，會逐步走向歐洲的水平。那時候，全面放開生育，包括鼓勵生育的政策可能都會實施。

事實上，我認為政策繼續放開，對生育率的影響非常小了。因為現在放開全面兩孩，基本可以滿足絕大部分人的生育意願，即使再放開，很多人也不可能生三個四個，畢竟影響生育率的不光是政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子女照料、女性就業、城鎮化等等。

第一財經：既然放開不會對生育率有很大影響，那為何不現在就放開呢?

翟振武：現在不放開是因為中國各地情況還不一樣，有的地方生育意願還是比較高的。而且，從總體上看，中國的人口規模最高會達到14.5億，這是個很大的數字，要充分考慮到人口跟資源環境各方面的緊張關系，穩妥推進生育政策的調整完善。

第一財經：未來會不會出現生育率持續走低，鼓勵無效的結果?比如說像韓國那樣?

翟振武：有可能出現那種情況，像韓國，怎麽鼓勵生育率也上不來。但也可能出現生育率重新走高的情況，現在國際上這種例子很多。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現在恢複到1.4，俄羅斯恢複到1.7，法國恢複到1.8，北歐大概是2.0。

我相信人類發展自我繁衍的能力，不像馬爾薩斯那麽憂慮地球上站滿了人，也不擔心人類會因為低生育率而走向滅亡。至於所謂的低生育率陷阱，是不是真的有這樣一個陷阱，是不是真的進去就爬不出來，還在討論當中，並不是像有些學者說的那麽悲觀和可怕。

黃文政：1.047敲響低生育危機警鐘

三因素導致總和生育率偏低

第一財經：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人口抽樣調查，2015年總和生育率為1.047，你認為這個數據可信嗎?

黃文政：中國陷入極低生育率無法否認，而1.047的數據比料想的還要低，這可能有三個原因。

一是進度效應。 2015年女性平均生育年齡比2014年高了近1歲。這可能部分是因為大學擴招、城市化和單獨二孩政策推遲平均生育年齡。如果只是推遲而非放棄生育，那生育率的降幅在未來會得到補償。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假設所有的女性推遲生育一年，那今年的生育率為0，下一年的生育率則會翻倍。

二是抽樣誤差。從2000到2014年，國家統計局抽樣的生育率分別為1.18、1.04、1.26、1.24、1.28;上下波動0.1左右。這種波動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抽樣誤差。另外，屬相對生育率的影響也有一點，但不大。

三是漏報。這個現象在普查年份甚至更嚴重一些。但無論是從小樣本的核查還是人口普查數據回測來看，漏報率有限。

上述問題在其他國家生育率調查中也存在，最多只是漏報率可能要低些。 因為其他國家很少像中國這樣大幅調整生育率，中國1.047的原始數據與其他國家的生育率基本可比。 而且，由於中國出生男女性別比高出正常水平約10%，就維持繁衍來說，中國的1.047只相當於其他國家的1.0。

但即使不下調5%，中國的1.047的生育率也低於於世界銀行最新2014年的所有其他199個國家和地區。這個現象與其他證據是相符的。實際上，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區，這些地方大都在鼓勵生育，更沒有像中國大陸這樣一孩當成默認生育狀態。根據各種生育意願調查，中國農村家庭的生育意願都要低於韓國。

第一財經：你認為中國2015年實際生育率會是多少?

黃文政：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回測得到的2000年到2010年的生育率，只比對應的抽樣調查生育率平均高出3%，最高也不超過10%。這說明在2000年到2010年各年的抽樣調查中，漏報率應該低於10%。由於計劃生育在不斷放松，很難相信現在的漏報率會比之前還高。

但即使把2015年漏報率放寬到15%，再假設2015年的抽樣恰好往低偏差了0.1，那麽2015年的生育率也不到1.3。如果確實存在生育年齡普遍延遲的現象，這個進度效應也會壓低當年的生育率，但很難想象進度效應所降低的幅度會達到0.1。因此，即使去除進度效應，生育率也難以超過1.4。

盡管我認為實際生育率大大低於1.4，我在所有預測和論述中都會將生育率數據至少上調15%，以確保結論更加可靠，但不表示上調15%會跟接近事實。

年出生人口數據上調過高

第一財經：201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當年出生人口為1655萬，去年抽查的結果推算出年出生人口只有1100多萬，為什麽會出現這麽大的差距?

