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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盛松成：2017年貨幣政策總體較緊 不主張一次性把匯率放開

5月12日據中新網報道，央行5月12日重啟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引發市場無數遐想。中國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在接受專訪時指出，此舉屬於央行正常操作範疇，市場沒有必要過度解讀，金融市場利率短期大幅上升的空間已不大。在談及匯率問題時，盛松成認為未來人民幣可能會升值。

央行重啟MLF屬正常操作

11日，央行通過逆回購實施了過去五日的首次公開市場操作(OMO)凈投放，雖然規模僅200億元，卻被市場視為重要信號。12日，央行開展了MLF操作4590億元，進一步激發了市場對央行維穩的猜想。

市場分析指出，央行此舉意在緩和前期金融監管政策對金融市場造成的沖擊，甚至有聲音指出貨幣政策有可能小幅轉向。

對此，盛松成指出，此次操作屬於央行正常操作。“在流動性偏緊的情況下，央行從反方向操作緩和一下，這是很正常的，也是很適當的，沒有必要過多解讀。”

在本次專訪中，盛松成用“try and error(試錯法)”來描述貨幣政策的摸索與實踐：“貨幣政策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如果太緊了，總要放一放。”

2017年貨幣政策總體較緊

盛松成進一步指出，2017年貨幣政策總體來說是會比較緊的。

此前盛松成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指出，2017年貨幣政策也不具備放松的條件。“因為貨幣政策不僅要考慮穩增長，也需要考慮匯率變動、通貨膨脹、股市、樓市等方面。另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到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這需要控制貨幣供應量。”盛松成分析稱。

目前一行三會監管趨嚴成為大勢，資金價格也一度出現大幅攀升的局面。盛松成強調：“銀行間市場的流動性不會過於緊張，今天央行的操作就是一個例子。”

去年12月初，盛松成曾拋出未來可以考慮加息的觀點，引發市場熱議。而從年初以來，作為央行貨幣政策錨的DR007已經持續大幅走高近90BP，貨幣市場已然“實質性加息”。

“銀行間市場利率上行，存貸款基準利率沒有變動，這樣對實體經濟影響比較小，但是又可以擠掉金融泡沫。當然，我並不認為銀行間市場利率會升得特別高，會把貨幣市場的流動性收得特別緊，利率短期大幅上升的空間已不大，但總體來說，目前貨幣政策是朝緊的方向發展，這也是擠泡沫防風險的需要，防止資金空轉、脫實向虛。”

在近期的署名文章中，盛松成還指出，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比新增貸款更適合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因其涵蓋了更廣泛的融資渠道。但由於金融市場尚未全面形成市場決定的價格體系，因此，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可視為M2的有益對照和補充。

人民幣匯率或有升值可能

去年市場有聲音指出，2016年底人民幣匯率會破7，2017年上半年會破7.2，2017年底可能到7.5，在盛松成看來這都是缺乏根據的。他指出，盡管監管趨嚴利率上行，但是人民幣匯率近期走勢平穩。

“我不認為匯率會大幅貶值，我反而認為可能會升值。因為目前中國的經濟基本面比較好，而且供給側改革也有成績。”

從去年11月開始，盛松成便提出要加強人民幣匯率預期管理。“我不主張一次性把匯率放開、匯率完全由市場決定，因為市場可能出現超調，這會傷害經濟，我認為應該加強預期管理，保持匯率基本穩定。”

中國需要在“保匯率”或者“保外儲”二者中選擇?盛松成認為兩者並不相沖突。“實際上，目前我們是以比較小的成本維持匯率穩定。任何東西都是有成本的，外匯儲備一點都不降(來維持匯率穩定)，這也是做不到的。如果只想著保儲備，而任由匯率下降，很可能儲備與匯率都保不住。實踐已初步證明，最近一兩年來，我國匯率調控的總體思路和政策措施是成功的，既維持了匯率的基本穩定，也未使外匯儲備過度減少。”

央行參事盛松成：縮表不等於緊縮 擴表不意味著寬松

據國際金融報5月17日報道，央行參事、央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發表“央行縮表與貨幣供給”的主旨演講，他表示央行縮表不意味著緊縮，當前中國依舊是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盛松成從貨幣理論角度對當前央行的貨幣政策進行了分析。他指出，貨幣理論主要有貨幣需求和貨幣供給兩種理論。“貨幣需求理論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但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供給理論形成才幾十年，最有名的是上世紀60年代弗里德曼、施瓦茨和卡甘等人提出的理論，用公式表示就是‘M=mB’，其中，M是貨幣供應量，B是基礎貨幣，m是貨幣乘數。”

“首先，基礎貨幣B，又叫做高能貨幣、貨幣基數，它有四個特征：(1)它是貨幣當局的主動負債，(2)它能為貨幣當局所直接控制，(3)它的運用能創造出多倍於其自身量的存款貨幣，(4)它是商業銀行及其他存款機構的負債產生的基礎和貨幣供給的制約力量。”盛松成講到。從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角度，盛松成表示，通貨和存款準備金，這兩項加起來就是基礎貨幣，中央銀行的負債並不都是基礎貨幣，央行縮表不等於基礎貨幣減少，央行擴表也不等於基礎貨幣增加，而對整個社會流動性有影響的是基礎貨幣。

對於基礎貨幣的影響因素，盛松成講到，中央銀行傳統的三大政策中，只有公開市場操作和再貸款、再貼現政策影響基礎貨幣，存款準備金政策不影響基礎貨幣，而只影響貨幣乘數，但貨幣乘數還受其他因素影響，不完全由央行控制。“比如說降準就是寬松政策，降準以後，如果是影響基礎貨幣，那一定是基礎貨幣減少，如果降準減少了基礎貨幣，那就說明是緊縮政策了，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事實也不是這樣。”盛松成表示，降準並不影響基礎貨幣，基礎貨幣的變化是由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里面資產端和負債端的有關項目變化引起的，降準只是影響貨幣乘數，因為降準使一部分法定準備金變成了超額準備金，就有可能促進商業銀行的貸款，從而提高貨幣乘數，進而增加貨幣供應量。此外，盛松成指出，貨幣乘數不僅僅是中央銀行決定的，還與公眾和銀行行為有關。

盛松成提到，2014年以來，外匯占款增長速度顯著放緩，為保持貨幣供應的平穩增加，人民銀行一方面通過降低準備金比率提高貨幣乘數，另一方面通過公開市場操作、PSL、MLF、SLF、SLO等貨幣政策工具提供基礎貨幣。其中，2015年人民銀行資產規模縮減最為明顯，全年縮減2.04萬億元，同期基礎貨幣縮減1.77萬億元。期間，由於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四次降低，貨幣乘數提高，廣義貨幣供應量同比增長13.3%。

盛松成指出，縮表不等於緊縮，擴表不等於放松。“比如說二、三月份我們資產規模分別縮減了2798億和811億元，但是貨幣乘數上升到5.29倍，M2增長10.5%。”盛松成表示，這其中還有春節因素的影響，存在季節性的變化。“一月份由於春節影響，所以春節前往往是大量的貨幣投放，而二、三月份會貨幣回籠。”盛松成表示，央行資產負債表里還有政府存款，這並非全是中央銀行的主動行為，而基礎貨幣是中央銀行的主動負債，所以縮表不等於緊縮。

