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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大了】樓市調控，一盤下不完的棋

搶占農村！借助先鋒站計劃 京東在下一盤很大的棋

俄羅斯聯邦遠東土地無償配送計劃 （梁淑怡/圖）

普京總統向中國展示的遠東是一幅誘人的情景：在伊爾庫茨克有俄羅斯最大的金礦產地——蘇霍伊；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有龐大的鐵礦藏——烏道榮格斯克和下安哥拉斯克，以及石油產地——洛道奇諾伊；在圖瓦有很有價值的煤礦藏。

俄羅斯在制定“東傾”政策時，中國一直是舉足輕重的因素。在普京總統的“東傾”決策進程中，隨著俄羅斯國內和國際形勢的發展，尤其是在“烏克蘭危機”發生、歐盟和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不斷強化之中，中國因素的分量越來越重、越來越關鍵。但是，我們也絕不能認為，俄羅斯把自己擺脫制裁造成的困境、把開發這一地區的全部希望都押在了中國的身上。

2015年7月10日，在俄南部城市烏法總結金磚國家峰會和上合組織峰會成果的記者招待會上，俄羅斯總統普京說，為促進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開發，俄羅斯政府采取了若幹措施，其中包括建立為投資者提供部分稅收優惠的跨越式開發區、為初創企業減稅、在遠東地區建立自由港，為那些決定在遠東地區投資的企業提供一系列優惠。

普京說，俄羅斯將很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舉辦首屆東方經濟論壇，他已邀請中國夥伴參與這一論壇。普京表示，中國企業可以參與遠東和西伯利亞開發，相信中國企業在開發這一地區方面可以做出重要貢獻。

此外，普京建議，俄羅斯要和中國夥伴討論歐亞經濟聯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之間的合作問題。普京對俄羅斯國內因將遠東的土地出租給中國而出現的不安情緒作出了表態：“讓中國臨時利用外貝加爾湖地區的11.5萬公頃土地是很好的投資方案。”

普京究竟在想什麽

俄羅斯現在最迫切的是要一條通往太平洋的通道，避開被歐盟和美國封鎖住的西向之路。而能協助它打開這條通道的中國是最佳的、最可靠的夥伴。

普京的這一講話發出了3個實質性的信號。

首先，普京的講話表明，俄羅斯遠東開發政策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俄羅斯國策的“東傾”意圖是從普京擔任第一屆總統時開始的，只是到了2007年才把對遠東的開發作為一個現實問題提出來。這一年，俄羅斯政府提出了《遠東和貝加爾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但直到兩年後，即在2009年離開總統職位擔任總理的普京才批準了《2025年前遠東和貝加爾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這可以算是俄羅斯關於國策“東傾”的意向性階段，這一階段的實質就是“戰略”還停留在設計師們的紙筆上，因意見相左而蹣跚前行。

2012年應該是俄羅斯國策“東傾”發生實質性變化的一年。普京責成經濟發展部制定《東西伯利亞和遠東發展法》。俄羅斯試圖成立一個國家公司——“遠東和西伯利亞國家發展公司”，統管該地區的發展。這家公司的主要任務是“吸引投資來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的領土並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它直屬總統，其他國家機構無權過問。

這一地區包括：阿爾泰、布里亞特、薩哈（雅庫特）、圖瓦、哈卡斯、外貝加爾湖、勘察加、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濱海區，哈巴羅夫斯克區，阿穆爾、伊爾庫茨克、馬格丹、薩哈林和猶太自治州以及楚科奇自治區。

2012年，普京就此法揭示了俄羅斯國策“東傾”的實質。他說：“俄羅斯——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我們的空間我們不僅應該保存，免於外來的威脅，而且要安排好它，形成一個適合於人生活、適合於在我國各地區工作的現代環境。當然，我們應該特別要註意發展東西伯利亞和遠東。這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任務。”他還進一步強調：“我相信，俄羅斯向太平洋的轉向、我國東部全部領土日新月異的發展不僅能給我們提供經濟的新機遇，而且也為實施積極的外交政策增添了手段。”

為了實施開發遠東的戰略計劃，普京於2014年對領導層的人事安排作出了重大調整。其中最引人註目的是，由內務部內務軍的司令員來擔任西伯利亞和北高加索聯邦區的總統特命全權代表：西伯利亞聯邦區總統特命全權代表——內務部內務軍總司令尼古拉·羅戈什金；北高加索聯邦區——北高加索內務部軍隊聯合集團軍司令員謝爾蓋·梅利科夫。