黃文政：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統計局將年出生人口向上調整得過高了。

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的目的就是了解人口和生育狀態。之所以花費大量人力財力這樣做，就是因為其他數據源本身不系統、不準確。如果因為調查數據不符合某種需要，就用其他數據來大幅調整，那就相當於否定人口普查及其調查的意義。在這方面有非常深刻的教訓。

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為1.22，但最後卻借用教育數據調整到1.8， 上調了整整47%。從2000到2010年，這個被調整到1.8的生育率數據一直被當成官方數據，嚴重誤導了我國人口政策。實際上，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回測得到2000年的生育率僅為1.34，雖然高於1.22，但遠低於調整後的1.8。這種大錯不應該一而再再而三得重複。

而且，從歷史數據來看，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數據存在高估傾向;2000到2010年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都要比2010年人口普查中對應的人口高出幾十萬到幾百萬不等，這個幅度遠遠超過了夭折帶來的影響。比如，2002年公布的出生人口為1647萬人，但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中的8歲人口(生於2002年)僅1367萬，相差280萬。

由於不同數據源都有系統性偏差，可靠的做法是比較同類的數據：抽樣數據應與抽樣數據對比，出生數據與出生數據對比，戶籍數據應該與戶籍數據相比。只要按這一原則來分析，就可以看到，2015年之前各種證據都在顯示生育率在不斷走低，現在更是處於極低水平。

比如，根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數據，2010到2014年的平均生育率為1.20，比2005到2009年平均生育率的1.38、下降超過10%。又如，從2010年到2014年，處於24-28歲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女性數量增長了18%左右，而出生人口僅增長了6%，這反過來說明生育率(大致為平均每個女性生育數量)下降了約10%。而根據衛生統計年鑒，2012到2014年各年戶籍活產數分別為1544、1511、1518、1454萬，也印證了生育率的走低。再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從00後比80後少了33%。假設25歲為一代人，由此可大致估算2000年代的生育率為1.33左右(2.2*(1-0.33)^(25/20))。這種估算非常粗糙，但反映了常識，誤差一般不會超過0.1。

由於各種數據源都存在一定偏差，而調整方法又需要各種假設，如果挑選那些符合自己需要的數據，又在每一步都做出最有利的假設， 那幾乎可以把生育率調整到任何需要的水平。這種做法是在制造而非消除偏差，更是誤導決策。

在社會科學中，人口統計和預測都相對簡單。所謂人口統計就是數人頭，收集年齡、性別、生育等基本信息;而預測方法也非常清晰：只要確定未來年齡別生育率和出生性別比，以及年齡別死亡率就可以確定未來任何一年的人口及其結構。因此，只要沒有外部幹擾，人口統計和預測可以做得很準確。但遺憾的是，在中國就連最基本的總和生育率都一直撲朔迷離，這個現象值得反思。

2018年後出生人口開始快速下降

第一財經：你認為當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到1.4，有學者認為是1.6，這種判斷上的不同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對未來人口趨勢的判斷?

黃文政：退一萬步說，即使1.6的生育率也是很低水平。如果生育水平一直維持在1.6，那麽未來經過兩代人(大約55年)，總人口就將減少了48%，這根本不是一個可持續的生育水平。現在人口還沒有萎縮，只是因為過去的生育率高於更替水平。但長期的低生育率已經決定了未來幾十乃至上百年人口會急劇衰減。這種人口趨勢對中國的發展將是釜底抽薪。實際上，過去幾十年來，生育率較低地區的人均GDP增長也更慢。

第一財經：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全面兩孩政策之後，出生人口會有什麽變化呢?

黃文政：2017年將是生育高峰，但出生人口很難超過2000萬。從2018年開始，出生人口將快速減少。一是因為堆積生育效應逐步弱化，二是育齡高峰期的婦女數量在未來十年會銳減40%以上。要維持我國人口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現在就應該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

中國去年專利申請突破百萬創紀錄！ 比美日韓總和還多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3日在日內瓦發布報告稱，2015年中國專利申請量首次在單一年度內超過100萬件，推動全球專利申請量創下新高。

據新華社報道，當天發布的《世界知識產權指標》年度報告顯示，2015年世界各地的創新者共提交了約290萬件專利申請，比2014年增長了7.8%，專利保護需求連續第六年保持增長。

