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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鬼」氾濫 同仁堂網絡打假維權難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10311/2224519.shtml

  每經記者 黃志偉 發自北京
對於北京同仁堂這家百年老店來說,網絡給他們打假帶來了新難題。
從去年4月份至今,北京同仁堂官網上已經連續發了16份打假聲明,內容涉及假冒產品、侵權網站、招商活動等。不過,這似乎難以遏製造假者作假的衝動。
北京同仁堂(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新聞宣傳部門負責人表示,冒用同仁堂的名義銷售假藥對企業和消費者帶來很大的困擾。發現了假冒藥品,藥監部門以及工商部門可以進行查封,打假效果不錯,但是網絡和媒體上假冒「同仁堂」賣的假藥,這個只能靠消費者自己識別。
造假打上擦邊球
在北京同仁堂最近一期的打假聲明上,列出了多達35個假冒北京同仁堂的名義在網上進行假藥宣傳銷售的。記者點擊鏈接發現,仍有不少網站可以打開。
北京同仁堂的官方聲明中指出的假冒行為五花八門,不少宣傳、標示等方面和北京同仁堂做得相差無幾,有冒用同仁堂的名義設立各種形式研究院的,也有謊稱和「同仁堂」進行合作,共同研製、生產等。
儘管北京同仁堂設立了專門監測系統,發現冒用的假藥隨時進行更新,並及時在其官方網站上發出聲明,但記者查詢發現,打著各類「同仁堂」旗號的商家依然混跡於網絡,兜售各類「同仁堂」產品。
對此,同仁堂提醒消費者,在購買同仁堂的相關產品時,一定要到正規的藥店和醫院,不要輕易相信廣告。購買前一定要到北京同仁堂的官方網站進行查詢,或者撥打北京同仁堂的售後電話進行確認。
除了假冒同仁堂的名義外,還有部分藥品名稱打了「同仁」的擦邊球。對此,北京同仁堂品牌部的負責人表示,對以「同仁」命名的行為無可奈何,只能在官方網站作出聲明,防止消費者受騙。
頻繁出現的造假雖然對同仁堂的銷售未造成太大影響,但是對於同仁堂品牌造成了侵害。由於是冠以同仁堂的名義,藥監局在進行假藥曝光時,「同仁堂」屢屢榜上有名。
藥企打假維權難
受到困擾的除了同仁堂這樣的老字號,還有吉林天強製藥這樣的普通製藥企業。一年前,天強製藥接到消費者舉報,發現一家號稱北京國際風濕骨病研究院冒用他們的一款名為風痛安膠囊的產品准字號進行生產。
天強製藥銷售部負責人郭立軍介紹說,他們隨之向工商局和藥監部門進行了舉報,公司也自己進行維權,但是查詢發現公司網址註冊是在國外,很難舉報查封。
對此,品牌管理專家楊曦倫表示,藥品作假違法成本低,一些假藥販子很會鑽法律的空子,以吃不死人為標準,往往逃脫了刑事制裁。企業打假成本高,維權聲明只能構成一道防火牆,但是對於造假和販假者沒有約束力。
「假藥生產現在已經成規模化、集團化的發展。」河北省藥監局一位工作人員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由於牟利豐厚,這種獲利方式已經形成了連鎖效應,其他人往往進行倣傚,形成造假集團。
去年11月,北京市藥監局就破獲了一個造假團夥,其核心人員都是來自同一地區,他們打著科研院所的旗號制售假藥,通過網絡、報紙等渠道發佈虛假藥品信息,宣稱可治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然後以郵購、快遞的形式向外埠銷售假藥,牟取暴利。
記者從北京藥監局瞭解到,權威機構或者專家專治的是疑難雜症,是假藥銷售的兩大「法寶」。
北京市藥監局提示,如果網上購買一定要通過有網上交易資格的網站。同時,藥品的宣傳中不允許出現「徹底治癒」、「永不復發」等內容,出現了就是對療效的誇大,屬於違法宣傳,這樣的藥品往往是不值得消費者信任的。
河北藥監局工作人員表示,目前假藥信息充斥著網絡,很多主流網站上都有假藥廣告,利益是假藥信息氾濫的主要原因。隨著人們對假藥信息識別能力提高,造假者的技術也在提高,部分網站幾乎可以以假亂真,對消費者有很強的迷惑性。

李鬼 氾濫 同仁堂 同仁 網絡 打假 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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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輸家的維權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35762&time=2011-03-12&cl=115&page=all

政府調控樓市,組合政策連續出擊,風險和矛盾此起彼伏。為何房地產市場的損失最終都由弱者埋單?
財新《新世紀》 記者 蘭方 李慎

 

  京版「限購令」頒佈後不久,2011年3月5日,北京東五環外樓盤「遠洋一方」二期的北潤園又一次開盤售房。

  該樓盤屬於遠洋地產旗下項目,而遠洋地產,作為一家頗具規模的上市公司,已多次在北京、上海等地將「地王」收入囊中。

  不過,售樓處開門迎客的同時,也迎來了一群不速之客。上午8時許,一群手持「退房」標語的「抗議者」,逐漸聚集在售樓處周圍。隨著前來看房者增多,他們開始散發名為「用我們的血淚給您換來的購房經驗!」的傳單。

  「抗議」的緣由,和新盤的價格有關。與前一批房源相比,此次樓盤銷售均價實際每平方米直降4000元。而這已非第一次降價。

  參與「抗議」的,是北潤園前兩次開盤時購房的30多名業主及其親朋好友。他們分別在去年的4月和11月,以每平方米2.5萬元的均價買入北潤園 1號、4號、5號、9號樓中的期房。可元旦剛過,同一小區部分戶型就以每平方米4000元的降幅銷售,而現在新開的300多套房屋,更是延續了降價的勢 頭。

  「抗議者」真正的訴求,是擺脫政策變動所加於其身的巨大資金壓力。自他們去年4月簽約買房起,國家樓市調控屢屢發力,首付比例提高,貸款利率上調,相應的折扣也取消,而售樓人員承諾的樓盤封頂時間延後,導致部分購房者成為「被調控」的對象。

  權衡陡然增加的購房成本和未來支付風險,不少業主希望退房。然而,根據買賣雙方的合同約定,因貸款政策變動導致業主無力支付房款的情況,被排斥 在「不可抗力」和「情勢變更」之外。若要退房,業主們需承擔違約責任,違約金為總房款的20%,相當於幾十萬元的首付款要「打水漂」。

  他們的要求被開發商堅決拒絕。開發商稱,樓市定價完全是市場行為,買賣雙方各擔風險;至於政策變化的風險,購房合同中早已約定由購房者自擔。

敗北供需博弈

  維權者的處境並未獲得廣泛的同情,相反還遭到不少網友譏諷。一網友在財新網留言稱:「開發商綁著你的手讓你簽的合同?你看不懂中文就簽合同?你看不懂就簽一個幾百萬的合同?簽合同的時候只想著房價年年會漲,40萬首付很快就會變成增長的財富,就不想想風險,怪誰?」

  維權者對此備感委屈。「我們是一群有『剛需』的購房者。」參與維權的業主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這樣表明身份。他們中年輕人居多,多為首套房。

  去年以來,京城CBD東擴和通州新城規劃等概念忽然火爆一時,以往被視為「價格窪地」的東五環外樓盤價格飛漲,「遠洋一方」二期北潤園在2010年4月開盤伊始就受到市場熱捧。北潤園首次開盤前便有近千人排號,此後開發商的報價連續上調。

  「剛需」小王介紹起當初買房簽約的辛酸「三部曲」:2010年的2月、3月間,「遠洋一方」對前來諮詢的人給出了2萬元一平方米的報價,有意者 可先報名。約三四周後,當初報名的人被告知,想要買房先需搖號。參與搖號者需到指定銀行開戶存上5萬元。而此時他們得到的報價,已漲至2.2萬元一平方 米。

  所謂的報名、排號,是開發商瞭解市場需求最常用的方式。一旦行情看好,開發商便有可能上調開盤價。4月17日,「遠洋一方」開始網絡搖號。搖上 的業主一週後選房。小王回憶,據當時銷售員的介紹,有兩三千人在排號。自己最後能被搖中,頗感幸運。沒想到,選房當天,房子報價又漲了,到了2.5萬元一 平方米。「沒有一點議價的能力,只能被動追漲。」小王說。

  為防止開放商操控房價、遏制報價短時間內暴漲,北京市自2010年5月出台了「一房一價」的政策,即在開發商申辦預售許可證時,就需明示每一套 住房的價格,最終購房網簽的價格,不得高於申報價格。不過,對此價格,政府並不進行實質審查。至於備案之前的抬價過程,則不在政策監管之中。

  「買房氣氛很緊張。銷售一次又一次打電話,連選房也就兩分鐘時間。」小王回憶自己當時的心態。小王稱,銷售人員還承諾,「遠洋不會降價,如果降價了,肯定會補償差價」。

  容不得更多考慮和猶豫,業主們紛紛交下5萬元定金,選好了房。三天後,買主們交首付款。此時,他們才第一次看到銷售合同。小王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當時的選擇,要麼全盤接受,要麼不簽,同時損失5萬元定金。

  大多數人只能匆忙選擇前者。維權者們說,隨著樓市價格幾度狂漲,就算知道合同是霸王條款,但「你不簽合同,自會有別人簽」。

雙重打擊

  以為隨後就安心等著收房的業主們,等到的卻是樓市調控的連續打擊。

  2010年4月首輪調控政策落地,要求提高二套房貸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北京樓市成交量隨之一路下挫,購房者觀望和徘徊氣氛濃厚,也有不少樓盤進行讓利,價格出現鬆動。

  當年9月底,第二輪調控政策發力,首套房首付一律調高至30%。4月買房的這一批業主,均「被調控」,他們都需要在樓盤封頂放貸前再湊出20萬到30萬元不等的一成首付款。

  「我們這樣的工薪階層,幾個月裡怎麼掙得出幾十萬?」小王夫婦雙方家境都不寬裕,再拿不出一分錢來了。

  此後一線房企在京樓盤中有45%的樓盤降價,半數房企打折促銷。2010年10月,與「遠洋一方」位置相當的「遠洋新悅」開盤,成交均價每平方米不過1.8萬元-1.9萬元。不過,銷售人員認為兩個樓盤並不具有可比性。

  2010年11月,「遠洋一方」二期北潤園9號樓開盤。參與「維權」的宋冰以2.5萬元一平方米的價格購買了9號樓2單元的一套小戶型。 2011年1月3日,剛剛簽完合同的宋冰卻聽到讓她「崩潰」的消息:「遠洋一方」對9號樓的1單元進行促銷降價銷售,降價幅度在4000元左右。

  「我感覺被嚴重欺騙了。」在宋冰看來,明明是同一區位、同一戶型、同一棟樓的房子,相隔幾天時間便大規模降價,對已購房業主而言極不公平。

  對此,一些業內人士分析稱,不排除這是因為隨著調控政策發力和信貸收緊,不少開發商資金鏈緊繃,往往利用預售政策的便利,隨時以各種方式放出一 些打折房進行變相融資,實際上,開發商這樣的做法,去年年底以來尤為普遍。但遠洋地產認為,對於個別項目的階段性促銷,是區域公司根據市場環境、消費者和 客戶需求等各方面情況制定的,是正常的商業行為。

  幾乎在降價的同時,「遠洋一方」又推遲了售樓時承諾的樓盤封頂時間。維權代表陳旭(化名)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遠洋一方」對其宣傳的項目 封頂時間為2010年12月底,根據銀行放貸規則,此時業主就可以辦理貸款手續。儘管根據第二輪調控政策,當時首套房首付比例已提高,但大多數銀行仍有7 折利率優惠。但封頂時間延遲至2011年5月,新的政策又陸續出台。

  2011年1月26日,第三輪調控政策出台。二套房首付款提高至60%,重申貸款利率不低於基準利率的1.1倍。緊接著,央行自2010年10月以來的第三次加息。

  貸款利率上調,相應折扣的取消,小王粗略一算,除要補交21萬元的首付款,他們每月本要負擔8000元有餘的月供,還將加重1000元左右。

  考慮到每個月小兩口稅前總收入不過1萬多元,「這下子真的是買不起房了。」小王第一個念頭便是「趕緊退房」。而另一部分業主,卻更是進退兩難。 在京版「限購令」出台後,他們中相當大一部分人並沒有北京戶口或連續五年的社保、納稅證明,一旦退了房,一兩年內就再也買不上了。

「霸王條款」

  基於銷售員們曾給予「不降價」的口頭承諾,前期高價買房的業主們提出,希望遠洋一方平等對待北潤園所有業主的權益,補償2010年4月和12月,以2.5萬均價購買遠洋一方業主的差價。

  事實上,類似的「降價糾紛」,在金融危機期間即多有先例。2008年,萬科地產在杭州率先降價,此舉不但遭到業主強烈反擊,售樓處被砸,工作人員被打,更遭到杭州市其他開發商的聯合譴責,稱其破壞了「價格聯盟」。

  開發商對此予以回絕。在給業主的回函中,遠洋地產強調,關於房價一事,「我們所有的承諾已體現在雙方簽署的合同中,我們按照合同約定執行」。

  基於延遲封頂造成的購房成本上升,業主們還向開發商提出第二個訴求,即維持業主20%及50%的首付比例不變,並對利率差異給予補償。但這在 「遠洋一方」看來也不可接受。遠洋地產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解釋,對於該項目,公司與客戶雙方簽署的合同中並未承諾樓座的封頂時間。

  一位業內人士認為「這是行規」。在購房過程中,開發商一般不會給出明確的封頂時間,因為封頂的時限本身有很大的不可控因素,包括季節、開發商的 資金狀況、施工單位的進度等,其中主要與總包單位有關,總包下面還有各個分包,一個分包單位的施工慢了,整個項目的進度都會受到影響。

  訴求被開發商一一駁回後,不少業主才認真翻看合同。合同附件中,有一條曾被他們中大多數人忽略的條款:「因金融機構貸款政策調整等原因導致買受 人未能獲得銀行貸款或所獲得的銀行貸款不足支付其所應付之購房款的,該情況不屬於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的範圍,買受人需按合同約定支付購房款,並應承擔如逾 期所致的違約責任。」

  業主們對此條單方面加重其義務的條款頗為不平。在合同中,這一重要條款非但沒有突出顯示,反而以更小的字號印刷。令其更感不公的是,在買房人全面承擔政策變動帶來的不利的同時,因政策原因造成開發商延遲交房,則是免責的。

  大成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崔桂台認為,合同中的此項條款雖然看去「滴水不漏」,但相關的調控政策,是在交易雙方簽約之後發生的客觀情況,是雙方均無法預見、無法避免和克服的客觀情況。如果將其排除在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之外,顯然違反了民事交易中的「公平原則」。

  業主們與開發商方面前後兩次接洽,並未達成共識。不少無力支付首付款的業主堅持要求退房。而根據雙方在合同中的約定,買受人提出書面退房申請後,需經出賣人同意;若不同意,雙方應繼續履行合同;如果同意的話,買受人則要支付20%的違約金。

  「這都是霸王條款!」業主們此時才意識到,他們已經被自己所簽署的合同約定困於進退兩難之境。

誰嘗苦果?

  與開發商多次交涉無果後,3月8日,眾業主無奈只得集體來到朝陽區建委和房屋管理局投訴遠洋地產的「違規行為」。

  然而,建委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在合同當中,開發商並未與其約定樓房封頂時間,只要能按時交房,談不上違規違約。「就算是給你們有過承諾,你們現在也口說無憑啊!」

  至於價格問題,則應由發改委負責監管。該工作人員向其解釋,「一房一價」是為了保證商品房銷售的公開、透明,對備案的價格並不審查,開發商當然可以打折銷售。

  關於政策原因導致業主無力履約,能否無條件退房的問題,房管局的工作人員也頗感無奈,「當初制定政策時沒人想到會有這麼多問題。」

  業主們的面前,似乎只剩下訴訟一條途徑。而冗長的法律程序和訴訟風險讓他們大部分人提前有了挫敗感。在樓市漲跌莫測的變局中,開發商可以組成價格聯盟,有絕對的話語權,相比之下,他們覺得自己更像是案板上的魚肉。

  以合同為例,上述業內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房地產銷售合同經歷了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但事實上,更多是單方面加強了對開發商利益的保護,購房者只能按照合同範本簽署合同,就算有異議,也往往得不到回應和解決。

  也正是針對買賣雙方不平等的締約地位,各地政府都曾出台指導性的標準合同。而開發商依然可以補充協議的方式制定「霸王條款」。不少地方的政府則以專項檢查、專項審查的方式為處於弱勢方的消費者「把關」。

  而這種行政性審查,其效率及公平性卻差強人意。陳旭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如果交易信息能夠多一些透明,如果政府能夠在對交易多一些有效的事前監管,如果相關的法律能夠更完善一些,如果對於開發商的欺詐行為多一些實質性的約束,也許他們就不至於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在一些學者呼籲政府進一步加強監管、更新標準合同的同時,一位公共政策專家則向財新《新世紀》記者指出,市場的形成,還是主要依賴買賣雙方的博弈,目前維權者的困境主要是扭曲的供需關係造成的,政府應該做的是從土地壟斷的源頭上增加供給。

  不過,現階段的調控仍著力抑制投機性的需求。中原地產最新數據顯示,限購政策出台後,以投資客為主的高檔住宅市場立刻萎縮。以上海為例,2月份 單價4萬元以上的高檔二手房成交僅佔全部成交量3%,相應地單價2萬元以下的中低檔房源佔比卻提高到總成交量48%。限購對於投資投機性需求的打擊確實立 竿見影。但樓市調控令並不能精確繞開維權者們那樣的「剛需」,而以大規模投資保障房為主的擴大供給措施,也並不能惠及小王那樣有一定收入基礎的人群。

  在遠洋一方等樓盤率先降價後,北京樓市成交量的冰點也提前來臨。北京房地產交易管理網數據顯示,3月6日,北京市住宅成交僅51套。

  但在小王們這些糾結於能否實現住房夢的業主們看來,這並不意味著調控的成功。他們仍然有著難以平息的困惑:為何房地產市場的所有損失最終都是弱者來埋單?