盛松成講到，2017年4月份是擴表，但是擴表不等於貨幣擴張。“因為我們央行總資產增加了3943億，其中，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增加了3850億，這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實現的，從負債端看，政府存款增加了，因為四月份是交稅的高峰期，但是儲備貨幣是減少的，基礎貨幣減少了近三千億。”盛松成指出，縮表不等於緊縮，擴表也不意味著貨幣放松。

對比美聯儲縮表問題，盛松成指出，在美國情況不同，美國是主動縮表，中國不存在主動縮表的問題，中國以前也有過縮表，但都不是主動的。盛松成表示，從2008年至今，中國央行9年當中擴表1.7倍，實際上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張速度還沒有經濟擴張快。而同期美國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大了5倍，美國的GDP平均2%，所以要縮表，“不能美國一縮表就覺得我們也要縮表，完全兩回事。”盛松成指出，目前美國經濟已恢複，所以要縮表，同時美聯儲主席還提出兩個縮表理由，一方面是想減少美聯儲對整個經濟的影響，另一方面，美聯儲現在縮表，也能在未來經濟下行的過程當中有機會擴表。

盛松成最後總結稱，中國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和美國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有很大的區別，縮表不等於緊縮，擴表不等於寬松。我國央行如果縮表也不是主動的，而且不存在大量縮表的問題，當前我國還是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專訪盛松成：貨幣政策需不斷探索，社融將成宏觀調控核心指標

今年以來，在金融去杠桿進程下，貨幣政策整體中性偏緊的方向已經確立。如何解讀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時放時收?在由表內向表外騰挪的“大資管時代”，什麽樣的統計指標才有助於實現真正的“穿透式監管”?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參事、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兼職教授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財經的專訪。“在偏緊的大方向下，中國央行調控也不會一下子過頭，而是需要不斷探索(trial and error)，美聯儲也是如此。例如，在一段時間的凈回籠後，5月11日，中國央行以利率招標方式開展了800億元逆回購操作;在12日又重啟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投放規模4590億元，一度引發市場遐想。但在下一個周一，央行再次暫停了公開市場操作。”盛松成表示，這其實就是松緊結合、不斷探索、實踐而不過度，這也不代表貨幣政策轉向。

此外，盛松成認為，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對於精準宏觀調控、穿透式監管的重要性日漸凸顯。“社會融資規模與貨幣供應量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理論上而言應該是相輔相成，但如今表外融資等規模越來越大，其對M2（廣義貨幣）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因此M2似乎已經有所失真。”他舉例稱，今年3、4月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比分別為12.5%和12.8%，而M2則僅為10.6%和10.5%，“如果M2不失真的話，說明貨幣政策已經比較緊了，那為什麽還要強調中性趨緊呢?”

盛松成的上述觀點，之前就體現在《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12期)刊載的他的論文《社會融資規模與貨幣政策傳導——基於信用渠道的中介目標選擇》(與謝潔玉合作)里，這是中國頂級社會科學期刊首次刊發有關社會融資規模的學術論文。

貨幣政策需要不斷探索

5月22日，中國央行進行400億元人民幣逆回購操作，其中300億元是14天期，100億元是7天期。當日有100億元逆回購到期，換言之實現凈投放300億元。央行公開市場本周有4100億元逆回購到期。

盛松成對記者表示，在去杠桿、中性趨緊的政策基調下，央行會實行合理的調控。“把貨幣市場利率提高後，擠掉的是金融泡沫，而如果存貸款基準利率提高，則會直接影響實體經濟，因此前者仍是調控重點。”

值得註意的是，對於5月12日央行開展的MLF操作(4590億元)，市場分析指出，央行此舉意在緩和前期金融監管政策對金融市場造成的沖擊，甚至有聲音指出貨幣政策有可能小幅轉向。

對此，盛松成此前也表示，這一操作屬於央行正常操作。“在流動性偏緊的情況下，央行從反方向操作緩和一下，這是很正常的，也是很適當的，沒有必要過多解讀。”

他表示，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去杠桿攻堅戰下，中國的貨幣政策也在不斷摸索與實踐。“貨幣政策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如果太緊了，總要放一放。”

其實，在美國也何嘗不是如此，量化寬松(QE)是史無前例的，因此如今的加息進程和未來的縮表進程都是“摸著石頭過河”(trial and error，在國外也理解為“試錯”)。

今年4月以來，由於監管清理“三套利”的雷霆行動，中國銀行業的同業、投資業務，在數年來的高歌猛進之後，正在一步步走向終結，一手做大同業負債、一手做大同業資產的模式難以為繼。各界對於同業存單納入同業負債監管指標的預期也異常高漲。

盡管同業存單是一種良好的流動性管理工具，在外匯占款下降、降準不至的情況下，成了中小銀行“補水”的便利工具，“但用過度了就必須要進行合理監管。”盛松成告訴記者。

在他看來，未來降準概率仍然較小，如果超額儲備金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才可能降準。盡管如今超儲率低於往年平均，但他仍認為：“降準有兩大顧慮，一是會給市場很強的寬松暗示，這與當前監管總基調不符;第二，降準後不可能再緊，因此央行仍然更樂於用公開市場操作來調節流動性。”

社融將成宏觀調控關鍵指標

近一年多來，盛松成也在諸多場合上強調，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比新增貸款更適合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因其涵蓋了更廣泛的融資渠道。但由於金融市場尚未全面形成市場決定的價格體系，因此，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可視為M2的有益對照和補充。

其實，理論上而言，社會融資規模與貨幣供應量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貨幣供應量從存款性金融機構負債方統計，是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提供的流動性和購買力;社會融資規模則是從金融機構資產方和金融市場發行方統計，從全社會資金供給的角度反映了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因此，從資產負債角度看，社會融資規模和貨幣供應量能夠相互補充和相互印證，二者並不是相互替代的關系。

“但是，隨著銀行表外業務規模不斷擴張，直接融資快速發展，企業並不完全依賴於銀行貸款，信貸規模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作用會減弱。”盛松成表示，尤其是近兩個月的M2和社會融資規模數據已經開始分化，M2存在失真或失靈的跡象。

他也提及，國內外文獻均指出，隨著直接融資的快速發展，企業並不完全依賴於銀行貸款，信貸規模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作用會減弱。由於非信貸融資對實體經濟運行的影響越來越大，若宏觀調控只控制信貸規模，其他方式的融資就可能快速增長，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從而可能貽誤調控時機，影響調控效果。監測指標只有兼顧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才能反映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追根溯源，2010年11月，在周小川行長領導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開始研究、編制社會融資規模指標。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2016年3月5日)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今年廣義貨幣M2預期增長13%左右，社會融資規模余額增長13%左右。”這是首次在國家層面提出社會融資規模余額的增長目標。