2015年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了110多萬件專利申請，申請量幾乎相當於全球排名第二至第四位的美國、日本、韓國專利主管機構受理的專利申請總量。其中，美國以約58.9萬件專利申請位居第二，日本和韓國分別以約31.8萬件和約21.3萬件申請分列第三、四位。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弗朗西斯·高銳表示，2015年世界各地的決策者都尋求刺激經濟增長，促使知識產權申請取得良好進展。除了中國繼續推動全球專利申請增長，大多數國家對知識產權的利用也都在增加，表明知識產權在全球化知識經濟中越來越重要。

此外，2015年全世界共授權約124萬件專利，得益於中國專利授權量增加，較此前一年增長了5.2%。中國2015年專利授權量達到約35.9萬件，超過美國的約29.8萬件，成為授權量最多的國家。另外，在商標和工業品外觀設計申請方面，中國也位居世界第一。

馬斯克：若人工智能達到臨界值，將可能很快超過人類智力總和

據Business Insider報道，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本周在YouTube上發布了一段視頻，內容是SpaceX創始人埃隆·馬斯克(Elon Musk)、DeepMind首席執行官丹米斯·哈撒比斯(Demis Hassabis)、牛津大學哲學家尼克·博斯特羅姆(Nick Bostrom)等數位專家學者關於人工智能未來發展的談話。

馬斯克和其他幾位專家被問到：當人工智能發展到與人的智力水平相當的時候，還需要多久才會出現超級智能？

“一旦人工智能發展到相當於人類智能的水平時，還需要多久才能產生飛躍?”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馬克斯·泰格馬克(Max Tegmark)問道。他還補充說：“有些人說只需要幾天或幾小時，有人認為可能需要幾千年或至少幾十年。

馬斯克回答：“我認為，如果人工智能達到一個臨界值，即達到相當於人類中最聰明、最富有創造力的人的智力水平時，那麽它就真的可能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超過人類智力的總和。”

其他幾位專家預測，更有可能的情況是，人工智能在達到臨界值之後需要幾年時間才能成為超級智能，但沒有人認為需要超過100年的時間。而哈撒比斯則說：“我認為這部分取決於人工智能的架構。”

泰格馬克還問及其他幾位專家，他們是否希望看到超級智能的到來緩慢一點，以便人類社會能夠適應。Skype聯合創始人揚·塔里安(Jaan Tallinn)表示：“慢比快好。”

去年10月，博斯特羅姆曾經表示，DeepMind在人工智能開發競賽中已經領先。去年，DeepMind開發的人工智能系統在圍棋比賽中擊敗了世界冠軍李世石。不僅如此，DeepMind開發的其他領域(包括醫療保健和能源管理)的人工智能系統也很先進。

地方財力比拼：廣東破萬億居首，相當於11省份總和

相比生產總值(GDP)，各地公共財政收入的數據含金量更高，更能真實反映地方經濟的運行活力。然而，受經濟下行壓力及以5000億元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減稅為主的減稅降費政策影響，今年地方財力的變化更為複雜。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31省份近期相繼披露的2016年預算執行情況發現，相比2015年有過半省份財政收入實現兩位數增長，2016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小口徑財政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只有西藏、上海、廣東、天津實現了兩位數增長，分別為17.4%、16.1%、10.9%和10%。地方收入的總體增速更是從前兩年的9%以上，下滑到了4.2%。

公共財政收入大幅增長是好事，但增速放緩並不一定是壞事。李克強總理曾在去年11月2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各部門一定要統一思想，財政收支壓力再大，也要積極為企業減稅減負。要讓企業過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總理在今年1月13日與企業家的座談會上還明確，今年要在降低收費等非稅負擔方面讓企業有切身感受，國務院要對此開展督查。

事實上，積極的財政政策下，地方經濟重燃活力後，反過來也能回補地方收入，率先改革的廣東、上海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地域差距進一步擴大

受經濟下行壓力和以5000億元營改增為主的減稅降費政策影響，地方財政收入延續前兩年的下跌態勢。財政部數據顯示，自2014年全國地方本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首度跌為個位數(同比增長9.9%)後，2015年這一數字(同比增長9.4%)繼續下滑，2016年僅為4.2%，實現兩位數增速的省份更是寥寥。

雖然地方公共財政收入的總體增速變慢了，但也不乏亮點。比如，廣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首次突破1萬億元關口，約10390億元，連續第26年居各省份之首；江蘇以8121億元排第二名；上海位列第三，收入規模約為6406億元。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近幾年數據發現，2016年廣東與江蘇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上的差距正逐步拉開，達到了2269億元，2015年這一數字為1336億元。上海則是首次超越山東奪下“探花”，並緊追江蘇。