樓市 輸家 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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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柴動力中小股東組團維權 「另起爐灶」起訴熔盛重工

http://www.yicai.com/news/2012/09/2053679.html

一位趙姓深圳投資者向記者表示,「我們曾與興業全球聯繫,但被告知其只為自己維權,因此,我們自己找律師起訴熔盛重工」

熔盛重工雖然撤銷了全柴動力的收購計劃,但是,其毀約的行為卻激起了全柴動力股東的憤慨。除全柴動力機構投資者之一的興業全球已委託律師起訴熔盛重工之外,還有不少全柴動力的中小股東也紛紛組團委託律師起訴熔盛重工。

中小投資者「組團」起訴

據公開資料,自今年7月份以來,包括興業全球、寧波寧電等機構投資者在內,眾多投資者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指熔盛重工虛假陳述、內幕交易。8月23日到安徽地方的相關部門進行了舉報維權,指熔盛重工虛假陳述、證券欺詐。除此之外,還有不少投資者「組團」聘請律師進行訴訟。

來自深圳的全柴動力投資者趙先生向記者透露:「我們與興業環球聯繫後被告知他們是在為自己維權,而不是給中小股東維權,其委託的律師事務所也是只接受公司、法人和社團的委託,不接受自然人的委託,所以,我們自己集資請律師維權。」

據瞭解,包括趙先生在內的深圳的幾十位投資者聯合聘請了南京某律師事務所趙律師,為他們準備相關的起訴資料。此外,國內還有其它律師接到了其它的全柴動力的中小股東的訴訟委託。

「我們現今準備先由一個投資者去江蘇省的南通中院申請立案,一旦立案成功,我們其它投資者也將陸續到南通中院申請。」趙先生說道。據其介紹,由於幾十個投資者一起起訴需要的材料太多,為防止不被立案,所以,準備先由一人去申請立案。

全柴公司的股東起訴熔盛重工可以說是跨企業訴訟,而這是沒有先例的。紀文軍律師表示,熔盛收購全柴案,法律界也是摸著石頭過河,這一案件具有深遠的 示範效應。「不排除南通當地法院不收案不立案的可能。但我們還有第二套預案,如果在南通起訴不能成功,原告將分散、分別在各自所在地法院提起訴訟。」

直接起訴違約

據上述趙先生介紹,他們起訴的內容與興業全球有所不同。

興業全球基金方面委託的律師曾表示,如果熔盛重工以承擔違約責任為對價拒絕履行與全椒縣人民政府簽署的《產權交易合同》,或者雙方另行就此項股權收 購達成諒解而中止此項交易的,則其是可以取消此項要約收購計劃的,即其可以向證監會撤回「要約收購申請材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公告中並未提及其已 放棄或終止對全柴集團的收購,涉嫌虛假披露。

依據最高院的司法解釋,以虛假陳述、內幕交易進行起訴,必須以中國證監會的行政處罰或刑事判決為前置條件。

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投資者向證監會提起要求對熔盛重工虛假陳述行為進行行政處罰的申請,法律上對虛假陳述的定義為「信息披露義務人違反證券法律規 定,在證券發行或者交易過程中,對重大事件作出違背事實真相的虛假陳述」。但是,截至目前所有公開信息中,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熔盛重工有違背事實真相的 陳述。

與興業全球等機構的起訴重點不同的是,深圳的投資者們準備直接起訴熔盛重工違約。「如果直接起訴違約的話,則不需要證監會進行裁定,就可以向法院申請。」

此外,山東星河律師事務所紀文軍及其投資者則將訴訟重點放在熔盛重工在合同簽訂過程中的「締約過失」方面,並計劃9月到江蘇熔盛重工所在地南通去提 起訴訟。據全柴動力深圳投資者趙先生介紹,他們已經選好一位投資者計劃在本週趕赴南通中院提出起訴,《證券日報》將對此事進行跟蹤報導。



全柴 動力 中小 股東 組團 維權 另起 起爐 起訴 熔盛 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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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維權 蔡東豪

2013-06-20  NM

Activist這個字用在投資上,香港傳媒早年的解釋是反叛,搞搞震,旨在推翻固有秩序,例如David Webb十多年前開始高調評論香港財經事物,被傳媒冠上「股壇長毛」之名。長毛是激進社運者,跟David Webb斯文形象不配合,不過在保守的香港財經界,多問幾個問題,也被視為激進。近年歐美財經界,Activist投資者成為愈來愈有規模的投資者類別,而且成績不俗,我留意到傳媒對Activist的解釋也逐漸改變,新的中譯是「維權投資者」。

嚴格地講,David Webb不是維權投資者,他是財經界維權人士,他倡議的改革,全部是關於整個市場,例如保障小股東權益。David Webb以前除了在聖誕節推介股票,甚少評論自己持有的股票。維權投資者的目標清晰而且直接,以股東身份,藉着維權行為,爭取上市公司管理層改變策略和管治,最終是希望賺錢。香港人熟悉的維權投資者是幾年前向滙控(5)高層施壓的美國基金Knight Vinke,及曾經成為領匯(823)單一最大股東的孩子基金(The 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2007年開始,美國基金Knight Vinke多番批評滙控管理層,最不滿是滙控「環球金融,地方智慧」的策略。Knight Vinke認為滙豐應該把業務重心移回亞洲,集中火力在最熟悉市場做好本分,並儘快切除美國按揭業務的毒瘤。另外,Knight Vinke不滿滙控管理層不夠獨立,之前犯的錯誤,是因為管理層欠缺強而有力的包拗頸。Knight Vinke持股不足1%,但拉攏到多個大型機構投資者股東支持,曾經為滙控製造頗大壓力。

看看今日的滙控,面貌好像似曾相識,就是Knight Vinke當年希望見到的滙控。滙控把總部搬回香港,重新鎖定亞洲為業務重心,逐步撤離美國按揭市場,管理層加強問責性,更換三分一董事局成員,事實證明Knight Vinke當年提出的批評有道理。滙控管理層口中不會承認,但行動上跟住做了。領匯的例子更加明顯,孩子基金在領匯上市後在市場買入股票,後來派員加入董事局,其間不斷向管理層施壓,認為領匯應該加快加租和其他增值措施步伐。這幾年領匯股價表現驕人,原因正是積極加租和推出種種增值措施。領匯上市初期,出現身份危機,弄不清楚自己是牟利上市公司或為民服務的政府部門,孩子基金只是向沒穿衣皇帝發問的孩子。或者可這樣說,經過孩子基金一役,領匯弄清楚自己的身份。從以上兩個例子看,維權投資者做的事,對公司,特別是對小股東有利。過往維權投資者聲譽不好,原因是投資者大都接受上市公司管理層解釋,跟隨管理層敵視維權投資者。管理層喜歡用上「別有用心」字眼,指責維權投資者短視,目標是搵快錢,不理會公司長遠利益。滙控對Knight Vinke之戰還算君子之爭,領匯對孩子基金一役卻淪為鬧劇,幫兇傳媒稱孩子基金為「壞孩子」,而所謂「壞」,是因為投資者破壞管理層和股東之間應有的和諧。

維權投資者重要性不停在轉變,在歐美市場,維權投資者走入主流,被投資界接受。今日的維權投資者做足功課,不是無的放矢,向管理層提出有板有眼的建議。維權投資者行動前計劃周詳,很多時聯合其他重要股東,以示聲勢。歐美有不少基金的賣點,就是以維權作為投資手段,近年吸引大量資金。股票投資的一個重要概念是催化劑(catalyst),即是有一些事情發生,導致股價上升。投資者購入股票前,除了分析基本因素,還要找出催化劑,並預測催化劑出現的時間表。維權投資者奧妙之處,是他們本身就是催化劑。維權投資者做得成功的話,入股消息便是催化劑,因為投資者知道上市公司一定會出現改變。能「自製」催化劑,維權投資者擁有強大優勢。香港上市公司多由家族控制,維權投資者活動空間相對歐美市場小。不過,機構投資者參與香港市場程度日高,維權意識今非昔比。孩子基金和Knight Vinke的例子只會提醒投資者,維權不是壞事,而是有力的催化劑。我戴兩頂帽,作為評論者,管理層有盲點,有不合理的固執,有力有不逮地方,搞事和忠諫只差一線。很多時管理層就是受到外部壓力,才的起心肝去改變。再者,維權投資者即使是錯,他們也有提出意見的權利。作為管理層,維權投資者的光顧,有排煩。

Tony Tsoi 蔡東豪


金融 維權 蔡東 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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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之戰 RaymondJook祝振駒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f6402970101g9ds.html
iMoney原文(簡體版),22-08-2013

美國退市,亞洲當災
東南亞及印度股市自今年5月底美國聯儲局準備退市的消息傳出後,便開始跌過不停。如印尼就由5月高位下瀉了19.7%,泰國下跌17.9%,菲律賓下降11.9%,印度回落12.3%,同期恆指只調整了7.1%。加上多個國家經常帳出現赤字,匯率同時間急促貶值,令市場開始憂慮亞洲金融風暴第二波是否在醞釀爆發。美國退巿預測引發中長期國庫債券孳息上揚,觸發美元由東南亞新興市場的走資潮,同一時間令這些國家的貨幣貶值,再引發惡性循環。筆者沒有水晶球能預測這些市場的調整會否造成新一輪的金融風暴,但香港作為外匯自由進出的開放市場,投資者絕不能丟以輕心,筆者的基金就已經加強了對沖的部位,以防萬一。

美國市場既深且闊
美國股市最近也有調整的跡象,對息口敏感的建築房屋相關板瑰從5月開始便一直在回落。美國的宏觀經濟數據其實一直在改善,筆者認為美國退市對新興市場的負面打擊肯定較大。大家不要妄想資金因退市會由美國債股市流往亞洲新興股市,筆者的經驗是香港股市通常會跟隨美國股市下跌而調整,反之卻不一定會跟隨上升,皆因香港市場極受外國資金流向影響,通常宏觀風險上升時,外資必第一時間將資金調回美元資產市場。

要遵從價值投資,知易行難,尤其是中港股票,通常極平宜的要不是公司管治有問題,就是財務帳目有疑點或分紅欠奉。真正有所謂特許經價值(FranchiseValue)的中港中小型股,其實少之又少。要尋找具規模,管治及價值的股票,美國市場相對就能提供更多闊度。加上美股成交量及深度夠,每當一只中型市值以上的股票價值浮現時,總有一班投資者及對沖基金趁底吸納。

公司價值浮現
去年底受艾克曼(William Ackman)的 Pershing Square Capital拋空狙擊的康寶萊(Herbalife, HLF)就是一個極佳例子。無獨有偶,另一隻艾克曼的重倉股彭尼公司(JCPenney,JCP)最近也引起了美國對沖基金界的極度關注。如果HLF是艾克曼沽空失敗之作,JCP就是他近年長倉最尷尬的虧蝕代表。其基金持有JCP的17.74%權益,為該公司的最大股東。2011年他為了迫使JCP改革,身兼董事的他將總裁更換為他欽點的前蘋果(Apple,AAPL)零售部高級副總裁遜(RonJohnson)。改革了兩年,JCP反而虧蝕加深,現金流加劇惡化。在今年4月份首季業績發佈後結果掛冠離去,前總裁烏爾曼(MyronUllman)則再次臨危授命,暫時得以重掌帥印。JCP去年及今年股價分別下跌43.9%及32.4%,艾克曼本來要求董事局再次更換總裁,但他本人也受不住壓,於本月黯然辭去董事一職。

維權基金發功
艾克曼雖然在JCP投資上失敗,但JCP的價值卻在莊遜4月辭職後開始引起其他對沖基金留意。根據最新美國證監13F及13D文件,索羅斯(GeorgeSoros)的Soros Fund Management(掌管85.6億美元資產), 派瑞(Richard Perry)的 PerryCapital (31.5億美元)及麥科馬克(Patrick McCormack)的 Tiger ConsumerManagement(25億美元)巳分別持有9.07%,7.26%及2.46%權益。JCP剛發佈的第二季業績仍處於虧損(5.86億美元),同店增長更同比倒退達12%。假若現金流開始改善及同店增長止跌回升,以JCP的品牌及銷售網絡價值,她隨時有能力成為倍升股,問題是管是否有能力替公司翻身,及需要多長時間,這些都是投資者需要計算的風險。派瑞已去信公開要求JCP更換主席及總裁,且看這場維權之戰如何發展下去。

維權 之戰 RaymondJook 祝振 振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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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維權 女商人的古寺防衛戰

http://www.infzm.com/content/93757

一座一千五百多年的古寺,陷入承包女商人與文物部門的利益爭奪戰。為了奪回「生意」,她耗盡所有俗世能耐,最終不得不出家競爭「住持」曲線救寺。

楊青蓮去找時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長任長霞,在樓下大喊,「任局長、任局長,我犯了啥法呀?」任局長親自接待並詢問案情,甚至「陪著流淚」。

楊青蓮穿著僧袍與「假和尚」現場鬥法,抗議「鳩佔鵲巢」,但最後連僧衣都被對方扒了。

2012年12月28日,在河南登封北魏古剎會善寺開幕的「中國善文化節」被意外打斷。一個身穿僧衣、頭戴僧帽,法號「延會」的尼姑一手拿營業執照,一手拿機構代碼證,大聲抗議:「我才是法人。」

這位65歲俗名「楊青蓮」的出家人還組織了十來位居士站到寺廟門口,拉起抗議橫幅,在記者的簇擁下轉戰修葺一新的大雄寶殿。

在這裡,「延會」與主辦方的人馬亂作一團,「延會」稱自己摔倒昏迷,僧衣被人脫走。

「佛家維權者」們控訴登封市文物局(以下簡稱「文物局」)與野和尚聯手「鳩佔鵲巢」。13年前,時為女商人的楊青蓮從幾乎發不起工資的市文物局手裡包下了破敗的會善寺;這段關係很快因錢的問題出現裂痕,當文物部門不再缺錢,合作演變為對寺廟控制權的爭奪。

這場漫長的爭奪戰耗盡了女商人的俗世能耐,但楊青蓮執意要爭一口氣。她痛快接受了相熟領導的建議,南下受戒,爭奪古寺「住持」之位以重掌大局。但她很快發現,情況卻因此變得更為複雜。

古寺「生意」

會善寺已經很老了。穿越一千五百多年的時光,它曾迎接北魏孝文帝來此消夏,也曾目睹武則天親拜國師;鼎盛之時,天下僧尼悉來受戒,同處河南嵩山的少林寺無法望其項背。

然而民國以降,很少有人再念及它曾經的輝煌。到了上世紀末,古寺疲態盡顯。乾隆爺題字的石碑躺倒在地,唐磚漢瓦四周可見,殿房屋頂處處漏水。地方文物主管部門無力修繕,正苦苦為其引資。

會善寺與濮陽人楊青蓮結緣,始於1999年的一場車禍。車禍的地點正在寺門外,楊青蓮的腿被壓得血肉模糊,所幸骨頭沒斷。為感恩,51歲的女商人傷癒後第一次走進了會善寺探訪。

當時的楊青蓮愛穿長大衣,洋溢著成功氣息。上世紀80年代,這位農村婦女辭去鄉婦聯副主任的職位下海,依靠扶貧貸款開起塗料廠致富,聞名家鄉,還當上了濮陽佛學研究會副會長。

意氣風發的楊青蓮8次考察後,於2000年4月與求「資」若渴的登封市文物局簽訂協議,為期39年,「聯合保護、整修、開發」會善寺。

合作從一開始就埋藏矛盾。楊青蓮臆想著找幾個和尚來主持佛事,這番願景卻不為文物管理部門所認同——文物單位裡不許組織宗教活動。

但楊青蓮仍然堅持,縣文物局很快採取行動,搬走院裡的香爐,燒香的老太太們又買來一口新的;廂房的取暖爐也被用水撲滅,且楊請來的五台山尼姑、河北和尚都被一一攆走。

然而,時任登封市文物局局長的靳銀東向南方週末記者道出實情——「大搞封建迷信活動」只是次要問題,楊青蓮拒絕給錢才是雙方反目的根本。

作為地方清水衙門,登封文物局向來經濟困難。在出租會善寺的商業協議中,文物局將解決其職工2000年部分工資3萬元寫進去。楊青蓮的理解是只管2000年這一年,但文物局卻希望多多益善。

入主古寺的一年裡,楊青蓮拉起了電線、接通了水管,修補了所有漏水的屋頂,寺裡香客漸多。這時,登封文物局又要她繼續為2001年的薪資埋單,還提出5萬元圖紙設計費,「到位」20萬等協議未言明的資金。

楊拒絕了。「局裡研究後認為她這是不肯出資修繕。」時任局長靳銀東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2001年末,登封文物局發出通知,單方面終止協議。楊青蓮拉來的5車紅磚被文物局截住了,理由是「不符合文物保護及修繕規定」。執行人員還攆走香客,鎖上房門,連廚房裡剛蒸好的饃都沒來得及取出來。

事情鬧到了分管副市長那兒,副市長建議通過法律解決。楊青蓮稱,文物局負責人用食指點著她挑釁,「就她?敢跟我見法律?」

楊青蓮一拍桌,伸出根小指,「誰要是不敢,就是這個!」第二天才發現,用力太猛,把手掌都拍青了。

「任局長啊,我犯了啥法呀?」

2003年,市文物局將楊青蓮告上登封市法院。在起訴楊青蓮前,為增加勝算,文物局先把兄弟單位登封工商局「賣」了,通過行政訴訟要對方撤銷給楊青蓮頒發的營業執照,但次年即被鄭州市中院駁回。

文物局與楊青蓮的對峙,還驚動了後來廣為人知的模範人物、登封市公安局局長任長霞。因為全套印章被扣,楊青蓮跑去公安局樓下大喊,「任局長、任局長,我犯了啥法呀?」任局長特意把她喊上去,親自接待並詢問案情,甚至陪著流淚。

雖然訴訟上有些吃虧,但隨著政府對文物保護的投入逐漸增多,文物部門的腰桿也硬了起來。2001年,會善寺升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省領導關懷下,寺外的土路、農田逐漸升格為公路、停車場。

2003年,登封文物局終於「不缺錢」了——財政先後投資97.7萬元和194萬元,進行了會善寺一、二期維修工程。民營企業家楊青蓮越來越像是個多餘角色,她繼續遭到驅趕,對方的理由是:2002年的新文物保護法明確,文物不能作為資產經營。

登封文物局領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當初簽下協議,局方存在過失,新的法律環境下,不能將錯就錯。

楊青蓮注意到,自己當初拉來的紅磚最終被文物局砌進了會善寺的新牆。

握著鄭州市中院的判決,楊青蓮不願放棄古寺。她提著兩瓶西鳳酒,想去請市委書記關照,卻進不了市委招待所的大門。無奈之下,楊青蓮退了酒,在登封市裡的轉盤邊上坐了一宿,回到鄭州,再病一場。

楊青蓮很快打起了第二輪官司。這次,她贏了,法院裁定「繼續履行協議」。但隨即,執行卻仍成了難題。2006年「五一」,文物局開始在會善寺賣起了門票,眼下已從25元漲至40元。

商人「訪民」

為了奪回寺廟,楊青蓮開始上訪。在這條路上,女商人依舊顯示了過人的意識與能力。2006年、2008年,她兩次趕在省裡開門接訪、「大執行」的當口送去材料,案件被列入河南高院督辦序列。

她也曾想出給省領導寄去100雙繡花鞋的辦法吸引媒體關注。老太太還耍了個小聰明,對媒體隻字未提糾紛,鞋墊裡卻暗藏材料,竟真獲得了領導批示,但案件依然沒有絲毫進展。

在此期間,古寺的更新卻未停步。隨著嵩山8處11項歷史建築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位列其中的會善寺再次獲得財政資助。2008年,總投資近600萬元的維修、整治陸續展開。嵩山風景名勝區也在2009年被整體交給知名公司統一管理、運營。

儘管看起來只是把女商人換成了大企業,登封市文物局卻強調模式有所不同。局長呂偉對南方週末記者坦陳,從實際情況出發,「再要履行協議已經沒有空間了」。

鄭州市中院也認可這一判斷,將案件發回登封市法院重審,經過一場頗富爭議的聽證會,36人組成的評審團得出結論:「只有解除文物局與楊青蓮簽訂的合同,才能有效維護法律尊嚴,才能公平合理解決此事。」