由此，歷時近六年實踐的發展，社會融資規模正式作為貨幣政策的調控指標。

盛松成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如今地方政府和市場人士(資管行業)都更加偏好社會融資指標。因為從機構看，這一指標包括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從地域看，是實體經濟從境內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總額。

更值得註意的是，近期有經濟學家的測算顯示，從2009年至今，社會融資規模和GDP的相關性高達0.97，呈高度相關性，且社會融資領先GDP指標一個季度。

人民幣或穩中有升

除了金融去杠桿，匯率問題在過去很長時間成了牽制貨幣政策因素之一，不過這一擔憂已經有所減弱。

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的單向貶值已經出現轉機並逐漸趨於穩定。在美元升值勢頭減弱、海外政治風波擡頭的背景下，人民幣近期更是升值勢頭強勁。美元/人民幣一度從去年12月6.97的最低點升值至如今的6.8874;美元指數從103.8的最高點不斷跌至如今的97.26。

其實，早在去年12月，盛松成就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強調，維穩人民幣匯率預期、打破單邊貶值趨勢是當務之急。“2016年8月以來，我國經濟就已經出現了好轉，但市場預期並不全都是理性的，短期內也並非都向基本面回歸，而單邊預期往往使市場超調，假設本來會貶值5%，如果家庭、企業集中換匯，貶值幅度可能大大提高。”因此，盛松成強調，預期管理特別重要。

他近期表示：“我不認為人民幣匯率會大幅貶值，反而認為可能會升值。因為目前中國的經濟基本面比較好，而且供給側改革也有成績。”

盛松成認為，在匯率調控中，我國貨幣當局一方面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測和宏觀審慎管理。例如，要求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匯出資金中，本外幣比例應保持與匯入時基本一致，上下波動不超過10%;大型海外並購交易的外匯審查、個人外匯申報的真實性核查都有所加強。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並沒有修訂資本管制的相關條款，個人年度購匯便利化額度也未改變，但加強監測顯然有助於控制資本外流。當長期的資本賬戶開放與短期的資本外流相矛盾的時候，自然首先需要考慮當前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但是我國資本賬戶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目標並沒有改變。”他稱。

另一方面，通過增加外匯供給來穩定匯率也至關重要。比如開放債券市場和銀行間外匯市場，擴大銀行持有的結售匯頭寸下限，允許中資非金融企業借用的外債資金按現行外商投資企業外債管理規定結匯使用等多項措施，都有利於擴大資金流入，增加外匯供給。又比如適時運用外匯儲備，維護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防止市場“超調”，有效抑制了市場的恐慌情緒，避免了外匯儲備不保、匯率失守的雙輸局面。

央行參事盛松成：若只應用在虛擬貨幣，區塊鏈就沒有前途

區塊鏈的話題熱度隨著比特幣價格這兩年火箭般的走勢居高不下，在博鰲亞洲論壇現場，分論壇“再談區塊鏈”現場座無虛席。

央行參事盛松成在分論壇上直言：“如果區塊鏈主要放在虛擬貨幣方面，我覺得區塊鏈是不會有前途的。”

盛松成分析，區塊鏈是一門技術，比特幣是虛擬貨幣，只是區塊鏈的一種應用， 因為虛擬貨幣本身不是貨幣。經濟調控主要靠財政貨幣和貨幣政策，貨幣政策要靠國家控制貨幣的發行權，這就是法定貨幣。如果虛擬貨幣泛濫是法定貨幣，貨幣政策是無法執行的。所以區塊鏈不要用到貨幣方面，這是沒有前途的。

除此之外，盛松成還建議，區塊鏈不要用在金融方面，因為現在實際上傳統的金融的支付系統，已經基本上能滿足日常支付的需要，區塊鏈技術用到金融支付上效率反而低；而反洗錢、反偷稅漏稅的功能銀行卡之類都已經實現了。

對於區塊鏈的發展，盛松成認為，要真正為實體經濟服務，要把區塊鏈應用到實際場景中，而不是從貨幣去談區塊鏈。如果在這一方面可以做成，法律、制度、技術都將不是障礙。

盛松成：比特幣是烏托邦，數字法幣發行有待商榷

眼下，比特幣作為虛擬貨幣中影響最深廣的類別，已經當之無愧成了與區塊鏈並列火爆的詞匯之一。私人數字貨幣崛起與區塊鏈熱蔓延全球的同時，一些主權國家的各國央行發行“數字法幣”，也箭在弦上。

去年秋，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宣布推出石油幣，這是一種由該國石油儲備支持的加密貨幣。今年年初，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範一飛在《第一財經日報》發表署名文章《關於央行數字貨幣的幾點考慮》，文中提到了央行數字貨幣的一些重要設計理念，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註。

6 月2 日，中國人民銀行參事、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在“中國金融創新論壇”上表示，央行研究甚至試圖發行數字法定貨幣是被“逼出來的”，既然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那麽，有沒有必要發行所謂的數字法幣需要考慮。

比特幣是烏托邦

盛松成認為，虛擬貨幣與電子貨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以比特幣為代表的虛擬貨幣本質上不是貨幣。“比特幣本身就是想實現貨幣非國家化，我認為這是一個烏托邦。”盛松成說。

他解釋稱，目前實際上電子貨幣已經十分普遍，比如說，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第三方支付等，由於在客戶的體驗上，電子貨幣和數字貨幣很接近，所以很多人往往會誤解，認為電子貨幣就是數字貨幣。

然而電子貨幣本質上和數字貨幣是完全不同的。電子貨幣實際上是國家信用貨幣的實現形式，不管是紙幣還是電子貨幣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電子貨幣並不是一次革命性的變化，它作為貨幣的本質是不變的，和紙幣一樣，也是國家信用支撐的流通手段和價值儲藏手段。

盛松成認為，首先，從技術上看，比特幣由於其有限性，難以分拆，價值的波動也阻礙比特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其次，本質上講，貨幣政策是目前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主要的經濟政策之一，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離得開貨幣調節，貨幣應用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國家壟斷貨幣發行權，由此國家才能夠調節匯率、物價、就業以及經濟增長等。

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這一觀點此前已經多被專家和學者點出。“比特幣是去中心化的，央行主導的數字貨幣一定不是這樣的貨幣，它只能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在另一場論壇上指出。

根據國家互聯網金融安全技術專家委員會發布的區塊鏈行業動態月報，5 月份，比特幣價格呈下行走勢，市值由月初的1573 億美元跌至月末的1274 億美元，跌幅19%。

“比特幣的價格如果不斷地出現暴漲暴跌的情形，倒是可以促使人們認真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具有如此價格波動性的東西究竟能不能作為貨幣。”此前中國銀監會特邀顧問、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指出。

“在可預見的將來，國家都不會放棄貨幣政策，而只會加強貨幣政策，所以即使發行數字貨幣，也只能由央行來發行。”盛松成說。

需考慮發行數字法幣的必要性

對於目前各國推出數字法幣是否真的“迫在眉睫”，盛松成提出了不同觀點。

他認為，既然目前大家都已經認識到虛擬貨幣本質上不是貨幣，更取代不了貨幣，而且現在主要國家都已經從貨幣性上根本否定了虛擬貨幣。所以中央銀行有沒有必要發行所謂的數字法幣需要考慮。