回顧一下歷史，就會發現普京在第一屆總統任期內，打贏了車臣戰爭後，派往各聯邦區的總統全權代表都是大軍區司令員。現在，內務軍總司令掌管西伯利亞和遠東的事務，與其說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不如說是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決策。其指向性更為明顯：保障國土的安全和保證西伯利亞、遠東、北極地區在俄羅斯控制下。普京總統下令讓國防部建立一支北極地區集團軍，以保衛俄羅斯在這一地區的利益。

其次，普京總統在講話中提出了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合作問題。普京強調了俄羅斯國策的一個主要基點——“歐亞經濟聯盟”，並且將其與“絲綢之路經濟帶”並列。

普京所透露的意思是：俄羅斯東西伯利亞和遠東開發政策是為俄羅斯的利益服務的。普京向中國展示遠東的潛力和商機，是有著特定前提的——那就是一切不得損害俄羅斯的利益。俄羅斯現在最迫切的是要一條通往太平洋的通道，避開被歐盟和美國封鎖住的西向之路。而能協助它打開這條通道的中國是最佳的、最可靠的夥伴。

再次，出租遠東的土地。這一政策是作為遠東開發的實際措施提出來的。2015年1月19日，當時的遠東聯邦區總統全權代表特魯特涅夫向普京提出了出租的具體建議：“建議向遠東的每個居民或者想來到遠東的每個人提供1公頃土地，他可用來從事農業、經商、林業和狩獵業，用期為5年”。隨後，普京簽發總統令批準了這個建議。它標誌著“東傾”國策的深化。這一深化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一是遠東土地太多，二是居民卻太少。特魯特涅夫在給普京的報告中說：“今天在我們那里國有土地為6.14億公頃。”而遠東地區的面積為俄羅斯全部領土的36%。至於人口，那是另一番情景：該地區的總人口為640萬人，居民的密度在全俄羅斯是最低的：每平方公里為1.1人。

現在，普京總統把出租遠東的土地特別提出來，顯然是想解決那里的人口過少、資金太缺，而土地又太廣闊的問題。當然，還遠不止是這些問題，更讓普京關註的是：這些土地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所起的至關重大的作用。在特魯特涅夫匯報時，普京曾警覺地提問：“這6.14億公頃土地”是國防和安全用地嗎？"

從普京總統的一系列講話可以看出，俄羅斯的遠東開發政策具有對俄羅斯的利益須臾不可偏離的指向性。

俄羅斯最缺什麽？

俄羅斯國內的大公司、大的潛在資金來源尚處於觀望等待階段，而來自西方國家的投資卻是愈益收縮。所以，俄羅斯期望來自東方的投資。

在對東西伯利亞和遠東的開發中，俄羅斯目前最需要的是投資和勞動力。俄羅斯國內的大公司、大的潛在資金來源尚處於觀望等待階段，而來自西方國家的投資卻是愈益收縮。所以，俄羅斯期望來自東方的投資。盡管俄羅斯政府鼓勵居民遷到這里來，但是習慣於大城市和現代生活的俄羅斯人卻不可能舍棄他們已經擁有的一切的，這也是俄羅斯開發這一地區難以解決的難題。

向遠東移民，甚至用強迫手段遷移居民，是俄羅斯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沈重一頁。當然，現在的俄羅斯政府不可能重走此路。但俄國的歷史因素顯然對普京“東傾”決策有相當深刻的影響。

在這個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對西伯利亞和遠東的開發，國策的“東傾”都曾使處於激變甚至衰敗進程中的俄羅斯 “中興”起來。在沙俄，最突出的例子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東傾”政策。1855年，登基不久的亞歷山大二世面對的是這樣一個俄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威信嚴重受損，地位從一個強國淪落為二流的國家。此時的俄國面臨歐洲強國（英國、法國、奧地利、普魯士，後來還有統一起來的德意誌帝國）的包圍、制裁和孤立。亞歷山大二世決定重振雄風，改變國策，給外交大臣提出了4點指示：一、擺脫俄國在國際舞臺上被孤立的狀態；二、恢複俄國作為一個大國強國的地位；三、取消巴黎和約的屈辱性條款（禁止俄國擁有艦隊和在黑海有軍事要塞）；四、鞏固俄國與鄰國，以及中亞和遠東國家的邊界。這大概是俄國歷史上最明顯的一次國策“東傾”。