楊青蓮惱了。她拒絕出庭。2011年11月,結怨十載的楊青蓮與文物局坐下來談判。楊提出的近1700萬補償卻使共識幾成奢望。

但誰都想不到,楊青蓮會下那樣一步棋。

俗路不通走佛路

2012年9月,楊青蓮到家樓下美發店理了個光頭,用「染髮過敏」阻擋夥計驚訝的目光。

當所有的道路走到盡頭,楊青蓮通過朋友找到了市裡某領導,對方建議:一是按市裡的方案賠錢,二是由正規僧人管理寺廟。

「我選第二條」,楊青蓮一聽就落了淚,但猛誇領導高明。她去網上查了查,河南沒有「二僧」(即比丘尼)受戒的地方,恰好浙江奉化大慈禪寺傳授三壇大戒,她決意前往。

提前落髮是大慈禪寺的要求,好在她早就買好了假髮,大波浪式的。揣上身份證、戶口本、體檢報告、三萬元現金和從前的居士戒牒,楊青蓮坐上往南的臥鋪列車,聲稱哭了一路——用她的話說,「這都是絕路」。

入住大慈禪寺,對身陷糾葛十餘年的楊居士而言,無疑是段短暫的解脫。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她遇到了各式各樣心灰意冷的女子——有的是真傾心佛經,有的遭丈夫拋棄,也有的本是女強人,碰上變故,一氣之下欲斷紅塵——聊起來,有的哭,有的笑。

楊青蓮總是自省,自己和這些嚮往極樂世界的人不同,「我要干,活一天幹一天」。

她很少與人說起會善寺的是非,只有一次在眾人面前流露了情緒。有企業家拉來一車缽,作為供養,一人發一個;抱著缽,憶起往事,又想到要以學習為由瞞著家人出來幹這等從未設想過的事,不禁悲從中來,流起眼淚。看她流淚,一屋子二十來個老的少的都陪著哭,被問起時,楊青蓮只推說,「想老母親了,受戒就不能上墳了。」

求戒本身也並不簡單。寺院下發的信戒必讀、佛經,不少同屆早已熟諳,楊青蓮則必須加班加點地背誦。晚上10點熄燈,她就打開小手電再背兩小時,而清晨4點又要統一起床,上殿唸經。1個多月下來,老太太瘦了7斤。

三壇大戒的考核在一週內分三次進行。師父們立於兩側,求戒弟子三人一趟,跪在戒壇的墊子上,背誦經文。「篤」——木魚一響,即為通過,居士方變作比丘尼,法號「延會」。

「延會」歸來,起初仿若一場嵩山版基督山復仇記。潛心向佛數月後,穿僧衣的「延會」手握戒牒,強調按宗教規矩,戒牒只能看,不能摸,意味著沒有人敢強力阻擋她,她感覺有了「佔上風」的感覺。

真假「住持」

憧憬滿懷的「延會」沒想到,就在她苦抱佛腳時,「黃雀」卻在後。

早在她還是楊青蓮的時候,古寺就住進了個和尚「延武」。此人自稱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弟子、少林武僧隊總教頭,年租7萬向文物局租下幾間廂房,作為「中華少林禪武醫發展公益基金」的辦公場地。

少林寺方面多次闢謠,稱寺中從無此人,「延武」系招搖撞騙。

楊青蓮清楚「延武」的底細,但雙方一直相安無事,甚至還期望他能兌現諾言,幫忙解決糾紛,直到朋友在12月27日拿來幾份2011年的新聞稿。楊青蓮這才發現,早在自己糾纏於與文物局的官司之中時,「延武」已以會善寺住持之名出席各色活動,屢獲媒體報導。登封市文物局局長呂偉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當時就批評過「延武」,不應以住持面目示人;「延武」搪塞說,「不知道記者怎麼會那麼寫。」

楊青蓮想起前一晚,剛回到古寺,「延武」就跑來商量,「楊老師,後天我想主持個活動。」

想到自己辛苦受戒,後院卻早已起火,楊青蓮出離憤怒,她決定大鬧對方主持的「中國善文化節」。

2012年12月28日上午10點,自稱「中國第一武僧」的「延武」身披袈裟,踏著紅地毯,在寶蓋簇擁下徐步走上檯子,向四面八方來賓致意,儼然一寺之首。

這儼然在嘲笑楊青蓮過去幾個月的努力,文初那一幕無法避免地出現了,她用自己的方式抗議一切,但最終發現自己在大殿邊緣地帶醒來,僧衣也被扒了。

比鬥爭失利更壞的消息是,省市文物部門均不同意將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改作宗教活動場所。

楊青蓮拒絕穿回僧衣,除非「延武」當著領導的面為她穿上並鄭重道歉。這一計劃至今未能實現。她還四處印發自己被抬走的照片,組織人手在網上發帖,揭「延武」老底;一位市領導被迫安撫她說,2013年10月合同到期後,「延武」或許就會離開。

對古寺而言,最近的荒誕一幕發生在2013年春天。楊青蓮訂製了66套餐廳桌凳,要安置進會善寺,遭拒。

見白天運貨受阻,這位折騰了十餘載的女商人決定晚上偷運。然而,當夜幕降臨,她驚訝地發現,文物局幾個工作人員在那站崗,還特意開來幾部公車。

出家 維權 商人 古寺 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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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倉案維權難 基金消費者保護路途漫漫

http://www.yicai.com/news/2014/03/3581566.html
去年以來,監管層掀起新一輪「捕鼠風暴」,鄒昱、馬喜德、楊奕、馬樂、厲建超等基金經理紛紛落馬。然而年復一年,在市場為此拍手稱快的同時,基金投資者卻只有看熱鬧和乾著急的份,對於「老鼠倉」給投資者帶來的損失如何消費維權一直沒有進展,尚無成功維權案例出現。

冠軍基金經理涉「老鼠倉」

前博時基金經理馬樂案尚未完結,近日再度曝出新科業績冠軍———中郵新興產業前基金經理厲建超涉嫌違規被查,這也是史上首例公募冠軍被查。關於厲建超是否涉嫌老鼠倉被查之事,儘管中郵基金諱莫如深,但證監會在近日給予了回應。據證監會相關負責人表示,證監會對厲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股票的行為立案調查。調查終結後,證監會將該案相關涉案人員移送公安機關處理。

資料顯示,厲建超任職中郵基金期間曾同時管理中郵核心優選、中郵戰略新興產業兩隻基金,並一度單獨執掌中郵核心優選這只當時資產75億元的基金。

公開資料顯示,厲建超曾作為雙基金經理之一管理的中郵戰略新興產業,至去年7月23日其離任時,該基金當年收益已達62.2%,到去年年底,該基金以超過80%的收益率一舉登上基金業績冠軍寶座。而由其單獨執掌的中郵核心優選去年業績則並不突出,該產品在其任期內淨值增長率僅為-5.21%。這兩隻基金持股高度重合然而業績差距卻如此之大,業內人士疑其涉嫌利益輸送。曾有業內人士透露,中郵旗下產品相互「抬轎子」的行為在業內一直飽受詬病,這其中存在相互「抬轎子」的可能。這樣的做法雖然能夠保證其中一隻產品獲得較高排名,但同時也犧牲了其他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而從中郵基金本身的風格來看,有分析指出,公司旗下基金抱團取暖、交叉持股現象十分嚴重,而厲建超掌管的兩隻基金則是其中代表。據中郵戰略新興產業和中郵核心優選季報顯示,去年一季度,中郵戰略新興產業持有漢鼎股份15.9萬股、蘇大維格10.82萬股以及海思科13.72萬股,而同門中郵核心優選則分別持有204.41萬股、205.8萬股和300萬股。至去年二季度末,中郵核心優選和中郵戰略新興產業仍有4只重倉股重合,分別是漢鼎股份、旋極信息、蘇大維格和銀邦股份。此外,中郵戰略新興產業基金去年三季度末前三大重倉股分別為旋極信息、三聚環保以及爾康製藥,這三隻個股的前十大股東中,同門基金中郵核心優勢、中郵核心優選等均列其中。

事實上,近期監管層「捕鼠」風暴越刮越猛。2月中旬,證監會證實從去年起針對基金從業人員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股票的違法違規行為,共啟動調查10多起,近期調查結果陸續出來,有部分案件移送公安機關。

據刑法規定,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老鼠倉維權第一案」被駁回

2009年2月3日,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做出最終裁決,張遠忠的委託人於暢請求基金託管人建設銀行向上投摩根行使追償權的仲裁請求被仲裁委員會駁回。這也被稱為「老鼠倉維權第一案」。

資料顯示,基金「老鼠倉」一案發生在2006年4月。時任上投摩根基金經理的唐建利用職務之便,用其父親和第三人賬戶先於基金建倉前買入新疆眾和股票,為自己和他人非法獲利152.72萬元。對這種行為,證監會於2008年5月對唐建進行了行政處罰。

隨後張遠忠又對「老鼠倉」案發起了民間維權,在案發期間持有上投摩根阿爾法基金的於暢正式委託他為自己的仲裁代理人,「老鼠倉民間維權第一案」於2008年7月正式立案。基金託管人建設銀行由於「監管不力」被申請仲裁,要求其向基金管理人上投摩根行使追償權,將追回的非法收益劃歸為阿爾法基金。證券維權律師嚴義明當時表示,「任何原因造成基金損失、減值,都可以歸結為沒有盡到勤勉盡職的義務,當事人都應該為沒有盡到該義務承擔賠償責任。關鍵在於要闡明這是一種信託關係,即便是個人這樣做,基金管理公司也應該對從業人員管理不嚴而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

嚴義明認為建設銀行作為基金託管人,應該為保全基金資產盡到責任。因為任何人的任何行為導致基金財產受到損失,保管人就應該採取措施來彌補損失。若不採取措施,託管人實際上是職務懈怠,沒有做到勤勉盡職。作為基金託管人,建行還是應該負有責任。

而仲裁的理由主要集中於三方面,首先,仲裁庭認為,基金管理人上投摩根不是本案仲裁的當事人,不屬於仲裁審理事項;其次,唐建個人違法並非職務行為,申請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唐建個人違法行為是以企業法人名義所從事的經營活動,或事先得到企業法人的授權,因此仲裁庭對原告關於唐建個人違法行為是職務行為的說法不予採信;第三,難以證明基金財產損失。由於證券市場上並非只是該基金投資新疆眾和,因此個人「老鼠倉」不法行為損害的是全體投資人的利益,其「違法所得不能解釋為某個單一投資人的具體損失,也不能解釋為提及的基金財產的實際損失」。

對於將追回的損失歸屬上投摩根阿爾法基金,當時的中聞律師事務所蘇小勇律師認為,《信託法》規定,受託人除依照本法規定取得報酬外,不得利用信託財產為自己謀取利益。受託人違反前款規定,利用信託財產為自己謀取利益的,所得利益歸入信託財產。根據上述規定,基金管理人違法為自己牟取非法利益,所得應該歸入基金財產。從目前的法律看,把「老鼠倉」的收益歸入基金財產,在法律上還有疑問。不過從保護基民的角度講,他認為法律應該進一步明確規定,或者作廣義的理解,把「老鼠倉」的收益歸入基金財產。

市場呼喚索賠機制

厲建超涉「老鼠倉」被查的消息傳出後,一些投資者自發創建數個中郵基金持有人QQ群,正在商討維權措施。不過,殘酷的事實是,直至目前,對「老鼠倉」基金經理的索賠依然沒有人成功過,包括已獲刑的許春茂、李旭利和鄭拓等數位基金經理。

「老鼠倉」不僅損害基民的利益,還利用資金優勢和信息優勢侵害了弱勢中小股民的利益,嚴重違背了我國證券市場公開、公平、公正的秩序。「老鼠倉」在基金業不是個案,其規模也並非小數。從長遠看,「老鼠倉」的非法獲利正在摧毀廣大投資者包括股民的市場信心,影響整個市場公平公正的基礎,並最終摧毀資本市場,廣大股民都有可能會為「老鼠倉」付出沉重代價。

一旦出現「老鼠倉」,基民應該怎樣維護自己的權益?律師認為,這麼多年過去了,目前這仍是一個法律盲點,申請仲裁或者起訴將會比較困難。

兩會期間,這一話題也受到代表、委員的關注。全國人大代表、江蘇證監局局長王明偉,全國政協委員、廣東證監局局長侯外林做客人民網訪談室時表示,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有關部門,盡快推出內幕交易、「老鼠倉」等違法違規行為追究民事責任的司法解釋,方便相關受損的投資者索賠。

侯外林表示,「我今年提了3個提案,其中一個提案是關於研究出台內幕交易和『老鼠倉』行為的民事賠償司法解釋的建議。大家都知道,內幕交易和『老鼠倉』嚴重違背『三公』原則,是典型的證券違法行為案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的《關於辦理內幕交易、洩露內幕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這些年證監會會同有關部門,始終保持對內幕交易、『老鼠倉』這些違法違規行為的嚴打高壓態勢,調查、處罰及移送的內幕交易案件大幅度增加。但是,對內幕交易民事賠償這方面的問題則比較困難。」

侯外林認為,一些內幕交易案件作出行政處罰或者刑事處理以後,一些投資者想索賠,但由於缺乏具體的可操作的規定,大部分起訴未獲得法院受理。從目前公開的情況來看,有4起這樣的案件,其中1起是原告撤訴,2起是投資者敗訴,還有1起法院還沒有開庭審理。因此,為落實國辦發(2013)110號文件有關健全中小投資者賠償機制的部署和要求,進一步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有關部門,盡快推出內幕交易、「老鼠倉」等違法違規行為追究民事責任的司法解釋,方便相關受損的投資者索賠,讓這類違法違規的行為付出更大的代價。

■延伸閱讀

那些紛紛落馬的「碩鼠」

證監會對「老鼠倉」開出的第一批罰單:距上投摩根基金經理唐建「老鼠倉」事件不過幾個月的時間,國內基金業第二例「老鼠倉」案便浮出水面———王黎敏在2006年8月至2007年3月任南方基金基金金元、基金寶元經理期間,使用自己控制的「王法林」證券賬戶,買賣自己所管理基金重倉持有的太鋼不鏽、柳鋼股份股票,非法獲利約150萬元。南方基金是國內基金業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基金規模2000億元左右。最終處理結果為取消其基金從業資格,沒收其違法所得並罰款50萬元,7年市場禁入。王黎敏案和唐建案成為基金法實施以來,證監會對「老鼠倉」開出的第一批罰單。

第一個因「老鼠倉」獲刑的基金經理:韓剛自2009年1月6日起擔任長城基金久富證券投資基金基金經理起,利用職務便利及所獲取的基金投資決策信息,與妻子共同操作賬戶,並謀取私利,共涉及股票15只。與韓剛同時被查出的還有景順長城基金公司基金經理涂強和長城基金公司基金經理劉海。2011年5月,韓剛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沒收其違法所得並處罰金31萬元,成為中國基金業第一個因「老鼠倉」獲刑的基金經理。取消涂強和劉海的從業資格,市場禁入;沒收涂強違法所得37.9萬元,並處以200萬元罰款;沒收劉海違法所得13.4元,並處以50萬元罰款。

史上最悲劇「老鼠倉」案:2007年3月至2009年4月期間,黃林擔任國海富蘭克林中國收益基金的基金經理,他利用職務便利及所掌握的基金投資決策重要信息,操作其控制的漢唐證券某營業部荊某賬戶,先於或同步於自己管理的中國收益基金買入並先於或同步於該基金賣出相同個股,共涉及寧波華翔等股票8只,虧損5.4000萬元。而在此之前,在已經被處罰的涉及「老鼠倉」交易的基金經理中,無一不是盈利的。「老鼠倉」虧錢遭處罰,黃林是第一人,被稱為「史上最悲劇的『老鼠倉』」。處理結果則是取消其基金從業資格,罰款30萬元。

名氣最大的基金經理「老鼠倉」案:李旭利可謂中國公募基金界的風雲人物,2006年擔任交銀施羅德投資總監,是一位名氣很大的明星基金經理。據證監會通報,李旭利於2009年2月28日至2009年5月20日,利用職務之便,通過其控制的兩個證券賬戶,先於或同期於其管理的基金買入和賣出相同股票兩隻,非法獲利1000餘萬元,成為至今國內基金業最大「碩鼠」,一度逃匿,後被京滬警方聯手將其抓獲。2013年10月末,備受關注的李旭利「老鼠倉」案在上海高院終審宣判,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李旭利因犯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並處罰金1800萬元,違法所得1071萬餘元予以追繳。

首起因「老鼠倉」致家人獲刑案件:2009年3月至7月間,鄭拓利用擔任交銀穩健基金經理的職務便利,在信息尚未公開前,借用關係人名下的賬戶,先於或同期買賣相同股票,並從中牟利。鄭拓一審獲刑3年罰600萬元;前妻獲有期徒刑2年,緩刑2年,並處罰金人民幣600萬元;前妻之妹被判處拘役6個月,緩刑6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50萬元。這也是國內首起因「老鼠倉」而致家人獲刑的案件。

涉案金額最高、涉及股票最多「老鼠倉」案:馬樂2011年3月9日起任博時精選股票基金經理期間,涉嫌利用職務便利獲取未公開信息,買入或賣出相同股票76只,獲利1883萬元,成交金額累計約10.5億餘元。這是目前國內涉案金額最高、涉及股票最多的「老鼠倉」案件。同時,招商基金前副總經理楊奕因被舉報建「老鼠倉」而遭調查。現馬樂已被正式批捕,證監會已立案調查。楊奕案正在調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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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工會」與沃爾瑪的戰爭 維權VS維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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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瑪常德店工會自發領導工人維權,或是近幾十年來基層工會首次有影響力的發聲。現在,勞資雙方都在揣測政府的角色與傾向。

2014年3月31日晚,一輛大卡車駛進了沃爾瑪常德店的收貨部。一直密切關注此地的員工們迅速聚集起來,用兩輛女式摩托車橫在卡車面前,試圖阻止其把貨物帶走。

過去26天來,收貨部,成為了全球最大零售商沃爾瑪和因關店被遣散的員工們拉鋸的地方。沃爾瑪想把貨物從這裡運走,但工人們不讓。

拉鋸戰始自3月5日。頭一天,該店突然單方面宣佈關店。次日起,員工們每天自發工作16個小時,甚至集體睡在超市裡,看守著貴重資產不被沃爾瑪運走。他們擔心,在關於遣散補償的爭議結果還沒出來之前,店裡的資產如果被轉移,他們將失去一大談判砝碼。尤其是收貨部門口,成了勞資雙方同時重點盯防的區域,因為只有這裡能夠出入大車,轉運貨物。

3月21日,數十名警察對超市進行了強制清場。但此後,員工們仍高度關注著收貨部。

就在31日晚間員工們用電動車擋住卡車的當口,在收貨部北面幾十米外的烈士紀念陵園裡,黃興國正坐在紀念塔邊,用手機實時聯繫著現場的員工。

黃興國是沃爾瑪常德店的工會主席。在2013年工會主席的換屆選舉中,時任副主席的他以全票當選。這次,正是履新才一年的黃,指揮著這場近幾十年來或許是首次有影響力的工會維權行動。

黃並沒有出現在衝突現場。他擔心萬一被帶走,維權或許將失去「工會領導」的合法性。

未來三年,沃爾瑪計劃新開110家店,同時關閉15-30家店。圖為被關閉的沃爾瑪常德店門口。 (南方週末記者 劉志毅/圖)

做一回「真正的工會主席」

事情來得實在太突然。

3月5日,沃爾瑪常德店突然宣佈閉店及員工安置方案,涉及全店共135名員工。店方還將19日定為員工接受的最後期限,並準備舉行「閉店溝通會」。

而就在19日當天,一線員工的工作崗位當即被外地前來的同事所取代,工號已經不能進入系統,店內出現了大量陌生人。員工們人心惶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拒絕參加如此倉皇的「溝通會」。