具體而言，盛松成指出，首先，現有的支付系統已經很安全、便捷且可以支持較大規模交易。而區塊鏈技術如果運用到貨幣上，可能並不能促進貨幣流通的順利，甚至會使得速度反而減慢。

對於數字貨幣可追溯性在反洗錢、反偷稅漏稅、反貪汙腐敗方面的特殊功用，盛松成認為，數字法幣雖然可以跟蹤資金走向，但是實際上現在的電子貨幣已經能夠完全實現這一點，並不需要通過所謂的數字法幣來跟蹤。

其次，目前發行和流通數字法幣的框架尚未確定，包括如何發行數字法幣，數字法幣的幣制如何確定，以數字法幣為基礎的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如何實施，利率匯率如何決定，貨幣政策如何影響就業、物價、經濟增長等，這些問題不是單單從技術層面上所能夠解決的。

最後他認為，如果要在全社會推廣數字法幣，先要實現無現金社會，這是非常複雜也非常難以跨越和實現的。“發行數字法幣的隱性和顯性成本相當大，有些問題不單是金融的範疇，而涉及整個社會的範疇。盛松成說。

盛松成：金融去杠桿傳導至社融增量大降，料今年M2增速高於去年

6月12日，央行公布了5月金融數據。5月M2達到174.31萬億元，同比增速持平於8.3%，然而社會融資規模（社融）存量182.14萬億元，增速降至10.3%，且5月社融增量（7608億元）環比下降較多（4月社融增量為1.56萬億元），同比少增3023億元，引發了市場關註。

各界關註的是，究竟是什麽引發了社融增量的大降？M2的下降進一步向社融傳導後，這又將如何影響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央行的貨幣政策未來將如何相機抉擇？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原調統司司長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他表示，“社融增量大幅下降是金融去杠桿的進一步表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這三項‘影子銀行主力軍’的萎縮是主要原因。”根據其最新測算，上述三項指標在2017年1-5月對社會融資規模的拉動率分別是0.8%、1.4%和0.8％，而2018年1-5月則分別降至-0.9%，0.0%和0.1%。最新社會融資規模數據發布後，盡管企業債券融資凈減少，但與去年同期相比少減2504億元，企業債券融資對社會融資規模的拉動率反而上升。2017年1-5月，企業債券將社會融資規模增速拉低了0.3個百分點，而今年1-5月則拉動社會融資規模增速1.1個百分點。關於未來一段時間貨幣政策的趨向，盛松成對記者表示，“金融去杠桿導致融資環境趨緊，原來還只是在金融市場上，但現在開始傳導到實體經濟，標誌就是社融增量大降。但是，貨幣政策不應就此放松，否則金融去杠桿就會前功盡棄。當然，去杠桿的邊際力度應逐步趨緩，預計今年M2同比增速很可能會高於去年。”

社融增量下降是金融去杠桿的進一步表現

盡管社融增量下降，但盛松成認為，大家說的‘社融環比腰斬’可能太過片面，“一來觀測同比增速更加客觀，二來社融增量環比下降也源於季節性因素。一般來說，銀行抱著‘先放款先受益’的心態，一季度社融增量一般都較多，到了4、5月環比增量就會顯得有所放緩。”

當然，他也認為，金融去杠桿仍然是造成社融增量下降的主因，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影子銀行）增速的大降是關鍵因素。

最新數據顯示，非標融資持續收縮，委托貸款減少1570億元，同比多減1292億元；信托貸款減少904億元，同比多減2716億元；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減少1741億元，同比多減496億元，5月份，這三項合計減少4215億，同比多減4504億元。

另一方面，近期信用違約事件頻發，不少機構出現評級“潔癖”，對於一級信用債融資產生較大壓力。數據顯示， 5月信用債融資總額3681億元，環比減少4489億元。不過就今年1-5月的總量來看，債券融資的情況仍好於去年同期。

去年以來，M2增速大降至個位數始終是市場關註的焦點，相比之下，社融增速的放緩並不劇烈。“M2從金融機構的負債方統計，社融從金融機構的資產方和金融市場的發行方統計，兩者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未來隨著金融去杠桿逐步到位，預計社會融資規模和M2增速的差距將逐步縮小。”盛松成表示。

M2與經濟的相關性將提高

早前各界對社融與M2走勢差異議論較多，認為M2無法真實體現整體流動性情況。今年1-5月，社融與M2增速差距仍然較大，盛松成認為這主要是金融監管加強、金融去杠桿的結果率先體現在了M2之上。而到了5月，社融增量下降也是金融去杠桿效果的進一步顯現。他認為，隨著金融去杠桿的推進，預計社融與M2增速差距將逐步縮小， M2與經濟的相關性會提高。

今年1-4月，M2各來源結構中對其他金融部門債權的下降，導致M2增速較上年同期回落3.0個百分點。盛松成分析稱，社融與M2走勢從2016年10月開始出現差異，並且差距逐漸擴大。2017年8月，社融存量同比增速高於M2增速4.2個百分點，差距達到最大，比2016年10月擴大3個百分點；截至今年5月這一差距略有縮小，但依然有2.0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略有收窄（2017年5月，社融與M2增速相差3.3個百分點）。

M2早前率先大降的原因之一則在於，金融去杠桿導致銀行體系投向非銀金融機構的資金減少。具體而言，銀行購買非銀機構發行的資管等金融產品，將派生M2，但這是否增加社融，則要看非銀機構有沒有將這筆資金投入實體經濟。如果非銀機構從銀行體系拿到錢後沒有投入到實體經濟，而是在金融體系內部空轉，就會表現為M2與社融增速不一致；只有非銀機構將通過資管等產品融來的資金投入到實體經濟，才能增加社融。

不過，盛松成也表示，從歷史上看，社會融資規模與M2增速走勢基本一致，兩者相關系數達到了0.88。個別月份兩者的增速甚至完全一致，如2016年一季度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增速和廣義貨幣M2增速都是13.4%。

貨幣政策應穩健中性

針對未來的貨幣政策，盛松成認為，金融去杠桿的進程不會逆轉，但相較於此前穩健偏緊的貨幣政策，央行將更可能相機抉擇，使貨幣政策更趨穩健中性，運用定向降準、MLF等量價工具進行調節。

“金融去杠桿的結果就是金融體系內部周轉減少，這並不可怕，但後果是金融體系內部資金緊張、金融市場利率上升，這也體現在此前大量債券棄發一事上。”他稱，央行在金融去杠桿方面的邊際力度不應繼續趨緊，其實這在前期央行降準、擴大MLF擔保品範圍的行動上已經有所體現。

央行6月1日公布將適當擴大MLF擔保品範圍，新納入的包括不低於AA級的小微企業、綠色和“三農”金融債券，AA+和AA級公司類信用債券，以及優質的小微企業貸款和綠色貸款。此舉是為進一步加大對小微企業和綠色經濟等領域的支持力度，結合近期民企信用事件的增多，更多的是在去杠桿過程中的結構性調整。