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時，他的重臣斯托雷平為了挽救俄國的衰敗，也把目光轉向了遠東。其“土地改革”的重點就是鼓勵居民移民遠東，期望對這塊土地的開發能拯救奄奄一息的皇權。

在蘇聯時期，斯大林工業化時期的一個重大標誌就是向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大量遷移人口，采用各種手段（包括強迫的）全力高速開發荒涼的遠東地區，最終在那里形成了一個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群集的地區。而到了上世紀70年代，蘇聯執政者在貝加爾湖的北端建造了橫貫東西的第二條大鐵路——貝阿鐵路。在東部濱海區修建了一系列海港。“東傾”國策所做出的成果在蘇聯解體後逐漸淡漠，有的甚至化為烏有。

普京總統非常崇拜斯托雷平，並且高度贊賞上世紀30年代的工業化決策。如今，俄羅斯的“東傾”國策除了一系列現實因素外，歷史的因素和影響顯而易見。

盡管如此，普京總統向中國展示的遠東是一幅誘人的情景。這一點，從幾個例子就可看出端倪：在伊爾庫茨克有俄羅斯最大的金礦產地——蘇霍伊；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有龐大的鐵礦藏——烏道榮格斯克和下安哥拉斯克，以及石油產地——洛道奇諾伊；在圖瓦有很有價值的煤礦藏。

東西伯利亞和遠東確實是個寶地，那里無限的潛力孕育著無窮的商機，遠不是租種一些土地就能概括的。而那里的商機又是和現代科技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僅僅靠手耕勞作不能挖掘那里的潛力。投資新產業、新技術、投資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投資勞動力的管理和使用，投資基礎建設，無疑會是有價值的商機選擇。

中國人要當心什麽

對於外來投資者，俄羅斯人一直懷有戒心，那種不信任感和生怕外來者拿走了俄羅斯利益的習慣勢力很強大。

但面對遠東的商機，投資者仍會碰到一系列潛在的不利因素。

首先，可能是俄羅斯的安全和利益問題。對於外來投資者，俄羅斯人一直懷有戒心，那種不信任感和生怕外來者拿走了俄羅斯利益的習慣勢力很強大（尤其是在東西伯利亞和遠東這些交通不便、人際交往不暢、現代生活影響淺的地區）。比如說，在俄羅斯上下兩院中，就有人擔心將土地出租給中國，會造成中國對這些土地的兼並。但也有清醒的頭腦，比如上院主席馬特維延科針對此議就表示：“在出租土地的協議中，我們會寫清下述問題：我們的利益應該得到嚴格的保障，我們出租多少土地，以什麽樣的條件出租，我們準備引進多少外國工人，要保證給當地人創造多少就業位置。”普京讓內務軍司令擔任在遠東的全權代表，加強這一地區的安全保衛工作並不是無的放矢。

其次，可能是各國在這一地區的競爭。有些中國人已經習慣於把普京總統示好的話語看成是唯一的標尺，把在俄羅斯受到制裁的困難時期我們所提供的幫助過分誇大了。

事實上，普京總統展示遠東的商機並不完全是針對中國的。在烏法峰會的同一次講話中，他還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將利用所有的手段來與所有國家——與美國，與歐洲國家，與亞洲國家進行合作。但是，當然我們將積極地發展首先是那些想和我們合作的國家的關系。”

因此，這里我們要搞清兩個誤讀：一是，認為俄羅斯與美國是解不開的死對頭的觀念。事實上，在當今世界上，國與國的關系早就不是那種非友即敵的僵化狀態了，有時是友，有時是敵，全看自己國家的利益需要了。而在普京總統的眼中，俄羅斯利益卻是永恒不變的標準。二是，似乎中國是俄羅斯的唯一選擇。對俄羅斯來講，似乎並不完全是這樣。俄羅斯把中國看成是“想和我們合作的國家”，而想和俄羅斯合作的潛在國家有的是。面對遠東這塊大蛋糕，美國難道不想嗎？只不過是在等待合適的時機而已。事實上，即使因“烏克蘭危機”引發俄美對抗，這兩個國家之間的經濟甚至軍事合作也並沒有完全中斷。