按照正規的閉店程序,工會應當提前一個月被告知,並召開大會通知員工。

在店方公佈的安置方案中,兩個選項分別是分流安置與買斷補償。分流安置是讓員工們前往其他門店工作,不過離常德最近的一個門店,也在近百公里外的益陽。大多普通員工家在本地,升高的生活成本使這個選項變得不現實。

另一個選擇是買斷補償,支付N+1(N為工作年限)個月的工資,數額也尚存分歧。

黃興國本打算平靜地接受閉店分流這個安排。如無意外,他將從常德店的行政經理兼工會主席平移到長沙或者益陽某店的平級主管,待遇不變,他甚至被暗示,可能還有晉陞機會。

但店內員工一直沒有通過官方渠道收到消息。就在公司張貼《停業公告》的前一天,黃興國改變了主意。

「我看到資方太強勢,員工們太弱勢了。」他說。甚至有一位主管不願被約談(安置方案),被副總指認出來,三個人「追著他談」,平時很堅強的他跑到家電區,突然情緒失控,哇哇大哭起來。

於是,黃決心做一回「真正的工會主席」。

3月4日下午5點,他在電話裡向店方表示,公司突然宣佈關店,沒有提前一個月告知,侵犯了工會的事先知情權。工會委員會擬定了15項訴求、制定了工會會員委託書,向勞動監察、信訪局和派出所送出了維權說明。

他們還向常德市總工會發出了求助信。第二天,街邊的橫幅上,出現了員工們的口號與訴求。

這樣的行動將黃興國和工會委員們推到了風口。

勞資三項分歧

7日下午,店工會和沃爾瑪資方在常德市總工會進行了首次勞資溝通,超市所在的武陵區政府、區信訪局、區商務局等相關政府部門悉數到場。在歷經7次溝通會後,訴求從最初的十五項減到十四項,談到最後的三項分歧,勞資雙方始終無法達成完全和解。

員工們最在意的,還是企業單方面做出了一切決定,「完全不尊重我們,我們就是要爭這一口氣」,前沃爾瑪員工周志剛說。

員工們幾乎都能記起自己進店的準確日期,以及沃爾瑪的口號——「尊重個人、服務顧客、追求卓越」。一名女員工說,「但我覺得第一條它現在就已經完全違背了。」

3月20日,工會代表仍在堅持的77名員工就三項尚存的分歧向店方發出了談判邀約函。員工的三項要求分別是,將目前的經濟賠償金翻番;如果分流到其他店,子女轉學、租房等生活成本的增加由資方負擔;按工資集體協商加薪比例,補發折算的2014年截留工資。

但此時的沃爾瑪已經不願再出現在談判桌上,並按照自己的節奏進行閉店。

市總工會一位參加了多次溝通會的人員透露,如果要通過談判改動沃爾瑪的閉店安置補償措施,可能要到美國總部獲取權限,而且將影響到之後所有的門店閉店政策,成本可能增加很大。

沃爾瑪區域公共關係總監李呈舫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有分歧有爭執很正常,如果沒辦法的話,那麼勞動仲裁、法院判決也好,我們都是接受的。」他表示,在中國其他門店關閉的情況基本順利,所以形成了慣例。

常德店工會則主張,沃爾瑪是「經濟性裁員」,且違法解僱,應按相關法規支付兩倍賠償金。

但是,分店關閉是否屬於「經濟性裁員」,成為爭議焦點。

應勞方與店工會的委託,曾參與勞動合同法起草的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係研究所所長常凱以法律顧問身份介入了這起集體爭議的協調和處理。

常凱認為,即便對法條的理解尚存爭議,具體的數字是一倍還是兩倍雙方都可以坐下來談,但是店方的閉店程序違反了勞動合同法,無視職工和工會的存在,應負其責。

而且,店方在沒有任何理由說明的情況下,明確拒絕了店工會提出的集體協商談判邀約,而且還斷然拒絕了常德市總工會關於邀請常德沃爾瑪勞資雙方到市總工會舉行集體協商談判的建議。這違背了工會法。

常德店的員工們在工會組織下開始了抵抗。市總工會也傳來了消息——作為基層工會的「娘家人」,市總工會支持基層工會依法合規地維權,但是不要「擴大化、政治化」。

如今,沃爾瑪常德店維權行動的影響並不只限於國內。

3月24日和28日,總部在瑞士的國際工會(UNI)以及美國勞聯-產聯(AFL-CIO)還分別發佈聲明,支持沃爾瑪常德店及馬鞍山店工人們的訴求。馬鞍山店也是在上月關閉。

常凱認為,常德沃爾瑪閉店事件的啟示性意義在於,在工會法條文中明確的程序怎樣落實到實踐裡,又該如何立法規範企業關閉和員工安置、工人的集體行動。

工會維權VS政府維穩

三年前,當黃興國在衡陽參加工會主席短期培訓的時候,他可能很難想像,要「真正做一回工會主席」,情況有多複雜。

3月21日,派出所的警車帶著120急救車來到沃爾瑪超市外,數十名警察進行強制清場,員工被兩人一組地架出工作場地。清場過程中,甚至有兩名員工被警察帶走,其中女員工聲稱懷孕而被提前放回,另一名男員工則被行政拘留了5天。《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拘留的原因是「夥同他人在沃爾瑪超市強行佔據賣場」。

黃興國一直疑惑的是,為什麼資方還沒有回到談判桌上,仲裁也還沒有開始,政府就出動力量幫助資方清場了?

除了跨國企業可能帶有的「政治因素」,市總工會的一名副主席還說,政府有時為了GDP,「把老闆利益看得太重」。

在此之前的3月17日,常德市武陵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出具了一份《關於沃爾瑪閉店職工安置方案情況的調查說明》,認為資方的處置合法。

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該監察大隊譚隊長表示,出具調查說明本不是監察大隊的法定職責,也不具備法律效力,更不是行政處理決定,也沒有被引用去做什麼有效力的決定。但在黃興國及工會委員們看來,這就是政府一切行動的依據。

勞資雙方都開始揣測政府的角色與傾向。一位接近省總工會的人士表示,如果不是政府介入,事情不會變得如此複雜,這是「越維越不穩」。

黃興國的動作也不得不有了變化。一開始他接觸媒體知無不言,到後來對於媒體造成的過大影響力也會有所顧忌。他原來可以說領導一個「維權小組」,到後來聲稱「我們就是沃爾瑪工會委員會,不是『維權小組』,這是統一的口徑」。工會的一名委員在討論中說,以工會的名義組織起維權活動,等於是把總工會綁上了維權的戰車,這樣各方都投鼠忌器,「要是以其他的名義,早就被打壓下去了」。

他還特別聲明,從沒有以工會名義向國外發過信,那只是網上的志願者志願翻譯發過去的。原本,他只需要考慮自己的維權和相應的法條,到現在,他也要考慮是不是有損於「維穩形勢」。「依法合規」成為他面對向記者時最常用的詞。

但是政府的角色與信號似乎總不夠明朗。3月31日,原本遞交到市勞動局的仲裁申請以屬地管理原則被退回,市局讓黃興國將材料交到區勞動局。區勞動局以沃爾瑪是在市工商局註冊的為由,讓他們再交去市局。最終市局表示願意受理,但是要週四去送材料。當晚,市總工會負責人再次打來的電話又說,「不要等到週四,明天就去送材料,已經都說好了。」

市總工會提供的法律援助律師一開始支持他們的訴求,後來也改口變成了「訴求被最終支持的可能性不大,但仍願提供法律援助」。

這樣的曖昧令所有人暈頭轉向。

「他們也是用心良苦,大家都很辛苦。」黃興國說。好多曾經的老員工在此刻出現在常德,工會委員們不得不開始分析,誰可能因為關係好而被說動,被「分化瓦解」。

黃興國一度每天給員工們開會,站在收貨部的平台上講話。這個身材不高的常德人鄉音濃厚,在專門開設的維權博客27日的日記視頻中,他說道,「大家團結在這裡,因為你們顯示的是中國工人的力量!」黃興國一邊說著,一邊握起了拳。

標準之戰

由於沃爾瑪常德關店,同城的大型超市紛紛挖走了沃爾瑪的前員工,但是主要的工會委員始終沒有接到一個邀請去其他超市工作的電話。

「莫把自己名聲搞臭了」,有人提醒黃興國和他的工會委員們,不要再出頭了,免得「沒有企業敢招你們了」。黃興國說,就算這次維權成功了,可能也得離開常德了,「但是我想我們能幹,怕什麼」。

現在,這個由員工提名、投票選出的工會委員會已變身為一個標準的企業團隊:有人對外,負責媒體、政府;有人對內,負責穩定軍心;有人負責宣傳,在微博、博客實時更新他們維權的進展。

常德的沃爾瑪員工們還關注著馬鞍山、鹽城,這些都是傳出關店消息的地方。「如果我們成功,那麼後面關閉的店也都將參照我們的標準,」常德沃爾瑪工會帥副主席說,「這更是沃爾瑪花大力氣也要堅持的原因。」

常德沃爾瑪的工會委員們只是害怕像之前的無錫關店事件一樣,被資方一拖再拖,最後員工全都沒了耐力,被迫接受。

3月31日晚,當員工的兩輛小摩托車試圖阻擋沃爾瑪派來的大卡車時,黃興國的電話鈴響了。市總工會法律援助部的張部長告訴黃,不能阻擋,否則出現的嚴重後果將由工會主席負責。

幾分鐘後,橫在出口前的兩輛電動車被輕而易舉地挪開,一輛長沙牌照的大卡車載滿貨物緩緩開走,沒人攔截。

最牛 工會 沃爾瑪 沃爾 戰爭 維權 VS 維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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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的「維權投資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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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也能成為一種投資手段,這是華爾街和中國股市上正在發生的新故事。這些「野蠻人」悄悄買入大量股票,再以維護投資者利益為名向上市公司提出各種要求,再趁著利好迅速賣掉獲利。

機構投資者,正是中國資本市場努力培養的力量。與散戶相比,他們的資金實力和專業能力,都更有可能與上市公司展開真正博弈。但倘若他們也只是將散戶當成提款機,資本市場的未來又靠什麼來支撐?

中小股東的「救星」,並沒有在寧波聯合公司股東大會上出現。

2014年4月25日,知名私募基金大佬徐翔沒有出席寧波聯合股東大會,這讓冒雨前來參會的12名中小股東頗為失望——徐翔是私募基金澤熙投資公司(以下簡稱「澤熙」)掌門人,澤熙是寧波聯闔第二大股東。

中小股東們把澤熙當成救星,期望其能扮演維護股東權益的角色。

這是因為,上市公司股利太少,一直是A股的多年痼疾。寧波聯合的每10股派1.6元股利分配預案,引發眾多中小股東不滿,認為過於吝嗇。而在今年一季度突然買入大量股票成為二股東的澤熙,在4月初提出一項每10股轉增15股派1.6元的高送轉臨時提案,並要求在股東大會表決。

澤熙的臨時提案一度點燃了不少中小股民的維權熱情,他們期待著股東大會能上演一起澤熙逼宮管理層和董事會的好戲,就像華爾街「門口野蠻人」爭奪上市公司控制權的好萊塢大戲。

「我們來參會就是為澤熙吶喊助威的。」一位參會的小股東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可是,他們沒想到的是,「救星」不僅臨陣脫逃,而且已在這場「維權」中賺得盆滿缽滿。

「救星」的賺錢術

在寧波聯合股東大會現場,中小股東對澤熙的臨時提案全部投了贊成票,並做出最後努力,呼籲第一大股東能同意該臨時提案。

然而,作為此項臨時提案的始作俑者,徐翔以及澤熙公司卻在股東大會上缺席,最終導致該臨時提案輕而易舉地被寧波聯闔第一大股東否決。

這讓小股東們非常失望。要知道,當2014年4月9日,澤熙10轉增15的臨時提案正式被上市公司公告後,應者云集,股價在兩個交易日大漲20%。而徐翔,一時被散戶們津津樂道,視為救星。

在此之前,寧波聯合被大股東控制的糟糕現實,讓中小股東們擔心已久。

寧波聯合董事長、浙江富豪李水榮通過旗下榮盛控股公司實際持有寧波聯合近30%股權,成為寧波聯合的第一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一名小股東透露,「多年來,李水榮從未參加過股東大會。」4月25日,他也同樣缺席了股東大會。

在小股東們看來,大股東不僅傲慢,而且還一再加緊對上市公司的控制。2014年1月初,寧波聯合公佈了一份定增方案。按照該方案,李水榮將在方案完成後持有股份從目前的接近30%股權比例增加至54%。「重新回到原來一股獨大的糟糕公司治理結構,大股東和內部人全面操控上市公司,而中小股東更無發言權。」前述小股東批評說。

另一方面,定增方案實施後上市公司將承接李水榮旗下的房地產業務。一位寧波本地投資者認為此舉將把風險和債務轉嫁給上市公司,「本地人都知道寧波這兩年房價跌得很厲害」。

也正是中小股東對寧波聯合的公司治理、定增方案和利潤分配的諸多不滿,讓澤熙甫一提出臨時提案,就廣受追捧。

但歡呼者沒有想到的是,澤熙的方案可能只是一個賺錢的秘術。

一位熟悉徐翔手法的浙江私募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徐翔是一個在漲停板上追漲殺跌的投機者,瞭解短線投機心態,知道股民喜歡買高送轉股票的投機偏好,然後在寧波聯合上製造一個10轉增15的短線炒作題材,往往一呼百應。」

這位浙江私募人士認為,從澤熙缺席股東大會來看,徐翔很可能在高位賣了寧波聯合的股票。

從公開資料看,澤熙私募信託產品是在1月20日至3月31日期間買入1507萬股寧波聯合股票,該期間股價均價在7元左右,這也是澤熙持倉成本,投入資金在1億元左右;4月10日,受澤熙臨時提案刺激,股價最高漲至9.53元,當日成交量4300萬股,「以徐翔獲利後迅速離場的風格看,澤熙應該是在當日賣掉籌碼。」上述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一字斷魂刀」

多位擅長玩漲停手法的寧波炒股做手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寧波聯合股價在4月10日早盤走勢良好,一度衝擊漲停,在巨量買單推動下,股價在10點半前一度衝擊漲停,但就在大單封漲停的那一刻,更大量的賣單在漲停板砸出來,寧波聯合良好漲勢就此打住。「天量賣單很可能出自徐翔,一來只有澤熙在此前潛伏千萬籌碼,二來這也符合他慣用的一字斷魂刀出貨手法。」

徐翔「一字斷魂刀」在私募江湖中,稱得上是令人生畏的出貨手法。據寧波本地一位私募人士介紹,在徐翔參與的漲停股票中,在走勢良好時,往往會被突如其來的巨量賣單把股價瞬間砸低至5個點乃至10個點,在股價分時圖上形成斷頭走勢。

在漲停個股上,只要出現「一字斷魂刀」手法,股價往往由盛轉衰,一蹶不振,跟風追漲的投機者往往全數套牢。在漲停愛好者的網絡論壇,這種凌厲出貨手法被形容為「徐生過處,寸草不生」。

寧波聯合也是如此。在4月10日衝擊漲停未果後,股價一路走跌,從9.5元跌至7元附近。

草根出身的徐翔,在私募江湖中書寫了一個廣為流傳的成功故事。上世紀90年代,徐翔在高中讀書期間就迷戀炒股,頗具交易的敏銳頭腦。從借親戚的20萬元起步,在股市上嘗試各種操作手法。

據熟悉徐翔的寧波老股民介紹,炒股幾年後,徐翔開始暴得大名。為爭搶徐翔做股市操盤手,江浙的兩伙黑幫曾發生火並事件,在當地的炒股圈震驚一時。

在2001年到2005年的A股4年大熊市中,擺脫黑幫的徐翔,操作手法愈加練習得得心應手。他常常和幾位盟友出現在漲停股票的龍虎榜上,「寧波漲停敢死隊」成為低迷股市的一道另類風景。

在2006年到2007年的大牛市中,轉戰上海的徐翔大放異彩。但在此期間,證監會因為短線操縱市場處罰了「寧波漲停敢死隊」的另一名核心隊員周建明。也有寧波當地證券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稱,周建明的股票賬戶實際上由徐翔操作,周僅僅參與利潤分成。

這種說法是否屬實,始終只是一個謎。但外界看得到的結果,是徐翔越來越風生水起。

2010年初,徐翔成立澤熙投資公司,並與幾家信託公司合作,先後成立六期私募信託產品。據澤熙一位前員工介紹,至2013年底,澤熙管理的資產總規模已從當初的40億元增長至接近100億元,在私募江湖裡,僅次於重陽投資排名第二;從收益率看,不到3年時間裡,澤熙5期產品的總收益超過1倍,年復合收益率超過30%。

維權投資法

管理近百億資產的徐翔,至今仍然充滿爭議。批評者認為徐翔是「散戶絞肉機」,讚許者則認為徐翔是A股的投機大師,金融奇才。

澤熙一位前研究員介紹,徐翔在公司內部聊天時,曾透露說索羅斯金融反身性理論,自己能理解40%——這一理論向來被外界認為出了名的深奧難懂。

「很多金融學博士都不一定能讀懂索羅斯的《金融煉金術》,徐翔雖說只有高中學歷,但對市場的感覺和機會是很敏銳的。」該研究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他看來,徐翔悟性高,學習能力強,經常看國外投資方法。「他現在的手法,有模仿華爾街卡爾·伊坎的痕跡,從單純的二級市場投機炒作,轉為適度介入上市公司治理。」

72歲的卡爾·伊坎是華爾街傳奇人物,在上世紀80年代,就與垃圾債券大王米爾肯一道,對多家美國上市公司進行惡意收購,被稱為華爾街「門口的野蠻人」。2000年以後,卡爾·伊坎的操盤手法借鑑了巴菲特老師格雷厄姆的價值投資手法,迅速買入一些價值被低估的股票,然後打著維護投資者權益的旗號,佔據上市公司董事會席位、逼迫上市公司管理層重組、要求回購股票、派發巨額現金股息等,在上述行動推動股價上升後,快速獲利賣掉。

揮舞維權投資之劍的卡爾·伊坎,往往搞得上市公司企業雞犬不寧,最終同意其的各種要求。這也推高公司股價,最終讓卡爾·伊坎的財富迅速累積。按照福布斯富豪最新排名,卡爾·伊坎已經超過索羅斯,成為華爾街最富有的金融富豪。

在澤熙介入的工大首創、寧波聯合、黔源電力和惠天熱電等數家上市公司中,明顯地借鑑卡爾·伊坎的手段。寧波聯合的一位內部員工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澤熙從開始買入股票到提交臨時方案,從未與上市公司溝通過,「搞得我們也很莫名其妙」。

不過,目前澤熙介入上市公司治理還有限,在重倉的寧波聯合、黔源電力和惠天熱電中,僅要求上市公司高比例送轉股。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對私募機構的要求還比較警惕,這三家上市公司中,只有惠天熱電同意了這一要求,寧波聯合和黔源電力兩家上市公司則在股東大會堅決否決了澤熙的臨時提案。

黔源電力一位高管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我們認為澤熙的要求過於貪婪,我們之前的10轉5的分配方案已經照顧股東的利益了。」

目前,澤熙最成功的是進入工大首創董事會。今年2月,澤熙以股權拍賣方式收購工大首創15.69%股權,隨後在3月20日工大首創的股東大會上,成功罷免已被刑拘的原公司董事長龔東昇,提名三名澤熙人士當選工大首創董事,包括董事長。不過,澤熙如何影響工大首創戰略決策,乃至改造工大首創,還有待觀察。

一位多年觀察澤熙的研究人士還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徐翔的高明之處,在於他能把握監管的紅線,以及鑽法律法規的空子。」可以看到,澤熙購買寧波聯合、黔源電力、惠天熱電等股票時,持股比例4.98%,不到5%。這樣,按照當前法律規定,就可以6個月內買入賣出不用發佈公告,巧妙地鑽了監管的空子,「也很難被監管者抓住其短線操縱的把柄」。

這給中國的資本市場出了一道新的難題——像澤熙這樣的機構投資者,正是中國資本市場努力在培養的力量,與散戶相比,他們無論是資金實力和專業能力,都更有可能與上市公司展開真正的博弈。但倘若他們也只是把散戶當成提款機,資本市場的未來怎麼辦呢?