盡管近期MLF的質押範圍擴大，一定程度上使得短期內再次大幅降準的預期有所降溫，但盛松成也認為，降準的必要性仍然存在，未來央行將運用量價結合的工具。

此前，IMF亞太部門助理主任詹姆斯·丹尼爾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當前中國16%的存款準備金率仍然是國際最高水平，而且中國貨幣增長模式已然發生改變，2013年以前央行外匯占款是儲備貨幣（或基礎貨幣）增長的主要來源，但目前這種情況已經逆轉，因此存準率應該進一步下降。當然中國也已經從數量型調控向美聯儲式的價格調控過渡，降準的同時完全可以伴隨公開市場利率提升，因此降準並不一定是寬松。

也正是基於上述一系列判斷（金融去杠桿邊際力度不會繼續趨緊），盛松成預計今年M2同比增速將高於去年。

專訪盛松成：防風險要與支持實體動態平衡，引導影子銀行良性發展

2017年中國宏觀杠桿率增速明顯放緩、企業杠桿率首降、影子銀行資產端增速幾乎停滯。在去杠桿已取得顯著成效、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的背景下，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愈發重要。

近期，中國人民銀行參事、調統司原司長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他稱：“過去資金空轉、利率高企，把風險都留給了企業，這是不健康的；但是，受信用事件多發影響，盡管人民銀行通過定向降準等方式支持小微企業融資和市場化債轉股，目前銀行的風險偏好已經大大降低。這恐怕也是近期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寬松難以緩解實體經濟資金緊張的一個原因。”早在6月前，盛松成就提出貨幣政策不應繼續邊際趨緊。

對於“影子銀行”，盛松成認為其是一個中性詞匯，且不應將其“趕盡殺絕”，但要引導其良性發展，因為銀行貸款並不能滿足企業所有的融資需求。他對記者表示，未來應該積極創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進一步有效防控金融風險，引導社會資金流向實體經濟，更好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結構性去杠桿取得明顯成效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要求，把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更好結合起來，堅定做好去杠桿工作，把握好力度和節奏，協調好各項政策出臺時機；近期，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重點研究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問題。在流動性總量保持合理充裕的條件下，面對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必須更加重視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水平。

盛松成認為，之所以從“去杠桿”向“穩杠桿”過渡，首先，我國宏觀杠桿率上升速度明顯放緩，2017年全年上升2.7個百分點至 250.3%；企業和政府部門杠桿率有所下降。2017年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59%，比上年下降0.7個百分點，是2011年以來首次下降，2012年至2016年年均則增長8.3個百分點；政府部門杠桿率為36.2%，比上年下降0.5個百分點，2012年至2016年年均則增長1.1個百分點。此外，盡管居民部門杠桿率在2017年有所提高，從2016年的51.1%提高4個百分點至55.1%，但增幅已經開始放緩，比2012年至2016年年均增幅略低0.1個百分點。

其次，金融去杠桿成效顯著、影子銀行風險得到初步治理。根據穆迪發布的《中國影子銀行季度監測報告》，2017年我國影子銀行資產增長近乎停滯，年底時的總規模為人民幣65.6萬億元，而2016年底為人民幣64.5萬億元。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全年名義GDP增速自2012年以來首次超過影子銀行資產增速，影子銀行資產在GDP中的比例從2016年86.7%的峰值降至79.3%。

他也對記者表示：“未來我國宏觀杠桿率有望進一步趨穩。未來隨著地方政府舉債的更加規範、透明，房地產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將得到有效抑制，這將進一步降低政府部門和企業的杠桿率。而繼續嚴格調控房地產市場也有助於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趨於穩定。”

理性看待實體去杠桿

愈發引起各界關註的是，金融去杠桿導致融資環境趨緊，原來還只是在金融市場上，但現在開始傳導到實體經濟，標誌就是社融增量大降。

例如早前央行公布的5月金融數據顯示，社會融資規模存量182.14萬億元，增速降至10.3%。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影子銀行）增量大降是關鍵因素。同時，在這一過程中，信用事件頻發、金融機構風險承擔的意願大幅下降。

盛松成對記者表示，“在實體去杠桿過程中，信用事件的發生幾乎是必然的，應理性看待，冷靜應對。”在他看來，信用事件頻發，既有企業的內部因素，也會受到融資環境變化的影響，甚至還有突發事件帶來的不可控因素。由於企業自身經營不善導致的違約，是市場出清的正常過程。

但同時他也強調，應盡可能避免由於融資環境趨緊和銀行風險偏好下降觸發違約的風險。既要從嚴對待房地產加杠桿、區別對待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又要對企業正常的融資需求給予更多支持。

“盡管我國信貸供應向銀行表內的回流幫助彌補了影子信貸供應的減少，但銀行信貸承接影子信貸收縮的規模是有限的。因為銀行面臨自身資本和流動性的限制，同時銀行貸款審批流程更為嚴格。很多信用狀況較弱、對影子信貸依賴性較高的邊際借款人在趨緊的信貸環境下，面臨較大的再融資風險。”他稱。

引導影子銀行良性發展

盛松成也始終認為，不應該將影子銀行“趕盡殺絕”，而應積極引導其向好的方向發展。

他分析稱，從防範風險的角度看，銀行貸款並不適合用於滿足企業所有的融資需求。而近期人民銀行發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96.3%。這意味著在所有融資渠道中，實體經濟僅能依靠人民幣貸款融資，其他融資工具、融資渠道幾乎沒有得到有效利用。即便在本世紀初，上述占比也還不到92%。

盡管人民銀行通過定向降準等方式支持小微企業融資和市場化債轉股，“然而受信用事件多發影響，目前銀行的風險偏好已經大大降低。這恐怕也是近期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寬松難以緩解實體經濟資金緊張的一個原因。”他告訴記者。

因而，盛松成認為，當務之急在於要正確理解表外融資與表內融資的關系，在符合監管要求和風險防控的前提下適當保留表外融資，增加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當前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大幅萎縮，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實際上就是銀行為企業融資提供的擔保，往往反映了企業的正常融資需求，尤其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

在他看來，影子銀行實際上是中性的。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實存在、現實反映，實際上不僅在中國有，在其他國家也都有。就我國而言，影子銀行既是市場主動突破金融壓抑的嘗試，在滿足實體經濟的投融資需求、豐富金融產品供給、推動利率市場化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又反映出我國金融發展面臨的諸多困惑，因為伴隨著影子銀行業務發展產生的監管套利、業務運作不夠規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不到位、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問題，道德風險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也加劇了。

“我們既要看到它的實際作用，也要看到它的風險所在，要積極引導影子銀行向好的方向發展。”他稱。

防風險應與服務實體動態平衡

下一步，盛松成認為重點在於——金融防風險應與服務實體經濟有機統一、動態平衡。

“去杠桿既需要控制債務增量，也需要企業、財政和居民收入的增長，而後者要求金融更好地為實體經濟發展服務。如果金融不能服務好實體經濟，最終自身的風險也無法避免。美國當年次貸危機的教訓仍歷歷在目。”

