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民们经常犯的六大错误 张化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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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民们（甚至包括一些基金经理们）容易犯这样六个错误：
第一，过分看重一次性的利好或者利空。近来，某股票大涨百分之三十，原因是该公司突然发现它手持的另外一家公司的股票突然大大升值。仅这一项资产的价值就 已经高于该公司的总市值。也就是说，其他业务都是免费送给投资者的。“这股票真正便宜”。于是，大家蜂拥而入。可是，大家没想到，这个公司的主营业务还是 马马虎虎，没有多大前途。况且，大家忘记了问如下三个问题：该公司会不会(和能不能)把手持的股票全部马上卖掉？即使卖掉了，会不会全部分红？如果不分红，那些钱会不会被其它平淡的业务浪费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比如, 某公司赢得了一项大合同,股价便大涨,而大家忘记了问这个合同的的真正好处以及长期可持续性。一次性的税务优惠,成本下降(比如裁员),或者产品价格大涨,也经常被股民当成永续性的好处。一个成功的并购(可能纯粹是靠运气)也会被投资者夸大。看市赢率时,也过多地看眼前的比率, 而忘记了过去的比率,和未来可能的比率。 “市政府高度重视某公司” 经常被股民当成是利好。可是, 大家容易忘记一句大实话, 真正有生命力的企业或者行业并不怕打压, 而只有坏公司和坏行业才需要扶持。而且, 扶持是不具有持续性和放大功能的, 比如, 今年政府补贴一亿元, 明年两亿元, 后年3亿元?? ……
第二，我们过于看重名人的效应。因为某某名人买了某个股票，我们就跟着他买。但是，这位名人也许并没有做过研究，也许这项投资是个错误（连巴菲特也时有错误）。有些时候,这项投资也许是明智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三个月后这个股票跌了百分之三十，我们就把它卖了。而那位名人坚持持有了两年，赚了一倍。在有些IPO的认购中,有些名人碍于面子(或者一时头脑发热)认购了新股,零售投资者便争先恐后。
第三，我们容易忘记企业的业务控制能力。在香港上市的不少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裁经常在香港居住或者与投资者见面。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们跟国内的 业务会不会脱节？跟拉丁美洲，俄罗斯或者蒙古的业务会不会脱节？如果一个企业的业务遍布全国几个城市甚至几十个城市，那么公司高层究竟住在香港，还是北京 或者西安都是一样。问题出在有的公司的高官太关注股价，而慢慢忘记了业务，业务开始下滑。长期授权(假手于人)的结果就是下属自建独立王国。去年，某公司的香港总部决定由另外一家公司合并。协议刚公告，下面几个附属公司的高层就开始造反，连公章也不肯交出来，也不配合对方公司的尽职调查，甚至连财务报告也拒绝做。还有，有些公司本来就是后门上市, 公司有了两张皮。虽然他们内部有沟通，但毕竟时间长了，两边各说各话。
第四，我们喜欢忙碌的公司。有一种公司很忙碌: 不断发行新股票, 债券或者可转换债券, 而同时又分派不错的现金红利。这实际上是耍弄投资者的一种雕虫小计,但很多人被迷惑。还有一种公司不断兼并收购, 过了一年两年, 又陆陆续续把它们卖掉。买的时候有故事,卖掉的时候也有理由。这样的公司的股价会高于安安静静的公司的股票。投资者还有一个偏好: 喜欢爱动的公司, 而忽略安静的公司; 喜欢IPO公司,而忽略老公司。这很象香港居民喜欢买新楼, 而不爱旧楼一样。
第五，我们期望过高，反而导致回报率过低。理论上，股票市场的中长期回报率与宏观经济的增长率应该差不多。在当今这个年代和这个世界，那就是百分之四到八。其实，美国股市，日本股市和不少其它股市在过去十年的回报率是负数。大多数基金在过去十年和15年的回报也是非常低的。当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能够比大多数人做的高明，但结果不见得总是如意。如果你告诉一个零售投资者，他的中长期投资回报率只能是百分之四到八，他会很不愉快，或者嘲笑你：没可能那么低！