第三，可能是利用遠東商機者之間的不協作和不正規化操作。在新俄羅斯聯邦存在的近二十幾年中，這種情況時有出現，嚴重影響了中俄之間的正常合作。因此，在新時期，以公司、集團的力量、以新科技的手段開發遠東地區應成為中俄合作的主流。

此外，必須預防在中俄合作史上曾經出現過俄羅斯軍警肆意沒收華商財物的“莫斯科大市場事件”，或遠東地區“炮打中國船只”的事件。

總之，中國參與遠東的開發，將會引起整個東北亞格局的變化，對太平洋地區以至整個世界的戰略動向產生深刻的影響。俄羅斯在制定“東傾”政策時，中國一直是舉足輕重的因素。在普京總統的“東傾”決策進程中，隨著俄羅斯國內和國際形勢的發展，尤其是在“烏克蘭危機”發生、歐盟和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不斷強化之中，中國因素的分量越來越重、越來越關鍵。但是，我們也絕不能認為，俄羅斯把自己擺脫制裁造成的困境、把開發這一地區的全部希望都押在了中國的身上。

811汇改周年记：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http://www.xcf.cn/tt2/201608/t20160812_775888.htm

http://www.xcf.cn/tt2/201608/t20160812_775888.htm　1994年汇率并轨，我国就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让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改革既定的方向。2015年8月11日，优化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这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迄今，“8.11”汇改已历时近一年时间，初步实现了提高中间价市场化程度和基准地位的改革目标，抵御了资本流动逆转的冲击，成绩来之不易。但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仍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8·11”汇改取得的主要成效 

　　中间价形成市场化程度提高。2015 年 8 月 11 日，强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要参考上日收盘汇率，以反映市场供求变化。 2015 年 12 月 11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强调要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以更好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 2016年2月，在央行与14家报价商深入、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明确了“上日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现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 

　　据有关银行人士披露，在新的定价机制下，中间价与各家行的整体报价平均值差距越来越小，各家行报价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这体现出中间价形成机 制的市场化和透明度越来越高。在当前形势下，这套报价机制较好兼顾了既要稳定汇率预期、又要增加汇率弹性，既要防风险、又要推改革的目标。 

　　中间价基准地位进一步增强。汇改之前，境内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CNY）较大偏离中间价，且长期在贬值区间，汇率中间价的代表性不 强。甚至如果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交易价持续偏离中间价达2%以上，这可能构成双重汇率安排，涉嫌违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一般义务。 

　　“8.11”汇改之后，交易价相对中间价，以及开盘价相对中间价的偏离趋于收敛，且交易价和开盘价围绕中间价上下波动。“8.11”汇改以来到 2016年6月底，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相对当日中间价的最大波幅日均为0.22%，远低于2015年初至汇改前夕日均1.53%的水平（见图 1）。这表明中间价反映的市场信息已经较为充分，其基准地位得到加强。 

　　图1：2015年1月1日-2016年6月30日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相对中间价最大波幅

资料来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境内境外汇率差价趋于收敛。受贬值预期影响，“8.11”汇改当日至当年年底，境内外日均差价440个基点，有时境内外差价达上千点以上。进入 2016年以来，上半年境内外日均差价收窄为161个基点（见图2），一定程度反映了人民币汇率预期的改善，并抑制了跨市场套利。同时，境内外汇率差价缩 小，还消除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在人民币汇率取值方面的技术障碍。 

　　图2：境内外日均汇率差价（单位：个基本点）

资料来源：路透社

　　央行市场沟通能力得到锻炼。我国外汇市场已具有明显的多重均衡特征，市场预期对于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走势具有重大影响。“8.11”汇改 是对我国央行市场预期管理能力的极大考验。从初期的少说多做，到后来的边做边说，央行在市场沟通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016年前4个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阶段性企稳后，5月起又重新走低，但并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引起海内外市场震荡，国内股市延续自我修复、自我 调整进程。因为市场理解，这一轮人民币汇率调整，主要是因为美联储加息预期和英国脱欧公投推动的美元走强所引起的，而不是货币竞争性贬值。据报道，7月 21日，美国财政部官员公开表示，人民币近期下跌并非受政策驱动，中国试图阻止人民币进一步贬值，而非操纵汇率，让人民币走软。 