他稱，我國最近一輪房價上漲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房價增速與經濟增長出現背離——GDP增速從2014年12月的7.2%下降至2016年3月的6.7%，而同期房價同比增速反而從5.6%上升至18.3%。高房價使居民的購房負擔加重，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房地產業的高回報率使資金向房地產業集中，實體企業融資困難，對實體企業產生擠出效應。

不過，目前我國宏觀政策正朝著金融防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相統一的方向發展。

首先，日前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下決心解決好房地產市場問題”，“堅決遏制房價上漲”。盛松成認為，中央對房地產調控的堅決態度，有助於資金配置脫虛向實。

其次，國務院金融穩定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對進一步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出了具體工作要求，重點是處理好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關系，為實體經濟創造新的動力和方向，增強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的內生動力。

再者，近期人民銀行會同相關部門印發《關於進一步深化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明確要增加小微企業貸款戶數，擴大小微企業貸款投放，適度降低小微企業貸款成本，建成為小微企業貸款的商業可持續長效機制。為此，央行安排增加支小、支農再貸款和再貼現限額各500億元，合計1500億元，同時將商業銀行單戶授信5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納入中期借貸便利的合格抵押品範圍，支持盤活信貸資金1000億元以上，將小微企業貸款資產支持證券基礎資產由單戶授信100萬元以下放寬至500萬元以下。

此外，盛松成也對記者表示，近日人民銀行與銀保監會、證監會共同研究制定了《關於進一步明確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指導意見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公募產品在滿足期限匹配、限額管理、信息披露的監管要求的前提下，可以適當投資非標資產，且過渡期內金融機構可以發行老產品投資新資產，優先滿足國家重點領域和重大工程建設續建項目以及中小為企業融資需求。此外，《通知》在支持非標回表方面也做出了相應安排，一是MPA考核時將合理調整有關參數，二是支持商業銀行通過發行二級資本債補充資本解決占用資本問題。

“下一步，金融機構應認真落實相應的政策措施，監管部門應密切關註、跟進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努力實現金融防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機統一和動態平衡。”

責編：蘇蔓薏

幣圈自媒體亂象叢生遭強監管，盛松成：未來中國對ICO監管將更嚴

虛擬貨幣又迎一波強監管。

21日，部分微信公眾號涉嫌發布ICO（首次代幣發行）和虛擬貨幣交易炒作信息，違反《即時通訊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被責令屏蔽所有內容，並被永久封停賬號。

22日，北京朝陽區金融社會風險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通知，要求各商場、酒店、賓館、寫字樓等地不得承辦任何形式的虛擬貨幣推介宣講等活動。

23日，江蘇省金融辦向13個設區市政府分別發函，將互金整治拓展到虛擬貨幣及ICO等領域。自2017年9月4日七部委《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發布以來，針對虛擬貨幣領域的嚴監管已持續了近一年。

截至目前，在對ICO平臺、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交易場所的清理整頓方面，已取得了階段性進展，但與此同時，防範ICO、虛擬貨幣亂象仍然任重道遠，風險仍在蔓延。

“風險更隱蔽，治理更困難、管理更複雜、傳染更快速。”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濤認為，這是當前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等新型金融業態或模式的通病。“平臺通過境外註冊，境外交易，通過互聯網金融的手段，資金在無法監控的情況下，繼續進入虛擬貨幣市場，之前的監管效果很難體現。”

針對ICO亂象，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盛松成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一直以來主張虛擬貨幣本質上不是貨幣，並預計未來中國對ICO監管會更加嚴格。

幣圈自媒體亂象叢生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北京市朝陽區金融社會風險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已於8月22日下發《關於禁止承辦虛擬幣推介活動的通知》（下稱《通知》），要求各商場、酒店，賓館、寫字樓等地不得承辦任何形式的虛擬貨幣推介宣講等活動。

“鼓勵區塊鏈，但反對虛擬貨幣，有些虛擬貨幣的推介活動就是打著區塊鏈的名目在做。”有接近北京其他區域金融辦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尚未對所管轄區域下發相關文件。但他表示，此項工作其實自去年來就已開展，禁止管轄區域所屬場所承辦虛擬貨幣推介活動。

對於虛擬貨幣的線下推介活動，一位接近上海金融辦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對於各個區域均有要求，如果了解到相關違規情況，監管也會介入，叫停相關宣傳推介。”

根據《通知》，為保護社會公眾的財產權益，保障人民幣的法定貨幣地位，防範洗錢風險，維護金融系統安全穩定，根據全國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關於進一步開展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交易場所清理整治的通知》規定，要求各商場、酒店，賓館、寫字樓等地不得承辦任何形式的虛擬貨幣推介宣講等活動。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所研究員李虹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舉在金融消費者教育方面，首先有效的保護了金融消費者的投資權益，讓投資者不至於被虛假信息再次誤導。同時在投資者引導方面，免除了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可能會遭遇的市場操縱、洗錢等風險。

此前，ICO非法集資等風險備受關註。隨著虛擬貨幣交易所的清理整頓，一些國內虛擬貨幣交易平臺相繼宣布停止人民幣交易業務，但與此同時，部分平臺將註冊地和服務器搬遷至境外後，仍向炒幣者推薦註冊在境外的交易平臺。

8月21日晚間，多個涉及區塊鏈和虛擬幣領域的微信公號被停止使用。例如，一些微信公眾號頁面顯示“由用戶舉報並經平臺審核，違反《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已被責令屏蔽所有內容。”

“幣圈投資者的投訴是主要原因，微信公眾賬號有投訴處理機制，大量投資者通過微信公眾號投訴這些微信公眾號大號，所以被封。”李虹含表示，有幣圈微信大號存在虛假宣傳、誤導投資者投資虛擬貨幣的問題。

“部分區塊鏈媒體甚至和虛擬貨幣的發幣方項目方聯合起來，利用股市操作手法，在某些虛擬貨幣上坐莊，對虛擬貨幣采取暴漲暴跌的操作，俗稱‘割韭菜’，導致部分虛擬貨幣投資者損失慘重。”李虹含稱。

“錯誤的投資理念，扭曲的理財價值，甚至錯誤的人生價值觀，只是第一個方面。”尹振濤稱，公眾號問題也是之前監管效果不及預期的一個重要原因，自媒體宣傳誤導投資人繼續投資和參與虛擬貨幣，亂象叢生。

他表示，更複雜的方式還有自媒體通過廣告、軟文拿黑心錢；自媒體直接拿虛擬貨幣公司的投資；有自媒體在推銷ICO項目之前，要求免費獲得一定數量的代幣，通過炒高後提前退出；還有自媒體通過寫軟文等操控價格。

還有部分區塊鏈媒體聯合發幣方，對虛擬貨幣進行暴漲暴跌的操作；虛假宣傳、誤導投資者投資虛擬貨幣等問題已經觸碰到了法律紅線。

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認為，為參與傳銷幣項進行宣傳的媒體和提供技術支持的軟件外包公司主觀上明知或應當知道是犯罪活動，仍為其提供幫助，或者特定技術開發只能用於犯罪行為的，將構成幫助犯。