我们的期望太高，反而导致结果很差。我们买了股票以后，往往还没来得及让公司的基本面得以改善，或者让资本市场认识到公司的优点，就急不可耐地卖掉了。比 如，股票半年后还没涨，甚至跌了，我们便开始怀疑自己的眼光。另外，我们太容易爱上另外的股票，于是不断地搬迁。有研究发现，多数股票和整个市场在中,长期内的大涨，或者大跌都集中在某个很短的时间内(也许几天之内)。 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耐性，买来卖去，也就很可能正好错过那大涨的某几天。反过来，你会说，你也可能正好躲过了股票大跌的那几天。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的运 气就那么好呢？我想起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新加坡等出租车不容易。我在某个位置等了十分钟，开始不耐烦。于是走到另一个路口去碰运气。可是，我刚刚走开，在 我后面排队的人就等到了车。我在新的位置又等了十分钟，还是嫌出租车来得太慢：也许这个位置还是不好。如此反复，半小时以后，我还是没有等到车，而那些本 来在我后面排队的人们都已经回家了。投资就象等出租汽车一样, 就象守株待兔一样。
第六，过分轻信公司和专家。多数投资者都犯过（也许经常犯）这个错误。我们轻信公司的概念，故事以及媒体的报道，所以投资太轻率。公司高管可能撒谎。或 者，他们虽然没有撒谎但是他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可能低估了面对的困难。很多投资者亏钱是因为他们轻信股评家，分析员和媒体。而这些人发表意见之前未必 做过认真的研究。本文是我最近出版的小书,《一个证券分析师的醒悟》的一个小结。
注意: 本文绝对是作者个人观点, 不代表其雇主瑞银投资银行。
為什麼技術分析經常不准。技術分析是一種占卜。 黑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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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分析是用一個結果，去推導另一個結果（兩個結果相互預測）。而不是用原因來判斷結果。
如果您很瞭解占卜請忽略以下段落：
首先我不歧視占卜，占卜是古人智慧的結晶，是在沒有掌握科學的方法的時候，改採用的沒有辦法的辦法。
占卜的核心是：通過預兆，預測未來。
古人發現，很多事情在發生前會產生徵兆。如：天亮前，雞叫。下雨前，燕子低飛。地震前，老鼠亂跑。
以下舉一個例子：火烤龜殼，預測下雨。
首先下雨有個一般前提：空氣濕度大。
空氣濕度大，龜殼濕潤。用火烤龜殼時，濕潤的龜殼的開裂方式和乾燥的龜殼不一樣。（就如同用火烤濕潤的木條和烤乾燥的木條，開裂是不一樣的）。裂紋形狀必然不同。
於是認為龜殼的裂紋形狀和降雨有關係。即降雨和裂紋形狀有共同前提——空氣濕度大。
但是古人不知道有空氣濕度這件事，所以他們用兩個結果相互預測。
占卜是用徵兆(先發生的事情)來預測未來。
技術分析是用過去的股價信息來預測未來股價。
即都是用過去預測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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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不准的主要原因是：占卜是用同因的兩果之間相互判斷的。
此話怎講?回到上面的例子，下雨和裂紋的原因都是空氣濕度大。
下雨和裂紋是空氣濕度大所可能產生的兩個結果。
之所以說是可能是因為：
下雨：需要空氣濕度大 和有冷空氣到來。
裂紋：需要空氣濕度大 和龜殼自身條件。
所以雖然有部分原因相同，但是互相之間也有不同的因素。並不是互為因果，相互充要的關係。
所以占卜總是不太準。
技術分析是用過去的股價信息來預測未來股價。（K線，均線，量能，趨勢 等等都是這樣）
它假設影響過去的股價的主要因素 依舊是影響未來股價的主要因素。——過去的股價絕不是未來股價的主要原因
過去的股價和未來的股價是同一個因素在不同的時間所產生的兩個結果。
但是在不同的時間，不光只有這個因素在起作用，而且這個因素本身在不同時間也未見得沒有變化。
所以技術分析才經常不准。
正如占卜會略了影響下雨的真正因素（空氣濕度大和有冷空氣到來）
技術分析也忽略了影響股價的真正因素。而是用表象預測表象。所以他必然不會太準。
PS：為何說：「過去的股價絕不是未來股價的主要原因」
因為假如——過去的股價是未來股價的的主要原因——的話。
那麼：過去1年，一個月，或者一個星期，價格為10元的股票，未來也必然是10元。它不可能賣5元或是20元。
那麼：只要某隻股票現在賣100元，它就合理，未來也該賣100元。——不論賣什麼價格，從技術上來講都合理。