位於廣東南沙自貿區的南沙港集裝箱碼頭一派繁榮景象

收入增速方面，西藏和上海以17.4%和16.1%遙遙領先，廣東、天津分別以10.9%和10%位列三、四位。其他省份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均未實現兩位數增長。山西、黑龍江、新疆出現負增長，其中山西以-5.2%墊底，不過好於當地年初預想。

除了廣東、江蘇、上海，收入達5000億元規模的有山東、浙江和北京，其中北京、浙江是首次突破5000億元；四川、河南、湖北均達到了3000億元規模；2000億元規模的省份數量最多，包括河北、天津、湖南、安徽、福建、重慶、遼寧、江西和內蒙古等九個省份，其中內蒙古收入首次突破2000億元；陜西、雲南、貴州、山西、廣西、新疆、吉林、黑龍江8個省份的收入為千億元規模；甘肅、海南、寧夏、青海、西藏收入不足千億元。

從數據來看，前三以外部分省份2016年的收入相近，競爭激烈。比如河南和湖北兩省，福建、安徽和湖南三省收入差距僅幾十億元;山西不僅被貴州反超，對廣西也只剩0.72億元的差距了。

分地域看，東部6省份占地方財力近半，與中西部差距進一步擴大。

2016年東部的廣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當於排名靠後的中西部11個省份收入總和。排名前6的東部6省份收入2016年總計約4.1萬億元，占地方總收入(8.7萬億元)比重為47.1%，這一比例較2015年提高約1.3個百分點。

中央財政通過轉移支付來平衡地區間財力差異，支持財力緊缺地區。比如財力緊缺的遼寧2016年爭取中央財政補助為2214.7億元，貴州拿到的中央各項轉移支付也達到2581.65億元，而財力雄厚的上海獲得的中央補助收入和稅收返還總額為687.4億元。

地方收入新動力

之所以選擇梳理小口徑財政收入數據，因為它以稅收為主，而稅收又能直接、真實地反映各地的經濟情況，是經濟的“晴雨表”。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和增速的變化實質反映著地方經濟體量和經濟活力情況的變化，也體現了地方經濟增長質量的變化，兩者呈正向關系，收入規模和增速越高，經濟體量越大，經濟更有活力。

從數據來看，廣東省不僅在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上在全國居首，且2016年反映經濟規模的全省生產總值(7.95萬億元)也位居全國首位。

馮俏彬稱，前些年廣東結構問題突出，經過幾年改革，實現了產業結構升級，帶動了當地經濟和財政收入的增長。

根據廣東省統計局數據，2016年廣東新動能加快孕育，新興產業表現活躍，新產品新業態拉動力增強，經濟增長新動力持續增加。比如，2016年廣東新能源汽車產量同比增長76.3%、工業機器人產量增長45.2%;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商務服務業，以及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實現營業收入同比分別增長55.3%、18.3%、19.9%;廣東高鐵和快遞業也加快發展，外貿新業態增勢迅猛。

不僅僅是廣東，上海去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快速增長也反映經濟增長質量效益明顯。

上海市財經大學胡怡建教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上海財政收入保持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自貿區改革紅利不斷釋放，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不斷增強，特別是金融等服務業快速發展。

上海統計局數據顯示，上海第三產業增加值19362.34億元，增長9.5%。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70.5%，比上年提高2.7個百分點。其中金融業增加值4762.50億元，增長12.8%。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1618.58億元，增長15.1%。

“一煤獨大”“一股獨大”的煩惱

山西、黑龍江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負增長也反映出當地經濟發展面臨較大挑戰。

馮俏彬稱，山西和黑龍江財政收入負增長反映出在整體制造業不景氣背景下，能源化工行業處於下行通道，而這些行業占兩省的經濟比重較大，也拖累了當地經濟增長，帶來收入下滑。

山西省省長樓陽生作2016年山西省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全省經濟雖然呈現低位企穩、穩步向好的態勢，但仍沒有走出困難時期，多年積累的“一煤獨大”結構性矛盾、“一股獨大”體制性矛盾、創新不足素質性矛盾遠未從根本上解決，企穩向好的基礎還不牢固，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也是相互交織、錯綜複雜。

黑龍江預算報告在談到2017年挑戰時稱，黑龍江省經濟轉型仍處於油煤糧木傳統產業領域集中負向拉動與培育新動能、新增長領域相互交織、相互賽跑的關鍵時期，能源工業波動，大慶油田減產，營改增、結構性減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減免等政策性減收，將給全省財政收入帶來一定影響。