“應定的具體罪名與刑罰當依據傳銷幣發行、運作的本質邏輯，侵害的法益重大性等，依正犯的罪名及刑罰從輕處理或者以單獨的罪名進行刑事處罰。”肖颯稱。

排查風險，地方監管再發力

23日，根據人民日報報道，江蘇省金融辦全面梳理省內各類金融風險，向13個設區市政府分別發函，提示包括特定風險點在內的風險，督促逐一建檔、逐項處置。持續開展互金專項整治，並將整治領域拓展到虛擬貨幣、ICO、校園貸、現金貸等，對摸底排查階段確定的重點對象進行現場檢查和處置。

一位接近上海金融辦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針對虛擬貨幣、ICO的風險排查工作上海自去年就已經開展。“上海基本上虛擬貨幣、ICO平臺已經沒有了，原有的或關停，或跑路國外。目前，如果經監測或投資者舉報，發現一家查處一家。”

也有某省金融辦人士表示，針對虛擬貨幣、ICO等風險排查，其所在省市最近確實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時開展很多工作”。

實際上，監管對ICO的態度一直非常嚴厲。去年9月4日，央行等七部委發布的《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明確指出，代幣發行融資本質上是一種未經批準的非法公開融資的行為，定性為非法集資，隨後開始清理整頓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交易場所和ICO活動。

“經過穩妥有序的組織推進，各地搜排出的國內88家虛擬貨幣交易平臺和85家ICO交易平臺基本實現無風險退出；以人民幣交易的比特幣從之前全球占比90%以上，下降至不足1%。”中鈔區塊鏈技術研究院院長張一鋒表示。

盛松成指出，ICO的迅速發展引起監管層的關註是很正常的。用傳統法律看，ICO具有眾籌、募集資本的功能，放任發展不予以監管有較大的潛在風險。大量的沒有前途的項目甚至本身就是欺騙，不僅讓投資者承擔巨大風險，也讓真正區塊鏈創業的團隊頗多抱怨，實際上造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不良後果。

他認為，政府部門的大力監管對區塊鏈行業是好事，通過治理ICO，驅逐數字劣幣，可以讓區塊鏈發展得更加穩健。他預計，未來中國對ICO的項目監管還會更嚴。

虛擬貨幣應進行更嚴厲監管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目前國際對虛擬貨幣的監管分為幾種模式，一種是完全禁止，禁止金融機構參與數字貨幣交易、禁止ICO；一種是采取差異監管的模式。

例如，2017年7月，美國推出虛擬貨幣監管方案——監管沙箱制度：35000美元交易額以上需要牌照，35000美元以下需臨時牌照，5000美元以下豁免。

盛松成認為，比特幣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因其缺乏國家信用支撐，難以作為本位幣履行商品交換媒介職能。

“比特幣不僅自身沒有實用價值，也沒有國家信用支撐，沒有全社會商品生產和交易作為保證，因而不具有貨幣的價值基礎。如果一國宣布比特幣非合法貨幣，比特幣在該國範圍內就無法流通，也無法承擔交換媒介職能，甚至可能一文不值，連價值貯藏功能都難以發揮。”盛松成對記者表示。

由於比特幣等虛擬貨幣能夠實現點對點匿名轉賬，對於中國資本項目管理和洗錢監管是一大挑戰。盛松成建議，監管層應該根據有關的法律規定，針對利用虛擬貨幣從事違法行為的人進行更加嚴厲的監管。

尹振濤認為，可參考之前網絡遊戲或互聯網公司代幣的管理經驗，將虛擬貨幣定性為虛擬（數字）資產，杜絕其獲得通用性一般貨幣職能，確定其特定使用場景與範圍。

另外，他還建議應盡快研討出臺針對虛擬貨幣市場投資的監管政策，加強信息披露、行業準入及投資者適當性管理要求，並圍繞虛擬貨幣等領域開展的宣傳推廣行為，規範自媒體及其他信息發布平臺。

“雖然媒體管理與金融監管分屬不同部門，但金融投資極易受到宣傳和輿論的引導這也是不爭的事實，針對圍繞虛擬貨幣領域的廣告、宣傳、活動及其他方式的負面影響，應該引起金融監管部門的關註。”尹振濤稱。

責編：林潔琛

盛松成：P2P不會消亡，將合規健康發展

P2P行業“爆雷”不斷，僅最近三個月，超過250家平臺出現不同程度問題，其中甚至包括一度正常運營、累計成交額超百億的平臺。盡管P2P行業在快速擴張的同時，平臺存續率一直不高，但短時間內出現如此嚴重的情況，在P2P行業近10年來的發展中仍屬罕見，引起各界高度關註，也引發了一些社會問題。

近期出現的爆雷潮，使輿論從過去對P2P一窩蜂似的熱捧，迅速轉變為一邊倒地責難和否定，最極端的評論甚至認為99%的P2P平臺都將在這波爆雷潮中消亡。可以說，目前是P2P自該行業誕生以來最艱難的時刻。

不過，從近期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看，監管並非“一刀切”，而是趨於成熟、合理。如今監管已先行，公眾和市場正確看待P2P，以及P2P企業自身的合規經營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P2P落地中國的初衷

P2P是基於互聯網平臺，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前沿技術發展的低成本新型借貸模式。作為舶來品，P2P隨著拍拍貸於2007年成立正式走入中國，並在2012年至2015年呈現爆發式增長。P2P支持了經濟中的薄弱環節，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短板, 促進了普惠金融的發展,也有利於我國金融體系完善。這是當時我國支持並鼓勵P2P行業發展的初衷。

由於我國征信體系不發達等原因,小微企業的經營性貸款和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貸款往往難以達到傳統金融的要求。而P2P顯著降低了借貸雙方的信息搜集成本，超越了傳統社會的熟人借貸模式，突破了傳統金融機構不利於小微借貸的局限，部分滿足了個人消費和小微企業貸款需求，同時也拓寬了大眾理財的渠道。截至今年6月末，P2P貸款余額已接近1.32萬億元的規模。

P2P行業所推動的普惠金融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一是滿足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根據零壹財經的統計，P2P網貸從2007年誕生到2018年7月，累計滿足了約2500萬借款人、7.2萬億元左右的資金需求（不包含線下理財平臺）；扣除凈值標、可確認的假標和自融標，累計借款金額在5萬億-6萬億元。同時，P2P網貸累計為4000多萬投資人（按各家平臺投資人累計，數據包含重複計算的投資人）賺取投資收益4000多億元（不包括待收利息、活動獎勵、返利所得）。

值得一提的是，P2P行業為小微企業提供了大量的短期融資。企業從P2P平臺獲得的短期貸款在過去幾年呈現指數式增長，從2012年、2013年約63.8億元、456.0億元，到2014年首次突破千億元大關，達1233.2億元。隨後，2015年爆發式增長到4000億元，2016年更是翻倍達到8000億元。

二是推動我國消費金融市場發展，促進了內需。消費金融貸款在P2P貸款中的占比從2013年的1.03%上升到2016年的5.07%，規模從11億元大幅提高到991億元，增長了90倍。受現金貸監管影響，大量P2P平臺轉型到消費信貸領域。據估計，2017年P2P平臺的消費金融貸款規模在4000億元左右，是2016年的4倍多，滿足700多萬人的消費需求。