但這是不可能的。
當然大家都知道
影響股價的最主要的因素————企業的效益。
“日本人經常道歉，不代表真心認錯” 一個日本記者經歷的中日誤解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7038
日劇《半澤直樹》曾風靡中日兩國。但劇中的銀行職員半澤直樹不懼上級、屢屢叫板的形象，在日本現實社會中純屬罕見。（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大部分的日本人，依然恭順禮貌．野島剛覺得這是誤解。“日本的很多禮儀、禮節只是一種習慣，並不真正理解這些禮節背後的意思。”
《菊與刀》提出日本人具備“恥意識”，但是缺乏“罪意識”。野島剛解釋，這意味著，日本人經常道歉，卻不代表他們真心認罪。
1987年，日本人野島剛在吉林大學學醫。有空就坐硬座火車在中國各地遊歷。那時，日本人在中國還不多見，無論在哪里，野島剛都會被火車上的中國人“包圍”。
“有些人一開始很有禮貌，可是越來越激動。很多中文聽不懂，但還是可以感受到他們那種憤怒。”野島剛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中國人常問的是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歷史。“日本人為什麽那麽壞？”他們怒氣沖沖地責問。
直到現在，還會有中國朋友問野島剛：“為什麽日本人那麽喜歡軍國主義？”
“哪有什麽軍國主義。”野島剛很驚訝：“現實情況是，日本人非常討厭1945年以前日本軍國主義的時代，如果做輿論調查，99%的日本人會說我們不希望有軍國主義。而且我們有選舉，如果一個政黨說要恢複軍國主義，那這個政黨不可能會得票。”
2013年，野島剛在東京重逢中國老友王眾一。兩人懷念當年一起喝過的大酒吃過的烤串，只是關於中日關系的話題，兩人心照不宣，只字未提。
野島剛後來成了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從1990年代開始做中國報道，擔任過《朝日新聞》中文網主編，現在是獨立記者。他中文越來越好，對中國也越來越熟悉，二十多年來，他也看到中日關系越來越多的負面消息：反日遊行、中國批評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釣魚島爭端……
而無論是飲食起居、社會文化，還是政治、民族性格，中國人對於日本的誤解也越來越多。2016年3月，野島剛出版《被誤解的日本人》一書，想澄清的就是這些誤解。
“我們是不是可以一開始就劃定一條界線，以‘原本日中兩國就有很大差異’為前提開始思考呢？如果覺得‘對方和我差不多’，那麽一旦生氣了，自然就滿腹牢騷去抱怨，而如果置身於‘我們不同，彼此有差異’的大前提下，當發生齟齬時則有必要相互之間更細致、更準確地去理解對方。”野島剛在書中寫道。
“如果覺得演AV稀松平常，社會就有問題了”
2014年11月，中國大陸導演刁亦男出席金馬獎頒獎儀式時，談到臺北的物價比北京便宜很多，是窮人的天堂。
野島剛在現場聽到後不以為然：“臺灣並不是窮人的天堂，日本才是！”
野島剛曾經調查世界各地的物價水平，發現日本不僅低於歐美各國，還被澳大利亞、巴西、中國、韓國等趕超。在日本，每天大約花50元人民幣就能在外面吃到不錯的一日三餐；由於人口負增長，租房市場供大於求，日本的房租價格也在不斷下降：人民幣2500元就能在東京市中心的新宿附近租到一室一廳一廚的房子；日本大學畢業生第一年的平均月薪超過1萬元人民幣，已經能在東京輕松生活。
在這個“窮人的天堂”，選擇結婚的人卻越來越少。2014年日本政府人口統計顯示，日本50歲以下成年女性的未婚率超過10%，比1970年代增長了5倍。
野島剛的一位男性朋友，周末和家人一起過，周一到周五卻和多個女性共同生活。“日本社會正在緩慢進入一夫多妻制。”野島剛說。
原因之一是日本女性經濟上日益獨立。據統計，截至2014年，日本20至29歲年輕女性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超過了同年齡段的男性。收入增長的同時，日本女性不婚、離婚和非婚生子的數量也在增加。野島剛認識的不婚女性大多有體面的工作和較高的顏值，而“好男人都結婚了”。
日本社會主流價值跟中國一樣：被發現“劈腿”的明星，還是會挨罵。但這種近乎的“一夫多妻”，卻越來越成為現實。“這個情況是沒那麽健康，法律上也是不允許的。”但是野島剛仍然在自己的中文專欄上寫文章呼籲，如果“一夫多妻”中的男女自願，社會制度應該保障他們的利益，尤其是非婚生子女的利益。
另一面，看似性開放的日本社會，“包容度”似乎還比不上中國。