股的 維權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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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一樓盤降價千餘元 眾多業主售樓處「維權」正文我來說兩句 嫩牛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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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林湖兩家樓盤的業主聚集維權,舉標語要求退房。
 專家:南京樓市已到轉折點,降價趨勢很難改變

  一降價就被「維權」的現象,終於在一度堅挺的南京樓市轟轟烈烈地上演了。

  這兩天,仙林湖一家品牌在售樓盤因跟進「鄰居盤」降價,遭前期業主現場「維權」。旁邊已經售罄的另一家老盤,也在交付時受到被「維權」的影響。專家認為此類現象的出現,恰成為南京樓市出現轉折的風向標。         揚子晚報記者 張遙

  維權在行動

  A 樓盤

  老業主聚集,說學區沒落實

  仙林湖,絕對是近期南京樓市最熱鬧的一個區域。

  前晚和昨天白天,仙林湖一家品牌樓盤分批加推了約200套高層毛坯房源。引起大家關注的不是銷售情況,而是老業主的「維權」。

  昨天白天,售樓處聚集了一大波「維權」的前期老業主。實際上,早在本次開盤前,就已經有過老業主聚集,大家打出「退房」的標語,表示開發商宣稱的金陵中學仙林分校小學和中學部沒有落實。樓盤的營銷負責人表示,已經收到仙林大學城管委會的承諾覆函並公示,學區沒有任何問題,交付後肯定會出現在招生公告中。

  不過,這並未打消購房者的疑慮。圍在一起的部分前期精裝洋房的老業主還表示,開發商宣傳的3500元/平方米精裝標準太「水」,自己請專業公司測算不過1500元/平方米,開發商有價格欺詐的嫌疑。樓盤的營銷人士解釋說,所有精裝用料和品牌都在合同中註明,樓盤會按照合同來履行責任,交付時有問題也會負責。

  真實原因是……

  業內:房價降千餘元/平米

  雖然老業主「維權」的理由是學區和精裝修,但有業內人士分析,這與前不久同區域另一家品牌樓盤精裝改毛坯降價有關。

  近期仙林湖另一家品牌樓盤通過改毛坯的形勢,把房價從精裝17500元/平方米降至毛坯14000多元/平方米。這比昨天剛剛開盤的這家樓盤在售價上便宜了近2000元/平方米。

  面對這麼大的價差,除了跟進似乎別無他法。昨天開盤的這家樓盤,雖然本期銷售許可上的預售價為16500元/平方米,但真正開盤時的折後價大多低至14000元/平方米左右。而此前推出的第一批高層毛坯房折後價在15500元/平方米,精裝洋房的價格更是在20000元/平方米以上。

  「剛買的房子突然便宜這麼多,老業主可能心裡不平衡,所以出來『維權』退房。」這位業內人士說道。

  B 樓盤

  維權標語:精裝變成了「驚裝」

  就在這家在售品牌樓盤在開盤現場外與老業主糾纏不清時,仙林湖另一家已經售罄的拓荒級老盤也「莫名其妙」地在交付時被收房業主「維權」。揚子晚報記者瞭解到,這批收房的老業主打出「精裝變驚裝」的標語,稱收房時發現精裝修有多處問題。

  樓盤一位負責人對揚子晚報記者表示,業主在收房時提出的所有裝修問題,樓盤都給予一一回覆,並將負責整修。如果還有問題,樓盤方面還將負責到底。此前幾批收房都很正常,業主收房率均為百分之百。

  記者瞭解到,昨天的「維權」現場還驚動了警方,警員在詢問了雙方後表示,如果業主有正當理由可以通過法律途徑尋求解決。

  真實原因是……

  業主被指想變相獲「補償」

  相比暗中跟降的在售項目相比,這家售罄的老盤多少有點「躺槍」。

  據揚子晚報記者瞭解,這家老盤在尾房銷售時,精裝房源均價也不超過15000元/平方米,而前期更多的房源均價都在12000元/平方米左右,相比鄰居樓盤降價後的毛坯價也只是持平或略高而已。

  「想不通這些業主維權為什麼。」業內人士分析,可能看到大勢不好了,希望通過變相「維權」獲得一定「補償」,向開發商轉嫁一部分風險。

  專家怎麼看?

  出現降價維權,意味樓市風險變大

  對於接連出現的兩場樓盤「維權」事件,江蘇和忠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高磊認為,如果是因為降價而「維權」,法律上根本沒有立足點,因為合同是受法律保護的契約。不過,業主們都避開這一點,選擇了其他的理由。

  高磊說,對於學區房、精裝修等寫入合同的附加條件,購房者作為合同簽約方,是有權進行質疑和聲索的。雖然業主的情緒可以理解,但如果採取過激行為反而會失去法律的支持。畢竟每位業主都是一個成年的社會人,具備風險判斷的能力,簽訂了買賣合同就視同默認接受了這種風險。

  南京工業大學天誠不動產研究所副所長吳翔華表示,降價「維權」的出現,正是南京樓市出現轉折點的反映。吳翔華認為,如果今後還是讓市場自己來調節,政府不進行行政干預,那麼這種轉折還將進一步延展。

  吳翔華說,目前南京與周邊早已下行的城市相比,調整還具有侷限性,主要是部分物業類型和部分板塊區域的房源出現過剩局面而引起降價,並非全域性的。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更多項目的入市,這個趨勢會向其他類型和其他板塊的房源蔓延。因此說轉折點出現並不為過。

  吳翔華認為,除非南京出現「限購或限貸突然放鬆」等實質性政策調整,否則這一趨勢很難改變。這意味著樓市風險加大,購房者出手也需要更加謹慎。
南京 樓盤 降價 千餘 餘元 眾多 業主 售樓處 售樓 維權 正文 來說 兩句 嫩牛 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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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打官司:中鐵建、南車組團維權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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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鐵建發布聲明稱,在獲知墨西哥取消中標結果消息後,公司立即啟動了應急預案,並向墨方提出質詢。公司已組成法律專家團隊,對該事件進行法律層面的深入評估,必要時將通過法律途徑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11月10日,中國鐵建和中國南車發布公告稱,因時差原因,於北京時間11月8日才得到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對取消該項目中標結果的確認。 

一位接近中國鐵建的消息人士周一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透露,中國鐵建已在墨西哥物色當地律師團隊,以供進一步維權所用。大成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吳明認為,在墨西哥高鐵這起撤標事件中,盡管雙方未簽署正式合同,但要約與承諾已經具備,視同合同成立,此時墨方違約,中國鐵建的維權勝算較大,應當走法律途徑。

中國南車海外事業部總經理沈家駿周一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由於該項目為基建與裝備總承包,項目是個整體項目,因此南車在這一事件上將與中國鐵建統一步調,由中鐵建負責處理該事項。

華爾街見聞網站上周五介紹過,墨西哥政府7日決定撤銷授予中國企業的37億美元高鐵大單。消息公布後,滬深股市高鐵基建板塊大跌。中鐵建A股大跌5.5%,港股大跌5.2%,南北車因停牌而躲過一劫。 

路透社11月7日報道,墨西哥政府稱,在取消招標後將根據法律補償中國鐵建。預計高鐵重新招標將在11月末開始。高鐵新的招標將持續更長時間,以便所有感興趣的公司都能夠參與進來。中國鐵路建設集團能夠參與該國新的高鐵招標。

事起何由?

新華社8日援引國家發展改革委新聞發言人稱,墨西哥政府決定取消此次招標結果是由於其國內因素,與中方企業無關。

國家發展改革委新聞發言人在回答媒體詢問時表示,對於墨西哥政府決定取消招標結果感到意外。中方企業在參與該項目招標過程中,始終遵守墨西哥政府公開招標程序和要求,投標內容也符合墨方標書規定。中國政府鼓勵企業本著互利共贏的原則參加墨西哥基礎設施合作,希望墨西哥政府為這些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部分分析將矛頭對準了墨西哥國內政治因素。

彭博社援引墨西哥政治咨詢公司Alfonso Zarate稱,如果國內人民懷疑中國公司拿到該合同是因為其與總統Pena Nieto夫婦走得近而獲得優待, 這將有損Nieto的政治形象。

Zarate還指出,Nieto的豪宅也傷了 民眾的感情。 彭博社援引Aristegui Noticias稱,Nieto的私宅價值630萬美元。

Zarate表示:

在一個存在著諸多貧困和收入不平等的國家,這類豪宅對於大眾來說是一種侮辱。

維權勝算幾何?

上述律師吳明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在墨西哥高鐵這起撤標事件中,即使雙方尚未簽訂正式合同,按照合同法理解,中國鐵建等中墨財團所提交的標書視同“要約”,而墨西哥政府經過正常的評審程序,宣布了中墨財團的方案中標,則視同“承諾”。“要約與承諾是合同最重要的兩個組成部分,具備兩個內容則視合同成立”,吳明認為,有鑒於此,也可以視同墨西哥方面違約,墨方應該按照標書約定的條款,量化中鐵建等中標方的損失後予以賠償。

按照吳明的看法,如果合同中有約定,中方在此次招投標過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均是可以提出賠償的,包括中方為此次標的所做的原材料準備等。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裝備制造商的海外銷售負責人向記者表示,通常投標費用占項目金額0.5%,墨西哥高鐵標的達270億元,則項目先期成本至少達數千萬元甚至上億元。

吳明認為,此事責任方在墨西哥,中鐵建等中墨聯合體的維權勝算較大,應當走法律途徑。不過,也不排除中墨兩國關系交好,且墨西哥總統也在北京參加APEC會議,雙方友好協商達成賠償事宜,從而避免付諸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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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 打官司 中鐵建 中鐵 、南 南車 組團 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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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衆與“大衆”的維權之戰

2014-11-10  NCW  
 

 

大衆深陷“斷軸門”,進退維谷,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聲譽危機◎ 財新記者 朱世耘 文zhushiyun.blog.caixin.com 10月27日, 周一, 北方大部分地區籠罩在霧霾中,冷

空氣給有些地方帶去了降

雨。位於長春的一汽- 大衆汽車銷售有限公司(以下與一汽- 大衆汽車有限公司並稱一汽大衆)公關部剛剛收到全國各授權經銷商店(4S 店)提供的前一日全國速騰汽車車主維權的數據——全國超過110個城市發生了維權活動。

與此同時,位於江蘇省無錫市的華光(化名)分別在全國、無錫、北京等多個速騰維權群里發佈了10月26日無錫維權的照片以及當地媒體的採訪情況。

華光牽頭組織的維權活動,共有70多位車主參與,包括無錫、江陰、宜興等周邊多地的車主。“ 本來有100多輛車,為了可控,縮減到50輛,但最後還是來了70多輛。”今年年初,有車主通過媒體反映,新速騰在經過坑窪地段時,車輛的後懸架連接縱梁(即後軸縱臂)會發生突然斷裂的問題,輕則導致車輛無法行進,重則可能導致失控。新速騰“ 斷軸門”的故事自此開始演進。

7月中旬,一汽大衆官方微博措辭強硬地回應稱,新速騰後懸架斷裂的問題是“ 極個別”現象,“ 並非設計和製造過程中出現的批量問題”;同時對“將速騰的後懸架個案問題擴大化的個別不明真相的用戶和媒體,保留追求法律責任的權利”。

這一聲明將“ 斷軸門”風波推向擴大化,車主們非但沒有噤聲,還開始積極向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下稱國家質檢總局)、相關第三方汽車質量評價媒體反映問題,甚而委托律師提起訴訟。

國家質檢總局于8月介入調查;10月17日,大衆汽車(中國)銷售有限公司(下稱大衆中國)與一汽大衆聯合發佈召回計劃,對特定時間段內生產的速騰和甲殼蟲產品進行召回。

這份未就“ 斷軸”是否存在質量問題或設計缺陷進行解釋的召回令,被車主廣為質疑,尤其召回提出的加裝金屬襯板的措施更被車主奚落為“ 打補丁”。

在召回聲明發佈的第二天,各地速騰維 權QQ 群成員激增,並迅速形成了10月26日全國維權的決定。大衆中國方面此間的媒體溝通努力,也未能阻止這場全國性的維權活動 。

“ 我現在壓力大得都想跳樓。”一汽大衆一位相關負責人對財新記者說。華光則回應稱:“ 廠家壓力大?我為了維權 都‘苗條’了。”“ 斷軸門”仍膠著于角力之中。一向在中國市場順風順水的大衆進退維谷,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聲譽危機。

“斷軸門”伏筆

37歲的華光是無錫市一家設計公司的老闆,2012年他購買了一輛新速騰。不到一年,華光就感覺自己的“ 愛車”不對勁了,在高速變道超車時操控不穩,轉彎過坑時異響嚴重,高速剎車時車後方會發出類似追尾的巨響,1萬公里左右後輪胎磨損嚴重等等。直至2014年6月,他無意間在網上看到速騰斷軸的情況,“ 當時我更多想的是自己駕駛技術不行,至於斷軸,每個品牌和車型都可能有一定的故障率。” 華光說。

真正讓華光開始警覺的是7月連續 三次去4S 店檢查,發現了後懸掛焊縫處有油漆脫落的現象。“ 網上有一份從4S 店傳出的後懸掛檢查圖表,我按照圖表檢查,發現了包括魚尾紋(縱臂側面大面積類似魚尾狀裂紋)等其他的問題。”他將自己的發現總結成文,在無錫當地速騰車主群內進行交流,一些汽車業界車主從專業角度對這些情況進行了分析,但更多車主則選擇相信4S 店的“報平安”。

8月17日,華光和其他11位速騰車主前往無錫當地一汽大衆4S 店進行檢查,碰巧店內售後服務經理不在,“ 小工幫我們把車子吊起來,我們自己去看,發現所有的車輛都有爆漆的現象,而且兩輛車焊縫處有裂紋,兩輛有裂口”。

當天下午華光將檢查情況寫成了“ 科普帖”,並製作了速騰後懸掛檢查對照表,圖文併茂地指出對車輛後懸掛左右兩側縱臂,需要重點檢查的三個部分,即縱臂距離根部50-60毫米處是否有變形;焊縫油漆表面是否有裂紋;縱臂側面、上下邊是否有裂口或裂紋。這份帖子在汽車之家速騰論壇一經貼出,短短三天內點擊量達到2萬次,並被轉發至其他地方汽車論壇。

9月4日,兩名國家質檢總局專家抵達無錫,在包括華光在內的七名車主見證下,兩個小時內查看了兩輛向國家質檢總局投訴的新速騰車以及兩輛隨機提供的比對車。四輛檢測車輛都有爆漆現象,且有不同程度的魚尾紋,還有兩輛車輛縱臂處有小裂口。

對於這些裂口,國家質檢總局專家向華光表示,自己收到廠商提供的全新部件,也有這樣的裂口,的確可能是磨具使用折舊後造成的衝壓痕跡。但隨後檢查車輛中的一處裂口大到差點劃傷專 家的手。“ 他當時就沉默了,走之前建議我們每十天檢查一次車輛,小心駕駛。” 華光說。

實地檢查之後,國家質檢總局專家要求其中兩輛車更換新的後懸掛部件用以觀察,更換後的舊部件則寄送至國家質檢總局進行檢驗檢測。

財新記者採訪發現,許多維權車主都有與華光類似的經歷。“4S 店開始都是告訴我們沒問題,但後來我們會自己檢查了,他們就說會去跟廠商反映。”9月中旬,浙江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汽車消費維權專業委員會委員汪英來,在中央電視台《中國汽車消費報 道》節目中分析稱,如果懸架沒有擦碰、只是油漆剝落的話,主要由兩種原因造成:一是汽車廠家懸架表現處理、防鏽工藝出現了問題;另一種是懸架有形變,出現了斷裂的前兆。他認為,新速騰懸架採用“ 減震筒在前,減震彈簧在後”的設計,由於減震彈簧不受減震筒的約束,車輛在行進時,減震彈簧伸縮幅度較大,而減震彈簧底部和懸架縱臂又是剛性連接,當減震彈簧伸縮幅度較大時,縱臂也受力扭轉,易產生金屬疲勞,發生斷裂。

首發于2006年的速騰車是一款擁有相當規模存量車主的“ 神車”,很早就進入了月銷2萬輛的“ 神車俱樂部”。

2012年3月換代的新速騰也延續了老速騰的輝煌。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2014年1-8月,新速騰銷量為20.8萬輛,月均仍超2萬輛。

大衆汽車品牌在中國素以“ 皮實耐用、技術領先”等口碑被廣大消費者所認可。但從新速騰上市伊始,“ 斷軸門”就已埋下伏筆。新老速騰車款的更替,最具爭議的莫過於老款的獨立懸掛被換成了扭力梁非獨立後懸掛,市場一時有“減配”的質疑。2014年5月,2015款新速騰上市,大衆又將扭力梁非獨立後懸掛換回了獨立懸掛。

在新速騰的成長期背後,正是中國市場逐漸成為大衆汽車集團(下稱大衆)全球支柱的過程。

2012年,日系車在華銷量暴跌,而大衆卻增速加快,旗下兩家合資公司一汽大衆與上海大衆銷量合計260.9萬輛,同比增長18.5%,占大衆全球總銷量中27.9%。2013 年,盡管經歷了DSG 變速器安全隱患危機,大衆中國市場仍錄得16.2% 的增長,占到大衆全球份額的33.6%。

在大衆的一路“ 高歌猛進”中,車主們“不和諧”的聲音輕易的被淹沒了。

傲慢的回應

財新記者檢索發現, 早在2014年4月,便已有車主在網上對新速騰斷軸進行投訴;6月份,深圳一名車主在進入高速前發生斷軸,將相關視頻上傳到了網上。

這些零星的“ 聲音”並未引起一汽大衆的關注,直至7月6日深圳車展上發生新速騰車主維權事件,隨後合肥、長春新速騰車主也先後呼應,車隊、橫幅、標語等維權行為在各大汽車論壇和媒體報道中被放大。

但這一次一汽大衆的回應強硬且傲慢,一方面聲稱後懸架斷裂只是“ 極個別”現象,另一方面要對維權者和媒體追責。這份回應激起了市場更強烈的質疑,華光正是從此時開始關注自己不斷出問題的速騰車。

“ 我們當時應該在召回發佈的第一時間出來進行回應聲明,現在有點遲了。”10月27日,一位大衆中國負責公關的工作人員向財新記者表示。無論出于傲慢,還是作為巨頭反應效率遲緩,大衆都被互聯網以更快的速度回擊,並步步陷入被動。