盡管財政收入負增長，但由於兩地2017年經濟基本面沒有變，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斷增強，因此山西和黑龍江均預計2017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實現正增長。

另外，盡管2016年遼寧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保持3.4%的增長，但馮俏彬認為這主要與遼寧省2015年擠掉虛增財政收入水分後基數較低有關。

遼寧省所轄市縣的財政收入在2011年~2014年造假虛增後，2015年做實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大幅下降33.4%。在此基礎上，2016年當地收入實現了3.4%的增速。

一年“抽血”1.46萬億，超4個省份GDP總和！剛剛，監管層對TA亮劍了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02-17/1077248.html

近段時間以來，上市公司再融資一事，頻繁被新華社等官方媒體提起，證監會也曾在新聞發布會上有所表示，但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似乎一直懸而未落。

每日經濟新聞（微信號：nbdnews）記者註意到，今日（2月17日）下午，證監會官方微信發布了題為《證監會完善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規則 規範上市公司再融資》的文章，明確對再融資“亮劍”。

證監會到底是怎麽要求的？

證監會：已受理的再融資申請不受影響

今日下午，證監會官方微信發布了有關再融資監管要求的文章。文中表示，證監會對《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實施細則》），部分條文進行了修訂，發布了《發行監管問答——關於引導規範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監管要求》（以下簡稱《監管問答》）。

每日經濟新聞（微信號：nbdnews）記者註意到，《監管問答》主要內容為：

一是上市公司申請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擬發行的股份數量不得超過本次發行前總股本的20%。

二是上市公司申請增發、配股、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本次發行董事會決議日距離前次募集資金到位日原則上不得少於18個月。前次募集資金包括首發、增發、配股、非公開發行股票。但對於發行可轉債、優先股和創業板小額快速融資的，不受此期限限制。

三是上市公司申請再融資時，除金融類企業外，原則上最近一期末不得存在持有金額較大、期限較長的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借予他人款項、委托理財等財務性投資的情形。

不過，證監會特別表示，為實現規則平穩過渡，在適用時效上，《實施細則》和《監管問答》自發布或修訂之日起實施，新受理的再融資申請即予執行，已經受理的不受影響。規則調整實行新老劃斷，已經受理的再融資申請不受影響，給市場預留一定時間消化吸收。

新華社曾7分鐘連發兩文談再融資

每日經濟新聞（微信號：nbdnews）記者註意到，進入今年2月以來，官方媒體頻頻對再融資發聲。

比如，2月9日16:45，新華社發布了一篇題為《IPO審核趨嚴再融資規模“瘦身” 上市公司融資“抽血”難了》的文章。文章稱，從近期定增市場呈現趨嚴的態勢看，防止定增套利、避免過度融資、引導“脫虛向實”是2017年監管政策的主基調。

當日16:52，新華社再度發表了一篇題為《防止“擴容恐懼癥”A股需要哪些“藥方”？》的文章，表示“求解‘擴容恐懼癥’，A股當先堵住再融資這個‘出血點’”。文章稱，“過度融資、融資結構不合理，募集資金使用隨意性大、效益不高……再融資種種亂象，已經被監管層納入視野。農歷猴年的最後一次例行發布會上，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張曉軍明確表示，下一步將采取措施限制上市公司頻繁融資或單次融資金額過大，健全上市公司募集資金使用現場檢查制度，督促保薦機構對在審上市公司再融資項目進行複核。”

早在1月17日，新華社就發布文章談及再融資問題。

彼時的背景是，A股市場受到新股擴容加速的影響，滬指和創業板指連續下跌，不少投資者憂心忡忡。在這樣的背景下，1月17日，新華社發文稱，“上市公司再融資門檻較低、規模較大，再融資後續的解禁減持，以及伴生的違法現象等，也讓市場擔心。數據顯示，2016年，A股市場整體募集資金（IPO、再融資合計）為18355億元，再融資額度達歷年新高。”

新華社上述文章最後一句話給市場各方留下了深刻印象：“據記者了解，目前監管層正在研究再融資相關政策。”

證監會早已表態：抑制上市公司過度融資

那麽，再融資市場到底處於一個什麽狀態呢？

據券商中國報道稱，2016年的最大權益融資，不是新股，而是增發！增發成為A股最強抽水機，一年的增發募資相當於2010～2013年四年總和1.45萬億（原文如此，編者註）。2016年A股增發募資總額達到1.46萬億元（原文如此，編者註），是新股募資的10倍，如將IPO、增發和配股合計，2016年的募資總額達1.62萬億元，變身為歷史第一位。