2013年，日本經濟新聞的記者鈴木涼美出版了專著《AV女優的社會學》，廣受好評。直到2014年，鈴木涼美被日媒指出曾經出演過AV卻刻意隱瞞，輿論又發生了反轉——人們驚訝的是，“日本社會深得信賴的著名媒體聘用了AV女優”。
而在中國，AV女優蒼井空贏得了非常廣泛的名聲，而且大多是好評。2012年1月，蒼井空在中國出席某電商企業年會，與公司領導和員工親密擁抱。此後，越來越多日本AV女優到中國出席活動、代言廣告。
“我有點意外。”野島剛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在日本，拍過AV的演員也有機會出現在廣告和媒體上，但是在公眾面前仍然比較避諱。“如果所有人都覺得演AV這件事稀松平常，這樣的社會就有問題了。社會道德上將AV或者說性產業視為灰色領域，這是良知的體現。”
網上“炎上”，網下不愛投票
2012年5月，一位中國媒體人在微博上曬出一條批評強拆的評論，“我家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日本鬼子來了都沒好意思說這塊土地是天皇的。”朝日中文網官方微博留言：“鬼子可以轉一下麽？”
這條微博，被網友轉發到推特上，激起了日本網友的不滿：《朝日新聞》這份反日報紙！野島剛解釋，“鬼子”意不在貶損，而是自嘲。然而無濟於事，這條微博最終刪除，並由官方道歉，事情才算平息。
日語中把這種現象稱作“炎上”，意思是，這類網絡輿論事件的狂熱，如同烈火燃燒。野島剛發現，日本早在戰爭年代，就有“炎上”的風氣。
甲午戰爭之前，一些日本報紙向中國派駐記者，不斷發回關於中國人如何落後的報道，以“挺戰”。另一些報紙則反對戰爭。最終，反戰報紙銷量不斷下降，記者被報社解雇，支持戰爭的輿論占了上風。野島剛感嘆，這些報道推動了侵華戰爭，罪孽深重。
今天的日本人對政治則顯得不那麽熱衷。2012年日本眾議院選舉，日本選民的投票率創下日本戰後最低紀錄。
2013年日本參議院選舉，47.39%的選民放棄了投票，11.8%的選民投給了無黨派候選人、職業演員山本太郎，使得毫無從政經驗的他當選日本國會議員。
野島剛分析原因：“許多日本選民不支持安倍晉三的亞洲外交政策和推動核電站的態度，所以沒投票給自民黨；又認為民主黨碌碌無為，所以沒投票給民主黨；因為反對石原慎太郎對釣魚島的做法，所以沒給維新會投票。”
“半澤直樹就是日本人的一個夢”
2014年的日劇《半澤直樹》，讓同名男主角成了中國觀眾心目中日本職場人的代表形象。
在中國和日本，《半澤直樹》都大受歡迎，在日本關東地區和關西地區，收視率一度超過40%。劇中，某企業向某銀行貸款5億日元，隨即宣布倒閉。銀行分行長企圖讓下屬半澤直樹為壞賬背鍋。半澤直樹不僅沒有就範，還秘密調查出銀行領導與該企業的合謀，並追回了貸款。半澤直樹屢屢向上級叫板，不屈不撓。
然而，“日本社會實際上很難看到這種人。如果他那麽做，第二天就要調到別的部門了。日本社會對這種異議分子很快會排斥。”野島剛解釋，“半澤直樹就是一個日本人的夢，只能在電視上實現。”
大部分的日本人，依然恭順禮貌。然而，野島剛覺得這也是誤解。“日本的很多禮儀、禮節只是一種習慣，人們並不真正理解禮節背後的意思。”
野島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最初日本人是通過中國的書本學習禮儀，學會了很多形式上的規則。比如日本人在離開家時要說“我走了”，回家時要說“我回來了”，但並不思考背後的含義，哪怕家里沒人也照說不誤。日本人吃飯要先說“我開動了”，如果一個人吃飯，就對著食物說這句話。
“我們是形式化的社會。”野島剛對南方周末記者總結。犯了錯誤的人在記者會上道歉：“給大家添麻煩了，實在抱歉。”但“這句話常常讓人看不清到底是對誰道歉，對什麽問題道歉，因為道歉的對象不是具體受害人，而是籠統的社會整體。”
日本人普遍認可《菊與刀》里對日本的分析。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提出了日本人具備“恥意識”，但是缺乏“罪意識”。野島剛解釋，這意味著，日本人經常道歉，卻不代表真心認錯，“日本人對待歷史問題也是這樣，也在反省戰爭，卻沒有深刻的罪惡感。”
誤解也並不是單向的。2014年，旅日華人李小牧想參加日本參議院選舉。很快有人反對：“千萬別讓中國間諜當選。”李小牧最終收獲1000票，沒有達到1300票的當選線而失利。
野島剛的《被誤解的日本人》出版時，日本內閣府恰好公布了2016年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回答對中國“沒有親近感”的日本受訪者達83.2%，創造歷史紀錄。
“誤解存在於所有國家和民族之間。沒有誤解的人際關系和國際關系是不存在的。”野島剛下一本書，想寫“被日本人誤解的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