10月17日, 一汽大衆公佈召回計劃,但並沒有解釋具體的召回原因。這份僅在後軸縱臂上安裝金屬襯板的召回措施,很快被車主們扣上了“ 打補丁”的帽子。10月26日的全國性維權活動的直接訴求,就是拒絕加裝金屬襯板,要求更換獨立懸掛。

沉默數月的大衆,直至10月24日才召開媒體溝通會,派出大衆集團執行副總裁蘇偉銘、一汽- 大衆銷售公司總經理胡漢傑、大衆(中國)負責質量保證的執行副總裁Joerg Heuer 等重量級人物出席以示誠意。

蘇偉銘強調發生斷裂的耦合杆後懸架(扭力梁非獨立後懸掛),本身都不存在安全問題。從大衆目前收集到的55 起斷軸案例來看,發生彎曲和斷裂的車輛,都在側後方或後方受到過撞擊。“若沒有曾經發生過撞擊,就完全不用擔心突然出現斷軸。”Joerg Heuer 則在現場 肯定了耦合杆後懸架本身的安全性,公佈加裝金屬襯板的方案和其可靠性。

針對車主們提出的更換獨立懸架的要求,大衆方面向媒體表示,“ 更換成獨立懸掛會牽涉很多局部結構,難度很大。”對此國家質檢總局的相關專家也佐證了這一觀點,稱“ 打補丁”確是無奈之舉。

這場發佈會被媒體和公衆認為過於“ 公關”,更多的質疑仍集中在大衆為何在2012年的新速騰中換用耦合杆後懸系統,又為何在2015款新速騰中換回多連杆後懸系統。

“ 降低成本是每一個生產企業持續追求的,不要說上千元,一元錢都會去考慮。”接近大衆的業內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據瞭解,此次召回的速騰汽車應用PQ35平台,在設計之初便可以應用耦合杆後懸與多連杆後懸兩類懸掛系統。大衆方面對全球市場考察後發現,中國和美國市場用戶並不十分追求操控性能,可以接受技術成熟,價格較低的耦合杆後懸系統,因此才在中國、美國及其他一些市場投放這類車型。因召回必須包括同一批次的全部產品,所以此次在中國市場發起的召回,也包括了美國和其他市場。

對於今年5月,2015款新速騰換回多連杆後懸系統的原因,上述業內人士表示,確如蘇偉銘所說,是出于市場戰 略的考慮。今年上半年,速騰的各類競爭對手都推出了配置更高的新款產品。

為增強新速騰的產品競爭力,而非因為消費者投訴,大衆於今年4月開始在全球範圍內,為新款速騰切換多連杆後懸系統。

“ 這些信息為何沒在新速騰上市時說明?甚至當時新車發佈會還以‘ 質 造新標準’為題。”一位車主如是質問,他說自己已不再相信大衆“ 耦合杆後懸是安全的”說法,“ 除非它能出具權威的證據”。

訴訟之路

10月17日,國家質檢總局網站公佈,自2015年2月2日起, 大衆中國與一汽大衆將在中國召回2011年5月-2014年5月生產的新速騰汽車和2012年4月24 日-2013年7月17日生產的甲殼蟲汽車,涉及車輛分別為56萬輛和1.7萬輛。這一召回令顯然未能讓車主們滿意。

“ 我已經說服我身邊的八個朋友放棄購買大衆車。”華光對財新記者說。

從2011年開始,大衆關於DSG 變速器抖動、頓挫等問題的投訴不斷增多,大衆先採取軟件升級,未能消除故障,隨後又以延長產品質保來應對。大衆大約花費了兩年時間才在DSG 變速器危機事件中過關,在華銷量不降反升。但現在,“ 斷軸門”帶來的市場局勢,似乎更加嚴峻。

大衆的壓力不僅僅來自更加激烈的公衆情緒。對於在中國的外資汽車品牌來說,今年下半年可謂多事之秋:零整比過高、價格壟斷,整車企業對下游銷售企業的縱向壟斷,汽車零部件生產企業之間的橫向壟斷等等,各類反壟斷調 查和巨額罰款,已經讓中國汽車市場這 塊“蛋糕”顯得不是那麼美味。

之前各類事件主要涉及日本、美國的整車和零部件製造企業,以及奔馳、寶馬、奧迪等德系豪華車品牌,大衆品牌不但未被波及,而且10月還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見證下,大衆與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簽署了延長合作25年的協議,並被許諾積極考慮大衆增持一汽大衆股份的需求。

中國當然是大衆輸不起的市場。

2014年二季度,大衆全球乘用車利潤為 10.12億歐元,同比大幅下滑32.2%。而中國大衆上半年獲得營業利潤26.22億歐元,同比增長10.6%,與全球市場表現形成反差。但德國《明鏡周刊》在11 月3日一篇題為“ 德國鬼子”的文章中表達了焦慮,“ 沃爾夫斯堡(大衆總部)的管理層對中國市場現在的情況非常擔憂。那些在中國工作了數年的經理們都認為,目前北京在向外國企業施加壓力”。

事實上,目前對速騰車最不依不饒的還是認為自己利益受損的車主們。華光告訴財新記者,從8月開始維權到現在,他的各類花費已經超過4000元。“都夠自己換一個獨懸了。但我想,如果我這個時候退縮了,就等於放棄了追求公正。沒有公正的社會,哪裡來的安全感

呢?”

實際發生斷軸的雲南昆明車主蔣立(化名)和吉林松原車主陳毅(化名)則有著更實際的擔憂。已經更換了新的耦合杆後懸的陳毅,每次出差前都會去4S 店對車輛進行檢查,“ 我的車才開了3000公里,現在每天在路上都提心吊膽。”蔣立則還在和4S 店僵持不下,拒絕接受已經更換新耦合杆後懸的車輛,拒絕歸還代步車。“ 那輛車我是絕對不敢碰的。”他說。

成都的李明則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他已委托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進行維權。他對財新記者說,“ 我已經開始,就不會放棄,決不放棄!” 代理此案的律師張立軍向財新記者介紹,京師所考慮到此事件波及範圍廣、人數衆多,決定開始公益維權。

11月1日,京師律師所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交了行政訴訟狀,五位已委托車主作為原告,國家質檢總局被列為被告,請求法院判令質檢總局履行法定監督職責,對一汽- 大衆汽車有限公司和大衆汽車(中國)銷售有限公司的召回措施組織專家進行評估,並將評估報告進行公示。目前北京市一中院已經接收訴訟材料,但並未回複是否受理。“ 按照慣例,下發立案通知書需一周左右的時間。” 張立軍說。

張立軍認為,目前車主與大衆公司之間的核心矛盾在於,車主需要解決車輛後懸架發生爆漆、裂痕、裂紋、變形、斷裂的問題;而大衆目前的召回公告主要解決發生斷裂之後的保全問題。

對此,京師所一方面代表車主向消費者協會以及國家質檢總局就問題車輛進行投訴,另一方面要求國家質檢總局對於大衆召回公告給予一個官方的評價,對增加金屬襯板是否能夠徹底解決後懸架斷裂的問題,徹底消除安全隱患進行評估,並將結果向社會進行公示。

根據《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下稱《條例》)第21條規定,國務院產品質量監督部門應當對召回實施情況進行監督,並組織與生產者無利害關係的專家對生產者消除缺陷的效果進行評估。

對於目前中國車主的維權路徑,張立軍表示,主要依靠《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和《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按照法律法規,廠商需要承擔召回費用,同時如果因汽車產品缺陷而導致的人員財產損失,廠商也需要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上述行政訴訟狀提出,根據《條例》第三條、第18條和第19條之規定,召回缺陷汽車產品的目的是消除缺陷,而大衆的召回方案並沒有消除新速騰後懸架斷裂缺陷,其召回公告明顯不符合《條例》的規定;被告國家質檢總局對一份違反《條例》規定的召回方案不但不加以阻止,反而予以備案,顯然對該召回公告未盡到審核的義務。

同日(11月1日),國家質檢總局公開了針對新速騰“斷軸門”的調查過程,稱“ 啓動缺陷調查以來,多次約談一汽大衆汽車公司,並開展了大量的用戶回訪、現場勘查、缺陷技術分析和專家評估等工作。缺陷產品管理中心第一時間對3000余名投訴用戶進行了逐一核實確認,先後前往全國11個城市進行現場調 查和車輛勘查,得到廣大用戶的支持與配合。缺陷產品管理中心還組織專家對斷裂部件進行工程分析,委托權威的國家級檢測機構開展失效分析、探傷分析和材料強度分析等,相關工作正在緊張 進行中”。

與此同時,國家質檢總局官網還發佈消息稱,其缺陷產品管理中心已要求一汽大衆進一步提交召回措施的技術論 證材料。

 
維權 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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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補丁”引發史上最大汽車維權 “斷軸門”讓車主不敢載家人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918

(何籽/圖)

維權人數之多,範圍之廣,超乎想象。

為避免“情緒失控”和“被不良分子惡意煽動”,各維權QQ群里必須遵守“理性維權”的規矩。違規且經提醒不改者,將被剔除出群。

最近的一次集體維權,發生在廣州國際車展的展廳內。2014年11月23日,多名身著有“速騰斷梁”“退車”等統一字樣衣服的新速騰車主正在分發退車傳單時,被現場的保安和警察帶走,至於何時出來尚無消息。這也是新速騰車主第三次公開“請願”。

2014年4月,新速騰後軸縱臂斷裂事件,又稱“斷軸門”被曝光。

11月初,國家質檢總局缺陷產品管理中心稱,相關分析工作正在緊張進行中,並已要求一汽大眾進一步提交召回措施的技術論證材料。但直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權威的第三方機構就一汽大眾的召回措施是否得當給出一個令各方信服的鑒定結果。

巧合的是,國家質檢總局發布的《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實施辦法》征求意見雖已截止,但征求結果同樣也未對外公布。從《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實施辦法》公開征求意見至今,“斷軸門”事件在同一時間軸上持續發酵,恰恰為中國汽車召回制度的完善上了一堂公開課。

百城聲討大眾新速騰

2014年10月26日,成都市民黎溫一大早要趕去參加一個QQ群線下集體活動。出發前,他像過去的兩個月里那樣先趴在車後檢查後懸架有無異常。

這輛新速騰是黎溫的第一臺車。現在他不敢開得太快,只要看到路上有減速帶或坑窪,都會盡量繞行,實在繞不過去就充分減速,以保障後懸架的穩定。

兩個月前只需要半個小時的車程,黎溫當天開了近一個小時。他要去的地方是一汽大眾成都龍泉廠區,和他一起到達的還有上百名速騰車主。在廠區大門前,黎溫發現一汽大眾的品牌標識等被人為遮掩。大門前站著二三十名警察,一字排開,橫在維權車主和廠區之間。百余車主舉著橫幅,聲討大眾,但直到下午1點維權人群散去,大眾方面也沒有人出面。

這一天,不僅是成都,還有全國20多個省超過110個城市的速騰車主發動了一場事關58萬家庭的維權活動。這是2004年中國實施汽車召回制度以來規模最大的一起汽車集體維權。也是新速騰車主第一次集體維權。

2014年11月16日,全國各地再次爆發了幾乎同等規模的維權行動。

黑龍江省速騰車主李沐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也是沒辦法了才這樣做。要不誰願意周末來這里維權。”

李沐林說,在線下維權前,他們向汽車網站、各大論壇、大眾中國、大眾總部、質檢總局、消協、工商局、3·15網站投訴、微博名人求助,但都無果。

一位一汽大眾長春總部內部人士稱,雖然早已在網絡上看見了召集車主維權的海報,但維權人數之多,範圍涉及之廣,還是超乎了他們的想象。汽車評論員張誌勇對此稱,此次速騰車主維權是我國私家車市場開放以來汽車廠商和消費者情緒對立最激烈的一次。

事後,南方周末記者聯系一汽大眾要求采訪,但遭婉拒。

病腿未斷,先打石膏?

“我最早關註維權是在今年8月份,也是從那時開始活在擔憂之下。”黎溫回憶道。

在此之前,新速騰車已成為車主們投訴的焦點。根據中國汽車質量網的統計,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30日,在投訴數量排行榜中,一汽大眾速騰以893條高居排行榜首位。這款自2012年上市以來穩居同級車銷量靠前位置的車型也成了投訴榜上的冠軍。

10月17日,一汽大眾發布公告,決定自2015年2月起在中國召回約56萬輛新速騰汽車和1.7萬輛甲殼蟲汽車。另據大眾方面公布的數據,受此影響的車型在全球大約還有72萬輛(不含中國)。

在中國實施的召回措施,是在新速騰後軸縱臂上安裝金屬襯板,以消除安全隱患。對此,大眾公司聲稱,如後軸縱臂發生斷裂,金屬襯板可以保證車輛的行駛穩定性,並會發出持續的警示性噪音。

然而,廣大新速騰車主對此並不買賬,譏稱這一措施為“打補丁”。還有車主為此調侃,這意思就是,給你裝了個鈴鐺,斷了的時候提示你,“叮鈴鈴,叮鈴鈴,斷軸啦,斷軸啦。”

李沐林說,“(大眾)現在的方案,好比‘病腿未斷,先打石膏’,而不是去花力氣真正醫治‘病腿’。萬一真是開著開著軸斷了,我又沒聽到警示音,豈不有生命危險?”

清華大學汽車工程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宋健曾在接受人民網訪問時指出斷軸問題的嚴重性,“汽車懸掛出現故障,相對來講比較惡性。因為懸掛直接連接車輪,斷裂了,車輪可能就會跑掉,就會飛出去。如果速度高一點,就會傾翻。假如真是發生在高速路上車流密度大一點的地方,它不僅會自己出問題,很可能由於它的翻滾造成其他車輛大面積碰撞,引起整個交通系統的問題。”

10月25日,大眾全球副總裁蘇偉銘在媒體交流會上表示,新速騰不存在質量問題,召回僅為預防性措施。但大眾一家之言難以服眾,據央視《每周質量報告》報道,國家質檢總局缺陷產品管理中心專家曾質疑新速騰後軸設計,認為其對中國路況考慮不足。

在采訪中,南方周末記者發現許多速騰車主現在多是自己開車,基本不載家人。一位哈爾濱的車主說,“真出了什麽事,自己扛著。但他們也擔心,我媽幾乎每天都會打電話囑咐我慢點開。”

為降低潛在安全風險,黎溫在車里放了些抱枕,說萬一真發生事故還可以有軟的東西阻擋下。他還在車尾貼了張警示標誌,“不定時炸彈:有斷裂風險,請保持車距”。

你認同“補丁”式召回嗎? (李伯根/圖)

“不能堵路封路,不會打砸搶”

南方周末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這場規模龐大的維權活動並無統一組織者。全國速騰維權QQ群群主兵兵說,“大家主要通過QQ、論壇等網上平臺交流,沒有人負責組織,至少在全國層面上看是這樣的。”

為給維權車主提供信息溝通的平臺,從2014年6月份開始,兵兵先後建立4個速騰維權群,群成員近5000人。而這一數目僅為近百個速騰維權群的一小部分。維權群的活躍度很高。即使在淩晨一兩點,也經常有人討論維權相關話題。

討論過程中,擔憂、憤怒等情緒會在言語中發酵。為避免“情緒失控”和“被不良分子惡意煽動”,兵兵在所管的各個群里,立下了“理性維權”等規矩。違規且經提醒不改者,將被剔除出群。

理性維權的聲音從未間斷。甚至有車主專門做出“維權攻略”。除列舉現場維權的註意事項外,該攻略還格外提醒車主“自覺遵法守法,以愛國、守法、文明為原則進行理性維權”。這一“攻略”在各個維權群中廣泛流傳。

而在現實維權中,車主也力求秩序。“雖然我們對召回方案不滿意,也很憤怒,但大家多是公務員、個體戶、教師等,具有一定知識水平,有基本的法律意識,所以,大家約定好了不能堵路封路,不會打砸搶,維權時都很理性。”黎溫說。

深圳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線下維權者講,線下維權前會在線上號召,報名需要車牌、地名、電話。大家在特定群里約好時間、地點以及認領任務,比如印傳單、買喊話器、車貼、維權過程中所需的食物和水。所有物品都是個人贊助。大家到現場簽到,聽從領隊安排。

因不滿主管部門在該召回事件中的表現,部分車主以“行政不作為”為由,將訴訟材料遞交給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代理此案的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立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根據《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國家質檢總局應組織與生產者無利害關系的專家對召回方案消除缺陷的效果進行評估,以確定是否能夠消除後懸架斷裂的風險,並將評估報告向社會公布。但質檢總局“怠於履行職責”,尚未發布評估公告。對此,南方周末記者聯系了國家質檢總局,但截至發稿前,尚未收到回應。11月21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回複“本案影響大、波及面廣,還未決定立案”。

從10月26日的第一次百城維權到現在,速騰車主們的維權活動已經進入常態化。

但現在新速騰車主們最關心的,除了一汽大眾最終能否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說法外,還有那些被扣留在派出所的車友們。

(應采訪者要求,黎溫、李沐林為化名)

補丁 引發 史上 最大 汽車 維權 斷軸 軸門 車主 不敢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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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案】微信原創者維權太難?國內首起自媒體版權公益訴訟立案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331/149458.html

黑馬說:如今,依靠抄襲高質量原創迅速吸粉、賺取高額廣告費用的微信公眾賬號比比皆是,超過一半以上的自媒體人都表示自己的原創內容曾被抄襲。對於抄襲,大多數人表示毫無沒辦法,一些人則尋求各種渠道維權。不過,即使在有公益組織幫助維權的情況下,依然有不少人表示“怕麻煩,算了”。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較低的侵權代價和較高的維權成本。近日,兩位微信公眾賬號的運營者堅持維權到底,將兩家侵權微信公眾賬號告上法庭,各自索賠上萬元。



文 | 本刊記者 婁月

去年10月,黃楊在搜索自己的原創文章時吃了一驚:這篇題為《狗血的2014中國城市分級名單(正版)》的作品被幾百個微信公眾賬號和網站轉載,絕大多數沒有完整地註明作者和來源,其中甚至包括官方媒體賬號。
 

“我的版權意識就是從那時開始覺醒的。”黃楊是人文類自媒體賬號“異見”的擁有者,從2013年7月起開始運營,發布的文章均為個人原創或約稿。這件事之後,異見的每篇文章末尾都註明了“轉載請註明作者和來源”的聲明,黃楊也開始對非法轉載進行舉報,但依然阻止不了前赴後繼的抄襲者們。
 

近日,黃楊和“花邊閱讀”的運營者侯俊謀將兩家侵權微信公眾賬號告上法庭,各自索賠上萬元。值得註意的是,本次維權中兩位原告均通過了一道網來對接專業版權律師,不僅如此,一道網提供的公益協助還包括承擔維權中的所有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
 

一道網公益維權項目的發起者、資深媒體人連清川表示:“版權權力在任何平臺都應受到尊重。”
 

高成本的原創維權
 

根據問卷網的調研,65.82%的自媒體人表示自己的原創內容曾被抄襲。對於抄襲,58.97%的人表示毫無沒辦法,另外四成會尋求各種渠道維權。然而,即使在有公益組織幫助維權的情況下,依然有39.27%的人表示“怕麻煩,算了”。
 

一邊是依靠抄襲高質量原創迅速吸粉、賺取高額廣告費的賬號,另一邊卻是疲於維權的原創自媒體人。造成這種狀況的真正原因是較低的侵權代價和較高的維權成本。
 

根據《微信公眾平臺運營規範》的相關規定,微信公眾平臺的處罰措施是,第一次侵權將刪除文章並警告,第二次則封號7天,第三次封號14天,第四次封號30天,第五次將永久封號。那麽,僅靠上述規範能遏制侵權嗎?
 