▲券商中國微信公眾號報道原文截圖

記者註意到，如果按照券商中國的數據，2016年A股增發募資總額1.46萬億，已經超過了去年海南省（4044億）、寧夏回族自治區（3150億）、青海省（2572億）和西藏自治區（1150億）四個省或自治區的GDP總和。

事實上，作為主管部門的證監會，對再融資問題早就做出了表態。

每日經濟新聞（微信號：nbdnews）記者註意到，1月20日，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在當日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下一步還將采取措施限制上市公司頻繁融資或單次融資金額過大，健全上市公司募集資金使用現場檢查制度，督促保薦機構對在審上市公司再融資項目進行複核。”

新聞發言人稱，“現行再融資制度從2006年開始實施，至今已逾十年，有必要對實施情況和效果進行評估，予以優化調整。總體考慮是嚴格再融資審核標準和條件，解決非公開發行與其他融資方式失衡的結構性問題，發展可轉債和優先股品種，抑制上市公司過度融資行為。”

分析人士認為，如上所述，證監會此前已非常明確地表示：要“抑制上市公司過度融資行為”。今天又明確表示要規範上市公司再融資行為，那麽，瘋狂的、不規範的再融資，要到頭了。

每經編輯 趙雲

12家金融租賃公司業績大比拼：凈利潤總和超百億

第一財經近日獲悉，河南九鼎金融租賃成立9個月，總資產規模超過80億元，凈利潤為0.99億元，凈資產收益率（ROE）高達17.99%。

亮眼的數據後面映射著近年來整個金融租賃行業的快速發展。

第一財經統計，包括河南九鼎金融租賃在內，已經披露2016年財報的12家金融租賃公司的凈利潤總和已接近110億元。

5家千億公司凈盈利均超10億

第一財經梳理這11家金融租賃公司2016年度未經審核財務報表發現，總資產規模超過千億的金融租賃公司共5家，2016年凈盈利規模均超過10億元。

無論是在資產規模上還是在盈利規模上，交銀金融租賃都居首。截至2016年年末，交銀金融租賃總資產規模達1719.02億元，實現凈利20.01億元。

招銀金融租賃、華融金融租賃、建信金融、興業金融租賃緊隨其後。具體來看，截止到2016年末，招銀金融租賃總資產規模為1370.19億元，凈利潤17.03億元；華融金融租賃總資產規模為1184.67億元，凈利潤為14.72億元；建信金融租賃總資產規模為1265.21億元，凈利潤為12.66億元；興業金融租賃總資產規模為1179.11億元，凈利潤13.80億元。

據融資租賃三十人論壇(天津)研究院統計，目前資產規模在千億元以上的金融租賃公司有工銀金融租賃、國銀金融租賃、交銀金融租賃、民生金融租賃、招銀金融租賃、建信金融租賃、興業金融租賃、華融金融租賃，融資租賃公司有渤海金控、遠東租賃、平安租賃。

凈利潤5億至10億有4家

第一財經統計，2016年凈盈利5億元至10億元的金融租賃公司有4家。其中，江蘇金融租賃位居該區間第一，截止到2016年底，江蘇金融租賃總資產規模為417.71億元，凈利潤為8.22億元。

其余依次是光大金融租賃、中國外貿金融租賃、皖江金融租賃。具體來看，截止到2016年末，光大金融租賃總資產規模為645.47億元，凈利潤為5.38億元;中國外貿金融租賃總資產規模為511.01億元，凈利潤為5.51億元;皖江金融租賃為383.87億元，凈利潤為5.07億元。

凈盈利在5億元以下的有3家，包括河北金融租賃、哈銀金融租賃以及河南九鼎金融租賃。截止到2016年末，河北金融租賃總資產規模為317.24億元，凈利潤為4.16億元;哈銀金融租賃總資產規模為172.27億元，凈利潤為2.15億元。

銀監會官員毛宛苑在2016年12月29日舉行的銀行業例行發布會上稱，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共開業52家金融租賃公司(未包含3家專業子公司)，行業資產總額1.94萬億元，實收資本1545.97億元，前三季度實現凈利潤182.25億元，行業不良租賃資產率0.93%，撥備覆蓋率251.23%。

蘋果現金儲備料將突破2500億美元 超英國加拿大外匯儲備總和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05-01/1100131.html