　　6月份，境内人民币市场汇率CNY突破6.60甚至盘中见到6.70元人民币/美元，但当月，央行外汇储备余额不减反增134亿美元，5月份减 少279亿美元；央行外汇占款减少977亿元人民币，虽然较前两个月每月500多亿元的水平有所增加，却远低于一季度每月平均3391亿元的水平（见图 3）。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在市场沟通和预期管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期间，总裁拉加德对中国记者表示：“非常感谢周先生，我们提出担忧后，他非常迅速地采取行动，加强了与市场的沟通。” 

　　图3：2014年1月-2016年6月央行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变动（单位：亿美元；亿元人民币）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外汇市场建设取得新的进展。虽然汇改后境内外汇市场经历了一些震荡，但推进外汇市场发展的步伐没有停滞。“8.11”汇改以来，我国开放境内银 行间外汇市场，便利境外机构到境内进行人民币外汇兑换和汇率风险对冲，更好支持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货币；在拓宽境内外市场主体交易渠道的基础上，延长银 行间市场交易时间，促进境内外人民币汇率趋于一致；增加公布人民币汇率参考汇率，进一步提高市场汇率形成效率，方便市场汇率风险管理与财务核算；建立外汇 市场自律机制，提高外汇市场交易规范化水平，促进市场有序运行。 

　　资本账户开放迈出新的步伐。根据跨境资本流动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继续推个别资本交易项目双向开放的同时，重点推资本流入方向的交易及汇兑开放。 如期推出内地香港两地基金互认业务；进一步开放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简化本外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外汇管理；推广跨境本外币融资宏观审慎政策；跨境人民 币支付系统（CIPS）第一期正式投入使用；研究推出深港通和沪伦通业务；放宽乃至取消资本项目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金结汇和外债结汇限制。 

　　2015年，我国实现部分可兑换以上的资本交易项目达37项，比例提高至92.5%，不可兑换项目仅剩3项（包括非居民境内发行股票类证券、非居民境内发行货币市场工具、非居民境内发行衍生工具和其他工具），较2009年72.5%的可兑换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2015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人民币符合“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并批准从2016年10月1日起正式纳入SDR篮子货币，这是对我国人 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可兑换国际化进程的肯定与鞭策。6月29日，英国脱欧公投通过后不久，中国财政部在香港成功发行140亿元人民币计价的国债， 这反映了在主要货币金融资产普遍低收益甚至负收益情况下，高收益人民币金融资产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 

　　宏观审慎管理做了新的尝试。上次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应对资本流出、汇率贬值压力，在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背景下，我国通过启用进出口报关单联网核查系统，增强了经常项目汇兑真实性审核的技术手段，堵住了假报关单进口骗汇的漏洞。 

　　这次，配合“8.11”汇改之后“稳汇率”工作的需要，当局尝试引入了一系列宏观审慎措施，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逆周期调节，包括：对远期购汇 性质的衍生品交易征收外汇风险准备、对境外在境内人民币存款征收存款准备金、对境外人民币业务参加行到境内平盘提高交易手续费率，等等。这是在开放条件下 进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一种探索，坚持以市场化的、价格的手段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符合国际惯例。 

　　资本流出压力得到一定缓解。自2014年二季度起，我国就开始呈现资本外流压力。“8.11”汇改后，受贬值预期影响，“藏汇于民”（反映在金 融账户“资产”项下）与“债务偿还”（反映在金融账户“负债”项下）渠道叠加，资本外流加速（见图4）。进入2016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企稳、美元汇率 回调，以及汇率预期和资本流动管理加强，我国资本流出势头有所减缓。 

　　2016年一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资本净流出1234亿美元，环比下降26%。上半年，反映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结售汇逆差合计 1726亿美元，环比下降59%；其中，一季度逆差合计1455亿美元，二季度逆差合计271亿美元，二季度环比回落了81%（见图5）。上半年，外汇储 备余额减少1252亿美元，环比下降66%；其中，一季度减少1178亿美元，二季度减少74亿美元，二季度环比回落了94%（见图3）。外汇储备规模下 降势头减缓甚至回升，对稳定市场预期起到了积极作用。 

　　图4：2014年一季度-2016年一季度资本流动情况（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图5：2011年1月-2016年6月境内外汇供求状况（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深化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汇率波动容忍度有待进一步增强。长期以来，不论海内还是海外，不论市场还是政府，都习惯了人民币汇率只能涨不能跌，甚至 把人民币汇率的重要性等同于美元利率，视作世界经济的两块“压舱石”。结果，“8.11”汇改触发了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贬值恶性循环。实际上，加快 资本账户开放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我国既定的改革目标，那么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就是其中应有之意。 