二、P2P的優勢在於信息中介

金融的本質是資金融通，金融機構在其中起中介橋梁作用。這個中介作用可劃分為兩類：一是信息中介，二是信用中介。信息中介就是為資金供需雙方提供信息，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對金融的信息中介作用比較容易理解，大家都能看到，也沒有多少爭議，而對金融的信用中介作用就未必都有深刻的認識，很多人甚至都沒有充分意識到，而這恰恰是現代金融的核心所在。所謂信用中介就是金融中介機構在資金融通過程中，以自身信用作擔保，保證出資人的本金和利息安全，承擔起控制貸款風險的職責。

事實上，P2P誕生之初便是依靠著科技賦能，扮演起信息中介的角色。早在2016年6月,筆者就曾撰文提出P2P應主要定位於發揮“信息中介”職能,因為這恰恰是P2P網貸平臺的優勢。利用大數據和網絡平臺，P2P有助於資金供需雙方直接對接，減少中間環節,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由此彌補傳統金融的不足。傳統金融與互聯網金融並不相互排斥，而是傳承與創新的關系。

但是，我國金融市場“剛性兌付”成風， P2P平臺為了吸引資金，往往也不得不剛兌，實質上成了信用中介。而在信用中介職能方面，P2P目前還遠遠不如傳統金融。一是風險信息不完備。大數據僅涵蓋線上數據，線下數據的獲取主要還得靠傳統手段，而P2P所面對的貸款人一般都是小微企業或個人，針對這部分群體的征信體系還遠未完善，經營狀況、信用風險等關鍵信息難以獲取。二是風險控制手段不如傳統金融。目前大部分P2P風險控制所依靠的房產抵押、風險調查等手段與傳統金融所采用的手段大同小異，而風險控制程度遠不如傳統金融。有些平臺甚至將風險調查外包。此外，P2P平臺的風險補償能力也很不足。

傳統金融不僅從一開始就同時具備信息中介和信用中介這兩個職能，而且其信用中介職能更為重要。所以現代銀行發展了一系列風險管理能力，包括風險識別、風險評估定價、風險控制和風險補償等具體措施，還要求借款人滿足一定的抵押、擔保等貸款條件；放貸後還有貸後監控措施；在貸款出現壞賬時，還有撥備、資本彌補等風險補償手段。可以說，現代銀行的著力點就在於其信用中介職能的發揮上，銀行經營的成果也主要反映在信用中介上。

混淆了信息中介和信用中介，使P2P平臺成了金融風險管理的薄弱環節。但隨著資管新規落地，P2P行業或將迎來其回歸信息中介的發展契機。因為打破剛性兌付逐漸使投資者習慣於無剛兌的投資，也促使投資者的收益與風險承受能力相匹配。重“匹配”而輕“保底”，將凸顯信息中介職能的重要性，引導P2P回歸信息中介的本源。

三、理性看待、冷靜應對P2P“爆雷潮”

根據第三方網貸數據平臺網貸天眼的統計，2018年以來，1月和7月連續兩次出現P2P平臺兌付危機，相繼有241家和252家平臺停業或出現其它兌付問題。如何正確看待這一現象呢？

當前P2P平臺問題確實很多，但不應將其“妖魔化”。除了行業本身存在的問題，P2P頻頻“爆雷”也有市場的客觀原因。我們知道，風險往往在最薄弱的環節爆發。近期市場資金緊張在某種程度上可謂壓在P2P行業的“最後一根稻草”。而恐慌情緒引發的擠兌，甚至借款企業惡意逃債，加劇了風險傳染和擴散。根據網貸之家統計，7月份P2P行業成交量為1447.54億元，環比下降17.6%，同比下跌42.9%。更有730.88億元資金流出，而去年同期有447.43億元資金流入。實際上，任何一種金融業態都經不起大規模擠兌和逃債。

面對P2P行業的信任危機，應嚴格區分問題平臺是屬於具有真實但存在不規範業務的違規平臺，還是沒有真實業務或從事非法集資的違法平臺。一方面，部分問題平臺仍有活期理財業務，繼續進行期限錯配、資金池運作，從事信用中介服務，這些都屬於違規性質，是資管新規出臺前處於灰色地帶的業務，也是行業中的普遍現象，但已經不適合當前的金融監管環境。對於此類具有真實業務平臺的違規操作行為要加強引導，使其合理有序退出或轉型。另一方面，部分問題平臺涉及虛構借款標的、自融等行為，屬於電信詐騙和非法集資性質，嚴重危及群眾財產安全。對於這類虛假或涉嫌詐騙平臺的違法行為則應大力打擊，堅決關停並追繳相關資產。

從目前已發布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可以看出，監管部門對於P2P的態度已較為明朗，即對P2P行業實行“良性引導”，而非“一刀切關停”。8月4日，全國互聯網金融整治辦、P2P專項整治工作小組辦提出“允許合規機構繼續經營”、“條件成熟的機構可按要求申請備案”等九項明確要求；8月8日，全國互聯網金融整治辦下發了《關於報送P2P平臺借款人逃廢債信息的通知》，要求各P2P平臺盡快報送老賴信息；8月12日，監管部門提出十項舉措緩釋網絡借貸風險；8月13日《網貸合規問題檢查清單》108條發布，這意味著全國範圍內的P2P合規檢查正式拉開帷幕。

近期防範化解風險的舉措也表明監管部門對市場穩定的重視。8月16日，中國銀保監會召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開會，要求協助化解P2P爆雷風險。8月22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啟動P2P網絡借貸會員機構的自律檢查工作，防範風險傳染和擴散已成當務之急。

同時，恢複市場信心十分重要。P2P平臺遲遲不能完成備案，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眾對行業的信心。因此，一方面，可以根據《網貸合規問題檢查清單》中的108條規定，加快檢查P2P平臺，允許合規平臺予以備案。另一方面，通過行業協會與平臺間建立起更加完善的行業自律機制，支持合規經營的龍頭企業繼續發展，實現行業存量盤整過程中平臺的合理整合、重組和淘汰。

在外部監管完善的同時，P2P平臺自身也應加強自律和內部監管。爆雷潮加速了P2P市場出清過程，預計未來平臺數量仍將進一步減少，行業集中度將進一步提高，但P2P行業不會消亡，那些合規經營、以信息中介為主的P2P平臺，在行業整合的過程中做實、做強、做大，有望成為行業的中流砥柱。P2P平臺也應向傳統金融機構學習，增強自身的風險管理能力，在利用好大數據等科技金融手段的同時，保證充足的資本金，並實行有效的風險補償措施。

總之，不應以偏概全、全盤否定P2P行業，而應有效發揮其信息中介職能的比較優勢，處理好防風險與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的關系、處理好傳統金融與新興業態的關系,使P2P與傳統金融互為補充，繼續發揮P2P在構建我國多元化金融體系中的積極作用。

（作者系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本文轉載自華爾街見聞，僅代表作者觀點）

責編：林潔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