北京時間5月1日消息，據國外媒體報道，蘋果公司將於5月2日公布2017財年二季度財報，屆時預計將宣布其現金儲備超過2500億美元，超過全球最大零售商沃爾瑪和日化巨頭寶潔的市值，比英國和加拿大兩國的外匯儲備總和還多。

這些現金90%以上囤積在美國以外，引起了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關註，後者已提議削減企業稅，並對美企在海外的利潤一次性征收10%的稅收。這可能促使蘋果進行大規模收購，或者向股票分配更多現金。

蘋果的財報將顯示，其現金儲備在4年半多一點的時間里增加了一倍，2016年四季度，該公司的現金儲備平均每小時增加約360萬美元。

截至去年年底，該公司持有的現金、現金等價物和證券總值2460.9億美元。

貧富差距快速擴大最富有1%人　明年有錢過99%人總和

1 : GS(14)@2015-01-20 08:51:42





■樂施會促確保窮人獲足夠安全網保護。



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今時今日已成為常識。不過在人人開始麻木之際，全球貧富懸殊正悄悄邁向另一里程碑。國際樂施會昨天發表報告，指世界最有錢的1%人佔全球財富的比率，明年將突破五成大關，亦即是最富有1%一族有錢過其他99%人的總和。樂施會指嚴重貧富懸殊不止是不平等問題，亦會打擊扶貧、經濟增長和公平管治，全球領袖有必要下決心採取行動改善。


樂施會報告引用瑞銀全球財富報告的數據，指二○○九年最富有1%佔全球財富比率是44%，去年增加至48%，平均每人擁約二千一百萬港元，如趨勢持續，到二○一六年就會突破50%。



八成人僅擁全球5.5%財富


現時99%一族所擁有的52%財富，分佈也極不均，差不多集中在全球最富裕的兩成人口，其餘八成人只擁世界5.5%財富，平均每人有約三萬港元，是1%一族的七百分之一。另一個貧富懸殊指標，是二○一○年要全球最有錢三百八十八人的財富，才抵得上最窮的五成人，即三十五億人的總財富，去年只需要最富有八十人就可以。報告指，《福布斯》全球頭八十大富豪的總財富，過去四年增加五成，最窮五成人總財富在二○○二年至一○年的升降趨勢，大致跟八十大富豪同步，但在過去四年卻在下降中。外界廣泛認為，二○○八年金融海嘯後一般人生活水平受經濟衰退打擊，有錢人身家卻在資產泡沫中水漲船高，加劇貧富懸殊。國際樂施會總幹事比揚依瑪（Winnie Byanyima）表示：「我們是否真的想活在這個最富有1%比其他人加起來都有錢的世界？全球不平等的程度實在驚人，就算這問題在全球議程漸受關注，貧富差距正快速擴大。」




「扶貧進展倒退幾十年」


她指若不理會貧富懸殊問題，代價很大，會令「扶貧進展倒退幾十年」，因為不止窮人分少了餅，極端不平等亦會打擊經濟增長，令整個餅小了。她指財富集中亦令富人奪取更多權力，令普通人的聲音和利益不受理會，打擊公平管治。樂施會在報告提出七項建議，改善全球貧富懸殊問題，包括打擊避稅、集中向資本和有錢人徵稅、全面引入最低工資和生活工資，以及為改善不平等制訂全球目標等。本周三至周六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比揚依瑪是六名聯席主席之一，她說會在論壇要求各政經領袖採取緊急行動。部份富人也關注不平等問題。EL Rothschild投資公司行政總裁羅斯柴爾德，就出任「包容性資本主義聯盟」主席。她指樂施會報告顯示除了政客，全球資本主義的領袖亦是時候採取行動去改變制度，令制度變得「更有包容性、更公平和更可持續」。英國智庫「平等基金會」的報告，亦指英國最有錢一百戶人去年財富又增加15.6%，總財富已相當於英國三成人。基金會行政總監埃克斯利指「英國是發達國家中最不平等國家之一，應令我們尷尬羞恥」。法新社/英國《衞報》



樂施會七建議　改善貧富懸殊

1）打擊企業和有錢人避稅2）政府投資全民免費公共服務，如教育和醫療3）公平分享稅務負擔，徵稅重點由勞工和消費轉向富人和資本4）全面引入最低工資，並邁向實施更高水平的生活工資5）引入同工同酬立法，並推動令婦女得到公平待遇的經濟政策6）確保最貧窮一群得到足夠安全網保護，包括最低收入保證7）訂立改善不平等問題的全球目標資料來源：國際樂施會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50120/1900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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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新盤沽7300伙 新例後最旺 超越首兩季總和 新地續成賣樓王