　　成熟的市场必须要有成熟的市场参与者。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是能涨能跌、能上能下的。唯有市场能够走出人民币汇率只能涨不能跌的“魔咒”，以平 常心看待人民币汇率的涨涨跌跌、双向波动，而不是对汇率涨跌做道德判断和过多解读，那么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才能够克服“水土不服”，最终走向“清洁浮动”的 理想彼岸。 

　　中间价定价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2016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仅下跌2.1%，市场价仅下跌2.3%，而外汇交易中心（CFETS）、 国际清算银行（BIS）和SDR口径的三个人民币汇率指数却分别下跌了5.9%、5.5%和3.1%。人民币双边汇率基本稳定，而多边汇率调整幅度较 大。 

　　出现这种情形，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的设计有关。根据现行报价机制，每日银行间市场开盘前，做市商根据上日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变化情况，计 算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需要变动的幅度，并将之与上日收盘汇率加总，得出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在目前市场环境下，银行间市场外汇供不应求通常 导致收盘价相对当日中间价贬值，国际上美元汇率走强又导致篮子货币指向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从而形成了双贬驱动机制。 

　　反过来，如果未来遇到国内外汇供大于求、国际上美元汇率走弱的情形，又可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双升驱动机制。另外，正如周小川年初接受专访时指出的，对于一篮子货币的参考程度，也是逐渐提高的过程，同时未来的机制设计还可跟随宏观经济走势和外汇供求关系而不断调整。 

　　市场沟通技巧有待进一步提高。汇改以来，央行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加强和改进市场预期引导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市场沟通、预期管理“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首先，本身对于同一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法，很难讲用那种角度和看法与市场沟通更好，尤其是政府内部本身意见就不统一的时 候。其次，市场沟通总会面对不同的受众，大家需求不同、角度各异，舆论引导难以面面俱到、众口难调。 

　　再次，任何政策选择总是有利有弊，因此，政府无论怎么做，市场都不可能完全满意，都可能会受到市场批评。最后，提高政策和数据透明度本身也是成 本的。例如，由于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机制过于透明，现在市场可以预先判断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方向甚至具体水平。6月30日，路透社报道央行准备年底让人民币汇 率贬到6.80元人民币/美元，据说就是某市场人士根据央行的中间价定价公式，做一些情景假设后推算出来的。央行不得不立即出来辟谣，以平息市场波动。 

　　资本流动管理有待进一步改进。理论上讲，应对资本流动冲击，无非就是汇率浮动、外汇干预、资本管制三类外汇政策工具。前者负责价格出清，后二者 负责数量出清。我们不可能既不想动汇率，又不愿动外汇储备，还不想用管理手段（笔者称之为应对资本流动冲击的新“不可能三角”）。 

　　这次应对资本流出的冲击，我国是三个工具一起使用，其中资本流动管理是一个重要手段。关于资本流动管理，除了引入宏观审慎措施和放松资本流入与 结汇限制外，还通过加强银行结售汇和跨境人民币业务真实性审核来平衡资本流出压力（见表1）。这基本没有改变现行法规，兑现了中国政府不重走资本管制老路 的承诺。然而，柔性的窗口指导多、硬性的法规文件少，影响政策透明度和依法行政。这可能抑制国际资本流入的热情，同时加大执法的随意性和风险性。 

　　表1：201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应对资本流出压力的外汇政策选择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货币政策独立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开放经济的“三元悖论”告诉我们，在货币政策独立、本币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最多只能实现两个目标。正 如周小川行长在G20上海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指出的，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考虑国内宏观经济的整体情况，而不会是过度基于外部经济或 者资本流动来制定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明确了在“稳增长”与“稳汇率”目标冲突时，国内货币政策是“稳增长”优先。 

　　记者会后不久的3月1日，根据基本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我国央行再次降准、降息。然而，为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抛售外汇储备造成的央 行外汇占款减少，无疑会对货币政策独立性造成一定干扰。同时，在产能过剩、通货紧缩趋势下，货币政策有效性本身也会因为陷入“流动性陷阱”而受到制约。 

　　另外，独立的货币政策需要有锚，过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就扮演了货币锚的角色，起到了引导市场预期的作用。现在放弃这个目标，而没有建立起新的市场可信的替代锚，独立的货币政策就难以充分享受汇率浮动带来的好处。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