此次訴訟的代理律師朱斌告訴記者,據其了解,很多公眾號背後都有職業的營銷公司掌控,一家公司掌控了若幹個粉絲數量很大的公眾號,全職運作,相互推薦轉發。“今天封了這個號,明天我再新開一個號,然後通過關聯號猛推,很快就能達到被封掉的那個號的粉絲數量級。對於這些職業運營系列公眾號獲利的人來說,如果侵權的後果最嚴重只是被封號,那麽侵權幾乎不存在任何成本。”
 

“花邊閱讀”的運營者侯俊謀也透露,被告公司運營的多個微信公眾號均抄襲過“花邊閱讀”的文章,防不勝防。
 

而諷刺的是,由於版權維權成本高企,而預期得到的賠償卻很少,大部分著作權受到侵害的原創者對司法維權並不積極。據朱斌介紹,訴訟需要投入時間精力,而按照現在法律規定,這部分成本無法得到賠償。況且大部分微信侵權案件還涉及到管轄地的限制,原先還需要到常住城市以外的地方起訴,差旅費也無法主張由被告支付。
 

此外,網絡版權案件中,法院能支持的律師費並不多,導致律師代理此類案件的積極性不高。“按照2009年上海制定的標準,律師費是3000元,已經很低了,但有些地方連這個標準都不支持。”
 

朱斌認為,目前法律法規對包括微信等自媒體原創作品的著作權保護有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第一,法院酌定的賠償金額過低,現在施行中的著作權法規定,如果權利人的損失和侵權人的獲利都無法確認的話,賠償金額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情節酌定,最高不超過50萬元。第二,對於著作權侵權賠償金額的確定,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普遍遵循的原則還是填平損失,而不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除補償性賠償外再加上以一定的懲罰性賠償。
 

而被告方通過廣告、軟文等獲取的金額無法確認,因此原告的損失也不能確認,只能由法院酌定。依據過去的經驗,此類案件的賠償並不高。如果賠償還不足以支付先期投入的各種成本,自媒體人的維權意願自然會被澆滅。
 

亟待喚醒的維權意識
 

一般來說,大多數人理解的抄襲是指不註明原作者的名字,而事實上,未經許可轉載也是一種侵權。“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個人的原創作品未經許可轉載其實構成了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朱斌告訴《創業家》,他受理這起訴訟也是希望借此做一次普法,喚醒大眾的維權意識。
 

微信是商業自媒體發展最蓬勃的平臺,大量自媒體人因為微信公眾號的繁榮而獲利。有些微信公眾賬號,擁有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關註者,其平臺的流量已經超過某些地方性媒體或垂直類雜誌。如今,越來越多的自媒體開始獲得了諸如捷豹路虎、華為或香奈爾等知名公司的廣告投放。不但如此,大量的P2P金融公司、電影推廣及醫療產品等亦有強大的營銷需求。
 

正是由於微信的營銷價值凸顯,以至於幾乎所有的公眾號都需要高質量的內容來支撐自己的影響力,好內容稀缺,因此很多人選擇了抄襲這條“捷徑”。這類賬號多屬文摘性質,通過持續抄襲高傳播力的文章,運營並轉化出的粉絲和流量,其粉絲增長速率遠高於原創者的平臺。通過掠奪原創者的智力成果,非法轉載的賬號獲得的流量轉化成了源源不斷的廣告收入,相形之下大部分筆耕不輟的原創者則更顯貧寒。據問卷網關於自媒體人平臺營收的調研顯示,有58.47%的公眾賬號沒有任何收益。
 

基於自媒體人的維權困境,一道網開始摸索一條可持續的公益維權道路。一道網CEO,資深媒體人連清川告訴《創業家》:“此次訴訟中,一道網負責對接專業的版權維權律師,為自媒體人提供免費的版權維權咨詢服務,破除自媒體人對法律維權的抵觸。”
 

連清川表示,“一道網在訴訟中起到協助作用,來解決維權中所遇到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維權獲得的賠償,除了扣除掉一道網所墊付的成本之外,賠償金全部返還給自媒體人。”他說,一道網協助發起此次維權活動,一來是喚醒那些深受抄襲危害的自媒體人,采取行動真正改變現狀,二來也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保護自媒體人權益,促使正常版權交易市場的誕生。
 

本次訴訟的代理律師朱斌表示,自媒體人應該聯合起來,委托專人來協助著作權人進行維權,可以大大降低著作權人的維權成本。“當越來越多的作者加入到維權的隊伍中,侵權所要付出的代價遠遠高於取得合法授權所需要支出的成本,選擇侵權的人自然就少了。”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婁月,由i黑馬編輯;文章為原創,本刊版權所有;如轉載請聯系zzyyanan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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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案 微信 原創 維權 太難 國內 首起 起自 媒體 版權 公益 訴訟 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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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搶人”大戰背後爆料:內線放消息,員工維權戰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5/0807/151439.shtml

曾經光環滿滿的外企,面臨不斷的裁員、並購、重組,員工們人心惶惶。從諾基亞到Adobe,到雅虎,再到惠普,專註互聯網就職機會的周伯通招聘、拉勾網等一次次成為接盤俠。那麽,中國的外企時代已經結束了嗎?

中國互聯網公司的“搶人”戰

午休時間,惠普大廈的員工,一小股一小股地湧向惠普大廈附近的一間小咖啡廳。

阿里健康、滴滴、特斯拉、京東、小米、聚美優品、優酷土豆、知乎等20家互聯網企業的HR們,一人坐鎮一張桌子,等待來自惠普的面試者,咖啡廳的人漸漸多起來。

周伯通招聘策劃了這起搶人大戰。他們最先是從惠普員工內部得知的“內線”消息,今年5月份,清華紫光與中國惠普達成協議,收購惠普旗下EG企業集團和惠普華三業務,而這次涉及到的2700名EG員工,對於新公司的工作邀約,極為不滿。

“我們希望在他們在簽約前,能多一個選擇的機會。”周伯通招聘的口號是:“惠普的朋友,簽約前,先來喝杯咖啡吧!”

惠普員工的維權戰

員工維權團的成員林風(化名)透露了這次事件惠普內部的細節。

7月30日,2700名EG員工被召集,收到了新公司的工作邀約。此前,他們並未獲知任何被收購後的安排細節。

當員工們拿到這份邀約時,“被完全震驚”。雖然在薪酬上沒有變動,但分配給每個人的股票數額差距極大,受到重視的部門可達1萬股,邊緣化人員只有象征性的10股左右。

另外,邀約上附了一些不合理條款,包括董事長有權修改任何條款、承諾未來無條件轉移到子公司等。

在工齡問題上,惠普員工尤其不滿。到了新公司後,工齡繼續延續,而不做結算。林風稱:“感覺員工是被出賣了,而不是受到邀請。”

邀約中明確:員工必須在8月14日下午3點前簽署,否則將視為放棄邀約,惠普內部也不再保證有工作崗位。

其中有1600名員工聯名申請買斷工齡再去新公司,未得到回應。其中800人,組成了維權團,每人籌集了200元,作為經費和資方博弈、談判。

維權團正式給公司高層發起對話,希望在8月6日前能獲得回應,但並未得到高層反饋。

惠普為啥下嫁?“棱鏡門”後遺癥

“惠普是全球500強的外企,如今被賣給一家國企,我們真的有心理落差。”林風說,這次惠普的“下嫁”,是一次戰略性布局。

自“棱鏡門”以來,中國開始重視網絡信息安全保護,“沒有網絡安全,就就沒有國家安全”,惠普、思科等美國科技公司,因為信任危機,在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市場大面積萎縮。

而這次惠普選擇國企紫光來出售華三和EG企業集團,是試圖通過國企身份“包裝”後,緩和中國政府的信任危機,重新拓展在中國市場的渠道和發展。

值得註意的一點是,在此出售的EG企業集團中,惠普只將銷售和渠道部門出售,依然保留了開發團隊。

因此可見,“這只是為了解決渠道問題的戰略部署。”對這一戰略調整的前景,林風表示還需觀望。

作為互聯網的招聘平臺周伯通和拉勾網都紛紛出來表態,覺得外企的光環已經被卸下,中國的外企時代已經終結。對諾基亞、Adobe、雅虎,和這次惠普的員工,國內公司都曾聯手上演過搶人大戲。大戲落幕之後,留給看客的,是對當年畢業生們擠破頭顱湧進外企,如今紛紛花落國內互聯網公司的唏噓和反差。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王奕,i黑馬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號zzyyanan獲取授權。

惠普 搶人 大戰 背後 爆料 內線 消息 員工 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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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搶人”大戰背後爆料:內線放消息,員工維權戰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5/0807/151439.shtml

曾經光環滿滿的外企,面臨不斷的裁員、並購、重組,員工們人心惶惶。從諾基亞到Adobe,到雅虎,再到惠普,專註互聯網就職機會的周伯通招聘、拉勾網等一次次成為接盤俠。那麽,中國的外企時代已經結束了嗎?

中國互聯網公司的“搶人”戰

午休時間,惠普大廈的員工,一小股一小股地湧向惠普大廈附近的一間小咖啡廳。

阿里健康、滴滴、特斯拉、京東、小米、聚美優品、優酷土豆、知乎等20家互聯網企業的HR們,一人坐鎮一張桌子,等待來自惠普的面試者,咖啡廳的人漸漸多起來。

周伯通招聘策劃了這起搶人大戰。他們最先是從惠普員工內部得知的“內線”消息,今年5月份,清華紫光與中國惠普達成協議,收購惠普旗下EG企業集團和惠普華三業務,而這次涉及到的2700名EG員工,對於新公司的工作邀約,極為不滿。

“我們希望在他們在簽約前,能多一個選擇的機會。”周伯通招聘的口號是:“惠普的朋友,簽約前,先來喝杯咖啡吧!”

惠普員工的維權戰

員工維權團的成員林風(化名)透露了這次事件惠普內部的細節。

7月30日,2700名EG員工被召集,收到了新公司的工作邀約。此前,他們並未獲知任何被收購後的安排細節。

當員工們拿到這份邀約時,“被完全震驚”。雖然在薪酬上沒有變動,但分配給每個人的股票數額差距極大,受到重視的部門可達1萬股,邊緣化人員只有象征性的10股左右。

另外,邀約上附了一些不合理條款,包括董事長有權修改任何條款、承諾未來無條件轉移到子公司等。

在工齡問題上,惠普員工尤其不滿。到了新公司後,工齡繼續延續,而不做結算。林風稱:“感覺員工是被出賣了,而不是受到邀請。”

邀約中明確:員工必須在8月14日下午3點前簽署,否則將視為放棄邀約,惠普內部也不再保證有工作崗位。

其中有1600名員工聯名申請買斷工齡再去新公司,未得到回應。其中800人,組成了維權團,每人籌集了200元,作為經費和資方博弈、談判。

維權團正式給公司高層發起對話,希望在8月6日前能獲得回應,但並未得到高層反饋。

惠普為啥下嫁?“棱鏡門”後遺癥

“惠普是全球500強的外企,如今被賣給一家國企,我們真的有心理落差。”林風說,這次惠普的“下嫁”,是一次戰略性布局。

自“棱鏡門”以來,中國開始重視網絡信息安全保護,“沒有網絡安全,就就沒有國家安全”,惠普、思科等美國科技公司,因為信任危機,在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市場大面積萎縮。

而這次惠普選擇國企紫光來出售華三和EG企業集團,是試圖通過國企身份“包裝”後,緩和中國政府的信任危機,重新拓展在中國市場的渠道和發展。

值得註意的一點是,在此出售的EG企業集團中,惠普只將銷售和渠道部門出售,依然保留了開發團隊。

因此可見,“這只是為了解決渠道問題的戰略部署。”對這一戰略調整的前景,林風表示還需觀望。

作為互聯網的招聘平臺周伯通和拉勾網都紛紛出來表態,覺得外企的光環已經被卸下,中國的外企時代已經終結。對諾基亞、Adobe、雅虎,和這次惠普的員工,國內公司都曾聯手上演過搶人大戲。大戲落幕之後,留給看客的,是對當年畢業生們擠破頭顱湧進外企,如今紛紛花落國內互聯網公司的唏噓和反差。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王奕,i黑馬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號zzyyanan獲取授權。

惠普 搶人 大戰 背後 爆料 內線 消息 員工 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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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棄風限電升級 行業協會集體維權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4/4769672.html

地方棄風限電升級 行業協會集體維權

一財網 張旭東 2016-04-01 15:11:00

風能專委會秘書長秦海巖在“棄風限電問題專題研討會”上稱,去年以來一些地方部門出臺的可再生能源規定,借助電改和促進可再生能源消納的旗號,使原本嚴重的棄風限電問題惡化。

中國可再生能源行業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正在發起可再生能源行業首例集體法律維權。

風能專委會秘書長秦海巖在“棄風限電問題專題研討會”上稱,去年以來一些地方部門出臺的可再生能源規定,借助電改和促進可再生能源消納的旗號,使原本嚴重的棄風限電問題惡化。

他介紹說,這些新出臺的政策包括要求風電企業拿出收益補償火電、新能源發電企業低電價參與直接交易等,在電量和電價兩方面均損害新能源企業收益。這種新的地方政策,一改之前對新能源企業限電的措施,升級到新的版本。

金諾律師事務所律師李紅楠稱,已經於3月25日向雲南、新疆和甘肅等有關部門提起申請信息公開,並視事態發展情況決定是否采取進一步法律行動。

地方棄風限電2.0

我國的棄風限電是個老大難問題。國家能源局公布的統計顯示,2015年棄風率15%,棄風電量達到339億千瓦時,風能專委會測算2015年棄風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80億元。

風能專委會測算,從棄風問題擡頭的2010年算起,截至2015年累計棄風電量接近1000億千瓦時,這一數據與2015年三峽大壩與葛洲壩發電量持平。

2015年棄風率創新高,一些地方為了保證當地經濟發展出臺了一些新政策,一改此前直接限電,開始觸及新能源發電企業的利益,可謂棄風限電2.0版。新的政策造成棄風情況更趨惡化,去年下半年以來,甘肅、寧夏、黑龍江等省區棄風率甚至高達60%。

秦海巖分析說,地方出臺的政策改變了之前不讓發電,政府並不直接獲益的情況,改而通過壓低電價,侵蝕到原本已經利用小時數不高的風電固有利益。

三個地方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案例被作為目標。2015年11月雲南省工業和信息化委《關於下發2015年11月和12月風電火電清潔能源置換交易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當雲南省的火電廠發電量小於分配給他們的計劃電量時,水電企業和風電企業要按一定置換比例,將水電企業和風電企業的電費收入,按國家批複火電電價的60%支付給火電企業。

國網新疆電力調度控制中心去年12月下發《關於控制新能源場站出力的業務通知》提出,用電負荷已無法滿足新能源消納需求,新能源已無消納空間,要求區內部分新能源電站停止發電。仍繼續發電的新能源電站,具備了外送指標還要參與自備電廠替代交易,上網的電要補貼給自備電廠0.2~0.25元/千瓦時。

甘肅發改委、工信委、能源監管辦等在2015年11月份先後發布《關於甘肅省2016年電力用戶和發電企業直接交易實施細則》和《組織實施2016年直購電工作的通知》提出,讓新能源企業參與直供電交易。當地風電企業很多以零電價參與交易。

一位央企新能源公司人士稱,除了甘肅、雲南、新疆,蒙東和寧夏也有類似政策,新的政策與傳統限電措施相比,風電企業的發電量沒有改變,反而要拿出一塊以低電價甚至零電價參與交易或置換,直接降低了企業收益,他擔心這種情況蔓延並成為常態。

風電企業願意參與規範交易

李紅楠說,根據電改的精神,可再生能源應該優先發展,怎麽能反過來去補償火電企業?她認為,這些地方政策違反了《可再生能源法》的全額保障收購法律制度和相關電改文件的規定,新疆的文件電網公司還違反了《合同法》,在購電合同尚未完成時企業被迫停止發電。

近來鼓勵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陸續出臺,先是《關於建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目標引導制度的指導意見》提出建立可再生能源電力綠色證書制度,此後《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管理辦法》,將全額保障收購的責任分解到地方和企業。

上述央企新能源公司人士解釋說,目前地方推動的交易以及風火置換,在操作中將標桿電價壓縮,從風電企業已有的發電小時數中擠出電量,造成風場收益直接下降。他舉例說,在甘肅的風場損失折合一年超過1億,如果不參與交易,風場限電會從20%直接升至50%以上。

秦海巖提出,按照全額保障收購管理辦法,各地要根據8%的內部收益率確定保障收購的年發電小時數,在保障收購之外,如果風電場還有富余電量可以參與市場交易,多出的電量以低電價參與,發電企業可以從國家補貼中獲得收益,目前各地的電力交易顯然不是這個思路。

“電改逐漸取消火電發電計劃,同時保障新能源發電企業發電,然後在全額保障性收購的基礎上推動市場交易,新能源發展將更加順暢。”秦海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稱。

甘肅省2015年度新能源發電企業與電力用戶直接交易結果顯示,風電成交電價約為每千瓦時0.12~0.316元不等,遠低於甘肅風電的兩類資源區的標桿電價每千瓦時0.52元和0.56元,新能源企業的電價被變相打折。

“我們也提醒地方政府和電網公司依法行政,杜絕亂作為的行為,敦促相關政府部門回歸到依法行政的道路上,最終從思想上充分認識到當前發展包括風電在內的可再生能源的重大戰略意義。”秦海巖表示,鼓勵企業努力通過法律途徑減少和避免因其它機構違法對其造成的經濟損失。

李紅楠介紹,如果對方予以回複的話,將在完善證據的基礎上提起行政複議;如果對方不予回複的話,將提起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

編輯:楊小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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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棄風 風限 限電 升級 行業 協會 集體 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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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維權突遭“不明氣體”:私募“套路”深似海

2015年4月底,私募投資者陳方(化名)購買了上海元普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元普投資”)旗下的一款混合型私募基金“金牛4號”。一年封閉期內,陳方在公司官網查詢到的產品單位凈值都在0.9元以上,但2016年4月再到托管券商平臺上一查卻變成了0.27元。

“凈值究竟看哪里?產品宣傳資料里明明寫著0.88元止損,為什麽會虧到2毛多?”先打款後簽訂基金合同的陳方心里滿是疑惑,向元普投資討要說法和解決方案。

8 月30日,包括陳方在內的一行4位投資者來到元普投資位於上海楊浦區濱江國際廣場的辦公室,試圖與公司方面商討解決方案。另一位投資者王明 (化名)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透露,上午11點30分左右,公司大廳的門突然被鎖住,同時自己聞道了一股 “不明氣體”。“一位68歲的老人當時就昏厥過去了,皮膚發紅,眼睛充血流淚。後來下去之後我就報警了,110、120都來了。”王明向記者描述當時場景時展示了當天的照片。

“當時投資者和我們公司的員工都感到不適,是有一些氣體。”元普投資9月1日回應本報記者稱,“公司今天跟警方對接了,警方把氣體就定性為‘不明氣體’。”

投資糾紛再生枝節,究竟發生了什麽?