1 : GS(14)@2016-09-30 08:03:35

【明報專訊】快將踏入第四季，本港第三季新盤市場極暢旺，市場統計錄逾7300宗一手成交，除比次季4204宗急增74%外，更屬一手住宅新例2013年次季生效後、近3年半交投最強勁的一季。不過，麗展（0488）於昨日閒日首輪開售土瓜灣喜築，估計全日售近55伙，佔可售135伙四成，一手銷情似有所放緩。

明報記者 林可為

第三季一手成交宗數高逾7300宗，為自一手新例生效後最旺的一季。單計9月，一手成交宗數估計逾3400宗，同樣是自新例實施近3年半以來交投最暢旺的月份。可留意的是，季內開售的主要新盤，不論是宏安地產（1243）馬鞍山薈朗、新地（0016）元朗Grand YOHO和筲箕灣形薈、中海外（0688）東九龍啟德1號（I），首輪、次輪銷售均全數清袋。

其他主要新盤，如南豐屯門豐連、華懋將軍澳海翩匯，即使首輪未有清袋，亦能售約九成單位。此外，第三季賣樓王繼續是新地，旗下樓盤季內估計售逾2100伙，推算總吸金額達180億元，其中Grand YOHO 8月底至今累售約1050伙、套現逾85億元，是今年暫時售出最多單位的新盤。

喜築昨沽55伙 佔首批四成

至於第三季最後一個全新推售樓盤土瓜灣喜築，昨首輪銷售推135伙，消息指開售首小時沽約35伙後，去貨速度已放緩；雖然麗展高級副總裁潘銳民原預計全日可售100伙，惟市場消息指樓盤全日售約55伙，即佔可售單位總數四成。樓花期約27個月的喜築，開售前接獲近400張入票超額兩倍，折實平均實呎1.5萬元，高於同區二手價約一成。有市場人士稱，長沙灣迷你盤尚都自7月開售，並取得理想銷情後，8、9月再有Grand YOHO、啟德1號、將軍澳海翩匯三大新盤登場，已吸納大量購買力，對喜築銷情或有一定影響。

首三季累沽1.3萬伙 佔去年全年八成

以今年首三季已售出約1.3萬個一手單位計，即已相等於去年全年共售逾1.56萬伙的83%。資深地產分析員林一鳴預計，第四季新盤市場可延續第三季強勢；雖然未知來季具體推盤數量，但以可推售主要新盤涉逾8000伙計，估計若售出當中八成，意味已涉逾6000伙。對第三季新盤市旺，林認為今年首季樓市轉勢令一手交投淡靜，惟市場原本預期的連番加息、樓價大幅下跌現象，其後均沒有出現，一手市場6月起已開始反彈，而市場累積購買力終於第三季爆發，特別是以中小型單位為主打的新盤，均錄理想銷情，直接推高成交量。


來源: http://www.mpfinance.com/fin/dai ... 6231&issue=201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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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懸殊八大首富身家超全球一半人總和

1 : GS(14)@2017-01-18 08:04:15

全球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國際樂施會（Oxfam）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舉行前夕發表報告，形容貧富差距之大前所未見，全球頭8名最有錢富豪的身家，已多於全球較貧窮的一半人口的總財富。


中印貧窮問題更嚴峻

樂施會昨發表題為《99%人的經濟》的研究報告，引用去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和瑞信全球財富報告的數據，指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在前年起，身家已超過剩餘99%的總和。而微軟創辦人蓋茨、西班牙時裝品牌Zara創辦人奧爾特加、股神畢菲特等8名首富的淨財富，足以超過全球較貧窮的36億人口的總和。樂施會去年報告指全球最有錢62人身家可抵一半人口，新報告指中國和印度的財富分佈新數據，顯示兩國的貧窮問題比原先了解更為嚴峻，拉低了最窮一半的身家，以新數據重新計算，去年要抵一半人身家，只需最富有9人，2010年是43人。報告指，蓋茨自2006年宣佈淡出微軟投入慈善工作後，身家仍發脹50%達750億美元（5,850億港元），警告如趨勢持續，25年內將出現首位「萬億富豪」（以美元計）。樂施會認為逃稅、企業壓榨工人和各國政策迎合金主等，是構成不公現象的主因，英國脫歐、特朗普崛起正是社會響起的警號。法新社/路透社/國際樂施會網站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70117/1989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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