產品凈值離奇“變臉”

本來還為自己購買的私募產品躲過了股災而慶幸,卻沒想到封閉期即將打開時會遭此“晴天霹靂”。據陳方向記者回憶,自己在2015年4月21日打款100萬元認購了元普投資旗下的產品“金牛4號”,該產品正式成立於5月11日,正值牛市最高點。

隨著股市調整洶湧而至,陳方和眾多投資者一樣,對自己持有產品的情況十分關心,幾乎天天查產品凈值,看公司公告。

“股災的時候,我好幾次打電話問客服產品的情況。他們就說看官網凈值就行了,一直維持在0.9元以上,誇自己股災也躲過去了。”陳方回憶當初的查詢情況,“金牛4號”雖然也在暴跌中受過一些損傷,但從官網上通過用戶名和密碼查到的凈值始終維持在0.85元以上。

陳方給記者的截屏記錄顯示,“金牛4號”3月25日的凈值為0.94元。“2016年4月28號,公司發來短信,托管人招商證券為服務平臺做了優化升級,讓我們登陸招商證券投資人服務平臺進行激活驗證及用戶名變更操作。登陸一看卻發現,4月22日的凈值顯示是0.2733元!”面對“9毛秒變2毛”, 陳方當即慌了神。

經過與元普投資的多次交涉,陳方終於才明白,自己認購的“金牛4號”實際上是“富安達-元普金牛4號資產管理計劃”的進取級(劣後)份額,帶有2倍杠桿。而元普投資官網上顯示的“金牛4號”凈值,是前述資管計劃(母基金)的凈值,並非其持有的子基金凈值。

“本該查到的是子基金凈值,為什麽顯示的會是母基金凈值?”陳方有些憤怒。

面對投資者的問詢,元普投資於2016年5月末向投資者發送了落款為5月6日的《關於金牛4號基金運作情況的說明》,公司在文中承認了凈值公布上的問題,向投資者致歉,同時表示將以自有資金把“金牛4號”的單位凈值補至0.42元,並放棄母基金和子基金中公司可能提取的包括管理費在內的一切費用,作為收入計入產品凈值。

而正當投資者仍在焦灼等待公司“擡高“凈值之時,8月9日,包括陳方在內的投資者卻在事先沒有被告知的情況下收到了回款,這也就意味著產品被清算了。

“清算報告落款是8月2日。我是8月9日早上10點32分,收到245,861.88元的回款。初始投入了100萬元,最終按照0.2458的凈值清算。凈值不僅沒有提高到0.42元,還收了管理費等相關費用。”陳方向記者表示。

心急如焚的陳方和其他投資者從8月10日起便多次趕往公司,“派來和我們談的人都說自己沒有權限,”8月30日,陳方又和幾位來自非上海地區的投資者前往公司,結果便發生了文章開頭所提到的“不明氣體”事件。

元普投資相關人士告訴記者,8月31日,一位投資者代表和公司一位蔣姓副總進行了溝通,元普投資方面承諾在10天之內拿出解決方案。

先打款後簽基金合同

除卻母基金和子基金凈值顯示的混亂,包括陳方在內的多位投資者還告訴記者,之前對於母子基金的問題並不知情。“如果知道是子基金,存在這麽大的風險,我是不會投的。”王明向記者表示。而前述元普投資人士則認為,“我們肯定是講清楚了優先級和劣後級的差別,母基金和子基金的關系。”

投資者和元普投資雙方各執一詞,那麽具有法律效力的基金合同里是怎麽約定的?

記者查閱投資者提供的“金牛4號”基金合同,里面關於投資策略的說明是:本基金可投資於【優先級份額和進取級份額】不超過 2:1 的資產管理計劃的進取級份額,並以其持有的進取級份額凈資產為限承擔投資風險。

“合同里雖然寫’可以投進取級份額’,但這份合同還是看不出金牛4號和母基金之間的關系。”私募律師殷思亮看過投資者提供的產品合同後向記者分析,如果是做子基金,那應當有以該“金牛4號”子基金名義,和母基金之間簽署的基金合同。投資若者單憑“金牛4號”的合同,是看不出的母子基金關系的。

而格上理財研究員徐麗也表示,從投資者提供的這份合同來看,“金牛4號”除了可投資其他資管計劃進取級外,還可投資於權益類、衍生品、固定收益和現金類資產。“這種投資範圍的約定還是比較寬泛,基本所有投資品種都包含在內,並未明確指出定向投資於結構化產品的劣後級。”徐麗說。

另外,令多位投資者困惑的一件事是,公司在宣傳資料里表示,“金牛4號”設有警戒線和平倉線,0.92元預警、0.88元平倉,但為什麽產品凈值都降到0.2733元了還沒有止損?

記者查閱“金牛4號”基金合同,沒有發現關於警戒線和平倉線的設置條款。而據多位投資者向記者反映,他們都是先打了款,而後才看到並簽署合同。

“我4月21日打款,5月9日給我寄的合同。我打電話去,說詳細合同我看不懂,對方說不懂沒關系,貼了標簽的地方簽字就行。日期簽4月21日。”陳方如是告訴記者。

“宣傳冊上寫了止損線和預警線,難道是不算數的嗎?”另一位投資者向記者發問,才意識到宣傳資料上的信息並不具備法律效力。

投資者知情權往哪擱?

元普投資5月末向投資者發送的《關於金牛4號基金運作情況的說明》顯示,公司曾於2015年8月26日,2016年1月5日,2016年1月7日,2016 年1月11日拿出累計1300萬增強基金投入“富安達-元普金牛 4 號資產管理計劃”,2016年1月15日,公司以4500萬自有資金跟投“金牛4號”。1月28日進行了一次資金回撥。

“如產品提前終止,進取級份額仍需承擔優先級份額的利息,我司為保護投資者利益,多次以自有資金作為增強資金,將資產管理計劃凈值維持在止損線以上,並繼續運作產品從而減少投資者損失。 ”元普投資如是解釋過去一年的補救措施。

但多位投資者並不買賬,“這幾次補倉沒有通知任何人,都是5月6日集中告訴我們。把我們的知情權往哪擱?”王明表示。

另一位投資者張女士持有的產品是“金牛傳奇百年1號A”,成立於2015年7月10日。不同於“金牛4號”沒有止損線,該產品合同明文規定預警線0.85元,止損線0.7元。

“這只產品達到預警線時元普投資沒有告訴投資人,2015年9月2日,“金牛傳奇百年1號A”凈值跌至0.6793元,也沒按合同約定強制平倉。”張女士稱。

據記者了解,按照一般規定,當基金產品達到預警線時,基金管理人需要減倉,將賬戶內的現金提高至一定比例,同時告知投資者。而達到止損線時,基金必須進入強制清算。而在現實中,不少私募管理人會在征得投資者同意的前提下,調低止損線以挽救產品。

“強制清盤對私募名聲影響很大,他們一直不願意清盤。去年9月要求我們簽訂補充協議,補倉到0.85,把止損線降到0.6,這和我的風險承受能力已經不匹配 了,但我抱著對他們的希望還是同意了。”張女士表示,到了2016年1月25日,產品再度跌破止損線0.6元,公司再度提出補倉並取消止損線。

由於自身不具備這樣的風險承受能力,張女士沒有同意公司的提議。“2月14日我致函元普投資,無回應。7月27日我再次致函,要求在開放日贖回,由元普補償我在開放日贖回凈值與止損線0.7至少0.6之間的差額損失。元普投資在招商證券的督促下才於8月23日郵件回複並拒絕我的要求。”張女士表示。

“銷售那邊反映,第一次調止損線(2015年9月)是所有投資者同意了。第二次(2016年1月)有一個客戶一直不給我們回複,我們在合同里有明文規定,如果不給回複,5天後就視為同意處理。”元普投資相關人士向記者回應稱。

雙方再次各執一詞,徐麗表示,如果基金合同中明確約定了止損線,在清盤線之上或瀕臨清盤線時進行補倉,不需要通知投資者。但如果是跌破清盤線後要進行補倉,需要告知投資者並經投資者同意。另外,止損線是合同規定事項,要進行合同條款修改需經全體投資者同意,並簽訂補充協議才行。

後續將如何處理

“我們希望公司能夠把凈值補到0.68元,公司8月31日表示會在10天之內給解決方案,但這種‘套路’已經有4次了。”經過前後幾個月的波折,王明表示還是希望能夠盡可能追回損失。而持有“金牛傳奇百年1號A”的張女士目前已經準備向上海證監局投訴元普投資,希望監管層徹查公司的違規行為。

殷思亮則建議稱,基金合同是維權依據,投資者可以看投資策略,信息披露等是否違背基金合同約定及政策法規規定等。“如果這個過程是有重大瑕疵,是可以追究管理人責任的。投資者還可以向管理人索要投資交易記錄,募集資金投向等材料,尋找基金管理人對該產品投資管理全過程中是否存在過錯,以及和損失之間的關系。 根據過錯程度,要求賠償。”殷思亮稱。

“基金業協會最新發布的《私募投資基金募集行為管理辦法》中,要求宣傳材料必須與基金合同內容一致,不得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在這樁糾紛里,銷售機構同樣負有責任。”面對投資者先打款後簽合同,錯把宣傳資料當有效文件的情況,徐麗建議,投資者本身也應該仔細閱讀合同,知悉合同相關條款,確認無誤後再進行合 同簽署和打款,不應聽信一面之詞,盲目投資。

關於元普投資和投資者糾紛後續的解決方案,《第一財經日報》將繼續保持關註。

投資 維權 突遭 不明 氣體 私募 套路 深似 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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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被騙購買萬元保健品 維權的正確打開方式看這里!

消費者維權一直存在著法制不完善、維權成本高等事實。這一現狀也給不法經營者制假售劣減輕了壓力,甚至打開了方便之門。

北京零點調查公司針對維權消費者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獲得滿意結果的消費者僅占14.1%;費了很大周折,總算得到解決的消費者占23.0%;未獲得積極的處理結果的消費者占62.9%。

“隨著老百姓維權意識的增強,食品藥品安全投訴舉報處置工作已是我們食品藥品監管部門的重要工作,我們通過投訴舉報處置工作讓轄區老百姓認識了食藥人,知道12331投訴舉報電話,形成了全民共治食藥安全。”蘭州市西固區食品藥品稽查局局長吳佩君在接受國家食藥監總局走基層媒體采訪團采訪時表示。

2014年,蘭州石化王女士家的78歲老人聽信了銷售人員的話,花了一萬元購買了一種可以降血壓的保健品,並停用了醫生給開的降壓藥。但是,保健品並沒有捍衛他的健康,反而使之每況日下。王女士發現後,趕忙帶著老人去看了醫生。與此同時,王女士也開始了自己的維權之路。

關於維權,國際慣例是遵循“疑似從有”的原則,但在中國卻是“疑似從無”的原則。如果消費者認定有問題,需要自己去找證據,即便如此,還得找對維權部門,以及經歷漫長的等待。

“先去找這個保健品的銷售公司,問能否退貨,可是這個公司堅決不給退貨,我只好去找相關部門,但是都說不是他們負責,去派出所報案,也說不歸他們管,最後到了消協,消協說食藥監管。於是我就來到了這里,接待我的就是吳局長。我上午報案,他們下午就去了。”王女士介紹稱。

吳佩君接到信息後,帶領人馬立即出動。她說:“我們帶著執法人員立即趕往保健食品店進行了現場檢查,發現該店已取得保健食品經營證明,該保健食品也是合格產品,負責人不願意退還老年人的貨款,我們給經營戶解釋法律法規,告知其在產品銷售方式上誇大宣傳,最終經營戶認識到了錯誤並退還了老人的貨款。”

正是因為消費者面臨的維權難,為了保障食品藥品的維權通道,達到全民共治的目標,國家食藥監總局在2011年12月印發的《食品藥品投訴舉報管理辦法(試行)》要求各地開通的食品藥品投訴舉報電話。2016年3月1日正式實施《食品藥品投訴舉報管理辦法》(下稱《辦法》)。

《辦法》規定,12331是全國開通統一的食品藥品監管部門投訴舉報電話。除電話外,單位、個人可通過信件、互聯網、傳真、走訪、手機短信等方式,向監管部門反映藥品、醫療器械、保健食品、化妝品在研制、生產、流通、使用環節的違法行為,以及餐飲服務環節食品安全違法行為。

各級食品藥品監管部門應建立專門機構,負責受理舉報。接到投訴舉報後,該機構要統一編碼管理,專人負責,並於5日內作出是否受理的決定。對投訴舉報對象及違法行為明確,並屬於本行政區管轄的,應予受理。全部辦結的期限一般為60個工作日,情況複雜的,延長期不得超過30個工作日。

“為了不漏過一個舉報,我們稽查局安排兩名工作人員專門負責系統運用,這兩名工作人員通過自學,對系統反複操作,熟悉掌握了系統的錄入、保存、辦結、打印、歸檔,負責24小時接聽電話。”吳佩君表示。

據其介紹,接線人通過內網平臺及時接受省、市局12331投訴舉報電話記錄單,對記錄單反饋的投訴舉報人信息嚴格保密,將記錄單立即登記並匯報分管領導,屬於本局職權範圍內的,分管領導第一時間安排執法人員立即趕赴現場開展認真細致的調查工作,現場調查中充分發揮檢驗檢測中心的技術支撐作用,另外,如需內部配合的,和相關科室、食藥所、檢驗檢測中心積極合作。如需外部聯合的,積極和公安、執法、工商、衛生等部門整體聯動。現場調查結束後及時將處理結果錄入系統並回複舉報人。不屬於本局職權範圍的,系統運用人員立即通過內網12331系統給省、市局匯報並移交相關部門。

“目前每個月能收到舉報量70-80條,每個電話都能錄音,如果通話過程不能詳細記錄,可以通過錄音進行核實。”吳佩君表示。

目前,通過12331這條舉報電話線,共銷毀假劣食品藥品近2000公斤,貨值20余萬元,對食藥領域違法犯罪行為起到了震懾作用。此外,西固區食藥監局在蘭州市率先出臺了《西固區食品藥品違法行為有獎舉報獎勵辦法》,已對舉報學校小賣部出售黴變面包、舉報加工黑窩點、舉報超市售賣過期食品等舉報人給予了獎勵。通過有獎舉報的方式調動了老百姓參與食品藥品監管的積極性並能挖掘更隱蔽、更深層次的食品藥品安全隱患線索,實現食品安全的全民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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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推“潛在缺陷保險” 住房質量維權不再難

歡天喜地住進新房,一旦房子出現漏水、不均勻沈降等質量問題,業主無疑十分“糟心”,而維權和維修的過程不但繁瑣,有時還會遇到各責任方相互“扯皮”的現象。現在有了保險公司的介入,這一問題的解決就有了暢通的渠道。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建設工程質量潛在缺陷保險制度近日已在上海啟動推進,並率先在全市保障性住宅工程和浦東新區範圍內的商品住宅工程中實施。

潛在市場需求巨大

建設工程質量潛在缺陷保險(Inherent Defect Insurance,下稱“IDI”),是指開發商投保的、由保險公司根據保險條款約定,對在保修範圍和保修期限內出現的、由於工程質量潛在缺陷所導致的投保建築物損壞,履行賠償義務的一種特殊保險制度安排。

保險公司通過引入第三方風險管理機構,為住宅建設工程提供全流程質量風險管控服務。同時,保險公司提供理賠服務,一旦發生屬於保險責任的房屋質量缺陷問題,廣大中小業主可以直接向保險公司報案,由保險公司提供資金和後續維修服務。因此,該保險對提升建設工程質量,有效形成質量管理鏈條,保障業主利益可以發揮積極作用。

據了解,IDI起源於法國。目前英國、美國、日本、新加坡等40多個國家已開展此保險。而在中國,這項制度剛剛起步。

上海啟動推進的IDI,保險公司承擔的責任和期限分別是:主體結構問題(如倒塌、不均勻沈降等)十年;保溫及防水五年;裝修、管道、設備等兩年。均從竣工滿兩年後起期。

“上海的住宅建築市場每年竣工規模超過1500萬平方米,2015年投資規模更是接近2000億元。每年大量的保障房和商品住宅投放市場,建築質量的安全直接關系到千家萬戶的民生福祉。如何低成本、高保障、低摩擦、高效率地管理好住宅建設質量以及後期物業維修,對政府、開發商、廣大業主都至關重要,從而衍生出了巨大的建設工程質量潛在缺陷保險市場需求。”上海保監局局長裴光表示。

2012年,上海探索將保險機制引入建設工程質量風險管理體系,試點推行了住宅建設工程質量潛在缺陷保險。試點期間,該試點險種為全市4個住宅項目4000余戶居民、55.4萬平方米住宅提供了13.9億元的風險保障。

在前期試點經驗基礎上,2016年6月16日,上海市政府辦公廳轉發市住建委、市金融辦、上海保監局《關於本市推進商品住宅和保障性住宅工程質量潛在缺陷保險的實施意見》,正式在全市啟動推行住宅建設工程質量潛在缺陷保險制度,在保障性住宅工程和浦東新區範圍內的商品住宅工程中實施,同時鼓勵其他區縣的商品住宅工程逐步推進工程質量潛在缺陷保險。

不會擡高房價

從IDI制度的具體內容看,引入保險機制以後,將會形成開發商、業主共贏的局面。

據了解,在引入IDI保險前,上海采取的是物業保修金制度,開發商需繳納約住宅造價3%的物業保修金給政府相關部門,當有房屋質量問題時將會動用這部分保修金。

但對於業主來說,過去雖有保修金,在實際操作中,真正遇到問題時,各責任方卻往往存在推卸責任、責任人消失和責任人無力賠償等問題。即便最終啟用保修金,其使用還有一套較為繁瑣的程序,需要5個主體6個環節,在實際操作方面對於小業主來講,既耗時又耗力。

現在,小業主和建設單位一樣都是“被保險人”,一旦出現質量問題,就可以直接找保險公司進行索賠,屬於保險責任的部分,保險公司全程介入,以修為主,以賠為輔,解決業主後顧之憂。保險公司會在投保小區每一個小業主入住前,分發印有IDI保險保障範圍、期限及如何理賠等內容的“告知書”。

也許有業主會擔心,開發商投保了IDI之後,是否會以擡高房價的形式轉嫁給購房者?

事實上,IDI並不會增加開發商負擔。與會的一名保險公司管理人員對本報表示,對住宅工程建設單位(開發商)來說,IDI引入之前,住宅造價3%的物業保修金要“鎖定”多年,而現在商業保險全面替代物業保修金制度以後,開發商在購買工程質量潛在缺陷保險後,即可豁免其繳納物業保修金義務,且保障金額會遠大於原先的物業保修金。

據了解,工程質量潛在缺陷保險的具體承保費率,是根據建設工程風險程度和參建主體資質、誠信情況、風險管理要求,結合再保險市場狀況,在保險合同中具體約定。對資質等級高和誠信記錄優良的,保險公司將給予費率優惠。目前上海實行的基準費率一般為工程總造價的1.5%,今後根據每個項目的情況逐步實行差別費率和浮動費率。

更重要的是,保險公司出於自身業務風險控制的迫切需要,將會引入第三方專業的風險管理機構開展建設項目的安全、質量風險管控,與目前的監理制度一起形成了“質量雙保險”,且賦予它一定的權威。對風險管理機構指出存在嚴重質量缺陷,且在竣工時沒有得到實質性整改的建設項目,建設單位不得通過竣工驗收。這種機制的建立從源頭上就對提高住房質量有積極意義。

據了解,現階段IDI一般由開發商就其開發的住宅向保險公司投保。在上海目前已有中國太平洋保險、中國平安和中國人保三家保險公司具有主承保資格,可以出具工程質量潛在缺陷保險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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